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让历史来审判（续）（1977）

第三章 权力的积蓄



　　1924年1月到1929年12月这段时间里，经济发展较快，经济的各个领域都显示出相当可观的增长。但是，经济并非没有问题，没有不平衡和没有危机了。这些年的许多困难都是由于政治领导的错误，计划过程中的失误和负责人的经验缺乏而造成的。然而，也存在不少真正的困难，从根本上说，是和增长与发展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在历史上，一个大国的经济，在新的、从本质上讲是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这是第一次。在欧洲所有的国家中，俄国在“战争和革命的时代”遭受的破坏最严重，在这些年，国力极其虚弱。毫不夸张地讲，国家变成了废墟，许多外国专家预言要把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至少要花十五至二十年的时间。然而，在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1]之后，经济马上就以惊人的速度得到了恢复，从而驳斥了这些令人沮丧的预言。在1926年，工业生产就基本达到了战前水平。同时，农业生产也接近战前水平。至1929年底，工业总产值已比1913年高一倍半，重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甚至更快。煤的产量达到了四千万吨（1913年只有三千九百万吨），铁的产量几乎达到五百万吨（1913年为四百三十万吨）。纺织品、鞋、糖、葵花籽油和黄油的产量，都超过了战前水平。虽然集体化程度还很低（百分之三点九的农户），但到1927至1929年间，农业生产水平已超过战前，谷物生产面积和牲畜数量都恢复到1913年的水平。自从内战以来，人口第一次增长了一千五百万以上，城市恢复了，蓝领工人和白领工人的数量，达到了 1913年工人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五。这样，在1929年当资本主义世界面临其最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危机袭击的时候，我们国家却正经历着经济以空前速度向前发展的时期。
　　在这个时期，国家还采取了紧急措施以克服国家文化落后的状态。文盲成为过去的事情了。小学和中学在全国各地普遍建立起来，随着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的发展，许多新的院校开办起来。由于同很多资本主义大国在经济关系上的正常化，对外贸易也增长了。
　　然而，这些年政治的发展却经历了一个相当复杂和矛盾的过程。很显然，在这里是不可能对此问题做面面俱到的考察。和我们的主题有关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在二十年代的后半期，共产党在国家生活的各个领域巩固了统治地位，同时斯大林也成功地巩固了他自己在党内的权力。大肆庆祝了斯大林五十寿辰之后，在本来就发展得够厉害的个人崇拜的伴随之下，绝对个人独裁日趋省目。斯大林和他的一派人（其组成在派别之间斗争的每一个阶段，都要经历本质性的变化），在多年党内斗争之后崛起了。初看来，可能这派的胜利相当令人吃惊，因为斯大林战胜的无疑是在智慧上占优势的对手。他们中有许多人，过去在党内，无论是在建党问题上（如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克鲁普斯卡娅），准备革命的问题上，或是赢得内战胜利的问题上（如托洛茨基），都作过更大的贡献。如果有可能在列宁死后立即进行一次民意测验的话，就象美国在总统选举之前所作的那样，那么，在政治局的全部成员中，斯大林无疑要名列最末。
　　事实真如斯大林的官方传记所称的那样，他的胜利是由于他为党制订了一条正确的“总路线”吗？任何一位客观的历史学家都会反对这样一个简单的解释。现在人们已经很清楚，在我们论述的那个时期，斯大林对极其复杂的经济和政治问题作出的决定，并不是出自于任何总的路线或杰出的思想。他为了应付当时的问题，常常是从一种方法变换到另一种，有时候干脆是为了适应党内派别斗争的需要。如果说，1924年至1926年，斯大林依靠的是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2]提出的政策，那么在1928年至1929年，他就又转而依靠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思想了，他把这些思想简化和歪曲得面目皆非，以适应他自己的需要。结果，斯大林在二十年代末期和三十年代初所执行的政策，体现了他对列宁所可能选择的道路的根本背离，——只要列宁再活上十年。
　　既然是这样，那么怎样才能解释斯大林的胜利呢？他在权力斗争中的主要对手托洛茨基曾写了许多书和文章，以期澄清斯大林取得胜利和他自己失败的原因。但是一个被击败的人，难得具有足够的客观性，去得出一个可靠答案。总的来说，托洛茨基是从新经济政策最初几年间，出现的社会经济状况和政治环境中寻找原因，也从那些年欧洲和亚洲革命运动受挫的国际形势中寻找原因。
　　在派别斗争白热化的时候，甚至在高峰过后，“左倾反对派”已经相当明显地败北，托洛茨基也被流放到阿拉木图的时候，托洛茨基继续鼓励他的支持者，坚持认为反对派代表了苏联大多数劳动人民的真正利益。托洛茨基致政治局的一封信曾流传于被流放的一些托洛茨基分子中间，在信中他写道：

　　“官僚机构所领导的反动派，虽然表面上很有力量，然而由于‘他们自己都搞不清自己在干些什么’，因而，实际上他们已虚弱到不可救药的地步。对这个革命起家，而现在又为自己挖墙角的派别，历史将给予最严厉的诅咒。
　　“尽管反对派的力量目前显然是弱小的，但是它的伟大历史力量，在于它的手按到了世界历史进程的脉搏，在于它清楚地知道阶级力量的动力，在于它展望未来并自觉地为将来作好准备。”[3]

　　然而，七年以后，目睹了左倾反对派的最终覆灭和它的大多数领导人无条件投降之后，托洛茨基在一本还没有完成的书中，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语调问道：“为什么斯大林胜利了？”然后他提供了下列答案：

　　“苏联历史的专家势必会得出结论，认为当权的官僚主义者在重大问题上的政策是一连串的自相矛盾，摇摆不定。……认为人们所称的‘左倾反对派’，对在我国发生的一系列变化过程做出了无可比拟的正确分析，并且远为更准确地预示了其发展。
　　“初看起来，这样断言似乎与如下的简单的事实相矛盾，那就是不能准确预见未来的派别胜利了，更有洞察力的一派反而一次又一次地失败。这种反对意见会自动地跑到头脑中来。但是这种反对意见只能使那些绝对地在理性的范围内思考问题的人信服，他们把政治看作是合乎逻辑的争论和下棋。但是，政治斗争从本质上讲是利益和力量的斗争，而不是争论。
　　“人们知道，每一次革命都跟着一次反动甚至反革命，它虽则不至把国家拉回到原来的出发点去，但总要意味着人民失去他们所获成果的主要部分。作为一般的规律，第一次反革命浪潮的牺牲者，总是那些在革命进攻时期站在群众前面的先锋和发动者；代之以与以前革命的敌人有联系的二等人……阶级之间关系发生了变化，同样不能小看不久前还要革命的群众，在心理上发生的深刻变化……
　　“十月革命的无产阶级性质是由世界形势决定的，是由内部力量的特殊的相互关系决定的。但是阶级本身是在沙皇野蛮统治的条件下和落后的资本主义条件下形成的，不是按照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而制造出来的。恰恰相反。因为俄国的无产阶级在许多方面还很落后，当无产阶级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进行空前的跃进，把一个半封建的君主政体国家变成社会主义专政的国家时，在它的队伍里是必然要出现反动派的。外部的条件和事件竞相滋养这个反动派。干涉接着干涉，没有来自西方的直接援助，国家不是处在原来所期望的繁荣当中，而是令人吃惊的贫穷。此外，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不是在内战中牺牲，就是在等级的阶梯上升了几步，从而脱离了群众。经过了一段干劲十足、希望和幻想之后，到来的是一个长时间的疲乏、衰落和对革命成果深深失望的时期。‘平民的骄傲’的退潮为胆怯和野心的乏起让了路。新的统治阶级就是在这个浪头之上应运而生，掌握了权力。
　　“国际形势也展现出助长这一趋势的强大力量。苏维埃的官僚变得越自信，对国际工人阶级的打击就越沉重（托洛茨基在这里提到了保加利亚、德国、爱沙尼亚起义的覆灭，英国总罢工的失败，中国革命被镇压，等等。）……这些是历史的灾难，它毁灭了苏维埃群众对世界革命的信念，并使得官僚政治作为拯救的唯一可能手段而升得越来越高。
　　“可以肯定，成千上万的革命战士是团结在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的旗帜周围。先进的工人无疑是同情反对派的，但这种同情停留在被动的阶段。人们不再相信一切新的斗争能带来重大变化。而官僚统治者又不厌其烦地反复说：‘反对派提出为了世界革命的利益而把我们拖入一场革命战争。动乱已经够多的了，我们已经赢得了喘息的权力，我们立志在自己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相信我们吧，我们是你们的领袖。’这个给人们安宁的许诺稳固地团结了全体干部，即包括军人也包括文职干部，在疲倦的工人和农民群众中最可能找到响应者。他们思忖着，反对派会不会真的准备为了 ‘不断革命’而牺牲苏联的利益呢？……
　　“反对派发现自己被孤立了。官僚们趁热打铁，利用工人的迷惑不解和被动性，使较落后的阶层与先进阶层相对抗，并且越来越大胆地依靠富农和小资产阶级盟友；在几年的时间里，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就被完全消灭干净了。
　　“如果认为斯大林这个不为群众所知的人，能突然从那些具有完整策略的派别中崛起，那将是天真的。官僚们在斯大林发现自己之前就发现了他。他具有一切必要的条件：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的威望，坚强的性格，有限的见识，以及与官僚机构不可分割的联系——这是扩大他自己影响的唯一源泉。起初斯大林对自己的成功感到吃惊。但这是新统治集团的一致反响，它企图使自己免受长期以来的原则约束和群众控制，在处理内部事务时，需要一位可信赖的决断人，在革命关头，群众眼中的二流形象斯大林，如今证明他自己是热月官僚当之无愧的领导人，是他们中的一流人物了。”[4]

　　为了加强这个完全值得怀疑的论据，托洛茨基甚至求助于克鲁普斯卡娅的话：“如果伊里奇今天还活着，他肯定要在监狱里坐牢了。”[5]据称她是1926年对左倾反对派的组织说这番话的。于是，托洛茨基为他自己的失败找到了正当的理由：如果列宁本人都不能在时代的新情况下，阻止官僚主义的堕落，那么托洛茨基和他的一派人，就不应因失败而受到责难了。
　　上面引用的托洛茨基的逻辑，从表面上看似乎有说服力，但事实上它是矛盾的，有一半是错误的。有人说：“政治是可能事件的艺术。”这肯定是任何熟练解决政治问题的实质。如果情况是象托洛茨基宣称的那样，左倾反对派对俄国正在发生的进程，提出了无与伦比的更正确的分析的话，如果他们能更准确地预言这些进程未来发展的话，那么为什么左倾反对派不能使他们的政策适合他们的分析呢？如果工人阶级和农民在战争、革命和内战的极度紧张之后，变得完全精疲力竭的话，那么让他们休养生息，给他们以安定的机会，使他们能从事田里和工厂里的工作，帮助他们供家人穿衣吃饭，而不是去高喊“不断革命”的口号，不是更加适合吗？！这正是新经济政策的目的。它可能是列宁最伟大的发明了，而他本人又是如此相信这个新经济政策的重要性，说新经济政策正在“被迫不及待地”采用，并可望持续“很长的时期”。不论怎样，新经济政策体现了对列宁在不久以前还一直提倡的东西的急剧改变。他被迫接受这样的事实：与他们的一切期望相反，根本没有赢得世界革命胜利的可能——资本主义在欧洲已经打败了革命运动。列宁也认识到，俄国不能跳过某一阶段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这样做的企图已经在1920年底把国家带到了危机之中，并且注定要走向失败。他看到工人阶级的疲惫、失望、士气低落。正是从这个“对俄国正在发生的进程作出的正确分析中”，产生了新经济政策。当时设想，这一政策将在与周围的资本主义世界共处的长时期内继续下去，这是在一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不管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如何谴责这个“理论”，它不是斯大林和布哈林的发明——列宁最后的著作完全指出了这条道路。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引用列宁在革命至内战时期的讲话和文章，而斯大林和布哈林却引用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
　　托洛茨基宣称，在二十年代中期，成千上万的革命战士团结在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的旗帜下，这些布尔什维克一列宁主义者们仍然相信十月革命的理憩。然后他又认为，即使是先进的工人们——无疑是反对派的同情者，也不支持它的政治口号，而且他们的同情也完全是被动的。可以肯定，列宁一次又一次重复的论点是：共产党只有与群众的情绪和愿望保持联系，并在其政策中反映出这些愿望，才能继续掌权。如果成千上万革命者的号召和人民的被客观条件激起的情绪不一致，那要让人民跟着他们走几乎是不可能的。当然，一个没有掌权的党可以经得起人民群众、工人阶级及其盟友革命热情的冷却，甚至是长期衰退的代价，来维护其口号的“纯洁性”。但是一个执政党，如果不顾及大多数人的情绪就只有失败。
　　1926年至1927年，斯大林采用的观点主要来自布哈林的经济和政治思想。左倾反对派知道这种情况，因而常常把批判的主要矛头对准布哈林而不是斯大林。他们把斯大林视为是站在中间的人，而布哈林和李可夫则是站在右边的人。要批判布哈林的一些经济政策并不困难，举例说，在极其缺乏商品的时候，降低农业税或工业品价格当然是错误的。“发财致富吧！”[6]也是一个错误的口号，布哈林本人也很快就抛弃了它。当然，斯大林是没有能力用任何认真的方法纠正布哈林的政策的。然而，左倾反对派的错误方法甚至更严重。正相反，他们想提高工业品价格，增加农村的税收负担；他们在向富农和耐普曼[7]发动进攻的口号下，企图加剧城市和农村的阶级斗争。看来，如果列宁还活着的话，非但不会“坐监狱”，而且可能制定出更灵活、对农民更适当的政策，这些是斯大林、布哈林、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都做不到的。但是，如果人们比较一下那个时候（1924年至1927年），存在的各种各样的经济思想，就显然不会有什么疑问，斯大林——布哈林的途径，对农民和工人阶级以及大多数党的活动家更具有吸引力，而不是简单地受到全体工作人员的欢迎（他们毕竟不全是官僚主义者，他们的观点也是不应该受蔑视的）。
　　托洛茨基是伟大的革命演说家，有时，甚至最萎靡不振的群众，也能被他世界革命的口号带动起来。老布尔什维克P·A在他的回忆中，说过一件发生在1919年的事情：

　　“在利阿兹斯克一个逃兵聚集地，有几千名逃兵被集中在那里。这是一群吵吵嚷嚷、道德伦丧、没有规矩的乌合之众。当时，我们的警戒人员为数甚少，不知为什么他们没有在当时当地杀害我们。最可能的是，即使要完成这样一个简单的任务，他们也没有能力将自己组织起来。仅仅出于对莫斯科下来巡视的人民委员的憎恨，他们才团结在一起。
　　“我们将他们带到城外的田野，设法将他们排成方阵，人声嘈杂，如同嗡嗡的蜂群。我们还为从莫斯科来的髙个子人民委员搭了一个摇摇晃晃的讲台。过了一会，他乘一辆挺大的黑色轿车来了。汽车的铜制部件在阳光下罚闪发光，他身着皮革大衣，戴着眼镜。令我们吃惊的是，他身上没有带武器，和他同来的人也是一样。他登上危险的、不稳固的讲台，手背在身后，将他清瘦、苍白的脸转向聚集在那里的逃兵。
　　“骚乱开始了，他们开始喊叫，整个田野似乎都在愤怒中颤抖。
　　“‘滚蛋！’
　　“‘他们来命令咱们来了，这群王八蛋！’
　　“‘滚出去，到阴沟里喂虱子去吧！’
　　“‘趁你还走得动，快滚吧！’
　　“‘他没有枪！要是把那该死的眼镜摘掉就好了！’
　　“‘]弟兄们，我们为什么要听这个四眼下流坯的？！’
　　“我们举起枪，正要对天齐射，突然，人民委员的声音犹如一声沉闷的霹雳划过了原野。
　　“‘这是些什么人？’他指着我们这些警卫人员问道，‘我要知道这些拿枪的是什么人？’人民委员的声音又一次从我们头上掠过，就象今日喷气式飞机的轰鸣声。这些逃兵们被他那意想不到的言词惊呆了，站在那里瞠目结舌。
　　“‘是警卫队。’与人民委员一道来的一个人清楚地回答说。
　　“‘我命令警卫队撤下去！’他深吸了一口气，眼镜在太阳下闪闪发光，人民委员用深沉和严厉的语调开始讲话，这声音在每个人的胸膛里回荡。
　　“‘站在我们面前的人不是白匪，而是革命战士！把警卫队撤掉！’
　　“紧接着是一阵沉默，突然，一顶帽子飞上天空，有几个人高喊‘乌拉！’
　　“‘同志们，革命战士们！’人民委员的声音在远处回响，‘历史的进程对我们是有利的，邓尼金匪帮在奥廖尔附近被粉碎了。’
　　“‘乌拉！’的呼声响彻大地，不到五分钟，他讲的每句话都在群众中产生了热烈的反响。
　　“‘消灭资产阶级！’
　　“‘我们要世界革命！’
　　“‘人人都上前线去！’
　　“而我们这些警卫战士的存在已被人遗忘了——我们也在呼喊。这是因为年轻人有爱狂热的毛病。当我们看到人民委员的修长身材，他头上挥舞着的拳头，以及身后衬托着的殷红色的夕阳，就象看到了如火如荼的欧洲革命，看到了美洲、亚洲、澳洲、非洲在燃烧着革命的火焰。”[8]

　　P·A并没有提到这位从莫斯科来的面庞清瘦、戴着眼镜、身穿皮革大衣的高个子人民委员的名字。但是这一省略强烈地暗示出，他是在描写人民委员托洛茨基，斯大林从来没有这种做法，即仅仅用他的言辞的力量去喚起群众。
　　这并不是说斯大林在演说方面没有才能。另一个老党员I·A·萨茨，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从某种程度上说，作为一个宣传家和演说家，斯大林的号召力比那些更有技巧的演说家要高明。这可以做如下解释：斯大林对列宁著作的内容比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都熟悉，甚至比托洛茨基都熟悉。这些人和列宁的关系更为密切，列宁在世时，和他们一起度过的时间较长；他们常听他讲演，与他争论，阅读他刚写完的文章，但他们却很少重读列宁的任何著作。然而，斯大林却仔细研究列宁发表的著作，并且通晓其词句——当需要的时候，他可以轻而易举地选出适当的语录。斯大林宣称并确信，他这种教条主义的推理方法（即：教义问答法），构成了一种创造性的方法，不过在这里我们不想赘述。这里也不是我们讨论斯大林攻击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地方（虽然这不是自觉或故意的）。要谨记在心的重要问题是，斯大林用把政治讨论变成对教条争论的方法，机智地把他的对手放到了最不利的地位上。而他继续用一种完全令人信服的方式运用语录。”[9]
　　斯大林打败了左倾反对派，并不仅仅因为他的政策对人民大众更具有吸引力，或对大部分党的干部具有吸引力，而在相当大程度上说，是因为这样一个简单事实：即在权力斗争最初的决定性阶段，托洛茨基自愿不介入。当我在这里用“权力斗争”这个词时，并不带丝毫贬义。对于任何卷入政治的人来说，参加权力斗争是十分自然的，也确有必要。关键的因素是选择方法。托洛茨基写道，党的机构之所以支持斯大林，仅仅因为“他是我们党最突出的庸才”，称斯大林对自己的成功也感到吃惊，这个成功“凑巧发生在他身上”等等。这样讲法是完全错误的。事情正相反，斯大林长期以来，就有意投身于权力斗争了，不过有一段时间巧妙地隐藏了他的目的罢了。的确，与三十年代他的所做所为相比，斯大林在二十年代前半期，所采取的手段似乎没有什么可值得特别指责的：他把自己忠实的支持者安插在关键职位上，结成集团和联盟，他散布谣言，搞阴谋诡计。托洛茨基当然知道这些活动，从列宁第一次生病起，托洛茨基就确知，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已经开始编织反对他的阴谋网。然而，由于他自负的性格，认为这不值得认真对待。他知道他在苏维埃俄国是“第二号人物”，他在夺取十月革命胜利中的作用仅次于列宁。在内战的整个过程中，他是红军最高司令，因为红军的创建和后来的战绩，他无可争议地有权享有威望。
　　到1922年的时候，有明显的迹象表明对列宁和托洛茨基已经形成了迷信：在许多机构里，只悬挂着他们两人的像片，在各种各样的组织里选列宁和托洛茨基为主席团的名誉成员已成惯例。托洛茨基当然不会领略不出列宁病情的严重性，而且肯定考虑过列宁去世的问题，以及它对党和国家可能产生的影响。托洛茨基显然相信权力会自动移交给他，中央委员会将求助于他并请他领导党。当时托洛茨基认为，积极地卷入争权夺利的斗争有失他的尊严，即使为这一目的而采取正派和适当的方式也罢。而且在1923年春，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之前，还没有人在这种斗争中的地位比托洛茨基更强。虽然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已经组成了反对托洛茨基的三人联盟，但是他们还没有决定公开化，无论是在代表大会上还是在中央委员会面前。此外，当政治局讨论中央委员会提交党代会的报告的时候，是斯大林坚持让托洛茨基为报告人。主持政治局的加米涅夫支持斯大林提议。当托洛茨基表现出不情愿的样子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和党的其他领导人都动员他接受。但是在讨论开始之际，托洛茨基提出一个奇怪的建议，他说，这次党代会上不应该有报告，以避免在党内产生这样的印象，觉得病重的列宁要被取代。他的建议遭到反对，但托洛茨基拒绝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作政治报告，这个任务委托给了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还拒绝为“格鲁吉亚事件”[10]作辩护，尽管列宁曾一再要求他这样做。他已经做了一个总的决定，要避免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任何种类的刺激性问题，虽然他深知，要是他在列宁许多信件中任选一封宣读一下，无论是关于民族问题，还是关于垄断对外贸易问题，那么就不会讨论重选斯大林为总书记的问题了。
　　但是在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开过仅仅六个月之后，托洛茨基本人却又发动了一场全党的讨论，提出诸如违反党内民主、暴政及中央委员会在党的建设上的错误路线这样一些问题。在争论开始时，似乎有不少党员——不仅是年轻人，而且包括在党内工作多年的布尔什维克——支持托洛茨基。最初几个星期之后，似乎很明显，由斯大林和加米涅夫领导的政治局，将被迫向托洛茨基让步，并且接受一个妥协的决议。但是，在这几个月里，托洛茨基病重在床，因而不能亲自在学生和工人的会议上发表讲演。而当他恢复辩论的时候，他把这场全党的讨论作为一场学术争论，他忽视了在支持者中间进行组织工作的需要，并且反对其实并不违反党的道德标准的斗争方法。这似乎是企图使党明白，他托洛茨基关心的仅仅是原则问题，而对权力问题没有兴趣。因此，托洛茨基在这样的情况下被打败也就不奇怪了。后来他试图为自己1923年至1924年的行为，提供一个很不能令人信服的解释：

　　“我直到最后可能的时刻，都在避免斗争，因为在其最初的几个阶段，就具有直接反对我个人的无原则的阴谋性质。我很清楚，这种斗争一旦明朗化，就势必要造成异常紧张的状态，并且在革命专政的情况下，会产生不良后果。这里不宜于讨论以个人作出重大让步为代价，去寻求维持集体领导的原则是否正确，也不宜于讨论是否有必要不管政治基础缺乏，而自始至终采取全面攻势。我选择的是第一种做法，事实就是如此。后来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未使我反悔。有时胜利导致僵局，而失败反倒打开了新的途径……在深刻的政治分歧出现之后，我努力避免个人的纠缠，而把争论保持在原则问题范围内，并试图阻止斗争的发展，以便有机会用事实检验争议双方的判断和预测。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他开始很谨慎，以其他两人做掩护）正相反，极尽加剧斗争之能事。他们决心不让党有时间去考虑分歧，并在实践的基础上对其加以检验。”[11]

　　然而，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他当时急于取得党内领导地位，这是人所皆知而且是公开的）谁也没有那样讲情面。例如，列宁死后不久，有一封托洛茨基写给齐赫泽[12]的信落在了他们手中。这封信写于1913年，但被警察截获了，后来与其他文件一起从警察档案中发现，被送到了当时才刚刚成立的党史研究所。这封信中充满了怨恨，对列宁的用语粗鲁不敬。这在流亡者的争论中是十分正常的现象，列宁本人在信中，甚至在发表的文章中对托洛茨基、拉狄克[13]和许多后来的布尔什维克进行评论时，所用语言也都是极端粗鲁的，更不要说他对孟什维克所使用的文笔了（他们中有些人后来也加入了布尔什维克阵营）。但是，当全党都在哀悼列宁逝世的时候——用马雅可夫斯基的话说，在悲痛已经变成“清楚的和自觉的痛苦”时——发表这封信，对托洛茨基的威信是个沉重打击。几乎没有人费心去对比一下写信的日期和发表出来的日期，而在两者间隔的年岁中，一个全新的历史时代已经开始了。所有读到攻击性段落的人都为之一震，托洛茨基竟把对列宁如此不公正的话写给了个众所周知的1917年孟什维克领导人，1921年经格鲁吉亚投奔西方的十月革命积极反对者。托洛茨基愤怒地谴责说，这种故意歪曲的行为是史无前例的最大骗术，其不负责任甚至超过了在“德雷福斯[14]案件”中伪造文件的法国反动派。但是他并没有否认，他自己就是那封成问题的信的作者。这封信显然给人的印象是：在伟大的革命领袖刚刚去世时，他就破口大骂。托洛茨基应该了解，这种不加任何说明的办法，会使人们忘掉该信的年代的。
　　另一个对斯大林战胜托洛茨基起了作用的因素，是二十年代上半期许多党的机构，把斯大林而不是把托洛茨基着作“他们自己的”人，那时，斯大林对党的工作人员态度比较坦率和民主。斯大林注意倾听他们的意见，以此想使他们认为，他已从列宁的批评中吸取了教训。那时他是比较容易接近的，也并不粗暴，而只不过有点粗俗，但这是那些年党的机构中普遍存在的毛病。在这个机构工作的人，没有哪一个堪称具有恃别高的文化修养，对他们来说，知识分子界意味着虚弱、怯懦的自由主义，或者没有任何无产阶级不屈不挠的力量。
　　我从玛丽娅·越飞的回忆录中，摘录了一段话，她不仅是托洛茨基的亲密朋友阿道夫·越飞[15]的妻子，而且只凭自己的资格，也堪称是托洛茨基圈子里的一员。她设法度过了二十八年的铁窗生涯，并于1975年移居以色列。她写道：

　　“如果说，有什么人对越飞明显不能容忍的话，那就是斯大林。在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患病卧床之前，我们就经常看见斯大林。例如，在大剧院举行首演时，我们曾经常在这位头头的包厢相遇。斯大林出现时，周围常常伴随着亲密助手——他们中间常有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他的举止象个普通的、愉快的小伙子，对每个人都很和蔼友好，但这都是伪装的。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是这样问候我的：‘啊，玛丽娅·米哈伊洛夫娜，是的，久仰了……’斯大林具有非同寻常的演员天才，并且能根据不同情况改变脸谱。他最得意的角色是我刚才描述过的那种心胸坦率、单纯的人……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完全了解他的伎俩，而且从不信任他。早在斯大林暴露自己真实面目之前很久，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就了解他的本来面目了……”
　　按照玛丽娅·越飞的说法，托洛茨基有“象一个知道自己的价值和对其在党内的地位很有把握的人”一样的风度，不象斯大林那样爱扮演各种角色。他为了最终目的，准备和任何人亲近，甚至和敌人亲近。人们感到，托洛茨基在与别人的关系中设立了无形的障碍。他和人们保持一定距离，虽然距离的程度不尽相同，但距离毕竟总是在那里存在着。只是与很少的一些人有真正的密切关系，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就是其中之一。托洛茨基的行为给人以傲慢和不易接近的印象，而斯大林派的干部和鼓动者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来使他丧失威信。但是，没有什么能使托洛茨基改变对自己的自信心。”[16]

　　玛丽娅·越飞把斯大林的真挚和蔼，说成是故作姿态当然是正确的。但是托洛茨基却不是始终忠实于自己的性格的。肯定有许多时候，他也是在扮演一种角色，虽然，在那些年代中，他所选择的“领袖”角色并没有使他在大多数布尔什维克中间获得极大成功。
　　可以这样说，在与斯大林斗争的最初阶段，托洛茨基仅在1923年春有过些胜利的机会，当时仍然活着的列宁，在他许多最后的信件中不容置疑地同意托洛茨基的意见，这可以成为巨大的力量源泉。但仅仅在几个月之后，尤其是到了 1924年，托洛茨基的良好时机已经过去了（当他攻击官僚主义的时候，他也批评了新经济政策的许多方面）。
　　某些西方历史学家强调托洛茨基在1924年的地位相当有利，指出他仍然占据着三个关键性职位：红军司令、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以及陆海军人民委员。他们还强调说，1923年至1924年，托洛茨基因为红军在内战中的胜利，仍然是非常受人称赞的英雄，因此罢免他的这些职务是不容易的。在托洛茨基反对派中间，确实有些人希望用军事解决的办法，来处理党内的斗争，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担心到这种可能性。但是，这些历史学家却没有把握形势的本质。红军从不是托洛茨基手中的“驯服工具”。他能够命令进攻华沙，并指望这个命令会被服从，但他却无法领导红军反对在莫斯科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红军在1924年不可能是托洛茨基集团的工具。
　　著名的国际主义革命者维克多·塞尔日[17]提出了一个相反的观点。他是许多国家左倾和极左运动的老资格成员，二十年代中期曾住在苏联。他和托洛茨基分子站在一起，并在二十年代末期被逮捕、流放，但是在法国为他发动的一场运动，终于使他于1933年被驱逐出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北非就其动荡的往事写了一篇长文，他争辩说，受到军队支持的托洛茨基，在1924年本可以轻而易举地战胜斯大林：

　　“一个反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政治局的军事政变是完全有可能的，我们可以肯定反对派们是深知这一选择的。如果托洛茨基走了这条路，军队、甚至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都可以保持住人民的支持。我知道托洛茨基却相反，他反对使用武力，这是出于尊重这样一种不成文法，即在一个社会主义政权内不允许诉诸通常是针对敌人的暴力方式。托洛茨基以后（1935年）写道，用军事行动罢免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是没有什么特殊的困难，而且也不会引起大量流血。但是其结果可能是官僚主义和波拿巴主义更迅速的胜利，而这却是左倾反对派拿起武器时所反对的东西。”[18]

　　埃里希·沃伦贝格[19]在为塞尔日回忆录德文版写的序言中，对塞尔日的这类看法提出了有说服力的疑问。他写道：

　　“我们对列宁去世前后几个月中，苏维埃国家内形成的真实情况不了解。我当时在德国共产党内担负重要职务，并且是内战时期的专家，那时仍然在德国从事军事工作。我那时的观点与塞尔日和托洛茨基几十年后所写的很相似。
　　“但是到了莫斯科之后，我很快就发现了我的错误。事情已经变得十分清楚，例如，象图哈切夫斯基这样的高级红军将领，尊奉托洛茨基为红军的创始人、一个正直的人和一个革命者，而同时也批评他总的思想，图哈切夫斯基后来是我的朋友。
　　“我被任命领导一支红军部队，先是在一些省里（萨拉托夫和伏尔加日尔曼共和国），以后又在莫斯科。之后我又为总参谋部工作，成为红军中央俱乐部主席团成员。这使我能和军人保持密切接触，并通过他们和俄国农村接触。无疑，髙级将领都坚信党的领导，国家政治保卫局也是一样。在党内，毫无疑问有多数人支持三驾马车，即由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组成的执政三巨头。他们的重要性正好是他们名字的先后顺序，斯大林位于最后。
　　“如果把苏联宪法作些修改，举行一次选举，那么在列宁的追随者中，谁赢得选票的最多数呢？虽然结果是难以得知的，但有一件事可以肯定：考虑到农民和中产阶级的敌意，他们在二十年代早期，已经把托洛茨基当作反对新经济政策的人，所以这些人在选举中，会有压倒多数反对托洛茨基。
　　“这里有必要毫不含糊地强调一下，因为到目前为止，所有的托洛茨基分子，甚至联邦共和国和其他国家内的苏联问题专家，在谈话中、著作中和电视上都表示了这样的观点，认为托洛茨基在列宁去世后确实是有过‘真正的机会’的。所以塞尔日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都相信这一点。”[20]

　　在1923年至1924年的情况下，进行由托洛茨基领导的政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甚至仅仅策划一下都不可能，特别是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谴责了 “托洛茨基主义”之后，就更不可能了。但是，在党的领导人和各级干部中，还是开始议论把托洛茨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陆海军人民委员的职务罢免更为稳妥。当托洛茨基开始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他自己主动上前去迎合中央委员会大多数人的希望。在1925年1月中央全会召开之前不久，托洛茨基给中央委员会送去一项声明。他先是试图解释，旨在反对他而发动起来的宣传运动面前，他长期沉默的原因，然后又简短地叙述了与对立面有分歧的主要论点，最后他要求解除他红军总司令的职务。他写了如下的话：

　　“亲爱的同志们，即将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第一项议事日程，就是地区组织提交的关于‘托洛茨基声明’决议的问题。因为疾病使我不能参加全会的工作，我相信以下简短的说明是有助于考虑这个问题的。
　　“1）我过去相信，现在仍然相信，在讨论中，我完全可能对指责我企图“修正列宁主义”和“贬低列宁作用”的观点，给予十分有力的反驳（在事实和原则的基础上），但我忍耐着不作说明，不仅因为我在患病，而且因为在目前这种讨论气氛中，我的任何有关这个问题的声明，无论其语调和内容如何，都会使争论恶化，使它从单方面的争论，变为更加严重的双方冲突。而现在，仔细考虑了讨论的全过程，我仍然相信，从党的利益的观点出发，我的沉默是正确的，尽管对我进行了大量虚伪和莞全荒谬的谴责……
　　“8）由于上述原因，我提出这些意见有一个、而且仅仅只有一个目的：让全体会议更容易地解决议事日程上的第一个问题。由于有人反复指责我企图在党内谋求‘特殊的地位’，以及我拒绝服从党的纪律等等。对这些毫无根据的说法又没有进行过认真的审查，所以我无条件地声明：我准备接受中央委员会分配给我的任何职务和工作，或是任何一种置于党的监督之下的没有行政职务的工作。在最近的辩论之后，已无需再说什么，有足够的理由立即解除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L·托洛茨基，1925年1月15日于克里姆林宫。”[21]

　　两天以后，1925年1月17日，中央委员会正式通过了一项详细决议，再次谴责了 “托洛茨基主义”和托洛茨基本人。决议列举了由托洛茨基发起的各种各样的党内争论（从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和约开始），决议说：“托洛茨基同志在最近一切重大问题上都不和党站在一起，并且更多的是站在反对党的立场上。”该文件接下去说：

　　“读了托洛茨基同志1925年1月15日致中央委员会的声明，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注意到托洛茨基同志准备接受交给他的置于党的监督下的任何工作，同时也注意到，该声明中没有一个字表明托洛茨基承认自己的错误。事实上，他还在坚持其反布尔什维克的纲颔，对党也仅限于表面上的忠诚。
　　“基于以上各点，特别是考虑到这一事实，即托洛茨基同志不顾众所周知的第十三次党代会的决议，再次提出彻底改组党的领导的问题，并继续传播在那次代表大会上，已被完全否定的观点，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决定：
　　“1）严重警告托洛茨基同志，布尔什维克党员不应该只是口头上服从党的纪律，而应该真正服从党的纪律，同时要彻底和无条件地谴责任何反列宁主义的行为。
　　“2）鉴于以下事实：没有全党权力机构的支持就不能对军队进行有效的指挥，缺乏这一支持，有破坏军队铁的纪律的危险；政治工作人员会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部分成员已提出免除托洛茨基同志的军事职务；以及托洛茨基同志在1月15日声明中，也认识到有充分理由要求‘立即解除他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兹决定托洛茨基同志已不可能继续留在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工作了……
　　“4）党内讨论现在结束……。”[22]

　　关于季诺维也夫反对派，我们也应该提几句：它后来变成了联合反对派。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于1925年发动了对斯大林的攻击，但不象托洛茨基，他们根本就不可能有成功的机会。季诺维也夫可能早已是个有相当资格的党务工作者了，但他只善于在列宁格勒的党组织内，安插忠于他的干部。虽然加米涅夫所受的教育要比斯大林好，但他缺乏必要的决心和政治野心，斯大林机智地把他们引出洞来，他们在没有时间准备任何完整和令人信服的纲领的情况下，就以一个“新”反对派的面目出现了。又由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反对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中极为积极，因此从政治上和心理上讲，1925年他们是不可能与托洛茨基结成联盟的，虽然只有这种联盟，才能给他们以成功的机会。当一年以后，他们最终接近托洛茨基时，他们早已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到了那时，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之间的联盟不但未能加强反对派的力量，反而适得其反。虽然联合反对派中，有许多由于过去的功劳而受人尊敬的人，但他们只是几个光杆司令，因为党员群众不信任这个反对派集团。
　　与反对派的斗争继续了一些时候，经历了数次迂回曲折。最有利的时刻都给错过了。反对派之所以未能提高他们的威望，其主要原因是季诺维也夫的优柔寡断，而托洛茨基又傲慢并轻视组织工作，拒绝在合法的政治斗争中，使用所允许的一切手段。
　　1927年秋，杰出的外交家和党的活动家阿道夫·越飞自杀了。由于严重的疾病和不可忍受的痛苦，当中央医疗委员会固执地拒绝他去国外治疗的时候，越飞向自己开了枪。他给托洛茨基写了很长的绝命书，并在自杀前一个小时打电话给托洛茨基，要他立即去。但是托洛茨基耽搁了一会儿，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人员在他之前到达，先拿到了这封给托洛茨基的信。托洛茨基当天就知道了这一封信的存在——当时要隐瞒或销毁这样一封信是不可能的——此信很快就交了给他。在附言中，越飞应允托洛茨基在反对斯大林的斗争中使用他的信，并允许他为此目的对信进行修改，如果他愿意这样做的话。越飞写道：

　　“我甚至乞求你删除所有看来是多余的部分，并增加你认为是必要的东西，再见了，我亲爱的朋友。”但是，政治局决定立即发表越飞的信，托洛茨基没有做任何校订。于1927年12月信被发表。在临死前写的《绝命书》中，托洛茨基的亲密朋友、四十四岁的越飞写下了如下一些话：
　　“……这个时刻已经来临了，我的生命已失去一切意义，我感到应该离去了……许多年来，由于我们党的现领导奉行不给反对派成员分配工作的路线，他们拒不给我任何工作，不论是党内的，还是政府的，在这些机构里，我本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我的能力。
　　“起初，我极不情愿地转到教书和研究工作的岗位上，我把自己的一切都贡献给了这一事业，我在变成完全的废物之时，把这种工作当作最后归宿。开始很困难，然而我逐渐对工作有了兴趣，并又开始抱有希望，认为我的生命仍有些意义……
　　“但是，我的健康状况却越来越恶化了。9月20日，中央医疗委员会为我安排了一次专家会诊。……为我检查的专家们断言……如非必需，我在莫斯科一天也不能多留，没有医疗的情况不能再持续一小时，必须到外国去，进一个适当的疗养院。……
　　“近两个月过去了，医疗委员会（毕竟是他们安排的会诊）无论对我出国的事情或对我在国内治疗的问题，都没采取步骤。正相反，过去一直按照处方向我提供药品的克里姆林宫药房，近日来也被禁止这样做了，这意味着，我实际上被剥夺了过去一直享受的免费医疗……
　　“九天前，我终于不得不卧床，更坏的是，我的痼疾再次急性发作，使我受到一种极难忍受的疼痛，……在这九天里，我没有得到任何治疗。没有一个中央委员会的医生来看我。……这天晚上，中央委员会的医生波琼金通知我的妻子，中央医疗委员会决定不送我出国。……
　　“达维金科教授相信，病情的复发是由于我在过去的几个星期中所处恶劣环境引起的。我认为，在党内这种情况是不能容忍的，是在默默地屈服于从它的队伍里把你开除这种情况。虽然我绝对相信，一场危机或迟或早必将到来，它将迫使党摒弃那些把它引入这样一种可耻地步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讲，我的死是个战士的抗议，他再没有任何其他方法作出反映……我已经落到如此地步，在领导岗位上做了二十七年的革命工作，如今一无所有，只剩一发子弹穿过我的头颅。这不过是要揭示一下党内当权者的本来面目，只是方法不同罢了。……
　　“亲爱的列夫·达维多维奇，数十年共同的工作，我希望，同时还有私人的友谊把我们结合在一起，这使我在临别的时刻有权利告诉你，在我看来是你弱点的东西。我从没怀疑过你所选择的道路的正确性。……但是我经常感到，你缺乏列宁那种不屈不挠的精神，那种不妥协性。……你在政治上经常是正确的。……但是你常常为了同那些你对其价值估计过高的人，取得一致、取得妥协而放弃自己的正确立场。……我曾多次想告诉你这一点，但只是到了现在我才做到，把它作为我们的最后告别。”[23]

　　我们可以看到，比别人更了解托洛茨基的越飞，都因其优柔寡断、缺乏决心和回避现实的夺权斗争而委婉地批评他，这些缺点使托洛茨基在与斯大林的竞争中终于失败。
　　现在我将转向另一个问题，即斯大林在1928年至1929年与右倾反对派冲突的时候会失利吗？
　　总地说来，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右倾反对派在不少地方占上风，主要是因为他们的经济纲领。布哈林和他的支持者所制定的政策有许多缺陷，而这些不足之处，恰在1927年10月份变得极其明显。但是，其大多数都可以在不改变基本方法或不背离新经济政策的情况下得到纠正，新经济政策还远没有过时。无论如何，被党作为“总路线”奉行的新经济政策，正因为以布哈林的理论为基础，才使得1924年至1927年间工农业取得实质性的进步。
　　但在1927年底，斯大林及其追随者把党的经济政策作了唐突的改变，不仅发动了对富农的猛烈攻击，而且实际上意味着放弃了新经济政策，甚至是恢复了 “战时共产主义”的某些战分。所有这些措施，都和刚刚结束的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决定背道而驰。尽管左倾反对派的领导人在这次党代会上被开除出党，斯大林却接过了他们经济纲领的大部分内容，而他自己的建议比季诺维也夫或托洛茨基曾提出的更为极端。
　　在第十五次党代会后的第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斯大林令人意想不到地请求解除他党的领导职务。很显然，这是为了下一阶段的斗争做好准备，他说：

　　“我相信，直至最近，党面临的情况使我——一个相当迟钝、却又能作为反对派解毒物的人——有必要担任此职（即，总书记之职）。但是，现在这些情况不复存在。……反对派现在不仅被打败，而且被开除出党。列宁确实有过指示，这些指示我们必须执行。因此，我请求全会解除我总书记的职务。我向你们保证，同志们，这样做只会给党带来好处。”[24]

　　在斯大林的坚持下，这一建议付诸表决，但遭到一致反对（有一票弃权）。全会把权杖交给了斯大林，而他便毫不迟疑地继续利用这一有利条件。
　　一开始，反应是混乱的。斯大林对已被接受的原经济政策的突然背离，表明国家开始了全新的里程，开始了一条全然不知的道路。但潜在的、模模糊糊的不安情绪，逐渐变成了明确的不满，这种情绪不仅出现在党的领导人中间，而且出现于党的中下级组织的领导人中间。
　　早些时候，在1926年，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搞过他们自己的党内思想意识形态派别的划线：按照他们的划法，中央委员会有一个由布哈林领导的“右倾”和斯大林领导的“党内中间派集团”。那时，斯大林和布哈林都强烈地否认他们之间存在任何重大分歧，并且排除在党的最高领导层有“右倾”的思想。然而，斯大林急剧而出人意料地向左转，表明中央委员会中间确实存在一条更为温和的路线，有些更为温和的领导人，他们的为首者，正如事实所示，就是布哈林。
　　那时，尼古拉·布哈林在党内掌握着巨大的权力，1925年至1927年间，人们认为他是布尔什维主义最杰岀的理论家是有道理的，甚至可以说，在左倾反对派被打败之后，出现了一种“两巨头”执政的局面，这“两巨头”就是斯大林和布哈林。
　　在他们的伙伴关系中，斯大林是强者，然而那时他并没有值得注意的企图，要在党内过分强调他的个人优势。
　　布哈林的地位当然也是非常强的。他担任政治局委员的同时，还担任共产国际主席的职务，并且还是《真理报》和《布尔什维克》杂志的总编。1928年版的《苏联小百科全书》第一卷中收有布哈林如下的小传：

　　“布哈林·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生于1888年），联共（布）领导人和理论家之一，党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委员，《真理报》总编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作为联共（布）最著名的人物之一，布哈林还是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和它最有权威的人物之一。从共产国际建立起，他就在共产国际各次代表大会全体会议上和其它工作中起着积极的作用，针对所有最重要的问题，他都作过报告。联共（布）的队伍中，布哈林占有最重要和最突出的地位，并且是党内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他情绪饱满，充满活力，急于接触生活的各种侧面，善于从最抽象的理论开始，而以木棒球游戏[25]来结束他的文章和讲话。他在讲话和文章中常爱‘打趣’，但用他自己的个人行为标准来看，他是个严于律己的人，而同时又能宽容同志的小缺点和失误。他是个严厉的、言辞尖锐的辩论家，在与同志的关系中却富于柔情。还应该提到的是，他真诚，有才智、博学、具有迅速抓住其他人思想的能力和经久不衰的乐观精神。所有这些品质，使布哈林成为俄国革命最受爱戴的人物之一。布哈林有卓越的抽象思维能力，在他的著作中，布哈林阐述了经济理论问题，他的活动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在这些问题上，布哈林表现出对这一少有发现的领域极为精通。布哈林能够对引起他兴趣的许多理论问题，作出新的引人入胜的贡献。……”[26]

　　注意，这些对布哈林的描述，不是为了某种特殊的需要而作的赞美之词，在通常干巴巴、索然无味的百科全书词条中，党的其他主要人物，都没有用如此热情亲切的词语加以刻画。
　　二十年代末期，布哈林有许多朋友和支持者。出身所谓“布哈林学派”的学生们，在党的领导机构中，占据了宣传鼓动部门的要职，还在党的教育系统担任了主要职务。政治局内，布哈林的两个最重要的政治盟友是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李可夫是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劳工和国防委员会主席，这是两个关键职位，在列宁逝世前一直由列宁担任。托姆斯基则负责工会委员会的工作。
　　明显同情布哈林较温和路线的著名中央委员中有：加里宁，彼得罗夫斯基[27]、斯米尔诺夫[28]、卡明斯基[29]、丘巴尔[30]、乌格拉诺夫[31]，甚至还有米高扬[32]。他的政策还得到了许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高级将领和军官的支持。在中央委员会的某些秘密会议上，甚至象伏罗希洛夫和雅戈达[33]这样的人，也多次提出过反对斯大林的提议。
　　然而，右派领导人却未能利用这一有利形势。实践证明，他们的主要领导人，首先是布哈林本人，不具有政治家的气魄。布哈林善长理论，而且是令人倾倒的人物，但他太温和、太殷勤，以至于不能领导一场反对斯大林的派别斗争。事实上，1928年至1929年间，党内根本就没有组织起来什么右倾反对派这样的东西，布哈林也从没创立任何类似的党的宗派，虽然这样做是完全可能的。布哈林的支持者们，甚至未能召集全党范围内的辩论，虽然按党章规定，在党的领导层内出现分歧时，应该进行这样的辩论。布哈林也从没有设法设计过任何类似左倾反对派在1925年至1927年间曾反复提出过的总纲领。
　　1927年12月斯大林提出采取“特别措施”，反对富农，这一提案在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的投票支持下被采纳了。1928年5月布哈林在“布哈林学派（马列茨基[34]等人）的支持下，开始谨慎地批评斯大林的新政策。1928年年底，当斯大林提议，在下一次谷物收获期间，继续采取“特别措施”的时候，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才站出来表示反对。然而斯大林的计划，在政治局获得了多数而被通过。
　　尽管右派是被动的，但斯大林地位的脆弱性，不久就变得很明显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定转向前左倾反对派，以寻求他们的支持。左倾反对派至此还认为，右派比斯大林周围的中间派集团对革命的威胁更大。就是在这个时候，托洛茨基在其一封信中声称：“支持斯大林反对布哈林吗？对。支持布哈林反对斯大林吗？不！”
　　毫不奇怪，很多左倾反对派的领导人，看着斯大林与布哈林之间的争斗，颇为幸灾乐祸。后来，为了支持斯大林集团反对右派，他们甚至开始回到党内。然而，如果说在这些具有决定意义的月份里，正在出现一场真正的政治斗争是错误的。虽然布哈林确曾给政治局委员们发送过一封密信，阐明他的观点；虽然他在私下开始称斯大林为托洛茨基分子；虽然几个批评政治局新政策的文件，在党的领导层中广为流传；以及1928年中央委员会七月全会之后，布哈林确曾几次企图作一些组织上的准备，并指望在政治局内和全会上获得多数；虽然这次全会以妥协结束，布哈林认为全会的某些决定是他那一方的胜利，然而纵观全局，全会并不是布哈林的胜利，他也没有占优势，事到后来，还是斯大林加强了他的地位。
　　1928年9月30 日，布哈林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他著名的《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对强迫工业化和斯大林其他经济政策的反对意见。对此，政治局以多数票通过了一项谴责性的决定作为反映。从那时起，斯大林便对右派发起了攻势。布哈林的许多支持者，被撤掉了党报和杂志编辑的职务，很多在与意识形态领域有关的机构中工作的布哈林分子也被撤换。布哈林和他的盟友对这一攻击只进行了有书制的反抗。
　　如果说列宁格勒党组织是季诺维也夫左倾反对派的堡垒，那么，1928年右派的堡垒则是以乌格拉诺夫为首的莫斯科党组织。1928年秋季，斯大林的亲信们，在他明显地但又是隐蔽地支持下，开始将注意力转向乌格拉诺夫和莫斯科党的领导人方面。在乌格拉诺夫命运交关的日子里，布哈林在基斯洛沃德斯克[35]度假，他只是被动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但却没做支持他盟友的任何努力。回到莫斯科后，布哈林曾在政治局会议上几次发言反对斯大林，但总地来说，全党根本没有听到他的反对意见。在斗争中，他使用了一个战术武器，因为他的政治资本还十分雄厚，而斯大林也尚未作好丢开布哈林的准备，布哈林以辞职相威胁。在使用行之有效的幕后手段挖右派墙角的同时，斯大林作了一些形式上的让步，布哈林很快便发现自己到处——包括在《真理报》编辑部——处于一种少数派的地位。工会组织内，托姆斯基在许多关键性问题上也遭到了失败，1929年夏季，他被解除了工会理事会主席的职务。接近1928年年底的时候，局势已很明朗，虽然对各项问题并未进行任何公开的讨论，但斯大林对右派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只是到了这步田地，在遭到政治失败之后，布哈林才打破了沉默。他发表了几篇批评斯大林政策的文章，然而却没有点他的名，在政治局会议上，他只是详细地批判了这些政策，并与托姆斯基和李可夫一起，草拟了一份新的政治和经济计划（即所谓“三人政纲”）。这一计划在政治局会议上（由李可夫）宣读了，但它没有提交全党讨论，甚至也没有送交中央委员会。
　　虽然对五年计划的最初目标右派提出了质疑，然而斯大林于1929年2月，却突然提出把五年计划的工业指标进行大幅度修改提髙。与此同时，他还建议强迫加快集体化的步伐，并进而提出，为确保更迅速地实现工业化，应提高向农民征收的“税额”。这些完全是鲁莽和不现实的建议，却又一次得到政治局多数人的支持。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投了弃权票，并再一次要求解除他们的职务，但他们的辞职未被接受。
　　只是在1929年中央委员会四月全会上，布哈林才试图与斯大林公开对抗。在会上，他谴责斯大林对农民进行军事封建主义的剥削，毁灭了新经济政策，恢复了官僚主义国家，对农民进行掠夺。布哈林义正辞严地谴责了斯大林提出的论点，即我们越接近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就要变得愈加尖锐。布哈林说：

　　“这个奇怪的理论，把一个经验上的事实，即现阶段阶级斗争的激化，上升到我们事业发展的无法避免的法则。按照这个奇怪的理论，似乎我们越接近社会主义，困难就会越大，阶级斗争会变得越来越尖锐，在社会主义创建之初，我们便不得不开始一场内战，否则就会倒毙路旁，在饥饿中死去。”[36]

　　但是，布哈林的发言和四月全会的大部分速记记录，从未在苏联发表。1929年4月，布哈林不顾自己被选入大会主席团，而拒绝出席四月全国党代表会议。[37]
　　因此，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布哈林和他的政治盟友们其实并未对斯大林作任何认真的抵抗，就放弃了阵地，就象托洛茨基在1923年那些具有决定意义的月份里，放弃了夺权斗争一样。
　　美国历史学家斯蒂芬·科恩[38]对二十年代末的党内斗争作出了十分精辟的分析，他写道：

　　“那么，如何解释斯大林对布哈林所取得的压倒多数的胜利呢？有几个情况是有利于总书记的，其中最重要的是，斗争范围狭小和斗争的非公开性。这个由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帮助促成的形势，把斗争限制在党的统治集团内部。在这里，斯大林的力量最大，而布哈林集团却力不从心，他的力量在党的高层领导圈外，甚至在党外。”[39]

　　斯大林和他的亲信，常称右派奉行的是“富农路线”，把布哈林本人则说成是富农资产阶级的代言人。的确，布哈林比较温和的路线，对苏联的资产阶级“耐普曼”来说，更有号召力，就象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对这一阶层的人来说，比“战时共产主义”更为可取一样。然而从废除“战时共产主义”中得益的是谁呢？继续“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只会把布尔什维克统治和无产阶级专政置于死地。因此，声称布哈林集团奉行的是“富农路线”完全是荒谬的，蛊惑性的宣传。布哈林的路线不但得到了富农的拥护，也得到了大多数中农，大多数工人的支持，以及在党的工会组织中工作的大多数下级工作人员的支持。城市中多数群众也同情他的观点。人们尽管可以给这些集团和阶层贴上“小资产阶级”的政治标签，然而，再多的标签也改变不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代表了这个国家大多数人们的要求，而没有哪一个值得尊敬的政治家有权忽视他们的愿望。
　　正如科恩正确指出：

　　“布哈林的悲剧，他的政治困境的关键在于：他不愿诉诸于人民的感情，呼吁得到人民的支持。而问题越是涉及全民，他就越不愿意这样做。他之所以如此，也许可以这样简单解释：出于布尔什维克的教条，他认为把政治问题搬到党外，即使不是真正的反革命行为，起码也是非法的。带有这种观点的人，担心直接求助于人民是搞派别活动，这可能会导致‘第三势力’的出现，而党由此遭到毁灭。这种担心是多数人所共有的，也为反对派所具有。从这一观点得出了这样一个原则，即党内的争论，甚至不应该在非党群众面前讨论……。斯大林的路线当然是极其不得人心的，从经济上讲则是灾难性的，虽然如此，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在全国面前却仍然保持沉默……（布哈林）正是出于这种担心，才不愿同斯大林进行斗争。因为领导阶层之外的政治活动是可疑的，……因此，他一直维护‘党的团结和党的纪律’，遵守他自己帮助规定的、在狭窄范围内进行难以忍耐的政治活动原则。他回避公开的‘派别活动’，因而被逼得只好去搞‘见不得人的’阴谋诡计，……这样便很容易为他的敌人所利用。他的立场从政治上讲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极端憎恶和蔑视斯大林及其政策，同时他却又是一位有节制的、被动的反对党人。
　　“布哈林向公众的呼吁过于伊索寓言式了，这样的呼吁，当然未能产生任何效果。除这一原因之外，另一原因是，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与斯大林一起，把他们之间命运攸关的斗争，局限于‘一个很小的私人范围内’，因而这场斗争被‘压制在党的背后’，斯大林的胜利必须以此来解释。”[40]

　　布哈林曾把自己说成是“俄国最差的组织者”，正因为如此，他才无法在党内建立一个有效的派别。另一方面，斯大林却精通党的组织工作。应该记住，二十年代末期，斯大林尚未掌握无限的权力，重大的决定都是在一个二、三十人组成的领导班子中作出的，这个班子内，包括中央委员会的某些关键人物，即最重要的省级党组织领导人。
　　科恩写道：

　　“作为国务行政管理人员和政治家，他们经常与总书记来往。然而，他们中的大多数却并非是他的没有头脑的政治奴隶，而是凭其本身的资格成为重要的、有独立见解的领导人。这些人坚定、讲求实际、关心国家大事，他们共同的注意力，越来越集中于如何将苏联变成现代化的工业国，这种愿望由于1927年遍及全国的战争创伤和1928年出现的谷物危机，而变得愈加强烈了。布哈林和斯大林之间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争夺这些领导人的支持，在斗争中，观点和“论据”起主要作用。
　　1929年4月，这些有影响的人物选择了斯大林，并使他在高级领导层中，获得了起决定作用的多数。看来很清楚的是，他们之所以这样作，并不是因他握有官僚主义的权力，而是因为喜欢他的领导和政策。他们的选择，无疑表明了总书记和他们这些强有力的‘实际的政治家’是一样的，而温和的、具有理论头脑的布哈林，看上去不过是一个孩子。”[41]

　　许多高级领导人确实是误解了布哈林的纲领。这个纲领当然并非无懈可击，考虑得也并不周密，其中不少建议明显地违反了正统布尔什维主义的信条。此外，是布哈林的政策导致了 1925年至1927年的谷物供应危机，而斯大林和布哈林都未能找出一个适当的解决办法。布哈林的某些建议带有悲观主义甚至失败主义的色彩，暴露出右派在许多方面都有失策的地方。布哈林等人打算改变现行政策，但他们的目的绝不是把斯大林搞下台，因为他们自己也害怕承担责任。
　　许多党的领导人对斯大林的建议比对李可夫、布哈林那种谨慎、忧柔寡断的方法有更深刻的印象。在共青团领导人中，也明显地存在着类似的态度。起初，共青团领导人在相当程度上同情布哈林。这些人首先关心的是生产迅速增长和尽快找出解决危机的办法。他们未能预料斯大林的政策，到1932年和1933年将不可避免要导致的局面，而跟随了他。
　　总之，中央四月全会之后，报纸上对右派进行了几个月的激烈谴责，随后右派的反抗便被彻底击溃了。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被迫投降并书面承认了他们的错误，肯定了中央委员会的一切决定。临近1929年年底的时候，局势已很明朗，斯大林在中央委员会再也没有敌手了。斯大林五十岁诞辰之际，在中央委员会的贺辞中，他被称之为“列宁最优秀的、最忠诚和坚定的学生和战友”，变成了列宁在十月革命那些日子里“最亲密和最忠诚的”助手；正是斯大林被党派往“内战中最有决定意义的前线去组织胜利”；他们对他说：“正是你，而不是别人，把深刻的列宁主义理论与敢于在不同的革命斗争阶段实践它的能力，集于一人之身，使党以最小的代价和力量，完成了最困难的历史任务；使党保持了真正的列宁主义的团结。”[42]
　　斯大林作了如下答复：

　　“我把你们的祝贺看作是对按照自己的形象诞生了我和培育了我的伟大的工人阶级政党的祝贺。……同志们，你们可以相信，我决心今后继续把我的全部力量，把我的全部才能，必要时把我的全部热血一滴一滴地献给工人阶级的事业，献给无产阶级革命和世界共产主义的事业。”[43]

　　但这只不过是些空话，斯大林并未打算把他的热血贡献给共产主义事业。相反，正如其后十年所证明的那样，他为了保护和扩大他个人的权力，而作好了一切准备。为此，工人、农民、共产党员和非党人士的鲜血汇成了血的河流。



[1] 新经济政策是列宁为恢复经济而在1921年3月提岀的，这一政策允许农业、贸易、小规模工业的私入企业在有限程度上存在，但必须控制在国家手中。——英译注

[2] 米哈伊尔·帕夫洛维奇·托姆斯基（Томский Михаил Павлович，1880年10月31日——1936年8月22日），190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积极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7年担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委员。在彼得堡、莫斯科等地积极开展地下工作。参加过党的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的组织工作。曾多次被捕流放，直至1917年二月革命后才被释放，从流放地回到彼得格勒继续从事工会工作，鼓动武装起义。十月革命胜利后任莫斯科省工会主席、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主席、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1920年参与创立国际工会委员会的工作并担任总书记。同年起还先后当选为全俄中央执委会、苏联中央执委会委员；担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国家联合出版社社长等职。1919—1931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2年起还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29年4月被撤销全苏工会理事会主席的职务。1930年在联共（布）“十六大”上被开除出政治局。1932—1936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36年8月22日自杀身亡。1988年平反并恢复党籍。

[3]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柏林1930年）第二部分，第310—311页。 ——原注

[4] 托洛茨基：《苏联是什么国家》（巴黎1974）第73—78页（1936年草稿复稿本〔英语《被背叛了的革命》〕）。——原注

[5] 托洛茨基：《苏联是什么国家》（巴黎，1974）第78页。——原注

[6] 布哈林的这一口号原译为《富裕起来吧！》这里是沿用旧译法。——中译注

[7] 对小商人、商贩子的贬称，他们利用新经济政策发了财，因而对国家经济恢复做出了贡献。——英译注

[8] 手稿，未发表。——原注

[9] 手稿，未发表。——原注

[10] 见第二章注。——中译注

[11] 托洛茨基：《发生了什么，这是如何发生的？》（巴黎，1929年）第34—35页。——原注

[12] 尼古拉·谢苗诺维奇·齐赫泽（Николай Семенович Чхеидзе，1864年4月9日——1926年6月13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892年起在格鲁吉亚组织社会民主主义团体“第三集团”（Месаме-даси）。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世纪末将《共产党宣言》翻译成格鲁吉亚语。1903年以后是孟什维克。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7年当选为第三届国家杜马议员。1912年当选为第四届国家杜马议员，并担任孟什维克杜马党团主席。一战爆发后反对战争，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属于齐美尔瓦尔德中派。二月革命后于1917年2—9月任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反对布尔什维克。1917年9月下台后流亡格鲁吉亚，反对十月革命。1918年任格鲁吉亚立宪会议主席。1919年代表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政府参加巴黎和会。1921年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政府被颠覆后，在巴黎发起成立流亡政府。1926年自杀身亡。

[13] 卡尔·伯恩哈多维奇·拉狄克（Карл Бернгардович Радек），真名卡洛尔·索贝尔松（Karol Sobelsohn，1885年10月31日——1939年5月19日），1903年起参加加里西亚、波兰和德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参加过1905年革命，并因此被捕和关押过一年。后来在波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报纸编辑部中工作。1912年被波兰党开除，1913年被德国党开除。一战中持国际主义立场，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曾在外交人民委员会中工作。1919年后担任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1919年至1923年当选为党中央委员。是托洛茨基反对派的重要成员，1927年因此被开除出党。1929年恢复党籍。1936年再次被开除出党。1937年以“间谍罪”被判刑。1939年遇害。1988年恢复名誉。

[14] 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1859年10月9日——1935年7月12日），出身于阿尔萨斯家庭。1880年入伍。1893年升上尉军衔。1894年蒙冤被捕，被判处终身监禁。在饶勒斯、克列孟梭、左拉等人多方奔走之下，于1898年改判10年徒刑，同年获特赦。1906年平反。1907年转入预备役。参加了一战。1935年逝世。

[15] 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越飞（Адольф Абрамович Иоффе，1883年10月1日——1927年11月16日），出身于克里米亚的一个富有的犹太家庭，1903年参加社会民主工党。积极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6年5月流亡德国。在1908年至1912年间，他一边学习医学，一边与托洛茨基合编《真理报》。1912年回国后被捕，被监禁10个月，后被判流放西伯利亚。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返回彼得格勒，与托洛茨基合编《前进报》，在八月同区联派一起加入布尔什维克。在十月武装起义中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同德国进行和谈时任苏俄代表团团长。1921—1925年间活跃于外交界，曾多次以全权代表的身份出使中国。1925年后参加了“新反对派”，当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后，越飞不堪忍受巨大的压力而自杀。

[16] 《时代与我们》第20期（1977年）第178、183页。——原注

[17] 维克多·塞尔日（Victor Serge，1890年12月30日——1947年11月17日），本名维克托·利沃维奇·奇巴尔契奇（Виктор Львович Кибальчич），出生于布鲁塞尔，父母都是俄国流亡者。早年曾是无政府主义者，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向往革命，1918年年底前往俄国，1919年1月参加布尔什维克党，后来被派往柏林，1923年11月被迫离开德国，同年开始与俄国左翼反对派建立联系。1928年被开除出党，1933年被捕，1936年获释。离开苏联，定居法国。曾一度接近托洛茨基，但并未参加第四国际。纳粹德国入侵法国后，流亡墨西哥。1947年病逝于墨西哥城。

[18] 维克多·塞尔日：《革命回忆录1901—1941》（维也纳1974）263—264页（德文版，美因·法兰克缰，1967年），法文原版1951年在巴黎出版。塞尔日1947年死于法国（稍作节略的英文版题目是《一个革命者的回忆录》（伦敦1963）。——英译注

[19] 埃里希·沃伦贝格（Erich Wollenberg，1892年8月15日——1973年11月6日），出身于医生家庭，学过医学。1914年自愿参军，曾5次负伤，被晋升为少尉。1918年参加独立社民党，十一月革命期间指挥柯尼斯堡的革命水兵部队。1919年曾在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红军中担任指挥员。多次被捕又多次越狱。1923年抵达鲁尔，当年夏天在领导德共在西南地区的军事—政治工作。1923年秋季起义失败后赴苏联学习军事。1927年短暂返回德国，1928年再次回到苏联，在多处教育机构任教。1930年大赦后返回德国，1931年在地下领导红色战线战士同盟。后再次被捕。1933年因批评德共领导，与菲利克斯·沃尔夫一起被开除。1934年流亡法国，同多个反纳粹抵抗组织合作过。1940年被捕，后脱逃至摩洛哥，1941年又被维希法国当局逮捕，盟军在摩洛哥登陆后获释。战后为多家刊物当过记者。

[20] 维克多·塞尔日：《革命回忆录1901—1941》第11—12页。沃伦贝格是德国革命共产党人，他在二十年代德国起义失败后移居苏联。三十年代初逃到西方。给塞尔日回忆录写的序言是他的绝笔之作。他于1973年11月去世，卒年81岁。——英译注

[21] 这封信在全会上讨论了，但未见官方记录。曾用俄文在柏林发表，但没有注明日期、地点。全会后，仅信在苏联广为流传。——原注

[22] 摘自1925年联共（布）中央一月全会记录。——原注

[23] 见《布尔什维克》第23—24期（1927年）。玛丽娅·越飞在回忆录中否认他丈夫写过这封信，但没有提供证据，托洛茨基从没就在《布尔什维克》上发表的信的可靠性提出疑问。虽然托洛茨基拿到的只是该信副本，并非原件，但他在回忆录中只抱怨《布尔什维克》发表了该信，而不顾越飞给他全权校订的事实（参见托洛茨基的《俄国局势真相》第181页）。——原注

[24] 摘自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会没有发表的记录。——原注

[25] 一种类似地滚球的游戏。——英译注

[26] 《苏联小百科全书》第1卷（莫斯科，1928年），第11—12页。——原注

[27] 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彼得罗夫斯基（Григорий Иванович Петровский，1878年1月23日——1958年1月9日），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2年当选为第四届国家杜马议员。1912—1914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杜马党团主席。1913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1914年被捕，1915—1917年间被流放到图鲁汉斯克。二月革命后任雅库特民政委员会主席。1917年7月起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委员会委员、全俄立宪会议议员。1917—1919年任内政人民委员。1918年加入契卡。1918—1919年、1920—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19年任全乌克兰革命委员会主席。1919—1920年任全乌克兰革命委员会主席。1919—1920年、1920—1938年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1919—1938年任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21—1939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2—1938年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26—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37—1946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委员会委员。1938—1939年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主席。1939年遭到批判，被解除一切职务。1940—1958年任革命博物馆副馆长。1956年受邀参加苏共二十大。1958年逝世。

[28] 亚历山大·彼得洛维奇·斯米尔诺夫（Александр Петрович Смирнов，1877年8月27日——1938年2月10日），1896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加入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积极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7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候补委员。1912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候补委员。1918年当选为立宪会议议员，同年任副内政人民委员。1919—1923年任副粮食人民委员。1923—1928年任农业人民委员兼农民国际主席。1928—1929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28—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30—1931年是苏联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22—1934年是联共（布）中央委员。1934年因参加托尔马切夫反对派而被开除出党。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1958年平反。1960年恢复党籍。

[29] 格里戈里·纳乌莫维奇·卡明斯基（Григорий Наумович Каминский，1895年10月20日——1938年2月10日），191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年任立宪会议议员、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图拉委员会主席。内战期间任图拉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图拉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南方阵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0—1921年任阿塞拜疆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巴库工人红军苏维埃主席。1928—1929年任全俄农业集体联盟主席，大力推进农业集体化。1930—1934年任联共（布）莫斯科市委书记。1932—1934年任莫斯科执行委员会主席。1934—1937年任卫生人民委员。1935—1937年任苏联首席卫生检查员。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1955年平反。

[30] 弗拉斯·雅科夫列维奇·丘巴尔（Влас Яковлевич Чубарь，1891年2月10日——1939年2月26日），出身于农民家庭。积极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1918—1919年任国家机器制造厂协会（GOMZ）理事会主席。1919—1922年任乌克兰工业复兴组织局主席兼全乌克兰革命委员会委员。1920—1938年任乌共（布）中央委员。1921—1938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2—1923年任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兼煤矿工业中央管理委员会主席。1923—1934年任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1923—1925年、1934—1938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26—1938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37—1938年任财政人民委员。1938年6月被解除一切职务，改任索利卡姆斯克制浆厂建设负责人，7月被捕。1939年遇害。1955年平反并恢复党籍。

[31] 尼古拉·阿列克谢多洛维奇·乌格拉诺夫（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Угланов，1886年12月5日——1937年5月31日），出身于农民家庭。在农村学校接受教育。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8—1911年在俄军服役。一战爆发后入伍，1914—1916年在部队任士官。参与了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1921—1922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3—1930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24—1928年任联共（布）莫斯科省委第一书记。1924—1929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26—1929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8—1930年任苏联劳动人民委员。1928年起是右翼反对派成员，1932年与柳亭等人秘密组建反对派集团“马克思列宁主义联盟”，1933年被捕。1934年恢复党籍。1936年再次被开除出党并被捕。1937年遇害。1989年平反并恢复党籍。

[32] 阿纳斯塔斯·伊凡诺维奇·米高扬（Анастас Ивановнч Микоян，1895年11月25日——1978年10月21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91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巴库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18年领导一支游击队救出巴库公社26名委员，但随后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被捕，1919年获释。1919年当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0—1922年任俄共（布）下诺夫哥罗德委员会主席。1922—1923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2—1924年任俄共（布）中央东南局书记。1923—197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24—1926年任联共（布）北高加索省委第一书记。1926—1930年任对外贸易人民委员。1930—1934年任供应人民委员。1934—1938年任食品工业人民委员。1935—1966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37—1955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38—1949年任对外贸易部长。1938—197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42—1945年任苏联国防委员会委员。1943年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1949年起遭到批判。1953年3—8月任内外贸部长。1953—1955年任贸易部长。1955—1964年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在此期间与赫鲁晓夫密切合作。1956年反对镇压匈牙利革命。1962年参与镇压了新切尔卡斯克工人起义。1964—1965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65年因支持赫鲁晓夫被勒令退休。1965—197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1978年逝世。

[33] 亨利希·格利戈里耶维奇·雅戈达（Генрих Григорьевич Ягода，1891年11月7日－—1938年3月15日），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1年因参与革命运动被捕，被流放到辛比尔斯克，1913年获释。1915年应征入伍，1917年加入了俄军中的布尔什维克组织，并参加了十月革命。1917年11月—1918年4月任《农村贫农报》执行编辑。1919年加入契卡，1921年3月31日被任命为契卡副主席。1923年9月18日出任国家政治保卫局第二副局长，1926年6月捷尔任斯基去世后升任第一副局长。1930年7月13日被选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31年被降为国家政治保卫局第二副主席。1934年2月10日被选为联共（布）中央委员。1934—1935年任内务人民委员。1936—1937年被调任为邮电人民委员。1937年4月3日被撤职，5日被捕。1938年被处决。

[34] 德米特里·彼得洛维奇·马列茨基（Дмитрий Петрович Марецкий，1901年11月7日——1937年5月26日），苏联经济学家。出身于农民家庭。1919年加入俄共（布）。1924年起在红色教授学院工作。后参加右翼反对派，1929年被调往苏联科学院工作。1931年4月2日被开除出党，同年5月8日恢复党籍。1932年因参加反对派组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被捕并被开除出党，并被流放到约什卡尔—奥拉。1933年再次被捕并被判处5年徒刑。1936年再次被捕。1937年遇害。1958年平反。

[35] 一个温泉休养地。——中译注

[36] 摘自联共中央未发表的全会记录。——原注

[37] 即1929年4月召开的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会议。——中译注

[38] 斯蒂芬·弗兰德·科恩（Stephen Frand Cohen，1938年11月25日—— ），美国苏联史专家。

[39] 斯蒂芬·F·科恩：《布哈林和布尔什维克革命》（纽约，1973年；伦敦，1974年）第322页。——原注

[40] 科恩：《布哈林和布尔什维克革命》第323—325页。——原注

[41] 科恩：《布哈林和布尔什维克革命》第327—328页。——原注

[42] 《斯大林五十周年寿辰纪念文集》（莫斯科—列宁格勒，1929年）第8—11页。——原注

[43]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125页。——中译注
　　《斯大林五十周年寿辰纪念文集》第271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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