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季诺维也夫反对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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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季诺维也夫反对派

一、“三驾马车”的分裂
二、农民和新经济政策
三、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国
四、党和书记处
五、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崩溃

　　一九二五年秋，即托洛茨基主义幽灵被扼杀还不到一年，俄国共产党又陷入了派别斗争。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斯大林在“三驾马车”中的伙伴）与斯大林又发生了不和，并激烈反对在他领导下奉行的方针政策。而在相互争当大师的这几位列宁主义者之间展开的斗争，显然是为了争夺个人在合伙中的权力地位。每当反对派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时，理论一一政治问题就变得不太重要了；实际上，现在的斗争主要是围绕党和国家的统治权问题。尽管政策和学说问题在季诺维也夫反对派与斯大林—布哈林领导集团之间的斗争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这仅是一个战场。不过，季诺维也夫运动的真正作用是在几年后才显示出来的，它为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联合反对派提供了组织和思想上的基础，这个联合反对派“从内部”向苏维埃政权提出了从未有过的最彻底的批评。

一、“三驾马车”的分裂

　　在季诺维也失、加米涅夫和斯大林担任领导之后，在这个自称是三人集体领导的内部，很快就显露出意见分歧的迹象。一九二三年举行的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作出了关于组织变动的决定。季诺维也夫对这次组织更动并不感到欢心鼓舞，因为这一变动使斯大林的权力大大加强了。季诺维也夫在一九二三年夏的活动，特别是他提出的改组书记处和政治局的计划，都反映出他对他的伙伴的意图感到担忧。尽管在一九二四年底以前，托洛茨基比斯大林更使季诺维也夫不安，但这似乎只是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对这个自认为是党的领袖的人物来说，斯大林始终只不过是一个有用的帮手。
　　一九二三年底对托洛茨基分子所取得的胜利以及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严格的组织措施进一步扩大了斯大林的权力。于是，斯大林竟要纠正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理论观点。斯大林在一九二四年一月说道，有一些人（当然也包括季诺维也夫）错误地认为苏维埃政权是“党的专政”，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他在同一篇报告中指名批评了加米涅夫，因为这个人使用了“耐普曼^[1]的俄国”这样的措词，好像实行新经济政策的人掌了权。在这两处，斯大林明确反对过分开诚布公地说明现实。另外，他表示反对开展一次新的接受新党员的宣传运动，这项计划是由季诺维也夫分子提出的，并获得了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批准。^[2]
　　一九二四年秋，斯大林开始采取组织措施来反对季诺维也夫。他解除了党的莫斯科委员会书记伊•阿•捷连斯基的职务，并将他派往中亚局。尽管捷连斯基不太出名，但他当时在组织机构中担任着极其重要的职务；他不仅是莫斯科党委书记，而且还是书记处和政治局的成员。他自一九二二年起就在莫斯科工作，在那里，他几乎是加米涅夫（莫斯科苏维埃主席）的影子。他显然是季诺维也夫集团的一名重要成员。斯大林大胆地以乌格拉诺夫取代了捷连斯基的地位，乌格拉诺夫在一九二一年作为彼得格勒党委书记曾与季诺维也夫发生过冲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曾认为，乌格拉诺夫调至莫斯科对他们似乎是很有益的，但他们的这一幻想很快破灭了。乌格拉诺夫不仅成了捷连斯基的继承人进了组织局和书记处，而且掌握了莫斯科党的机关。^[3]当危机到来时，加米涅夫在他自己的司令部中巳得不到任何支持。这时，反对斯大林的强有力的反对派已丧失了最重要的基地之一。
　　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托洛茨基开始向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发起进攻，并促使这两个人重新与斯大林拥抱在一起。随后对托洛茨基主义作出的一系列谴责之所以如此地严厉，是因为季诺维也夫集团和斯大林相互都想阻止对方与托洛茨基结成联盟。^[4]季诺维也夫对托洛茨基的敌意已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他要求将这位反对派领袖开除出党。斯大林和大多数中央委员则反对这样做，他们甚至不同意列宁格勒要求撤销托洛茨基政治局委员职务的建议。在这种情况下，托洛茨基只是被解除了他作为军事人民委员的职务。斯大林的策略得到了酬报，托洛茨基以实际行动报答了这一友好表示，他在领导与季诺维也夫分子的争吵中完全保持了中立。据斯大林在报告中称，“三驾马车”由于开除托洛茨基的问题而首次出现了公开的意见分歧。斯大林假惺惺地解释说:“我们所以没有同意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建议，是因为我们知道，割除政策对党是很危险的，割除的方法，流血的方法——而他们正是要求流血一是危险的，是有传染性的：今天割除一个人，明天割除另一个人，后天再割除第三个人，——那在我们党内还会留下什么人呢？”^[5]
　　从一九二五年初起，季诺维也夫的追随者和中央领导之间的小冲突一再发生。一月份，季诺维也夫分子萨尔基斯指责布哈林犯了“工团主义的错误”，因为布哈林似乎赞成农民组织可以不受党组织的必要监督。但后来，萨尔基斯被迫收回了这一指责。^[6]二月份，斯大林开始以建议、许诺和威胁的办法打入季诺维也夫的工作领域，即共产国际。他想利用德国共产党内的分歧。当列宁格勒反对中央的权威时，在共青团的控制问题上，又出现了新的摩擦。斯大林镇压了反对派，并撤销了季诺维也夫的追随者萨法罗夫在共青团列宁格勒组织的领导职务。季诺维也夫想创办一个他们自己的理论杂志，这一企图也被阻止了。^[7]
　　四月，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和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决定在农业政策方面采取一些新的措施。就扶植个体积极性来说，新经济政策已发展到了顶点。这种倾向使季诺维也夫分子极为不安，并使他们对列宁主义正统有了清醒的认识。在这一年剩余的时间里，人们就新经济政策的性质问题展开了充分的讨论和激烈的争论。一九二五年夏末秋初，季诺维也夫巳转向理论领域，并开始向左转，以便能向具有非列宁主义倾向的斯大林—布哈林领导集团发起进攻。
　　这时，季诺维也夫在中央委员会中的一名追随者扎卢茨基（莫洛托夫在短命的一九一七年三月左翼布尔什维克领导集团中的同事）按季诺维也夫的暗示写了一本小册子，他在这本小册子里使人印象深刻地描绘了现行制度的“国家资本主义”问题，并谈到党目前或未来发生“特米多尔式蜕化”（热月政变式的蜕化——译注）问题。领导集团对此十分恼火，并命令扎卢茨基辞去他在列宁格勒党委会的职务。但是，省委会竟以十九票对十六票反对这种做法，这显然也使季诺维也夫分子感到意外。斯大林打算继续冲刺，想让他手下的一个人，即科马罗夫^[8]担任列宁格勒党委书记。季诺维也夫分子团结一致，拒绝了科马罗夫，并对中央委员会的干涉行动提出了强烈抗议。季诺维也夫同斯大林一样开始竭力强化他的机器，以便在即将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上进行较量。^[9]
　　当中央委员会于十月举行会议时，派别之间的界限巳经一目了然。在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财政人民委员索柯里尼柯夫和列宁的遗孀克鲁普斯卡娅的领导下，新反对派首次公开出现了。这四个人首先抱怨农民政策，并要求在党内展开公开的讨论。^[10]党代表大会（它实际上应在春季举行）也因此而推迟召开。在这段时间内，斯大林巩固了他对党组织的统治。"到十一月份为止，他已经牢牢地控制了除季诺维也夫控制的列宁格勒以外的所有党的机器。在列宁格勒省党代表会议上，季诺维也夫再一次击退了斯大林的进攻。他已将所有他所熟悉的莫斯科领导的追随者排挤出了地方党组织和出席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列宁格勒代表团。^[11]
　　与此同时举行的莫斯科省代表会议对列宁格勒的行为提出了批评，^[12]这是向列宁格勒人发起公开进攻的信号。尽管莫斯科省党代表会议的决议写得含糊不清，也没有指名道姓地批评，但它已十分明显地促使列宁格勒人提出了一项严厉的反声明。他们对“闻所未闻的控告”提出了抗议，认为这种控告无法接受，因为列宁格勒人似乎是十分坚定的“无产者”和“列宁主义者”。^[13]因此，莫斯科现在打开了所有的阀门，列举了季诺维也夫分子在一系列问题上的错误观点，即从“国家资本主义”问题直到党的党员政策问题上的各种“错误观点”，并逐个地作了批驳。反对派的行为被说成是“异化、分裂主义、歇斯底里狂吠和一味怀疑我们的胜利”。^[14]当列宁格勒想与莫斯科言和，以便在友好的基础上调解争端时，莫斯科拒绝了；批驳反对派的论战，一直进行到十二月中旬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开幕时才结束。^[15]托洛茨基对这两个党组织之间的这场斗争仅是采取冷嘲热讽的态度，他问道：这两个较大的工人组织都作出攻击对方的决议，造成这种状况的社会原因何在呢？^[16]
　　在这期间，军队领导中也发生了一些神秘的事件。据说，新的军事人民委员伏龙芝与斯大林在军事指挥部里的最亲密的朋友伏罗希洛夫不能相容。伏罗希洛夫是一个忠诚的、但不很有才能的人。^[17]出于这种或那种政治动机，人们在传说伏龙芝同情季诺维也夫派。十月底，伏龙芝死在手术台上。虽然伏龙芝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英雄人物，但对斯大林持批评态度的理论家们却断言说：有人蓄意命令军事人民委员动手术，说他的心脏发育不良。^[18]接着，就伏龙芝的继承人问题发生了争吵：斯大林主张让伏罗希洛夫（据另一个报告称，让奥尔忠尼启则）担任继承人。季诺维也夫提出的候选人是托洛茨基过去的老对手拉舍维奇。最后季诺维也夫妥协了。伏罗希洛夫因此成了军事人民委员，拉舍维奇为他的副手。^[19]这样一来，反对派保持了对军队的一定影响；但是，拉舍维奇实际上并没有给反对派帮多大忙。
　　在党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夕，斯大林为避免公开分裂采取了一种新的策略。情况很清楚，如果季诺维也夫承认总书记的统治权并服从党的纪律，那么斯大林就没有理由攻击季诺维也夫；另外，这也有利于斯大林回避由季诺维也夫分子提出来的令人难堪的理论问题。因此，斯大林提出了一个“妥协”方案：多数人的看法才应被看作是官方的正式观点；政治局委员不应在代表大会上互相攻击；季诺维也夫追随者的最突出的思想错误应受到批判；列宁格勒党组织中被撤职的多数人应恢复其职务；《列宁格勒真理报》应该有一个新的主编。作为对等，他同意吸收一名列宁格勒人参加党的书记处，以及吸收一名列宁格勒人参加《真理报》编辑委员会。^[20]季诺维也夫理直气壮地说道：这不是妥协，这是要我们投降。^[21]反对派显然认为：如果他们进行抵抗，他们也不会失去什么。因此，他们要在党代表大会的法庭面前战斗到底。
　　斯大林以他特有的技能回击了季诺维也夫分子的挑战并使争论显露出其本来面目——它是领导人之间的一场争吵，而且仅是由一些人引起的，这些人认为他们的意见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但是他经过慎重考虑后，认为还是让季诺维也夫来发表正式宣战书为好。在他向代表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斯大林反复讲了有争议的问题，但他没有指名道姓，并表示希望所有的争端能马上得以消除。但为了真正有效地剌激反对派，他补充说：“为了不预决事变的进程和不剌激人，现在我不来谈列宁格勒的同志们在自己的代表会议上的行动的实质……”^[22]
　　这样一来，季诺维也夫就不得不宣布与斯大林决裂。他请求给他一个特殊的权利，代表少数派向党代表大会作一报告。在地方党代表会议上以及就一专门问题而举行的讨论会上，这种做法是常见的。但是，自一九一八年布哈林领导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列宁时曾这样做了以后，在全党召开的代表大会上，人们要对主要的政治报告提出反驳报告已不再可能。当季诺维也夫提出这一要求时，引起了潮水般的指责，这一指责浪潮直至反对派被打翻在地时才逐渐消失。

二、农民和新经济政策

　　农民问题从一开始就是俄共党内的一个争论问题。当新经济政策对农民私有利益的让步达至高潮时，农民问题更加成为激烈争论的主题。尽管农民问题并不是导致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决裂的主要原因，但双方都尽力利用这个问题，以达到各自的目的。
　　一九二四年八月，在格鲁吉亚共和国爆发了农民的武装起义。托洛茨基反对派指出，牺牲工业和城市工人的利益来安抚农民是违背无产阶级正统思想的。布哈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说：“托洛茨基主义……就在于只看到‘无产阶级’和‘工业’，而看不到农村。这将导致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并最终毁坏无产阶级专政。”^[23]一九二五年一月，斯大林和加米涅夫都维护政府讨好农民的政策，并警告托洛茨基，不要低估工农联盟。^[24]季诺维也夫还提出了一个“面向农村”的新口号。为了争取农民的支持，他还建议采取各种缓和关系的政策，如：降低工业品价格、扩大土地占有权、较自由地参加地方苏维埃工作、在建立合作社时切实贯彻自愿原则、降低税收等。季诺维也夫甚至像一个右翼分子一样宣称，为了正确贯彻与农民言归于好的政策，全党必须绝对一致。^[25]
　　四月底，召开了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主要议题是农民问题。政治局曾为大会准备了一个促进农业生产的意见书。布哈林在会议之前兴高采烈地就这一意见书作了一些解释，并号召农民：“发财吧！”这一直言不讳的谈话引起了很多人的反对，斯大林本人也批评了这一提法。但季诺维也夫同多数人一起企图使这种指责更加扩大。^[26]布哈林向代表会议提出了“解放”富民这样一个大胆的建议，以便使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时能够利用富农的力量。^[27]斯大林后来又说：“因此，在农业方面要指望中农，劳动的农民是我国经济高涨的中心人物。”“在我们党的第十四次（四月）代表会议上通过的那些决议和那些对农民让步的办法，就是以这个思想为依据的。”^[28]
　　会议通过的具体决议没有走得这么远。也许是为了安定激烈反对富农的批评家的情绪，决议的重点则放在促进合作社和改善党在农村中的工作的措施方面。但斯大林和布哈林并没有因为会议上出现了批评而放弃对农民在实质上的让步。他们在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即四月三十日，让莫洛托夫向中央委员会提出了一项有关新政策的建议。中央委员会就莫洛托夫的报告所作出的决议，一方面强调了限制富农和促进合作社的必要性，但另一方面则要求“坚决消除农村中的‘战时共产主义’残余”和“切实消除一切阻碍农民经济（其中也包括富裕的农民阶层〉发展和巩固的行政上的障碍，需要采取法律的（特别是经济的）措施，向那些在农村中放高利贷和对贫农进行奴役性剥削的富农进行斗争”。^[29]如果去掉决议中的冗词赘言，决议的实际内容就是鼓励富裕的个体农民发展生产；有条件地容许土地自由出租和雇佣劳动；禁止农民村社重分土地；答应发放国家贷款，增加机器供应；改善农村贸易；继续贯彻降低工业品价格的政策；调整农产品价格，降低农业税收。在一段时期里，个体农民变成了政府的宠儿。^[30]
　　季诺维也夫受骗了，因为代表大会在优待农民方面还没有走得太远，以致他失掉了攻击布哈林的最好机会。但是在代表大会之后，斯大林和布哈林却在中央委员会中通过了他们的纲领，而季诺维也夫在那里却得不到支援，无法进行反抗。就这样，亲农民的政策正式被批准了。
　　季诺维也夫在组织上无力与斯大林和布哈林抗衡，因此，他企图在意识形态上进行迂回包抄。他援引列宁的论述，企图间接地证明领导人应对非布尔什维克的错误思想负责。一九二五年夏，他发表了一部冗长而又枯燥的书，题为《列宁主义》。从这本著作中可以看出，他企图通过向左转为自己奠定一个较好的进攻基础，但同时他又拿托洛茨基主义这个死老虎来开刀。为了防止新经济政策发展得过了头，他为新经济政策下了新的定义。但他却忘记了自己过去对左派的攻击，从而接过了左派在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三年使用过的提法：新经济政策不是一种进步，而是一种“战略退却”。^[31]他大量援引了列宁的话之后说：“我们从战时共产主义退了下来，但不是走向社会主义，而是走向了一个特殊的在无产阶级国家中的‘国家资本主义’。”^[32]
　　不久，季诺维也夫又发表了一篇挑衅性的文章，题为《时代的哲学》。^[33]这篇文章谈的是围绕乌斯特里亚洛夫^[34]主义而展开的论战。乌斯特里亚洛夫教授是一位经济学家，曾在中东铁路中心图书馆工作。他所代表的一种观点认为：新经济政策使俄国退回到资本主义，退回到原来的社会制度；苏维埃国家已失去了革命的性质，采取了“民族主义的”形式。同其他党的领导人一样，季诺维也夫对乌斯特里亚洛夫的这种见解大为愤怒，但他强调：苏维埃政府确实有遭受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危险，党应对此保持警惕；谁对这种危险置之不理，谁若把新经济政策看作是一种进步，那么，他就同乌斯特里亚洛夫和小资产阶级变种一样危险,只有依靠无产阶级和贫农群众，在消灭阶级、建立新生活和社会主义平等的基础上，革命政府的未来才能得以保证。
　　斯大林对此作出的反应可以说是他在三十年代完全否定平等的先声，他说：“平等的口号在目前是社会革命党人的恶意宣传。只要存在着阶级……就不会有任何的平等。”“应当谈的不是模糊不清的平等，而是阶级的消灭，是社会主义。”^[35]对右翼领导来说，最难以忍受的莫过于这种批评，即批评领导集团推行的政策是小资产阶级偏向，是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偏离。它既不能容忍对他们的路线正确性的怀疑，也不能容忍对他们的意识形态的根据进行攻击。但季诺维也夫却开始在这两个方面进行威胁，并在随后的两年里进一步推动联合反对派在这两个方面展开进攻。但是，当时的组织力量的处境是，反对派的论证越有效，就越促使它失去批评的机会，这只能助长忧心忡忡的掌权者的狂热性。
　　一九二五年下半年，季诺维也夫分子就富农问题不断攻击布哈林。领导集团以让步和施加压力两手来回答季诺维也夫的批评。他们一方面开始较多地强调农民的作用，强调党的任务就是组织贫农；但另一方面又尖锐地指责列宁格勒共青团组织，说它“害怕中农”^[36]，批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不提中农。此外，他们还指责季诺维也夫不谈与中农结成同盟，而只谈中农的“中立化”。^[37]当反对派以统计数字说明富农在增加，并在牟求暴利时，斯大林则提出了新的数字（据称是假数字）并据此来反驳批评者。^[38]
　　在一九二五年的十月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季诺维也夫分子直接攻击领导集团的农民政策，指责它忽视贫农，并向资本主义分子让步。斯大林指责反对派为了伤害中农企图破坏四月决议。季诺维也夫也指责党领导破坏四月决议，只不过是为了讨好富农。^[39]尽管中央委员会一致通过了一项关于农民的决议，但争论仍激烈地在幕后进行着。列宁格勒共青团组织还散发了一项关于农民问题的声明，着重批评布哈林，并提起布哈林的“发财吧！”这一错误口号。^[40]
　　当时，由于条件还没有成熟，斯大林和布哈林采取了容忍与和解的态度，力求把争论限制在内部。在此情况下，加米涅夫关于经济形势的报告通过了，并答应增加低工资工人的收入，强调要帮助贫苦的农民。但是，人们同时也肯定了“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提出要防止两种倾向，即低估贫苦农民的倾向和低估中农的倾向。^[41]
　　在一九二五年的政治斗争过程中，季诺维也夫的看法逐步接近了左翼对新经济政策的看法。他认为新经济政策基本上是与非社会主义力量进行妥协的一个短暂时期，是降临到社会主义天空的一种污染。季诺维也夫在十四大的报告中激烈攻击了布哈林和那些违背列宁教导而把新经济政策当作现实社会主义来加以颂扬的人。他在引用了大量的列宁语录之后说，新经济政策的基础是国家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42]加米涅夫说，这个不愉快的事实是不能掩盖的，“假如说一九二五年在党内形成了一种歪曲党的路线的倾向，那么这种倾向就是掩饰新经济政策的消极面。……我们认为，危险就在于过分强调了新经济政策。……”^[43]为了使国有化工业具有更多的社会主义性质，季诺维也夫建议首先应实行工资平等和利润分红。^[44]
　　党领导对攻击他们搞国家资本主义特别感到不能忍受，因为国家资本主义就意味着苏维埃政权已变成与革命理想不相干的一种制度。斯大林详尽地论述了为什么不能把苏维埃工业说成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工业。他指出，使用这种提法就是认为苏维埃国家已失去了无产阶级性质。^[45]
　　在农民政策上，党领导坚持适应性与正统性是一致的观点。斯大林面对反对派关于政府向富农让步的指责给予了最严厉的驳斥，他说：“这种说法对不对呢？我可以肯定说，这种说法是不对的，这是对党的污蔑。我可以肯定说，马克思主义者决不会这样看问题，只有自由主义者才会这样看问题。”^[46]斯大林再次表示同意右翼提出的把重点放在农业上的经济计划。但他同时也抓住机会攻击反对派过分地依靠农业。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一个成员索柯里尼柯夫（财政人民委员）主要是由于书记处的政治方法不满而倒向了季诺维也夫，但他在经济政策上却站在极右翼一边，他认为国家在逐步进行国民经济建设时还要长期地依靠农业和外贸。他和他的志同道合者经济学家沙宁给斯大林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攻击目标。斯大林冷嘲热讽地反驳了他们的观点，说他们的观点就是主张要俄国“道威斯^[47]化”。^[48]斯大林宣布了一个大胆的目标，即使俄国成为能自力更生生产装备的工业国，以便“保证我国不会变成资本主义国家附属品”。^[49]但他没有谈及如何筹集必要的资金问题。
　　十四大在斯大林的报告之后通过了一项决议。加米涅夫满意地认为，决议作出了一些许诺：承认了富农问题的存在，提出了增长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措施。^[50]但是多数派的意见仍然与布哈林的同农民进行长期合作并在此基础上逐步长入社会主义的学说是相一致的。大会宣称：对中农的任何轻视客观上就会破坏无产阶级专政。^[51]在领导集团和反对派看来，农民政策问题是与俄国社会主义的未来前景密切相关的。

三、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国际

　　在季诺维也夫与斯大林之间的激烈争论中，俄国社会主义的安全和它与国际共产主义革命的关系成了俄国派别斗争的主要争论点。这场争论表明，政治上的意见分歧与俄国革命在世界政治范围内的地位这一原则性问题紧密相关。除此之外，共产国际已成为政治斗争的重要场所——季诺维也夫的政治实力主要应归功于他对共产国际的影响，而斯大林已决心也要在那儿向他发起进攻。
　　共产国际内的最主要的非俄罗斯力量是德国共产党。当时，德国党还处在因一九二三年遭受失败所产生的消沉气氛之中；该党于一九二三年失败以后，左派领袖阿尔卡季·马斯洛夫^[52]和路特·费舍^[53]取得了它的领导权。因此，在“布尔什维克化”的口号下，季诺维也夫主张严明纪律和谨慎从事，并想调节（象他所说的）右派和极左派都对之持有保留意见的方针。^[54]然而，倔强的德国左派不仅激烈反对俄国的最高统治，而且也激烈反对俄国的国内政策。^[55]斯大林最初想通过结盟来赢得德国左派，从而共同反对季诺维也夫。可是，斯大林未能获得成功，因为德国人感到这样做将会更严重地威胁他们所期望的独立自主。马斯洛夫和费舍抵制了斯大林的接近企图。这时，斯大林就给德国党的其他左派领袖，首先是恩斯特·台尔曼^[56]以帮助和支持。^[57]
　　一九二五年初，斯大林看到已有机会越过季诺维也夫去抨击马斯洛夫—费舍领导集团。当时，核心的问题是德意志帝国的总统选举。马斯洛夫主张为了维护共和国的利益应与社会民主党结盟，而斯大林却鼓励他的人（即台尔曼）独自作为共产党人参加竞选。季诺维也夫支持马斯洛夫的计划，但他们两个人的路线没有被共产国际采纳。这样一来，斯大林在季诺维也夫管辖的领域里战胜了季诺维也夫，并取得了一项重要的胜利。^[58]在实施这种少见的策略时，左右被颠倒了，出于利益考虑，俄国的右翼领导支持了德国的左翼革命浪漫主义者。
　　通常，当季诺维也夫在组织上一旦遭到攻击，他就会在理论方面发起反攻。一九二四年，在共产国际内部出现了这样一种说法，即世界资本主义已进入了一个“稳定化”的新阶段，估计在不久的将来不会出现世界革命的形势。这被认为是不容置疑的事实。按照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的理论，人们从以上看法中还会提出更严重的问题——俄国的社会主义能存在下去吗？季诺维也夫出于革命的愿望作出了这样的预言：“整个世界形势……存在着革命的希望。”他警告人们当心“右的毛病”，过高地评价资本主义的稳定性；并急迫地建议，将新的有左的倾向的领袖提拔到共产国际党的最高领导岗位上来。^[59]
　　可以设想，季诺维也夫之所以认为世界革命是重要的，是因为他害怕他作为共产国际主席的职务有可能失去意义。他立即拟定了一个提纲：正是资本主义的稳定化在造就新的革命力量。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极为乐观地谈到了共产国际所取得的进展。^[60]他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声称：“共产国际是国际工人阶级创造的最大价值之一。”^[61]
　　在这期间，斯大林发展了与其相对立的思想。一九二五年四月，他让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看来是确认了（不过仅是悄悄地）他关于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学说。^[62]会后，斯大林对国际问题（像以前对农民问题一样）作出了坚定的表示：“有人反对说，我国在经济上比较落后，因此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列宁反击并且驳倒了这种说法……”“要不然，就用不着在十月夺取政权，用不着举行十月革命了。因为，如果……认为没有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可能和必要，那末十月革命也就失掉意义了。谁否认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建成的可能性，谁也就一定要否认十月革命的合理性。”^[63]这里，他显然已公开承认，国际革命的理论问题是多么令人烦恼啊！如果一个党员从原先的、未经修改的马克思主义前提出发，那么他就必然会得出这样一些绝望的结论：几十年的斗争和在艰苦的国内战争中取得的所谓胜利似乎都是徒劳的；在没有国际革命援助的情况下，共产党尽管有坚定不移的信念，并且不顾一切辛劳，但仍不可能在俄国实现它的理想。
　　早在一九一八年，左翼反对派就警告人们，当心走进这一死胡同。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这种矛盾，是一九二一年以来之所以要不顾一切地强行贯彻党的路线的原因。无疑，使许多党员心情不能平静的问题是十月革命是否是徒劳的，现今的制度是否确实可称之为社会主义的制度。现在，斯大林自己提出了这些问题。这一事实表明，他觉得他在党内的地位已很牢固。斯大林不顾实际存在的矛盾，以反证法论证了党的政治逻辑，也就是说首先肯定现存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把它说成是公认的原理，然后再改变理论前提，以便为他所断言的社会主义能在俄国继续存在提出根据。
　　在左翼领导下的德国共产党则不顾俄罗斯最高统治者的希望，不理会苏维埃外交政策的保守倾向，于一九二五年日益公开反对莫斯科。^[64]马斯洛夫按照季诺维也夫的思想，以更加严厉的措词抨击苏维埃领导。说在富农的压力下，俄国共产党人正在蜕化变质，而且他们已把共产国际变为一种工具，这种工具不是为革命而是为俄国利益服务的。^[65]作为回应这一挑战，斯大林指责德国党的领袖犯下了种种过失，即从隐瞒直到制定建立第四国际的计划，然后他通过政治局决议来迫使季诺维也夫在一封“公开信”中表示疏远他的德国追随者。^[66]就像在农民问题的争论中所发生的一样，在季诺维也夫尚未表态和进行辩护之前，他就被赶出了战场。接着，斯大林就将他的人安插进了德国党的领导班子，并加速推进共产国际的“布尔什维克化”。同年，他又派刚刚接替了季诺维也夫职务而担任了共产国际主席的布哈林前往德国，以便监督开除左派的决议的贯彻执行。^[67]
　　季诺维也夫在共产国际里受到沉重打击之后，试图以发表听起来更左的理论来拯救他自己。他在他的《列宁主义》一书中开始公开反对斯大林的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他写道：“社会主义在一国取得最终胜利是不可能的……社会主义制度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制度只能在国际范围内实现。”^[68]他引证了许多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在一国不能取得最终胜利的语录作为他这一论断的依据。^[69]在引证方面，季诺维也夫远远胜过斯大林，因为斯大林只是零星地和断章取义地加以引证。虽然，斯大林不是以严格的科学论证为基点，但他要求全党保持信念。他说，“不知道为什么建设，就不能真正建设。不知道前进的方向，就一步也不能前进。”“究竟我们是为了社会主义、期待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而进行建设，还是为了给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施肥、‘等待全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到来’而碰运气地盲目地进行建设”。^[70]但这样一来，斯大林却暴露了他的实用主义思想，这种实用主义现在正控制着运动：运动正在进行，而且必须进行下去；谁若阻止它并对它的方向提出疑问，那就必须封住他的嘴巴。
　　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季诺维也夫企图抢先驳斥关于反对派对社会主义建设“缺乏信念”的这种指责：

　　“我们的意见分歧仅在于，是否有可能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至于在一国是否有可能开始社会主义的建设，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苏联的无产阶级在数量上已足够强大，经济先决条件已经具备，总的政治状况完全有利于卓有成效地建设社会主义。在这方面还应提到的是，我们有国际工人阶级的支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最终将在国际范围内得以完成。”^[71]

　　季诺维也夫并不缺乏信念——他纯粹是吹毛求疵。使他感到不安的显然是人们对国际革命的作用以及对他的权力中心（共产国际）的作用所持的看法。因此，他觉得有必要起来反对斯大林所理解的“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季诺维也夫认为：在俄国继续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正确的，但也必须记住季诺维也夫的共产国际同样是重要的，因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完成要求有国际性的行动。可以认为，季诺维也夫的这种咬文嚼字并没有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再说，斯大林也并没有停止扮演国际革命者这个角色。他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中声称：“而当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相信自己的力量的时候，那就可以确信这将是资本主义死亡的开端，这将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最可靠的征象。”“正因为如此，我认为我们在这个工作中一定会获得国际范围的胜利。”^[72]布哈林承担的任务是以有力的论据来捍卫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他断言说，这种思想是针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的异端邪说所作出的唯一的选择。按此方式，他把季诺维也夫这些批评新理论的人与以前的左翼反对派看作是同一类的人，他们的罪过就在于怀疑。他说：“为什么我们当时要揭露不断革命的理论？我们当时揭露它，是因为这在我们看来……反对派的错误包含着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可能性的怀疑。”^[73]后来，斯大林把他有关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论述进一步撰写成一篇新的论文，题为《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一月。他承认，他今天的阐述与他在一九二四年发表的《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中的阐述有所不同，事实上他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中一再重复的只是普遍承认的思想：俄国的社会主义取决于国际革命的发展。但他认为，这一变化仅是为了把问题说得更清楚：“……这种说法（指以前的说法——作者注）会引起一种想法，以为用一个国家的力量组织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可能的。当然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斯大林在这里给那种后来成为标准的论证方法提供了一个范例，这种论证方法是：决不承认学说的改变；谁继续主张旧的观点，谁就会被控告歪曲了始终有效的学说。季诺维也夫指出，斯大林自己在一九二四年曾否认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针对季诺维也夫的这一干扰，斯大林说他的旨意就在于“在党已向前进展的时候又把它拉回去”。这种态度“就是不可救药地陷入了矛盾，就是不相信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就是离开了列宁的道路，就是自己承认自己的失败”。^[74]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以同样的方式把“反对那种不相信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态度”的斗争说成是党的一项任务。^[75]
　　斯大林不断重复说：“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一名言应该反过来说才是比较正确的：行动是某些理论的指南，而不顾不断出现的变化，这些理论却始终被当作教条。斯大林主义对待理论的态度不是以经验为依据的，而且也是不灵活的。如果经验与理论产生了矛盾，斯大林分子不会说：“这种理论不完全正确，它必须在某些方面加以修正。”虽然领导也使理论符合实际，但它却断言说：新的说法就是原来的正确的理论，而老的说法是反无产阶级的反对派所作的一种新的曲解。在宣布有关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时，人们首次采用了这种使意识形态适应需要的做法，从而在苏联官方的思维方法中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一时代基本上一直持续到今天。这种对理论的新见解必然带来这样的现象：政治路线的改变总是伴随着一场清洗运动，因为必须为过去的反列宁主义理论找到一个负责人。只有这样，党的领导才能摆脱理论上的窘境而采取行动；而同时又能充分利用正统观念，要求人们无条件地承认现今的政策和制度。

四、党和书记处

　　如果说当权者迷信权威，那么无权者可以说是民主的最热情的崇拜者。当斯大林的不可抗拒的党的机关战胜了列宁格勒人时，人们突然意识到一人专政已是迫在眉睫的危险。
　　季诺维也夫在他的《列宁主义》一书中开始急迫地要求采取预防措施，防止无产阶级专政变成对无产阶级的专政。实际上，在六年之前人们就从列宁的批评者口中听到类似的责备，例如：“列宁主义的党必须建设成一个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证党内最大限度的无产阶级民主的党。”^[76]季诺维也夫提出的这种要求也使列宁格勒党组织处于难堪的地位，因为那里实行的也是独裁统治。斯大林分子立即也指出了这种情况。对此，季诺维也夫分子只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们公开谴责乌格拉诺夫在莫斯科组织中实行铁一般的统治。^[77]乌格拉诺夫比较坦率地说：“是的，我们不否认，莫斯科组织内充满着和平和安宁的气氛，这靠的是党员群众的作用，靠的是团结在莫斯科委员会周围的莫斯科组织和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的紧密团结。”^[78]
　　季诺维也夫分子打算通过迅速增加党员数量来拯救党的民主和确保专政的无产阶级性质。季诺维也夫的一名追随者建议立即吸收无产者入党，而且要一直坚持下去，直到百分之九十的党员都是“工作台旁的工人”为止。去年，书记处已从大量吸收工人入党事件中得到了许多好处；现在，季诺维也夫分子似乎也认为，在尽可能广的范围内运用这种办法能加强党内民主和促进他们的事业。很显然，当权者也有这种看法，但认为在一年内使工人党员人数上升到百分之九十的这一计划是空想，是孟什维主义的。^[79]斯大林直言不讳地重申了真正的列宁主义原则：“我们的党……是由工人阶级中所挑选出来的人组成的。……，我们党在工人阶级内部占独占地位。”^[80]
　　至于谈到书记处在党内的垄断问题，斯大林就不那么坦率了。这就迫使反对派起来直接反对党领导的权威。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反对派的行动促使莫斯科组织提出了抗议，反对他们“向‘党机关’发起的毫无选择的进攻，而这种攻击实际上只是重复了一九二三年反对派所说的话”。^[81]由于反对派很可能会被党的机关的磨盘所碾碎，列宁格勒的同志很快地变成了谋求党内真正民主的最坚定的先锋战士。他们的一名代言人在一篇文章中虽然承认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具有约束力，但他写道：“我们不能用在党内工人民主基础上集体制定决议的方法来代替所有的独立思考，……每个布尔什维克必须有勇气向党代表大会说出全部实情，说出为了无产阶级革命利益而必须说的一切。”^[82]
　　事实上，一些布尔什维克也确实表现出了这种勇气。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加米涅夫要求给少数派以再次说明他们观点的权利。他喊道，“回到列宁的路线上去！”并继续说：“我们反对创造一种‘领袖’理论，我们反对一位‘领袖’的提法，^[83]我们反对书记处把它的政治和组织职能结合起来凌驾于所有的政治组织之上。我们赞成这样一种党章，它规定我们最高机关的全权应交给政治局。在政治局内，我们党的所有政治领袖应是团结一致的，政治局同时使书记处成为一个技术执行机构，贯彻执行这个较大的领导集体所作出的各项决议。”在这里，速记稿中加了一个注，称这时会场上出现了“骚乱”。因为这个实际问题终于被说出来了，所以出现骚动是不奇怪的。接着，季诺维也夫又说道：“我深信，斯大林同志不可能想到统一布尔什维克总参谋部的作用。”（骚动：列宁格勒代表团鼓掌：为斯大林高呼和鼓掌。）加米涅夫在不断的喧哗声中最后说道：“我们反对一人统治的理论，我们反对创造一位‘领袖’。”^[84]
　　索柯里尼柯夫再一次谈到了这个问题：他对斯大林担任总书记和政治局委员的双重职务表示不满。在绝不允许削弱党的领导的叫喊声中，他咬牙切齿地回答道：“如果斯大林同志要想像列宁一样享有同样多的信任，那么他就应当以实际行动来赢得这种信任。”^[85]为了团结反对派，集体领导是一种积极的办法；意见分歧应彻底解决，但不能压制不同政见；最高层领导人应作为一个集体来接替列宁的位置。^[86]斯大林的追随者没有反对这种设想，但他们表示深信，斯大林决不会有搞个人独裁的企图。^[87]他们（例如像鲁祖塔克——他后来在一九三八年被斯大林所清洗）同时还声称：“我们的道路就是斯大林所指出的道路。”^[88]
　　斯大林本人也表示赞成集体领导的思想，他说：“离开集体来领导党是办不到的。在伊里奇逝世以后，谁要幻想这点，那是愚蠢的……”然后他以攻为守，回忆了一九二三年在基斯洛沃得斯克的会谈和季诺维也夫关于改组中央书记处的计划。“这个政纲的用意何在呢？……这就是说不要李可夫，不要加里宁，不要托姆斯基，不要莫洛托夫，不要布哈林来领导党。……没有我上面指出的几个同志……是无法领导党的。”在《斯大林全集》较新的版本中，这句话是这样说的：……不要加里宁，不要莫洛托夫来领导党”——斯大林在这期间已经表明，他也可以不要其他人。但是在当时，他还是竭力维护他的反对反对派的追随者。“既然如此，他们为什么还要继续肆无忌惮地攻击布哈林呢？ ”他问道。“ ……要布哈林同志的血……你们要布哈林的血吗？我们是不会把他的血给你们的（鼓掌）。”斯大林后来认为这句话也是有妨碍的（他本人于一九三八年杀害了布哈林）,而且不得不把最后这几行删掉。^[89]
　　人们从以下几句话中可以看出，斯大林的政治思想是朝着什么方向发展的，他说：“在我们看来，党的利益高于形式上的民主。”他给集体领导这一概念划了一个框框：“不能沉溺于争论。我们是国家的执政党，不要忘记这一点。不要忘记，上层所发生的每一个小争执都会在国内引起对我们不利的影响。”^[90]不久以后，他又解释说，最后必须迫使进行干扰的少数派恢复理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党内行动的一致……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阶级行动的一致。否则，工人阶级的队伍就会分裂，涣散并解体。”“对于领导的任何其他见解都是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官僚主义，随便说它是什么都可以，但不可以说是布尔什维主义，不可以说是列宁主义。”^[91]

五、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崩溃

　　季诺维也夫分子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失败，从一开始起就已注定。当代表大会要求代表们确认由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所作的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时，有六十五票反对，但有五百五十九票赞成。^[92]
　　给季诺维也夫反对派以毁灭性的打击不是在党代表大会上而是在列宁格勒组织内部进行的。代表大会尚未结束，就有一批中央机关的人（在党的书记莫洛托夫这样一个较高级领导人的率领下）出现在列宁格勒，为的是接受那里的权力。党代表大会向列宁格勒党组织寄去了一份通告，通告中要求列宁格勒党组织召回它派往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团，因为这个代表团违反了列宁格勒省代表会议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这项决议自然是形式上的东西）。与此同时，列宁格勒省委会也遭到了指责，说它由于压制维堡地区组织的愿望（这个组织已经投票赞成斯大林分子〉而损害了党内民主。^[93]季诺维也夫徒劳地反驳说，列宁格勒的不满表示实际上是由于书记处的代表搞阴谋而造成的，而这些阴谋已经部分地得逞。^[94]
　　莫洛托夫的人马（其中有基洛夫^[95]、伏罗希洛夫、安德烈耶夫、加里宁和“其他人”）于一九二六年一月五日进驻列宁格勒。^[96]当时，季诺维也夫的力量已作好斗争的准备，并要召开一次市代表会议；而领导集团的代表将在会上作报告。中央代表的战略是绕过地方机关，直接对企业党组织施加压力和在企业党组织中树立自己的威信。中央委员会西北局越过了省委会直接批准了这种做法。在随后的两个星期内，高级领导干部从这个厂跑到.那个厂，“解释”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并制造拥护中央领导的气氛。毫无疑问，他们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因为列宁格勒的普通党员已经开始对那儿的领导不满。据报道，那里的领导集团已在实行特别严厉的官僚统治。此外，人们在反对顽固不化的季诺维也夫的干部过程中已经掌握了一种有效的组织手段：把他们调往土耳其斯坦或者远东地区。一月底，季诺维也夫分子在列宁格勒各级党组织中的权力都被剥夺了。
　　随着在著名的普梯洛夫机器制造厂的党组织中取得胜利，斯大林分子圆满结束了他们发起的卓有成效的运动。起初，季诺维也夫分子对普提洛夫机器制造厂抱有很大的希望，他们在组织上作了特别的努力，鼓励该组织继续坚持下去。但是，该厂的党员大会于一月二十一日同意了中央的路线，并抨击了省组织的“压制行为”；它要求召开代表会议重新选举列宁格勒省党委会。当运动即将结束时，斯大林分子断言说，他们在列宁格勒的企业组织中已经获得所有选票的百分之九十六。他们从上到下地采用了这种办法，并一个接一个地将地区委员会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他们撤换了反对派的干部，并随着在普梯洛夫机器制造厂取得的肚利，又牢牢地掌握了省监察委员会和省党委会的统治权。一九二六年二月，专门召开的列宁格勒省党代表会议胜利地结束了；会议进行得很顺利。布哈林在会上解释了官方的路线，然后大会如同往常一样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但它这一次却表示无保留地赞成莫斯科的领导和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并且批判了迄今为止的列宁格勒领导人。至此，反对派被全部排挤出省党委会，季诺维也夫也失去了他几乎自建立苏维埃政权以来就担任的职务——列宁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97]
　　在反对派被驱逐出他们唯一的组织权力中心的同时，党领导已把反对派的领袖排挤出了他们所掌握的几乎所有负责的国家机关，或者至少是降低了他们的职务。加米涅夫失去了劳动保护委员会（最高经济政治机构）主席和入民委员会副主席的职务，改任内外贸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但他不久又不得不把这一职务交给了米高扬^[98]，同时又失去了莫斯科苏维埃主席的职务。索柯里尼柯夫已从财政人民委员被降为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99]
　　在党的领导机构中，季诺维也夫还保持着他的地位，但加米涅夫已从政治局委员被降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而直到目前为止仍是政治局候补委员的索柯里尼柯夫不得不完全退出政治局。政治局委员已从七名增加到九名——自一九二二年以来首次扩大了政治局。莫洛托夫、加里宁和伏罗希洛夫填补了三个空缺的位置。^[100]斯大林已开始在党的最高领导机构中安置他的新兵。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确认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名单中——除了亡故的伏龙芝外——还减少了三名到目前为止的委员，即：扎卢茨基、哈利东诺夫^[101]和库克林，他们都是季诺维也夫分子。两名委员（其中有副军事人民委员拉舍维奇）被降为候补委员。三十四名候补委员中有十一名——几乎是三分之—没有再次当选，他们中间仅有三名或四名委员因明确表示同情季诺维也夫而落选，其他人也可能是因无能而没有当选。十六名新的或者是被提拔上来的党员进了中央委员会，而它现在就是斯大林进一步采取行动的可靠基础；二十三名大多是不出名的人获得了候补委员的级别，其中有一些人后来享有很高的声誉。加马尔尼克^[102]和埃赫^[103]将军在一九三七年成了清洗运动的牺牲品；波斯蒂舍夫^[104]在一九三八年不得不死去之前已经晋升为党的书记，并同埃赫将军一样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副局长温什利希特^[105]同样于一九三八年销声匿迹了；罗明纳兹^[106]由于参加了反对派的一次失败了的行动于一九三〇年垮了台；安·亚·日丹诺夫^[107]开始青云直上，直到他于一九四八年不明不白地死去为止一直是党的一位杰出的领导人。^[108]
　　季诺维也夫反对派仅是在党领导分裂的状态中发展起来的，它似乎与普通党员中的真正的运动毫无关系；列宁格勒人之所以跟着季诺维也夫跑，是因为这位西北的总督在他那个地区里是无庸置疑的首脑。当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看到斯大林曰益增长的组织权力越来越具有威胁性时，他们变得惊慌失措；这种情况就是列宁格勒反对派失败的实际原因。当“三驾马车”中的两巨头被逼得走投无路时，他们才开始寻找有争议的问题，以便由此向斯大林—布哈林领导集团发起进攻。在以往的反对派运动中，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是运动产生的主要动机，但现在，对季诺维也夫反对派来说，学说问题首先是玩弄政治手腕的一种工具。
　　季诺维也夫反对派和以前的反对派运动之间不存在任何真正的亲缘关系，托洛茨基分子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期间所持的态度就证明了这一点。虽然托洛茨基是作为一个无表决权的代表出席会议的，但他本人在会上并没有参加辩论。就像情况所表明的那样，他觉得不宜介入，但这却有利于斯大林！^[109]当多数人认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就是一九二三年的反对派的继续时，他反驳说这仅是“论战的策略”。不过，他断言说，季诺维也夫分子为了寻求支持似乎应当接受左派提出的工业化思想，尽管他们在不久前曾与其余的党组织一起拒绝了这种思想。^[110]
　　从共产党整个发展过程看，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出现反映了列宁主义派或者说意识到政权重要性的谨慎派内部的分裂。在这方面，纯粹是个人的东西也起了作用——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为争夺党的领袖地位所进行的较量。但是，更多地主张国际主义的季诺维也夫分子和更多地倾向于俄国事业的斯大林分子之间也存在着重要的思想分歧，这首先反映在“在一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托洛茨基倾向于这种看法：“他们（指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作者注）在国外流亡期间，在列宁的领导下，已经形成了一种比斯大林广阔得多的国际远见，但这一点并没有增强他们的地位，相反，却削弱了他们地位。因为党的方针走向了自给自足的民族发展……。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捍卫国际观点的一点尝试却使官僚们认为，季诺维也夫等是第二种‘托洛茨基分子’。”^[111]
　　最后，不同的禀性看来在分裂过程中也起了作用。教条地和十分拘泥于字面地运用党的学说的季诺维也夫分子看到斯大林—布哈林集团漫不经心地对待列宁确定的路线和他给党的指示，感到十分惊骇。在季诺维也夫分子身上还存在着一些左派的思想倾向。这就是季诺维也夫集团和托洛茨基集团这两个集团在一九二六年结成联盟的天然基础。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是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期间结成这种联盟的，并且是左翼反对派最后一次出征的前奏。看来，左派过去在党的基层中拥有的信徒现在大部分已站到了季诺维也夫一边。季诺维也夫分子提出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为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的反对派提供了最重要的政治炮弹。

^[1] “耐普曼”就是“拥护新经济政策的人”。——译注

^[2] 参阅斯大林：《关于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六卷，第222—224页；《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第355—362页。

^[3] 参阅捷连斯基和乌格拉诺夫传，《百科全书》第一卷，第142—143页；第三卷，第175—176页。

^[4] 参阅路特·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第490—491页。

^[5] 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关于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的结论》，《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七卷，第317页。

^[6] 同上，第318页。

^[7] 同上，第319页。

^[8] 尼古拉·巴甫洛维奇·科马罗夫（Николай Павлович Комаров，1886年11月27日——1937年11月27日），出身于农民家庭。早年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9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1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维堡区委员会委员。1915—1917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堡委员会委员。二月革命后进入彼得格勒苏维埃工作。参与了十月革命的筹备活动。1918年加入红军。1919年加入契卡。1920—1921年任彼得格勒契卡主席，参与镇压了喀琅施塔得叛乱。1922—1923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3—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6—1930年任列宁格勒苏维埃主席。1930年任公用事业人民委员。1934—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37年6月11日被捕，6月25日被开除出党，11月27日遇害。1956年平反。——录入者注

^[9] 参阅布哈林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科马罗夫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扎卢茨基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七卷，第326、303、322页。

^[10] 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关于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的结论》，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七卷，第299页；参阅波波夫：《苏联共产党简史》第二卷，第248—249页。

^[11] 参阅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关于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的结论》，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七卷，第322页；另参阅波波夫：《苏联共产党简史》第二卷，第248—249页。

^[12] 参阅莫斯科省第十四次党代表会议关于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见《新反对派：一九二五年讨论的文集》，一九二六年列宁格勒版，第36—40页。

^[13] 参阅列宁格勒省第二十二次党代表会议的声明，见《新反对派：一九二五年讨论的文集》，一九二六年列宁格勒版，第40—44页。

^[14] 参阅莫斯科党委会一九二五年十一月致列宁格勒党组织，见《新反对派：一九二五年讨论的文集》，一九二六年列宁格勒版，第44—51页。

^[15] 参阅萨法罗夫：《怎么一回事》，见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列宁格勒真理报》；波波夫：《苏联共产党简史》第二卷，第248页。

^[16] 参阅托洛茨基一九二六年一月九日致布哈林的信，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2926号。

^[17] 参阅埃里希·沃伦贝格给编辑部的信，见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一日《东方问题》，第896页。埃里希·沃伦贝格，德国前共产党人，曾为红军工作过。
　　埃里希·沃伦贝格（Erich Wollenberg，1892年8月15日——1973年11月6日），出身于医生家庭，学过医学。1914年自愿参军，曾5次负伤，被晋升为少尉。1918年参加独立社民党，十一月革命期间指挥柯尼斯堡的革命水兵部队。1919年曾在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红军中担任指挥员。多次被捕又多次越狱。1923年抵达鲁尔，当年夏天在领导德共在西南地区的军事—政治工作。1923年秋季起义失败后赴苏联学习军事。1927年短暂返回德国，1928年再次回到苏联，在多处教育机构任教。1930年大赦后返回德国，1931年在地下领导红色战线战士同盟。后再次被捕。1933年因批评德共领导，与菲利克斯·沃尔夫一起被开除。1934年流亡法国，同多个反纳粹抵抗组织合作过。1940年被捕，后脱逃至摩洛哥，1941年又被维希法国当局逮捕，盟军在摩洛哥登陆后获释。战后为多家刊物当过记者。——录入者注

^[18] 参阅托洛茨基：《斯大林》，第418页。

^[19] 参阅沃伦贝格给编辑部的信，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一日《东方问题》，第896—897页。

^[20] 参阅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关于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的结论》，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七卷，第325—326页。

^[21] 季诺维也夫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22] 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七卷，第288页。

^[23] 布哈林一九二五年四月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上的讲话，见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日《国际新闻通讯》，第161页。

^[24] 参阅加米涅夫和斯大林一九二五年一月在莫斯科省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见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九、三十日《真理报》。

^[25] 参阅季诺维也夫：《无产阶级和农民：“面向农村”这一口号意味着什么？》，见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三日《真理报》。

^[26] 参阅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7] 参阅布哈林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见一九二五年五月三日《真理报》。

^[28] 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七卷，第273页。

^[29]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决议》，《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二分册，第539页。

^[30] 同上，第538—548页。

^[31] 参阅季诺维也夫：《列宁主义》，一九二五年列宁格勒版，第223—224页。

^[32] 同上，第226页。

^[33] 见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九、二十日《真理报》。

^[34] 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乌斯特里亚洛夫（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 Устрялов，1890年11月25日——1937年9月14日），1913 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后在莫斯科大学任教。他是立宪民主党人。十月革命后支持高尔察克。此后流亡中国等地。1921年发表《路标转换》一文，主张同苏俄和解，企图将民族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进行结合，因此被视为俄罗斯民族布尔什维主义的先驱。1935年回到苏联。1937年被捕，旋即被处决。——录入者注

^[35] 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七卷，第314页。

^[36] 参阅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一日《真理报》。

^[37] 参阅一九二五年十一月莫斯科党委会给列宁格勒党组织的信。

^[38] 参阅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索法雷里：《斯大林》，第399—402页。

^[39] 参阅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40] 参阅托姆斯基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41] 参阅一九二五年十月中央委员会决议：《关于党在贫农中的工作》，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三分册，第60—85页。

^[42] 参阅季诺维也夫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43] 加米涅夫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44] 参阅托姆斯基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45] 参阅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七卷，第251—253页。

^[46] 同上，第295页。

^[47] 查尔斯·盖茨·道威斯（Charles Gates Dawes，1865年8月27日——1951年4月23日），早年从事律师业务。后来经商。1917年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远征军中任军需部部长，并升至准将军衔。1921年任国家预算局局长。1923—1924年任德国财政和赔款问题专家委员会主席，提出稳定德国战后财政以保证赔款的道威斯计划。1925年同英国外交大臣奥斯汀·张伯伦共获诺贝尔和平奖。同年竞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但败给卡尔文·柯立芝。1925—1929年在柯立芝政府任副总统。1929—1932年任美国驻英国大使。1932年以后为复兴金融公司经理、芝加哥地方国民银行和信托公司董事长。——录入者注

^[48] 参阅《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七卷，第293—294页。——译注。

^[49] 参阅斯大林在联共（布）十四大上的报告：《关于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的结论》，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七卷，第293页。

^[50] 参阅联共（布）第十四大关于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加米涅夫在十四大上的发言。

^[51] 参阅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关于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三分册，第80页。

^[52] 阿尔卡季·马斯洛夫（Arkadi Maslow，1891年3月9日——1941年11月20日），本名伊萨克·叶菲莫维奇·切列明斯基（Исаак Ефимович Чемеринский），出身于乌克兰一个富有的犹太商人家庭，幼年时随家人移居柏林。自幼天资聪颖，博学多才，曾学习过自然科学和音乐，还曾师从爱因斯坦学习物理。一战期间曾因敌国侨民身份被拘留，后来在德军战俘营当俄语翻译。战后在柏林继续求学，其间认识了列维和路特·费舍，并转向共产主义，以马斯洛夫的化名积极参加德共（斯）的活动。1920年11月以德共俄国支部代表的身份并入选德共中央。1921年支持三月行动和进攻理论，积极反对列维和他提倡的莫斯科妥协。1922年被德国警察逮捕，被判处监禁八个月。在莱比锡代表大会上担任左派发言人，并入选中央委员会。1923年9月为筹备起义，被召去莫斯科，并遭到质询。1924年1月，在斯大林主持的委员会为他开脱后返回德国。1924年4月当选政治局委员，与路特·费舍一起领导德共。1925年5月被捕，1926年7月获释。在监禁期间反对成立红色工会，并支持在第二轮总统大选中撤回所有德共候选人。1925年9月遭到共产国际执委会批评，1926年8月被开除出党。与人成立列宁同盟。1933年与路特·费舍一起流亡巴黎，1934年至1936年，曾与托洛茨基密切合作，与托洛茨基决裂后，曾同费舍成立了一个叫马克思列宁主义国际小组（Marxist-Leninist International Group）的组织。1940年法国沦陷后流亡古巴，因车祸去世。但费舍坚持认为是斯大林的刺客谋杀了他。——录入者注

^[53] 路特·费舍（Ruth Fischer，1895年12月11日——1961年3月13日），本名路特·爱尔芙丽德·艾斯勒（Ruth Elfriede Eisler），1914年参加社会民主党，1918年同俄国代表在维也纳建立联系后，得到一笔资金，在维也纳创办了《警钟》（Der Weckruf）周刊。当奥地利共产党于1918年11月3日成立时，她是第一名党员。1919年5月被免去在革命的领导层中的职务，1919年8月离开奥地利前往柏林。她与德共（斯）的领导——特别是列维——合作，后来在阿尔卡季·马斯洛夫——后来成为她的长年伴侣——的影响下参加左翼反对派。从1921年起，她用路特·费舍的化名领导了柏林—勃兰登堡地区的党的工作。她在1921年开始成为“进攻论”的热烈倡导者，反对莫斯科的妥协。她作为德共左派代表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1923年初，她激烈的发言引发了德共的党内危机，但1923年5月，她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接受了妥协，并参加德共中央。1923年7月起重新进行反对派活动，在莫斯科进行组织暴动的工作，宣称赞成继续保持武装起义的口号，但在开姆尼茨大会之后反对进行总罢工。1924年，她得到了季诺维也夫和德共党内反对布兰德勒的派别的支持，赢得了党的领导权，并支持对各国共产党进行“布尔什维克化”。但在1925年的第二轮总统选举中，她支持撤回共产党的候选人一事曝光，而共产国际执委会则否定了这种做法。1925年至1926年间被迫居住在莫斯科，而她在柏林的地位则被台尔曼所取代，后来于1926年8月被开除。她参加了列宁同盟和其他反对派组织的成立工作。1933年流亡法国，1940年6月流亡到西班牙，然后流亡到古巴，最后在1941年流亡美国，开始参加反共活动。1956年返回法国，1961年在巴黎逝世。——录入者注

^[54] 参阅季诺维也夫：《关于德国共产党内事变的形势》，德文版，见一九二四年三月二十六日《胡姆贝尔特—德罗茨文献》。

^[55] 参阅路特·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第392、394页。

^[56] 恩斯特·台尔曼（Ernst Thälmann，1886年4月16日——1944年8月18日），出身于小贩家庭，1903年参加社民党，在党内属于左翼，反对工会官僚。1915年至1918年被强征入伍，1918年参加独立社民党，成为汉堡的独立社民党左派领袖。1920年参加统一共产党，1921年3月发动失业者罢工。在共产国际三大上反对列宁和托洛茨基，为进攻理论辩护。后当选为德共中央委员，成为左派的旗手。在1923年10月的汉堡起义中承担重要工作。1924年入选中央政治局，在费舍和马斯洛夫被开除后担任党主席，支持斯大林，1933年3月被捕，1944年8月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遇害。——录入者注

^[57] 同上，第十六、十七章。

^[58] 同上，第420—425页。

^[59] 参阅季诺维也夫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国际前景和布尔什维克化》，见《国际新闻周刊》，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七日第三十四期，第448、453—455页。

^[60] 参阅季诺维也夫：《战争和革命时期》和《国际形势的估计》，见《国际新闻周刊》，一九二五年第五十五、八十七期；另见加米涅夫：《国际形势和苏联》，见《国际新闻周刊》，第八十六期。

^[61] 季诺维也夫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62] 参阅《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共产国际和俄共（布）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的决议而产生的任务的提纲》，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三分册，第43—46页。
　　正如后来官方历史学家所说，代表会议在理论上作出的这种表态是不明确的它规定了许多条件——外国的无产者必须支持俄国的社会主义；在国际革命没有到来时，资产阶级复辟的威胁仍然存在；对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采取消极态度和不重视俄国依赖于世界革命，都是很危险的。据称，当政治局讨论这一决议草案时，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提出了一些疑问，但使人困惑不解的是：他们反对的究竟是什么，看来他们也不可能将此事公布于众。（托姆斯基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63] 斯大林：《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工作总结》，《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七卷，第98、99页。

^[64] 参阅路特·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第442—444页。

^[65] 参阅弗朗茨·博肯奥：《共产国际》，一九三八年伦敦版，第267页。

^[66] 参阅路特·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第444—450页。

^[67] 同上，第568页。

^[68] 季诺维也夫：《列宁主义》，第302页。

^[69] 参阅季诺维也夫：《列宁主义》，第302—307页。

^[70] 斯大林：《问题和答复》，《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七卷，第170页。

^[71] 季诺维也夫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72] 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七卷，第291页。

^[73] 布哈林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74]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八卷，第61、64页。

^[75] 参阅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决议：《关于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三分册，第79页。

^[76] 季诺维也夫：《列宁主义》，第377页。

^[77] 参阅拉舍维奇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78] 乌格拉诺夫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79] 参阅莫斯科省第十四次党代表会议关于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见《新反对派》，第39页。

^[80] 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七卷，第287页。

^[81] 莫斯科省第十四次党代表会议关于中央委员会的报告的决议，见《新反对派》，第39页。

^[82] 萨法罗夫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列宁格勒真理报》上的撰文，《新反对派》，第12页。

^[83] 俄语中领袖这个名词当时已作为所宣布的集体领导的相反的概念，具有骂人的意思；但后来它已成为斯大林的常用定语。

^[84] 加米涅夫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转引自路特·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第597—598页。

^[85] 索柯里尼科夫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86] 参阅季诺维也夫和巴达耶夫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讲话。

^[87] 参阅托姆斯基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88] 鲁祖塔克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89] 参阅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关于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的结论》，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七卷，第328、324、321页。

^[90] 同上，第319、327页。

^[91]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八卷，第53、54页。

^[92] 参阅《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文件》，第524页。

^[93] 参阅《联共（布）给列宁格勒组织所有党员的声明》，见《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文件》，第710—711页。

^[94] 参阅季诺维也夫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95] 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基洛夫（Сергей Миронович Киров，1886年3月27日—－1934年12月1日），1904年底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5年被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托木斯克委员会委员。1917年二月革命胜利后被选为弗拉基高加索苏维埃委员，期间靠近孟什维克，支持临时政府。1917年10月被选为全俄工兵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并参加了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十月革命胜利后转向布尔什维克。1918年当选为捷列克苏维埃委员。1919—1920年任边疆区临时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内战期间曾任红军独立第11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南方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0年5月开始担任俄罗斯联邦苏维埃政府驻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政府全权代表。同年又受命率苏俄代表团在里加与波兰签订和平条约。1921—1923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1—1926年任阿塞拜疆共产党（布）中央第一书记。1923—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6—1927年任联共（布）列宁格勒执行委员会主席。1927—1934年任联共（布）列宁格勒省委第一书记。1930—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34年12月1日在斯莫尔尼宫遇刺身亡。——录入者注

^[96] 参阅波波夫：《苏联共产党简史》，第273页。

^[97] 参阅亚历山大罗夫：《谁统治俄国？》，第160页。

^[98] 阿纳斯塔斯·伊凡诺维奇·米高扬（Анастас Ивановнч Микоян，1895年11月25日——1978年10月21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91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巴库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18年领导一支游击队救出巴库公社26名委员，但随后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被捕，1919年获释。1919年当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0—1922年任俄共（布）下诺夫哥罗德委员会主席。1922—1923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2—1924年任俄共（布）中央东南局书记。1923—197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24—1926年任联共（布）北高加索省委第一书记。1926—1930年任对外贸易人民委员。1930—1934年任供应人民委员。1934—1938年任食品工业人民委员。1935—1966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37—1955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38—1949年任对外贸易部长。1938—197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42—1945年任苏联国防委员会委员。1943年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1949年起遭到批判。1953年3—8月任内外贸部长。1953—1955年任贸易部长。1955—1964年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在此期间与赫鲁晓夫密切合作。1956年反对镇压匈牙利革命。1962年参与镇压了新切尔卡斯克工人起义。1964—1965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65年因支持赫鲁晓夫被勒令退休。1965—197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1978年逝世。——录入者注

^[99] 同上，第161页，见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七日《真理报》。

^[100] 一九二六年一月三日《真理报》。

^[101] 摩西·马尔科维奇·哈利东诺夫（Моисей Маркович Харитонов，1887年3月1日——1948年？月？日），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6年被捕，后流亡瑞士。二月革命后随同列宁回国，担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尔姆委员会主席。1918年进入红军任职。1922—1924年任俄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3—1925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3—1925年任联共（布）乌拉尔省委第一书记。在此期间支持托洛茨基反对派和“新反对派”。1925—1927年任联共（布）萨拉托夫执行委员会主席。1927年因支持左翼反对派而被开除出党。1928年投降并恢复党籍。此后曾在对外贸易人民委员会工作。1934年被捕。1935年被再次开除出党并被判处2年徒刑。1936年再次被捕，1937年被判处死刑，后改判10年徒刑。1947年再次被捕，被判处10年徒刑。1948年在集中营逝世。1958年平反。——录入者注

^[102] 扬·鲍里索维奇·加马尔尼克（Ян Борисович Гамарник，1894年6月2日——1937年5月31日），1916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8年领导了基辅工人起义。同年当选为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参与镇压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1920—1921年任基辅革命委员会主席。1921—1923年任基辅执行委员会主席。1923—1924年任滨海边疆区执行委员会主席。1924—1926年任远东革命委员会主席。1925—1927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7—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7—1928年任联共（布）远东省委第一书记。1928—1929年任白俄罗斯共产党（布）中央第一书记，大力推行农业集体化。1929—1937年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1930—1934年任第一副陆海军人民委员兼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34—1937年兼任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员。1935年被授予一级集团军司令员军衔。1937年被解职，改任中亚军区军事委员会委员。同年因卷入“图哈切夫斯基案件”而自杀身亡。1955年平反。——录入者注

^[103] 罗伯特·尹德里柯维奇·埃赫（Роберт Индрикович Эйхе，1890年7月31日——1940年2月2日），1905年加入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1908年流亡英国。1911年回国。1919—1921年任俄共（布）车里雅宾斯克委员会主席。1924—1925年任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1925—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30—1938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9—1930年任联共（布）西伯利亚地区委员会第一书记。1930—1937年任联共（布）西西伯利亚省委第一书记。1935—1938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7—1938年任农业人民委员。1937年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8年被捕。1940年遇害。1956年平反。——录入者注

^[104] 帕维尔·彼得洛维奇·波斯蒂舍夫（Павел Петрович Постышев，1887年9月6日——1939年2月26日），190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参与了1905年革命。多次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担任伊尔库茨克苏维埃副主席。内战期间曾任伊尔库茨克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西伯利亚革命法庭庭长。1925—1927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7—1938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6—1930年任乌共（布）哈尔科夫省委书记兼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30—1933年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1933—1934年任联共（布）哈尔科夫省委第一书记。1934—1937年任联共（布）基辅省委第一书记。1934—1938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7年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7—1938年任联共（布）古比雪夫省委第一书记。1938年被捕。1939年遇害。1956年平反。——录入者注

^[105] 约瑟夫·斯坦尼斯拉沃维奇·温什利希特（Иосиф Станиславович Уншлихт，1879年12月31日——1938年7月29日），1900年参加波兰王国与立陶宛社会民主党，1906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7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代表。1907至1911年任波兰王国—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华沙州委委员、罗兹区委委员、总理事会成员。多次被逮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1917年4月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布尔什维克六大代表，十月革命时任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十月革命后任内务人民委员部委员。1919年任立陶宛—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军事人民委员和立陶宛—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同年4月至12月任第十六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19年12月至1921年4月任西方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0年兼任波兰临时革命委员会委员。1921年至1923年任契卡副主席。1923年至1925年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工农红军供给部长。1925年至1930年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陆海军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1927年起并兼任苏联国防及航空化学建设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1930年至1933年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33年至1935年任苏联民用航空总局局长，1935年起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联盟院书记。1937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38年遇害，1956年平反。——录入者注

^[106] 维萨里昂·维萨里奥诺维奇·罗明纳兹（Виссарион Виссарионович Ломинадзе，1897年6月6日—1935年1月？日），191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7—1918年任库塔伊西党委书记。1918—1919年任第比利斯苏维埃主席。1919—1920年任阿塞拜疆共产党（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2—1924年任格鲁吉亚共产党（布）中央第一书记。1925—1930年是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6年以少共国际代表的身份进入共产国际主席团。1927年4月接替罗易担任共产国际驻中国负责人，参与了八七会议，对广州起义的失败负有重要责任。1928年回国。1929年任外高加索边疆区省委第一书记。1930年同司尔佐夫等人参与建立反对派组织而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1932年再度组建反对派组织。1933—1935年任联共（布）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市委书记。1935年自杀身亡，死后被开除出党。——录入者注

^[107] 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日丹诺夫（Андре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Жда́нов，1896年2月26日——1948年8月31日），191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8年6月加入红军。1917年二月革命后被选为团委员会成员，参与在乌拉尔进行革命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并担任沙德林斯克苏维埃主席。8月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沙德林斯克委员会主席。十月革命后任沙德林斯克县苏维埃农业委员会委员。1922年任特维尔省执行委员会主席。1924—1934年担任联共（布）高尔基省委第一书记。1924—1929年任联共（布）下诺夫哥罗德省委第一书记。1934年2月调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34年12月兼任联共（布）列宁格勒省委书记、联共（布）列宁格勒市市委书记。1935年2月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5年5月任列宁格勒军区军事委员会委员。1938年3月任海军总军事委员会委员，同年兼任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1939年3月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40年1月任西北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1941年6月任苏联最高统帅部常务顾问。7月任西北方向军事委员会委员。1943年2月被授予中将军衔。1944年6月晋升为上将军衔，同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48年因心脏病发作而逝世，葬于莫斯科红场。——录入者注

^[108] 参阅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真理报》。

^[109] 参阅安东诺夫—奥弗申柯致托洛茨基的信，转引自李可夫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真理报》上的撰文。

^[110] 参阅托洛茨基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笔记，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2975号。

^[111]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4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