第七章列宁主义的恢复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革命的良心：苏联党内反对派》（1960）

第七章列宁主义的恢复

一、新经济政策-是策略还是演进？
二、控制工会
三、党内紧张气氛
四、作为政治权力的党的官僚政治

　　共产党内实行严格的纪律和保持统一这一决定是克服苏维埃一九二一年危机所采取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步骤。在此期间，党和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也有所缓和，革命正在降温。共产党抵挡住了反革命势力的威胁，并逃脱了它的先例，即法国革命的命运，从而渡过了它自己的第九个“热月”。

一、新经济政策——是策略还是演进？

　　列宁一下子驱散了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一年冬笼罩着全党的沉沉乌云——争论、紧张关系和动乱；同时，随着党内的调整他向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取消深恶痛绝的战时共产主义的措施，即废除在农民中强制推行的粮食征集制。取而代之的是，采用了带有具体义务规定的“实物税”办法，并不由国家完全控制粮食供应。自由粮食贸易意味着战时共产主义的结束，这一点不久就清楚了。另外，党还几乎一致决定采取标志新经济政策已开始实行的一些措施。因此，列宁在一九二二年向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报告说：“我们没有任何意见分歧，所以没有，是因为大家都很清楚，实际上必须采取另一种途径来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1]
　　随着采用实物税办法接踵而来的是一系列人们早已熟悉的旧机构的复活（不过往往是以新的名称出现而已）；私人贸易也逐步合法化了，它在一年之内就占了整个零售额的四分之三。^[2]无数小型工业企业又转到了私人企业家和合作社手中，由“那些赞成新经济政策的人”组成的臭名昭著的新阶级一夜之内破土而出。即使在收缩了的国营企业范围内，也发生了许多变化。极其臃肿的管理机构实行了分权，部分权力下放给了国营的、但在财政上是独立的“托拉斯”。废除货币的企图已被忘却，就连国营机构之间的交易也开始运用传统的市场和价格制度。列宁称这种新的社会制度为“国家资本主义”。
　　新经济政策是在没有遇到许多反对的情况下被采用的，它显然也为苏维埃政权展现出一幅全新的前景。当时，国际革命远未到来，这是不容变更的事实。根据“不断革命论”的设想，俄国革命者在此状况下不可能保住政权和实现自己的纲领，但俄国革命者却不得不在这种情况下进行革命。为此，列宁提出了“一系列的措施和过渡办法”，并解释说：“我们在贸易国有化和工业国有化方面……做得过分了。”“我们知道，在其他国家的革命还没有到来时，只有同农民协议，才能拯救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3]如果人们多少灵活一点去领会这种解释，那么人们就会发现，这里，一种制度已经产生了，它与列宁过去提出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这一旧形式有某些相似的地方。
　　新经济政策只是一种不稳定的妥协，它更多是出于政治康因，而不是出于经济原因。在普通党员中，失望情绪很大；共产主义青年团在两年之内就失去了近一半的成员，并出现了一个自杀的浪潮。^[4]极左集团不顾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给予它的多次打击又回到了战斗岗位上，并想从“工人国家”向富农和外国资本家求爱的事件中获得政治资本。为了讨论新的问题，各地建立了许多“争论俱乐部”，但党领导很快又将它们解散了。^[5]
　　最严重的问题是提升到领导岗位上来的温和左派干部开始提出的问题，新经济政策是近期计划还是远景规划？它是“策略”还是演进？拉林对新经济政策和战时共产主义作了对比和评价，他说：如果说战时共产主义是革命的“官僚主义邪恶”，那这条新路线就是“资产阶级邪恶”。他警告性地解释说，带有对资本主义让步性质的新经济政策不是一种成就，而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恶事，是一种策略和退却……，其目的是使工人阶级更容易地生存下去，直到欧洲革命进入一个新的高潮为止”。^[6]
　　起初，有关新经济政策问题的讨论主要是在理论上展开的，因为所有党团都一致认为：必须放慢步伐，必须与农民和解。但不久就对未来的经济政策提出了一些具体的问题。俄国工业能发展多快？中央的经济计划在多大范围内才是可能的？被排挤出党中央书记处而在从事经济理论工作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现在则作为加速计划性和工业化的拥护者出现。他解释说：“我们的力量就在于，我们周围的小资产阶级世界……不知道……将应从社会主义岛屿一方期待什么意外的礼物。”^[7]他在许多著作中阐述道：

　　“在经历了两年或三年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和平共处之后"，俄国社会主义为了它的继续存在必须全力转入进攻。为此，积极推行工业化是必要的。为了未来的国家经济利益，只有靠剥夺农民才能获得必要的资金。^[8]

　　在新经济政策上的意见分歧再次使列宁主义者和温和的左派分子之间出现了裂痕。一九二一年，这两个党团为了压制极左反对派曾集合在一起，但现实危机一被克服，在未来的经济方针上的分歧就又撕开了它们之间很深的裂缝。这两个集团都决心维护共产主义制度，并承认，俄国革命的孤立状况给它们设置了许多障碍。然而，它们却以完全不同的态度来对待这些问题：一个要谨慎退却，另一个要勇敢前进。因此，它们很快就形成了对立的阵线，并在一九二三年底爆发了敌对行动。但在党内生活中，首先必须克服反对极左分子斗争所造成的影响。

二、控制工会

　　实行新经济政策，这就决定了在工会问题上必然出现争论。列宁主义的工会纲领是建立在不很乐观的，所以也是最现实的前提之上的。如果人们同意新经济政策并承认实行退却的必要性，那么就必然应得出结论：工会必须被排除出企业的管理。
　　当然，要制订出新的、具体的工会政策还需要一段时间。很明显，列宁本人对这个问题没有十分注意，而他的追随者却一直注意要坚决同一九一八至一九二〇年间一度盛行的、强调工会作用的思想作彻底的决裂。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以三百三十六票对五十票（赞成托洛茨基的观点）和十八票（赞成工人反对派的观点）的压倒多数通过了一项关于工会问题的长篇决议。^[9]它的撰写者季诺维也夫竭力想给人以一种印象，好像战时共产主义的工会学说，特别是由全俄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和一九一九年的党纲所解释的工会学说还完全有效。以正统的雾幕来掩饰方针的转变，这是他们惯用的手法。然而，这一点是相当清楚的，即一九二一年的工会政策发出了一种新的语调：“迅速使工会国家化将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像列宁主义者在争论时期已经强调的那样，工会应起“共产主义学校”的作用，在提高生产率方面应起企业领导助手的作用。它们的管理权限似乎相当大，但并不明确。党声明说它有无限的监督权利，并应将这一权利立即贯彻到实践中去：“俄国共产党无疑仍然像过去一样通过党的中央组织和地方组织领导工会的全部思想工作。”托洛茨基在运输部门使用的行政管理办法被指责为一度偏离了党公开宣布的“工人民主制”路线的错误作法。^[10]（实际上，运输部门中政治组织和工会组织的半军事体制却被保留了。^[11]）
　　也就是说，方针已定：工会的职能应当滅少，工会应受党的严格控制；除此之外，还要将工会本身引到新的路线上来。在某些情况下，还要求在工会（工人反对派的据点）里显示党的政治威力。为了争夺工人反对派最大的工会力量中心（梅德维捷夫领导下的冶金工人工会^[12]）的统治权，一场前哨战开始了。当冶金工人于一九二一年三月举行其代表大会时，党中央委员会向它提交了一份工会领导候选人的提议名单。代表们否决了党提出的人员名单。但这一举动是无济于事的，党领导不久就将他们的人安插进了工会领导，反对派也分化瓦解了。为了使药丸起到更苦的作用，人们没有批准施略普尼柯夫出于抗议而提出的辞去中央委员职务的要求。^[13]
　　在工会自治与党的领导问题上的最终较量很快在全俄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展开了。^[14]在党员代表的一次集会上，托姆斯基按常规将一份关于工会任务的提纲提请会议予以接受。表决本是一种形式，但人们对提纲却提出了其中的一项漏涧，它没有提到采用“无产阶民主方法”，而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正是试图以此来平息普通党员的不满情绪。当时曾跳出来指责不民主行为的梁赞诺夫提出了一份修正案，它在字面上与党代表大会决议的有关章节几乎完全一致：“党应当特别慎重地采取正常的无产阶级民主方法，尤其在工会中应当如此，因为在工会中比在任何其他地方更需要由有组织的群众自己来推选领导者。”^[15]很自然，代表们根本看不出在这一修正案中有什么背离官方路线的倾向（托姆斯基显然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梁赞诺夫的提案顺利地通过了——据记载，这项提案以一千五百票对三十票而获得通过。
　　党领导对这次计划失败的反应是，立即限制工会的自治权。托姆斯基因此被断然排斥到会议之外。看来，列宁已与布哈林和斯大林联合起来，以便使工会工作者恢复理智。令人讨厌的章节也被从工会的正式提纲中删去，而代表大会的义务就是接受正确的文本。党的领导立刻使用了他们所要求的对工会工作者的支配权，并禁止梁赞诺夫继续领导工会活动。斯大林受委托对托姆斯基把会议引向歧途的错误进行调查，结果是：工会主席被免了职，并被降为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候补委员，而且受党的委任，被派往土耳其斯坦（这是一种行政处分的常用形式）。自一九二〇年起就担任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的鲁祖塔克同样被免除了职务，并与托姆斯基一道被派往边疆，担任党的中亚局领导工作。
　　当列宁主义的工会领导人（尽管他们赞成工会应发挥新的有限的作用）由于过多地允许工会实行自治而受到处罚时，过去曾拥护国家化思想的安德烈耶夫却重新得到了重用。他受委托提出了^[16]一项决议提案，根据这一提案，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最能保证党的影响得以实现的机构）可获得对地方工会组织（它们都曾是工人反对派实力最强大的地方）的直接支配权。这一提案遭到了坚决的抵制，人们试图通过一项修正案使安德烈耶夫的计划遭受失败。修正案的表决结果是四百五十三票赞成，五百九十三票反对。这一结果表明，要求实行自治的反对派是多么强大，言论自由的要求是多么强烈。尽管党只是以微弱的多数取得了胜利，然而问题就此已获得解决。安德烈耶夫作为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成了托姆斯基的继承人，党对工会中共产党人的绝对统治得到了确认。^[17]（安德烈耶夫后来成了斯大林的心腹，并开始在党的机关中飞黄腾达。他于一九二六年成了政治局候补委员，一九三二年为政治局委员。也许由于他清白的历史，他在三十年代的清洗运动中幸存下来了，直到一九五〇年仍是党的领导人。然后，在与赫鲁晓夫就集体经济问题发生争论之后，他失宠了。他现在还活着，但显然是处于休养状态，不过他还是中央委员。）
　　当一九二一年行将结束，新经济政策的本义越来越明显时，官方关于工会作用的设想又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恢复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工作愈向前发展，工会在生产中的负责使命就愈谈不上。这时，工会作为工人利益的代表的传统作用已更为明显地突出起来，它作为党的政治辅助集团在苏维埃中的特别职能也同样突出起来了。在这段时期内，托姆斯基和鲁祖塔克又受到了宠爱；而托姆斯基（流放显然已使他变成了服从领导的助手）又成了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
　　从形式上看，一项新的工人政策已被写入党中央政治局一九二二年一月通过的决议。^[18]此后，工会在经济战线上的主要任务就是保护工人免受资本主义分子侵犯，而苏维埃政权为了重新建设经济而不得不容忍资本主义分子的存在。在形式上，已不再禁止罢工，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头几年也常常出现罢工）同时，失业的威胁已成为苏维埃厂经理手中一把重要的戒尺。当然，人们也期望工会能考虑民族利益，从而为提高生产作出贡献；然而又有以下的限制：“……工会对企业管理进行任何直接干预，都必须认为是有害的，不能允许的。”工会在政治方面的任务是：使群众与党保持联系并抵制来自各方面的“小资产阶级的影响”，也就是指从孟什维克直到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这些人“相信他们所鼓吹的一般‘民主’、‘平等’、‘自由’的超阶级意义”。在由新经济政策创建的混合经济的条件下，工人运动中“矛盾”和争论有可能发展，这也是许可的。然而，这仅是进一步强调党的优先地位的一种理由：“因此必须有一个最高的权威机关及时地解决这些纠纷。这种机关就是我国共产党……。”^[19]
　　一九二二年秋，工会问题不再是政治问题了，而且托姆斯基又担任了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的职务。安德烈耶夫被降为铁路工会主席，但他仍受党领导的宠爱并在中央委员会里保持一个席位，而且在一九二二年春召开的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20]直到一九二八年，工会机关一直是党领导在组织方面推行严格政策和在经济方面推行谨慎政策的一个可靠的支柱。托姆斯基于一九二二年被接受为政治局委员，他在新经济政策实行的最后几年里是党领导的主要成员。当时代发生变化和斯大林开担为国家航船开辟新的航向时，托姆斯基加入了左翼反对派，而工会又成了政治辩论和组织斗争的中心。

三、党内紧张气氛

　　尽管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从形式上谴责了派别活动，但工人反对派仍作为民主集中派的集团而存在着。此外，在边缘地区的党组织中出现的许多零散的小集团也给党领导带来了忧虑，这些小集团是：由格·伊·米亚斯尼科夫^[21]领导的“工人团”（工人反对派的一个直接的支派）,“工人真理派”（它的鼓吹者是当时的布尔什维克理论家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波格丹诺夫），以及昙花一现的“社会主义工农党”。^[22]
　　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闭幕不到一个月，中央委员会就认为有必要责成刚刚加强了的中央监察委员会，调查各地区工人反对派的活动情况。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个地方是乌拉尔的彼尔姆市，在那里，由于米亚斯尼科夫的活动，党组织里出现了骚乱。在一九二一年的最后一段时间内，党的机关的炮火大部分是对准这次反对派运动的，然而它实际上只是米亚斯尼科夫一个人的问题。米亚斯尼科夫的最大过失是主张出版自由。中央委员会针对这一主张回答说，米亚斯尼科夫的观点是“与党的利益不一致的”，并禁止他在地方党代表大会上作说明——这是把地方党组织置于中央监督之下的另一种措施。^[23]
　　列宁写信给米亚斯尼科夫，以便使他改正错误：^[24]“我们不相信‘绝对的东西’。我们嘲笑‘纯粹的民主’。按照列宁的观点，由于存在着反革命活动的威胁，自由仍是一种危险的东西：
　　“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出版自由就是让资产阶级及其最忠实的奴仆孟什维克袒社会革命党人有建立政治组织的自由。”“资产阶级（在全世界）还比我们强很多倍。再让它有建立政治组织的自由（=出版自由，因为出版是政治组织的中心和基础）这个武器，就是为敌人开放便之门，就是帮助阶级敌人。”列宁承认存在着许多曾引起抗议行动（如工人反对派）的弊端，但他拒绝米亚斯尼科夫建议的解决办法：“党支部有没有同党脱节呢？有的。这是坏事，是不幸和毛病。有的。这是严重的毛病。我们看到了这一点。但是不应当用‘自由’（给资产阶级的）而应当用无产阶级的和党的办法来医治这个毛病。”
　　米亚斯尼科夫仍继续拒绝遵守党的纪律。中央委员会的一个专门委员会详尽地调查了他的活动情浣。根据专门委员会的建议，他于一九二二年二月被开除出党。^[25]这是自布尔什维克党创建以来的唯一的事例：列宁事实上驱逐了一名杰出的党员（除一九一八年开除半布尔什维克分子洛佐夫斯基外）。米亚斯尼科夫毫不气馁地潜伏下来，并开始为一场新的无产阶级的反对派运动而工作着。在当时的其他工人反对派成员组成的小集团的支持下，他于一九二三年初以“俄国共产党工人团"的名义发表了一项内容极为丰富的宣言。这个纲领大体上就是工人反对派的纲领，其重点是要求通过工会来民主管理工业，并毫不妥协地拒绝新经济政策和向资本主义办法让步。^[26]抱着对知识分子的敌意态度（许多极左分子都具有这一特征〉，工人团声明说：革命应变成对“少数知识分子”的统治。它要求开展一场新的运动，这场运动应当保护工人免受共产党统治的寡头政治和官僚的侵犯。^[27]
　　看来，米亚斯尼科夫集团在一九二三年掀起的罢工浪潮中起了重要的作用。随后，这场运动被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镇压下去了。米亚斯尼科夫于一九二七年逃离俄国，并作为一名工人居住在巴黎。一九四六年，他在绝对秘密的情况下返回俄国，从此也就失踪了。^[28]
　　以“工入真理派”这一名称而闻名的组织，在政治方面并不那么重要，但在思想上是比较极端的。显然，在它的成员中知识分子多于工人，它很可能是“无产阶级文化”这一表面上非政治性运动的一个新支，“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是由列宁以前的副手波格丹诺夫经过苏维埃政府允许而建立起来的。^[29]“工人真理派”的纲领所使用的毫不妥协的激进语调，使人回想起一九一四年以前由波格丹诺夫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左翼反对派。
　　波格丹诺夫分子是从下列设想出发的：革命已以工人阶级彻底的失败而告终，“有技术的知识分子”取代了工人，获得了政权。^[30]“工人真理派”在它的宣言中断言，包括新经济政策拥护者在内的官僚已发展成为一个新的阶级，这个新的阶级已在剥削工人并正在瓦解工人队伍。新经济政策只不过是“通常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复活”而已，而且因为工会已经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所以工人比任何时候都感到无依无靠。“在共产党……已经成为执政党、成为建立在资本主义基础之上的国家机关和经济生活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政党以后，它必然会失去它与无产阶级的联系和合作。”（这里是直接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反对共产党领导。）
　　“工人真理派”公开号召建立一个新的“工人党”，一个争取民主关系并能维护工人利益的党。他们认为，只有一种新的革命理想才能拯救无产阶级事业。^[31]但是，苏维埃的政治生活不可能允许这种发展，因而“工人真理派”日趋衰亡了。波格丹诺夫最终退出了政治舞台，并埋头于科学研究工作，直到他一九二六年逝世为止。
　　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后的一年里，工人反对派是党内不和的主要根源。尽管列宁作了愿意和解的讲话，但党的书记处改进了技巧，它以更迭和调离的手段迫使反抗者恢复理智。这种方法首先用来对付工人反对派的追随者。^[32]（尽管列宁劝说施略普尼柯夫和库图佐夫进中央委员会，但受列宁邀请参加商讨的三十七名工人反对派的十大代表，后来仅有四人能再次作为有表决权的代表出席下届党代表大会。^[33]）
　　列宁与中央委员会中工人反对派代表的合作没有维持多久。在冶金工人工会事件发生后，工人反对派的代表几乎一直没有安静过。当施略普尼柯夫于一九二一年八月攻击政府的经济政策为“与工人为敌的”政策时，列宁公开谴责这一事件为不可容忍的破坏统一的行动，并要求中央委员会使用它开除其成员的秘密权力。^[34]然而，由于采取这种措施需要有三分之二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赞同，而当时按这个要求尚缺一票，因而施略普尼柯夫仅受到了一次严重警告处分。^[35]
　　因为工人反对派得到外国共产党的同情，所以它始终是一种严重的威胁。这时，共产国际巳首次成为俄国共产党内政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后来，特别是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八年间，俄国党内斗争和共产国际内部的派别斗争是相互影响的，并对双方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随着新建立起来的共产国际在左派社会主义者传统思想的影响下出現了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的倾向时，俄国的工人反对派又抬头了。在共产国际中，这种倾向的最主要的代表是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它于一九二〇年脱离正统的共产党组织（德国共产党），并形成了短命的“共产工人国际”的核心。这些不妥协的革命者丝毫不隐瞒他们对俄国工人反对派的友好态度，但这却反而使明确声称忠于共产主义正统的俄国工人反对派陷入困境。^[36]这时，工人反对派仍在努力谋求外国正统的共产党组织的支持。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柯伦泰小心翼翼地争取人们对反对派事业的同情和支持；与此同时，施略普尼柯夫和卢托维诺夫为了与德国共产党左翼建立联系而到了德国。^[37]
　　一九二二年初，工人反对派抓住了一个机会，直接向外国共产党人求援。在没有预先通知俄国党领导人的情况下，一份由二十二名工人反对派领袖（其中有柯伦泰、施略普尼柯夫和卢托维诺夫）签署的声明被提交给正在商讨“工人统一战线”问题的共产国际代表大会。^[38]这项声明以俄国共产党的不民主的作法为理由，揭摘它有可能阻碍统一战线政策的贯彻执行，并要求纠正俄国共产党的不民主的做法。就这样，“二十二人声明”提出了极左派的著名的抗议：

　　“我们的中央领导正展开一场无情的分裂性质的宣传运动，反对所有想作出自己判断的人（特别是无产者）；如果谁在党内表示了自己的看法，他们就对他使用各种压力手段。
　　那些旨在使广大无产者靠拢国家的努力却被称之为‘无政府工团主义’，支持这种努力的人遭到迫害并被弄得声名狼藉……党和工会的官僚们……无视我们党代表大会的决议，他们不想把工人民主制贯彻到实践中去。”

　　声明提到了梁赞诺夫被排挤出工会领导这件事，并指责说：“来自官僚方面的监督和压力太过分了，以致于党员在开除和其他镇压手段的压力下不能选举他们想望的人，而只能选举那些无知的但又想担任高级职务的人。”这就是说，这种手法导致了个人野心的发展，导致了工人党员中政治积极性的消失，并普遍地产生了使工人统一战线思想不能得以形成的条件。“二十二人声明”最后呼吁共产国际纠正俄国领导的政策：“我们党内的状况是那样的严重，以致于这种状况迫使我们请求你们的帮助，以避免迫在眉睫的将导致我们党分裂的危险。”
　　以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为代表的俄国领导立即进行了回击。代表大会设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听取了双方的意见；但这个专门委员会偏向于俄国领导集团，这是不奇怪的。^[39]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同时决定：

　　“在反对客观存在的社会反常的斗争中，提出抗议的同志们的立场决不能支持或加强党，相反，它将削弱党的宝贵力量；同时，‘从左的方面’为共产主义的敌人——孟什维克和最恶毒的白匪反革命分子——反对党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提供了武器。”^[40]

　　一个月之后，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一个调查工人反对派活动的专门委员会。在委员会收集了证明材料和询问了集团领袖之后，作出了如下的结论；“根据一些事实无疑能得知一个秘密的派别组织还被维持着，施略普尼柯夫、梅德维捷夫和柯伦泰作为鼓动者和首领站在它的最前列。”然而，这三个人拒绝承认他们向共产国际提交的声明触犯了党的道德，委员会就此回答说，如果工人反对派的领袖不愿服从党和共产国际的决议，那么就必须将他们开除出俄国共产党的队伍。^[41]党代表大会虽然只开除了两个人（米亭，他是不久前从孟什维克转过来的人；库兹涅佐夫，他似乎隐瞒了他以前曾是食品杂货商品的老板），但通过了专门委员会向“二十二人集团”提出的指控：在工会中进行派别活动；与企图建立“第四国际”的集团建立联系；并有“密谋”性质的举动。反对派的活动再次受到非难。柯伦泰受到了特别谴责，决议说：“如果党不采取柯伦泰、梅德维捷夫和施略普尼柯夫同志所持的对工人阶级有害的错误观点，那么您就认为意见分歧是不可避免的。"决议并威胁说，如果发现他们仍继续进行派别活动，就把他们开除出党。^[42]
　　一九二二年三月底、四月初举行的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是列宁领导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当反对派的呼声不再引起那么强烈的反响时，党的领导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大肆宣扬统一和纪律。然而，对党代表大会进行控制的种种做法表明，领导集团始终害怕反对派力量再次形成和出现。许多决议，特别是会议最后作出的决议，都是匆匆忙忙强行通过的，而且往往在有可能提出修正案之前，就进行表决。代表大会要选举的各级委员会的候选人的提名是经过认真准备的一一这里可以特别明显地感觉到中央书记处的插手。
　　列宁直截了当地保证说，他认为有必要用无情的手段来保证党的团结：“如果有人散布惊慌情绪……我们对这种稍微破坏纪律的人也必须严厉地、残酷地、无情地惩罚……”因为新经济政策是一种退却，所以必须首先维持党的队伍中的秩序：“真正的军队在实行这种退却的时候，就架起机关枪，一旦正确的退却发生混乱时，就要下令：‘开枪！’这样作是对的。”^[43]
　　尽管列宁确认派别活动已有所减少，但他仍要求代表们为消除派别活动而加倍努力：“必须利用全党及各地党组织的全部威信同瓦解党组织的各种现象进行坚决斗争。” “全党今后应当把……进行这种争吵和摩擦的行为，……看做是……最严重的反党罪行。”^[44]
　　极左派发言人固执地提出了他们的众所周知的批评。奥新斯基再次指责“过分的纪律，它使中央有可能随意行动”。他要求“从军事纪律向一种严格的、但要真正符合一个党的政洛路线的纪律过渡”；他还强调不要通过压制手段而要通过引导的方法来加强党的力量。^[45]柯伦泰指出，党内真正从事体力劳动的无产者太少了，而且他们只能起到极为有限的作用。她认为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在于“党内的统治制度，这种制度必须加以改革，从而使工人感觉到在党内就像‘在家里’一样，并使他们有能力推行其阶级的政策，即工人的政策”。她尖刻地要求领导坚持他们所承认的“工人民主制”（这显然是党领导感到最为痛苦的），她说：“我们赞同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工人民主制和党内批评自由的决议，我们要使这项决议得以实现；我们将竭尽全力，加强工人民主制，不仅使它表现在文件上、口头上，而且要表现在实际行动上……。我们的幸福就在于劳动群众的创造性。"^[46]
　　在讨论监察委员会（实施纪律的主要机构）问题时，反对派显示出具有惊人的强大力量。梁赞诺夫在这里最后一次利用机会以党内民主派的名义提出抗议，他要求立即解散监察委员会。^[47]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抱怨说：“在某些集团内存在着这种看法，即监察委员会是一定时期的产物，（或者）建立监察委员会就是一个错误。”因此，他断言说，监察委员会的工作实际上是贯彻党的思想和道德准则，这在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重要。索尔茨为了证明实行纪律的必要性竟引用列宁的《怎么办？》这篇文章，这说明他要回到革命前的布尔什维主义。他说：“纪律现在对我们来说要比以前更为迫切需要，它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敌人不再像以前那样明显。如果出现短时间的休息，那么在我们中间就会出现要摆脱党的统治的愿望。我们认为，这样的一个时刻似乎已经到来，但它并没有到来。”^[48]党已从一个从事地下密谋活动者的组织变成一个执政者的组织，这一点似乎丝毫没有提及。不信任、教条主义、不容异说和军队作风等旧习惯在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中又重新恢复了，而且给新的苏维埃国家盖上了它的印记。
　　敌视监察委员会的态度，显然使党的领导深感不安。索尔茨要求进行信任投票。他提出一项决议草案，其中说，党代表大会“认为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工作是正确的，而且确认中央和各省的监察委员会继续存在的必要性”。他的决议草案另外还建议给予中央监察委员会以更大的权力来监督各省的工作，并强调，监察委员会对于把全党紧紧地团结在领导的周围具有重大的意义：“监察委员会肩负着严肃而又重要的任务，谨防各种阴谋活动和派别的形成，并与之展开斗争。”^[49]
　　反对派立即提出了一项相反的决议草案，其中建议解散所有地方监察委员会，让中央委员会更全面地监督中央监察委员会。举手表决的结果似乎是双方获得了相等的票数，因为有人建议拟定一项新的妥协决议。但主席解释说：“我们必须首先准确地弄清楚并向党代表大会报告，哪一种草案获得了多数赞同，而多数又是多多少。”从这一意见中可以看出，赞成和反对的票数肯定是相差无几的。然而，计算票数的结果是二百二十三票赞成保留监察委员会，仅有八十九票反对。^[50]因为五百二十三名有表决权的代表都在场，所以对于这一有利于监察委员会的表决结果只能作这样的解释，即许多代表弃权或根本没有投票。

四、作为政治权力的党的官僚政治

　　为了封住自称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思想化身的极左分子的嘴巴，一九二一年进一步强调党的纪律和不断要求加强组奴性，这就进一步促进了组织监督机构的扩大。后来，苏维埃政权的整个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组织方面的发展。较为死板的集中制和较为严格的纪律给党的领导提供了压制党员中的反对言论的手段，如果不可能从一开始就制止这些反对言论的话。在此以后，反对派之所以还能进行严重的挑战，那只是由于最高领导层内部出现了分裂。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谁能控制党的机关，谁就能决定争论的结局。正因如此，斯大林控制了党的机关，从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促成了这一转变之后，党的建设中的官僚化倾向也变得十分明显。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也公开承认这一点：“在党组织的周围就经常出现为党组织服务的庞大的机构。这种机构逐渐扩大，连它本身也蒙上了一层官僚主义的灰尘，而且占用了过多的（党的——作者注）人力。”^[51]党内生活的军事化也产生了特殊的社会影响。那些主要从事党的工作的党员（包括由党任命的国家干部、军队干部和工会干部）由于必须服从特殊的半军事化纪律，由于工作不断地调动，逐渐形成了特殊的观念、个人关系、影响范围和社会地位，从而在高级党员干部与仅在业余时间从事党的工作的一般党员之间形成了差别。一个相对稳定的、明显与众不同的干部集团开始控制了党的生活，这些人在经济上也享有优越地位。一九二三年的四十六人声明就曾提到：“区党员按其各不相同的职务在物质享受方面也有严格的差别。”^[52]
　　随着党的官僚化的发展，党的组织机构和监督机构也变得越来越细致、完善。这些机构的扩大和这些机构的领导人员的权力的扩大远远超过了列宁关于集中化的要求，使共产党变成了一个完全由官员控制的组织。党的组织机构是依照三种轨道发展的，也就是为满足三种最主要的组织需要发展的：1.全面领导和确定政治路线；2.监督全体党员和贯彻执行党的纪律和精神；3.监督地方组织和控制党员干部和专职的党的工作者。这三种职能相互联系并完全按照上述排列顺序构成一个集中的整体。
　　在作政治决议方面，党在一九二一年已形成一种近乎完备的军事命令式的等级制度；已经形成一个由各级党的书记垒成的金字塔，这些人对各人所在的地区实行个人负责。除了列宁的个人领导地位之外，最高领导集团的确仍是一个实行集体领导的集团。一九二二年以前，党内也不存在由个人独揽整个运动领导权的现象。但是到一九二二年，当中央设立了总书记职务并将这一职务交托给斯大林时，由各级书记组成的等级体系有了一个最高领导者。一九二九年，在反对派被击败和政治局充满斯大林的追随者之后，总书记终于作为无可争议的党的最高领导出现了。
　　党的纪律职能体现在中央监察委员会身上。自从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在人员方面加强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并明显扩大了它的职权范围之后，中央监察委员会就成了党领导的主要武器。古谢夫（它的新成员之一）说道；“中央委员会确定党的路线，而中央监察委员会则把注意力集中于使所有的人都不偏离党的路线，并采取措施，以纠正偏离倾向和使背离者回到正确路线上来。”像古谢夫所坦率承认的那样，在这方面所采用的手段不是温存的：“威信不仅要靠工作而且要靠惧怕来保持，而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察院现在已能令人惧怕，就这一点看，它们的威信已有所提高。”^[53]
　　新的书记处机构已考虑到党组织的第三项任务一监督地方组织和干部。^[54]书记处有两个重要的组织部门，即登记分配局和组织指导部，它们是一九二〇年建立的，不过直到一九二一年和一九二二年才进行全面的活动。前者审查党的专职干部，并提出提拔和调动的意见；后者主要是保持与地方党组织的联系，并监督它们的工作。关于它们的活动情况，斯大林于一九二三年说道：“……这些机关目前具有巨大的头等重要的意义，因为这是党掌握经济方面和苏维埃机关方面全部脉络的最实际的办法。”^[55]
　　中央对地方施加影响的其他最有效办法是：派遣“负责的特派员”，由他们就此监督工作并转达中央的愿望；派有声誉的中央委员参加地方会议，一旦某个地方组织出现了严重问题，成立中央委员会的特别调查组进行全面调查并提出建议。领导集团拥有有效的手段对他们负责管辖的地方组织施加积极的影响。
　　一九二二年一项极为重要的实践是：地方的党组书记由上一级党的机关领导干部来任命。它以“推荐”为名，并在表面上保留了通过地方委员会的选举形式。在选拔书记时，新成立的登记分配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不久，书记处推行的任命政策就遭到了猛烈抨击，人们指责说：当年的反对派分子受到蓄意的贬低，“不是因为他们是无能的组织者，不是因为他们是很坏的共产党人，而仅仅是因为他们在各个不同的时期并以不同的方式属于这一个或那一个派别的成员，并参加了反对中央所代表的官方路线的辩论。”^[56]
　　一九二三年，也就是在托洛茨基公开加入反对派前夕，托洛茨基就已开始猛烈攻击任命书记的做法：“在战时共产主义最严重的时刻，党内任命制还没有达到像今天这样的可怕程度，任命区党委书记现在已是一条常规。这必然会给书记确立独立于地方党委会的地位……由于采用了书记任命制，党的机构的官僚化达到了闻所未闻的程度。”^[57]在地方上，与党委会和代表大会相比，书记获得了越来越大的权力，这一事实实际上给予中央书记处以控制全党的绝对权力。
　　伏尔加河畔萨马拉区域党组织中所发生的事件尤其明显地表明了中央书记处的渗透作用。萨马拉是工人反对派掌握的唯一的省一级组织；地方最有实力的人物，即菲•库•米罗洛夫已参加了极左派。^[58]中央书记处决心消灭背离者，并声称在一九二一年萨马拉区域党委会犯有各种组织错误—— “完全缺乏党的纪律，完全缺乏以负责同志为一方和以党员群众为另一方之间的党内联系”。像在一九二〇年在乌克兰所采用的那种办法一样，莫斯科使用了它的任命权，当然也采用了党的纪律的所有压制手段。萨马拉的反对派领袖被调往其他工作岗位，并任命了新的领导。为了说明采取这一步骤的理由，莫洛托夫说道：“要让组织长期处于这种状况是不可容忍的。这是中央委员会不得不更换那里的整个党和苏维埃领导集团的唯一的一个区域组织……中央委员会这样做毫不感到后悔。”^[59]
　　书记处通过压制、劝说和调动工作等一系列行动，在一段时间之后已将各个地方的政治生活置于它的控制之下，区域党代表大会也不例外。这些代表大会将选举俄共党代表大会（理论上的最高机构）的代表。因此，掌握中央组织局的那些人经过一番耐心地工作之后，已能给党代表犬会选送自己的人，从而操纵党代表大会。斯大林从一九二三年起就开始使用这个办法。而党代表大会又控制了中央委员会。或者更现实地说，能控制代表的人就能对新的中央委员的选举施加影响。斯大林经过几年时间的努力，达到了这样的结果：他从中央委员会这个基地出发，控制了政治局，清洗了他的对手，并使自己成了党的无庸置疑的统治者。
　　约在一九二二年底，中央韦记处的活动深入到了中央和地方各级组织之中。列宁要求用组织手段来对付反对派的愿望终于完全实现了。然而，这个机构并不单纯是党的唯命是从的执行机构和纯粹贯彻其思想的工具，它已发展成为代表某种超出普通党员和全体居民利益的集团利益的团体。
　　经过一段很自然的干部挑选过程后，党机关中的重要职位已被那些善于适应有纪律的等级制组织的人所占据。在他们的头脑中，一九一七年所确立的布尔什维主义理想要比一九〇二年所确立的那种理想还要少得多。这一类人已成为很好的“机关工作人员”，他们认真执行命令，坚决反对反对派的活动。这些人首先对列宁怀有深厚的感情，他们渴望能有一种坚定不移的信念，并把这种信念强加于其他人。与那些仍在不同程度上保持一九一七年所确立的理想主义的左派分子相反，列宁和斯大林的这些注重实际的追随者越来越赞成列宁在建党初期提出来的强硬的布尔什维主义原则。一九二〇年，就像情况所表明的那样，有人在革命胜利后首次明确地引用了列宁的文章《怎么办？》和《进一步，退两步》——列宁在这两篇文章中极其精辟地阐述了强硬的组织理论。引证列宁文章最多的就是斯大林。他说：列宁在他这两篇名著中所阐述的计划“完全适合俄国的实际情况并高明地概括了优秀的实际工作者的组织经验”。^[60]
　　早在斯大林一九二二年五月得到新设立的总书记职务之前，他就是党的主要组织者。自政治局一九一九年建立以来他就一直是政治局委员。另外，他也是工农检查院的人民委员，而工农检查院是真正主管实际工作的政府机构。由于一九二一年的组织变动，斯大林在政治局已是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人物，而且是新书记处幕后的掌权者；所以，他被任命为总书记是合乎逻辑的。尽管对斯大林的性格已产生了某种顾虑，列宁还是高度评价了他的组织才能。就象托洛茨基后来所总结的那样：“列宁无疑高度评价了斯大林的某些特征，也就是他的果断性、坚定性、大公无私和机智勇敢；”不过，他对斯大林作为候选人却持“保留和犹豫不决的态度，他在一次私下谈话中说道：‘这个厨师只会为我们煮辣汤’”。^[61]据一份报告称，斯大林的任命是列宁临时作出的决定。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团团长集会上，人们仔细地讨论了组织问题，莫洛托夫在会上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有人建议免除他的书记职务，并任命伊·尼·斯米尔诺夫为党的第一书记（他过去曾是托洛茨基手下的彼得格勒党组书记，当时在西伯利亚任职）。列宁当时犹豫不决，尔后回答说，斯米尔诺夫在西伯利亚是“必不可少的”；那么究竟定谁呢？他回答说：“等到明天再说。”第二天，列宁提出了自已的建议：要设立总书记职务，并将它交托给斯大林。^[62]显然，很少有人公开反对斯大林的任命，只有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已被撤职的书记之一）抱怨说，竟允许一个人担任那么多的负责工作。^[63]
　　在斯大林晋升为总书记的同时，党的最高机关又有了变动。原有的三位书记仅剩下莫洛托夫仍保留原来的职务，新上任的一位书记担任了斯大林的另一名副手，他就是瓦·费·古比雪夫^[64]。此人自一九〇四年起就是布尔什维克地下工作者（整整工作了十六年），他在内战期间显然已开始接近斯大林。^[65]古比雪夫在建立斯大林专政方面可能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他从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六年是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然后成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协助中央制定了斯大林在一九二八年后推行的加速工业化的新路线。他死于一九三五年，据说是一次药物谋害的牺牲品，所以，当时的内务人民委员雅戈达^[66]与搞谋害的医生于一九三八年一起受到了审讯，并被处决了。
　　按照党章的规定，斯大林属于党组织的最高领导成员，这一点对他扩大权力是极为重要的。斯大林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代表（几乎作为书记处机器的化身）掌权的，从而为他的绝对统治打下了基础。书记们的忠诚并不是对这个人物，而是为了党的威信。不用说，斯大林尽力把他所认为是可靠的人塞进组织机构。与此同时，在党的中央机关工作并努力适应这种工作的人自然会对这个人物产生一种依附感，因为只有在他的领导下他们才有用处，他的宠爱对他们的进步是必要的。就拿列入《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记录》人名索引的著名党员来说，在党机关工作的人员中直到一九三〇年仅有百分之十六的人成了反对派；而在国家机关和其他机关工作的人员中到同年为止已有百分之五十的人有了这种或那种反对倾向。在这种分离倾向中，个人的偏爱起了一定的作用。对党机关中文化程度校低的工作人员来说，威信和纪律具有重要的影响，而斯大林就是他肋这一类人，从而轻而易举地得到了他们的支持。一位三十年代的“没有返回”的外交官在他的回忆录中说道：“来自群众的无数新党员之所以追随斯大林集团，主要是因为他们从这个集团身上、从它的追求、它的思想和整个心理上找到了他们的最大的共同点。”^[67]

^[1] 列宁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三卷，第235页。

^[2] 参阅多布：《一九一七年以来苏联经济的发展》，第143页。

^[3] 列宁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二卷，第203、204页。

^[4] 参阅默尔·芬索德：《俄国是怎样统治的》，一九五三年剑桥版，第244页。

^[5] 参阅《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三卷，第283页，注释60。

^[6] 参阅拉林：《论我们经济政策的适应能力的局限性》，一九二一年十一——十二月《红色俄国》，第150—151页。

^[7]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新经济政策的前景》，一九二一年十一——十二月《红色新国》，第202页。

^[8] 参阅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新经济政策的前景》，见一九二一年十一——十二月《红色新国》，第209—211页。

^[9] 参阅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决议：《关于工会的作用和任务》，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二分册，第72—90页。

^[10] 参阅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决议：《关于工会的作用和任务》，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二分册，第77、78、79页。

^[11] 参阅沙彼罗：《共产党独裁的起源》，第323页。

^[12] 参阅《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记录》，第925页。

^[13] 参阅《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关于一九二一年五月一日至七月一日这段时期的工作总结报告》，见一九二一年八月六日的中央委员会《消息报》，第3、4页。

^[14] 参阅《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关于一九二一年五月一日至七月一日这段时期的工作总结报告》，见一九二一年八月六日的中央委员会《消息报》，第213页。

^[15] 梁赞诺夫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参阅《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二分册，第78页。

^[16] 参阅鲁祖塔克传记，《百科全书》第四十一卷第二分册附件，第222页。

^[17] 参阅卡尔：《布尔什维克革命》第二卷，第325—326页。

^[18] 参阅卡尔：《布尔什维克革命》第二卷，第326—327页；《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二分册，第154—164页。

^[19] 参阅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决议：《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T的作用和任务》，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二分册，第158、164、162页。

^[20] 参阅安德烈耶夫自传，见《百科全书》第四十一卷第一分册附件，第6页。

^[21] 加布里埃尔·伊里奇·米亚斯尼科夫（Гавриил Ильич Мясников，1889年2月25日——1945年11月16日），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参加了1905年革命，此后多次被捕和流放。1918年是“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1918—1919年任彼尔姆契卡副主席，参与处决了米哈伊尔大公。1919—1920年任俄共（布）彼尔姆省委副主席。1920年任俄共（布）彼尔姆省委主席。1920年起是工人反对派。1921年提出“出版自由”主张并与列宁争论。1922年2月被开除出党。1923年被派驻到苏俄驻德国贸易代表团，在此期间与德共左派领导人马斯洛夫和路特·费舍联系，又同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取得联系，并发表了“工人团宣言”，成立了“俄国共产党工人团”，其后被召回国内并被监禁。1927年被流放到埃里温。1928年11月逃离苏联，相继流亡伊朗、土耳其和法国。1944年12月回国。1945年1月17日被捕，11月16日遇害。2001年平反。——录入者注

^[22] 参阅一九二二年三月中央委员会《消息报》，第11页。

^[23] 参阅一九二二年三月中央委员会《消息报》，第11页。

^[24] 列宁：《给格·米亚斯尼科夫的一封信》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二卷，第492、494—495页。

^[25] 参阅一九二二年三月中央委员会《消息报》，第71—72页。

^[26] 参阅索凌：《工人团：米亚斯尼科夫运动》，一九二四年奠斯科版，本书详细地引用了宣言内容。

^[27] 同上，第61—62页。

^[28] 参阅路特·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法兰克福版，第299—300页。

^[29] 参阅《“工人真理派”的号召书》,一九二三年一月三十一日《社会主义信使报》，柏林版，第14页。

^[30] 卡烈夫：《论工人真理派》，一九二四年七月十五日《布尔什维克》，第31章。

^[31] 参阅《“工人真理派”的号召书》，一九二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杜会主义信使报》，第12—14页。

^[32] 参阅施略普尼柯夫：《我们的意见分歧》，一九二四年一月十八日《真理报》。

^[33] 参阅沙彼罗：《共产党独裁的起源》，第326页。

^[34] 参阅舍拉文：《工人反对派》，第28—29页。

^[35] 参阅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决议：《关于前“工人反对派”的几个成员》，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二分册，第212页。

^[36] 参阅柯伦泰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37] 参阅《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记录》，一九二一年汉堡版，第778—781页。

^[38] 参阅《二十二人声明文本》，见一九二二年三月中央委员会《消息报》，第69—70页；《专案委员会对工人反对派问题调查报告》，《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文件》，第696页。

^[39] 参阅《中央委员会关于二十二人声明的通报》，一九二二年三月的中央委员会《消息报》，第70页。

^[40] 一九二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决议：《关于二十二人声明》，一九二二年三月中央委员会《消息报》，第70页。

^[41] 《委员会关于工人反对派案件的调查报告》，见《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文件》，第694—698页。

^[42] 参阅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决议：《关于前工人反对派的几个成员》，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二分册，第214页。

^[43] 列宁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报告》，《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三卷，第248页。

^[44] 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决议，《关于党的建设的组织问题的实际建议》，《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二分册，第188—189页。

^[45] 奥新斯基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46] 柯伦泰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47] 梁赞诺夫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48] 索尔茨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49] 同上。

^[50] 索尔茨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51] 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决议：《关于党的巩固和新任务》，《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二分册，第175页。

^[52] 一九二三年十月十五日的《四十六人声明》，《托洛茨基文献》，T字8022号。

^[53] 古谢夫：《中央监察委员会关于苏维埃路线和党的路线的任务》，《苏联经济和管理的问题》，一九二四年一月刊，第5—6页。

^[54] 参阅《关于书记处、书记处的地位和它对地方党组织监督权的扩大的进一步论述》，见达尼尔逊：《俄国共产党的书记处和地方党组织，一九二一——一九二三年》，《美国斯拉夫和东欧评论》，一九五七年二月号，第32—49页。

^[55] 斯大林在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关于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报告的结论》，《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五卷，第190—191页。

^[56] 柯秀尔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57] 托洛茨基一九二三年十月八日给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信，见托洛茨基：《新方针：为新方针而斗争》，一九四三年纽约版，第154页。

^[58] 参阅《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文件》，第848—849页，注释48，和第925页人员名单。

^[59] 莫洛托夫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60] 斯大林：《列宁是俄国共产党的组织者和领袖》，《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四卷，第275页。

^[61] 托洛茨基：《斯大林》，第373，357页。

^[62] 参阅格·杰尼克的报告，杰尼克当时是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斯的工作者，他是从另外一个同事那里得知这件事的，这位同事当时曾参加代表团团长会议。

^[63] 参阅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64] 瓦列里安·弗拉基米罗维奇·古比雪夫（Валериан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Куйбышев，1888年5月2日——1935年1月25日），早年即参与革命斗争。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次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担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萨马拉委员会主席。十月革命后被任命为突厥斯坦战线革命军事委员。1921—1922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2—1923年、1927—1935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2—1923年任俄共（布）中央书记。1923—1926年任苏联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1923—1927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6—1930年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27—1935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30—1934年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制定执行了苏联的第一和第二个五年计划。1934—1935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苏维埃监察委员会主席。1935年病逝。——录入者注

^[65] 参阅古比雪夫传记，见《百科全书》第四十一卷第一分册附件，第246—248页。

^[66] 亨利希·格利戈里耶维奇·雅戈达（Генрих Григорьевич Ягода，1891年11月7日－—1938年3月15日），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1年因参与革命运动被捕，被流放到辛比尔斯克，1913年获释。1915年应征入伍，1917年加入了俄军中的布尔什维克组织，并参加了十月革命。1917年11月—1918年4月任《农村贫农报》执行编辑。1919年加入契卡，1921年3月31日被任命为契卡副主席。1923年9月18日出任国家政治保卫局第二副局长，1926年6月捷尔任斯基去世后升任第一副局长。1930年7月13日被选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31年被降为国家政治保卫局第二副主席。1934年2月10日被选为联共（布）中央委员。1934—1935年任内务人民委员。1936—1937年被调任为邮电人民委员。1937年4月3日被撤职，5日被捕。1938年被处决。——录入者注

^[67] 参阅W.德米特里也夫斯基：《斯大林》，一九三三年柏林版，第2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