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1974)

结束语


一、斯大林的最后几年
二、关于斯大林活动的总的评价问题


一、斯大林的量后几年


  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隆重庆祝的斯大林七十寿辰后的几年,对斯大林本人来说,标志着他的没落和颓废。
  老态龙锺的暴君越来越多疑了。几乎没有人知道,斯大林此时是在克里姆林宫,还是在自己的某一个别墅里。别墅周围的森林中设置了陷阱和安上地雷。只服从斯大林个人命令的警卫队的编制越来越膨胀起来。一切将受到斯大林接见的人都被仔细搜身。前来见他的人包括政治局委员在内,谁都不知道接见的结果会怎么样:回家还是被逮捕。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自己的住宅和别墅里,通常是单独一人过日子。由于孤独,他的身上出现了一些奇怪的习惯。例如,他从杂志和报纸中剪下来各种画,把它们编成集锦,然后钉在自己住房和办公室的墙上。
  同斯大林进行辩论,反驳他的某一建议,等于是自杀,人们只能同意他的意见。甚至被请来同斯大林下棋的人也被通知说——不能赢他。
  在这些年月里,斯大林连对自己看来是很忠实的助手,如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波斯克列贝舍夫也产生怀疑。
  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米高扬逐渐失宠,不允许他们参与决定重要的国家大事。政治局会议也不叫他们参加。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前不久,斯大林公开称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是英国间谍,称米高扬是土耳其间谍。根据А·法捷耶夫的好朋友Н·К·伊柳赫夫的证实,斯大林在一次法捷耶夫被邀请参加的午宴上,称阿·托尔斯泰,伊·爱伦堡和彼·巴甫连科[1]是国际间谍。但他们都没有被逮捕。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和米高扬在苏共十九大上被选进苏共中央主席团,诚然,也还选进了大量的新成员。(也许,斯大林在这时认为最重要的不是消灭掉他们,而是吓唬住一些过去曾和他关系亲密的人,把他们“列入黑名单”。)在斯大林身边工作了十五年的私人秘书和助手亚·波斯克列贝舍夫从克里姆林宫被赶了出去。在斯大林逝世前最后几个月里,波斯克列贝舍夫住在自己别墅里,时刻等待被逮捕。
  “医生事件”和所谓的“米格列尔人事件”〔后者导致许多贝利亚的亲信和许多诚实的工作人员在格鲁吉亚被捕),[2]使斯大林也疏远了贝利亚本人。贝利亚的走卒,国家安全部部长阿巴库莫夫被逮捕。侦查人员在审问阿巴库莫夫和接近他的工作人员时,企图逼他们供出贝利亚和外国侦探机构有关系。
  报刊上又提出了在我国随着苏维埃社会向前发展,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化的论点。《真理报》在自己的社论中写道:“一些人得出的结论是:现在暗害和间谍活动的危险已经不存在了。只有右倾机会主义者才可能这样想和这样议论,因为他们站在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反马克思主义立场上。他们不懂得,也不可能懂得,我们的成绩不是导致斗争的熄灭,而是导致斗争的尖锐化,我们推向前进的运动越顺利,人民敌人的斗争就越激烈”。[3]《真理报》1953年1月31日社论也有类似的论点。报刊上也出现了这样的论调,说在苏联又建立起新的反革命组织网,甚至指出什么样的人会加入这些组织。1953年2月6日《真理报》发表的《谈革命警惕性问题》的文章写道:“一些地方至今还有被粉碎了的剥削阶级的残余,还有被粉碎了的反苏组织——孟什维克、革命立宪党人、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伪装起来的余孽。再加上各种蜕化变质分子——崇洋媚外的人、社会主义财产的盗窃者……美英帝国主义分子现在就寄希望于这样的人。”
  所有征兆表明,新的1937年即将到来。只是因为1953年3月初斯大林去世了,才防止了新的严重的大规模镇压的威胁。
  大家知道,斯大林是因脑溢血在他的莫斯科的别墅里去世的。我们的报刊暂时还没有详细报道过有关斯大林去世的许多情况。有人说,每天晚上都一个人孤独度过的斯大林,这天没有按时要晚饭。这使斯大林的警卫人员着急了,但是他们不敢打开斯大林房间的那扇用铁皮包起来的门。他的房间只是在几小时以后才被打开,这时被叫来的政治局委员们已经来到斯大林别墅。只到这时人们才去叫医生。斯大林死的很痛苦。在阿利卢耶娃的那本并未以诚相见的书《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中还是有几页写得真实,特别描写斯大林死时的那几页。阿利卢耶娃写道:“父亲死得很困难,很可怕……在最后十二小时缺氧现象已经明显地在发展,脸色变暗,面容也变了,逐渐地变得不能认识,嘴唇发黑了。最后的一两小时简直就是缓缓地被憋死的。濒死的痛苦十分怕人。大家眼看着这种苦楚把他闷死了。有这么一瞬间,我不知道是否实际是这样,我觉得显然是在最后一分钟,他忽然睁开眼睛,目光扫过站在他周围的每一个人。那目光十分可怕,显示出好象是疯狂,也许是愤怒和充满对死亡以及俯身在他脸前的医生的陌生面孔的恐惧。这一瞬间,这一目光扫过了每一个人。然后一种无法理解的可怕的情景出现了,至今我也不明白,但也不能忘记,他突然举起左手(是那只能动弹的手),不知是指向上空某处,还是威胁着我们每一个人。那手势是无法理解的,但是充满威胁,没有人谈得岀他指的是什么和指向谁……”
  斯大林的死成为另一个可怕的悲剧的间接原因。在悼唁的日子里,几百万莫斯科和其他城市的居民都涌向莫斯科中心,以便能向他们长期以来所信赖的,但是很少了解的这个人告别。由于政府指挥不善和对群众的人流没有好好进行组织,发生了人挤人的现象。结果有几百,也许是几千苏联人被另外一些被斯大林迷信变得盲目的苏联人踩死了。
  就在这些日子里,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在莫斯科就逮捕了几百人,诚然,是短期被抓了起来的。原来,人民委员部就已经有一个“动员计划”即在战时或在其它一些国内外形势严重的时刻进行预防性逮捕的计划。这时,这个计划部分地实行了。但这是和斯大林名字有关系的最后的几场悲剧。从此在我国人民的生活中开始了一个新时代,对这个时代,我们应该专门去研究和分析。

二、关于斯大林活动的总的评价问题


  最后,本书必须对斯大林活动的总评价问题谈几句。
  对斯大林活动的评价,现在吸引了许许多多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苏联历史学家。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对斯大林最典型的评价说:他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大的和最后的领导人,他是用自己的活动改变了俄国和全世界面貌的人。他们承认并在一定程度上指责斯大林的罪行,但同时他们力图证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不可能避免这些罪行,不可能不出现破坏法制的现象,不可能没有粗暴野蛮的作风,不可能不建立集权主义的专制的国家。资产阶级历史学把斯大林的活动看成是列宁活动的必然结果,斯大林的名字和事业并没有脱离共产党及其纲领和总的社会主义的方法。写过斯大林传的非常著名的传记家伊萨克·多伊彻在评价斯大林活动时就是持这种立场的。多伊彻在他的书中谈到我国工业化和集体化的时候写道,斯大林几乎是自古以来一切民族中最伟大的改革家。根据多伊彻的说法,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了十月革命,而且把社会主义思想交给了苏联人民,但只有斯大林才实现了这些思想。多伊彻宣称,为了取得胜利,虽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是这只能说明他所实现的任务的艰巨性。[4]
  西德资产阶级报纸《世界报》在总结斯大林的活动时也写道:

  “在列宁去世以后,斯大林开始一步一步地篡夺全部领导权时,俄国还和沙皇时代一样是一个农业国家。当他在三十年后去世的时候,苏联已成为在世界上占第二位的工业强国。他在达到此目的时并不是没有过错和失败。几百万人长期来被迫处于饥饿状态:无数公民赖以生存的基础被破坏了,个人的小小的幸福被消灭了,他们在劳改营里苟延残喘地活着,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成了饥寒和无出路的劳改营生活的牺牲品。但是最后目的终于达到了。西方几乎花了二百年的时光才做到的事情……在俄国几十年不长的时间里用残酷方法、坚定的意志实现了,总而言之,这是现代史中的最伟大的经济和社会改革。如果考虑到世界和人类是怎样形成的时候,那么在这一改造过程的牺牲者逐渐会被人所忘记,正如现在已经快忘掉了一大半那样。但是政治家们不能忽视的是苏联的经济势力……斯大林把俄国改造成工业强国,把俄国建设得如此强大,使它能够对付德国,而且和前一辈过去的做法完全不一样……他阻止了德国人的前进,然后不但用数量极大的坦克和武器,而且还有一整代懂得技术的,斯大林从技术上装备出来的俄国人,逼使德国人撤退了。俄国的坦克狙击手和驾驶员,他们少年时可能还和他们的父亲一起在田里跟在马后面耕地,斯大林教会了他们写字、看书、驾驶拖拉机和修理发动机……只有厚颜无耻的人和圣徒才会从内心中承认斯大林是为挽救俄国才实行了暴政的。如果谁不是属于这类人的话,他每次会因为碰到这些不可思议的情况而感到痛心。几百万人的苦难和牺牲,难道确实是为保卫俄国的自由所必需付出的代价吗?黑格尔的狡猾思想在这里帮不上他的忙,所以很难把斯大林看作是世界精神的体现。这样一来,斯大林挽救俄国的命题仍然是历史交给我们,但又是我们凡人的智慧所不能解释的一个谜。”[5]

  这类的看法,如同多伊彻的看法一样,应该被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所推翻。不是斯大林教会我们人民看书和写字,而是十月革命给我们人民开辟了通向教育和文化的道路。如果斯大林不消灭几十万旧的和新的知识分子的话,我们在这条路上可以走得更快一些。当然,犯人的劳动在我国做出了不少贡献,但是,如果几百万无辜的人们,他们之中有许多是工人和工程师,技术员和职员,如果他们能够作为自由人、不是在劳改营里工作,难道我们的工业不会发展得更快一些吗?我们在第三章里谈到对农民采取的暴力行为,难道是为更快的发展社会主义农业所必需的吗?不对,斯大林在农村的专横大大缓慢了农业的发展速度,农业的落后至今还极大地影响着整个苏联经济的发展。这样,在许许多多可以通向建设社会主义的途径中,斯大林选择的远远不是最正确的捷径,他不是加速了,而是缓慢了我们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前进的步伐。
  许多右派社会主义者评价斯大林在历史上的作用时,也站在资产阶级历史学的立场上。例如,过去是在左派、现在是右派社会主义者彼特罗·南尼写道:“对我们,斯大林的同代人,最艰难的问题还不是弄清楚斯大林取得胜利的艺术,而是要弄明白,他为什么会取得胜利?也就是说,他为了保证自己取得胜利和战胜自己的对手和敌人,利用了什么样的客观条件?因为这些对手和敌人往往按其文化水平和政治训练程度,按其思想的细膩和甚至就革命经验来说,他们都比斯大林高明得多。在我们看来,他利用了的这些条件是:斯大林和任何其他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比较起来,他是从‘俄国现实’中吸取了营养而成长起来的。”[6]
  南尼强调指出:

  “这样一来,我们不能同意'个人迷信'这一术语,因为它把当代的缔造者变成为这个时代的一切恶果的唯一负责人。我们曾促进现在称为斯大林主义这一概念的形成。我们指的是从列宁逝世到斯大林逝世三十年的共产主义。”[7]

  米·吉拉斯[8]在自己的小册子《同斯大林的三次谈话》中,更加公开地阐明了这一思想。吉拉斯写道:

  “对斯大林来说,没有不能的罪,也没他未曾犯过的罪。不管用什么尺度去衡量他,他是已经过去的这个时代、希望他也是将来一切时代的最大的罪人……理所当然,在评价一切人类的现象时,要看你所选择的角度。如果从人道主义和自由的角度去看,那么历史不知道有比斯大林更厚颜无耻和残酷的暴君……但是如果我们想评价斯大林在共产主义历史实际中的作用时,那么现在和将来都应该承认他是仅次于列宁的最重要的人物。他对共产主义思想的发展甚少,但是他为共产主义取得了胜利,并在社会和国家范围内把它实现了。他并没有建立理想的社会——这点根据人和人类社会的本质是实现不了的,——但是他把落后的俄国变成帝国主义工业强国,这个强国越来越坚定和无可阻挡地追求世界霸权。如果从他那政治锐敏而取得的成功来观察他,那么,斯大林是当代最完美的国家活动家……总而言之,斯大林是个奇怪的人物,是一个忠实于抽象的、绝对的乌托邦思想的人,他在实践上除了成功不知道另外一个标准,而这意味着暴力,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消灭。但是我们不应该不公正地对待斯大林。他想实现的一切和甚至他已经实现了的一切,他都不能用另一种方式实现它们。那些把他推到前面并让他成为领导人的势力,所需要的正是这样的领袖,如果我们充分考虑到俄国和俄国以外的世界之间的关系,那么他不可能使用另一种方法。”

  这类看法的主要目的非常明显:如果苏联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不可能不在最吓人听闻的罪行上建立起来的话,那么今后我们不应该再重复这样的试验,那就应该抛弃无产阶级专政。修正主义者们在断定斯大林的无法无天的行为是来自社会主义,来自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本质的时候,他们是企图在人民群众面前使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威信扫地。修正主义者企图把那些由于人们知道了斯大林的罪行而产生的失望和愤怒情绪转移到我们的整个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身上来。
  今天各种教条主义者们和斯大林分子在评价斯大林的活动时所持的立场则是另外一个样子。他们宣扬和捍卫两个基本观点,即两个理论。我们首先指的是把斯大林的罪行和残暴行为说成是他的错误,这些错误虽然是严重的,但还是局部性质的。莫洛托夫写道:“至于个人迷信时期的罪行和违法行为,我们知道他有个别错误,这些错误有时是严重的,然而在完成如此伟大而重要的历史任务时则又是不可避免的。在这方面无论谁也不可能打保票。”[9]中国的《人民日报》在1956,1957年发表的文章中,对斯大林所犯政治和刑事的罪行进行评价时,也说得很温和。其中一篇文章写道:斯大林“对于苏联的发展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是有伟大功绩的……但是斯大林在苏联的内外政策方面都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斯大林的个人专断的工作方法,曾经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苏联党的生活中和国家制度中的民主集中原则,破坏了一部分社会主义法制。由于斯大林在许多工作中严重脱离群众,个人专断地决定许多重大政策,因而就不可避免地要犯严重的错误。”[10]中国在1963—1965年间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对斯大林罪行的评价更加温和了。例如,1963年9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中在列举了斯大林一些“错误”之后,按他们的“辩证法”得出了奇特的结论。他们说关于斯大林“错误”有一定的教益。报纸写道:“对于斯大林的只占第二位的一些错误方面,应当作为历史教训,使苏联共产党人和各国共产党人引以为戒,不再重犯,或著少犯一些,这也是有益的。正、反两面的历史经验,只要是总结得正确,合乎历史实际,而不加以任何歪曲,对于一切共产党人,都是有益的。列宁曾经不止一次地指岀,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有些虽然犯过错误、但仍不失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如倍倍尔、卢森堡等人所采取的态度,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完全不同。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掩饰倍倍尔、卢森堡等人的错误,而是通过他们的错误例子,‘学会避免这些错误,应当符合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更严格的要求’。与此相反,修正主义者对倍倍尔·卢森堡的错误,只是‘幸灾乐祸’,‘欢喜若狂’。为此,列宁引用了俄国的一个寓言讽刺修正主义说,‘鹰有时比鸡还飞得低,但鸡永远不能飞得象鹰那样高。’”[11]
  没有必要和这类“辩证”论点的作者进行争论,今天他们自己已经走上反对自己的党和人民,反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道路。
  我们分析的《人民日报》文章的基本论点首先证明,它的作者在有关斯大林活动的实际事实方面是完全无知的。
  1936—1938年大镇压的基本和主要目标不是反对反革命分子的斗争,而是消灭那些忠诚地为苏联人民服务的党的干部和知识分子。
  当然,在1936—1938年间以及以后的年代里,在某些地方也镇压了一些真正的反革命、间谍和暗害者分子。但这是极个别的情况,这些人在那被关在监狱和流放到集中营里的苏联人民洪流中不过是沧海之一粟罢了。老布尔什维克、九次代表大会的参加者А·В·斯涅戈夫在他《致毛泽东的公开信》中写道:“我在斯大林监狱和集中营里待了十七年,在此期间我在那里没有看到反革命分子。”
  白俄罗斯布尔什维克,原市委书记Я·И·德罗宾斯基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在明斯克市立监狱他住的那间牢房里突然被关进来一个真正的波兰间谍——波兰总参谋部侦探局的军官。这个监狱里关的是明斯克和一些其它党组织的许多积极分子以及边防地区的一些指挥员。那个间谍在监狱里看到这些共产党员,觉得非常奇怪。牢房中所有的人,都对波兰间谍持轻视的态度,特别是来自苏联军队的那些共产党员对他更持敌对态度。有一次那个波兰人发火了,问诺特曼少校道:“你们要我干什么?你们为什么这样蔑视我?归根结蒂,我是波兰公民,波兰民族主义者,军官和爱国者,现在关在苏联监狱里。这是正常的现象,是绝对正常的现象。可是你们是苏联爱国者和共产党员,为什么也关在苏联监狱里?这点我就完全不明白了,我看这是完全不正常的现象。你们能给我解释这一切吗?”显然,谁也不能向波兰人解释什么。后来,这个波兰军官用我们的一个侦察员给换回去了,他被送回了波兰,而同牢房的多数苏联指挥员却被枪决了。
  在我们说了上面许多情况之后,还能把我们对待斯大林的态度和列宁对待倍倍尔及罗莎·卢森堡或对待普列汉诺夫的态度相比较吗?在这种情况下,更恰当的是和另一些历史事件作对比。
  遗憾的是,在有关党史的许多讲话、文章和书籍中,看来那些已被二十二大推翻的,说斯大林只有个别“错误”和缺点的论点,现在又开始抬头了。同意这类观点等于反对真理,反对事实,也是反对我们党的未来。这是因为斯大林所推行的消灭列宁党大部分老干部,枪杀我们最优秀的党、国家和军事干部,涉及几百万户各阶层人民的大规模的镇压——这一切已经不是个别的错误,而是可怕的和惨无人道的暴行,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力量能为它们辩护。
  现在许多教条主义者和斯大林分子提出来的第二个理论,我们暂且可称之为“权衡论”。
  教条主义者断言,是的,斯大林犯了一些错误,甚至罪行,或者往往说成是“违犯了革命法制”。但是斯大林的这一切不正确的行为不是出自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建设并不需要它们。然而,斯大林为革命和共产主义立下了不少功勋,他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理论家和实践家。如果我们把斯大林的一切罪行和错误放在天平的一头,把成绩和功劳放在天平的另一头,那么后边那一头毫无疑问会比前一头重。一个教条主义者甚至宣称,斯犬林的罪行和错误占30%,成就和功劳占70%。1956年的《人民日报》写道:“只要我们是全面地观察问题,那么,如果一定要说什么‘斯大林主义’的话,就只能说,首先,它是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主要的一面;其次,它包含一些极为严重的、必须彻底纠正的、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我们认为,斯大林的错误同他的成绩比较起来,只居于第二位的地位。”[12]中国在后来发表的文章对斯大林的活动也包含着类似的评价。《人民日报》在1963年写道:“斯大林的活动,是同伟大的苏联共产党和伟大的苏联人民的斗争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是同全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分不开的。斯大林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生。斯大林,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他为苏联人民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建立功勋的同时,也的确犯了一切错误。……斯大林的功绩同他的错误比较起来,是功大过小的。他的主要方面是正确的,错误是第二位的。”[13]
  苏联的报刊中,特别是在党的二十二大以前,对斯大林的活动也有不少类似的评价。例如,I960年11月付排的为纪念斯大林而写的大百科全书的词条里写道:“他(斯大林)的名字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分不开的,所以如果把斯大林在其最后几年中所犯的错误说成是贯穿其全部长期的党和国家活动的话,这是对历史真实情况的粗暴歪曲。”
  当然,不能同意对斯大林活动的这类评价,它们是不能被接受的,它们是不正确的。
  第一,任何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和真正的革命者不能这样提出问题:“斯大林对人类和苏联人民来说,是功绩多还是罪行多?”因为这样提问题就隐藏着这样的设想:即伟大的功绩给某些人以犯这种或那种罪行的权利。如果认为一个人在挽救了一千个同胞之后,就能得到历史的宽恕而毫不受到惩罚的去杀害一、二百无辜的人们的话,那么,这是极为不道德的。
  第二,完全不能根据苏联在斯大林当权时期取得巨大发展这一事实,认为,斯大林是坚强的共产主义者和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坏统帅的领导下好的军队也能取得胜利。在评价斯大林活动时,绝不允许把这个人的暴行和违法行为放在天平的一头,而另一头却放上全部胜利,即全党和全体人民在反抗斯大林的严重错误和吓人听闻的暴行的情况下做出的贡献。这类“上天平”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
  是的,在艰难的岁月里斯大林是我们的领导者。这是不能改变的事实。许多年来,斯大林受到多数党员和人民的信任。我们党和人民在不了解斯大林犯罪真相的时候,支持了斯大林和他最亲近的助手。但如果国内不发生大规模的违法镇压,如果几十万,几百万诚实的苏联人民不被无辜杀害的话,难道人民和政府之间的团结不会更加牢固吗?如果三十年代中期在我们党、苏维埃、经济和军事机构里不把最优秀分子消灭掉的话,难道我们的人民不会更加信任联共(布)中央吗?如果斯大林不消灭几千位最杰出的科学家、工程师、教员、医生和作家的话,难道我们在经济和文化建设方面的成绩不会更大得多吗?如果战前不枪杀我们最优秀的将领,如果斯大林更加聪明一些去执行苏联的军事和对外政策的话,难道我们不能更早得多结束卫国战争,而且付出更小的代价吗?如果斯大林不是经常而粗暴的违犯列宁的合作化计划,不在工人阶级和农民相互关系间制造许多困难的话,难道我们的农业不能达到大得多的成就吗?
  那么,今天我们面对这三十年来一直领导我们的斯大林,应该感谢他什么呢?仅仅是为了他还没有彻底搞垮我们的党、军队、苏维埃民主、我们的农业和工业吗?为了他还没有彻底歪曲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无产阶级性质,没有消灭全部诚实的苏联人,没有把我国引到完全的毁灭吗?
  是的,斯大林三十年来是我党和我国的领袖和领导人。在狂风暴雨中,他作为我们这条船的“伟大的领导人”和“伟大的舵手”死死地把紧了舵轮没有放手。但这完全不意味着斯大林是很好的领导人和很好的舵手。由于斯大林的过错,我们的船曾几十次触礁和搁浅,迷途或失掉正确方向,甚至差一点沉了船。只是由于那些别的舵手和船长训练出来的全体船员的行动,只是因为十月革命的炮声和培养了新干部的共产主义思想,挽救了我们的船。那么,我们应该感谢斯大林这样的“伟大舵手”的什么呢?只是为了他还没有使我们的苏联这条船沉没吗?
  斯大林作为我党和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继承了列宁,这是事实。但他是这样的一个继承人,如其说他增加了列宁遗给他的财产,还不如说消耗了列宁的遗产。那么,我们应该感谢斯大林的什么呢?感谢他还没有把留给他的遗产全部荡尽吗?
  过去我们许多人给予斯大林的活动以极高的评价,可是那时我们并不了解他的罪行。但是,现在斯大林的大部分罪行已经被党揭穿了,所以现在当列举这些罪行可以编写成许多卷书,每卷中的每一行的犯下的罪行都应该得到最严厉的判决的时候,这时,还有这样的人,他们企图为斯大林辩解并把这个刽子手和国家罪人捧为英雄,那么,这已经是无法理解的了。现在对斯大林的任何平反本身就是对党的严重的犯罪,是对党的一切基本原则的厚颜无耻的污辱。正如哲学家格·波梅朗茨所公正地指出那样:“在了解了斯大林的所作所为而还要恢复对斯大林的尊敬,这意味着树立一种新东西,即树立对告密、非刑及极刑的尊敬。这是连斯大林都没有想要去做的事。他宁可去选择伪善的办法。恢复对斯大林的尊敬——这意味着在我们的旗帜旁边树起一个精神的怪物。这样的事还从来没有过。卑鄙无耻的行为曾经发生过,但我们的旗帜仍然是纯洁的。在这旗帜上写着:‘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旗帜旁边站着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他们都是有人类弱点的人,但是他们都是人。关于他们可以用马克思所喜爱的谚语来形容:‘我是人,人类的一切对我都不是隔绝的。’斯大林如果要再和他并列在一起,这就意味着玷污我们的旗帜。”[14]
  所以我们无论如何不能象评价马克思列宁主义或近三十年的共产主义那样评价斯大林主义。斯大林主义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是共产主义。斯大林主义是斯大林给共产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运动实践带来的那些曲解,这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格格不入的现象,是假共产主义和假社会主义。
  人类所引以自豪的过去的许多伟大人物都有不少缺点和弱点。当代人有时把这些缺点看得很重,但是我们已忘记了它们,在我们的记忆里只留下了基本的和主要的东西。
  斯大林的专横和违法行为却永远不会被忘记。斯大林做出来的事情是历史,他的名字永远会在历史上保留下来。但他的名字永远会从人类引以自豪的名单中勾掉。
  斯大林本人对历史评价是很敏感的。但是斯大林正如许多暴君那样,以其惨酷和对无限权力的渴望,企图驾驭历史。然而任何人都无权左右历史的裁判。历史严厉地审判了斯大林,也会审判所有企图走向违法行为和专横道路的人们。东方谚语说:“凶恶的当权者在坟墓里也不会找到避难所。后代会追究他们,就是二十个已经流逝了的世纪也不会洗刷掉他们的耻辱。”
  历史学如果还继续成为科学,就不能掩盖真理。所以我们必须说出有关个人迷信时代的许多使人痛心的真理。然而我们还应该告诉人们:为了将来不再重复过去的错误,我们还应该做些什么事情。并不是象我们的敌人所企图断定的那样:是社会主义产生了违法行为。但现在我们知道,社会主义本身并不能保证不犯违法的过失行为和滥用职权的错误。
  一些人现在问——如果我党的领导人不是斯大林的话,1937年的悲剧也是不可避免的吗?我们认为,这一悲剧不是不可避免的,毫无疑问它是可以避免的。在这方面,我们的书中所描写的时代又一次证明了个人在历史上的伟大作用。当然,我们的社会和我们党从一开始就存在各种派别和各种社会政治倾向。但是这个或那个倾向及派别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当时成为党领导人的个人为转移的。与此同时,这个时代也向我们证明,人民群众在历史上起的作用是具有决定性的。因为正是被社会主义革命唤醒的人民群众能够限制,而且在许多方面阻止那些和斯大林个人迷信相联系的极端严重的和有害的后果。
  我们的国家经受了严重而十分危险的病患,它失去了许多最优秀的儿女。在揭露了斯大林之后,我们为恢复元气迈出了很大的一步。然而远不是所有和斯大林个人迷信及斯大林主义有关的事情都已成为陈迹。
  把个人迷信的所有附加的东西和污泥从我党和共产主义运动中清除掉的过程并没有结束。我们必须把它进行到底。

1962年8月—1973年3月





[1] 彼得·安德烈耶维奇·巴甫连科(Пётр Андреевич Павленко,1899年6月29日——1951年6月16日),苏联作家、编剧、记者。1920年加入俄共(布)和红军。1924—1927年任苏联驻土耳其贸易代表团成员。1934年加入苏联作家协会。1940年参加苏芬战争。1950—1951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1年逝世。

[2] 《格鲁吉亚共产党的历史片断》第比利斯1963年版第248页。

[3] 《真理报》1953年1月13日。

[4] 伊·多伊彻:《斯大林政治传记》斯图加特1962年版。

[5] 《世界报》1963年3月5日。

[6] 彼·南尼:《非斯大林化后的社会主义前景》莫斯科1963年版第16页。

[7] 同上第5页。

[8] 米洛万·吉拉斯( Милован Ђилас,1911年6月4日——1995年4月20日),1933年加入南斯拉夫共产党。同年被捕并被判处3年徒刑。1937年当选为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1940年当选为南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41年南斯拉夫沦陷后同铁托等人一道组织地下游击队。1945年3—4月任南斯拉夫民主联邦临时政府黑山部长。1946—1953年任南斯拉夫不管部长。1953—1954年任南斯拉夫副总理兼国民议会主席。1954年因激烈反对斯大林主义,反对一党制被解除一切职务,同年退党。1956年11月因支持匈牙利革命被捕并被判处3年徒刑。1957年出版代表作《新阶级》,并因此延长7年刑期。1961年获释。1962年再次被捕并被判处5年徒刑。1966年获大赦出狱。1995年逝世。

[9] 《真理报》1957年4月22日;见《苏共二十二大速记稿》第2卷第224页。

[10] 《人民中国》1957年第2期。《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1—22页。

[11] 《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6—7页。

[12]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6页。

[13] 《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5、6页。

[14] 格·波梅朗茨:《历史人物的本来面貌》,参见格·波梅朗茨《未发表的著作》(没有出版社等说明)。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