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1974）

　　“我们需要完整的和真实的情报。真实不应该以它将为谁服务而转移。”

弗·伊·列宁

　　“迄今那些已灭亡的革命政党，它们之所以灭亡了，就是因为它们骄傲起来，不知自己力量之所在，因为它们怕说出自己的弱点。可是我们不会灭亡，就是因为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弱点，而且能够学习克服这些弱点。”

弗·伊·列宁

　　“自我批评——无情的，尖锐的，深入到事物根髓的自我批评，是便无产阶级运动能够生气勃勃的阳光和空气。”

罗莎·卢森堡

　　“充分地理解过去——我们可以弄清楚现状；深刻认识过去的意义——我们可以揭示未来的意义；向后看——就是向前进。”

　　亚·伊·赫尔岑

前言

　　在这里提供给读者的书是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后酝酿的，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写成的。
　　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后，我国还有不少人提岀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要算旧帐，把我们的毛病暴露出来使我们的敌人高兴呢？在苏联人民中保持在过去的岁月中所形成的斯大林的形像，不是更好吗？把注意力集中到共产主义建设当前的问题上来，让未来的历史学家去分析斯大林的罪行，不也更好一些吗？
　　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听到类似的问题，但是，现在我们看到：斯大林的罪行如此严重，如果去掩盖它，这本身也就是一种罪行。弗·伊·列宁曾写道：“资产阶级的伪君子们喜欢讲的一句名言是：对于死人要么一言不发，要么称道几句。无产阶级既需要讲出活着的政治活动家的实情，也需要讲出死去的政治活动家的实情，因为凡是真正应该被称作政治活动家的人，即使他们的肉体已经死去，他们在政治上是不会死去的。”^[1]
　　美国新闻工作者安娜·斯特朗^[2]在她写的关于斯大林的书中对三十——四十年代作了评价，她说：“这是历史上一个生气勃勃的伟大时代，也许是最伟大的时代……它产生了千百万的英雄，也产生了不少恶魔。现在，胆怯的人可以事后为这一时代所出现的罪行开清单。但是，对那些经过斗争的火焰，甚至对那些在这斗争中倒下去的人来说，这些灾难只是为社会主义建设应该付出的一部分代价。”^[3]
　　对我们所经受的悲剧的这种评价是出自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热烈崇拜者、在中国被宣布为“名誉红卫兵”的人之口，这是很自然的，但是我们不能同意这一评价。
　　当然，要在俄国这样落后的国家的条件下摧毁旧社会并建立新社会，不仅存在着个别破坏革命法制和滥用权力的可能性，甚至还存在着不可避免性。然而，偏离正确的革命路线的程度可能不同，但如果在一定时期内违法和滥用权力的现象是属于国家政策性的，那就更没有任何不可避免的必然性了。同时，即便是承认无政府主义和极权主义个别表现的历史必然性，无论如何也不能成为辩护或赦免这些现象的理由。在任何情况下，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应该坚决反对在其进展中出现类似的反常现象，应该公开揭露它们，以便在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下一个阶段中不再重蹈覆辙。
　　我们决不是因为胆怯才去开列斯大林及个人迷信追随者的罪行的清单。我们这样做之所以必要，首先是因为我们怀着尊敬的心情纪念牺牲的父老和兄弟，纪念几百万因斯大林的专横和违法行为而牺牲的人们。如果我们不能从这一悲剧中吸取必要的教训，那么，在苏联社会史上整个一辈革命者和其他几百万无辜的人们的牺牲便只能成为一场毫无意义的灾难。
　　现在我们清楚地看到，如果不把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危险的有害后果及表现公开和诚恳地告诉全体劳动者，就不可能坚决和毫无保留地根除它们。不是通过隐蔽渠道的秘密指示，而是通过我们党公开和诚恳的自我批评才能够产生那种足以消除斯大林迷信的一切后果并防止新的迷信和新的专横出现的运动、感情和社会的愤慨。
　　苏联共产党在第二十次和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坚决揭露了个人迷信的思想体系和实践，并严肃地谴责了斯大林犯下的罪行。恢复列宁的党和国家生活准则的工作开始了。成为斯大林时代血腥镇压的牺牲品的多数人平反了。六十年代上半期在文艺和社会科学领域内广泛开展了对个人迷信的理论和实践的批判。我国的政治空气中开始清除冒险主义和独裁主义的恶习。
　　但是，就是现在，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谁也不能，而且也没有权力忘记过去的遭遇。这不仅是因为无辜的被残酷迫害致死的父老兄弟们的骨灰还在焚烧着我们的心。遗憾的是，在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中至今还在建立新的个人迷信并在恢复那些过去已给共产主义运动带来巨大损失的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和违法行为的精神。遗憾的是，甚至在我们国家里还有一些人，以及某些有影响力的人物，都企图那怕是部分地洗刷一下个人迷信时代的许多见不得人的事情，并且用各种办法恢复斯大林的“政治威信”。这些企图在最近几年不仅没有削弱，相反，有所加强’在我们的报刊上可以越来越多地看到斯大林的名字，不是作为莫大的罪人及列宁主义的歪曲者，而是被称为“伟大的统帅”、“伟大的革命者”、“伟大的理论家”、“英明的国务活动家”、“勤勉的当家人”，甚至是“工人阶级事业的杰出战士”。由此，我们确信，斯大林主义不是简单的用以吓唬人的东西。斯大林主义和新斯大林主义，不管它采取何种形式，公开的还是极为隐蔽的，仍是我们运动的实际危险。这一切使在苏共二十大已经开始的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探讨工作需要继续进行下去。这不仅是为了纪念已经去世的人们，而且也是为了使社会主义思想和实践不被歪曲。我们应该了解全部真实情况不仅是为了防止那巳被党抛弃了的专横再度岀现。而且，如果不研究和不重新评价我们的过去，我们就不可能朝着我们需要的方向前进。
　　“真实具有革命性”——安东尼奥·葛兰西^[4]在法西斯监狱中这样写道。我们知道，说真话正是列宁党为夺取社会主义革命胜利而斗争的主要武器。而说真话不仅是用于对待革命的敌人，说真话也包括我们对待自己的缺点和错误。
　　列宁指出：“无论过去和现在，我们的力量就在于我们对最惨重的失败也能给以十分冷静的估计，从失败的经验中学习应该怎样改变我们的活动方式。因此应当直言不讳。这一点，不仅从理论的真理来看，而且从实践方面来看，都是重要的和值得注意的。如果昨天的经验教训没有使我们看到旧方法的不正确，那么我们今天就决不能学会用新方法来解决自己的任务。”^[5]
　　当然，共产主义的敌人力图利用党的自我批评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也是斯大林个人迷信的严重后果之一：但是帮助我们克服这一后果的不是沉默，而是公开和真诚地查明真实情况。
　　列宁在1919年说过，我们的每一个字，敌人都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思去解释和歪曲，这是不可避免的，他强调说：“然而我们说：让他们听吧！我们开诚布公地说真话会得到更大的好处，因为我们深信，即使这是一种沉痛的真话，只要讲清楚，任何一个觉悟的工人阶级代表、任何一个劳动农民都会从中得出唯一正确的结论。”^[6]
　　显然，错误各有不同。我们的党在任何时候没有象在斯大林个人迷信时期那么困难。我们的党从来没有过象在二十大和二十二大上那样不得不去揭露那么多严重的罪行和缺点。这不可避免地为研究斯大林主义这一现象的起源造成了科学上和心理上的困难。个人迷信的严重病症至今还遗留下了尚未治愈的许多创伤。如果认为这些创伤会自然愈合，那是一种天真的想法。不，我们应该医治它们，而为此应该了解这一严重疾病的原因和性质，我们党和我们的运动已经患过了这场疾病，它的细菌还聚居在我们社会机体的一些角落。如果治疗如此严重的数不清和被耽误了的创伤会给我们带来痛苦的话，我们也仍然应该根治它们。
　　当然，在批评过去滥用职权和违法行为时可以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并得出不同的、也包括完全错误的结论。可惜的是，不仅在我们敌人的阵营里，就是在我们国内，近年来也出现了不少这样的人，他们企图打着批判个人迷信罪行的旗号而抛弃我们不能而且没有权利抛弃的那些东西。这些人力图否定在我国已建成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巨大意义，也否定十月革命的民主和人道的本质。同这些趋势的斗争，我们不能也不应该用否认和掩盖过去的错误和罪行的办法来进行，也就是不能站在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立场上来进行。我们需要的不是否认，而是解释清楚这些错误和罪行。因为正是教条主义现在给机会主义提供主要的营养。所以我们决不能支持那些在要求我们克制和谨慎的口号下实际上力图阻止或者那怕是多少压制必要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人。
　　当然，从政治观点来说揭露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及其一切错误是不容易的事。过去我们的人民很少知道斯大林的违法乱纪行为，所以对他的揭露在部分苏联人民当中引起了无所适从、不知所措和灰心丧气的情绪。
　　但是如果认为不让人民和青年一代了解过去的错误和罪行，今后同样可以避免这一切不健康现象的出现，那么这简直就是十分有害的幻想。世界大得很，其中有多少政治势力继续出现为争夺人们的思想而斗争。历史教育我们，永远不要长时间地向人们掩盖真理，因为真理终归会找到通往人们的智慧和心灵的道路。而如果我们的人民不是通过他们始终信赖的共产党去了解关于斯大林罪行的真实情况，那么克服个人迷信的严重后果的工作将遇到无法估计的困难。
　　应该记住，斯大林个人迷信不仅意味着政治暗杀和无休止的谄媚奉承。被斯大林迷信掩饰的长期的恐怖行为严重影响了我党的整个思想生活、文学艺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苏联人民的心理和伦理、国家和党的领导方法、工农联盟及千百万人民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所以，毫不奇怪，围绕着我们为了简便而不太恰当地称之为“个人迷信”的那一大堆问题，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了极为激烈的思想斗争。如果我们今天“为了不使我们的敌人高兴”而拒绝对斯大林时代进行极为深刻、而且是全面的分析和研究的话，那么我们可能得到完全相反的结果。这样，我们实际上会把思想斗争中极为广阔和重要的阵地让给我们的敌人，并允许资产阶级宣传家继续利用我们的错误和困难进行投机。
　　应该直截了当地指出，如果马列主义不仅不能叙述，而且也不能解释清楚社会主义国家在一定发展阶段曾岀现和正在出现的引起国家和党的机构的蜕化变质和官僚化，有时还产生个人迷信、发生全国范围内的专横和滥用权力这样一些极为反常的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象的话，那么马列主义再也不能成为关于社会的科学理论，不能作为现代科学理论而继续存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对现代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优点和缺点都进行科学的分析，而他进行这项工作时应该如同共产党人对待所有社会主义前的形态一样，抱有同样的科学的认真态度和胆略。
　　伊里亚·爱伦堡^[7]曾写道：“在斯大林时代受损失的是思想还是人们？”他的回答是：“思想没有受到打击，受到打击的是我们这一辈人。”^[8]这一回答很不精确。实际上斯大林的违法行为，正象千百万人所看到的那样，给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以沉重的打击。大家都知道，资产阶级宣传家把斯大林主义和社会主义等同起来，他们早就企图把社会主义描写为（并不是不成功地）这样一个社会，在那里不能遵循任何法律，个人的权利和自由永远受到损害和遭到压制。因此如果我们对斯大林的罪行和不法行为继续掩盖的话，那么我们就会把千百万人推离共产主义运动。所以我们的任务不仅是为那些斯大林专横的牺牲者恢复名誉，而且要为社会主义思想恢复名誉。我们首先应该克服的是斯大林个人迷信留给我们的最危险的后果——不敢说出真话。
　　本书第一版（英文版和法文版）是1972年问世的，这些版本引起了许多反响。其中一些评论者认为本书犯了片面性的错误，而这种错误是不允许的。^[9]我不能认为这类谴责是公道的，我们的著作所提出的任务是要分析和研究苏联一个发展阶段的苏联实际生活的一个方面。本书并未提出全面阐明我国和我党历史上的某一阶段的目标。而历史科学和其他任何科学一样允许人们进行专题研究，即研究无限复杂的历史实际的一部分。把对实际情况的某些方面和对历史活动家的个别人物的分析和研究综合起来，才能得到我们历史的较清楚的总的面貌。打一个比方，我们可以称本书为“病历"，是那个根据某一症状（远不是最主要的）被我们文学和宣传领域称为“个人迷信”的极严重的和长期的病历。很自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对本病所产生的和经历的事实感兴趣。所以我们所涉及的基本上是反面现象和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想抹煞和贬低其它现象和事实的意义。不是的，我们一切人都知道所谓“斯大林时代”并不仅仅是恐怖时代。这是我党和人民取得伟大战绩的时代，是社会主义在国内外取得伟大胜利的时代。我们的苏联历史科学对德涅泊河上的巨大拦河坝，马格尼托哥尔斯克的冶金联合企业，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攻克柏林之战和我国人民许多其它英雄业绩予以应有的重视。关于这一切已经写了成千上万册书，这一题目至今还是苏联文学和历史科学的主要内容。但是历史科学如果要真正深入了解和懂得我们的过去和现在，不能也不应该仅仅从“光明”方面分析我们历史的事实和现象。那些分析和研究过去时代这样或那样阴暗面的作品应在历史科学中取得他存在的全部权利。雨果说过，历史没有垃圾箱。
　　很自然，斯大林这一人物是作者注意的中心。但本书不是斯大林的传略，本书讲的不光是斯大林一个人。斯大林成为党的领导人虽不是什么历史必然性，但是他被推上领导地位和他的活动，却反映了我国和我们党在恐怖时代前就存在着的一种趋势，而这一趋势由于斯大林的原故才全面开了花。不管斯大林在本书所涉及的悲惨事件中起了多么大的作用，应该看到，他在自己活动中依靠了某些人，他们都受历史形成的一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条件所制约。
　　特别要提到的是本书的材料来源。迄今为止，我国档案馆所保存的文件和资料远远不能为公开历史研究所利用。众所周知，许多涉及党史，其中和斯大林活动有关的文件已被销毁。根据谢·米·杜波罗夫斯基^[10]的说法，早在1924年，斯大林就指示他的助手И·П·托夫斯图哈^[11]要检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档案并销毁一切“没有必要保存”的材料。三十年代有个规定，当一些党和国家著名活动家被逮捕时，他们所保存的全部材料、笔记本、日记等统统被没收并毁掉。甚至连列宁的信件和材料也全都无影无踪了。阿·马·高尔基、娜·康·克鲁普斯卡娅^[12]、谢·康·奥尔忠尼启则^[13]和我国其他著名活动家的资料也全消失了。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斯大林个人的档案资料的一部分在斯大林去世后几个月内也被销毁了。当时管档案的是国家安全部，即贝利亚^[14]。此外，我们现在知道，在斯大林个人迷信时代，大规模地蓄意假造了历史文件，谎言是层出不穷的。
　　大家知道，二十大后苏共中央进行了有关基洛夫被暗杀情况的仔细的调查。但调查此事件的专门委员会的工作结果并没有公布出来。与此同时，还对1935—1938年有关政治审讯的材料也进行了调查。调查过程证实了在这些审讯过程中诬陷大多数被告的材料是伪造的。但在1962年全苏历史学家会议上只是简单说明了一下这一情况，并没有公布有关的新材料。至今没有公布和审讯。贝利亚案有关的记录（1953年）以及贝利亚一批主要助手和走卒的有关材料（列宁格勒的阿巴库莫夫^[15]等人，第比利斯的鲁哈泽^[16]等人，巴库的巴吉洛夫^[17]等人）。这种情况给历史学家的工作带来了困难。
　　当然，现在关于斯大林及其时代的历史和政治文献是相当多的，就是斯大林在世时这些文献也是大量的。但这些文献按其性质来说是不一样的，需要批判地对待它。例如，有关歌颂斯大林及其“著作”的全部文献，现在已没有任何实际的科学价值，而这些'‘著作”在个人迷信时期也是大量的。
　　国外关于斯大林和苏共党史的主要文献也没有什么大的价值，而且这些文献苏联历史学家是看不到的。虽然从表面上看，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似乎是客观的，但他们通常站在反社会主义的立场上去分析和批判斯大林的罪行。这些文献中个人迷信时期的罪行首先被用来与其说是丑化离开马列主义的斯大林，还不如说是丑化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本身。另外，国外所公布的斯大林的真实的罪行和错误与造谣诽谤混在一起，其不精确和歪曲之处多如牛毛。更不必说白俄侨民所写的东西，这些材料中大部分贯串着对苏联的盲目仇恨，所以不可能对我们的实际情况作出科学的分析。
　　托洛茨基主义在国外的书刊对斯大林及其时代显然是更加有意歪曲。
　　本书主要是以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后在我国公布的大量材料为依据，因为这些材料是符合这两个大会所规定的方针，即对与斯大林个人迷信有关的事件真实地、老老实实地加以阐述。
　　同时，我们也用了许多暂时还没有出版的手稿、资料、回忆录和证明材料，这些材料基本上都是亲身经历了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政治迫害的老党员写的。
　　还应该考虑到，斯大林在世时，他的大部分违法命令和活动并没有反映在任何材料上。所以党内老干部的口头和书面材料就具有更加特殊和重要的意义。其中多数材料是在斯大林的集中营和监狱内经过了复杂的途径，从一个被判处死刑的人手里传到另一个人的手里。所以如果我们不对这些证明材料加以比较和分析，而把它作为不真实和不客观的材料抛在一边，那么这就是对已经牺牲的同志的污辱。
　　作者曾得到上百人的帮助，如果没有这些人的协助，我的这一研究工作也不会有进展。我在这里谨向以下老布尔什维克表示感谢：伊·帕·加甫里洛夫、苏·奥·加扎梁、列·马·波尔特诺夫、А·И·巴比涅茨、Е·П·伏罗洛夫、А·М·杜尔马什金、彼得·察金、С·И·别尔季切夫斯卡娅、Д·Ю·佐林娜、帕·伊·沙巴尔金^[18]、阿·弗·斯涅戈夫^[19]、А·С·叶甫斯达菲耶夫、М·В·奥斯特罗果尔斯基、达尼舍夫斯基、拉·波·列尔特、А·П·霍希耶夫、М·А·索恩采娃、Я·И·德罗宾斯基、亚·伊·托多尔斯基^[20]、叶·雅·德拉勃金娜^[21]、Б·И·伊万诺夫、索·波·勃里奇金娜，这些同志给作者提供了重要历史材料和证据。同时，我们还感谢曾给我们提供材料或提出意见的以下同志：伊·格·爱伦堡、亚·特·特瓦尔多夫斯基^[22]、维·亚·卡维林^[23]、亚·阿·别克^[24]、米·彼·雅库波维奇^[25]、安·德·萨哈罗夫^[26]、列·彼·彼得罗夫斯基、克·伊克拉莫夫^[27]、尤·卡利亚金^[28]、列·扎·柯培列夫、Д·И·列夫、А·М·拉林娜^[29]、尼古拉耶夫、З·Б·甘德列夫斯卡娅，以及波·雅姆波里斯基等许多同志。
　　我们当然也用了斯大林个人迷信时期以前公布过的大量材料，并使用了各种党的大会、会议和全会的记录稿。本书在一定程度上是个人研究成果。作者按专业来说不是历史工作者，从来没有在研究历史和政治问题的科研机构中工作过。我们不可能使用任何不公开的和秘密档案馆的材料，包括任何国家的或党的档案，特殊档案等等。近十年来，我们虽然不只一次通知许多有关领导机构，把我们研究的工作性质和内容告诉了他们，但我们并没有得到任何组织和机关的帮助或者向我们布置什么任务。同时，我们在研究过程中也没有遇到有关领导机构的阻挠。
　　本书手稿的名称曾是《在历史审判面前》。但有人批评说，这名称太自负了。有人给我们提出：历史科学对斯大林个人迷信时期的认真研究刚刚开始，我们在研究中还很主观，将来历史不仅对个别人物，而且对当代一切的党和一切的运动都会给以精确的评价。所以我们为本书又起了现在这个名称，并希望今后几十年中历史学家会对本书的材料和观点加以研究。当谈到不久以前的时代时，历史科学研究范围还很狭小，但在我们看来，现在我们已掌握了足够的材料，使我们基本上可以解决斯大林个人迷信和斯大林主义起源的问题，可以讲淸楚促使这些离开马列主义革命路线的畸形倾向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条件和政治错误。现在我们已掌握了足以正确说明斯大林在我国和我党历史中的实际作用。
　　最后，作者愿再一次表明的是：共产党员应成为自己党的历史的最严厉的裁判员。没有这点就不可能恢复我们伟大运动的统一、道德上的纯洁和力量。这就是我们从事这一从各方面来说都相当艰巨的工作的主要动力。

^[1]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316页。——译者注

^[2]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1885年11月24日——1970年3月29日），美国记者、作家。

^[3] 见安·路·斯特朗：《斯大林时代》世界知识出版社1979年版第2页。

^[4] 安·葛兰西（1891—1937）——意大利工人阶级领袖，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于1926年被法西斯判处二十年监禁，在监狱里写了著名的《狱中札记》一书。1937年被法西斯迫害致死。——译者注
　　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年1月22日—1937年4月27日），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及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出身于撒丁岛的一个小职员家庭，1911年毕业于都灵大学，1913年参加意大利社会党，1919年4月与帕尔米洛·陶里亚蒂、安杰洛·塔斯卡和恩贝托·特拉奇尼创办《新秩序》（L’Ordine Nuovo）周刊，1921年成立意大利共产党（Partito Comunista d’Italia），1923年担任意共中央总书记，1928年被法西斯政府逮捕入狱，1937年病逝。

^[5]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71页。

^[6]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225页。

^[7] 伊里亚·格里哥里耶维奇·爱伦堡（Илья Григорьевич Эренбург，1891年1月14日——1967年8月31日），苏联作家。1906年加入布尔什维克。积极参与革命活动。1908年流亡法国后脱离革命活动，专心从事写作。二月革命后回国，十月革命后曾在苏维埃政府任职。1921年后以苏联报刊记者的身份长期旅居国外。1936年曾参与对西班牙革命和内战的报导。1939年在法国被捕，后获释返回苏联。1941年参与对卫国战争的报导。1949年被解除一切职务。斯大林死后成为“解冻文学”代表人物。1967年在莫斯科逝世。

^[8] 《新世界》杂志1962年第5期第154页。

^[9] 见《人道报》1972年11月24日，Ж·卡纳帕的文章。

^[10] 谢尔盖·米特罗法诺维奇·杜波罗文斯基（Сергей Митрофанович Дубровский，1900年3月2日——1970年10月19日），苏联历史学家。1918年加入俄共（布）。1919—1924年在红军任职。1936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46年获释。1949年再次被捕。1956年获释并平反。

^[11] 伊万·彼得洛维奇·托夫斯图哈（Иван Павлович Товстуха，1899年2月10日——1935年8月9日），1905年参与革命运动。1909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次被捕。1912年流亡国外。191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二月革命后回国。1918—1921年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会秘书。1921—1922年任斯大林的专职秘书。1934—1935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5年在莫斯科逝世。

^[12] 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Надежд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 Крупуская，1869年2月26日——1939年2月27日），1890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894年加入劳动解放社，1896年被捕，先后流放到乌法和西伯利亚。1898年同列宁结婚。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移居德国，是《火星报》书记，参与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的筹备工作。1905年回国，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法国。1917年4月回国，参与了无产阶级青年运动的组织工作。联共（布）十四大时是“新反对派”成员，但后来又脱离反对派。1929年任副教育人民委员。1937年当选为第一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并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1939年病逝，遗体葬于克里姆林宫墙下。

^[13] 格里戈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奥尔忠尼启则(Григори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Орджоникидзе，1886年10月12日——1937年2月18日），昵称“谢尔戈”（Серго）。出身于格鲁吉亚一个小贵族家庭。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过1905年外高加索革命，为建立和武装战斗队做了大量组织工作。1905年12月被捕。1906年5月被保释出狱，8月侨居德国。1907年1月回国继续从事党的工作，任社会民主工党巴库委员会委员。1907年11月第二次被捕。1909年2月被流放到叶尼塞省，后从流放地逃亡伊朗，在伊朗从事革命工作。1911年返回俄国。1912—1917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同年再次被捕并被流放到雅库茨克。1917年二月革命后返回彼得格勒，在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委员会和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工作。十月革命期间积极参与组织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和粉碎克伦斯基—克拉斯诺夫反革命军队的斗争。内战爆发后，于1918年被相继任命为乌克兰特别事务专员和南部地区特别专员。1921—192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2—1926年任联共（布）高加索省委第一书记。1926年7—11月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6—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30—1932年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32—1937年任重工业人民委员。1930—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37年2月18日自杀身亡，葬于莫斯科红场。

^[14] 拉夫连季·巴甫洛维奇·贝利亚（Лаврентий Павлович Берия，1899年3月29日——1953年12月23日），生于格鲁吉亚苏呼米附近的一个农民家庭。1917年3月参加布尔什维克，1920年进入契卡工作，1926年担任格鲁吉亚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1931年11月至1938年8月担任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38年8月至1945年12月担任内务人民委员，1953年3月5日担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内务部长，同年6月26日被捕，12月23日被判处死刑。

^[15] 维克托·谢苗诺维奇·阿巴库莫夫（Виктор Семёнович Абакумов，1908年4月24日——1954年12月19日），生于莫斯科一个工人家庭。1922年参加红军，1923年退伍。1932年进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工作。1941年担任副内务人民委员，同年7月担任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行动部部长，1943年担任国防人民委员部反间谍总局局长。1946年担任国家安全部部长。1951年因卷入“医生谋杀案”而被捕，1954年12月被处决。

^[16] 尼古拉·马克西莫维奇·鲁哈泽（Николай Максимович Рухадзе，1905年10月4日——1955年11月15日），格鲁吉亚格别乌的主要负责人。1941—1948年任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1948—1952年任格鲁吉亚国家安全局局长。1952年被捕。1955年在第比利斯被处决。

^[17] 米尔·贾法尔·阿巴斯·奥卢·巴吉罗夫（Мир Джафар Аббас оглы Багиров，1895年9月5日——1956年5月26日），1915年起从事革命活动。1918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21年任阿塞拜疆契卡主席。1926—1927年任阿塞拜疆格别乌主席。1933—1953年任阿塞拜疆共产党（布）中央第一书记。1934—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37—1953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38—1953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贝利亚垮台后，于1954年被捕。1956年被处决。

^[18] 帕维尔·伊万诺维奇·沙巴尔金（Павел Иванович Шабалин，1904—1965），苏联哲学家。

^[19] 阿列克谢·弗拉基米罗维奇·斯涅戈夫（Алексе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Снегов，1898—1989），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30年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1932—1934年任联共（布）伊尔库茨克委员会书记。1935—1937年在渔业人民委员会任职。1937年被开除出党并被捕。1939年1月4日获释，20日再次被捕。1941年被判处15年徒刑。1954年平反并恢复党籍。1956年受邀参加苏共二十大。1956—1960年任苏联内政部营地总局政治部部长。1964年退休。1967年被苏斯洛夫迫害一度丧失党籍。1989年逝世。

^[20]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托多尔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Тодорский，1894年9月8日——1965年8月27日），一战时入伍。1918年加入俄共（布）。1938年被捕。1939年被判处15年徒刑。1955年平反，以中将军衔退役。1965年逝世。

^[21] 叶莉扎维塔·雅科夫列夫娜·德拉勃金娜（Елизавета Яковлевна Драбкина，1901—1974），苏联作家。她是老布尔什维克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古谢夫（Сергей Иванович Гусев）的女儿。

^[22] 亚历山大·特里沃诺维奇·特瓦尔多夫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Трифонович Твардовский，1910年6月8日——1971年12月18日），1925年开始从事文艺活动。1928年加入苏联作家协会。参加了对农业集体化、苏芬战争和卫国战争的报导。1950—1954年、1958—1970年期间担任《新世界》杂志主编，发表了许多反对斯大林主义的作品。1971年在莫斯科逝世。

^[23] 维尼阿明·亚历山大罗维奇·卡维林（Вениамин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Каверин，1902年4月6日——1989年5月2日），苏联作家、编剧。

^[24] 亚历山大·阿里菲列多维奇·别克（Александр Альфредович Бек，1902年12月21日——1972年11月2日），苏联作家。

^[25] 米哈伊尔·彼得洛维奇·雅库波维奇（Михаил Петрович Якубович，1891—1980），青年时代即参与革命活动。加入了布尔什维克。一战后主张“保卫祖国”，加入了孟什维克。二月革命后任斯摩棱斯克工兵代表苏维埃主席。十月革命后主张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合作。1920年加入俄共（布）。1930年因卷入“孟什维克联盟局案件”被捕。1931年被判处10年徒刑。1955年获释。1956年平反。1968年再度被迫害。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和罗伊·麦德维杰夫的《让历史来审判》曾广泛引用了雅库波维奇的回忆录。

^[26] 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萨哈罗夫（Андрей Дмитриевич Сахаров，1921年5月21日——1989年12月14日），苏联原子物理学家、持不同政见者。1960年以后是苏联人权运动领导人。1975年获诺贝尔和平奖。1980年被捕并被流放到高尔基城。1986年返回莫斯科。1989年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同年12月14日因突发心脏病在莫斯科逝世。

^[27] 卡米尔·阿克玛列维奇·伊克拉莫夫（Камил Акмалевич Икрамов，1927年9月10日——1989年6月4日），苏联作家、宣传家。他是乌兹别克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阿科马利·伊克拉莫维奇·伊克拉莫夫（Акмаль Икрамович Икрамов）的儿子。1943年被捕，被长期关押。1956年获释。1989年在科隆逝世。

^[28] 尤里·费多洛维奇·卡利亚金（Юрий Фёдорович Карякин，1930年7月22日——2011年11月18日），俄罗斯文学评论家、作家。60年代曾试图出版索尔仁尼琴的小说《第一圈》。1968年被开除出党。1989年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积极参与了第一个反对派组织“区域间副集团”（MDG）。1993年“炮打白宫”事件时支持叶利钦，主张取缔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和法西斯主义政党。2011年在莫斯科逝世。

^[29] 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拉林娜（Анна Михайловна Ларина，1914年1月27日——1996年2月26日），尤里·拉林的养女和布哈林的遗孀。1937年被捕，被判处8年徒刑。1956年获释。此后积极从事平反大清洗受害者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