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对人民各阶层进行大规模镇压的一些其它原因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1974）

一、逮捕的一连串反应。“森林被砍——木片纷飞”
二、关于非法及恣意扩大政治罪行概念问题
三、关于斯大林的一些助手
四、广大群众参与镇压活动和对告密行为的鼓励

　　我们在前面讲的主要是有关列宁老一代革命者牺牲的原因，他们大部分都是斯大林很熟悉的人们，他们这些党和国家较著名的领导人都被杀害了。但是镇压的对象，如已指出的那样，并不只是限于我国的最上层。在1936—1938年间这些镇压已形成了异常广阔的规模，牵连到各阶层大批的人。这时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人死亡，然而斯大林从来都不认识这些人，他们对斯大林的政权也不构成任何威胁。
　　那么，三十年代镇压有着这样广泛和普遍的性质，应该怎样去解释呢？这些大规模地被杀害了的人们，他们的地位和政治观点相差如此之远，这又怎样解释呢？这些年代牺牲者的名单中，为什么我们既能看到反对派领袖、国内战争英雄、政治局委员和杰出的科学家，同时又能看到几万乃至几十万普通的农民、工人、职员、下级军官、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呢？
　　镇压的这种性质只能说明原因和过程是很多的，又是错综复杂的。下面我们只讲其中的一些原因。

一、逮捕的一连串反应。“森林被砍——木片纷飞”

　　斯大林在世时，传播最广的，似乎能解释许许多多矛盾的那个公式是大家都知道的俄国古老的谚语：“森林被砍，木片纷飞”。^[1]人们设想，我党那些被捕的比较出名的活动家，他们确实是人民敌人，我国确实存在着异常秘密、又广泛分布的反革命组织，这个组织建立在原反对派的基础之上，并且把许多“蜕化变质”的国家、党、军的干部吸收到他们的队伍里去了。同时还设想，在迅速、坚决地粉碎这个反革命组织的时候必然会发生一些过分和过火的行动，因而使一些诚实的苏联人受害了。
　　不能不指出，这类说法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干部自己散布出来的。例如，叶若夫在一次给内务人民委员部负责干部讲话时说（老布尔什维克Е·П·伏罗洛夫证实），苏联正处在严峻的年代，反法西斯的战争即将来临，所以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应该在我国消灭一切法西斯的巢穴。叶若夫说：“当然在与法西斯暗探作斗争时，会有无辜的牺牲者，我们是向敌人进行大规模的进攻，所以如果我们胳膀碰了什么人的话，请不要抱怨。那怕有十个无辜的人受害，也比漏掉一个间谍好。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事是有的。”
　　当然，现在这样的什么“城门”和“池鱼”的说法是不能被接受的了。现在我们已很清楚地知道，斯大林的“城门”是怎样失火的，“池鱼”是如何被殃及的。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这一说法在另外的某种意义上是值得注意的。我们看到，我党每一位杰出的活动家被害身死时确实引起和他直接和间接有关的几百，有时几千人受到镇压和逮捕。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在1936—1938年间斯大林为了解释我党和国家著名的、有声望的活动家为什么遭到逮捕及被处决时，曾提出一个说法：在我国存在着一个广泛分布的法西斯地下组织——第五纵队。根据这种提法，苏联国内早在三十年代初期就建立了所谓群众性的反革命地下组织，他的各个环节已渗透进苏联社会一切毛孔。所以每一个被捕的人不单单应该被看成是国家罪犯，而且首先被定成某一地下组织，恐怖小组，某一敌对党的“中心”或“联盟”的成员。就是因此，在调查期间对被捕的人使用了吓人听闻的虐待，摧残手段：不仅要他们承认自己的罪行，还要他们供出“同案”和“同谍犯”。有些内务部的局还规定了一定的标准：如果州委第二书记应在审讯过程中至少供出二十名“同谋犯”，那么第一书记就至少应该把他那“地下组织”的四十名“同谋犯”供出来。许多人经过严刑拷打或者害怕受重刑，精神上就完全解除了武装，于是在审讯过程中能供出几十个人的名字，然而这些人当然是和任何反革命或间谍组织都没有关系的。
　　在这里也不能不指出，部分被捕的人甚至有一种理论，而且他们还力图把他们的理论灌输给自己的难友。这些人号召大家自愿承认各种实际不存在的罪行，并且供出几十名甚至几百名无辜人的姓名，说他们是“同谋犯”。他们认为，国内被无辜逮捕的人，被关在监狱的党员各种假口供记录越多，党就越能迅速地去搞清楚所发生的这些事件都是谎谬绝伦的，因此就会揪住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的问题。
　　叶·谢·金兹堡在她的回忆录中提到布哈林的一个学生，他是生物学家，姓斯列普科夫；他仅在喀山受审讯时，就供出了一百五十名“同谋犯”。他和那些被他供出因而逮捕的人对质时说：“你们要在党的面前放下武器。”虽然这些人都从来没有“武装起来”去反对过党。哥尔巴托夫将军在他的回忆录（1964年在《新世界》杂志上发表）中写道，他在被关的时候遇到一个人，他就是这样诬陷了三百多个苏联人。
　　叶·亚·格涅金在卢比扬卡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中央监狱的牢房里遇到一个机械师，据他自己说，他“把全体船员都写上了”，就是说他把轮船的全体船员都说成是所谓反苏组织的成员。
　　苏·奥·加扎梁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有一个从萨姆特列迪阿市来的被捕的人，他叫格基亚，他在审讯过程中诬告了区里的全体干部和他所知道的几乎全部共产党员。他也相信，被捕的人越多，侦查机构和法院就越早会发现他的供词是假的，是荒谬的，会发现一切发生的事件部是荒谬的。但是他的希望落空了。法院认为格基亚的供词完全属实，判处了他死刑。被他诬告的所有的人都受到沉重的迫害。
　　老布尔什维克Я·И·德罗宾斯基在他的未发表的回忆录中写道：“1937年底明斯克中央监狱里有着两种观点在斗争着……一种观点称：多写一些，完成和超额完成审讯向你提出的要求，因为正在进行的镇压活动是一个阴谋，这个大脓疱疮，它熟的越快，就破得越快。为了使它熟透，要把更多的人卷进去。作用和反作用是相等的……另一种观点是：斗争，不要有任何妥协。自己不要胡说、也不要诬陷别人。经受住一切非刑拷打、虐待、饥饿、经受不住了，摔倒了——再爬起来，挣扎着站起来，就是遍体鳞伤，浑身是血，只要你还有一口气，拿出你最后的力量，去斗争，斗争，斗争。”
　　在其它监狱里也都进行着类似的争论。根据Н·К·伊柳赫夫的证实，他在被关的时候遇到过格·索柯里尼科夫，他劝伊柳赫夫不仅要在审讯记录上签字，而且还要编造各种诬告材料，去诬告那些斯大林的助手，如波斯蒂舍夫以及斯大林党的机关干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等等。索柯里尼科夫说：“尽可能多的把坏人拖进去，把好人保护下来。"
　　显然，这样提岀问题是完全错误的，因为这不仅不符合任何道德标准，而且完全符合斯大林本人当时的计划和打算。使斯大林有可能不仅消灭原反对派，而且消灭了党的基本骨干队伍。镇压的巨大规模吓不住斯大林。我们在这里且不谈这种和内务人民委员部自愿合作的态度会如何瓦解在押犯人本身，会使他们在专横和违法行为面前丧失团结一致的能力。
　　不过，就是没有这些自愿的“供词”和“交待”，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往往为了进行“审查”和采取“预防措施”逮捕所谓“人民敌人”的许多同事、朋友，乃至偶然相识的人。这样，几乎每一次的逮捕行动都导致一连串的新逮捕，阻止这样越来越扩大的可怕的株连过程是很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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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1938年间大规模的镇压活动还同另外一种可耻的做法联在一起，即逮捕和流放“人民敌人”的亲属，首先是妻子，成年子女，往往还有兄弟、姐妹及父母。例如：米·尼·图哈切夫斯基一家遭遇非常悲惨：他的妻子和弟弟在狱中身亡，他的女儿和四个妹妹被逮捕了。阿·叶努基泽的亲属有八人被捕。几十万其他无辜的人们也遭到了同样的不幸。
　　卡列金娜—什维尔在回忆她生活的这一可怕的时期时写道：

　　“1938年5月，在我的丈夫被捕七个月之后，我也被捕了。萨申卡^[2]被拉走了，他死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儿童收养所里……牢房中有四十至五十人，都是‘卖国贼的家庭成员’。我们咬紧牙关忍受了一切侮辱和嘲弄。我们相信会有好的结局，我们在等待着这样好的结局的来临。但是过了三个月，我们被送走了。到什么地方去？为什么？——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在运小牛的车箱里度过了两个星期……长长的列车，塞得满满的，全是妇女……有一次列车在田野里停下来。有一个军官爬进车箱，打开图囊，拿出卷宗，呼唤姓名并说明服刑的期限……‘这是为什么？’这个问题进入我的心灵里。‘八年！八年！五年！八年！八年！五年！’我听到了自己的姓名：‘卡列金娜—什维尔，八年！’
　　不知有谁问道：‘为什么有些人判八年，有些人判五年呢？我们的罪过都是一样的：我们是共产党员的妻子！我们中间许多人自己也是共产党员！’
　　军官稍停了一下，然后微笑着回答：‘受宠的妻子判八年，不受宠的判五年！’这个专横暴政的代言人还在开玩笑呢！……我们被送到阿克莫林斯克。又从那里送到三十公里外的‘第二十六号据点’，这里有被铁丝网围起来的工棚，这些工棚可以容纳三百至四百人。集中营里已经有八千个人的妻子。我们把这个集中营叫做‘阿尔及利亚’——即阿克莫林斯克卖国贼妻子集中营！”^[3]^[4]

　　根据同一个集中营原女犯人М·Е·列别婕娃的证实，在此集中营关押的还有克列斯廷斯基、德边科、契塔罗夫、皮尔尼亚克、库德里亚策夫和苏利莫夫和许多其他人的妻子。
　　我国其它边缘地区也建立了不少完全一样的关押“卖国贼的家庭成员”的集中营。几十万妇女被送到克累马从事挖土方和农业劳动。
　　瓦·格罗斯曼写道：“妻子，妻子，她们是莫斯科人、列宁格勒人、基辅人、哈尔科夫人，她们有的很悲哀，有的持正视现实的态度，有的完全不能适应现实处境，这些在上帝面前有罪的、软弱的、温顺的人，脾气大的，性好嬉笑的俄罗斯人、非俄罗斯人，她们是穿着囚服的妇女。她们是医生、工程师、画家、农技师的妻子，是元帅、化学家的妻子，检察长和被剥夺了财产的村民的妻子。俄罗斯的，白俄罗斯的和乌克兰种粮食的农民的妻子。她们这些人是踏着她们丈夫的足迹到西徐亚的工棚坟墓的黑暗中来了。死于非命的‘人民敌人’越是有名，踏上他的路途来到集中营的女人就越多，其中有妻子、原来的妻子、第一个妻子、姐妹、女秘书、女儿、妻子的女友、第一个妻子的女儿等等……”^[5]
　　在个别情况下一些有名的“人民敌人”的未成年子女也被逮捕。如：伊克拉莫夫的儿子，亚基尔的儿子，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的女儿都只有十四至十六岁，他们也被逮捕了，还有波斯蒂舍夫、柯秀尔、加米涅夫、麦德维基、加尔卡维、鲍曼、科达茨基、托姆斯基、索斯诺夫斯基、波波夫和其他许多人的未成年子女也被抓了起来。有时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不仅枪决了“人民敌人”的妻子和成年子女，而且也枪决了未成年的青少年。例如，拉乌伏·拉科巴、坚吉兹·拉科巴、尼古拉·拉科巴和尼古拉·伊纳尔—伊纳于1937年在阿布哈兹被捕。他们的年龄都在十四至十六岁之间。起诉书称：“侦查结果证明，拉乌伏·涅斯托尔维奇·拉科巴的父亲涅斯托尔·拉科巴是人民敌人、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的反革命、间谍恐怖右派组织的领导人。他父亲被揭发之后，他在自己周围纠合了一批具有反苏情绪的被镇压的人民敌人的子弟，和他们一起在学校里进行破坏活动，不断地进行旨在破坏党和政府各项措施的威信的反革命宣传。”同一文件中还说：“本案全体被告继承了他们的父母——人民敌人的反革命观点，他们是现存制度的凶狠敌人，他们于1937年结成反革命小组并且开始进行反革命破坏工作……鉴于被告在犯罪时尚未成年，本案送交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处理。”1940年贝利亚下达了命令，把这四个少年枪决了。
　　对“人民敌人”的妻子及儿女的这种惩罚性和“预防性”的措施，真是令人发指的违法乱纪行为，这是一目了然的。诚然，还在大规模镇压时期的前几年我国实施一条法令：卖国贼家庭全体成员迁居边缘地区。无论从这条法令的内容或字面来看，这里指的是逃亡国外那些人的家庭。因此对这些人我们的法律是力所不及的。（显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不是去打击卖国贼本人，而去打击在多数情况下完全无辜的亲属，这是很不公平的。）但是1936—1937年间，甚至在以后的年代，这残酷的法令往往也非常不公正地推广到许多所谓的“人民敌人”，他们都是在国内生活和工作，并没有想逃到国外。
　　许多“人民敌人”的孩子以后在四十年代被逮捕并被流放。例如，布勃诺夫和罗明纳兹的孩子于1944年被逮捕。1949年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大批地抓了“人民敌人”的子女。这次逮捕并流放的年轻大学生是以下这些人的子女：作家阿尔焦姆·维肖雷，军团司令员巴基列维奇，原“工人反对派”领导人施略普尼柯夫等人的子女，彼得·斯莫罗金的女儿，尼·伊·布哈林的女儿，还有其他许许多多人的子女。

二、关于非法及恣意扩大政治罪行概念问题

　　我们从历史上知道，几乎任何个人迷信和几乎任何专制的个人独裁政体的建立，往往跟着来的就是不仅大规模地惩治和镇压新独裁者周围的人们，而且大规模地惩治和镇压那些离他很远的人们。这多半是因为新政权通常把许多新的精神加进政治罪行这一概念里面去。数不清的许多新禁令和“禁区”源源而来，人们还没有习惯于这些新规定，因此不仅要用这样或那样的思想改造的形式使他们顺从，而且还要借助于刽子手的暴力办法。
　　在斯大林个人迷信建立时期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
　　在我们法庭的实践中早在二十年代就有过反苏政治罪行的极为广意的解释。但是到三十年代这一概念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更加扩大到没有任何界限的程度。
　　卡·马克思早已写过：“根据宗教和政治信仰，任何人不能被关进监狱，或者剥夺他的财产或法律的权利。”^[6]
　　但是斯大林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却违背了法制精神并且抛弃了任何一个民主国家最起码的原则。不是人们的行动，而正是因为他们的观点和信仰，对他们追究了刑事和政治责任，直至从肉体上消灭了他们。开始的时候提出了这个反民主的论点是为了给当时进行的镇压找出法律根据。但是后来它就成了新的大规模镇压的法律根据了。确实如此，在整个个人迷信时期，不仅那些积极反对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从事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积极活动的人被认为是国家罪犯和政治罪犯，而且许多只是持不同政见，不同意在国内占统治地位的无产阶级思想体系，但同时对苏维埃政权完全忠诚的人也被定为国家罪犯和政治罪犯。这当然是很大的错误和违法行为。随着我国集中化、官僚化及个人迷信的发展，被定为“人民敌人”，不可避免地遭受到镇压和追究的不仅有持非社会主义观点的人，而且也包括这样的苏联公民和党员：他们只是反对苏维埃国家的个别措施，联共（布）中央的个别决议，只是不同意当年党的政治路线的一些方面。但是因为个人迷信年代无论国家还是党的组织常常会通过某些错误的决议，所以这类假的“人民敌人”的数量必然是很大的。
　　况且，从1934—1935年起任何一个人，尽管他极忠实于社会主义思想，但只要他反对斯大林个人，对他的活动不大赞同，或者有可以解释为直接或间接的侮辱和贬低斯大林个人和他的功绩的言行，都被认为是国家罪犯和政治罪犯。到后来这种维护“领袖尊严”的做法变成完全畸形的了。只要讲一个和斯大林有关的笑话中的情节或者不小心损坏了斯大林像^[7]，或者对斯大林提出来的某些论点的正确性表示了怀疑，就足以把这个人置于“人民敌人”的地位。这样，正如德国法律科学院宣布的那样，“对元首的爱戴”是法律概念，因而“对元首的不爱戴”就被宣布是一种罪行。我们的国家在斯大林迷信年代里，对斯大林的爱戴和忠诚实际上已被宣布为全体苏联公民都必须遵循的法律。另一方面，对他的不爱戴或者对他的活动稍有指责，都被宣布为罪行。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类“罪行”甚至被看成是比反对社会主义和苏维埃政权更为严重的罪行。
　　早在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时期，在我党的政治实践和一些领导人讲话中就提出一个错误的命题：即认为某一党员和非党员的行为中主观和客观是一致的。这一有害的命题在个人迷信年代是特别顽固地被推行起来。不仅在“领袖们”的口头讲话中，就是在一些文件里：这个或那个人主观上忠实于苏维埃政权和工人阶级这方面并不重要。但是如果党的领导认为他在理论上、实践中——不管是真是假犯了错误，因而给无产阶级专政带来了某种损失，因而所谓帮助了我国敌人的话，那么这个人不管自己主观上的动机如何，应当被看成是苏联人民的敌人。一些“调和派”，也就是指那些自己没有犯任何理论或实践错误，而只是号召用温和与和解的态度团结那些斯大林正在批判和镇压的党员，他们也遭到了残酷的打击，有时也被关押起来。
　　三十年代末大规模的镇压还有一个原因，这就是几乎所有的斯大林签署的进行政治性镇压的“法令”和秘令在制订以后，立即产生法律上的回溯效力。
　　例如，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开始惩罚那些“侮辱”斯大林的苏联人之后，收到了关于二十年代激烈辩论时期，即许多年以前说过的贬低斯大林的那些评价，于是就开始惩罚这些二十年代说了这些话的人。
　　大家知道，二十年代的政治斗争也伴随着大量的政治性镇压。其它政党的几千名成员被关在政治隔离室或被流放，不少犯人在监狱和集中营里和刑事犯关在一起。虽然这些人绝大多数到1934年时已刑满释放，虽然这些几乎所有的原犯人这时表现“良好”，但是在1934年12月1日后，特别是在1936—1937年间，二十年代的多数政治犯再一次被逮捕了。对他们通常并没有提出什么新的指控，但是他们再次被判刑五年、六年、甚至十年（而那些于1940—1941年被释放的人又于1947—1948年因同样的“罪行”被逮捕，直至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才被释放或者死后被平反——为后两次“刑期”平反）。

三、关于斯大林的一些助手

　　斯大林围绕着这些假造出来的人民敌人问题，在党内及国内煽起了群众的狂热感情，他企图利用所形成的局面以消灭一切不称心的人们。但是在斯大林周围的许多人为同样目的也企图利用这个局面。这些野心家在斯大林的支持下或者在他默许下急于和自己的一切对手算老账，用以巩固他们在党内及国内的地位。
　　斯大林在吸收这些人参加自己的罪恶活动时，就必需让他们握有“无限的权力”，使他们也能够和自己的敌人及一切不称他们心的人算帐。应该指出，这些恶棍广泛地握有对苏联人们的“生杀予夺”的权力。例如，在格鲁吉亚几千个不合贝利亚及其匪帮心意的人被消灭了。阿塞拜疆在恐怖年代里只因诬告“谋害”巴吉罗夫而被枪决的人达十万多人之多。^[8]
　　显而易见，个人独裁政体不可能只是指政权的上层机构的权限，成千上万的人在个人迷信年代取得了过大的权力以及受到全权的委托。新的人民委员，大企业和机关的领导人，州委和区委书记，各级国家安全局的干部，特务处的处长等都得到支配苏联公民命运和生命的权力。他们当中的每个人在自己的州、区、机关、企业，在自己活动的圈子里成为握有几乎无限权力的主宰。许多在个人迷信年代得到极大权力的人滥用了这种权力，利用它对付那些他们不称心的干部。在许多共和国、州和区，在许多国家管理机构里逐渐形成了由毫无原则的个人野心家组成的真正集团，他们在夺取了权力之后，企图把自己所有的敌人和对手统统排斥掉。也不能不指出，我们党的机关和国家机关里，在科学和艺术领域里也出现了不少这样的领导人，他们模仿斯大林的样子为自己建立“小范围的个人迷信”，把对他们的任何批评都看成是犯了国法。这一切就为不断地进行大规模的镇压创造了坚固的基础。
　　和这一问题有关，应该特别指出的是，斯大林最亲信的助手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和一些其他的人在三十年代镇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大家知道，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并没有把有关二十大以前二十年中的罪行的真相全部都揭发出来。大会的材料给人的印象是：三十年代镇压活动的全耶责任应该只由斯大林、叶若夫和贝利亚来负。不仅如此，大会之后立即流行着这样的说法：似乎是政治局其他成员不仅没有参与大规模的违法行为，而且甚至力图尽可能地抗拒斯大林的作法。这样的说法也反应在苏共中央1956年6月30日《关于克服个人迷信及其恶果》的决议中。在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的参与下（他们于1956年还是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制定的这一决议里说：即使在斯大林时代中央也保存了列宁的基本核心。这个“列宁的核心”似乎努力在某种程度上阻止和抗拒斯大林，但是它没有能够把斯大林排除亍党的领导之外。
　　今天去重复这样的说法，是十分荒谬的。
　　党的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代表们发言中列举了许多事实，它们无可辩驳地证明，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和伏罗希洛夫不仅没有阻止和抗拒斯大林从事违法乱纪的活动，而且积极地帮助了他，并且帮助时还表现得非常积极、并且百般投其所好。亚·尼·谢列平在大会上说：“我们所掌握的许多文件无可辩驳地证明，反党集团的成员在大规模镇压许多党的、苏维埃的、军事的和共青团的干部的非法行为问题上是有罪的，他们对从肉体上消灭了这么多干部应承担直接责任。”正如亚·尼·谢列平向大会代表所报告的那样，正是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斯大林在一起共同批准了把大批党的著名活动家交付法庭审判并处以极刑，含冤而死的人当中有这样的人物：波斯蒂舍夫、埃赫、柯秀尔、鲁祖塔克、丘巴尔、克雷连柯、温什利希特、布勃诺夫等。当亚基尔写信给斯大林，说自己完全无罪时，斯大林在这封信上写上了下面的话：“坏蛋和妓女”。伏罗希洛夫补充了：“完全正确的评价。”莫洛托夫在下面签了字，而卡冈诺维奇补写上了：“对叛徒、恶棍和……（接着写上了一个不堪入耳的下流的话）只能有一种惩罚——死刑。”^[9]
　　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马林科夫、什基里亚托夫、梅赫利斯、波斯克列贝舍夫和斯大林的其他一些亲信们毫无条件地执行了斯大林的任何的、甚至最卑鄙的指示，而且他们自己在打击最优秀的党的干部的可耻的活动中经常表现得“积极主动”。在斯大林专横的历史中莫洛托夫所起的作用尤其大、尤其见不得人。此人在他的早期活动中就已表现出善于搞阴谋、耍诡计、煽惑人心和官僚化的倾向。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宣读过一个下格罗德省^[10]党代表大会有关谴责莫洛托夫不知分寸，搞煽惑人心活动和阴谋伎俩的决议。^[11]列宁在他写的一封信中指责莫洛托夫说：“就在他的鼻子底下繁殖着最可耻的官僚主义”。^[12]党的老干部К·莫罗佐夫在他的未发表的回忆录中写道：“弗·伊·列宁在世时，中央委员会长期以来没有建立起真正的党的机关。甚至在列宁称赞是伟大组织干才的斯维尔德洛夫主持工作时，手工业方式也占主导地位。斯塔索娃从早期秘密时期继承了这种工作方法，革命后就把这种作风带到新的复杂的环境中来了。总之，在党的机关里工作效率是不高的，按党章规定，在集中制（当然是民主集中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党，却完全没有集中起来，而党的纪律也有待巩固。根据列宁的建议，斯维尔德洛夫去世之后，党把这项工作交给了克列斯廷斯基。他当时任中央书记，直到1921年3月以前他是耐心地作这项工作，但是他也没有建立起一个能够保证对地方进行正常领导的党的机构。党的集中制很难实现……所以列宁选中了莫洛托夫。十大的时候第一次把他选上中央委员，中央又决定由他代替克列斯廷斯基任组织书记。莫洛托夫在建立机构与此有关的党的集中制和巩固纪律方面都做了很大的努力。然而，他是一个死心踏地的官僚主义者和脱离广大党员群众的人，他就在自己工作中日益把这些特点顽固地灌输给自己这个婴儿并且用这种官吏式的顺从精神培养和教育他的部下以及在地方上工作的从属于他的人。列宁眼看着莫洛托夫管理着中央机关一切工作如何日益巩固起来，但同时也看见了一切都在日益官僚主义化，要改变一些什么已经来不及了，因为九大以后，斯大林担任了总书记，他以加倍的努力进一步推行官僚主义的和使党的机构脱离广大党员群众的路线。”^[13]
　　三十年代初期莫洛托夫被提拔到苏联人民委员会议主席这样高的岗位上来，在这个岗位上他马上就表现出是一个冷酷无情和愚蠢的官僚主义者，在斯大林犯下各种罪行方面，他不愧是斯大林的得力助手。我们在前面已提到过老布尔什维克格·伊·洛莫夫的命运，它是很说明问题的。正如亚·尼·谢列平在党的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所说的那样，当斯大林收到国家计委一个干部指控洛莫夫的信后，他在这份诬告材料上写了下面的批语：“莫洛托夫同志，怎么办？”莫洛托夫写道：“同意马上逮捕这个混蛋洛莫夫。维·莫洛托夫。”几天后洛莫夫被捕了，被指控为参加右倾机会主义组织并且被枪决了。根据谢列平的证实，提议逮捕乌拉尔州委第一书记伊·德·卡巴科夫，远东区执行委员会主席克鲁托夫，轻工业部人民委员康·瓦·乌汉诺夫的正是莫洛托夫。根据米·安·苏斯洛夫^[14]的证实，莫洛托夫不仅和斯大林一起批准审判并处决许多国家和党的活动家和他们的妻子，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尽其所能使自己能成为比教皇更虔诚的天主教徒。例如，在一份批准长期关押大批被镇压的干部的妻子的文件上，莫洛托夫在一人的姓名旁边写上了“ВМН”，即处以极刑。根据Ш·奥尔金的证实，莫洛托夫早在奥尔忠尼启则自杀之前就已开始对他进行真正的迫害。为了阻挠他的工作，莫洛托夫拒绝批准这位重工业人民委员提出的对国家极为重要的许多申请事项。奥尔忠尼启则因为害怕个人纠纷会影响苏联国民经济的情况曾向斯大林提出申请辞职。
　　正是莫洛托夫为了迎合斯大林，于1937年提出一个理论：如果一个人积极赞同党的一切决议，积极维护国家各机构的一个决议，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并没有任何敌对表现，那么一切努力是为了受到提拔，以便以后有朝一日更准确地去打击苏维埃政权——他们这样的人也是“人民敌人”。正是莫洛托夫在中央二、三月全会上宣称，每一个党组织在这样或那样的程度上受到暗害行为的感染。
　　卡冈诺维奇积极地参加了消灭党的优秀干部的勾当。大家知道，早在二十年代初期，被提拔到党中央负责岗位上来的卡冈诺维奇对同志的态度就很粗暴和很蛮横，到三十年代初期，他已成为彻底的斯大林主义者，为了自己能够飞黄腾达，他什么罪行都干得出来。
　　К·莫罗佐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具有斯大林精神的、（比莫洛托夫）有着更大能力的组织工作干部是拉扎尔·卡冈诺维奇。他做工作比莫洛托夫更细致，因为做工作时他更会谄媚和奉承。他善于讨好工人、普通党员，人们叫他‘莫斯科布尔什维克舵手’，他经常连斯大林本人都能随便哄骗。卡冈诺维奇还在列宁在世时就开始在中央机关里工作。但那时他还没有象斯大林领导中央之后所取得的地位。在党的十三大以后被选成中央书记的卡冈诺维奇的一切表现说明了他灵魂中最为丑恶的一面。正是他能拿得岀来斯大林为实现其罪恶目的所需要的那种商品，而斯大林用极高的价格收买下了他能拿出的一切。”
　　我们在第三章里已经提到过在1932年卡冈诺维奇使用了什么样的手段在北高加索进行粮食收购运动。回到莫斯科后，他把这些强制收购的经验推广到莫斯科州。例如，正如老党员阿列克萨欣所讲的那样，卡冈诺维奇以莫斯科党委书记的身份于1933年秋天来到叶伏列莫夫斯基区（当时属于莫斯科州）。卡冈诺维奇首先剥夺了区执行委员会主席、区委书记乌特金同志的党证，并警告他，如果粮食收购计划三天内完不成的话，乌特金将被开除出党，免除现职而且还要去坐牢。乌特金提出了合情合理的意见，说粮食收购计划不现实，因为收获量是在5月粮食刚种上时估的产量，可是粮食和土豆实际收获量少了一半。为此，卡冈诺维奇破口大骂起来，满口下流话，指责乌特金是右倾机会主义。
　　莫斯科市委的特派员一直到深秋都蹲在农村里进行工作，他们甚至连口粮、土豆和种子粮都从农民和集体农庄中抢走了。尽管如此，区的粮食收购计划还是只能完成计划的百分之六十八。这以后，乌特金被开除了党籍。在“收购运动”以后，该区几乎一半人口都把自己房子的门窗钉上板子逃岀该区迁往它乡去了。区里的农业生产遭到了破坏，叶伏列莫夫斯基区的种子粮和土豆连续三年都得从外地运进来。在当时用这种“方法”进行党的领导对卡冈诺维奇来说是很典型的。所以毫不奇怪，在大规模镇压年代里，他成了斯大林的右臂。
　　卡冈诺维奇的良心应对车里雅宾斯克、伊万诺沃、雅罗斯拉夫斯克等其他党组织的干部队伍受到摧毁负有责任。有关卡冈诺维奇如何轻率而残酷地对待党和苏维埃干部的命运问题，可以从他伊万诺沃之行的后果去判断。他刚刚到那里就马上往莫斯科给斯大林打电报，电报上说：“初步翻阅材料表明，必须立即逮捕州委书记叶潘奇科夫。必须立即逮捕宣传部部长米哈伊洛夫。”不久，第二个电报随着发往莫斯科：“了解情况表明，右倾托洛茨基暗害活动在这里已达到广泛的规模，包括工业、农业、供给系统、卫生、商业、教育和政治工作。州的各种组织的机关和州党委都严重不纯。”^[15]卡冈诺维奇得到斯大林的批准以后，就开始对伊万诺沃州党委进行了真正的毁灭性的打击。1937年8月初，卡冈诺维奇在那人已所剩无几的州委全会上讲话时指责整个州党组织怂恿了“人民敌人”。《伊万诺沃党组织的历史片断》一书证实，1937年8月州委全会“是在极端艰难的形势下召开的。例如，伊万诺沃市委书记А·А·瓦西里耶夫刚刚一开口说他不相信被逮捕的联共（布）党的干部会有‘敌对活动’，卡冈诺维奇就粗暴地打断了他的话。就在这次全会上，А·А·瓦西里耶夫被开除了党籍，后来也以‘人民敌人’的罪名被逮捕了。1905年入党的老党员，伊万诺沃州工会主席И·Н·谢马津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16]尼·米·什维尔尼克^[17]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发言时说，自从卡冈诺维奇任交通人民委员后，铁路运输系统开始大批逮捕干部。他毫无根据地亲自对无辜的人们进行政治性的指控，并且一定要逮捕他们。卡冈诺维奇要党政骨干相信，在一切领域都有隐藏的人民敌人在进行活动，并且要求扩大和深入揭露这些敌人的工作。
　　卡冈诺维奇于1937年3月10日在一次铁路积极分子会议上讲话时说：“我不能指出哪一条干线没有托洛茨基、日本的暗害活动，不仅如此，没有哪一个铁路运输领域没有发现这种暗害者在活动……”
　　在卡冈诺维奇主持工作的年代，是拿着名单去抓铁路运输的工作人员。在没有任何根据的情况下，卡冈诺维奇把他的副职，几乎所有铁路局局长，政治部主任和铁路其他领导干部都逮捕了。
　　根据尼·米·什维尔尼克证实，苏共中央党的监察委员会1961年掌握了三十二封卡冈诺维奇给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亲笔信，要求逮捕八十三位交通运输部门的领导干部。
　　卡冈诺维奇于1937年8月10日给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信很能说明他是如何用罪恶的轻率态度、毫无事实根据就给人们加以罪名的。在这封信中他要求逮捕十名交通人民委员部的负责干部。仅仅因为卡冈诺维奇个人对这些人的行为有怀疑，就毫无根据地把这些人定为间谍和暗害分子。他们的命运和其他许多人的命运一样，都很悲惨。
　　亚·尼·谢列平在苏共党的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声明说：“材料说明，卡冈诺维奇在审判工作会议结束之前对各个案件亲自审查判决方案，并随心所欲地进行修改，例如，改成似乎准备对他本人进行恐怖活动。”^[18]
　　马林科夫也非常积极地参与了镇压活动。还在1937年他和叶若夫一起在白俄罗斯真正洗劫了共和国的党组织。在他积极参与下，白俄罗斯共和国党组织一半以上的党员被开除了党籍而且被镇压了。
　　正如尼·米·什维尔尼克向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报告的那样，在马林科夫领导下白俄罗斯党和苏维埃干部受到严重摧残之后，又在亚美尼亚对党和苏维埃机构进行了同样的洗劫。这时马林科夫同他的密友贝利亚一起所依据的是他们自己罗织的亚美尼亚有分布很广的反革命地下组织的罪名。马林科夫亲自参加了对犯人的审讯并使用了不能允许的审讯方法。苏共党员И·皮亚特尼茨基在致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席团的信中证实，列福尔托沃监狱原典狱长说过，贝利亚和马林科夫轮流到监狱来拷打在押的共产党员，而且这些非刑拷打并没有办传讯的手续。
　　至于伏罗希洛夫，他在摧毁和消灭我们最优秀的军事干部方面是最积极的一员。伏罗希洛夫不仅批准逮捕杰出的军事将领。这些将领中的一些人曾应召去莫斯科向人民委员汇报工作时，就在伏罗希洛夫的接待室里被逮捕的。根据М·伊绍夫的证实，苏联驻蒙古大使馆武官（他原是某军团政治委员）А·П·普罗科菲耶夫就是这样被逮捕的。
　　三十年代中期，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除了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外，还有日丹诺夫、加里宁和米高扬。
　　大家知道，在斯大林亲信之中，日丹诺夫以理论家自居。在个人迷信时代的特点是理论研究水平极低。在这种情况下，日丹诺夫的一些理论著作和讲话在叙述方面具有某些独到之处，而且文笔清晰。但是日丹诺夫按其工作方法无疑是个典型的斯大林主义者，他在三十年代的大镇压中的作用远不是最后一名。
　　米·伊·加里宁的表现是个很复杂的、暂时还不完全清楚的问题。当时他任苏联中央执委会主席，后来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席卷全国的可怕的镇压洪流，对加里宁这样的人来说，并不是什么秘密。1936—1941年间每天有几百人经过他的接待室，每天有几千封信寄给他。到处都是为了一件事——告发和抗议当时发生的违法和专横行为。现在保存下来一些证明材料说明，加里宁在某些情况下曾设法保护了一些人，使之免遭不幸。正是加里宁亲自进行干涉，外交信使约翰·马赫马斯特里才得以从监狱中被释放出来，他和捷奥多尔·涅杰一起当白俄袭击苏联外交邮件时保护了这些邮件。^[19]加里宁也设法挽救他的朋友——阿库洛夫、绍特曼、叶努基泽和其他一些人。但是斯大林根本不理睬加里宁，命令他不要干涉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事情。斯大林利用了加里宁的优柔寡断，没有毅力以及其它弱点，牢牢地控制了他。
　　斯大林借口保护加里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实际在家里软禁了他，甚至让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干部就住在加里宁家里。于是加里宁退却了，顺从了，他完全服从了斯大林，他就这样用他的很高的威望遮蔽和掩盖了斯大林的罪行。
　　象叶·雅罗斯拉夫斯基我党这样的老活动家也在许多方面帮助了斯大林。Е·Н·戈罗杰茨基于1962年在全苏历史学家的讨论会上部分地阐明了斯大林和雅罗斯拉夫斯基的相互关系的历史。大家知道，叶·雅罗斯拉夫斯基在二十年代写的党史的著作中并没有突出斯大林的作用。而且在他写的《联共（布）党史》第四卷中还提了斯大林在1917年3月的立场是不正确的。所以毫不奇怪，斯大林在他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的信中猛烈地抨击了雅罗斯拉夫斯基，说什么在他写的党史的著作中也有错误。斯大林虽然没有说他所指的是雅罗斯拉夫斯基的什么错误，但是此信发表后，我们的刊物开始真正围攻雅罗斯拉夫斯基，指责他犯了托洛茨基主义、孟什维主义和其它一系列严重错误。雅罗斯拉夫斯基给斯大林写了几封信，但是没有得到回信。在诽谤围攻的情况下，雅罗斯拉夫斯基很快就妥协了，他发表了一封信，承认了一切归咎于他的错误。不久他写了一本斯大林传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初稿，正如他致中央委员会信中所说的那样，在这些著作中他完全反映出斯大林所起的作用。
　　雅罗斯拉夫斯基不仅作为党的历史学家，而且也作为中央党的监察委员会领导人之一，完全服从了斯大林。党员就党内所发生的违法乱纪行为写给监委的许多申诉，通常是得不到答复的。以雅罗斯拉夫斯基为首的党的监察委员会的领导本来应该维护法制和党员的权利，他这样做，就是从“后方”掩盖了叶若夫和贝利亚匪帮在全国范围的为非作歹。
　　现在经常有人提出有关尼·谢·赫鲁晓夫在1936—1939年各种事件中起了什么作用的问题。可以完全肯定地说，在1936—1937年间，作为莫斯科州委第一书记和1938—1939年间作为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第一书记的尼·谢·赫鲁晓夫在镇压莫斯科和乌克兰党及苏维埃干部的活动中所起的作用不是最小的。他在“摧毁人民敌人”方面的功劳在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已提到过。因此在党的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罪行时表现出来的积极主动精神，对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来说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正是赫鲁晓夫发起了给斯大林专横政治的无辜牺牲者进行平反昭雪和从集中营及监狱中释放一切幸存的人们。
　　可以设想，赫鲁晓夫在三十年代作为一个较年轻的，易受诱惑的（和没有什么远见的）政治家，受过斯大林很大的影响，他相信斯大林，同时也惧怕他。我们也知道，赫鲁晓夫自己成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以后也犯了很多严重错误，他也推行了专横政治和唯意志论，特别是在经济领域，赫鲁晓夫再次违犯了集体领导的原则并在我们党内恢复了个人迷信的因素。诚然，现在是对他本人的个人迷信。赫鲁晓夫虽然犯了这一切严重的错误，但他在揭发斯大林罪行，从集中营和监狱里释放几十万完全无辜的苏联公民以及给几百万在斯大林专横年代牺牲的人们，包括我国许多最优秀的人才恢复名誉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这一切无可辩驳的是尼·谢·赫鲁晓夫个人的功绩，是永远不会被忘记的。正是这一切使我们今天在评价所发生的各种事件时不得不对尼·谢·赫鲁晓夫及阿·伊·米高扬持完全不同于评价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其他一些接近和帮助斯大林的人的态度。

四、广大群众参与镇压活动和对告密行为的鼓励

　　三十年代镇压活动的最可怕的特点之一，就是相信党和斯大林的群众用各种办法被卷进揭发和粉碎“人民敌人”的运动里去。在这些年里开展的反对“人民敌人”的政治活动使几万、几十万普通的真诚的人们（多数是有着最善良动机）迷失了方向。几百万人中了怀疑一切的毒。这些人相信斯大林提出的说法：在苏维埃国家里存在着分布很广的地下组织，他们也染上了当时在全国流行的间谍狂症、反对“人民敌人”和“暗害者”的运动带有群众运动的性质，如同斯达汉诺夫运动一样。
　　中央报刊不遗余力地煽动人们的全面的变态心理。《真理报》和《消息报》几乎夭天在号召劳动人民去寻找和揭发人民敌人和暗害者。《敌人和他们的庇护人》，《人事安排方面的暗害活动》，《敌人在电站的破坏活动》，《谁在普利亚任斯克区搞破坏》，《彻底挖掘商业人民委员部里面的敌人巢穴》，《这里有敌人的活动》，《人民敌人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敌对行动》——连篇累牍的这类文章，是为了“发动”群众起来和“敌人”斗争。
　　报纸号召在一切能够寻找“人民敌人”的地方去寻找他们。例如，《真理报》在社论中写道：“我们不应放过任何一个漏洞，任何一个事故。我们知道，联动机不会自己停下来，机床不会自己被损坏，锅炉不会自己爆炸。在这种事件后面，每次都暗藏了某人的黑手。这是不是敌人的黑手——这是我们每人在这类事情发生后所应该提出的第一个问题。”^[20]
　　西西伯利亚州委第一书记罗·伊·埃赫于1937年1月25日在诺沃西比尔斯克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说：“同志们，我们要记住……我们掌握了如此丰富的技术装备和如此忠诚的干部队伍，使我们在任何方面不能发生什么毛病。在开始不断出毛病和事故的那些组织或企业里，你首先要观察，并且去寻找敌人。”^[21]
　　在这种号召的影响下，许多人不仅患了间谍狂症，而且也患了暗害狂症。在这样的条件下，经济干部的甚至最渺小的过错，工程师的计算错误，编辑或校对人员疏忽印错的字和出版了坏书——都被视为有意破坏，成为遭受逮捕的借口。在这些日子里，到处都寻找密码和法西斯标志。在书籍和笔记本的图画中，少先队徽章上都会找到这些东西。有些人甚至把许多客观困难，如教师的低薪金，费用的缺乏，大批学生离校，设备的迅速消耗等等都别有用心地企图解释为有意破坏。过分的怀疑达到了荒谬的程度。例如，正如尼·尼·沃罗诺夫^[22]炮兵元帅在他的回忆录中写的那样：“从某一军区来了一个报告，说步枪上的刺刀容易弯曲，似乎这显然是‘破坏性’的事故，这种刺刀不适用于作战。于是从莫斯科去了专门的委员会，它在现场弄清了情况，结果是，刺刀不适用之说法是某一个制造武器的技术员叫喊出来的。有一次他把刺刀尖夹在虎头床上，然后把身体压在枪托部分，他想把刺刀弄弯。他达到了目的，刺刀弯了，于是就大喊大叫起来。委员会在详细地进行了检查之后，得出结论说：刺刀坚度的安全系数很大，完全适用于作战。”^[23]
　　那个时候，各种各样的罪名都会加到人们的头上。例如，在一份匿名的密告吉尔吉斯共和国一名军事干部安·雅·韦杰宁的材料中说，仿佛他有意在军队里搞一些花斑马，以便在未来的军事行动中在敌人面前暴露红军骑兵队伍。^[24]
　　一名共产党员，消防队队长，在政治学习时他回答了向他提出的问题，说1917年莫斯科红色近卫军指挥员是尼·穆拉洛夫（这完全符合实际情况）。他马上作为反革命被逮捕了。
　　根据作家А·彼西缅内证实，战后他在乌拉尔认识了一个姓波杜恩的矿山工程师。他于1937年被逮捕，大约是因为他的姓象外国人的姓，尽管实际上他是俄国有名的语言学家波杜恩·德·库尔特耐^[25]的侄子。让这位乌拉尔的工程师坐在一块铸铁板上达一年半之久（他受的是冻刑），直到他承认了自己是阿比西尼亚皇帝的间谍为止。
　　在监狱和集中营里可以遇见一些因为“散发帕斯捷尔纳克和叶赛宁^[26]的诗”，“和伊里亚·爱伦堡有联系”而被判刑的人（尽管；正如大家所知道的，无论是帕斯捷尔纳克还是爱伦堡并没有被镇压）。还有因“准备旨在恢复奥匈帝国的阴谋”，甚至因“怀疑企图背叛祖国”而被判刑的。在乌法市一个监狱里Р·Г·扎哈罗娃遇见了一名女教师，她被指控为和芬兰有联系，并且在苏维埃政权被推翻之后将宣布自己为马里^[27]女王。根据Я·德罗宾斯基证实，在明斯克市一名老裁缝共产党员索尔内什科夫被指控的罪名是：为了引起人民的不满，他设计了一种裤袋很窄的工作服。根据М·伊绍夫的证实，列宁格勒军区军事检查长库兹涅佐夫被指控为：他于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目的是为了“从内部爆炸党”。在诺沃西比尔斯克有一批1913—1914年出生的年轻建筑工人被指责为：支持过高尔察克白匪军。戈梅里市某产院院长被指控为：他似乎指示产科主任，让他把所有新生婴儿都传染上梅毒病。著名画家В·И·舒哈也夫和他的妻子被指控为：他们似乎参加了鲍罗齐巴派。^[28]这位天真幼稚又很不能适应我们的艰苦生活条件的画家总是企图从同牢的犯人那里搞清楚鲍罗齐巴派都是些什么人。在莫斯科根据诬告材料逮捕了一大批集邮者，因为他们和外国集邮爱好者交换邮票。根据列·马·波尔特诺夫的证实，集邮者被指控的罪名是：以交换邮票为掩护，把秘密情报送到国外。根据作家В·Т·沙拉莫夫证实，在莫斯科还逮捕了“世界语工作者协会”的会员，仅“世界语”这一人为的创造岀来的语言本身显然就使公安机关胆战心惊。根据荒谬的诬告材料，几十名运动员被逮捕，特别是那些参加过国际比赛的运动员。对那些无耻的体育工作者来说，向内务人民委员部去密告是摆脱自己的对手的最容易的办法。（这样被镇压的有：国际记录创造者游泳运动员谢苗·波依钦科^[29]，“斯巴达克”足球队队员斯塔罗斯廷兄弟^[30]，运动健将А·波利亚科夫等以及其他著名运动员。）
　　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一家电影院放映一部纪录片，在这部纪录片里和其他许多人一起出现了于两个月前被逮捕的莫斯科某领导干部。这就足以使《真理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敌对行为》的文章，这篇文章号召人们注视电影院的工作人员中，海参崴电影界中及莫斯科新闻电影委员会里是否有隐藏的敌人。甚至连《中音乐器和抒情古提琴参考书索引》这样看来完全是无害的书，《真理报》也宣布它为搞破坏的法西斯小册子，仅仅是因为在介绍时引用了一些现代德国音乐家和音乐界人士的著作。
　　《真理报》和《消息报》在围绕所谓“人民敌人”问题煽起人们的狂热心理的同时，还仔细观察其他中央和州的报纸的立场，而且还督促那些表现不积极的报纸。例如，《真理报》写道：“如果仔细研究一下基辅州的全套《无产阶级真理报》时，就会一目了然地看到一种很奇怪的现象。报纸没有揭露出一个敌人，而通常只揭露已经被揭发出来的敌人。”
　　被卷进寻找“人民敌人”狂热之中的不仅有党员，而且有共青团员，甚至学生。例如，1937年夏天《真理报》发表了一篇讲了共青团基层组织改选问题的文章。报纸写道：“一千五百二十五个基层组织已进行了选举……但是能够尖锐而有战斗力地讨论共青团工作中的问题，能在讨论候选人过程中揭露钻进共青团内的法西斯暗探余孽的会议，则简直是屈指可数的。”^[31]毫不奇怪，在这样的号召之后，共青团员和共青团领导人中间被逮捕的人数就大大增多起来。
　　反对“人民敌人”的群众性运动把不少区一级和州一级的干部搞得晕头转向。当时，全国各地派出了几千个各种特派员，他们狂热地在寻找敌人和暗害者，检查地方来的告警的消息或报刊中发表的材料。一些特派员显然是出于最良好的愿望进行活动，另一些则是因为愚蠢或有个人野心而进行活动，第三种人，他们简直是被吓得失去了理智。但几乎所有的人都发出指示和批准逮捕完全无辜的人，成批的共产党员被开除出党。
　　某一个姓捷姆佐夫的特派员在这方面的所作所为是很典型的。捷姆佐夫除了手上有一篇没有进行过核对的，说某一农业区有“敌人”的活动的报刊上登的文章以外，并没有其它任何材料。他就这样到这个区去了。他未作任何调查召开了该区的党员会议，并且宣布说，区里的领导是敌人。然后，他命令逮捕区委书记，这一命令马上执行了。捷姆佐夫没就此罢休，他开列了一个要开除党籍的共产党员的名单，并且建议区委成员实现他的意见。到当天晚上已经有十七名共产党员被开除了党籍。作完了这些事之后，捷姆佐夫把区委成员身上的钥匙和区委印章拿走了，把这些东西交给了区内务局，他在区委的大楼上加了封条之后走了。这样一来，他在一天之内就消灭了一个区委会。^[32]这样的事情在今天看来，好象是一个拙劣的笑话，但那些更高级的特派员，如卡冈诺维奇在库班和伊万诺沃州，马林科夫在白俄罗斯和亚美尼亚不正是这样行动的吗？！
　　基辅的各区委会里成立了专门的委员会，任务是搜集毁坏党员和候补党员名誉的材料。这些委员会收集了几千件诬陷材料。基辅的彼得罗夫斯克区收到科学院党组织寄来的诬陷一百一十一人的材料，尽管科学院编制中只有一百三十名共产党员。^[33]
　　大家知道，中世纪为“保护”基督教信仰而建立的“神圣的宗教裁判所”竭力鼓励密告，还有一种情况，即裁判所迫害任何一个拒绝向裁判者密告关于“异教徒”情况的人。根据当时的规定，没收异教徒财产的时候，其四分之一作为奖励分配给密告者。办案的宗教裁判官得到三分之一，其余归教会或者某一和教会有关的组织。^[34]当时裁判所的审理程序建立在变怀疑为罪行的基点上，也就是说，不是当权者去证明被追究人是否有罪，而是相反，被追究的人自己应证明他无罪。根据裁判所的规定，不能告诉被指控的人谁是密告，这样一来，就为用向裁判所密告的方法进行私人报复开辟了广阔的可能性。
　　斯大林的惩罚机构在1936—1939年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一直到斯大林逝世为止）也差不多是这样的，即依据“神圣宗教裁判所”精神办事的。毫不奇怪，当诬告了诚实的人不仅不受到惩罚（1938年初进行的几次对诬告人示范性的审理不过是为了“转移视线”，而不是基本政策），而且相反，在多数情况下，诬告人反而得到鼓励，诬告行为被看作是警惕性高的表现，在这样的情况下，不仅爬上高级职位的人，而且几乎所有不诚实的人，形形色色的坏蛋和野心家千方百计利用诬告以达到消灭自己敌人和不合自己心意的人的目的。遗憾的是，这些坏蛋和野心家在我国公民当中还大有人在。想得到有利的工作岗位，得到邻居的寓所或房间，因为个人恩怨而进行报复等等——这一切都是形形色色的坏蛋写诬告材料的动机。一些有病态心理的人也爬了出来，把他们写的几十封信，几百份密告材料到处寄发。在恐怖和没有法制的环境中人们身上出现了各种最卑鄙的本能。法律和法令实际上已被废除了，形形色色的坏蛋和野心家都去急急忙忙地利用这一情况。
　　大家知道，列宁过去特别警告过全俄非常委员会机构，提醒他们应如何对待假的密告。他建议对提供假密告的人规定最严厉的惩罚，直至死刑。但是在斯大林时期，多数最卑鄙的诬陷者和写匿名信的人都是逍遥法外的。所以当时诬告材料才潮水般地涌向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里来，甚至在内务部的接待室里还设有很大的所谓“申诉”箱。同时，内务人民委员部宁肯首先逮捕这个或那个被诬告的人，然后才去“审查”对他提出来的指控。
　　应该公正地指出，在1937—1938年间，就已经有不少人起来抗议这种诬陷潮流和鼓励诬陷者的行为。反对诬陷、反对丧失天良的行为、反对进行假揭发的人，反对看风使舵保自己命的人的最鲜明的例子是米哈伊尔·科尔佐夫的一些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作者坚决反对那些到处写诬告信的匿名密告者、坚决反对那些用“揭发”诚实的人们的于段企图捞取政治资本的野心家。^[35]
　　但是米哈伊尔·科尔佐夫一类的文章当然不可能阻止住席卷全国的诬告，陷害和镇压的潮流。反对恐怖运动的个别的抗议行动并没有表现为任何具体行动，仅仅是提岀书面和口头申诉，这些行动只能导致被镇压者数量的扩大，因为苏联人们的申诉和抗议恰好都是向那栉一些国家领导人进行呼吁的，而这些人恰恰就是非法行为和恐怖政策的主要组织者。

^[1] 俄国古老的谚语“森林被砍，木叶纷飞”（直译），相当于汉语成语“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译者注

^[2] 卡列金娜—什维尔的儿子。

^[3] 这是“阿克莫林斯克卖国贼妻子集中营”的缩写词，和“阿尔及利亚”同音。——译者注

^[4] 鲍·嘉科夫：《一个亲身经历的故事》莫斯科1966年版第180—181页。

^[5] 瓦·格罗斯曼：《时变境迁》（中篇小说），西德《播种》出版社1970年版第110页。此小说未在苏联发表。

^[6] 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但作者未注明卷数。——译者注

^[7] 1922年当列宁知道某一妇女因为对他的像片表示不够尊重因而在诺沃格勒德被捕时，他马上打电话要求立刻释放被捕的这位妇女。

^[8] 1937—1938年，大规模镇压在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大概比其他共和国更加紧张。而非常奇怪的是，现在却正是这些共和国最顽强地力图恢复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

^[9] 《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2卷莫斯科1962年版第399—408页，亚·谢列平的发言。

^[10] 是高尔基州革命前的称呼。——译者注

^[11] 《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2卷第351—352页。

^[12] 《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392页。

^[13] 未发表的回忆录手稿。

^[14] 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苏斯洛夫（Михайл Андреевич Суслов，1902年11月8日——1982年1月25日（或26日）），绰号“灰衣主教”。1920年加入共青团。1921年加入俄共（布）。1938—1939年任联共（布）罗斯托夫省委第一书记。1939—1945年任联共（布）斯塔夫罗波尔省委第一书记。1949—1950年任《真理报》主编。1956年参与镇压了匈牙利革命。1964年参与了推翻赫鲁晓夫的政变。1979年参与发动阿富汗战争。1947—1982年任苏共中央书记。1955—1982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主管意识形态工作，推行“新斯大林主义”政策，大力镇压持不同政见者。1982年在莫斯科逝世。

^[15] 《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3卷第153页。

^[16] 《伊万诺沃党组织的历史片断》伊万诺沃1967年版第296页。

^[17]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什维尔尼克（Николай Михайлович Шверник，1888年5月19日——1970年12月24日），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内战期间加入了红军，并与捷克斯洛伐克军团作战。1924—1925年任俄罗斯联邦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1925—196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27—1938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5—1938年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7—1966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副主席。1938—1946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委员会主席。1952—1953年、1957—1966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56—1966年任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1966年退休。

^[18] 《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莫斯科1962年版，亚·谢列平和尼·什维尔尼克的发言。

^[19] 《涅瓦》杂志1963年第4期第187页。

^[20] 《真理报》1937年2月2日。

^[21] 《苏维埃西伯利亚报》1937年1月。

^[22]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沃罗诺夫（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Воронов，1899年5月5日——1968年2月28日），1918年加入红军。1919年加入俄共（布）。1920年在苏波战争中被俘。1921年被遣送回苏俄。1936—1937年参加西班牙内战。1937—1940年任红军炮兵司令。1944年晋升为炮兵元帅军衔。1946—1950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65年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

^[23] 尼·尼·沃罗诺夫：《在军事岗位上》莫斯科1963年版第118—119页。

^[24] 安·雅·韦杰宁：《岁月和人》政治书籍出版社莫斯科1964年版第59页。

^[25] 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波杜恩·德·库尔特耐（Иван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одуэн де Куртенэ，1845年3月1日——1929年11月3日），波兰裔俄国语言学家。

^[26] 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叶赛宁（Серге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Есенин，1895年9月21日——1925年12月28日），苏联诗人。

^[27] 指苏联马里自治共和国。——译者注

^[28] 鲍罗齐巴派是1918年5月乌克兰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建立的一个独立政党。该党中央机关报叫《鲍罗齐巴报》（《斗争报》），所以该党叫鲍罗齐巴派。1920年3月，由于布尔什维克在乌克兰农民群众中影响的增长，鲍罗齐巴派只得解散了他们的党而加入乌克兰共产党（布）。乌克兰共产党（布）第四次代表会议决定接受鲍罗齐巴派入党，但所有被接受入党的人都经过了登记。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0卷第496页。——译者注

^[29] 谢苗·彼得洛维奇·波依钦科（Семён Петрович Бойченко，1912年4月15日——1987年1月23日），苏联游泳运动员和教练。1940年加入联共（布）。1941年在100米和200米蝶泳比赛中打破世界纪录。1948年被捕并被判处10年徒刑。1954年获释。1956年平反。1960年担任苏联游泳国家队教练。后入选国际游泳名人堂。1987年逝世。

^[30] 尼古拉·彼得洛维奇·斯塔罗斯廷（Николай Петрович Старостин，1902年2月13日——1996年2月17日），苏联足球运动员和曲棍球运动员。莫斯科斯巴达俱乐部的早期成员之一。30年代初担任了苏联国家队队长。1942年被捕并被判处10年徒刑。1944年获释。贝利亚被处决后得到平反。此后多次担任莫斯科斯巴达俱乐部主席。1996年逝世。
　　亚历山大·彼得洛维奇·斯塔罗斯廷（Александр Петрович Старостин，1903年8月9日——1981年9月23日），苏联足球运动员。1927—1936年是苏联国家队成员。1933年担任苏联国家队队长。1935—1937年任莫斯科斯巴达俱乐部队长。1942年被捕。1943年被判处10年徒刑。1954年获释并平反。
　　安德烈·彼得洛维奇·斯塔罗斯廷（Андрей Петрович Старостин，1906年10月11日——1987年10月22日），苏联足球运动员。1931—1935年是苏联国家队成员。1935—1942年效力于莫斯科斯巴达俱乐部。1942年被捕并被判处10年徒刑。1957年平反。
　　彼得·彼得洛维奇·斯塔罗斯廷（Пётр Петрович Старостин，1909年8月16日——1993年3月10日），苏联足球运动员。1935—1938年是苏联国家队成员。1936—1938年效力于莫斯科斯巴达俱乐部。1942年被捕并被判处10年徒刑。后获平反。

^[31] 《真理报》1937年7月10日。

^[32] 《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莫斯科1939年版第569页。

^[33] 见上书（缺页数——译者注）。

^[34] 三十年代末从“人民敌人”没收的大部分财产估价很低，主要是卖给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值得提出的是，在靠近卢比扬卡的街道上，镇压活动比莫斯科其它区更加紧张。被腾出来的住所基本上由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职员占领。

^[35] 例如，见《真理报》1937年1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