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斯大林在内政方面的严重错误和罪行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1974）

一、战后时期的非法镇压
二、工农联盟的削弱
三、斯大林在工业建设中的一些错误
四、在民族政策方面的错误和反常作法

一、战后时期的非法镇压

　　苏联人民在卫国战争中的伟大胜利，在全国唤起了巨大的政治热情，尽管这一胜利是以极大的困苦和牺牲为代价而取得的。苏联人民全力以赴尽快治愈战争创伤，他们希望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人们流的鲜血染遍了我们整个的国土，因此对于任何新的死亡的想法都是不能忍受的。这种情绪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在战争刚刚结束，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就公布了关于取消死刑的命令，即使是最严重的罪行。战前在人民中灌输的到处是间谍和怀疑一切的情绪也消失了。苏联人民对社会主义理想的忠诚、他们的爱国主义和勇敢精神，——这一切都用祖国优秀儿女的鲜血作了证明。
　　国际局势也发生了变化。苏联摆脱了国际上孤立的状态。在世界各洲都爆发了强大的民主运动。欧洲和亚洲许多国家的人民，仿效苏联的榜样并在苏联的支持下，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在这种条件下，全世界的视线都转到苏维埃国家，无论是我们的外国友人还是敌人都在密切地注意着苏联所发生的一切事件，并各自体验到苏联的成就和失败。
　　不言而喻，所有这一切都为斯大林及其一些助手们的专横设置了一定的限制。
　　尽管如此，战后时期对苏联公民、对党和苏维埃的干部、对苏联从事创造性劳动的知识分子的非法镇压还是发生了，虽然其范围要比战前稍小一些。例如：在1949—1951年间，某些州的党组织受到了残酷的打击。所谓的“列宁格勒案件”留下了特别严重的后果，当时根据斯大林的命令，并在贝利亚和马林科夫的积极参与下，根据诬告材料，撤换并逮捕了列宁格勒州党委第一书记П·С·波普科夫^[1]以及列宁格勒党组织的其他许多著名人士（前教育人民委员及《冰上干线》政委П·А·丘尔金^[2]等人）。
　　波普科夫被捕后不久，列宁格勒州党委几乎全体成员都遭到了镇压。随后又对共青团州委干部、州执委会干部、党和共青团区委干部、各企业和机关的经理、科学工作者以及高校的师生进行了大规模的镇压，逮捕了成千上万的完全无辜的人。他们之中许多人在囚禁中牺牲了。斯大林和贝利亚还准备对莫斯科的党组织进行同样的打击。
　　挑衅性的“列宁格勒案件”成为逮捕党和国家一些大活动家的借口，如象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家计委主席尼·阿·沃兹涅先斯基和联共（布）中央书记、保卫列宁格勒的领导人之一阿·亚·库兹涅佐夫^[3]等人。另外还逮捕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М·И·罗吉奥诺夫^[4]、俄罗斯联邦教育部长А·А·沃兹涅先斯基^[5]及其他许多负责干部。
　　尼·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同1949—1951年期间死在惩罚机关的打击下的党的许多其他知名人士一样，是党的领导人中新一代的代表，他们都是在革命以后，基本上是在1936—1937年以后提拔上来的。
　　这新一代的党的领导人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老一代。一般说来，这些人对斯大林的迷信是完全接受并支持的。他们之中许多人随着自己官职的高升，沾染了斯大林主义者所特有的习气，如：对下属人员毫无道理的蛮横，独裁者的派头和沽名钓誉。但是党和国家的这些比较年轻的干部其中相当一部分人还未见到过斯大林个人迷信的严重后果，也很少知道斯大林所干的非法行为。这些人基本上都是一些诚实的人，他们对于交付给他们的工作富于创造精神并尽力作得好些。在这方面关于尼·阿·沃兹涅先斯基的一个故事很能说明问题，我们从В·В·科洛托夫手稿中把它抄录下来^[6]：

　　“有一天深夜”，В·В·科洛托夫回忆说，“我收到了贝利亚给沃兹涅先斯基的一包文件。我同往常一样，打开信封，抽出了厚厚一扎捆在一起的文件。文件第一页上印着‘将被执行处决……的名单’。我手里拿的是要被枪决的人的一个很长的名单……，在名单结尾的斜下方是贝利亚、什基里亚托夫和马林科夫的亲笔签字。这份名单是送来让沃兹涅先斯基签署的。这是我在克里姆林宫多年工作中第一次碰到这种事。在此之前沃兹涅先斯基从未收到过任何这类信件。我立即到了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办公室，把这份使我心神不安的名单交给了他。沃兹涅先斯基认真地看了起来，看完了一页又一页，然后停下来，思索了一下，再把看过的一页翻回来，又接着看了下去。他看完名单之后，又看了看名单下面的几个签字，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气愤地说：
　　‘你把这份名单交回送信的人，让他退回去，然后打个电话告诉该告诉的人，就说这种名单我永远也不会签署。我不是法官，因此也不知道名单上这些人是否应该枪毙。今后永远也不要给我送这类名单’。
　　沃兹涅先斯基断然拒绝签署对‘人民敌人’的判决这件事，贝利亚是不可能不耿耿于怀的。”

　　然而不能不指出，在战争期间表现得非常出色的这些年青干部的影响和作用，在战后最初年代在斯大林周围的人中明显地加强了。例如，沃兹涅先斯基被任命为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就连伏洛希罗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都在他的领导之下。库兹涅佐夫也被提拔到党中央机关任职，他作为中央书记受命负责监督安全机构的工作。这一切引起了斯大林以前的心腹们的极端不满。
　　不过，等待沃兹涅先斯基、库兹涅佐夫、罗吉奥诺夫等人的危险还来自另一方面。问题在于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僵死的框框，对于这些比较有才能的干部来说是过于狭窄了。所以不可避免的是，他们之中的某些人迟早要成为不合斯大林心意的人，因为这些人会以自己的威信和影响贬低斯大林的吹捧起来的威望和虚假的伟大。正是这种情况发生在尼·阿·沃兹涅先斯基身上，他不仅是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而且从1937年12月起，在十一年间领导了苏联国家计委。
　　如众所知，斯大林同沃兹涅先斯基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同1947年出版的一本关于苏联战时经济的书有关。这本书是根据大量的在当时是很新的事实材料写成的，书中揭示并详细分析了苏联战争年代的经济情况。沃兹涅先斯基的这本书尽管有个別错误，但很快在经济学家中普遍受到欢迎，书中的个别原理竟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斯大林的原理一起被并列引用。虽然该书的手稿斯大林早在1947年就亲自过目，甚至还签字付印，但沃兹涅先斯基的这本书却突然被宣布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并被取缔。1949年初，斯大林解除了沃兹涅先斯基的一切职务，并把他赶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与此同时，斯大林拒绝同自己的这位亲密助手会见和听取他的意见。
　　沃兹涅先斯基“失宠”后的几个月内仍然还是自由的，看来不存在任何理由来逮捕他。为了制造逮捕尼·阿·沃兹涅先斯基的借口并粉碎国家计委的领导班子，据В·科洛托夫证实，贝利亚捏造了一个关于国家计委“丢失”了某些机密文件的阴谋案件。司法程序是给人看的，目的是为了掩饰对沃兹涅先斯基的预谋陷害。同计委主席一起受到法律追究的还有他的第一副主席А·Д·潘诺夫^[7]、副主席А·В·库普佐夫和其他一些同志。但是沃兹涅先斯基在法庭上第一次发言中就坚决驳斥了对他提出的指控并揭穿了法庭审讯的明显挑衅性质。贝利亚害怕进一步被揭穿，于是下命令不让沃兹涅先斯基再出席法庭审讯，而对其他被告作出判决。^[8]
　　但是对沃兹涅先斯基来说这只不过是延缓期限而已。受贝利亚迫害而被解除工作的沃兹涅先斯基，仍未改变对斯大林的信任，这一点是很有代表性的。据沃兹涅先斯基的妻子М·А·沃兹涅先斯卡娅证明，她的丈夫不止一次打电话给波斯克列贝舍夫，请求他派一个信使来，他让信使带去事先准备好的短笺，要求斯大林给他分配工作，并向斯大林保证他是忠诚的，为人是老实的。但是回信却一直没等到。据В·科洛托夫说，沃兹涅先斯基自己认为，发生在他身上的这些事可能是某种误会造成的。他对自己家庭成员说：“在斯大林未弄清楚情况以前，不必浪费时间。”所以他继续写作一本新的书——《共产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这本书是他从1948年就开始写的。但是这部著作最后还是没有完成。1950年，尼·阿·沃兹涅先斯基被逮捕并被枪决。^[9]
　　尼·阿·沃兹涅先斯基、阿·亚·沃兹涅先斯基、М·И·罗吉奥诺夫、阿·亚·库兹涅佐夫以及他们“集团”里的其他成员被枪毙之前，在贝利亚的亲自监视下，还遭受了特别凶残的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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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后年代，苏联从事创作的知识界遭受了尤其沉重的打击。
　　众所周知，战后不管对这些或那些苏联作家、作曲家、戏剧工作者的成就或是个别错误，本应进行平心静气的分析研究，但在我们国家，在斯大林和日丹诺夫的领导下却一个接一个地进行了几次大喊大叫的别有用心的纲领性运动，使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和我国在国外的威望受到了巨大的打击。
　　对作家、作曲家和戏剧评论家的迫害，早在1946—1947年日丹诺夫作了几次讲话之后就开始了。著名苏联作家米·左琴柯和安娜·阿赫马托娃^[10]被开除出作家协会。象波·帕斯捷尔纳克、德·德·肖斯塔科维奇^[11]、В·И·穆拉杰里^[12]、С·А·普罗科菲耶夫、А·И·哈恰图良^[13]、С·艾森施坦、В·普多夫金^[14]、В·Я·舍巴林^[15]、А·梅雅斯科夫斯基^[16]、Н·波果金^[17]、И·谢利文斯基^[18]、В·吉尔桑诺夫、瓦·格罗斯曼、奥·别尔戈利茨、А·格拉德科夫等这样一些苏联文化界知名人士也都遭到了带有偏见的批判。
　　不久，就开始了逮捕行动。1948—1950年间，在许多文化界人士中逮捕了下列作家和诗人：别列茨·马尔基什^[19]、达·别尔格里松^[20]、А·格拉德科夫、Б·Д·切特维利科夫^[21]、С·加尔金^[22]、Д·果伏什泰因^[23]、И·菲菲尔^[24]、Л·克维特科^[25]、鲍·嘉科夫、Я·斯缅良科夫^[26]。象И·М·穆西诺夫^[27]和А·伊斯巴赫^[28]这样著名的苏联文学研究人员也遭到了迫害，苏联文学的大研究家Г·А·古科夫斯基^[29]教授在狱中身亡。犹太剧院实际上被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捣毁，该剧院的许多主要演员，包括祖斯金^[30]这样杰出的演员被逮捕了。^[31]
　　犹太剧院的领导人，著名社会活动家和卓越的演员索·米·米霍埃尔斯^[32]也在明斯克被害。1964年法国出版的达斯迪埃·德拉维热里关于斯大林的一本书中谈到，还是在1946年，斯大林根据卡冈诺维奇的建议，邀请米霍埃尔斯到他那儿去作客，并请他扮演李尔王的角色。后来这位著名的演员还不止一次地被请到斯大林家里，并为他一个人演了莎士比亚剧中的片断。斯大林每次都对米霍埃尔斯表示感谢，并对他的演技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在1948年，米霍埃尔斯却在明斯克被打死，而斯大林在事前并不是一无所知。过了几年，这位演员在死后被毫无证据地宣布为英美和以色列侦探机关的间谍。
　　战后最初年代，乌克兰领导干部和从事创作的知识界人士也面临着被镇压的严重危险。1947年拉·莫·卡冈诺维奇被任命为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第一书记。他在这一岗位上只呆了九个月，但是对于乌克兰来说，这一段时间在许多方面都是“乌云遮日的日子”。卡冈诺维奇滥用权力、专横霸道、阿谀奉承、巴结逢迎，大树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同时把自己打扮成乌克兰人民的“领袖”，树立对自己的迷信。卡冈诺维奇对乌克兰共产党的领导干部任意辱骂，毫无道理地严厉斥责，对他们进行恐吓，目的是使他们威信扫地，并进一步迫害他们。他毫无根据地指控乌克兰苏维埃文化界的主要代表人物，尤其是文学界的代表人物，以及党的许多领导干部具有民族主义倾向。^[33]
　　这几年中进行的反对“世界主义”和“崇洋媚外”的运动也采取了极端反常的形式。伴随这一运动而来的是毫无道理地成十成百地逮捕和成千成万地开除有才能的忠实的干部。在这些年里，就连引用外国资料也成为一件有危险的事情，而同外国学者通信和保持联系就更不待言了。在这些运动中遭到不公正的批评并被解除工作的有这样一些著名的苏联知识界人士，如И·И·尤佐夫斯基^[34]——戏剧界著名评论家、И·С·兹瓦维奇^[35]——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和政论家、以及И·Л·阿里特曼^[36]、А·С·古尔维奇^[37]、Б·戴列德日耶夫、С·М·莫库里斯基^[38]等许多人。
　　1948年和1950年在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和医学科学院的会议之后，几乎我国全体医学生物科学界都遭到了裔所未有的打击。数十名著名学者被镇压，成百成千的人被解职或被降职，在遭受不公正的迫害的人中，有这样一些大科学家、院士，如：Л·А·奥尔别利^[39]、В·В·巴林^[40]、Н·П·杜比宁^[41]、М·М·扎沃多夫斯基^[42]、И·И·什马里加乌津^[43]、康斯坦丁诺夫^[44]、П·К·阿诺欣^[45]、И·С·别利达什维里^[46]等人。由于多年的迫害，苏联自然科学界的大科学家，我国最大的植物生理学专家Д·А·萨比宁^[47]自杀身死。
　　由于大肆宣扬日丹诺夫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讲话，他在党内和全国的威信大大提高了。这种情况引起了斯大林的不满和妒忌。日丹诺夫曾建议解除特·杰·李森科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的职务，斯大林以日丹诺夫在对待李森科活动的问题上似乎是采取了不正确的立场为借口，实际上解除了日丹诺夫的职务。此后不久，日丹诺夫就在自己的别墅里逝世，被宣称是由于心机梗塞去世的（后来斯大林指控是克里姆林宫医院的一个医生小组害死了日丹诺夫）。
　　没有任何根据的镇压也波及许多其它科学部门。例如，在战后年代，逮捕了技术科学博士、炮兵将军П·А·格里维赫^[48]、医学科学著名人士、许多新奇手术的独创者С·尤金^[49]教授、历史学教授Е·Л·什泰因别尔格^[50]等人。
　　在四十年代末，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制造了一个挑拨性的说法，宣称在苏联存在着一个“犹太人亲美阴谋集团”。因此，在我国开始逮捕著名犹太社会活动家和国务活动家。例如，党的最老的党员之一、联共（布）中央委员、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索·阿·洛佐夫斯基^[51]（德利卓）被逮捕，之后不久就被枪毙，在处决前不久，他已满七十四岁了。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成员几乎全部被捕，其中大部分人（除科学院院士什得恩^[52]被流放之外）都被枪决了。1952年夏天，又枪决了以前所逮捕的全部犹太作家和诗人。
　　1949年，根据诽谤性的材料逮捕了中国革命的英雄、孙中山的私人朋友米哈·鲍罗廷^[53]。二十年代初期，米哈·鲍罗廷在中国担当孙中山和中国人民革命政府的政治总顾问。正是鲍罗廷从孙中山手中接受了他逝世前给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信件和这位伟大中国革命家的政治遗嘱。战后，鲍罗廷任《莫斯科新闻》报的总编辑，后来又在情报局任职。同鲍罗廷一起受到镇压的几乎是《莫斯科新闻》报社编辑部的全体人员。在其他人中被捕和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并被驱逐出苏联的有美国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直到1955年，对《莫斯科新闻》报工作人员的指控才被撤销。^[54]
　　在这些年中，对全国最大的莫斯科汽车制造厂的领导干部也进行了大规模的镇压。
　　所有这一切都是对苏联人和对忠于党的干部毫无道理的打击。
　　特别应当指出的是1948—1949年间对原政治犯的逮捕。
　　如众所知，战争期间，那些在1942—1943年已经刑满的政治犯，没有把他们从监狱和集中营中释放，这些人一直在集中营呆到“战争结束”。
　　苏联在战争中的胜利，似乎应当使得战前由于镇压而在我国形成的那种紧张局面有所缓和。所有的人都在期待着大赦。盼望大赦的不仅是那些到1945年已经服满五年和八年刑的囚犯，期待大赦的还有其他“政治犯”以及他们的几百万的亲友。大赦确实宣布了，但却不是对于“人民敌人”的。相反，正是战后最初年代，恐怖的浪潮遍及了各个集中营。大量囚犯受到“加刑”，对这些人的囚禁期，又被非法地延长了五年、八年或者十年。许多“政治犯”被从普通集中营转移到特殊的“强制”集中营里去。
　　一部分政治犯在刑满后又被改为流放，他们仍要“永久居住”在北部地区、在克累马河地区、在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禁止他们进入苏联的欧洲地区。但是某些过去的集中营囚犯还是被允许进入我国的欧洲地区，不过通常不准他们在大城市居住。尽管这些人是很少数的，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在1948—1949年间又重新被捕。而且常常是不对他们提出任何控告就被投入监狱和集中营的（即所谓的预防监禁）。
　　不过，就是那些由于“疏忽”而在1948—1949年间没有被第二次逮捕的为数不多的前政治犯，他们的处境也是极端困难的。几乎任何地方都不接受他们去工作，不给他们居住签证，他们常常成年累月地在全国游荡，无处安身。其中某些人由于感到绝望而自杀，一些人以乞讨为生，也有的人又回到了“自己的”集中营，期待着在那里被收容为自由就业人员。
　　上面我们谈了对无辜的人们、对苏维埃和党的机关的活动家以及苏联从事创作的知识界人士的逮捕和处决情况。
　　但是需要指出，战后发生的一个特殊现象，即在青年中产生了一些人数不多的地下小组，它们的任务就是以某种形式来进行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反对他的专制。这些小组大多产生在大学生中。
　　这些小组的思想行动纲领通常都是一样的：他们把斯大林的专制看作是拿破仑主义的专制，是同列宁主义背道而驰的。他们把苏联社会看作是一个过渡到国家资本主义或是已经转化为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有时，这些小组的参加者为自己提出理论课题——撰写党的真实历史，批判斯大林的哲学和政治观点。在某些场合，甚至讨论过可否暗杀斯大林或贝利亚的问题。
　　这种大学生的小组在列宁格勒有过一个，它的成员就争论过斯大林的某些哲学论点，不承认斯大林是“伟大哲学家”和“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在格鲁吉亚有过一个青年小组讨论了暗杀贝利亚的问题。在莫斯科，大学生中有一个由十六人组成的小组，名叫“为革命事业斗争联盟”（革命联盟）。
　　在实行群众性的恐怖手段、全面监视和普遍迷信斯大林的情况下，这些小组很快就被破获了，它们的成员也都被捕。同时，克格勃机构对真正的（而不是侦察人员虚构的）反斯大林的地下组织是极端残酷的。这些被破获的小组中，任何一个都只不过议论一番而已，谈不上作了什么事，但秘密法庭对它们的判决却是非常严厉的。例如，莫斯科“革命联盟”小组的三个领导人Б·В·斯卢茨基、В·Л·富尔曼和Е·З·古列维奇（他们的年龄都是十九至二十岁），1951年1月被判处死刑并被立即枪决了。其他男女青年均被判处二十五年徒刑。（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革命联盟”的成员由于被减刑期而得到释放，但并未给他们恢复名誉，尽管他们反对斯大林的专制应得到的不是谴责而是尊敬。）
　　反对斯大林的专制和歪曲真理的还有一些作家和老共产党员（当然都是秘密的）。例如，莉季娅·丘科夫斯卡娅早在1940年就写了一部中篇小说，反对1937—1938年的大规模镇压。老共产党员亚·彼·斯蓬德，曾任第一届苏维埃政府的委员，后来是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成员，1938年被开除出党，战后在莫斯科贸易公司当会计，他在1947—1949年间写了一部回忆录，力图写出我们党的真实历史并戳穿斯大林宣传中的许多神话。斯蓬德在回忆录中描绘了许多和蔼可亲的布尔什维克，这些人在1947—1949年间被宣布是“人民敌人”。斯蓬德对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给予了完全否定的评价。斯蓬德在其回忆录中写道：“现在正在为以斯大林的形式描绘的党史而扬扬得意，《简明教程》就是这一形式的体现。我怀疑这本书能有多长寿命，因为它太露骨太粗暴地歪曲了事实，这本书的目的是过于明显了，它同对过去事件的真正分析毫无共同之处。它的成功就在于它的确以最简明的形式保证比较快和比较简单地回答那些必须通过的测验和考试。书中满篇被歪曲了的无数事实定将真相大白，这样的一天已经为期不远了。但是对于革命事件的发展完全彻底地抛弃了辩证态度的这本书的精神，把领袖和群众相对立的精神，可能还要存在很久……这种精神同我们这一代充满活力的革命运动是毫无共同之点的。它与列宁最明确表达的这一运动的目标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55]
　　一些共产党员在监狱和集中营里也进行了反对斯大林的某种政治斗争。例如，一位被镇压的党员Б·А·格良兹内赫在1940年就写过一本名之为《从列宁主义观点看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的小册子，该书在远东建设公司南方管理局的金矿里以手抄本形式流传。正如后来作者自己承认的^[56]，在这本小册子中有不少错误的判断和言过其实的地方，因为格良兹内赫对苏联社会生活仅仅看到了其比较丑恶的一面，这完全不是由于他自己的过错。但是在这本小册子中也有不少对斯大林及其全部行政体系的公正控诉。
　　格良兹内赫自认为是马列主义者，他认为斯大林是工人阶级的敌人、拿破仑主义者和专制君主，因此，他曾企图研究在苏联条件下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形式问题。他认为贝利亚的体系，一方面继承了沙皇暗探的经验，另一方面又充分吸收了布尔什维克地下斗争的经验，特别是这一体系是在政治垄断的情况下活动的，因此几乎不能使用阶级斗争的老方法。必须找到新的斗争方法。Б·格良兹内赫确信，一大批免遭逮捕的列宁主义者，可以利用专制制度本身来同专制制度进行斗争。他相信，对于专制制度本身，官方宣称的一致不仅在人民中不存在，就是在党内、在国家机关、甚至在保安机关内部也是不存在的。Б·格良兹内赫在他的一篇声明中写道：“对形势的这种理解，给予了我以及同我一样的人们以忍受斯大林苦役中的一切非人的条件的力量，并使我有力量同这种苦役对其他同志的腐蚀影响进行斗争，我并不感到自己孤立，而是感到自己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历史进程的参加者。”在集中营中，Б·格良兹内赫也同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一样，尽力阻止那些按照斯大林的观点判断社会主义的集中营管理人员背离社会主义思想。“如果数百万人的斯大林劳改营”，Б·格良兹内赫于1956年写道，“没有成为使数百万人否定社会主义的学校，那么这应该直接归功于那些身处劳改中的用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干部（其中也包括我在内）。我们身遭贝利亚制度的迫害，受着周围人们的嘲笑，而有时是冒着生命危险，在道德沦丧的环境中，不懈地在每一件小事情上都捍卫着共产主义思想，细心和耐心地使人们相信列宁主义原则的最终胜利……当我们被从党内抛出、受着诽谤并被列入人民敌人的行列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却仍然是共产党人，是布尔什维克传统的优秀捍卫者……将来历史会这样记载我们。”
　　很显然，对于全面和科学地分析三十——四十年代苏联社会所有弊病来说，劳改营远不是最适宜的地方。许多落入劳改营的共产党员，仍企图用旧的方式思考问题。Б·格良兹内赫在探索同斯大林主义斗争的纲领时，宣称苏联的经济是国家资本主义，这个社会的基本矛盾，他认为是富人和穷人、新型的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矛盾。这是一种不正确的立场，虽然不能不承认，斯大林时代的环境提供了不少根据使他使用这一类的术语。
　　列宁格勒的女共产党员Е·Л·弗拉基米罗娃在劳改营中写的《克累马》长诗中以及在许多其它诗篇中，对残无人道的斯大林劳改营和镇压制度表示了强烈抗议。年青诗人曼德里（科尔热文）在莫斯科也写下了反斯大林的诗篇。叶·叶甫图申柯在他的“自传”中写道：“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是否能在俄罗斯诗歌中留存，但是他将会在俄罗斯社会思想史中永存。他是斯大林在世时，写了并公开朗诵了反斯大林的诗的唯一的一个诗人。看来正是因为曼德里朗读了这些诗，他才得了救，因为他们大概以为这个诗人是神经失常的，所以至多是把他流放了。”
　　但是，所有这一切孤立的零散的反抗，在那时是丝毫也动摇不了斯大林专制制度的大厦的。

二、工农联盟的削弱

　　我们已经写过，战前农业总产值的增长大大落后于计划指标。尽管1937年粮食产量公布为七十三亿普特，但实际上，1937年的粮食总产量是五十九亿普特，而五年中，粮食平均年产量仅为四十四亿五千万普特。其它大部分农作物以及畜牧业产品也都没有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控制数字。计划增长为百分之一百，而1937年的农产品比1932年实际只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五。虽然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取消了配给制，但距农产品的富足还相差很远。
　　在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批准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指令。指令中规定，要保证全国农业总产值比1937年増长百分之五十二。规定每公顷粮食的平均产量为十三公担，并保证每年收获八十亿普特粮食的任务。预计大大增加甜菜、棉花和其它作物的生产和收获量。计划大量增加各种牲口的头数。同时还规定矿物肥料的生产要增加到五倍。遗憾的是，五年计划的前三年（1938—1940），农业的成果是不大令人快慰的。1938年和1939年的农业产值不仅没有迅速增长，相反，农业的总产值比1937年还减少了，只是到1940年才比1937年增长了百分之五——六。1938—1940年间，实际的粮食平均年产量仅为四十七亿五千六百万普特。1940年矿物肥料的产量不仅未能提高几倍，相反比1937年还减少了。
　　到三十年代末，在迅速发展的工业和极端缓慢发展的农业之间形成了严重的脱节，它妨碍了在城乡和工农之间确定正确的相互关系。
　　我们已经谈到，早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特别是二十年代后半期，我们国家的部分资金就通过各种渠道从农村流进了城市。那时国民经济总产值的一半以上是由农业提供的，工业还很薄弱，提供的积累还很少。所以，把农业中的部分积累用于工业化的需要的作法，在当时还是完全必要的和合理的。
　　所以，那时在中央全会上，在同反对派的辩论中，都毫不隐讳地谈到这种“流入”，谈到“剪刀差”，谈到超额税，这是毫不奇怪的。例如，斯大林在一次中央全会上说：“如果我们真正想保持工业迅速发展的速度，采取这种办法作为暂时的措施是需要的。而我们无论如何必须保持工业的迅速发展，因为这不仅是工业本身所需要的，而且首先是农业，是农民所需要的，农民现在最需要拖拉机、农业机器和肥料。我们能不能现在就取消这种超额税呢？可惜不能。我们必须在最近几年内一有可能就取消它……我们用'一种类似贡税的东西'的字眼来称呼这种额外税是否正确呢？无疑是正确的。用这些字眼可以提醒我们的同志：征收这种额外税是令人不愉快的，不是出于本愿的，把它长期保留下去是不能容许的。我们这样称呼加于农民的额外税，是想指出我们征收这种税并不是出于本愿，而是由于需要，我们布尔什维克必须采取一切办法，一有可能就尽快取消这种额外税。”^[57]（重点是我们加的。——作者）
　　我们看到，斯大林在1929年谈到一有可能、尽快地、在最近几年就取消对农民的额外税，他说的是对的。但是所有这些诺言都没有兑现。
　　由于在农业政策方面的许多严重错误（其中一些我们已在第三章中分析过了），因而苏维埃政府一直未能取消声名狼藉的“剪刀差”。国家的征收和收购价格直到三十年代末还是很低的，所以不能保证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有必要的积累。同时，集体农庄还不得不对工业商品、对拖拉机站的服务等等多付钱。这样一来，资金从农业向工业中的过多“流入”不仅没有停止，而且以日益扩大的规模一直持续到三十年代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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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大卫国战争结束以后，我国的农业处于更加落后的状态。国民经济的所有部门中，正是农业遭受了最严重的损失。在战争年代，各种农作物的播种面积和产量都急剧缩减了。1945年的农业总产值仅等于1913年水平的百分之八十六。农业机械修配厂减少到几分之一，农村缺少劳动力，在许多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只有妇女、老人和少年在劳动。换句话说，提高和发展农业的工作在许多方面不得不从头作起。
　　1946年全国开始了第四个五年计划。1946—1950年规定的农业发展速度大大超过了战前几个五年计划中的速度。预计不仅很快要达到1940年的水平，而且到1950年还要超过1940年水平的百分之二十七。到1950年，粮食总产量计划达到一亿两千七百万吨（约七十七亿普特），皮棉三百一十万吨，制糖甜菜两千六百万吨。牛的头数到1950年预计达到六千五百三十万头，山羊和绵羊达到一亿两千一百五十万只，猪的头数达到三千一百二十万只。遗憾的是，第四个五年计划在农业方面的基本指标，一项也没有完成。1950年农业总产值只相当于1940年水平的百分之九十九。1950年粮食产量仅为八千五百万吨（原计划是一亿两千七百万吨）。牛的头数虽然超过了 1940年的水平，但远远落后于原计划的指标。1950年，在农业的各个领域，牛的头数是五千八百一十万头（这比1916年和1928年全国的头数要少）。猪的头数全国仅达到了两千二百二十万头，也就是说，比1938—1941年时还要少。山羊和绵羊的头数的增长也明显地落后于五年计划的任务。
　　1951年我国开始实行新的、第五个五年计划。如果以这个五年计划的前三年来说（1951—1953），那么在农业方面一项指标也未完成。1953年的农业总产值仅超过1940年水平的百分之四。1949—1953年间粮食平均年产量大约为八千一百万吨。至于说以人口平均计算的粮食产量，那么1953年比1913年还要低百分之十九。所以毫不奇怪，用于饲料用粮和出口的粮食实际上没有了。牲畜产量很低，多数农作物的单位产量都未增加。几乎所有主要农作物，1939—1953年间的平均产量都低于1913年。
　　就连大肆宣传的公有畜牧业三年（1949—1951）发展计划也没有完成。
　　战后农业多年停滞的主要原因，仍然是因为斯大林粗暴地破坏了农业劳动者在发展公有经济中的个人物质刺激原则。
　　我国的工业在战后虽然很快达到并超过了战前水平，而且本身已能提供很多的积累，但是，资金从农村往城市的“流入”，在斯大林生前的最后几年不仅没有减少，相反更为增加了。战后货币的实际币值虽然有明显的贬值，但农产品的征收和收购价格却几乎没有提高。因此，集体农庄必须把自己的大部分产品以比农产品的实际成本还要低得很多的、少得可怜的价格交售出去。1953年，上交的每公担甜菜付给一个卢布（新的价格标准），——这差不多是国内甜菜平均实际成本的一半。义务征购和收购的每公担粮食付给九十戈比，——这要比国内粮食平均成本低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交售给国家的土豆价格，甚至连把土豆运到收购站去的运费都不够。集体农庄把大部分的商品肉作为实物报酬交给机器拖拉机站，或是以仅为1949年肉类零售价格百分之几的象征性收购价格交售给它们。（而在美国，农场主所得的份额为产品零售价格的百分之四十至六十。）与此同时，工业品的批发和零售价格却增长了好几倍。结果在这些价格之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剪刀差。为了得到能买一辆“吉斯—5 ”型汽车的钱，1940年乌克兰的集体农庄需要卖给国家九十九吨小麦，在1948年就必须卖出一百二十四吨，而在1949年就要卖出二百三十八吨小麦。^[58]
　　尤为甚者，在斯大林生前最后几年，在我国形成了一种分派国家征购计划的不良制度，集体农庄所负担的交售义务和给机器拖拉机站的实物报酬数额，既超过了全国的计划，也超出了许多集体农庄的实际能力。这样一来，几年之后，许多集体农庄都拖欠了大量的税款，而粮食收购变成了余粮征集制的性质。如果说以前在二十年代从农村拿走的仅仅是部分积累的话，那么在战后，在许多州和经济区（特别是在非黑土地带），从农村拿走的实际上是全部积累，甚至还有部分必需品。如果说，这些州和区的集体农庄的经济在这种恶劣的政策下仍没有崩溃，而有时甚至还缓慢地发展了，那么这种情况之所以能够发生，是因为亿万庄员实际上是无报酬地劳动的，不是为钱或产品而劳动，而是为在劳动册上“写工分”而劳动。至于生活资料，他们不是靠在集体农庄的劳动来取得，而是不得不靠基本上是个人副业劳动所得，因为副业纳的税和义务交售的数量要比集体农庄公有经济为少。没有个人副业，集体农庄庄员简直就不能维持生活，因为靠劳动日所得，他们就连满足一个庄员家庭最起码的需要都办不到。在许多情况下，正是想保有个人副业的愿望迫使农民到公有的田地上去干活，因为只有集体农庄庄员才有搞个人副业的权利。因而在公有土地上实际上无报酬的劳动，变成了农民对自己一小块土地的使用权的一种特殊形式的报偿。换句话说，在农村本应发展真正的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但却保持和巩固了私有的和个体的经济倾向。（这里产生了一个问题：在一个集体农庄中，庄员在农庄的土地上和饲养场劳动而几乎分文不得，他们只能靠个人副业收入为生，这样的集体农庄经济能够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吗？）
　　但是，就连集体农庄庄员的个人副业，在战后年代也越来越受到斯大林考虑不周的、缺乏远见的政策的危害。问题在于，这些年里尽管竭力增加公有经济的农产品的采购和收购，但是粮食和畜牧产品的缺乏在全国仍然越来越厉害。斯大林由于找不到好的办法，就开始越来越多地对集体农庄庄员的个人副业征收各种各样的苛捐杂税。庄员们一方面为了极为微薄的报酬要在农庄的土地上和饲养场干活，同时还必须从个人副业中交纳税款和交售征购的产品。他们必须为每一头牲口纳税和交售，农村中的每一棵果树都要上税，丰收的年成要上税，不结果实和水果的年成也要上税。这样一来，农民不仅丧失了发展公有经济的积极性，就连发展自己的个人副业的劲头也减少了。许多农民家庭因此而放弃了自己饲养牲畜的权利，有的甚至砍掉自己庭园中的果树。这种个人副业的缩减并不是一种正常的情况，并没有以相应地发展公有经济作为补偿。对于相当多的农民家庭来说，真正地面临着绝境，因为他们无论是从公有经济还是从个人副业中都不能得到足够数量的产品。贫困成了这些家庭的经常伴侣。许多农民不仅不能保证自己家庭所需的必需食品（就更谈不上其它东西了），而且也不能弃农入城，因为斯大林时期建立的公民证制不允许这样作，当时相当多的一部分庄员没有公民证，而且不经许可不准离开自己的家乡。与此同时，集体农庄又开始想方设法减少和禁止传统的副业生产，这就使得农民本来就很困难的境况更加恶化了，特别是在非黑土地带更是这样。^[59]因此，斯大林对于实现自己在三十年代中期提出的“使所有庄员富裕起来”的口号是不关痛痒的。虽然许多农村的生活水平比革命前有所改善，但是农村中很大一部分农民的生活还依然难以言状的困难，距过富裕生活还差得很远很远。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斯大林时期所形成的经营农业的制度是完全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相矛盾的，而首先是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相矛盾的。斯大林企图把苏联的农业建立在不是依靠个人物质福利的基础上，甚至也不依靠庄员的干劲，而是首先依靠命令，依靠强制。这一切就必然要削弱工农联盟，并成为农业生产停滞的主要原因，这种停滞现象是整个斯大林个人迷信时期的一个特征。
　　同时不能不指出，资金从农村“流入”城市，虽然使发展工业的资金得到一点好处，但很快就不能再补偿由于农业发展速度的缓慢、由于国家缺少粮食和轻工业缺少原料、由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劳动生产率很低而给整个国民经济带来的巨大损失。集体农庄和农民的贫穷最终导致了职工实际工资的降低，因为他们不能买到他们必需的食品。由于缺少劳动力（农业人口减少得很慢）使得工业的发展和增长也受到了限制，因为，正如马克思早已指出的，“社会为了生产小麦、牲畜等等化费的时间越少，它就为其它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获得的时间越多”。^[60]

三、斯大林在工业建设中的一些错误

　　在本书的第三章中我们已经谈到了斯大林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在工业化事业中所犯的那些严重错误。
　　按主要指标来说第一个五年计划实际上没有完成，这对斯大林起了清醒的作用。
　　诚然，斯大林就是后来也不善于充分正确地估计实际存在的可能性，在制订第二个五年计划时他又走向了另一极端，并提出了降低我国工业化发展速度的方针。斯大林在1933年1月联共（布）中央全会上指出：

　　“能不能说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也必须实行……最高发展速度的政策呢？不，不能这样说。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特别是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最初两三年内，即使我们想要实行，也不能实行最高发展速度的政策……
　　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的工业产值必须采取较慢的增长速度。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工业产值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二。我认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工业产值平均每年至少必须增长百分之十三至十四。”^[61]

　　但是，我国工业干部、普通工人、技术员、工程师并没有接受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降低速度的口号。正因为生产中发挥主要作用的已不是那些技术熟练的旧工厂，而是使用新技术的新工厂，同时也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积累的经验和知识，我国工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的发展速度急剧地加快了。从产品数量的观点来看，正是第二个五年计划有着决定性的意义。虽然这几年斯大林已大大减少了对我国经济工作者的督促，也未给他们提出任何额外的任务（很可能正是因为这样），工业的发展速度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明显地趙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相应指标。例如，1934年，全年产值增长百分之十九，1935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三，1936年増长百分之二十九。由于这样快的增长，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工业指标的确是提前完成了，同时还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许多未完成的工作。这里还需要考虑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增长的每个百分数，都意味着在产品量方面都要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每个百分数有更大的增长。
　　只是到1937年，由于在我国工业系统开始了最大规模地清除“破坏分子”的活动，生产的发展速度才明显地慢了下来。1937年工业产值总增长率为百分之十一，1938年为百分之十二，1939年为百分之十六，1940年为百分之十二。在三十年代的条件下，这样的增长率是与我国的能力不相符合的。
　　在这方面不能不指出，在某些重要的工业部门，大规模的镇压活动使得增长实际上停了下来，并导致了停滞不前。例如，这种情况就发生在对于国防来说极端重要的冶金部门。尽管直接参与镇压冶金工作者的卡冈诺维奇宣称：“积极而坚决地清除日、德的间谍和托洛茨基—布哈林破坏分子的破坏后果，是工厂和整个黑色冶金工业新高涨的基础”，^[62]然而，冶金部门的实际情况丝毫也未说明这种断言是对的。由于非法地和大规模地镇压专家，1938—1939年黑色冶金的全部生产指标都下降了。炼钢、炼铁和轧钢生产，1939年比1938年减少了。1938—1940年不仅黑色冶金的发展实际上停了下来，化学工业的发展也停了下来。1938—1940年的矿物肥料和碳酸钠的产量停在1937年的水平上，汽车外胎和鞋子的产量明显地减少了。1940年生产的涡轮机的功率等于1937年生产的涡轮机的功率。汽车生产1937年差不多已达到年产二十万辆，1940年又缩减到年产十四万五千三百九十辆。拖拉机的产量从1937年的五万一千台减少到1940年的三万一千六百台。轴承的产量实际上也停止了增长，木材的运出也没有增加，纸张和纸板的生产也减少了。在三年中（1938—1940），水泥的产量只增加了二十万吨，而石灰和石膏的产量减少了。屋顶用材料的产量减少了，玻璃产量减了一半。布匹产量的增长额急剧降了下来，1938—1940年布匹的生产计划没有完成。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的三年期间，糖以及其它许多种食品的产量也明显地减少了。在这一期间，国防工业的许多重要部门发展得也相当缓慢。^[63]
　　当我们谈到我们国家在斯大林的领导下正准备同法西斯国家进行不可避免的战争的时候，我们当然应当考虑到这一切。
　　在战后年代，我国工业是发展得相当快的。到1947年，几乎所有最重要的指标都已经达到和超过战前水平。
　　在这些年代里，陶醉在自己的荣誉和势力之中的斯大林，对经济生活中的“琐事”在多数情况下已不加细问，而这却对工业发展起了良好的作用。在工业部门，新的有经验的领导干部和经济工作者在战争期间逐渐成长起来。斯大林逝世前最后几年，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岀了许多君主所特有的那种玩忽政事的态度。在这方面有一件事很能说明问题，这件事在1963年六月中央全会上曾谈到。这件事发生在斯大林去世前不久。部长会议开会批准年度计划，斯大林来参加了会。往常他不主持部长会议，但这次他坐在主席的位置上，拿起了一卷计划草案，说道：“这就是计划。谁反对？”部长们面面相观，不发一言。“那我们就通过了”，——斯大林宣布说。会议就到此结束了。走出会场之后斯大林说：“走，去看个电影”。到了电影厅，他说：“我们把他们（指部长们）骗得够呛！”
　　由于斯大林这样脱离苏联人民日常关心的事，结果他对全国情况十分闭塞，以致于斯大林对经济和文化建设的每一次干预都导致了严重的错误。
　　“伟大的”工程、改造自然的“斯大林”计划、莫斯科高楼大厦的建设、土库曼运河的开凿、在莫斯科建造数十座豪华的造价极端昂贵的全苏农展馆的展览厅——这些都是斯大林错误决定的少数几个例子。所有这些建筑和设计都是非常庞大的，按照斯大林的想法，这些建筑都应当是他的时代的纪念性的建筑物。然而所有这些建筑都丝毫不符合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我国的要求、可能和现实需要。另外还不能不提到1949年根据斯大林的建议在秋明州北部开始兴修的萨列哈尔德一伊加尔卡铁路，它本来是想要仿效伟大的北方航道的。在数百公里荒无人烟的北方边区铺设铁轨、修建工人居住区、车站和桥梁。而当为了修筑这条铁路业已耗资几十亿卢布的时候，却“由于此路无用”而中止了这项工程。（值得一提的是，几乎所有上面列举的“共产主义的伟大工程”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用囚犯的劳动来建筑的。）
　　同时我们知道，斯大林对石油和煤气工业的发展是重视不够的。所以这些工业部门的发展速度是十分缓慢的。斯大林首先抓紧了煤、泥炭的开采和木材的采伐。所以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无穷无尽的石油和煤气蕴藏的国家，在四十年代的燃料计划表上占居首位的一直还是煤、木材和泥炭，这是毫不足奇的。正因为如此，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化学工业的发展基础，阻碍了技术的进步。
　　在个人迷信时期，工业职工的物质状况改善得很慢，住房建筑，如果我们说的是新的住房建筑的话，那么，这些工程几乎没有进展，尽管城市居民在明显地增加。斯大林实行了显然是错误的工人政策，在对待工人问题上，他大规模地采用了强制办法，不允许职工转换企业，限制了调转的自由。由于很小的过失、由于迟到（更不用说旷工了），职工都要受到严厉的不适当的处罚。没有发展工人自治，工会的作用也被削弱。所有这一切都不可能不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劳动生产率和工业发展速度。^[64]

四、在民族政策方面的错误和反常作法

　　斯大林在其生前最后十年中，在民族政策方面极为反常，犯了极为严重的错误。斯大林自认精通民族问题，但他对待居住在我国的各民族的立场，却不是一视同仁的和欠客观的。在对某些少数民族问题上，斯大林实行了大规模强制迁移的罪恶政策。例如，在伟大卫国战争时期，卡尔梅克人、车臣人、印古什人、卡拉恰耶夫人、库尔德人、巴尔卡尔人、克里米亚鞑靼人、伏尔加流域的日耳曼人，都受到了镇压并从本民族居住区强制迁走。由于这些民族被强行迁走，相应的自治共和国、自治州也被撤销了。与此同时，住在北高加索和外高加索一些共和国以及克里米亚的全部日耳曼人、大部分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土耳其人，也都被强行迁走。在战争最初几年，从卡累利阿强行迁走了全部芬兰族人。
　　在许多历史书中，甚至在百科全书中，都不再提这些被贬弃的民族，就如同这些民族根本未存在过似的。几十万无辜的人们，包括妇女、儿童和老人也被逮捕并被强行迁往我国的某些边缘地区。这些人的财产都被没收，只准他们携带很少的物品。例如，1944年5月18日夜到19日凌晨，全部克里米亚鞑靼人都被强行迁走。仅给他们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来收拾东西，只准许他们携带手里能拿的物品，而有时连这些东西也不准带。丹吉列·伊勃拉吉莫娃回忆说：“半夜三点钟，孩子们正在睡觉，士兵们走了进来。他们命令在五分钟内收拾好东西并走出家门。不许带东西，也不许带食品。我们以为是要把我们带去枪毙呢。”在车臣印古什共和国里，这类残酷的行动是由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著名领导干部谢罗夫指挥的，在那里甚至还有杀害那些拒绝离开自己家园的老人和妇女的情况。被迁走的人塞满了货车车厢，一连许多天，有时是几个星期地被运往乌拉尔、哈萨克斯坦和中亚细亚。不少老人和儿童死在途中。本书作者有一次偶然的机会在第比利斯看到了一列载有从格鲁吉亚被强制迁移的游牧民族库尔德人的列车。肮脏的货车车厢满装着妇女和儿童，几乎满得不能再满，他们大多数人都在祈祷和哭泣。
　　被强制迁移的不合斯大林心意的民族的总人数已超过了五百万人。由于押解途中的恶劣条件、缺少医疗照顾和由于传染病，死去了有几十万人。还有几十万人，在战争条件下，在人烟稀少和无人住过的哈萨克斯坦、中亚细亚和西伯利亚，死于冻饿和疾病。例如，克里米亚的鞑靼人丧失了大约本民族的一半人口，他们基本上都是老人和儿童。丹吉列·伊勃拉吉莫娃回忆说：“从我们村子里迁走了三十家，其中还幸存的不满五家。……我的侄女麦奴别·沙依西斯拉莫娃带着八个孩子同我们一起被迁走，她的丈夫从战争一开始就在苏联军队里，后来牺牲了。而他的一家饿死在乌兹别克斯坦。只有一个小女孩名叫贝拉还活着，但是由于惊吓和饥饿也成了一个残疾人……我们的男人都在前线，所以死的人都没有人埋，尸体常常一连几昼夜就停放在活人呆的地方。”
　　从卡累利阿被强制迁走的芬兰族人大部分都死了。
　　所有上述民族的人民，不管他们是否受过嘉奖和有过功勋，也都从现役军队中赶走。同时，被迁往新的地区的民族常常不让他们聚居，而是把他们分散到各州，彼此相距很远。正常的民族生活和文化都被破坏了，并且形成了这些民族及其全部习俗和文化完全被消灭的威胁。在流放地区，他们全被剥夺了最起码的民主权利，在特殊居民营里实行了残酷的管制制度，全部成年居民必须每月登记两次，包括从苏联军队中退役的军人以及保留了党证（这也是斯大林时代的一个反常现象）但必须经特殊居民营管理主任许可才能去参加党的会议的共产党员。
　　实质上，这是一种真正的危害种族的罪行，除了在人员上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和直到今天我们还在感受着的巨大的政治和道义上的损害之外，也给原来是被迁移出去民族的那些居住区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如众所知，镇压某些民族的借口是说有部分车臣人、印古什人、卡拉恰耶夫人有叛变行为，说他们投向了法西斯一边。不能不指出，叛徒无疑在俄罗斯人、乌克兰人以及我国其它民族中也有。例如，在法西斯德国组建了一个“俄罗斯解放军”，由弗拉索夫将军指挥；白党哥萨克师也同苏军作过战。在乌克兰，班德拉和麦里尼柯夫^[65]分子也都反对过苏联游击队。在法西斯军队中也有过“加利契纳”特种师团，以及许多其它民族军团，其中包括格鲁吉亚人军团、拉脱维亚人军团、立陶宛人军团等。因此没有任何理由要把高加索、克里米亚、伏尔加河流域的个别民族作任何等级区分，更没有理由对他们进行残酷的镇压。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所有这些民族都已完全被恢复了名誉。^[66]
　　在战后最初年代，大规模的镇压指向了住在乌克兰西部、白俄罗斯西部、比萨拉比亚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居民。苏军解放了这些地区以后，阶级敌对分子（富农、贵族、官吏、各种犯罪分子、警察）组成了不少地下的反革命集团和匪帮，他们进行恐怖活动和破坏活动。当时必须坚决消灭这些匪帮。但是对匪首和偶然被拉入地下集团以及迷途的人应当有所区分。遗憾的是，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对所有这些参加民族主义集团的人以及成千上万参加匪帮的成员的家属都毫无例外地进行了打击。
　　镇压也落在几千的农民、贫农和中农头上，因为匪徒们曾用武器逼着他们交出粮食。
　　对居住在格鲁吉亚的亚美尼亚人也进行了很大的限制，他们被剥夺了每个苏联公民都应享有的许多权利，一大批亚美尼亚的家庭被强行迁走。阿布哈兹人的民族权利也同样受到了限制。1949年，贝利亚捏造谎言诡称在亚美尼亚有一个达什纳克反革命地下集团，他经斯大林许可，把成千上万的亚美尼亚家庭从亚美尼亚各区，特别是从埃里温强行迁走。这次迁移，预先并未通知，是在一天之内进行的。为此不仅动员了内务部的军队，而且还动员了许多党员。大多数亚美尼亚人被迁往阿尔泰地区。同时，有许多从国外回来的亚美尼亚人也受到了镇压，他们是在战后经苏联政府同意而返回亚美尼亚的。
　　总之，在个人迷信时期，一个人的民族属性也受到了令人特别难以理解的注意。在公民证和档案中，总是有民族属性这一栏，即使这一栏是完全不必要的。
　　战后时期，在斯大林的民族政策上，越来越表现出了大国沙文主义的成分。过分地强调了俄罗斯民族在我国的主导作用，造成了一种独特的对俄罗斯族的迷信，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的讲坛上称它为“组成苏联的所有民族中最优秀的民族”（俄罗斯人民向来被称为“领导的人民”、“在各平等的民族中的第一个民族”老大哥民族”等等）。
　　由于斯大林始终怀着大俄罗斯的偏见，并以此来判断是非方向，因此，他越来越多地用国家民族主义世界观来代替国际主义。^[67]同时，各加盟共和国的权利也越来越少。作为对这一政策的反应，也由于小资产阶级的蜕变，在苏联各民族共和国的部分地方干部中重新产生了于三十年代初期就接近消失的民族主义情绪。在某些民族的相互关系中，特别是在高加索，民族不和的现象又重新显露出来。
　　斯大林及其周围一伙人所推行的反犹太主义运动，在世界舆论方面使我国遭受了特别巨大的损失，因此关于反犹太主义的问题应当更为详尽地谈一谈。
　　早在1931年，斯大林在回答美国犹太电讯社的问题时就宣布，作为种族沙文主义极端形式的反犹太主义，是野蛮恶习的最危险的残余。斯大林当时说：“反犹太主义对于劳动者是危险的，因为它是使劳动者离开正路而走入丛莽密林的歧途。因此，作为彻底的国际主义者的共产党人不能不是反犹太主义的势不两立的死敌。”^[68]我们可以看到，话是说的很坚决的。但是斯大林很快就把这些话忘得一干二净了。
　　还在战争年代他就坚持推行一系列限制犹太人权利的措施。很典型的一点是，苏军总政治部每月都要给军队的政治机关下达政治课、政治演讲和政治报告的题目，但是在四年战争期间，关于反犹太主义、关于反犹太主义在纳粹政策中的作用、关于纳粹分子几乎杀害了欧洲全部犹太居民等问题，却没有讲过一次课，没有组织过一次演讲，也没有开过一次政治座谈会。
　　战后时期，斯大林以国际犹太人组织的反革命活动为借口（仿佛国外不存在许多俄国自卫军组织或是乌克兰、格鲁吉亚以及其它民族主义分子的组织似的），采取了把全部犹太人逐步从我们党和苏维埃机构中排挤出去的方针。
　　正如我们前面已经谈过的，1948年，根据诬告材料和明显的挑衅目的，逮捕了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几乎全部成员，而这个委员会是在战争时期根据联共（布）中央的倡议成立的。不言而喻，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必然要同国外的犹太人民族主义组织发生各种接触。但是在这些接触中不存在任何违法的地方，因为正是为了保证这些接触才成立了这一委员会。
　　犹太人委员会的成员被捕后，针对犹太人的限制扩大了。作为“预防”措施，大学的许多系、许多高等学校都限制或停止了招收犹太族的学生；外交工作也不吸收犹太人，他们还逐渐被从法院和检察机关排挤岀去（律师界除外）。
　　在大多数高等院校和科研机关，甚至在许多企业中，对犹太人都实行了一种非公开的比例数制度，就如回昔日沙皇政府根据波别多诺斯采夫^[69]的要求所规定的那种比例数。甚至学术论文答辩，在俄罗斯和其它民族的学者中，犹太人也只被准许占一定的比例。
　　犹太人在革命和内战年代的巨大作用是人所共知的，列宁不止一次地谈到这一点。1917—1919年间全苏执行委员会主席就是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列宁的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也有很多人是犹太人。但是在斯大林时期，在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初，甚至在党的区委书记中，恐怕也很难找到一个犹太人。
　　反“世界主义”的斗争也带有明显的反犹性质。不能不顺便指出，在同世界主义斗争的叫喊声中，1949—1952年间搞了一个消灭犹太人文化机构的运动。犹太人学校、剧院、报刊和杂志全都被封闭。
　　当然，绝大部分反犹太人的限制并未大肆声张，而是以口头指示的方式向下贯彻的。但是，斯大林及其周围的人，包括卡冈诺维奇的反犹情绪，对任何人都已不是秘密。对这种政策和这种情绪，首先是犹太人自己感觉到了。其实，斯大林在其生前的最后几年，几乎抛弃了一切思想意识的外衣，而把反犹太主义公然当成了国家的政策措施。一切情况都说明，斯大林已开始准备把犹太人大规模地强行迁往我国的边远地区。斯大林企图以此办法把犹太人变成他的错误和过失的另一只“替罪羊”；众所周知，经常寻找这种“替罪羊”是斯大林式专制的一个重要手法。
　　为了给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条件下所不允许的这种种族主义政策找到理由，1952年底斯大林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某些干部一起又搞了一起新的阴谋，即所谓的“医生案件”。这次阴谋是这样搞起来的：克里姆林宫医院的一个工作人员，同时也是国家安全部的秘密工作人员丽吉娅·季马舒克^[70]，给斯大林写了一封具有明显挑唆性的信件说，据她的观察，克里姆林宫医院的许多有名的医生，似乎采用了不正确的医疗方法。^[71]季马舒克的信在国家安全部部分领导人中引起了惊慌和恐惧，因为他们可能被怪罪缺乏警觉性。国家安全部部长阿巴库莫夫命令侦缉处处长柳明^[72]不要调查这封信，接着还逮捕了柳明。但是斯大林命令把柳明释放，并撤换了阿巴库莫夫和任命了С·Д·伊格纳季耶夫^[73]为国家安全部的新部长。同时，斯大林亲自领导对克里姆林宫医生案件的调查，亲自传唤和指示侦察人员。斯大林对伊格纳季耶夫宣布说：“您若不能使医生们服罪，我就拿掉您的脑袋”。
　　在受到这种警告之后，国家安全部机关就拚命从在押的医生口中获取一切“需要的”口供。1953年1月13日中央报纸还就此事件发表了一个关于保安机关“破获了”医生破坏分子组织的公告。据公告上说，属于这个集团的有诸如沃弗西^[74]、В·Н·维诺格拉多夫^[75]、^[76]М·柯岗^[77]、Б·克林^[78]、耶果罗夫^[79]、А·费里德曼^[80]、А·格林施坦^[81]、Я·爱金格尔^[82]、Г·马约罗夫等这样一些最有名的医生。据安全机关的公告称，这些医生当年害死了日丹诺夫，使在那里就医的谢尔巴科夫^[83]未得终年，还企图使一大批在那里治病的苏军的陆海军元帅丧失工作能力。公告中还声称，医生破坏分子集团的成员，据说是受雇于外国谍报机关，而该集团的大多数成员还与国际犹太人民族主义组织“准特”（Джойнт）有联系。作为医生集团和外国间谍机关的联系人被点名的有包特金医院的主治医生希梅里奥维奇^[84]和1948年在明斯克被打死的著名演员和社会活动家索·米·米霍埃尔斯。
　　这项诽谤性的公告成为在我国条件下史无前例的反犹运动的开端。不仅从医疗机构、研究所、医院，而且作为“预防措施”还从其它许多科学研究院和高等院校中赶走了成千上万的犹太专家。许多教研室、医院、实验室都减少了近半数的人员。从出版社的选题计划中撤掉了许多犹太作者所写的书。甚至由被捕的医生研制出来的药品也遭到了禁止，虽然这些药品早已得到公认。在某些城市和工人村，一些流氓分子还殴打了犹太人。
　　整个这次仇恨异族的反犹运动引起了外国非常强烈的抗议，而且也使我们的国外朋友感到不安。据说当时世界和平理事会的领导人弗·若·居里和保罗·罗伯逊^[85]曾乘飞机来会见斯大林，但是斯大林拒绝接见这两位社会活动家。
　　如众所知，某些历史学家直到今天仍在否认斯大林的反犹太主义。企图否认斯大林的反犹太主义的还有尼·谢·赫鲁晓夫。但是，千百件事实证明正好相反。在老布尔什维克Е·П·弗罗洛夫的所保存的文献中我们找到了一份不长的文献资料，名为《斯大林反犹太主义的实践》。在这份文献中，Е·П·弗罗洛夫列举了斯大林反犹太主义的某些最明显的表现。下面就是他列举的事实：

　　“不止一次地宣称，在反对派集团的成员中有很多犹太人。曾企图把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联合反对派’作为‘三个心怀不满的犹太知识分子’的反党阴谋集团看待。
　　女儿斯维特兰娜同她的犹太丈夫格里高利·莫罗兹夫^[86]和儿子瓦西里同他的犹太妻子都离了婚。
　　在战争初期不受理提交批准的前线和军队报纸编辑人员的名单，理由是在这些候选人中有很多犹太人。
　　停办莫斯科唯一用犹太文出版的杂志。
　　停办犹太人报纸《埃梅斯》（1948年底）。
　　停办比罗比詹市的犹太人报纸。
　　关闭犹太人剧院。
　　撤销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1948年底）。
　　逮捕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领导人。
　　逮捕用现代犹太文写作的诗人和散文作家别列茨·马尔基什、克维特柯^[87]、菲菲尔、别尔格里松等人。
　　杀害米霍埃尔斯并禁止进行调查。
　　制造洛佐夫斯基‘案件’并逮捕了他。
　　搞反世界主义的斗争。
　　制造医生杀人犯‘案件’。
　　准备把犹太人迁往犹太人区：修建木棚、准备告犹太人民书（И·Л·明茨^[88]）、征集在告人民书上签名（Я·С·哈维松^[89]）、在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召开群众大会并通过迁出犹太人的决议。
　　对从（波兰）逃离法西斯区的犹太人关闭苏波边界，因而造成犹太人在华沙犹太人区的死亡。
　　逮捕‘吉纳莫’工厂的犹太族领导干部，指控他们参加了犹太人的反革命组织。
　　逮捕李哈乔夫工厂^[90]一批犹太族的领导干部。
　　逮捕地下铁道管理局的犹太族领导干部。
　　从中央机关、从莫斯科委员会、莫斯科市委会、区委会、从《真理报》社、内务部机关、检察院、法院、军事单位、外交部及其它机关中清除犹太人。
　　在苏联新闻局、广播委员会、各部和其它组织中进行反犹太人的清洗运动。
　　在战争后半期把大多数犹太族政工干部开除岀军队。
　　逮捕申请回以色列的犹太人。
　　伪造斯兰斯基‘案件’，指控他与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有联系。
　　《文化与生活》报上刊登反犹文章。
　　《医务工作者》报上刊登反犹文章。
　　《真理报》、《消息报》及其它中央报纸上刊登反犹文章。
　　《鳄鱼》画报的反犹封面（罗姆看纪德的书）。
　　揭露隐姓埋名的‘无爱国心的世界主义者’。
　　康·西蒙诺夫的文章——反对开始的运动和肖洛霍夫的文章——拥护运动。
　　伪造戏剧评论家反党集团的‘案件’（А·古尔维奇、尤佐夫斯基及其他人，——于1949年1月）。
　　伪造犹太诗人‘案件’和犹太电影导演‘案件’。
　　规定高等院校在招生时的犹太人的比例数。
　　限制犹太人在大城市领取居住证。
　　招工时不收犹太人。
　　在乌克兰组织反犹暴行。”

　　这些当然远非全部。由此我们看到，斯大林自己走上了正如他所说的只能把他引入丛莽密林的歧途。

^[1] 彼得·谢尔盖耶维奇·波普科夫（Пётр Сергеевич Попков，1903年1月23日——1950年10月1日），1925年加入俄共（布）。1937—1938年任联共（布）列宁格勒市列宁区委书记。1938—1939年任列宁格勒苏维埃副主席。1939—1946年任列宁格勒苏维埃主席。1946—1949年任苏共列宁格勒省委第一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兼主席团成员。1939—1949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49年被开除出党并被捕。1950年遇害。1954年平反。1987年恢复党籍。

^[2] 彼得·安德烈耶维奇·丘尔金（Пётр Андреевич Тюркин，1897年6月？日——1950年5月2日），1918年加入俄共（布）。1931—1933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3—1935年任高尔基机械工程学院院长。1935—1936年任列宁格勒工业学院院长。1937年9—10月任列宁格勒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37—1940年任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1937—1946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40年3—6月任莫斯科奥尔忠尼启则工程经济研究所所长。1940—1941年任列宁格勒工业研究所所长。1941年加入红军，参加了卫国战争。1949年被开除出党并被捕。1950年遇害。1959年平反。

^[3]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库兹涅佐夫（Алексе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Кузнецов，1905年2月7日——1950年10月1日），1925年加入俄共（布）。参加了卫国战争。1945—1946年任联共（布）列宁格勒省委第一书记。1946—1949年任苏共中央书记。1949年2—12月任苏共中央远东局书记。1937—194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49年被开除出党并被捕。1950年遇害。1954年平反。1988年恢复党籍。

^[4] 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罗吉奥诺夫（Михаил Иванович Родионов，1907年10月12日——1950年10月1日），早年加入了俄共（布）。1935—1938年任联共（布）高尔基省委伊万诺沃区委第一书记。1939—1940年任高尔基执行委员会主席。1940—1946年任联共（布）高尔基省委第一书记。1946—1949年任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1941—1949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49年被开除出党并被捕。1950年遇害。后获平反。

^[5] 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维奇·沃兹涅先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Алексеевич Вознесенский，1898年3月5日——1950年10月28日），1927年加入联共（布）。1941—1947年任列宁格勒大学校长。1947—194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48—1949年任俄罗斯联邦教育部长。1949年被开除出党并被捕。1950年遇害。1954年平反。

^[6] В·В·科洛托夫：《展望未来》（未发表的手稿）。

^[7] 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潘诺夫（Андрей Дмитриевич Панов，1904年10月2 日——1963年5月25 日），早年加入联共（布）。1940年任煤炭工业研究所所长。1940—1946年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46—1949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47—1948年任苏联部长会议燃料和运输委员会副主席。1949年被捕并被判处4年徒刑。1952年获释。后获平反。此后在采矿业工作。

^[8] 《文学报》1963年11月30日。

^[9] 《文学报》1963年11月30日；《苏共历史问题》杂志1963年第6期第98页。

^[10] 安娜·安德烈耶夫娜·阿赫玛托娃（Анна Андреевна.Ахматова，1889年6月23日——1966年3月5日），苏联诗人、作家。1911年起开始从事写作。1939年加入苏联作家协会。1946年被严厉批判后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1951年重新加入苏联作家协会。1966年逝世。1988年平反。

^[11] 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肖斯塔科维奇（Дмитрий·Дмитриевич·Шостакович，1906年9月25日——1975年8月9日），苏联音乐家。

^[12] 瓦诺·伊里奇·穆拉杰里（Вано Ильич Мурадели，1908年3月24日——1970年8月14日），苏联作曲家、指挥家。

^[13] 阿兰·伊里奇·哈恰图良（Арам Ильич Хачатурян，1903年5月24日——1978年5月1日），苏联作曲家。

^[14] 弗谢沃洛德·伊拉里奥诺维奇·普多夫金（Всеволод Илларионович Пудовкин，1893年2月16日——1953年6月30日），苏联电影表演艺术家、电影理论家。

^[15] 维萨里奥·雅科夫列维奇·舍巴林（Виссарион Яковлевич Шебалин，1902年5月29日——1963年5月28日（或29日）），苏联作曲家。

^[16] 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梅雅斯科夫斯基（Николай Яковлевич Мясковский，1881年4月8日——1950年8月8日），苏联作曲家、音乐评论家。

^[17] 尼古拉·费多洛维奇·波果金（Николай Фёдорович Погодин，1900年11月3日——1962年9月19日），苏联作家。

^[18] 伊利亚·洛沃维奇·谢利文斯基（Илья Львович Сельвинский，1899年10月12日——1968年3月22日），苏联作家、诗人。

^[19] 别列茨·达维多维奇·马尔基什（Перец Давидович Маркиш，1895年11月25日——1952年8月12日），苏联犹太裔作家、诗人。一战时入伍。1921年起先后流亡波兰、德国、法国、英国和意大利。1926年回国。1939年被授予列宁勋章。1942年加入联共（布）。二战期间是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49年被捕。1952年遇害。1955年平反。

^[20] 达维德·拉菲洛维奇·别尔格里松（Давид Рафаилович Бергельсон，1884年8月12日——1952年8月12日），苏联犹太裔作家。1909年起开始从事写作。1921年起先后流亡德国、立陶宛、罗马尼亚和法国。1929年回国。二战期间加入了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1949年被捕。1952年遇害。1955年平反。

^[21] 鲍里斯·德米特里耶维奇·切特维利科夫（Борис Дмитриевич Четвериков，1896年6月20日——1981年3月17日），苏联作家。1917年起开始从事写作。1945年被捕入狱。1956年平反。

^[22] 萨缪尔·扎尔曼诺维奇·加尔金（Самуил Залманович Галкин，1897年11月23日——1960年9月21日），苏联犹太裔诗人、剧作家、翻译家。积极参加了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工作。1949年被捕，因突发心脏病而未被执行死刑，后流放到古拉格。1955年平反。

^[23] 达维德·瑙莫维奇·果伏什泰因（Давид Наумович Гофштейн，1889年8月6日——1952年8月12日），苏联犹太裔诗人、作家。1917年起开始从事写作。1922年流亡德国。1925年移居巴勒斯坦。1926年回国。1940年加入联共（布）。卫国战争期间在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工作。1948年被捕。1952年遇害。

^[24] 艾萨克·所罗门诺维奇·菲菲尔（Исаак Соломонович Фефер，1900年9月10日——1952年8月12日），苏联犹太裔诗人、作家。1912年起开始从事写作。1917年加入崩得。1919年加入红军。1942年加入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1945—1948年任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书记。1948年被捕。1952年遇害。1955年平反。

^[25] 列夫·莫伊塞维奇·克维特科（Лев Моисеевич Квитко，1890年9月15日——1952年8月12日），苏联犹太裔诗人、作家。1902年起开始从事写作。1921年起先后移居柏林和汉堡，在此期间参加了苏联贸易代表团的工作，并加入了德国共产党。1925年回国。20年代末一度支持右翼反对派。1939年加入联共（布）。卫国战争期间是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49年被捕。1952年遇害。1955年平反。

^[26] 雅罗斯拉夫·瓦西里耶维奇·斯缅良科夫（Ярослав Васильевич Смеляков，1912年12月26日——1972年11月27日），苏联诗人、翻译家、文学评论家。1931年起开始从事写作。1934年加入苏联作家协会。1934—1937年被停止一切工作。1939年平反。1945年再次被捕，1948年获释。1951年再次被捕。1955年获释。1956年平反。1967—1972年任苏联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1970—1972年任俄罗斯联邦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1972年逝世。

^[27] 易卜拉欣·穆米诺维奇·穆西诺夫（Ибрагим Муминович Муминов，1908年11月7日——1974年7月22日），苏联哲学家、历史学家。

^[28] 亚历山大·阿布拉莫维奇·伊斯巴赫（Александр Абрамович Исбах，1904年2月12日——1977年2月3日），苏联作家、记者、文学评论家。

^[29] 格里戈里·亚历山德罗维奇·古科夫斯基（Григори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Гуковский，1902年4月18日——1950年4月2日），苏联文学评论家。1924年起开始从事写作。1933年加入苏联作家协会。1949年被捕。1950年死于列福尔托沃监狱。

^[30] 维尼亚明·洛沃维奇·祖斯金（Вениамин Львович Зускин，1899年4月16日——1952年8月12日），苏联犹太裔表演艺术家。1921年起开始从事演出活动。1948年被捕。1952年遇害。1955年平反。

^[31] 见《简明文学百科辞典》中的“犹太文学”条；《文学问题》杂志1966年第8期第75页；伊·爱伦堡回忆录，《新世界》杂志1965年第2期；鲍·嘉科夫回忆录，《十月》杂志1964年第7期，以及其它。

^[32] 所罗门·米哈伊洛维奇·米霍埃尔斯（Соломон Михайлович Михоэлс，1890年3月4日——1948年1月12日），苏联犹太裔表演艺术家。1919年起开始在犹太剧院演出。1942年发起成立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并担任主席。1944年向斯大林要求在克里米亚实行犹太人自治。1948年在斯大林的指示下被格别乌暗杀。

^[33] 《乌克兰共产党的历史片断》1964年基辅版第574—575页。

^[34] 约瑟夫·伊里奇·尤佐夫斯基（Иосиф Ильич Юзовский，1902年12月18日——1964年12月15日），苏联电影评论家、文学评论家。1925年起开始从事写作。1946—1948年任世界文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1948年在“反世界主义”运动中遭到严厉批判，被解除一切职务。斯大林死后平反。

^[35] 艾萨克·谢苗诺维奇·兹瓦维奇（Исаак Семёнович Звавич，1904年5月4日——1950年5月16日），苏联历史学家。1922年起在外交人民委员会工作。1924—1927年任苏联驻英国贸易代表团顾问。1930年起在大学任教。1945年加入联共（布）。1949年遭到严厉批判并被流放到塔什干。1950年逝世。

^[36] 约翰内斯·洛沃维奇·阿里特曼（Иоганн Львович Альтман，1900年5月1日——1955年2月26日），苏联文学和戏剧评论家。1920年加入俄共（布）。1933年起开始从事写作。1947—1948年任犹太剧院副艺术总监。1949年被解除一切职务并被捕。斯大林死后获释并平反。

^[37] 亚伯兰·所罗门诺维奇·古尔维奇（Абрам Соломонович Гурвич，1897年1月30日——1962年11月18日），苏联文学和戏剧评论家。1925年起开始从事写作。1938年加入苏联作家协会。1949年在“反世界主义”运动中遭到严厉批判。此后不再从事文艺创作，转而从事国际象棋行业。1962年逝世。

^[38] 斯捷潘·斯捷潘诺维奇·莫库里斯基（Стефан Стефанович Мокульский，1896年7月26日——1960年1月25日），苏联文学和戏剧评论。1918年起开始从事写作。1949年在“反世界主义”运动中遭到严厉批判。1952年恢复工作。1960年逝世。

^[39] 列夫·阿布加洛维奇·奥尔别利（Леон Абгарович Орбели，1882年7月7日——1958年12月9日），苏联生理学家。1935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42—1946年任苏联科学院副院长。1948年遭到严厉批判后被解除一切领导职务。1950年恢复工作。

^[40]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巴林（Васи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Парин，1903年3月5日——1971年6月15日），苏联生理学家。1939年加入联共（布）。1942—1945年任副卫生人民委员。1944年发起成立苏联医学科学院。1947年被捕。1948年被判处10年徒刑（一说25年徒刑）。1953年获释。1955年平反。1966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71年逝世。

^[41] 尼古拉·彼得洛维奇·杜比宁（Николай Петрович Дубинин，1906年12月22日——1998年3月26日），苏联遗传学家。1932年起在卫生人民委员会和苏联科学院工作，反对李森科学派。1948年遭到严厉批判，被迫停止一切研究工作。1955年重新开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1957—1959年任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细胞遗传学研究所所长。1966—1981年任苏联科学院普通遗传研究所所长。1998年逝世。

^[42] 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扎沃多夫斯基（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 Завадовский，1891年7月17日——1957年3月28日），苏联生物学家。1910年起开始从事科学研究。1948年被解除一切职务。1954年恢复工作。1957年逝世。

^[43] 伊万·伊万诺维奇·什马里加乌津（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Шмальгаузен，1884年4月23日——1963年10月7日），苏联生物学家。1905年起开始从事科学研究。参加了1905年革命。1935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39—1948年任莫斯科大学教授。1948年遭到严厉批判。1955年签署公开信，抨击李森科。1963年逝世。

^[44] 彼得·尼基福罗维奇·康斯坦丁诺夫（Пётр Никифорович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1877年7月5日——1959年10月30日），苏联生物学家。1935年当选为苏联农业科学院院士。1955年签署公开信，抨击李森科。1959年逝世。

^[45] 彼得·库兹米奇·阿诺欣（Пётр Кузьмич Анохин，1898年1月14日——1974年3月5日），苏联生物学家。1918年加入红军，参加了内战。1922年起开始从事科学研究。1945年当选为苏联医学科学院院士。1950年遭到严厉批判，被停职并被放逐到梁赞。1953年回到莫斯科工作。1966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74年逝世。

^[46] 伊万·所罗门诺维奇·别利达什维里（Иван Соломонович Бериташвили，1884年12月29日——1974年12月29日），苏联生理学家。1910年起开始从事科学研究。1935—1960年任第比利斯大学生理研究所所长。1939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44年当选为苏联医学科学院院士。1947年曾遭到批判。1951—1960年任格鲁吉亚科学院生理研究所所长。

^[47] 德米特里·阿纳托利耶维奇·萨比宁（Дмитрий Анатольевич Сабинин，1889年11月17日——1951年4月22日），苏联植物学家。1918年起开始从事科学研究。1923—1924年任彼尔姆大学副校长。1932—1948年任莫斯科大学教授。1938—1941年任苏联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实验室主任。1948年被解职。1951年自杀身亡。

^[48] 彼得·奥古斯托维奇·格里维赫（Пётр Августович Гельвих，1873年12月7日——1958年5月7日），苏联弹道学家。1894年入伍。1918年加入红军。1938年被捕。1939年获释。1939—1944年任捷尔任斯基炮兵学院射击系主任。1941年获斯大林奖。1944年再次被捕。1953年获释并平反。1958年逝世。

^[49] 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尤金（Сергей Сергеевич Юдин，1891年9月27日——1954年6月12日），苏联外科医生。1914年入伍并开始参加医学工作。卫国战争期间是红军首相外科医师高级检查顾问。1944年当选为苏联医学科学院院士。1948年被捕。1951年被判处死刑，后改判10年徒刑。1953年获释。1954年逝世。后获平反。

^[50] 叶夫根尼·洛维奇·什泰因别尔格（Евгений Львович Штейнберг，1902年？月？日——1960年5月31日），苏联历史学家。1925—1930年任苏联东方学科学协会研究员。1937年起在莫斯科大学任教。1944—1945年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高级外交学院讲师。1952年被捕并被判处10年徒刑。1954年获释并平反。1957年加入苏联作家协会。1960年逝世。

^[51] 所罗门·阿布拉莫维奇·洛佐夫斯基（Соломон Абрамович Лозовский，1878年3月28日——1952年8月12日），原姓德里佐（Дридзо），生于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一个贫穷的犹太教师家庭，1901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曾在铁路工人中间开展组织工作。1903年移居圣彼得堡后被捕，被流放到喀山。1904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在1905年革命期间，在1905年10月因袭击喀山警察局而被捕，三周后获释，12月又在圣彼得堡被捕，逃亡哈尔科夫后再次被捕。1906年7月至1908年5月被关押在狱中，随后被流放到伊尔库茨克，但在押送途中逃脱，从此流亡国外。1917年6月回国，并重新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年7月在全俄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理事会书记。1918年1月11日被布尔什维克开除出党。1919年12月重新加入俄共（布）。1921—1937年间担任红色工会国际总书记。1937年改任副外交人民委员。苏德战争期间担任苏联新闻局副局长。1945—1948年担任苏联新闻局局长。1949年1月26日因卷入“犹太阴谋”而被捕，1952年7月18日被判处死刑，8月12日遇害。1955年11月22日平反。

^[52] 丽娜·所罗门诺夫娜·什得恩（Лина Соломоновна Штерн，1875年7月26日——1968年3月7日），苏联生理学家。早年在瑞士求学和工作。1925年回国。1938年加入联共（布）。1939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42年以来是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49年被捕。1952年被判处3年半徒刑并被流放到江布尔。1953年获特赦回到莫斯科，并重新加入苏联科学院。1958年平反。1954—1968年任苏联科学院生理学研究所所长。1968年逝世。

^[53] 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Михаил Маркович Бородин，1884年7月9日——1951年5月29日），原姓格鲁森贝格（Грузенберг），1903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7年被捕，1908年流亡美国，十月革命后回国，在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1923年5月任国民党首席政治顾问，1927年7月回国，他是共产国际的右倾路线的具体执行人，对中国第二次革命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1949年被捕，死于狱中，后获平反。

^[54] 见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斯大林时代》一书，1964年6月30日《莫斯科真理报》及其它材料。

^[55] 亚·彼·斯蓬德：《回忆录》第175—176页，未发表的手稿。

^[56] Б·А·格良兹内赫致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的声明，1956年8月12日于马加丹州，АВ信箱261/169。

^[57]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45—46页。

^[58] 见《共产党人》杂志1968年第4期第68页。

^[59] 据Ю·切尔尼钦科证明（见《新世界》杂志1966年第8期第144—145页），取消农村许多副业的文件是安·亚·维辛斯基签署的。他发现有一个集体农庄在废矿井里采煤，就把这件事报告了斯大林。于是1938年10月苏联人民委员会议就通过了一项《关于集体农庄非法组织与农业生产无关的工业企业问题》的决议。决议中宣布集体农庄庄员的副业活动为非法，并责成检察机关负责监督。发展许多极为重要的传统的农村副业被宣布为反国家活动，要由检察机关调查事实并追究犯罪人的责任。不久就出现了农业人民委员部和财政人民委员部的特别指令，规定将那些“与农业无关的，私人出卖产品的”农庄企业移交给国家机关。

^[60] 《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4卷1935年版第119页。

^[61]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168—169页。

^[62] 《苏共历史问题》杂志1964年第11期第72页。

^[63] 见中央统计局相应各年的年鉴《苏联的国民经济》。

^[64] 在《莫斯科》杂志上（1968年第2期）在В·契维利欣的《大地在受难》一文中，可以读到下述论点：“大家知道，斯大林不是农业和林业专家。他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国务活动家，从许多口述的和书面的回忆来看，他善于爱护一个强大的国家的财政并倾听专家的意见。”（第175页）我们希望，我们上面列举的斯大林领导工农业的实例，可以使读者有可能来评价契维利欣的这种看法。

^[65] 安德烈·阿法纳西耶维奇·麦里尼柯夫（Андрей Афанасьевич Мельник，1890年12月12日——1964年11月1日），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人。1914年加入奥匈帝国军队。1916年被俘。1918年加入波兰军队。1922年回到加里西亚，秘密组织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1924年被捕并被判处4年徒刑。1939年起与纳粹德国合作。1943年参与成立了加里西亚党卫军。1944年被捕。二战结束后获释。此后继续参加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1964年死于卢森堡。

^[66] 不能不指出，不知什么原因，为伏尔加流域的日耳曼人和克里米亚鞑靼人恢复名誉比其它民族晚了很长时间。直到1964年8月24日才通过了撤销对苏联日耳曼人一切不公正的指控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命令。1967年9月5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才为克里米亚鞑靼人恢复名誉。与其它被贬弃的民族不同，对伏尔加流域的日耳曼人和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平反没有同时恢复他们的民族自治，甚至直到最近都不准许他们迁回以前的伏尔加流域的日耳曼自治共和国和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的地区去。
　　不管以什么样的经济的和其它的考虑来解释，这种歧视都是没有道理的。

^[67] 在这方面能说明问题的有这样一个事实：在斯大林个人迷信时期，在莫斯科没有记录马克思、恩格斯、甚至列宁的纪念碑。但是在战后这儿却修筑了一座尤利·多尔果卢基——一个十二世纪的有封邑的愚笨而残酷的公爵——的纪念碑。为了在苏维埃广场修建这座纪念碑而拆掉了根据列宁建议而修建的自由方尖碑。

^[68]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28页。

^[69] 康斯坦丁·彼得洛维奇·波别多诺斯采夫（Константин Петрович Победоносцев，1827年11月30日——1907年10月23日），俄国保守派政治家、作家、律师、翻译家、历史学家。1860—1865年任莫斯科大学法律系民法教授。1861—1865年期间为亚历山大二世的长子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教授民法。1865年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死后，又为亚历山大三世教授法学。60年代协助亚历山大二世进行司法改革。1865—1868年任司法部咨询委员。1868—1907年任参议员。1872—1907年任国务院委员。1880—1905年任圣公会首席检察官。亚历山大三世继位后担任其首席顾问，并于1881年4月29日起草了《帝国宣言》，期间推行教区教育改革，并为尼古拉二世教授法学。1905年因反对发表《十月十七日宣言》而被解职。1907年死于彼得堡。

^[70] 丽吉娅·费多索夫娜·季马舒克（Лидия Феодосьевна Тимашук，1898年11月21日——1983年9月6日），苏联医生。1953年“医生谋杀案”的始作俑者。1964年退休。

^[71] 丽吉娅·季马舒克由于“自己的”功劳而被授予列宁勋章。斯大林逝世后，甚至在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丽·季马舒克仍继续在克里姆林宫医院当X光医生。一些老布尔什维克知道了这件事以后，拒绝去照X光。但是，季马舒克的列宁勋章被收了回去。

^[72] 米哈伊尔·德米特里耶维奇·柳明（Михаил Дмитриевич Рюмин，1913年9月1日——1954年7月22日），1937年起在运输人民委员会工作。1939年起是联共（布）预备党员。卫国战争爆发后加入格别乌。1943年加入联共（布）。1951—1952年任国家安全部副部长。1953年被捕。1954年被处决。

^[73] 谢苗·德尼索维奇·伊格纳季耶夫（Семён Денисович Игнатьев，1904年9月1日——1983年11月27日），1919年加入共青团。1920年加入契卡。1926年加入联共（布）。1937—1943年任联共（布）布里亚特蒙古省委第一书记。1939—196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43—1946年任联共（布）巴什基尔省委第一书记。1947—1949年任白俄罗斯共产党（布）中央第二书记。1949—1950年任苏共中央中亚局书记。1951—1953年任国家安全部部长。1952—1953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1953年3—4月任苏共中央书记。1953—1957年任苏共巴什基尔省委第一书记。1957—1960年任苏共鞑靼省委第一书记。1960年退休。

^[74] 米龙·谢苗诺维奇·沃弗西（Мирон Семёнович Вовси，1897年5月1日——1960年6月6日），苏联医生和科学家。1919年加入红军。1936—1941年任中央医学促进研究所中央治疗室主任。1941—1950年任红军首席治疗师。1953年1月在“医生谋杀案”中被捕并遭受酷刑。斯大林死后获释并平反。

^[75] 弗拉基米尔·尼基蒂奇·维诺格拉多夫（Владимир Никитич Виноградов，1882年3月12日——1964年7月29日），苏联内科医生。1934—1952年任苏联卫生部顾问。40年代起担任斯大林的首席私人医生。1952年因“医生谋杀案”被捕。1953年获释并平反。

^[76] 斯大林女儿证明，维诺格拉多夫给斯大林本人看了二十多年病。——译者注

^[77] 米哈伊尔·鲍里索维奇·克岗（Михаил Борисович Коган，1893年9月5日——1951年11月25日），苏联医生。1919年加入红军。1938年起在克里姆林宫医院工作。1951年逝世，死后被诬蔑参与了“医生谋杀案”。

^[78] 鲍里斯·鲍里索维奇·克林（Борис Борисович Коган，1896年？月？日——1967年11月13日），苏联革命家和医生。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1920年任俄共（布）日托米尔委员会主席、日托米尔革命委员会主席、俄共（布）沃林省委书记。1931年起在莫斯科第一医学院工作。1952年因“医生谋杀案”被捕。1953年获释并平反。1965年退休。

^[79] 彼得·伊万诺维奇·耶果罗夫（Пётр Иванович Егоров，1899年7月3日——1967年1月14日），苏联医生。1923年加入红军。1941—1943年任西部阵线首席治疗师。1943—1947年任红军副首席治疗师。1944—1945年任列宁格勒阵线首席治疗师。1947—1953年任克里姆林宫医疗卫生局局长。1953年因“医生谋杀案”被捕。斯大林死后获释。1964年加入苏共。1967年逝世。

^[80] 亚历山大·伊西多罗维奇·费里德曼（Александр Исидорович Фельдман，1880—1960），苏联耳鼻喉科专家。1952年因“医生谋杀案”被捕。1953年获释并平反。

^[81] 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格林施坦（Александ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Гринштейн，1881年8月10日——1959年8月8日），苏联神经病理学家。1945年当选为苏联医学科学院院士。1952年因“医生谋杀案”被捕。1953年获释并平反。

^[82] 雅科夫·吉利亚里耶维奇·爱金格尔（Яков Гиляриевич Этингер，1887年12月22日——1951年3月2日），苏联医生。1909年赴德国学习医学。1913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1914年回国后入伍。1918年加入红军。30年代起担任克里姆林宫医院顾问。1949年被解除一切职务。1950年因“医生谋杀案”被捕。1951年死于列福尔托沃监狱。1953年平反。

^[83]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谢尔巴科夫（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Щербаков，1901年9月27日——1945年5月10日），1917年加入赤卫队。1918年加入俄共（布）。1932—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组织与指导部副主任。1934—1935年任联共（布）中央列宁主义文化和宣传部副主任。1934—1936年任苏联作家协会秘书长。1935—1936年任苏联中央文化教育部主任。1936—1937年任联共（布）列宁格勒市委第一书记。1937年6—10月任联共（布）东西伯利亚省委第一书记。1937—1938年任联共（布）伊尔库茨克省委第一书记。1938年4—11月任乌克兰共产党（布）顿涅茨克省委第一书记。1938—1945年任联共（布）莫斯科省委第一书记。1941—1945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中央书记。1945年因突发心脏病逝世。

^[84] 鲍里斯·阿布拉莫维奇·希梅里奥维奇（Борис Абрамович Шимелиович，1892年？月？日——1952年8月12日），苏联医生。1920年先后加入崩得和俄共（布）。1942年起担任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49年被捕，受审期间坚持不认罪。1952年遇害。1955年平反。1988年恢复名誉。

^[85] 保罗·勒鲁瓦·罗伯逊（Paul Leroy Robeson，1898年4月9日——1976年1月23日），美国黑人歌唱家、演员、社会活动家、律师。1925—1961年期间录制并发行了约276首歌曲。1934年曾访问苏联。西班牙内战期间，支持共和军。抗日战争期间支持中国，并于1941年在华盛顿演唱《义勇军进行曲》。二战后支持工会主义。1950年被联邦调查局（FBI）打入黑名单。1952年获国际斯大林奖。1956年支持苏联镇压匈牙利革命。1958年解禁复出。1961年罹患躁郁症。1963年短暂参与民权运动。1968年退休。1976年逝世。

^[86] 格里戈里·伊索福维奇·莫罗兹夫（Григорий Иосифович Морозов，1921年8月10日——2001年12月10日），苏联法学家。1944年与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结婚。1948年在斯大林的干预下离婚。1949年起在苏联外交部工作。60年代在大学任教。2001年逝世。

^[87] 列夫·莫伊谢耶维奇·克维特柯（Лев Моисеевич Квитко，1890年10月15日——1952年8月12日），苏联犹太裔诗人。1902年起开始写作。1921年移居德国，在苏联贸易代表团工作，并参加了德国共产党。1925年流亡苏联。1939年加入联共（布）。卫国战争期间任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49年被捕。1952年遇害。1955年平反。

^[88] 艾萨克·伊萨雷维奇·明茨（Исаак Израилевич Минц，1896年1月22日——1991年4月5日），苏联历史学家。

^[89] 雅科夫·谢苗诺维奇·哈维松（Яков Семёнович Хавинсон，1901—1989），苏联记者。

^[90] 即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制造厂，后改为现名。——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