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人民的敌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革命的良心：苏联党内反对派》（1960）

第十四章 “人民的敌人”

　　随着右派在一九二九年的垮台，共产党内的反对派作为意义深远的政治运动已不再存在了。一九二九年以后，虽然共产党内也出现过反对派活动，但它仅代表一些个别人，而且具有偶然事件的性质，还是在幕后进行的，它与以前的派别斗争的历史现象几乎毫无关系。这种后起的反对派没有固定的形式，也没有组织或纲领。它从未严重威胁斯大林的最高领导地位，而且在斯大林独揽大权并控制了党的整个生活和全部言论之后，一直隐藏在（与斯大林）意见一致的烟幕中。重大的意识形态或原则性的争论问题已不再通过派别争论来决定了。反对派作为活跃的、反映苏维埃制度内部复杂而务互相关联的发展的力量已不再存在。随着一切真正的反对派分子的消亡，苏维埃国家大约在一九三〇年左右已在它的政治结构、纲领和意识形态各方面具备了那种能表明其特征的面貌。
　　部分是由于上述原因，部分是因为在收集一九二九年以后的资料和对它加以解释方面存在着困难，所以本章不可能像前面几章那样作出完整的历史性的描绘。按照一种跋的要求，还需要探讨在斗争中遭受失败的老反对派们的后来命运，这自然是一部使人感到惊异的衰亡史。
　　当斯大林成为握有无土权力的独裁者时，人们还没有预见到他有一天会给他所有被击败的对手以同样的命运。左翼反对派的领袖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亚；右派领袖则保住了他们的党证，有些人甚至还保住了官职。在一段时期内，左派和右派所走的道路是不同的。但是，到了后来，所有遭到不幸的人都被“人民的敌人”这一概念所概括了，而这些人在革命最初的年代里，有的和斯大林处于相同的地位，有的在地位上还高于他。“右派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联盟”的所有成员都无一例外地被押上了刑场。

一、流放中的左派

　　在左翼反对派领袖被开除出党（唯一进行合法政治活动的舞台）之后，他们享受自由的时间不长。一九二八年一月，人们得知，托洛茨基一方指责公开表示后悔的季诺维也夫分子的不坚定性。这被看作是一种证明，说明反对派依然是一个有组织的政治集团。^[1]党领导对此作出的回答是，它让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把托洛茨基和大约三十名其他左派领袖（其中有拉狄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拉科夫斯基、斯米尔加、谢列布里亚科夫和弗·米·斯米尔诺夫）流放到各个偏僻的地区去，以此作为行政处分。托洛茨基扣人心弦地详细描述了他被遣送出莫斯科的情景。为了阻止反对派的追随者在他上车的火车站举行有计划的示威游行，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在最后时刻将他带到另一个火车站，他在没有举行任何仪式的情况下被送出了首都。^[2]
　　托洛茨基被遣送的居留地是阿拉木图，它是中亚最边缘的哈萨克共和国的首都。托洛茨基在偏僻地区的流放生活并不完全苦闷。他有一座住房，可以让他的家属，甚至秘书留在身边。他可以与他的意见相同者进行广泛的信件往来（部分是公开的，部分是秘密的），而这些人也被流放到国家的其他角落。^[3]
　　与真正的托洛茨基分子相反，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集团立即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收回了他们的错误言论（这是在他们被开除出党以前）。但这帮不了他们什么忙，他们还是被开除了。此后，季诺维也夫分子继续明确地声称他们是正统派，并向反对派表明这样一种思想：“在联共（布）党外，我们的列宁主义思想只能遭到一种命运——蜕化和衰亡！”^[4]最后，季诺维也夫分子的屈服终于得到酬报，一九二八年六月，他们又被接受重新入党。然而，这几乎可以说仅是进行再考验；他们不再能得到任何重要的职位；而且最后的结果也十分清楚地表明，他们没有能逃脱作为牺牲品这一下场。
　　像季诺维也夫集团一样，有几个托洛茨基派的领袖也逃脱了被流放的命运。党领导无疑也认为，可以用压力或者劝的办法来促使他们中的某些人像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那样宣布与反对派决裂；其理由是：反对派实际上是政治上最受诅咒的第二政党。情况也完全证实了这种设想，皮达可夫、克列斯廷斯基和安东诺夫—奥弗申柯以及许多二等的反对派分子在一九二八年二月到五月间收回了他们的错误言论。
　　皮达可夫是在一九二七年秋最严重的时刻开始动摇的。他向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就反对派问题所成立的中央检查委员会报告说，他虽然认为反对派的纲领是正确的，但不同意反对派违反党的命令而发表它和宣传它。^[5]正像列宁已在一九二二年所指出的那样，皮达可夫首先感兴趣的是工业管理，他更多考虑的是一项正确的经济政策而不是党内民主。因此，当斯大林开始积极推行工业化时，他主动地站到了斯大林一边。二月，他请求重新入党。他声称，他不再提特米多尔式蜕化，而且觉得有义务把自己的力量贡献给党的统一事业（事实上，他后来也以优异的成绩证实了这一点）。^[6]他又被接受加入党及其中央委员会，并被任命为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他在这一地位上获得了声誉，被称作是“苏联新型重工业建设的真正领导人和指导者”。^[7]尽管如此，他在一九三七年的审讯运动中还是坐上了被告席，并被判处了死刑。
　　克列斯廷斯基自称，他从来就不是托洛茨基反对派的一个积极成员。如果这是指一九二一年以后的一段时间，那是对的。在那段时间里，他已作为托洛茨基的追随者而被开除出中央书记处并被调往苏联驻德国大使馆工作（他被任命为苏驻德大使，这是一项重要的但又是为某种目的服务的职务）。一九二八年，也就是在他真正表示忏悔之后，他被提升为季诺维也夫领导下的副外交人民委员。一九三八年对他的审讯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它在当时使苏联的司法公开出了故障。在法庭上，克列斯廷斯基收回了他在通常的“预审”期间已交代的供词，这使出席者诧异不已。法庭立即中断了审理，并将克列斯廷斯基交给警察进行再处理。第二天，他再次向检察院承认了自己的证词。然后他被枪决了。^[8]
　　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宣布与反对派彻底决裂。他承认，斯大林自一九二三年以来对反对派的批评，即反对派极力要成为第二政党并违反布尔什维克的基本原则，始终是完全正确的。不过，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回顾了一九一五年，那时他已与托洛茨基结成联盟，并且还不是布尔什维克党党员。他断言说，他在当时实际上已站在列宁一边。更有趣的是，他向总书记明确表示不再提列宁在他的“遗嘱”中对斯大林所作出的批评——“您……已让人看出，您已将列宁个人对您提出的意见铭记在心”——斯大林已把党的利益放在首位。^[9]但不知是党的利益所需要还是由于斯大林的“粗暴”性格，安东诺夫于一九三八年被处决了，并因此结束了他在共产国际的工作（他在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七年曾是苏联政府在西班牙的常驻代表，这也是他一生中所担任的最高职务）。^[10]
　　一九二八年，托洛茨基派中的“投降主义者”毕竟是少数。大多数左翼反对派分子仍坚持他们的原则，而且只要情况允许，就继续宣传他们的观点。很明显，当斯大林与布哈林分子的斗争日趋尖锐时，左翼反对派在党内还享有很高的声誉，以致于这种状况已成为斯大林十分惧怕的原因。^[11]因此，斯大林在一九二九年一月决心采取严厉措施，将托洛茨基驱逐出境，让他流亡异国。另外，托洛茨基的一篇批评性文章也为斯大林提供了借口（这篇文章后来通过某种途径弄到国外并在那儿发表了）。托洛茨基关于波拿巴式的政变已开始的说法，和他向工人提出以罢工来反对政府的要求，被说成是他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最好见证。^[12]为了寻找一个准备接受托洛茨基的外国政府，会谈开始了；最后，苏联与土耳其达成了相应的协议。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一日，托洛茨基永远地离开了他曾在那里组织过革命的国家。^[13]
　　托洛茨基被驱逐出境一事，事后是很难加以解释的。让托洛茨基生活自由，这显然是一种危险；除此以外，逮捕他，并在适当的时候处死他，这似乎应更符合斯大林制度的特性。在国外，托洛茨基变成了共产主义反苏批评运动（那种使斯大林最为讨厌的反对派运动）的中心。在国外追随者的协助下，他很快开始建立组织；不久，他已能与他在苏联的力量建立秘密的联系。这个集团创办了一份刊物，即《反对派通报》，而且已成功地将它偷运进苏联境内。更为重要的是，外国党内反斯大林主义的共产主义者和被开除出共产国际的人结合成了一个有组织的运动。托洛茨基分子终于走到了这一步，即无保留地与正式的共产党决裂并最终地摆脱了只能有一个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的这一教条。这样，他们就成立了第四国际（一个很成功的第三国际的仿制品），其任务是干扰它的祖源——第三国际运动——的工作。
　　难道驱逐托洛茨基出境能给苏联领导带来任何一种好处，这种好处能抵销由此而造成的显而易见的外部压力吗？对一个不太巩固的政府来说，这也许是唯一可取的出路，因为除此之外，要么就得允许托洛茨基作为他的追随者的聚集点在国内生存下去，要么就得以共产党员政治罪将他判处死刑。然而，在托洛茨基被驱逐出境后，很快出现了第一次处决一个反对派信徒的事件。这个受害者就是秘密警察的官员布柳姆金^[14]（他于一九一八年作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枪杀了德国驻苏大使），因为他轻率地访问了居住在土耳其的托洛茨基。^[15]总之，决定将托洛茨基驱逐出境也许是出于错综复杂的考虑。不过，就某种意义来说，它的敌人生活在国外，这对政府是有一定好处的。托洛茨基是一个替罪羊，斯大林在托洛茨基的周围布下了所谓的密谋活动网，他从一九三四年就开始用它来捕捉牺牲品。在一九三六、一九三七和一九三八年三起最大的有关反对派问题的公审案中一个主题就是，反对派与托洛茨基进行了背叛性的联系。
　　作为被驱逐出自己的国家的预言家托洛茨基，他的艰辛而又多歧路的历程持续了十一个年头。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而他还是一个孤独的政治流亡者。他唯一获得成功的是，从土耳其的普林西比岛移居到了法国，又从法国去了挪威。一九三六年，苏联对这一国家开始施加压力。在此情况下，托洛茨基不得不再次寻求新的避难处，最后他去了墨西哥。
　　在他所有的所谓帮凶被消灭之后，托洛茨基对斯大林来说已不再有利可图了。因此，托洛茨基遭受了两次暗杀。第一次是在―九四〇年五月，他遭到不知名的谋杀者的机枪扫射，但未击中。在这同时，一个名叫拉蒙·梅尔卡德的西班牙共产党分子，弄清了通向托洛茨基住处的入口；一九四〇年八月二十日（这是第二次），拉蒙•梅尔卡德^[16]用凿冰斧砍进了托洛茨基的头颅。^[17]苏联政府一直否认它对此负有任何贵任；但在斯大林看来；长期受其迫害的人得到这种可怕的结局似乎不是一场悲剧。

　　斯大林与右派的决裂和一项激进的新经济政策的宣布，对击溃处在流放地的托洛茨基分子的反抗起了明显的作用。斯大林的农民政策和工业政策显然是建立在左派在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七年间所代表的思想基础之上的。在经济政策方面，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分子的主要区别是，他以更高的激情来推行快速工业化的纲领。在一些流放者看来，斯大林本人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左派分子；他们开始自问：究竟为什么还要长期地反对党的领导集团？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一九二九年四月写道，斯大林集团和左派现在基本上一致了：“必须得出基本而又全面的结论，党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之后奉行的政策不是（像反对派所称的）一种右倾……而是相反；就某些重要的观点来说，它已明显转向正确的路线。”他将领导的经济政策的变化称之为“反对派在道义上取得的重大胜利”，并号召反对派及其领导赶快放弃各种敌意。^[18]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论证表明，左翼反对派的思想确显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范畴。一种制度不是资产阶级的就是无产阶级的——这是一项原则。他们不可能想像还有别的选择，因为他们都重视产生“资产阶级的”可能性。这种理论使这些左派分子看不到斯大林的政策与他们本身的思想之间的巨大差别；例如，他们忽视了斯大林分子以什么样的狂热性在推行强制性的集体化。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发展计划的设想完全相反，斯大林分子采用的是国家压力的手段。
　　一九二九年年中，这种马克思主义眼罩与斯大林的超工业主义一起在被流放的托洛茨基分子中间造成了一股投降浪潮。拉狄克热情颂扬这场正在进行的“伟大的阶级斗争”，并竭力要求重返岗位和参加斗争。^[19]在拉狄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斯米尔加领导下的一个小集团在一项联合声明中表示支持五年计划和反对右翼反对派的斗争，谴责派别活动并拒绝参与托洛茨基想在国外组织反对派运动这一尝试。这些当年的反对派认为托洛茨基要建立的是一个新的但却是变了质的党。他们请求批准重新接收他们入党，并建议其余的左派分子也这样做。^[20]痛心疾首地发誓要放弃以前派别活动的人马上被重新接收入党。拉狄克又找到了进入党的最高领导阶层的通道，虽然不能代表官方态度，但已作为斯大林最重要的代言人和宣传者。从表面上看，他与布哈林一道起草了一九三六年的宪法。^[21]为了酬报他，他在一九三七年的重大叛徒案中受到了特别的照顾，仅坐了十年牢。从那以后，人们就再也没有听到有关他的详细情况；据谣传说，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又在为党刊撰写文章。可以确定，他在那个时期或后来死于狱中。^[22]
　　在托洛茨基派的领导人中也有极少数人继续坚决反抗斯大林政府，他们宁愿接受流放处罚而不愿忍受低头认罪的耻辱。在这些顽固分子中，拉科夫斯基尤为突出。他凭以很大的独创性竭力从理论上剖析苏维埃制度。拉科夫斯基在进行分析时从这一观察出发：俄国的经济贫困落后排挤了社会主义的理想，扩大了经济差别，并在无产者统治阶级的内部导致了不同社会阶层的形成。这种思想后来已由托洛茨基作了详尽的说明，并把它公布于世。这种思想构成了托洛茨基在他的《被出卖的革命》一书中控告斯大林“波拿巴主义”的基本论调。^[23]（近年来，南斯拉夫人米洛万·吉拉斯^[24]已把它发展成为一种新阶级的理论。^[25]）
　　从苏联历史的研究中可以看出，这一过程显然早已开始。值得注意的只是：左翼反对派的马克思主义觉悟使他们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察觉到这场深刻而又持久的演变。除了一些左派共产主义者在一九一八年曾一度产生恐惧心理外，直到被流放的拉科夫斯基从理论上解释他为什么不支持斯大林的残酷的革命之前，反对派领袖根本就看不到除了无产阶级专政和资本主义反革命以外还有第三种可能性。
　　拉科夫斯基认为，无产阶级社会就其性质来说已变成了官僚主义社会制度，因为最积极的工人被换进了党和国家机关，而他们在这些机关中享有经济特权地位。^[26]当反对派在一九二三年开始对违反党内民主的现象提出抗议时，它似乎已走上了正确的道路：“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四年的反对派预见到，党的制度的变质必然要给无产阶级专政造成什么样的损失，事态的发展已完全证实了他们的预言：敌人已通过官僚主义门窗潜入党内。”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似乎已变成了官僚权威主义的信条，“集中化领导已把命令和强制……方法上升为共产主义教条，并以一种精湛技艺美化并完善了它，使它在官僚史上达到了空前的程度。”^[27]拉科夫斯基认为这些官僚基于强制性手段所发挥的作用是可恶的。他徒劳地指责他以前的反对派朋友（斯大林政府取得的物质成果已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在俄国，要建设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还缺乏经济和文化的先决条件。尽管这种思想长期以来已被指责为孟什维克的异端邪说，但它应该受到重视；同样，拉科夫斯基从偏离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强调政治原则的重要性也应受到重视。他抱怨说，投降主义者对国家取得的单纯的经济进步表示满意：“（他们）并未想到，不实现纲领的政治部分，整个社会主义大厦就会倒坍。”^[28]

二、不幸中的右派

　　斯大林分子采取的新的经济政策并没有使右翼反对派提出来的问题不再值得考虑了。集体化和快速工业化恰恰引起了右派所担心的经济和政治问题。从表面上看，国家日益增多的困难引起了新的正当的怀疑，甚至使那些一直与右翼反对派毫无关系的人也产生了忧虑。但这样的怀疑仅增强了斯大林坚持他的方针的决心，他认为右翼反对派的警告没有任何正确性。他日益担心反对派领导可能成为一种新倾向的潜在核心，随着这种担心，他采取了无情的预防措施。这几乎可以说成是集体化时代的政治动力。
　　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〇年这一冬季，强制性的集体化运动开始了。在四个月期间，苏维埃政府取得了惊人的成就，整个国家已有一半以上的农民走上了集体化道路，而在俄国欧洲部分有余粮的东南地区百分比还要高。使用暴力推行集体化所带来的后果不久也显露出来了。斯大林就此说道：党已“被胜利冲昏头脑”；由此引起了退却现象，并使冬季的一半工作不进只退。^[29]然后，新的进军又以比较温和的形式开始了，一九三一年，又有一半的乡村实行了集体化；到一九三六年，所有的农民基本上被纳入了这一新的制度。^[30]
　　为了给自己在这一危机时期进行辩护，斯大林在一九三〇年六月召开的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充分利用了后悔的右派领袖。两年半之前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曾作了这种忏悔。现在收回自己错误的做法已出现了新的形式，托姆斯基证实自己在这方面具有真正的精湛技艺。他对自己从事反对派活动的经历作了全面的自我批评。他特别谈到了工会反对派问题。他承认：工会反对派“把民主化带进了工会工作人员的队伍，把无组织现象带进了工会工作并迫使党的中央委员会采取唯一正确的措施……撤除工会运动的整个领导。”^[31]代表们就此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甚至向托姆斯基表示了某种友好的宽恕。始终是政府首脑的李可夫试图以这种论证来为自己辩护：他实际上根本不曾是真正的反对派分子。不过，党代表大会对他的演说采取了一种敌视的态度——这是一个错误。^[32]受到攻击最澈烈和被处罚最重的布哈林没有抓住（或者得到）这一为自己减轻罪过的机会，他没有出席会议。最侮辱性的考验不是落在反对派最高领导人身上而是落在被开除出机关的最为不幸的追随者乌格拉诺夫身上。尽管他明确承认自己有过错（他的讲话一再被听众的辱骂声所打断），代表大会似乎对他还不满意，因此他还得提交一份补充声明（他在这一声明中还要进一步表示收回自己的错误言论）。他说他自己“偏离了列宁主义，代表了小资产阶级分子”和采用了“与党敌对的派别斗争方法”。^[33]基洛夫的讲话可以说是对右派进行谩骂的一个例子：“我们在加速工业化过程中每取得的一点进展，每建立一个集体农庄，都不仅是在与我国的富农和其他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中取得的，而且也是在反对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和乌格拉诺夫等同志的斗争中取得的。”^[34]
　　最后要说的一点（这也是领导集团在这一时刻所盼望的〉就是在党代表大会上根本没有反对意见。对右派分子来说，坦白承认错误根本无济于事，它只会引起新的控告：

　　“代表大会要求全党注意，各式各样的机会主义者特别是右'倾分子正采用新的手腕，他们形式上承认自己的错误，同意党的总路线，但是不用实际工作，不为总路线进行斗争来证实自己的诺言，这实际上不过是从公开的反党斗争转到隐蔽的反党斗争，或者说是等待良机向党进攻。
　　党必须对这种两面派作法和欺骗行为进行最无情的斗争，要求所有承认自己错误的人以积极捍卫党的总路线的行动来证明自己的真诚。否则，必定会遭到组织处分。”^[35]

　　从鲁祖塔克的发言中可以看出，被置于法律保护之外的情况已达到了何种程度。他先摘引右派领袖在一九二九年二月提交给政治局的声明中所说的一段话：“我们反对一人决定涉及到党的领导的问题，我们反对个别人代替集体的领导，不管这个人享有多高的威信。”接着，鲁祖塔克说道：这是“直接诬蔑党，直接诽谤斯大林同志；他们以此指责斯大林同志想以个人领导我们的党”。^[36]但是，到一九三八年，鲁祖塔克却被受到诽谤的斯大林同志清洗了。
　　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决定将右派分子再一次降级。^[37]乌格拉诺夫和他的莫斯科伙伴（柯托夫、库利科夫和柳亭）没有被再次选入中央委员会。托姆斯基的工会干部（施米特、多加多夫^[38]和瓦·米·米哈伊洛夫）被降为中央候补委员。托姆斯基丧失了他在政治局的席位，而三名忠于斯大林的候补委员（基洛夫、柯秀尔和卡冈诺维奇）成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基洛夫于一九三四年被暗杀了，柯秀尔于一九三八年被清洗了，卡冈诺维奇于一九五七年被一位新领袖推翻了。）斯大林现在已牢固地掌握了最高决策机关，而他这时已经不信任他自己的追随者了。
　　与托洛茨基分子相比或者按照后来的斯大林主义标准来衡量，右派显然还是受到了宽大。李可夫仍呆在政治局内，布哈林和托姆斯基还留在中央委员会。前农业人民委员亚·彼·斯米尔诺夫和工会工作者多加多夫保住了他们在组织局内的席位，不过只是候补委员而已。这种挽留做法，使人想起了列宁在一九二一年对工人反对派作出的让步，和斯大林在一九二五年容许季诺维也夫分子保留其职位的情景。向垂头丧气的反对派作出的让步就是为了尽可能地不再听到它有干扰性的悲叹声。
　　认为反抗斯大林的一切希望都已成泡影的布哈林看来现在在意识形态领域壁还能起些重要的作用。因此，他被任命为《消息报》总编后，就理论和文化问题发表了许多文章。然而，他在这些作品中放弃了自己独特的观点和原来的思想，只不过是斯大林主义路线的一个传声筒。
　　大约在一九三〇年底，紧张气氛又开始显露。十一月，对所谓的工业党的审讯又开始了；许多被称作为“资产阶级专家”的人，被指责为搞破坏和从事“危害工作”。他们都慷慨地承认了自己的过错。从此以后，寻找替罪羊已越来越成为政府对经济困难作出的重要反应。
　　接着，在十二月初，又突然宣布撤销两名党务干部（谢·伊·司尔佐夫^[39]和W·W·罗明纳兹）的职务，其理由是，他们组织了一个“‘左派’和右派的反党联盟”。^[40]司尔佐夫—罗明纳兹事件一直是个谜。这两个所谓的领袖没有一个属于杰出的政治人物，即使司尔佐夫曾担任过较高的管理职务。司尔佐夫自一九二四年起为中央候补委员，自一九二七年起为中央委员；一九二九年五月，他接替了李可夫成为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首脑，并在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托洛茨基分子称他是自私自利的“两面派人物”，他一方面秘密地同情右翼反对派，另一方面又冒充是忠实的斯大林分子。^[41]罗明纳兹主要是在共产国际工作，他在一九二七年是斯大林在中国贯彻耽误了的和毫无成效的革命政策的秘密使者之一，他是在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才被选进中央委员会的。至于他搞所谓阴谋已达到什么程度，以及这个显然已取得不少成绩的党务干部怀有什么目的，这些始终是个秘密。据一份报告称，受到清洗威胁的罗明纳兹在一九三六年自杀了。司尔佐夫大约也在同一时期消失了。^[42]“密谋”实际上为党的领导集团效了劳，使领导集团进一步对持不同意见者采取了压制措施。紧接着司尔佐夫—罗明纳兹事件之后，李可夫彻底丧失了他在政治局内的席位和作为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奥尔忠尼启则从中央监察委员会进了政治局；斯大林的头号追随者、一直可靠的莫洛托夫担任了政府首脑。^[43]
　　一九三一年初，另外一出戏又上演了，即审讯孟什维克“危害者”。当时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许多工作人员（他们批评过工业化速度问题》作为被告人或证人岀场；被牵连进这一案件的还有梁赞诺夫（他是最后一个能独立思索的党的思想理论家，这时也被撤掉了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的领导职务）。^[44]
　　一九三〇年底和一九三一年初采取的纪律措施一度保持了政治稳定。然而，在可怕的饥荒（它是集体化的结果）的影响下，局势在一九三二年的最后几个月里又变得严重起来。许多事件又完全像上次那样接二连三地发生了。阴谋被揭露，危害者受到了审判，同时政府竭力隐瞒经济危机的程度。所谓的密谋就是柳亭（乌格拉诺夫和右派当时在莫斯科的追随者）的作品。柳亭虽然在一九三〇年没有再被选进中央委员会，但他显然保住了他在鼓动宣传部的地位。他于一九三二年被捕。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决议（即把柳亭集团开除出党的决议）称柳亭集团是“党和工人阶级的叛徒，它打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号到处招摇撞骗，企图以非法的手段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富农组织，以恢复资本主义而特别是要在苏联恢复富农阶级”。^[45]柳亭的秘密纲领就是一份含有典型的右倾思想的文件，它要求放慢工业化速度和完全解散集体农庄。除此之外，它还触及了一个实际问题：它要求撤掉斯大林的职务。^[46]托洛茨基分子也表示了同样的希望，希望来一次转变。投降分子伊·尼·斯米尔诺夫现在又有了别的想法：“鉴于目前领导的无能，越来越多的人相信，要走出经济和政治的死胡同，有必要更换党的领导。”^[47]
　　斯大林对此作岀了强烈的神经质的反应。柳亭被判处有期徒刑。据称，仅是由于政治局提出了抗议才使他免受处决。^[48]柳亭轻率地公布了他掌握的同情者的人员名单，而政府就利用这一机会使一大批反对派分子卷入这一案件。乌格拉诺夫和许多其他的右派分子因此而被捕，受审讯，并被迫重复自我指责的仪式。^[49]同样，不幸的前领袖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也被牵连进了柳亭事件，并再次被开除出党。③六个月之后，他们经过卑躬屈节的自我侮辱后第二次被重新接收入党，但他们的安宁日子已不长久了。
　　对斯大林来说，这段时期是他整个政治生涯最不顺利的时期之一。就连他的夫人也奋起反抗，结果也不免惨遭一死。（据谣传，她不是自杀就是被她的男人害死的。^[50]）据报导，斯大林有一次差点儿神经失常：为了迫使他的政治局进行信任投票，他冒险地提出了辞职请求。^[51]
　　一九三三年一月，另外一个地下的反对派支部被揭露了，这个支部是由当时的农业人民委员亚·彼·斯米尔诺夫和另外两个右派分子（埃斯蒙特^[52]和托尔马切夫^[53]）组织的。他们被控告组织“资产阶级蜕化分子”，具有与柳亭集团相似的“恢复资本主义、富农阶级”的目的。斯米尔诺夫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其他两个入被开除出党。这一偶然的事件又使当时的右派领袖挨了一顿辱骂，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受到了攻击，因为他们没有与斯米尔诺夫的倾向作斗争，“同时由于自己全部的行为而使一切反党分子指望获得过去右倾反对派首领们的支持”。^[54]
　　柳亭和斯米尔诺夫的密谋以及一九三三年一月对“危害者”提起的新的诉讼（这是针对英国梅特罗菲克尔公司的工程师的），为改变方针提供了借口。斯大林开始作战略性的退却，并要克服饥荒。向农民作出的重大让步（主要就是分给农民一至二俄亩^[55]的自留地〉改变了一点集体农庄制的最糟糕的特征，使俄国的集体农业获得了一点能稳固地存在下去的可能性。同时，第二个工业五年计划也更多地考虑到消费者的需要，尽管它仍旧强调重工业。
　　为了加强他的地位，斯大林再次运用他的清党技巧（它在一九二一年和一九二九年就已经被采用过）。这次行动开始于一九三三年一月，其明确的目的是：“保证加强党内的无产阶级的铁的纪律，把一切不可靠的、不坚定的和混进党内的分子清除出党的队伍。”^[56]这一次清洗的规模较大，进行了三年，直到一九三六年才告结束，接着就进入了大量逮捕和杀害的火山时代。在一九三三年初到一九三六年底这一期间，党员和预备党员的人数从近三百五十万减少到二百五十万以下。^[57]在一九三三年被开除出党的这些人中，有工人反对派最后剩下的积极的领袖施略普尼柯夫和梅德维捷夫。^[58]像情况所表明的那样，清洗运动的特别目的是清除那些过分重视少数民族利益的党员。这里所涉及到的最杰出的人物是斯克雷普尼克，他当时是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乌克兰教育人民委员，他受尽了谩骂，最后自杀了。^[59]
　　难道政治危机（由于集体化而引起的危险）避免了吗？当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三四年一月举行时，有人至少对此作了肯定的回答。斯大林宣称，党的统一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巩固、更毋庸置疑。^[60]右派领袖对这种说法坚信不移，他们同时又再次进行了通常的自我诽谤；拉科夫斯基（他是一直坚持到此时的唯一的托洛茨基分子）经过六年流放生活的磨炼终于放弃了斗争，并为斯大林的绝对正确大唱赞歌。^[61]因此，斯大林慈悲地放弃了他在代表大会上做结论的权利。他在《代替结论的话》中说：“同志们！代表大会上的讨论表明，我们党的领导者们的观点……在党的政策的一切问题上都是完全一致的……对于总结报告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这也就表明，我们党的队伍在政治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团结一致是异乎寻常的。”反对派“被击溃、被驱散了”。斯大林说。^[62]五年之后，曾参加过这次思想一致的列宁主义党的会议的代表，有一半以上的人失踪，成了清洗运动的牺牲品。^[63]
　　不幸已经临头。一九三四年着手进行的改组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很能说明领导集团中所谓可靠的斯大林分子的忠诚程度。在一九三〇年，尽管当时对右派采取了惩罚措施，但只有六名中央委员没有再次当选；而这一次，在七十一名全体中央委员中（已自杀的斯克雷普尼克不计算在内）就有十三名中央委员未再次当选。在候补委员中，简直可以说出现了山崩地裂，在一九三〇年获得这一职务的三十六人中，有三十人被剥夺了这一职务。没有证据说明，采取这样规模的改组是因为存在着一个有组织和有原则的反对派集团。很明显，这次改组涉及的只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在危机的年代里缺乏布尔什维克的坚定性。
　　有谣传说，在斯大林主义的统治集团内部，在最核心的人物中似乎出现了新的原则性的意见分歧。从表面上看，政治局已分成两派，即强硬派和温和派。^[64]被认为是自由派（指温和派——译注）的有：伏罗希洛夫、加里宁（他们在一九二八年曾动摇过）和鲁祖塔克（他刚刚被降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以及基洛夫（他是列宁格勒党组织书记，人们认为他的地位仅次于斯大林）。强硬路线的最杰出的拥护者是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一九三四年，“自由主义者”好像占了上风；在经济方面，人民得到了喘息时机，对老的反对派分子的迫害程度也减弱了。似乎狂飙与突进时期已成为过去。
　　回顾当时，人们有这样一种印象，斯大林曾盼望有一个安定的时期，以便能更安稳地消除他的政权所面临的潜在的威胁，也就是老反对派分子对他所构成的威胁。从他对反对派分子采取的行动来看，他是犹豫不决的、出尔反尔的，他当时也许还没有最后决定采用他尔后所采用的方针，他也许还害怕过早地采取暴力措施，将使反对派分子赢得同情者。促使斯大林下决心肃清反对派分子的原因可能是来自德国和日本方面的新的外部威胁，也许是害怕人们对他即将与外国民主主义力量结成联盟而提出批评。
　　斯大林针对他的敌人所制定的计划完全像他的统治野心一样，可能是在与他们争论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当然，他的小心谨慎的心理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当集体化造成的危机已经过去，当人们幻想友好的时代即将开始时，他才寻找借口来彻底肃清所有会惹他发怒的分子。斯大林的政权在集体化运动期间是否已受到右翼反对派的严重威胁，这还是个疑问，对这个问题也许从未有过回答。在研究苏联一九二九年以后这段历史时，人们往往会碰到一些未解开的谜，因为没有纪实资料。一些观察家们认为：斯大林感到他的政权受到右派分子的威胁，这是有理由的。但是这些右派分子之所以成不了大气候，是因为他们缺少坚定而又果断的领导。由于证明材料贫乏，所以人们只能从少量的有关在这个时期党组织内右倾问题的已知的资料中得出结论。
　　尽管右翼反对派的警告已如此明显地得到证实，但这个时期的右翼反对派仍然是虚弱的，其原因主要在于党内右倾思潮的基本特点：它从来就不是一个稳固的、有组织的集团；它从未明确地阐述过在反对领导集团的斗争中能作为依据的基本原则；存在于谨慎的列宁主义之中的各种右倾倾向从来没有同时转变成积极的因素。斯大林领导集团中的个别成员从一九二八年起的几乎十年里不时地感到局势不稳，并加入了由反对派分子组成的正在日益壮大的集团，而这个集团就个人来说是认真负责的，但在政治上则是瘫痪的。
　　但是，右翼反对派的弱点（与左派相比，它缺乏原则性，而且没有明确的组织形式）同时又是它能生存下来的原因。然而，它始终是一种毫无用处的右倾势力，这一点在以后的危机中暴露得更为明显。人们也难以严格区分早期的右派分子和后来反对强制推行领袖政策的一批斯大林分子。因此，领导理所当然地把党的重要部门中出现的任何动摇倾向（例如一九三四年的“自由”派，假如它确实存在的话）与右倾倾向联系在一起，即使它没有直接的影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左翼反对派被完全消灭，在清洗运动过去之后，仍然要反对布哈林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德国的俄国战俘中出现了一场弗拉索夫^[65]运动，人们从这一运动中还可以听到右翼反对派的反响。与布哈林分子保持直接联系的是这一运动的主要理论家M ·A·苏科夫，他是一个孟什维克知识分子的儿子，曾是布哈林领导下的《消息报》的副总编。在与德国人勾结期间，他显然已直言不讳地接受了右的温和的共产主义的观点：他的攻击目标就是斯大林。^[66]
　　当共产党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东欧取得政权并担当起国家领导的责任重担时，潜在的右倾倾向又到处出现了。如果说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67]希望能逐步地并采用很少的暴力手段来建设社会主义，那他显然是在效法布哈林。直到一九四八年垮台，他一直是波兰共产党总书记。^[68]因此，哥穆尔卡和同意他的观点的人被开除出运动时的一个理由就是被指责为“右的民族主义倾向”。^[69]
　　当铁托在一九四八年起来反对苏联的统治时，在斯大林分子对南斯拉夫人提出的控告中甚至也出现了布哈林的名字。^[70]共产党情报局控告南斯拉夫领导人“是机会主义分子，他们没有认识到（就像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教导的那样）阶级斗争在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日益尖锐；相反，他们却在宣传（就像布哈林一类机会主义者所断言的）资本主义会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71]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逐字逐句地反驳了强加在他们头上的罪名，并在与莫斯科决裂的头三年里从理论上对斯大林的整个制度进行了系统性的批判。^[72]就某些方面看，这种反击不仅带有布哈林反对派而且带有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气味；南斯拉夫的思想家们给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文中和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文中提出的“公社国家”的无政府思想以新的生命；并且指出，在苏联可以观察到社会主义在发生官僚主义蜕化。他们指责说：苏联是“对工人实行官僚主义的专政”，“对劳动群众实行新的剥削”，“对马克思主义的官僚主义修正”。^[73]这种指责听上去与俄国反对派的观点很相似。
　　在苏维埃俄国，人们没有让右倾危险绝迹（相反，托洛茨基主义的威胁却很早就被作为一段历史而结束了）。如果说人们是想借反右倾来封住经济科学家的嘴巴（因为他们的观点不符合党领导的严格标准），那这场运动只能加倍地召唤布哈林主义幽灵。一九四七年，欧根·瓦尔加遭到了指责，说他过高地估计了资本主义的生存能力。在指责中人们使用了当年批判右翼反对派时所使用的语言。^[74]一九五二年，斯大林在他最后发表的文章中咒骂了一位从事学术研究的经济学家，即尼·亚·雅罗申柯^[75]；斯大林将他的思想与布哈林有关尊重经济科学的思想置于同等的位置。^[76]
　　更为重要的是，在马林科夫^[77]于一九五五年二月被免除部长会议主席职务之前不久，人们也指出了右倾危险。问题主要涉及到重工业和消费品生产的关系；《真理报》主编D·T·谢皮洛夫^[78]大肆指责主张把重点放在消费品生产方面的经济学家，他说：“人们真难以想像一种反科学的、腐朽而又使国家招致灭亡的‘理论’……”在揭露右倾投降主义者（他们想迫使党接受‘印花布工业化’的纲领，以便保证轻工业的优先发展）的理论过程中，斯大林说道：‘这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79]同样，在一九五六年举行的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人们还可以听到主张把重点放在消费品生产方面的人的反响。四月，令人同情的雅罗申柯（他把降低对斯大林的评价说成是精神自由的再生）由于发表“反党的挑衅性的声明”加上他“腐败的个人品德因素”而再次遭到攻击。^[80]
　　为哥穆尔卡于一九五六年在波兰再次掌权，并从苏联的严格控制下获得一定的独立性时，右的共产主义也得到了辩护。与布哈林的思想相一致（但与他没有直接的联系），哥穆尔卡废除了部分已经制定的农业集体化计划，制止了秘密警察的惨无人道的越轨行为和对精神生活的控制，并暂时给予产业工人在其企业委员会中一定的自主权。哥穆尔卡的制度的界限看来完全类似于布哈林的共产主义的界限：始终保持一党专政，党领导在谨慎从事的同时应在组织和思想上享有最高的权威。^[81]
　　斯大林逝世后，右翼共产党人在匈牙利起了极为戏剧性的作用。为了减轻由于斯大林的工业化和集体化给人民带来的经济压力，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五年，身为共产党政府总理的纳吉·伊姆雷^[82]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在一九五六年十月的危机中，当群众性的起义威胁着要完全扫除匈牙利的共产主义时，右的共产主义不再受到摈斥了，右的共产主义代表人物纳吉·伊姆雷再次掌权。从地位权力看，纳吉就是匈牙利的哥穆尔卡；但革命的事件突如其来，他不得不放弃一党专政，甚至也放弃了与苏联的结盟。因此，他陷入苏联军事干涉的境地，变成了牺牲品。然而，即使是随后的卡达尔^[83]卫星国政府，仍表现出一定的右的克制态度，以便尽量减少人民对经济的不满。
　　右翼反对派已成为巩固了的共产主义制度内部出现的一种典型的政治倾向。与左倾相反，右倾不需要某种理论或传统，它产生于某种一再必然流露出来的心理：恐惧、谨慎、试探，以及希望通过向人民让步谋求人民给独裁统治以更多的支持。无疑，只要共产主义制度中有消费者存在，人们总会找到“右倾机会主义”的痕迹。

三、清洗运动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一位年轻的名叫尼古拉耶夫^[84]的党员大学生（看样子是为党的事务）走进斯莫尔尼学院，进入了那座因作为十月革命司令部而闻名于世的学院大楼。（这座楼此时是列宁格勒省委的所在地，谢尔盖·米朗诺维奇·基洛夫就在这座楼里办公。基洛夫是列宁格勒省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西北局书记，看样子还是总书记未来的继承人。）尼古拉耶夫闯进了基洛夫的办公室，掏出了手枪并开枪射击，基洛夫当场被击毙。这是革命以来俄国第一名落入政治恐怖主义分子手中成为牺牲品的官方人物。
　　当时，斯大林的制度有这样的名声：在苏联，如果有人死于暴力或者自然死亡，就会引起人们的揣测，这中间是否有领导人插手。从各方面可以断定：斯大林已经失去了他对基洛夫的宠爱；要么是直接命令杀害他，要么是蓄意让这件事发生。党的书记赫鲁晓夫本人在一九五六年就产生过这种怀疑。根据他的说法，“与暗杀基洛夫有关的情况，至今还有着许多使人不解的、莫明其妙的地方……有根据可以这样设想，杀害基洛夫的凶手——尼古拉耶夫是受到了保卫基洛夫的人们中的某个人的帮助”。^[85]那末，是不是斯大林担心，基洛夫是一个反对过分糟糕的工业化而主张考虑人民的福利的人，斯大林是否对这次暗杀作了事先安排——他曾把这次暗杀事件作为立即开始全面清洗的借口。还在真正的凶手被判处死刑之前，所谓参与密谋活动而被牵连进流血事件中去的几十个人很快就被枪毙了，越来越多的人被逮捕或者被从列宁格勒押送到国家的其他地方；同样，列宁格勒秘密警察局的领导人也被逮捕。这一“自由主义的”插曲以悲惨的结局而告终。^[86]
　　当披露了许多被牵连进这一审讯案的人的证词时，策略就清楚了：暗杀基洛夫这件事与反对派有关系。最高层的替罪羊又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中间的联系就是列宁格勒党组织以前曾是他们的根据地这一众所周知的事实。他们与他们当时的许多追随者一起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受到了审讯。他们被控告煽动反抗情绪，而这种情绪激励了谋杀基洛夫的凶手干了这件事。正像所预料到的那样，他们被遣送到外地或者被判处有期徒刑。
　　同年晚一些时候，斯大林想利用反对派为其目的服务的计划已经完全成熟。他导演了一连串闻名而又使人难以置信的讼诉程序，这已作为“莫斯科案件”载入了史册。这些案件的内容是极其复杂的，不仅出了许多叙述此事的书，而且还有许多其他的材料。这些案件用来论证斯大林制度的发展特点是极其重要的，相反，从中却很难获得关于反对派问题的使人感兴趣的东西。就控告内容，即谴责他们从事反对政府的阴谋活动而言，材料也不够充分；许多被告只能承认假设的罪行——他们的思想似乎有可能导致这种行动。
　　一九三六年八月，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从监狱被第二次带上法庭，这次被一道带上法庭的还有另外十四个人，其中有他们当时在列宁格勒的追随者叶夫多基莫夫和巴卡耶夫^[87]以及托洛茨基分子伊·尼·斯米尔诺夫。以所谓新的证明材料为依据而提起的讼诉说道：这些被告分子已直接与托洛茨基勾结，他们的计划不仅是要杀害基洛夫，而且还要杀害斯大林和所有苏维埃政府领导人。所有的被告在所有的细节问题上都承认有罪，因此，他们立即被处决了。^[88]不久以后，又一个叛徒集团被押上了审判台。一九三七年一月，又有十七个人（他们大多是当年的托洛茨基分子）在纯属虚构的罪名下受到了审讯。他们的罪名是与德国和日本的间谍共同密谋策划推翻政府、瓜分国家和重新引进资本主义。在受害者的人员名单中，主要人物有皮达可夫、索柯里尼柯夫和前党的书记施略普尼柯夫。大多数受害者被处决了，只有拉狄克和索柯里尼柯夫在没有加以任何说明的情况下被判为监禁。^[89]估计这两个人后来死在狱中。
　　一九三七年六月，军队的最高领导人（其中有任职多年的参谋长图哈切夫斯基^[90]）受到了审讯，并被处决了。^[91]第比利斯特别审讯案杀害了许多格鲁吉亚人，这些人曾参加过双方在一九二二年的争论。^[92]一九三七年还发生了另一起死亡案件。据公布的消息称，当时的重工业人民委员奥尔忠尼启则死于心脏病。尽管他以后在党史上仍作为英雄的形象存在，但有谣传说，他不是被清洗掉的就是自杀的，这也许是可能的，因为他曾对处决他的副手皮达可夫这一举动提出过抗议。^[93]后来在一九五六年终于有人断言说，奥尔忠尼启则死于一次由贝利亚（当时是内务副人民委员）按斯大林的旨意策划的阴谋——逼迫他开枪自杀。^[94]
　　头两次审讯案刚刚结束不久，又轮到右翼反对派了。大多数右派领袖于一九三七年被捕，一九三八年三月开始受审。布哈林和李可夫的名字被列在被告人名单的最前面：托姆斯基于一九三六年通过自杀逃脱了即将到来的大逮捕。在被告席上坐着的还有幸存下来的托洛茨基分子拉科夫斯基和克列斯廷斯基、许多当时的人民委员（其中有内务人民委员雅戈达，他曾负责过一九三六年的审讯筹备工作）、来自苏联非俄罗斯共和国的干部以及医生（有人控告他们在雅戈达的教唆下进行了药物性谋杀）。最后一点就是有关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头目缅任斯基^[95]一九三四年之死、主管工业的头目古比雪夫一九三五年之死和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一九三六年之死等问题；这些都给控告书增添了奇特的色彩；此外，控告书再次列举了通常使用的罪名：破坏、叛变和与德国人和日本人密谋策划重建资本主义。除了拉科夫斯基和很少几个重要的被告，所有的被告都被判处死刑；拉科夫斯基和很少几个重要的被告被判处了有期徒刑，人们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听到有关他们的消息。^[96]
　　尽管清算不可靠的斯大林分子（即斯大林的党机关内部的难以置信的清洗）不像审讯案那样骇人听闻，但这一行动所产生的实际影响是明显的。凡是已引起斯大林讨厌或不信任的人（党机关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由于这种原因）都被无声无息地消灭了。这既没有经过审判，也没有关于处决的报告；既没有对此加以说明，也没有指责材料，更没有由于危害活动而提出控告——根本什么也不提。（斯大林也许同时计划对乌克兰下了台的党的领袖柯秀尔、波斯蒂舍夫和彼得罗夫斯基进行一次公审，控告这些人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97]鲁祖塔克也秘密地受到了审讯，但他否认了自己的证词，他在没有任何人知道的情况下被枪毙了。^[98]）那些在一九三八年头几个月中消失的人的名字已被直接从历史年鉴中删掉了；直到一九五六年二月，人们丝毫没有公开提到这些被秘密清算的人中是否还有人活着。他们成了“被排除在考虑之外的人”。
　　人们也许从未知道斯大林搞清洗的原因。难道斯大林的人真的曾密谋反对他？难道他们对他的新社会和文化政策所具有的明显的保守主义感到过不安？难道他们损害了总书记的自尊心（因为他们在身材上高于他——斯大林具有拿破仑的体形；出奇的是，所有幸存下来的杰出人物都是小个子）？难道真的只是叶若夫^[99]分子——叶若夫集团（它是以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的名字命名的；在叶若夫本人被卷入漩涡之前，他曾领导过一九三七到一九三八年的清洗运动）对越来越多的控告、告密、逮捕和坦白招供失去了控制并最终侵犯了最高领导？难道是单纯的迫害狂？也许，斯大林的报复行动是由于人们普遍对处决反对派感到不安所引起的。事实上，在一九三七年初，在乌克兰的党的书记巴·彼·波斯蒂舍夫带领下，中央委员会已起来反对斯大林，对他处决右翼反对派的计划提出了抗议。据说，斯大林在当时只是听任此事发展，等待时机；然后进行了无情的打击。^[100]
　　在清洗运动中，最高领导人从未享有过豁免权。六名政治局候补委员中有五名被清洗掉，仅剩下日丹诺夫；而政治局本身的两名委员柯秀尔和丘巴尔也被处决了。七十一名中央委员中有五十五人没有再能出现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人员名单上，已正式宣布其中有些人的死亡，即使他们的死仍使人迷惑不解；有些人（老反对派分子）已被公开判刑或被处决；大多数人已在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这一冬季失踪了，也许已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处决司令部杀害。至于中央候补委员，被清洗得更加厉害：在总共六十六名中央候补委员中有六十入在没有作出任何说明的情况下失踪了。斯大林在一九二三年拉进中央委员会的十四名新的中央候补委员中，除了卡冈诺维奇，其他人全部了结了他们的政治生涯。一九二四年被选进中央委员会的二十二名新的候补委员没有一个人能活下来。安·亚·日丹诺夫是一九二五年出现的集团中昭唯一幸存的人。除了政治局委员和一小撮走运者外，在与反对派斗争中已经取得“坚如磐石的统一”的整个斯大林阵线已被彻底毁了。^[101]就拿一九三九年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的一千五百七十名代表来说，一九一七年以前的党员代表只有三十四人。^[102]除了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外，整个党内仅有七个人（他们在二十年代或在以前就已担任重要职务）享有自由，他们是：李维诺夫、雅罗斯拉夫斯基、洛佐夫斯基、曼努伊尔斯基、亚·米·柯伦泰、N·I·尼古拉耶娃^[103]和以前的杜马代表阿·叶·巴达耶夫^[104]。（另外还有五名臭名昭著的人物，这些人在二十年代都是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成员。这就是当时的全部人员。）所有这些人有的肯定在一九三九年以后死了，有的估计在一九三九年以后死了。
　　像被赶下台的斯大林分子一样，当时的大多数反对派分子已被用类似的方法消灭了：没有经过审判也没有任何证词。属于无声无息而失踪的反对派分子有：托洛茨基分子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别洛博罗多夫^[105]、斯米尔加和索斯诺夫斯基^[106]；季诺维也夫分子萨法罗夫、扎卢茨基和阿夫杰也夫；所有民主集中派分子；工人反对派分子施略普尼柯夫和梅德维捷夫；布哈林右派分子乌格拉诺夫、柯托夫、瓦·米·米哈伊洛夫、利亚多夫、施米特、阿·普·斯米尔诺夫和多加多夫，以前的右派分子梁赞诺夫、米柳亭和泰奥多罗维奇；以前的左派分子洛莫夫和克雷连柯。
　　唯一逃脱清洗运动的重要反对派分子是亚•米•柯伦泰。除了她，人们所知道活下来的还有一个比较出名的反对派分子，即K·I·尼古拉耶娃，她于一九二五年被选为中央委员，但属于季诺维也夫反对派，而一九三九年以后却成了中央候补委员或中央委员。使人感兴趣的是，这两位女士（虽然是在二十年代已在党内享有一定名声的女人）在大规模清洗运动开始后，她们还活着。如果说这种特殊的情况完全是一种偶然性，那是根本不可能的；看来，斯大林具有的保守特性显然已发展成为一种豪侠习惯，他饶恕了女人。
　　许多作家已深思过这一问题，即那些受到审讯的布尔什维克为什么会坦白承认自己的错误。人们尝试进行了各种解释，从使用了催眠药物直到斯拉夫的整个罪恶灵魂，而实际情况无疑是比较平常的：人们对他们的家庭或朋友进行威胁，并许诺，如果承认错误则减轻惩罚。反之，只要某人在承认错误方面不能令人满意，就会不经审判而被处决。人们可以回仏一下，像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类人已不止一次地表现出软弱。已不再是秘密的是，他们现在也已服从了主人的指令，而且在这次自我反省中还继续向前迈进了一步。
　　就布哈林来说，这至少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例子。他根本不肯承认别人要求他交代的伪造的证词。就个别事实问题，他一直与检察官维辛斯基发生争吵。例如，他拒绝承认他在一九一八年，即他在就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谈判问题进行激烈争吵的过程中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合谋，企图杀害列宁。相反，他却愿意承认控告者所说的，他的反对派行径造成了什么样背叛性后果；他也承认他的绝望的行动无疑是来自他的一些想加以实现的思想。就某些观点来看，布哈林顽固地保护了他个人的纯洁性；另一方面，他觉得非常有必要全面谴责所有的反对派并替斯大林进行辩护，像总书记所希望的那样，说明总书记是正确的。他详尽地探讨了使他顺从的自己的内心世界，并作出了一点回答，他认为这只能看作是他对苏维埃政权的革命性所具有的洁白无瑕的信念。布哈林对法庭说：

　　“有人会问：‘如果你要死的话，那你为什么而死？’——那末，一个绝对黑暗的真空会突然地、十分可怕又而明显地出现在一个人的面前。没有什么，可以为之而死，而又要毫无后悔地死去。与此相反，苏联社会中表现出来的一切正面的东西在人们的思想中占据了新的位置。这就终于完全地解除了我的武装，进而使我屈服于党和国家。有人又会问：‘那好，假定你不死，假定你通过一项奇迹可活下来——那你为什么而活着呢？把你同所有人隔离起来，把你当作人民的敌人，把你置于毫无人性的地位，把你完全同生活所包含的一切隔绝开来……’结果是苏联在道德方面征服了它的屈膝下跪的反对派，获得了完全的胜利。”^[107]

　　只有当布哈林能感到后悔，并能说服自己，相信斯大林不是叛徒而是社会主义理想的杰出代表，那么，苏联才可能是他为之而活着，以及为之而死去的事业。因此，他拼命努力向自己证明：他毕生的努力不完全是徒劳的。

四、死者不死

　　当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于一九五三年三月逝世时，外部世界的许多人都认为，这对他所建立的国家来说是一次沉重的、也许是致命的打击。但是，随后几年的情况却讽刺性地表明：受到伤害的不是苏维埃国家，而是斯大林自己。
　　对斯大林逝世所产生的反应与一九二四年列宁的逝世所产生的影响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对盟。一九五三年很少有悲痛和忧虑的气氛；头几天过后，人们几乎察觉不到这样的忧虑：为替代死去了的领袖的坚强有力的手必须加强党的统一。当继承者开始愤怒地贬低死去了的独裁者的形象并清除他的一些最令人憎恨的统治特征时，人们的轻快感是显而易见的。斯大林以前的帮手现在已疏远他，这早在他们于一九五六年二月决定公开谴责他后半生的领导方式之前就已经清楚了。
　　贬低斯大林神话般的传奇已在独裁者死后不久就秘密地开始了。他的名字突然很少出现在苏联报刊上，而熟悉的朝拜声也完全消失了。一九五三年四月十六日，《真理报》社论详尽地讨论了“集体领导制和同志般的领导制”的优点。《真理报》（它没有提及斯大林的名字，但显然也是针对他的）抨击一些人，这些人不听取他们的下级的建议，他们“总是认为，只有他们能知道一切，只有他们能说出比较理智和聪明的话，而其他人只有赞同他们的意见”。更为奇特的是，有人用斯大林的话来支持这种观点。（斯大林在一九三一年发表了一篇声明，他在这篇声明中颂扬了中央委员会，而就是这个中央委员会后来在清洗运动中已受到重大损失。）六月，理论刊物《共产党人》也抓住这个主题，并批评那种认为脱离群众力量的英雄能创造历史奇迹的思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章说：“我们党……坚决反对个人崇拜，而个人崇拜就是唯心地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超自然的思想才能，迷信个人，无视群众、阶级和党的作用。”^[108]
　　以沉默忘掉斯大林和以宣扬列宁主义的集体领导来代替斯大林的领导，这一策略（如果它是一种策略的话）在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突然结束了（这次代表大会是斯大林逝世后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也是自一九二四年以来第一次按计划举行的代表大会）。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四日，党中央书记赫鲁晓夫在党代表大会的一次秘密会议上作了一次反斯大林的骇人听闻的报告。^[109]
　　赫鲁晓夫把斯大林描写为拙劣的工作者、自大狂、滥用职权和疑神疑鬼：他的下级反对他就是策划阴谋。自伊凡雷帝掌权起，整个世界几乎没有见到过这种精神变态的专制政治，更不用说在俄国了。“事情很明显，斯大林在很多情况下都表现了不耐心，粗暴和滥用职权。”^[110]按赫鲁晓夫的说法，不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时期，不论是在对外关系还是在内政方面，斯大林的笨拙无能、无责任心和固执己见都造成了不该有的流血事件。党中央书记（他曾是斯大林本人在乌克兰的全权代表）说道：“我们必须严肃地科究和正确地分析这个问题，以便消除任何可能性，不再重复斯大林在世时所做的一切。斯大林根本不容许实现集体领导和集体工作，他不仅对于反对他的东西施加暴力，在他任性和专横的情况下，甚至对在他看来与他的原则相违背的东西他也要施加暴力。”^[111]赫鲁晓夫彻底谴责了个人崇拜，甚至许诺要改换一些城市和企业的名字，以便结束对个人进行的非马克思主义的颂扬。^[112]
　　赫鲁晓夫的揭露证实了通过历史的观察已想见到的一点：斯大林具有十分强烈的变态心理特征，即使他的迫害狂也不能说明一切。只有很少几个人像斯大林一样能激起其同胞制定谋杀计划。赫鲁晓夫在报告中说道，有一次布尔加宁^[113]当面对他说：“有时你到斯大林那里去，他把你当朋友请去，可是你坐在斯大林那里，你不知道将把你从斯大林那里带到哪里去！带到家里还是带到监狱里去。”^[114]赫鲁晓夫根据自己的观察说道：

　　“斯大林是一个多疑的人，有病态的疑心，我们和他在一起工作，都相信这一点。他可能看着一个人说：‘你的眼睛今天为什么躲躲闪闪的？’或者说：‘你今天为什么总是扭转头去，不敢正眼直视。’病态的疑心使他不加区分地对人不信任，其中也有他认识多年的党的杰出的活动家。他到处都看到‘敌人’、‘两面派’、‘间谍’。”^[115]

　　如果说赫鲁晓夫的描述符合实际情况，那斯大林似乎就是一个疯子：“这是斯大林自大狂所造成的结果。他完全丧失了现实感……”^[116]
　　根据二十年代的行为所描绘成的斯大林精神状态的画像（狂热地进行自我辩护和丝毫不容许提出批评意见）又进一步被赫鲁晓夫加上了一层浓浓的色彩。赫鲁晓夫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进行的一次讨论会谈到了苏联遭受一次失败的情况，这次失败应归罪于斯大林的固执：

　　“米高扬偶然地说起当时赫鲁晓夫关于哈尔科夫战役打电话时是对的，当时不应该不支持他。未曾想到，斯大林当时大为发怒！怎么能够认为，他，斯大林当时竟是错误的！他不是'天才'吗，天才不可能是错误的。任何人，不管是谁都可能犯错误，而斯大林认为他从来不会犯错误，永远是对的。他从来也没有对谁承认过自己或大或小的错误。”^[117]

　　赫鲁晓夫从叙述这种精神状态转而谈到历次清洗运动所造成的灾难：

　　“斯大林不是说服、解释和对人不厌其烦地进行工作，而是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原则，无条件地接受他的意见。凡是反对他的这种做法的人，或者是力图证明自己的观点，证明自己是正确的人，都必然会被开除出领导机构，接着就会受到精神上的折磨和肉体上的消灭。在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以后的这段时期内，这一点表现得更为明显，许许多多的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党的卓越活动家和党的一般工作人员都成了斯大林专横的牺牲品。”^[118]

　　赫鲁晓夫以一九三七年的所谓波斯蒂舍夫反对派为例，说明一个人仅仅由于抗议斯大林的毫无根据的怀疑就可能遭到迫害。^[119]
　　赫鲁晓夫的抨击不仅在苏联而且在外国的共产党人中引起了极大的混乱。在第比利斯，出现了聚众滋扰。这是极大的讽剌：自集体化以来苏维埃俄国公共秩序受到的最严重的扰乱显然是为死去的独裁者示威。党内的骚乱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真理报》不得不宣布：“就此为止，不再深入”；“一些腐化堕落分子企图假借批判个人崇拜之名来怀疑党的政策的正确性……党在它的队伍中从来就不容忍而且也决不会容忍小资产阶级的放荡行为和纯属反党的言论”。^[120]
　　然而，在强调党纪原则的同时，新的领导仍在继续对斯大林提起诉讼并揭露了许多新的详情。新领导公开控告斯大林在一九四一年德国入侵后的头几个月里把苏联国防搞得一塌糊涂，并说个人崇拜已给各个领域（从军事科学直到文化艺术）造成了重大的损失。《真理报》反问道：“我们党为什么要与个人崇拜展开一场坚决的斗争并揭露它的后果呢？”答复与一九五三年的论点相似，不同的只是这次点了斯大林的名字：“因为个人崇拜就是过分地颂扬个别人，鼓吹他们具有超自然的特点和特性，几乎肯定他们能创造人间奇迹并一味地崇拜他们。这些人，特别是约·维·斯大林的这种错误的观念（它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毫无共同之处）已在我们中间发展起来，并已受到多年的培植。”^[121]
　　新的反斯大林路线在其他一些共产党国家获得了更为明显的激烈反响。例如，华沙电台称斯大林时代是“十分虚伪的时代”。然后它又谈到了核心问题，即一九三八年斯大林机关中的清洗运动，“这个人的思想是多么的可怕、病态和猜疑！这个人竟能假定无数中央委员（大多是老布尔什维克）是他的敌人或帝国主义特务。而这就是斯大林本人，他确定了将要逮捕的中央委员的名单。伪造的控告名单是很长的。”^[122]因此，就出现了这样一种说法：他建立了伟大功勋，而这又驱使他后来利用自己的职权疯狂地镇压他自己的追随者。
　　随着对斯大林的过火行动的谴责，其专横的牺牲品（或者说牺牲者中的某些人）在他死后相继被恢复了名誉。首次类似的行动是在斯大林死后不久开始的。在没有提及他们过去的命运的情况下，人们将二位还活着的清洗运动的牺牲品抬了出来，并授予他们以列宁勋章，作为他们的生日礼物。其中的一个是马·康·穆拉诺夫，他以前曾是沙皇杜马中的布尔什维克代表，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三四年他是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成员，最后他失踪了；^[123]另一个是格·伊·彼得罗夫斯基，他直到一九三八年垮台之前一直是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和莫斯科政治局候补委员。^[124]
　　这两次较早的平反活动是在没有明确谈到三十年代清洗问题的情况下进行的；但在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所搞的清洗斯大林分子的运动已被提及并受到了批判。已被从官方历史上完全消除痕迹的清洗运动的牺牲者这时又在党的纪念簿上获得了光荣的位置。有两个集团获得了这种恩惠：以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为首的军人（这些人在一九三七年受审后被处决了）和在一九三八年失踪了的斯大林主义党的领袖。
　　给军人集团恢复名誉，首先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中就已提到了，四月又被《苏共党史问题》月刊所证实。事后给予平反的除了将军以外还有二位前军队政治部领导人：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和布勃诺夫（这两个人都是当年的左翼反对派分子）。^[125]在后来被恢复其历史地位的人员名单上，尼·尼·克雷连柯也出现了，他曾是一个左派分子，他在革命胜利之后就是一个军事指挥员，后来曾是司法人民委员。^[126]关于要替一批党的领袖恢复名誉的说法在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之前就出现了。在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次公开的会议上，米高扬顺带提到了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和斯·维·柯秀尔（他是前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书记），认为他们受到了党的历史学家不公正的抨击。^[127]鲁祖塔克的名字在《苏共党史问题》月刊发表的一篇有关一九二一年的工会争论问题的文章中又悄悄地出现了（这篇文章是在一九五六年二月十一日，也就是说是在党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签字付印的）。^[128]
　　在秘密报告中，赫鲁晓夫花了较长的时间详尽地谈了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所搞的清洗斯大林分子运动这一问题。根据他的观点，这场清洗运动是斯大林的最大罪过。他列举了所有失踪了的高级领导干部的名单并大量地引用了一些信件内容，某些人在信中徒劳地乞求公正对待。被恢复名誉的人有政治局委员丘巴尔、鲁祖塔克和柯秀尔，政治局候补委员波斯蒂舍夫和埃赫（以及彼得罗夫斯基，而他是最高领导中唯一在清洗运动中死里逃生的人），还有几个级别比较低的党员干部。^[129]斯大林的清洗斯大林分子的运动看来已被彻底平反了。
　　赫鲁晓夫列举一些数字，以便说明清洗运动已经波及到一九三四年的中央委员和同年举行的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他的统计数字并不使人感到吃惊，但从此时起受害者的数字是官方的数字：“经查明，在十七次党代表大会选出的正式和候补委员一百三十九人中被逮捕和遭枪决（主要是在一九三七九三八年）的有九十八人，即百分之七十。（会场上激愤的喧哗声）……而且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的大多数代表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代表大会有表决权和发言权的一千九百六十六名代表中因被控有反革命罪行而被捕的占一半以上——一千一百零八人。……怎么能够相信，这样的人……变成了‘两面派’并转到了社会主义敌人的阵营里去呢？这是由于斯大林滥用职权而发生的，斯大林开始对党的干部实行大规模的恐怖。”^[130]
　　为了进一步证实他对斯大林的控诉，赫鲁晓夫还援引一个无可指摘的权威人士的话作为例子，并且还把列宁与斯大林的决裂最终地写入官方的党史中。列宁“遗嘱”的文本已发给了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们，赫鲁晓夫从中引用了很少一段话，以便证明列宁“及时地从斯大林的身上看出那些不良的品质，这些不良品质在后来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接着，赫鲁晓夫宣读了两封直到目前为止还无人知晓的信件，一封是克鲁普斯卡娅给加米涅夫的信，另一封是列宁给斯大林的信；这两封信就证实了过去的说法：当最后一次中风就要夺去列宁的生命时，列宁正要与斯大林彻底决裂。^[131]
　　在报告的结尾部分，赫鲁晓夫自己提出了问题，而这个问题必然要闯入所有人的脑子里：“某些同志会提出问题：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做什么了，为什么他们当时不反对个人崇拜而只是最近才这样做呢？”他不得不承认，他们似乎受骗了，但人们必须考虑当时的激烈争论和斯大林在反对反对派的斗争中所起的领导作用：“当时斯大林获得了威望、同情和支持。”^[132]赫鲁晓夫想对这样的事实置于不顾：反对派分子在当时就已经完全了解斯大林滥用职权的恶劣品性。
　　尽管列宁的“遗嘱”和与之有关的文件已得到证实，在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官方还几乎全然地维护斯大林在消灭反对派的斗争中和在强行建设国民经济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赫鲁晓夫声称：“党当时要进行斗争反对那些使我们国家离开唯一正确的列宁道路的人，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右派、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进行斗争。这个斗争是必需的。”^[133]斯大林的“一些不良品质”大约是在一九三四年突然出现的。中央委员会在一九五六年六月发表的一项声明中说道：“特别是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斯大林作出了“许多违法行动”。^[134]为受害者恢复名誉仅局限于在清洗运动之前受斯大林宠爱的人。
　　然而，即使斯大林向“反列宁主义的”反对派展开的斗争仍被认为是正确的，但他为最终结束这场斗争而采用的方式是不正确的。赫鲁晓夫在他的秘密报告中说道：“下述这种情况是值得注意的。甚至在进行炽烈的残酷的思想斗争的时候，对于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布哈林分子等都没有采取极端的镇压办法。当时的斗争是在思想方面进行的。但是过了几年以后，当社会主义已经基本上在我国建成，剥削阶级基本上被消灭，苏维埃社会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敌对的政党、政治派别和集团的社会基础已大大缩小，党的思想敌人在政治上早已被粉碎的情况下，反而对他们开始采取镇压的措施。”这场斗争之所以是相当残酷的，是因为也大肆镇压了“许多忠实的共产党人……他们为保卫党的列宁路线同托洛茨基分子和右倾分子进行了积极的斗争”。^[135]
　　赫鲁晓夫将列宁的政治措施与斯大林的政治措施作了比较，同时作了值得注意的自白。他提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十月革命一事，旨在说明列宁又把偏离者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并保证了他们之间的有益的合作：“在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以后，大家知道，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提升担任领导职务。列宁引导他们去完成党的极其重要的委托，……列宁并没有提出逮捕，尤其没有提出枪决他们的问题。”赫鲁晓夫甚至把托洛茨基分子纳入他今后的大赦计划：“现在经过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以后，我们可以平心静气地来谈反对托派的斗争，可以足够客观地来分析这个案件。……但他们也积极地参加了革命前的工人运动，参加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巩固这一伟大革命成果的斗争。其中的很多人与托洛茨基主义脱离了关系，而转到列宁的立场上。难道有必要从肉体上把这些人消灭掉吗？我们深信，如果列宁当时还在世的话，是不会对其中的很多人采取这种极端措施的。”^[136]
　　赫鲁晓夫极其严厉地批判了通过逼供来强迫被告认“罪”的办法。他虽然是专门针对处理被清洗了的斯大林分子这一做法而言的，但在讨论与这种强迫认罪的办法有关的问题时，以类似主题为内容的一篇文章（它是在不久以后发表的）也提到了执行这种办法的最著名的实践家安·亚·维辛斯基，即审讯反对派运动中的主要控告者。^[137]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结束后，于一九四九年在匈牙利和保加利亚进行的类似的清洗运动已被公开宣布无效。如果说苏联政府已宣布一九三六、一九三七和一九三八年所进行的三次大的公审是非法的，那么人们按照这种先例行事对反对派采取赫鲁晓夫式的新态度，这似乎是合乎逻辑的。此外，人们现在在谈到反对派时，采用的语气也与过去的咒骂语气截然不同，显然是比较温和的。在谈到有关历史问题时，托洛茨基甚至被称为“托洛茨基同志”。^[138]当《真理报》发表列宁的一封反官僚主义弊端的信（这是列宁在一九二二年写给奥新斯基和李可夫的信）时，在他们两人的名字前面没有加任何指责的形容词。^[139]
　　由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发出的有关彻底修改党史和重新活跃党史研究工作的号召也许要比这些个别的姿态更为重要。米高扬转弯抹角地批评了对党史研究不够全面的现象，同时连斯大林的“简明教程”也不饶过。接着，苏联最杰出的政治历史学家安·米·潘克拉托娃^[140]对此也提出了详尽的批评。她在耸人听闻的阐述过程中揭露了斯大林主义桎梏已经产生的影响：“我们感到不安的是，在党史研究方面，几乎没有采取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在战前就已存在的关于党史问题的刊物已不再出版，也没有党史研究科学中心。”她提到了许多缺陷，从对不愉快的事实保持沉默直到不加批评地维持沙皇的外交政策。她也许是有所指地说：“列宁战友（老布尔什维克）的作品在我们党史文献中反映得太少了。”^[141]
　　与这些要求相适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所在一九五六年被改组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它的任务是专门研究整个党史和出版共产主义学说提倡者的著作。长期被禁止的许多材料，其中有恢复了名誉的清洗运动的受害者的著作，某种程度上激烈反共的作品和列宁全集第二、三版（其中有大量的符合历史客观的注释），又可被苏联学者们自由地使用了；相反，反对派领袖的作品却一直被禁用。^[142]党代表大会的记录文本也开始重新出版。一九五七年开始出版了一份有关党史问题的新刊物，即《苏共党史问题》月刊，但它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以批评性观点而著称。
　　背弃斯大林（特别是当人们考虑到列宁的“遗嘱”及其派生情况）似乎应必然导致为所有人恢复名誉，即在当时就反对斯大林并警告当心政权发生变质的人。然而，在评价反对派方面如果实行这种转变，似乎会引起爆炸性的后果，它将大大超过只承认审判斯大林分子和军人是不公正的而产生的后果。因此，现今的苏联领导接受了斯大林在谋取权力的漫长道路上所形成的基本思想，即：在俄国共产党内部出现派系斗争的时期，强调统一、一致和领导集团的自我辩护，是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因此，赫鲁晓夫在详细地谈到列宁主义集体领导的优点时，却一句也没有提到有关表决和在领导内部公开发表不同意见的问题，而这是列宁时代经常采用的方法。斯大林的继承人坚持了斯大林的变态的统一思想，尽管这种思想是个人崇拜的根源，而个人崇拜又是他们（现在的掌权者）宣称要拒绝的东西。看来，他们不可能放弃权威，放弃领袖、神人和恶魔的提法。他们对列宁和原反对派所采取的新态度仍旧是斯大林主义的。他们以对列宁的个人崇拜代替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当然，按其性质来说，这种崇拜比对一个还活着的统治者的神化具有较小的危险。
　　另外，我们业已看到：作为个人的斯大林不得不充当苏维埃国家遭受无数次失败的替罪羊，特别是充当了红军在一九四一年险遭失败的替罪羊。至于贝利亚，则几乎没有必要再谈论他了，他后来几乎同前辈托洛茨基一样也被列入魔鬼的名单之中。在这期间，在赫鲁晓夫于一九五七年六月将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从党和国家的最高司令部中排挤出去之后，个人领导又被恢复了。赫鲁晓夫的权力更突出了，他于一九五八年三月甚至把政府首脑的职务也接了过来。斯大林已被从圣地排除出去了，但斯大林主义却继续活着。

^[1] 参阅苏瓦林：《斯大林》，第471—472页。

^[2] 参阅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491—497页。

^[3] 参阅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504页。

^[4]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声明，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七日《真理报》。

^[5] 参阅奥尔忠尼启则：《中央检查委员会报告》，见《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1243页。

^[6] 参阅皮达可夫请求重新入党的申请书，见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九日《真理报》。

^[7] F·贝克和W·哥丁：《俄国的清洗与逼供》，一九五一年纽约版，第112页。

^[8] 参阅苏联司法人民委员部的法庭审讯记录报告：《右派和托洛茨基分子反苏集团案》，第36、157—158页。

^[9] 安东诺夫—奥弗申柯：《致斯大林》（一九二八年四月四日），一九二八年四月八日《真理报》。

^[10] 《工业工会》杂志也证实了这一材料。参阅《工业工会》，一九五八年第二版，第四十卷，第20页。

^[11] 参阅一九二九年一月九日《社会主义者通讯》，第14—15页。

^[12] 参阅《真理报》攻击托洛茨基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一日的《指令性信件》所发表的社论，见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四日《真理报》。

^[13] 参阅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521页。

^[14] 雅科夫·格里格列维奇·布柳姆金（Яков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Блюмкин，1900年3月12日——1929年12月12日），二月革命后加入了社会革命党。1918年5月代表左派社会革命党加入契卡。1918年7月6日参与刺杀了德国驻苏俄大使米尔巴赫，事后逃往乌克兰，并试图刺杀德国驻乌克兰占领军司令艾希霍恩元帅，但未果。1918年12月—1919年3月任左派社会革命党基辅地下党委书记。1919年3 月被俘。1919年4月向基辅契卡自首，被判处死刑，后被赦免，随后加入布尔什维克。1919年起任第79旅指挥官，后出任托洛茨基的秘书。1920—1921年任第79旅参谋长。1923年秋天进入苏联外交部。1924—1926年任格别乌驻高加索地区代表，参与了在格鲁吉亚镇压孟什维克叛乱的行动。1926年被任命为苏联驻蒙古、西藏和印度代表，1926—1927年担任冯玉祥的军事顾问。1927年被召回莫斯科。1928—1929年任苏联驻君士坦丁堡代表，期间与托洛茨基秘密建立联系。1929年被捕，11月3日被判处死刑，12月12日遇害。——录入者注

^[15] 参阅约翰·杜威：《列夫·托洛茨基案：莫斯科控告托洛茨基的审讯报告——调查预审委员会》，见一九三七年纽约版，第105—106页。

^[16] 海梅·拉蒙·梅尔卡德·德·里奥（Jaime Ramón Mercader del Río，1913年2月7日——1978年10月18日），苏联格别乌特工。杀害托洛茨基同志的凶手。——录入者注

^[17] 参阅伊萨克·唐·莱文：《暗杀者的心理》，一九五九年纽约版。

^[18]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致反对派中的所有同志》（一九二九年四月），见《托洛茨基档案》。

^[19] 参阅拉狄克：《致斯米尔加》（一九二九年五月十九日）；转引自雅罗斯拉夫斯基：《这一梦想落空了》，见一九二九年五月三日《真理报》。

^[20] 参阅托洛茨基反对派前领导人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卡·伯·拉狄克和伊·杰·斯米尔加向中央监察委员会提交的：《与反对派决裂的声明》，见一九二九年七月十四日《真理报》。

^[21] 见多伊彻：《斯大林》，第359、370页。

^[22] 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经考证，拉狄克于1939年5月19日在斯大林的授意下被同监室里的两名刑事犯打死。——录入者注

^[23] 参阅托洛茨基：《被出卖的革命》，一九三七年纽约版。

^[24] 米洛万·吉拉斯（ Милован Ђилас，1911年6月4日——1995年4月20日），1933年加入南斯拉夫共产党。同年被捕并被判处3年徒刑。1937年当选为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1940年当选为南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41年南斯拉夫沦陷后同铁托等人一道组织地下游击队。1945年3—4月任南斯拉夫民主联邦临时政府黑山部长。1946—1953年任南斯拉夫不管部长。1953—1954年任南斯拉夫副总理兼国民议会主席。1954年因激烈反对斯大林主义，反对一党制被解除一切职务，同年退党。1956年11月因支持匈牙利革命被捕并被判处3年徒刑。1957年出版代表作《新阶级》，并因此延长7年刑期。1961年获释。1962年再次被捕并被判处5年徒刑。1966年获大赦出狱。1995年逝世。——录入者注

^[25] 参阅米洛万·吉拉斯：《新阶级》，一九五七年纽约版。

^[26] 参阅拉科夫斯基：《论党和国家机关变质的原因》，见一九二九年十月《反对派通讯》第六期，第14—20页。

^[27] 拉科夫斯基、维·维·柯秀尔和M·奥库策哈娃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起草的《提纲》，见一九二九年十一——十二月《反对派通报》第七期，第9页。

^[28] 拉科夫斯基、维·维·柯秀尔和M·奥库策哈娃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起草的《提纲》，见一九二九年十一——十二月《反对派通报》第七期，第5页。

^[29] 参阅斯大林：《胜利冲昏头脑》，见《斯大林选集》中文版下卷，第239页。

^[30] 参阅贝科夫：《苏联经济体制的发展》，第327页。

^[31] 托姆斯基在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32] 参阅李可夫在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33] 乌格拉诺夫在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34] 基洛夫在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35] 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决议：《关于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四分册，第135页。

^[36] 鲁祖塔克在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37] 参阅《工业工会》第一版，第四十卷，第559页。

^[38]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多加多夫（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Догадов，1888年8月8日——1937年10月26日），190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并倾向于布尔什维克。积极参与了1905年革命。多次被捕和流放。1914年入伍。二月革命后曾任旅、师和军队苏维埃主席。1920—1921年任鞑靼自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劳动人民委员兼鞑靼工会理事会主席，反对鞑靼自治。1921—1922年任俄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1—1930年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成员、赤色工会国际主席团成员。1922—1924年、1927—1929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4—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兼中央组织局委员。1930—1931年任苏联最高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31—1934年任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兼联共（布）跨高加索地区执行委员会主席。1932—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候补成员。1937年5月被开除出党，6月被捕，10月遇害。1956年平反。1957年恢复党籍。——录入者注

^[39]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司尔佐夫（Сергей Иванович Сырцов，1881年7月5日——1937年9月10日），191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担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罗斯托夫—纳希切万委员会主席兼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顿河地区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顿河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小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内战期间曾任第12军政治委员。1920—1921年任俄共（布）敖德萨省委书记。1921年参与镇压喀琅施塔得叛乱。1924—1927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6—1929年任联共（布）西伯利亚省委书记。1927—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9—1930年任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兼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0年同罗明纳兹组织反对派组织，被解除一切职务。1937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7年平反。1959年恢复党籍。——录入者注

^[40] 参阅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二日《真理报》，第6页；一九三〇年十一——十二月《反对派通报》，第24—26页。

^[41] 参阅一九三〇年十一——十二月《反对派通报》，第23页。

^[42] 参阅苏瓦林：《斯大林》，第625页。

^[43] 参阅《工业工会》第二版，第二十八卷，第153页；第三十一卷，第173页。

^[44] 参阅托洛茨基：《梁赞诺夫同志的垮台》，见一九三一年五——六月《反对派通报》第二十一——二十二期，第19—23页。

^[45] 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一日《真理报》。

^[46] 参阅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反对派通报》，第23页。

^[47] 引自多伊彻：《斯大林》，第349页。

^[48] 参阅奇列加：《不可思议的俄国人》，第279页。

^[49] 参阅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反对派通报》，第23页。

^[50] 还有谣传说，斯大林枪毙了他的夫人（见一九五六年四月一日《纽约时报》）。我于一九五六年秋在莫斯科得到证实，到处都在流传这一传说。

^[51] 参阅巴尔明：《一个幸存者》，第264页。

^[52] 尼古拉·鲍里索维奇·埃斯蒙特（Николай Борисович Эйсмонт，1891年12月4日——1935年3月22日），1904年起开始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1年以后是“区联派”。多次被捕和流放。1917年8月随“区联派”加入布尔什维克。1919—1920年在红军工作。1920—1926年是苏俄最高经济委员会成员。1923—1926年任苏联最高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24—1925年任北高加索执行委员会主席。1925—1930年任副贸易人民委员兼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1932年因领导反对派组织而被捕。1933年被开除出党，并被判处3年徒刑。1935年获释，同年在流放地因车祸逝世。1962年平反。1963年恢复党籍。——录入者注

^[53] 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托尔马切夫（Владимир Н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мачёв，1887年10月7日——1937年9月20日），190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多次被捕。1914年应征入伍。二月革命后领导了新罗西斯克士兵代表委员会。1922—1924年任库班—黑海地区执行委员会主席。1924—1928年任北高加索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28—1931年任俄罗斯联邦内政人民委员。1931—1932年任俄罗斯联邦主要道路运输管理局局长。1932年因领导反对派组织而被捕。1933年被开除出党并被判处3年徒刑。1935年获释。1937年再次被捕并遇害。1962年平反。——录入者注

^[54]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关于埃斯蒙特、托尔马切夫、阿·普·斯米尔诺夫等人的反党集团》，《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四分册，第352—353页。

^[55] 这里的一俄亩相当于2500—3400平方米。——译注

^[56]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关于清党》，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四分册，第352页。

^[57] 参阅芬索德：《俄国怎样被统治着》，第223—224页。

^[58] 参阅波波夫：《苏联共产党简史》第二卷，第450、456页。

^[59] 参阅斯大林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六日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讲：《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见《斯大林选集》中文版下卷，第329—350页。

^[60] 同上。

^[61] 参阅多伊彻：《斯大林》，第351页。

^[62] 参阅斯大林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六日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讲：《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十三卷，第336、307页。

^[63] 参阅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见一九五六年《东欧问题》，德文版，第874页。

^[64] 参阅《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的信》，见多伊彻：《斯大林》，一九三七年纽约版，第353、354页。

^[65] 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弗拉索夫（Андрей Андреевич Власов，1900年9月14日——1946年3月10日），1919年加入红军，参加了内战。1930年加入联共（布）。1939年5—11月被派往中国，担任蒋介石的首席军事顾问。1940—1941年任第99兵团司令。1941年1—6月任基辅军区第4机械化军团司令。卫国战争爆发后曾参加基辅战役、莫斯科保卫战、鲁班攻势等。1942年在沃尔霍夫被俘，旋即投降纳粹德国。1942—1945年组织了所谓“俄罗斯解放军”，协助纳粹进攻苏联。二战结束后被美军逮捕并被移交给红军。1946年被处决。——录入者注

^[66] 参阅格奥尔格·菲舍尔：《反斯大林的苏联反对派：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项预谋案》，一九五二年剑桥版，第39、40、148页。

^[67] 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Władysław Gomułka，1905年2月6日——1982年9月1日），1926年加入波兰共产党。1932年被捕并被判处4年徒刑。1934年获释后流亡苏联。1941年加入联共（布）。1942年加入波兰工人党。1943—1948年任波兰工人党总书记。1944—1948年任波兰副总理兼返乡部长。1949年被解除一切职务并被开除出波兰统一工人党。1951年被捕。1954年获释。1956年平反。1956—1970年任波兰统一工人党总书记。1970年被迫退休。——录入者注

^[68] 参阅亚当·乌兰：《铁托主义和共产党情报局》，一九五二年剑桥版，第158页。

^[69] 参阅《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四日的决议》，见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五日《纽约时报》。

^[70] 参阅《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和四月四日），见《苏南纠纷》，一九四八年伦敦版，第16、43页。

^[71] 《共产党情报局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八日公报》，《苏南纠纷》，一九四八年伦敦版，第62、63页。

^[72] 参阅H·F·阿姆斯特朗：《铁托和哥利亚》，一九五一年纽约版，第82—114页。（哥利亚系《圣经》中记载的非利士男士，后为大卫所杀。现代常以此名比喻巨人。——译注）

^[73] 纳伊丹·帕希奇：《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在现代修正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的蜕变》，一九五一年一月贝尔格莱德出版的《共产党人》杂志，第96、103、115页。

^[74] 参阅E·D·多马：《关于瓦尔加问题的决议》，见一九五〇年三月《美国经济评论》，第148、149页。

^[75] 卢卡·达尼洛维奇·雅罗申柯（Лука Данилович Ярошенко，1896年4月21日——1995年？月？日），苏联经济学家。内战期间加入布尔什维克，后在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1952年遭到斯大林严厉批判，同年被捕并被开除出党。1953年斯大林死后获释。1956年退休。1961年恢复党籍。1995年逝世。——录入者注

^[76] 参阅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见《斯大林选集》中文版下卷，第582—603页。

^[77] 格奥尔基·马克西米连诺维奇·马林科夫（Георгий Максимилианович Маленков，1902年1月8日——1988年1月14日），1919年加入红军。1920年加入俄共（布）。1939—1957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39—1946年任联共（布）中央人事部部长兼中央委员会书记。1941—1957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43—1947年任苏联雷达辐射委员会主席。1944—1946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49—1950年参与捏造了“列宁格勒案件”。1946—1953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48—1953年任苏共中央书记。1946—1957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团成员。斯大林死后，于1953—1955年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1955—1957年任苏联电站部长。1957年同莫洛托夫等人领导“反党集团”，企图推翻赫鲁晓夫。阴谋泄露后被解除一切职务。1961年被开除出党并勒令退休。晚年抛弃共产主义，皈依东正教。1988年逝世。——录入者注

^[78] 德米特里·特罗菲莫维奇·谢皮洛夫（Дмитрий Трофимович Шепилов，1905年10月23日——1995年8月18日），出身于铁路车间工人家庭。1926年加入联共（布），同年起开始担任检察官。1935年起在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卫国战争期间曾任第24军政治部部长、第4军军委委员。1945年授少将军衔。1946年2—8月任苏联武装力量主要政治局宣传与鼓动局副局长。1947—1948年任苏共中央宣传和煽动局副局长。1948—1949年任苏共中央宣传和鼓动局局长。1950—1952年任苏联中央检察员。1952—1956年任《真理报》主编。1952—1957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5—1956年、1957年2—6月任苏共中央书记。1956—1957年任外交部长兼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成员。1957年同莫洛托夫等人一道组织“反党集团”，企图推翻赫鲁晓夫，失败后被解除一切职务。1958—1960年任吉尔吉斯斯坦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1962年被开除出党。1976年恢复党籍。1982年退休。——录入者注

^[79] D·T·谢皮洛夫：《党的总路线与庸俗的马克思主义》，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四日《真理报》。

^[80] 参阅《共产党由于忠诚于列宁主义巳取得并正在取得胜利》，见一九五六年四月五日《真理报》。

^[81] 在波兰，“斯大林分子”被说成是“右派”；“左派”是想放松党的控制的“修正主义者”，哥穆尔卡处于“中间”；但根据他的政泊路线看，他与俄国的右翼反对派有许多相似的地方。这种关系的颠倒显然严生于波兰政府中这一连续现象：在改革本身制度方面，斯大林分子是“最保守的”。

^[82] 纳吉·伊姆雷（Nagy Imre，1896年6月7日——1958年6月16日），生于科波什堡（Kaposvár）一个农民家庭，当过锁匠学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了奥匈帝国军队，在东线作战，1916年被俄军俘虏。1918年3月参加红军，1920年5月10日参加俄共（布）。1921年回国后参加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因批评党的领导而在1925年被开除出党。1925年夏季参加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Magyarországi Szocialista Munkáspárt，匈牙利共产党的外围组织）。1927年2月，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被当局取缔时被捕，两个月后获释。1928年3月流亡奥地利，1930年2月参加匈牙利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1930年至1936年在莫斯科国际农业研究所工作。1936年 1月8日被开除出党，1939年2月3日重新入党。1940年至1944年在莫斯科科苏特广播电台工作。1944年10月返回匈牙利，11月7日当选为匈牙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944年12月22日—1945年11月4日任临时政府农业部长。1945年5月25日当选为匈共政治局委员。1947年9月—1949年6月出任国会议长。1948年6月当选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政治局委员。1953年7月4日——1955年4月18日任总理（部长会议主席）。1956年匈牙利革命爆发后，于10月24日出任总理，11月4日，苏军再次侵略匈牙利后撤入南斯拉夫大使馆避难，11月22日在离开南斯拉夫大使馆后被捕，1958年6月16日被判处死刑。——录入者注

^[83] 卡达尔·雅诺什（Kádár János，1912年5月26日——1989年7月6日），本名切尔莫尼克·雅诺什·约热夫（Czermanik János József），生于弗姆（Fiume，现属克罗地亚）一个贫苦家庭。1930年9月参加匈牙利共产党，1932年春季担任匈牙利共产主义青年工人同盟北方区委委员，1933年担任匈牙利共产主义青年工人同盟中央委员会书记。1942年5月当选为匈牙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匈牙利解放后，于1945年5月—1948年8月任匈牙利共产党布达佩斯市委书记，1946年9月在匈牙利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副总书记。1948年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成立后继续担任副总书记。1948年8月—1950年6月任内务部长。1951年5月，因受拉伊克·拉斯洛案件的牵连而被诬陷入狱，1954年获释并平反，1956年7月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同年10月25日出任党中央第一书记，10月30日宣布解散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成立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并担任第一书记，这个职务他一直担任到1988年5月22日。11月3日，在苏联支持下成立“工农革命政府”，并担任总理，1958年1月28日辞去总理职务。1961年9月13日——1965年6月30日再次出任总理。1988年5月辞去总书记的职务，改任党主席。1989年5月9日被免去党主席和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职务，7月6日因癌症去世。——录入者注

^[84] 列昂尼德·瓦西里耶维奇·尼古拉耶夫（Леонид Васильевич Николаев，1904年5月10日——1934年12月29日），出身于工匠家庭。1923年加入联共（布）。1933年被开除出党，1934年恢复党籍。1934年12月1日在斯莫尔尼宫刺杀了谢尔盖·基洛夫，当场被捕。12月29日被处决。——录入者注

^[85]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见一九五六年《东欧问题》，第874页。

^[86] 参阅托洛茨基在《反对派通报》上的撰文，一九三五年一月刊，第四十一期。

^[87] 伊万·彼得洛维奇·巴卡耶夫（Иван Петрович Бакаев，1887年？月？日——1936年8月25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905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90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次被捕和流放。十月革命时担任彼得格勒苏维埃书记。1918年加入红军。1925—1926年任列宁格勒执行委员会主席。1925—192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他是左翼反对派成员，先后参加了“新反对派”和联合反对派。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8年投降并恢复党籍。1934年再度被开除出党并被捕。1936年遇害。1988年平反。——录入者注

^[88] 参阅苏联司法人民委员会：《对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恐怖活动中心案的法庭审讯报告》，一九三六年莫斯科版。

^[89] 参阅苏联司法人民委员会：《对托洛茨基反苏活动中心案的法庭审讯报告》，一九三七年莫斯科版。

^[90]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图哈切夫斯基（Михаил Николаевич Тухачевский，1893年2月16日——1937年6月11日），出身于破落贵族家庭，1914年任少尉，参加了一战。1915年2月被俘，1917年8月逃回俄国，十月革命后于1918年4月参加红军和布尔什维克党，在内战期间功勋卓著，屡建奇功。内战后，先后担任过一系列红军高级职务。1937年在大清洗中遇害，1957年平反。——录入者注

^[91] 参阅托洛茨基：《红军内的斩首》，见《反对派通报》，一九三七年七——八月刊和第五十六——五十七期，第1——7页。

^[92] 参阅尼·格·马尔金：《穆季瓦尼—奥库霞娃案件》，见《反对派通报》，一九三七年七——八月刊和第五十六——五十七期，第7—9页。

^[93] 参阅多伊彻：《斯大林》，第378—379页。

^[94] 参阅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见一九五六年《东欧问题》，第890页。

^[95] 维亚切斯拉夫·鲁道利弗维奇·缅任斯基（Вячеслав Рудольфович Менжинский，1874年8月19日——1934年5月10日），1902年加入布尔什维克。积极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7年起侨居国外，期间是“前进”派，曾在卡普里党校教学。二月革命后回国。十月革命期间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国家银行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1918年任财政人民委员。1919年任乌克兰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1919—1923年任契卡副主席。1923—1926年任国家政治保卫局副主席。1926—1934年任国家政治保卫局主席。1927—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34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莫斯科红场。——录入者注

^[96] 参阅苏联司法人民委员会：《对右派和托洛茨基分子反苏联盟案的法庭审讯报告》。

^[97] 参阅F·贝克和W·哥丁：《俄国的清洗与逼供》，一九五一年纽约版，第212页。

^[98] 参阅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见一九五六年《东欧问题》，第878页。

^[99]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Ежов，1895年5月1日——1940年2月4日），生于圣彼得堡，当过裁缝学徒和工厂工人。1917年5月参加布尔什维克，1919年至1921年随红军作战。1922年开始当过一些地方的区委书记。1927年进入农业部门工作，1929年至1930年任副农业人民委员，1934年当选为联共（布）中央委员，1936年9月至1937年1月任内务人民委员，1938年4月至1939年4月任水运人民委员，1939年4月被捕，1940年2月被判处死刑。——录入者注

^[100] 参阅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见一九五六年《东欧问题》，第876页。

^[101] 在与反对派斗争中涌现出来的一小批机关工作人员也失踪了：莫斯科党组书记鲍曼，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古谢夫，斯大林的组织部长安蒂波夫，一九二三年从托洛茨基倒向斯大林的布勃诺夫，一九二一年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索尔茨（强硬派分子），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温什利希特，莫斯科的乌汉诺夫，乌克兰的列宁主文者雅科夫列夫和克维林，老的地下工作者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和戈洛舍金以及穆拉诺夫。
　　尼古拉·基里洛维奇·安蒂波夫（Николай Кириллович Антипов，1894年12月3日——1938年7月29日），1912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多次被捕。二月革命后担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委员会委员、彼得格勒苏维埃成员。内战期间曾任彼得格勒契卡主席、俄共（布）喀山执行委员会主席。1923年任联共（布）莫斯科省委书记。1925—1926年任联共（布）乌拉尔省委第一书记。1926—1928年任联共（布）列宁格勒省委第二书记兼中央西北局书记。1928—1931年任邮电人民委员。1931—1935年任副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1935—1937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37年被捕并被开除出党。1938年遇害。1956年平反。——录入者注

^[102] 参阅十七大中央委员会人员名单，见《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文件》，第680—681页；十八大中央委员会人员名单，见《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文件》，一九三九年莫斯科版，第688页。

^[103] 克劳迪娅·伊万诺夫娜·尼古拉耶娃（Клавдия Ивановна Николаева，1893年6月13日——1944年12月28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9年加入俄国布尔什维克。二月革命后任《工人报》编辑，参加了十月革命。1919—1924年任《工人报》编辑。1924—1925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兼中央组织局委员。1925—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30—1933年任联共（布）中央宣传部长。1936—1944年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1937—194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8—194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1944年逝世。——录入者注

^[104] 阿列克谢·叶戈罗维奇·巴达耶夫（Алексей Егорович Бадаев，1883年11月4日——1951年11月3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90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参加了1905年革命。1912—1914年任第四届国家杜马议员。1914年4—11月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1914年11月被捕并被流放到图鲁汉斯克。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并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1917年11月参加了彼得格勒武装起义。1920年任彼得格勒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22—1925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5—1951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30—1931年任俄罗斯联邦消费者协会中央理事会主席。1931—1935年任莫斯科消费者协会中央理事会主席。1935—1937年任副食品工业人民委员。1937—1938年任俄罗斯联邦食品工业人民委员。1938年任莫斯科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38—1944年任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主席团主席兼苏联武装力量主席团副主席。1944年因酗酒被解职。1951年逝世。——录入者注

^[105] 亚历山大·格奥尔基耶维奇·别洛博罗多夫（Александр Георгиевич Белобородов，1891年10月14日——1938年2月10日），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次被捕和流放。1918年任乌拉尔执行委员会主席，在此期间签署了处决沙皇尼古拉二世家庭的命令。1919年1—3月任维亚特卡革命委员会主席。1919—1920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20—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1—1923年任俄罗斯联邦副内政人民委员。1923年8—11月任俄罗斯联邦内政人民委员。1923—1927年任改善儿童生活委员会主席。1923年起是左翼反对派，支持托洛茨基。1927年被开除出党并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1930年投降并恢复党籍。此后曾在最高经济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工作。1936年被捕。1938年遇害。1958年平反。1962年恢复党籍。——录入者注

^[106] 列夫·谢苗诺维奇·索斯诺夫斯基（Лев Семенович Сосновский，1886年？月？日——1937年7月3日），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6年流亡国外。1909年回国，秘密进行革命活动，多次被捕。二月革命后任乌拉尔地区委员会主席。同年当选为立宪会议议员。1919—1920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兼俄共（布）哈尔科夫委员会主席。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宣传委员会主席。1923—1924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他是左翼反对派成员，先后签署了《四十六人声明》和《八十三人声明》。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9年被捕，被判处3年徒刑。1934年投降。1935年恢复党籍。1936年再次被捕。1937年遇害。1958年平反。——录入者注

^[107] 布哈林在法庭上的答辩，《对右派和托洛茨基分子反苏联盟案的法庭审讯报告》，第777、778页。

^[108] 社论：《苏联共产党——苏联社会的引导和领导力量》，一九五三年五月《共产党人》第八期，第15页。

^[109] 全体党员根快地通过党组织的各种宜传渠道知道了赫鲁晓夫报告的内容。一份基本上是完整的、显然也是真实的报告文本（一个东欧共产党政府已经得到这一文本）巳象握在美国外交部手中，美国外交部巳于一九五六年六月将它公开发表。（此文于一九五六年发表于《反斯大林运动》英文版，以及《东欧问题》德文版。）

^[110] 参阅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见《反斯大林运动》，第18页；《东欧问题》，第872页。

^[111]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见《反斯大林运动》，第10页；《东欧问题》，第869页。

^[112] 同上，见《反斯大林运动》，第86—87页；《东欧问题》，第896页。

^[113] 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布尔加宁（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улганин，1895年6月11日——1975年2月24日），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8年加入契卡。1918—1919年任莫斯科下诺夫哥罗德铁路契卡副主席。1922—1927年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国家电工技术委员会主席。1931—1937年任莫斯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1934—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37—1938年任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1938—1944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38—1940年、1940—1945年、1958年3—8月任苏联国家银行行长。1944—1946年任副国防人民委员。1946—1947年任苏联武装力量第一副司令。1946—1948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47—1949年任苏联武装力量司令兼苏联部长会议第二委员会主席。1947—1950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48—1952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50—1955年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52—1958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1953—1955年任苏联国防部长。1955—1958年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1957年同莫洛托夫等人一道组织“反党集团”，企图推翻赫鲁晓夫，失败后于1958年被解除一切职务。1958—1960年任斯塔夫罗波尔经济理事会主席。1960年退休。——录入者注

^[114] 同上，见《反斯大林运动》，第82页；《东欧同题》，第895页。

^[115] 同上，见《反斯大林运动》，第40页；《东欧问题》，第880页。

^[116] 见《反斯大林运动》，第63页；《东欧问题》，第888页。

^[117]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见《反斯大林运动》，第52—53页；《东欧问题》，第884页。

^[118] 同上，见《反斯大林运动》，第10页；《东欧问题》，第896页。

^[119] 同上，见《反斯大林运动》，第82页，《东欧问题》，第895页。

^[120] 《共产党由于忠减于列宁主义巳经取得并正在取得胜利》，一九五六年四月五日《真理报》。

^[121] 《个人崇拜为什么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无共同之处？》，一九五六年三月二十八日《真理报》。

^[122] 纽约时报一九五六年四月八日的报道。

^[123] 参阅《工业工会》第二版，第二十八卷，第565页。

^[124] 参阅一九五三年五月七日《真理报》文章。更为有趣的是，为了纪念他的七十五周年生日，对彼得罗夫斯基的褒奖推迟了一年——人们非要等斯大林死后才进行。彼得罗夫斯基死于一九五八年一月。

^[125] 见《纽约时报》一九五六年四月十四日的报道。在我们得到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文本中，这两个军人没有被提到。

^[126] 参阅《工业工会》第二版，第四十九卷，第167页。

^[127] 参阅米高扬在党的第二十次代表犬会上的发言，见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八日《真理报》。

^[128] 参阅卡涅夫：《一九二〇——一九二一年工会问题讨论时期为联共（布〉统一而斗争的党员群众》，见一九五六年《苏共党史冋题》月刊第二期，第20页。

^[129] 还活着得到平反的很少几个人中，有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任主席克尔日札诺夫斯基，他在一九五九年逝世之前，披过了一个很短时河的光荣退休生活。（见一九五九年四月一日《真理报》文章。）

^[130]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见《反斯大林运动》，第22—24页；《东欧问题》，第873—874页。

^[131] 同上，见《反斯大林运动》，第6—9页；《东欧问题》，第868页。

^[132]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见《反斯大林运动》，第81页；《东欧问题》，第894—895页。

^[133] 同上，《反斯大林运动》，第81页；《东欧问题》，第895页。

^[134] 中央委员会一九五六年六月三十日的决议：《关于根除个入崇拜及其后果》，一九五六年七月二日《真理报》。

^[135]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反斯大林运动》，第11—12页；《东欧问题》，第870页。

^[136] 同上，《反斯大林运动》，第16—17页；《东欧问题》，第871页。

^[137] 参阅《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苏联法律学的任务》，见一九五六年《苏维埃国家和法律》月刊第二期，第3—14页。

^[138] 我于一九五六年秋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听到的有关党史和苏维埃军队的报告就以值得注意的实事求是的语气谈到了托恪茨基，但当我专门向讲演者询问托洛茨基的情况时，他们又以早巳熟悉的咒骂语言来抨击他。

^[139] 加米涅夫在一九五六年《苏共党史问题》月刊第二期上的撰文，参阅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二日《真理报》。

^[140] 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潘克拉托娃（Анна Михайловна Панкратова，1897年2月4日——1957年5月25日），苏联历史学家。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1917年加入左派社会革命党。1919年加入俄共（布）。1926年起在大学任教。1939年起在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1949—1953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2—1957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3—1957年任《历史问题》杂志主编，在历史领域推动“去斯大林化”。1957年因心脏病逝世。——录入者注

^[141] 参阅米高扬和潘克拉托娃在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见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二日《真理报》。

^[142] 这是由作者于一九五六年秋在莫斯科发现的。反对派分子的著作没有被登记在列宁图书馆的目录上，但它们显然还被留在特刊上；如果其作者一旦被恢复名誉，就可以取出他的任何一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