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斯大林之后的二十五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让历史来审判（续）（1977）

第八章斯大林之后的二十五年

　　斯大林死后的第三年，在莫斯科举行了苏共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1956年2月14日，大会宣布开幕后，代表和来宾们肃立默哀，悼念那个不久前还是他们的“父亲和导师”的人。
　　在集中开会的十一天中，代表们听到了不少来源于官方与非官方的消息，苏共新领导确实不负众望；农业方面，在经历了斯大林时代最后一个危急的年头后，1954年至1955年出现了明显好转。一直窒息着农村的过高税收被大大削减，同时对集体农庄产品收购价格做了令人满意的提高。对工业生产计划也重新进行了调整，以增加消费品生产和住宅建设，并加快了服务行业的发展步伐。
　　在外交政策方面，新的领导集团也取得了一些成就。苏联和一些国家诸如印度、埃及甚至南斯拉夫的关系都有明显好转，和中国的关系看来也有所改善。正是在1955年至1956年间，“缓和”的字眼第一次在我们的政治语汇中出现。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对大会的报告中提出：防止在强国之间重开大战不仅必要，也是可能的，武器竞赛应让位于“和平共处”、经济竞赛，甚至是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合作。
　　在经历了 1953年的种种事件之后，安全机构被置于党的有效控制之下，对其人员和机构都做了大量裁减，由于斯大林死后立刻得到纠正的只有1949年至1950年间发生的“列宁格勒谋杀案”，所以事实上仍然有几百万犯人在密布全国的监狱和集中营里熬度时光。然而在一年内其他的一些案件正在重审并开始平反。到二十大召开时，大约有一万二千人获释，其中大部分是三十年代被捕的共青团和党的工作者，一些人甚至被邀请出席了大会。在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中赫鲁晓夫只提到战胜“贝利亚集团”，并没有触及斯大林。只有米高扬在发言中提到了“个人迷信”，他以极其谨慎的措词论述了个人迷信的严重后果，并谈到了为柯秀尔和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平反的问题。
　　根据会议的速记记录，二十大于2月25日闭幕，实际上，正式的闭幕式是在2月24日晚上。一百二十五名十九大中央委员中，只有七十九人重新当选；新当选的五十四人被用以加强赫鲁晓夫的个人地位。中央委员们聚集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一中全会，代表们则在讨论大会决议并收拾行李准备回家。临近午夜，所有的人又突然被召集到克里姆林宫，这次兄弟党的代表团和来宾们都没有在场。会上宣布这是一次特别的闭幕会议，然后赫鲁晓夫登上讲台，以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宣读了他著名的、长达四小时的“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报告。
　　惊呆了的代表们默默地听着，报告只是偶尔被台下震惊或愤怒的人声打断。赫鲁晓夫谈到了在斯大林认可下进行的大规模非法镇压，谈到了对许多入狱的人包括政治局成员的惨无人道的迫害和折磨，谈到了这些人临死前写的书信。他还提及了基洛夫之死的可疑背景以及牵涉到斯大林的可能性。从报告中代表们知道了斯大林在卫国战争初期精神崩溃，在战争爆发的关键时刻擅离职守；知道了斯大林对苏联红军在1941年至1942年间的慘败负有直接责任。按照赫鲁晓夫的说法，是斯大林发动了战后年代的大规模镇压；而农业的危急景况和苏联对外政策的失算也应归罪于斯大林；正是斯大林自己纵容了个人迷信并且篡改了党史。
　　赫鲁晓夫发言以后，没有进行任何辩论或是通常的讨论。几个月后公布的官方决议说，大会通过了赫鲁晓夫的报吿，并指示中央委员会“坚定不移地采取旨在彻底克服违反马列主义原则的个人迷信的措施，并消除其在党和国家以及意识形态各方面造成的后果。”^[1]
　　赫鲁晓夫的报告当然无法摆脱外界的注意，当天国外就报道了这个秘密会议举行的消息，几星期后，美国国务院散发了报告全文的英文文本。
　　这一报告对世界公众舆论和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有关这点在此我不准备详细谈论。^[2]我只想指出，对赫鲁晓夫报告中的疏漏和肤浅之处所进行的众多批评，并没有考虑到当时赫鲁晓夫地位的复杂性。
　　1956年初，中央委员会内部状况使赫鲁晓夫不可能对有关事件进行任何系统的调查。他不得不极端小心谨慎，因为他的行动显然危及很多当时的中央委员会和主席团成员，如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马林科夫等人。贝利亚被处决后，他的许多亲信也在各个城市受审，但在审判中从未提到斯大林的名字，一切违法的罪责全部推给了内务部和国家保安部。赫鲁晓夫在准备二十大的发言时，他实在是在铤而走险，他必须依靠他的那些亲信，独立、果断并迅速地行动。赫鲁晓夫和他那伙人并不清白，这一事实使他们自身的地位非常脆弱。如果他们对斯大林时代的种种罪恶也要分担责任，那么对斯大林的揭露肯定会搞到他们自己头上。兴风作浪，到头来会不会把自己也卷进去呢？谁也无法预料。但结果证明，在这场赌博中赫鲁晓夫赢了，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赫鲁晓夫戏剧性揭露的积极意义，使任何暂时的问题都无足轻重了。
　　外国共产党人和西方的苏联问题专家们，至今还在讨论赫鲁晓夫的“动机”问题。他的决定无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有一种观点认为，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罪行的不太公平的谴责，是为了使官僚体制走上正规，因而他在发言中特别强调了非法逮捕党政官员的问题，似乎是在向上层官僚集团保证类似的镇压今后不会再发生，以此改善极权体制的效能并巩固特权阶层的利益。^[3]
　　我们知道，虽然在斯大林统治的年代里无人能从恐怖中逃脱，但处境最危险的还是那些党的上层人物。如同拿破仑的将军们最终厌烦了没完没了的战争，斯大林手下的这帮人，包括那些为了升官而俯首听命的碌碌之辈，也对他那种病态的猜忌，以及朝不保夕的自身境况感到厌倦。对此赫鲁晓夫当然也有同感，这对他决定揭露斯大林崇拜无疑起了作用。很显然，他确信他能得到党的大多数干部的首先支持。但是这并不是最重要的一点。斯大林的官僚们不可能对如此直截了当地历数斯大林的罪恶感兴趣，因为这样做必将导致他们自己威望的下降。他们担心他们要承担和斯大林同谋的罪责，因此，尽管赫鲁晓夫的报告仍然有不少回避和保留，但对他们来讲，这还是过于危险的一步。
　　更为常见的一种看法认为，这个报告是赫鲁晓夫在权力斗争中决定性的一着。为了争取主动，他对斯大林最亲密的战友莫洛托夫、马林科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和米髙扬等人先施一击，这些人踌躇满志，自认为是已故独裁者权力的当然继承者。尽管赫鲁晓夫从未指名道姓，但是这些人显然深深地陷入了他在二十大秘密会议上大加谈论的那些可怕罪行。这不失时机的一击，动摇了这些“领导人”脚下的基石，他们面临着一个简单的抉择：或者屈从，或者完全丧失权力。这种说法显然有相当合理的部分。
　　从赫鲁晓夫在二十大以及之后的发言中可以看出，他年轻时代对斯大林的狂热忠诚早已被小心深藏的敌视和恐惧心理代替了。斯大林经常用一种取笑和嘲弄的态度羞辱头脑简单的“尼基塔”。“尼基塔，给我们跳个舞吧！”在庆祝基辅解放的一次晚宴后，斯大林这样吩咐他。赫鲁晓夫曾经描述过斯大林有时怎样将他召往苏呼米附近的南部别墅或其他地方，让他在客厅一等就是几小时，然后斯大林偶然走过，用一种粗暴的腔调问道：“你在这儿干什么？回去！”因而，一旦权倾天下，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积压已久的仇恨终于爆发了。
　　赫鲁晓夫在1955年至1956年间的许多行为，与他值得称道的个人品质不无关系。与斯大林的其他同僚相比，他更愿意行善并忏悔；在斯大林的政治局全体成员中，似乎只有赫鲁晓夫能与工人，尤其是与农村保持直接接触。俄罗斯和乌克兰农民们令人震惊的困苦景况使他大为烦恼。当他在执行斯大林或马林科夫的指示，从饱受战火蹂蹒的农村大规模征集农产品时，他的心情是沉重的。
　　不过，我还是倾向于这个观点：身为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他的许多作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一个正统党务工作者多年形成的经验；在一生中，他身上保留了二十年代党的基层领导人的某种典型气质。在动乱年代应运而生的这一代人，历经革命、内战、新经济政策各个时期，尽管他们没有象最高领导层那样受过良好教育，却比他们更加团结。把这些党务工作者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那种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和相互信任、利益一致的气氛中产生的特殊友情，只有在战斗中生死与共的军人间的关系才能与之相比。党的中层领导人对斯大林外在的质朴，甚至对他的粗鲁，较之对傲慢的托洛茨基那种有教养的文雅，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那种典型知识分子议而不决的学究气，印象都要深刻得多。这个因素对于斯大林战胜左翼反对派所起的作用，可能比任何理论之争都重要得多。党的第二代领导人是实干家而不是理论家，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所有行动都经得起推敲，这些人几乎都在三十年代'后期的大恐怖中遭到了清洗。赫鲁晓夫得以幸免，因为他接受了斯大林的准则，但他从来没有成为一个铁杆的斯大林主义者，在他的内心深处，一直对他的老朋友们的被捕，对那些将他引入革命生涯的老一辈党的活动家如沃拉斯·丘巴尔和斯坦尼斯拉夫·柯秀尔等人被控的罪行存在怀疑。当他终于当上了党的第一书记，并在马林科夫、朱可夫和布尔加宁^[4]协助下消灭了贝利亚一伙之后，除了要全力对付经济问题，他还决定为他以前的朋友们恢复名誉，并立即将这些人的家属从流放地接了回来。这些前乌克兰和莫斯科党组织中的朋友们的孤儿遗孀回到首都后，他们所说的许多事情是赫鲁晓夫意想不到的。——人们的痛苦和愤怒也促使他产生作秘密报告的动机。
　　虽然秘密报告在苏联从未公开发表，但是也不曾对苏联人民保密。3月下旬，市和区的党委代表们在有非党人士和党员参加的群众大会上宣读了报告全文。人们当然会猜想这是赫鲁晓夫的授意。
　　不用说，承认斯大林时代种种骇人听闻的罪行，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一次痛苦和严峻的考验。在西方，许多共产主义者纷纷退党。在这之前，各国共产党一直否认苏联存在非法迫害和酷刑的传说和报道，并斥之为资产阶级报刊的恶意捏造。但是从莫斯科苏共代表大会突然传来的消息，证实迄今为止资产阶级报刊上的许多东西是千真万确的，甚至还有很多更加恶劣的闻所未闻的坏事。对于所有的苏联崇拜者和社会主义支持者来说，这是很难忍受的。但对于过去所犯的罪行来说，这种代价又是公正和不可避免的，而且这些往事终究不可能长久掩盖下去，隐瞒斯大林的罪行可能在将来导致更严重的后果。
　　显然，要想顶住这些惊人揭发带来的巨大打击，只有根据二十大的政策路线，对党领导的体制和方法进行大胆的改革。不幸，以后的政治发展道路却十分曲折，二十大后几个月，党罚个人之间关于个人迷信问题的讨论被取缔了，其中有些人受到党纪处分；《历史问题》编委会因发表了一篇批评斯大林在1917年3月所犯错误的文章——尽管措词十分谨慎——而被解散。一篇译自中国《人民日报》的文章出现在《真理报》上，它以大量诡辩手法论证说，斯大林的“错误”甚至可以“丰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几个月之后，赫鲁晓夫本人也被迫声称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伟大的革命家”，党不会容许“斯大林的名字被共产主义的敌人所利用”，所谓“斯大林主义”的概念只是反苏宣传的捏造。
　　与此同时，大规模的平反还在继续：释放了几乎全部的政治犯；迅速地对有关档案材料进行复查；为1935年至1955年间死于集中营和监狱的绝大多数人恢复名誉。根据赫鲁晓夫亲自下达的指示，成立了近百个特别委员会，每个委员会包括一名检察院的代表，一名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和一个1954年至1955年间得到释放和平反的党员。这些拥有最充分权力的委员会从莫斯科直达所有的“古拉格岛”，他们仔细审查各个案件并迅速予以解决——看一下申诉书，再和犯人简单谈上几句，然后就宣布判决（通常是释放），并且是终审判决。那些曾被判罪，但早已服刑期满的人也得到释放。被释放和平反的还有所有战俘和那些被诬为“叛国犯”的苏联公民。到1956年8月，已有几百万人获释。
　　如同大恐怖的千百万受害者死后得以平反一样，数百万囚犯能够重返家园，也是苏共二十大的一项成果，它对国内的影响不亚于对斯大林的公开批判。
　　当然，平反工作还是存在游移和妥协，在莫斯科和集中营都有这种情况。例如，没有为二十年代的反对派成员平反，也没有对1928年至1931年和1936年至1938年骗人的政治审判正式重审。二十大后，尼古拉·克列斯廷斯基的遗孀花了七年时间为她的丈夫争取平反，他在1938年与布哈林一起被判罪，当中央委员会终于通知她克列斯廷斯基已得到平反并恢复党籍时，她心脏病立即发作，倒在电话机旁死去。布哈林的遗孀在关押和流放十七年后，被允许返回莫斯科并予以平反，但至今却没有为她的丈夫恢复名誉。甚至对于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5]及其他红军将领的判决，也直到1957年底才重新审理。十月革命期间的彼得堡著名领袖费多·拉斯科尔尼科夫^[6]则是在1963年才恢复名誉。
　　二十大后不久，成立了一个中央特别委员会，着手调查基洛夫被刺事件、组织1936年至1938年“公开审判”的情况、奥尔忠尼启则自杀的背景以及斯大林其他的一些罪行，包括暗杀高加索地区的重要领导人汉德然^[7]和拉科巴^[8]。但是，该委员会的工作进展缓慢，并且遇到不少阻力。此外，1956年的匈牙利和波兰事件使中央委员会内部的权力之争更趋尖锐，一边是赫鲁晓夫及其忠实支持者，另一边是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伏罗希洛夫这些声名昭彰的斯大林分子。布尔加宁、别尔乌辛^[9]、萨布罗夫^[10]、谢皮洛夫^[11]等人也很快加入了他们一伙。表面上，这是一场围绕经济问题的斗争，实质则是二十大路线的继续和发展问题。虽然在一系列戏剧性的事件后赫鲁晓夫终于胜利了，他保住了并大大扩充了他的个人权力——他兼任了部长会议主席——但在一段时间内他还是不愿意在揭露斯大林问题上走得更远。装有斯大林遗体的水晶棺仍然停放在红场的列宁墓中，数以千计的城镇、街道、广场、工厂、集体农庄和建筑物仍然以斯大林的名字命名。1956年至1960年间，苏联报刊对那些与在斯大林恐怖时期遇害的最著名党政人物有关的纪念日仍然缄口不提，尽管这些人几乎都在死后得到了彻底平反。然而，1959年12月21日，全部报刊却以大量篇幅纪念斯大林八十周年诞辰。《共产党人》期刊曾这样写道：

　　“12月21日是约·维·斯大林八十周年诞辰。他是我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卓越最活跃的领导人之一。约·维·斯大林是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组织家，是共产主义的坚强战士，他忠实于马列主义，献身于劳动人民的利益。三十多年来斯大林一直担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他没有辜负党的重托，对党，对苏维埃祖国和人民，对国际共产主义与工人运动都做出了伟大贡献。”^[12]

　　从1957年6月的中央全会到1961年二十二大召开，苏联进行了大规模的体制改革和计划调整，包括对工农业管理部门的一些整顿，改革教育制度，取消拖拉机站，采取紧急措施增加肉类和牛奶生产等等，改革和整顿的范围相当广泛。六十年代初的国际局势日趋复杂，东西方的缓和气氛经常被冷战的恶语所代替，与南斯拉夫的关系再次紧张，与中国的关系也在不断恶化，已经发展到了严重敌对的地步。这些年里，赫鲁晓夫的个人权力继续增加，与此同时他却在失去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问题成堆，前途未卜，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进行着预定于1961年秋召开的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
　　表面上，召开二十二大的目的是讨论通过新的党纲。根据这个纲领，苏联将在十年内，也就是在1970年以前，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产品生产及福利的人平均量），并在二十年内“基本”建成共产主义。但是，纲领草案的公布并没有在人民中引起多大的热情。农业在1959年至1961年一直处于停滞状态，随之而来的是城市肉类和奶制品供应的明显下降和集体农庄庄员收入的降低。左右群众情绪的自然是他们亲身体会到的与日俱增的种种困难，而不是甚为遥远的光明前景，尽管这种前景被描绘得十分富足。对赫鲁晓夫来说更为严重的还是其威望在各级主要党政部门中普遍下降。这主要是因为大家对他的那些没完没了的整顿感到厌烦。所有这些都为可被称作“新斯大林主义”的反击提供了有利条件。赫鲁晓夫和他自己的“内阁”无疑都知道在权力机构中日益增长的这种不满情绪，这也是促使赫鲁晓夫在二十二大上再一次公开提出斯大林问题的部分原因。
　　根据可靠消息，当时主席团讨论即将召开的党代表大会议程时，确实决定了会议不涉及斯大林，也不提“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以及追随者谢皮洛夫的反党集团"。但是，出乎主席团很多成员的意料，当赫鲁晓夫1961年10月17日登上讲台时，却在一篇不留情面、措词激烈的发言中，提出了斯大林的个人迷信问题。不止于此，他的揭露在规模上更进了一步，不仅斯大林本人，他那些亲密的助手和同伴也都被公开点了名。

　　“首先，”赫鲁晓夫声称，“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顽固反对党内路线；他们反对指责个人迷信，反对开展党内民主，反对谴责和制止滥用权力，反对揭露那些迫害别人的实际罪犯。他们釆取这种立场并不是偶然的，因为他们对大规模地迫害党、经济部门、军队和共青团的干部，以及个人迷信时期发生的其他类似事件负有个人责任。”^[13]

　　赫鲁晓夫发言的临时变动，在大厅休息室里引起了热烈的讨论。这也意味着代表们就此可以在党代会的公开会议上（这一点至关重要），指责斯大林时代的种种罪恶了。所有的人赶忙改写已经准备好的发言稿。第一批发言的K·T·马祖罗夫^[14]详细叙述了马林科夫是怎样消灭白俄罗斯党的干部的。福尔采娃^[15]和波利扬斯基^[16]揭露了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的罪行。米哈伊尔·肖洛霍夫在10月24日的发言中要求将这一派别的成员开除出党，代表们对这个建议热烈鼓掌响应。特别是伊利切夫^[17]、什维尔尼克^[18]、谢列平^[19]和谢尔丘克^[20]提供了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等人罪行的详细材料，并揭发了 1936年至1939年间种种骇人听闻的罪恶真相。根据讨论，赫鲁晓夫在闭幕词中又重提斯大林一伙所犯罪行的问题，火力比开幕词更为集中。
　　大会闭幕前，列宁格勒、莫斯科、格鲁吉亚和乌克兰代表团的代表们要求将装有斯大林遗体的水晶棺搬出列宁墓，因为，如杰米切夫^[21]所说，“把它继续放在那里将是一种亵渎”。大会通过了一项特别决议：“鉴于斯大林严重违背了列宁的遗嘱，滥用职权，对忠诚正直的苏联公民进行广泛镇压，再将斯大林的水晶棺保存在列宁墓是不合适的；斯大林在个人迷信时期的这些和其他许多行为已使得自己的棺木继续存放在列宁墓成为不可能。”^[22]
　　决议于10月30日上午通过，10月31日傍晚执行。著名诗人叶甫盖尼·叶甫图申柯^[23]在一首轰动一时，题为“斯大林的继承者”的诗中写道：

　　大理石不会说话，水晶棺在无言中闪光。
　　默立的哨兵，脸色晒得黑红。
　　当他们把他抬出列宁墓的大门，
　　几缕青烟在棺木上环绕，
　　一丝气息从裂缝中漏去。
　　棺材慢慢地飘起，擦过了哨兵的刺刀。
　　他也不会说话，——他也不会！——他沉默、长眠。
　　紧紧地握着他那经过防腐的拳头。
　　他只不过是装死，实际上却在里边注视着……
　　他只不过是打个盹儿，他在筹划，
　　我呼吁我们的政府，我请求他们
　　派两倍、三倍的哨兵来看守这个棺材，
　　不要让他东山再起。^[24]

　　但是在埋有斯大林遗体的墓石附近并未设置哨兵。在离列宁墓不远的地方，他们挖了一个深坑，把棺材放了进去。他们没有往坑里填土，却运来了几大卡车水泥浆，浇灌到坑底的棺材上。墓上立了一块花岗岩石碑，后来又刻上了简单的碑文：“J·V·斯大林”。1961年10月31日，当赫鲁晓夫宣布二十二大结束时，列宁墓里已不再有斯大林的遗体了。
　　与二十大相比，二十二大在搞臭和谴责斯大林主义这一点上大大前进了一步。这不仅是指在大会上揭发了斯大林同伙们的许多新的材料和事实，关键的区别在于：这些问题都是公开谈论的，而且所有发言都全文见报。两个星期左右人们每天争相读报，为每一件新的揭发所吸引。相比之下，关于新的党纲问题自然就显得不重要了。只是在二十二大之后，才有可能清除斯大林迷信的各种象征。许多城市、广场、街道、工厂、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都重新命名。1956年，若干城市曾拆除了斯大林纪念像，如伏尔加——顿河水坝上用斯大林亲自批准动用的青铜建成的巨大塑像，当时就被搬去熔化了。但在许多城市中，斯大林像仍然矗立，只是二十二大以后，这些东西才全部消声匿迹。只有在格鲁吉亚，人们还可以穿过一条“斯大林大街”或“斯大林大堤”。甚至遇见个别纪念斯大林的小型展览会。
　　二十二大为许多学术性的研究和出版开了绿灯，这些在从前一直视为禁区。1962年至1964年间出版和发表的许多书籍和数以万计的文章，提供了斯大林及其追随者们的各种犯罪事实。所有中央和地方的报纸都开始登载斯大林的受害者的讣闻，包括政治家、经济学家、将领、作家和艺术家。二十大以后，少数几个人决定在绝对秘密的情况下撰写自己悲惨经历的回忆录。而现在却有数十人，甚至成百人开始写这种回忆录。当然水平和客观性各有不同。在文学上，“集中营主题”也得到了反映。特别具有意义的是在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25]的《新世界》杂志上发表了索尔仁尼琴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还有其他一些同样题材的作品，除了在苏联出版（如《高尔巴托夫回忆录》），有些还以打字稿形式在国内流传（叶甫盖尼亚·金兹堡^[26]的《进入旋风》，瓦拉姆·沙拉莫夫^[27]的《科雷马河的故事》）。这些作品都给读者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二十二大以后，类似二十大后在西方一些共产党内曾出现的感情用事和重新评价的倾向，苏联也势不可当地经历了一段困难复杂的过程。因此，出现了 “党的二十大和二十二大路线”的习惯性提法。
　　不幸，赫鲁晓夫在二十二大得到的主要政治资本很快就用完了。在党政机构中，对他前几年进行的无数欠考虑的体制改革出现了持久的怨恨，由于这种改革看来还要继续下去，沮丧情绪也不断增长。但在代表大会刚结束的头几个月里，赫鲁晓夫的威望仍然很高，而且由于对中央委员会的组成进行了根本改变，他的个人地位得到了空前的加强。从二十大开始的对他的过份赞扬日益暴露了新个人迷信的所有迹象。他变得越来越武断、急躁和粗暴。中央全会，甚至主席团会议都成了形式，因为重大问题都由赫鲁晓夫个人或是在其亲信和亲戚组成的圈子里决定，而这些人则根本不是中央委员或主席团成员。当赫鲁晓夫上台十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之际（这和他本人的七十岁生日几乎是同时），官方诩之为“伟大的十年”，他已经走上了一条失去各阶层人民支持的危险道路。因为消费品供应不足，食物短缺和物价持续上涨，工人和机关工作人员产生了不满；集体农庄庄员们由于收入减少和被迫减少家畜饲养（在小城镇和工厂住宅区内则完全禁止饲养）而感到不安；因为赫鲁晓夫对各种知识团体的事务的那些不懂装懂的干涉，有作为的知识分子对他开始失望，他们反对那些无谓的争吵再现，反对意识形态方面的运动以及严格的审查制度。赫鲁晓夫还卷入了与科学团体的一连串激烈争权，特别是因为他支持了李森科。教师们因为他对于教育制度感情冲动的改革而感到愤懑，对他们的微薄薪水也感到不满。医生们所得到的报酬也很低。东部北部地区的各种较高待遇以及工资差别被取消，并煽动性地解释其原因。军队的年金减少了，军队和内务部官员们的许多特权和薪金差别也取消了。由于地方行政系统的变更和分离、区党委的改组和改革党的选举程序，激怒了那些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苏联外交官们对赫鲁晓夫在外交政策上一些临时拼凑的东西也大不以为然。当他最后失去了军队和克格勃的最上层的支持时，他的下台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赫鲁晓夫是在1964年10月中央全会上下台的。对于这个行动的发起者来说是不用冒什么重大危险的，因为在中央委员会，特别是在主席团里，赫鲁晓夫已经几乎没有支持者了。
　　十月全会上对赫鲁晓夫提出的全部指控，没有一条有关二十大和二十二大的路线问题。与此相反，对他的最严厉指控之一就是他在反对斯大林迷信的同时，开始传播对他自己的个人迷信，他还被指控滥用职权，破坏集体领导原则和党内生活的列宁主义准则。这样，赫鲁晓夫的有名的党代会决定此时此刻就成了砸在他自己脚上的石头。
　　“伟大的十年”期间推行的许多体制改革在十月全会后的几个月立即被取消了。在某些方面，要改变和清除五花八门的改革则需更多的时间。不过，赫鲁晓夫的不少发明创造还是保留了下来，这只是因为要对它们有所改变不是不明智就是为时过晚。即使在赫鲁晓夫时代，“集中营文学”的出版也实际上中断了，这类作品似潮水般涌出，引起了赫鲁晓夫及其智囊班子的恐慌。但是在十月全会以后仍然出现了一些批评斯大林的书籍和文章。例如，只有在赫鲁晓夫下台以后，才有可能揭露李森科及其一伙，并且发表了相当多的材料来证明斯大林个人迷信对生物学和药物学产生的恶劣影响。一些非常杰出的、在三十年代受到贬抑或遭到杀害的科学家的名字，重新被列入苏联科学史中。1965年至1966年，亚历山大·涅克里奇^[28]、尤里·特里弗诺夫^[29]、鲍里斯·季亚科夫、伊万·迈斯基^[30]、茨·阿加扬^[31]、P·奥谢普科夫^[32]等人写了有关个人迷信问题的著作。
　　1965年头几个月，一批有影响的意识形态问题专家，军队的高级将领和一些作家开始要求重新审议二十大和二十二大决定，实际上也就是要为斯大林恢复名誉，这些人中包括中央委员会科学部首脑特拉佩兹尼科夫^[33]，红军政治部主任叶皮谢夫^[34]和马列主义研究院院长波斯佩洛夫^[35]。这些与中央新领导有密切联系的新斯大林主义分子的复活，引起了广大有作为的知识分子的不安。正是在几个月中，各种手抄本和资料在知识阶层传播，以不同的形式抗议为斯大林恢复名誉（如恩斯特·亨利^[36]写给伊利亚·爱伦堡的信；格里高利·波梅朗茨^[37]的小册子等等）。这就是不久后称之为“地下出版物”的由来。同时，安德烈·希尼亚夫斯基^[38]和尤里·丹尼尔^[39]被逮捕，他们被控撰写并在国外出版“造谣中伤，诋毁苏联政治和社会制度”的东西。
　　1966年初，开始讨论即将召开的苏共二十三大有关材料，一些有影响的团体企图借筹备党代会的时机，促成部分或间接的恢复斯大林名誉。谣传说很多元帅和将军在一封致中央委员会的联名信中提出了这一要求。1966年2月对希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的审判，实质上就是由于同样的原因。尽管国内外纷纷抗议，他们还是分别被判处七年和五年的劳改营监禁。
　　事态的发展更加引起了知识阶层的关注：中央委员会和主席团收到了大量信件，反对可能为斯大林恢复名誉。一封由二十五名全国首屈一指的知识分子签名的信件影响最大，这些人中包括：苏联院士彼得·卡皮查^[40]、列昂蒂·阿尔茨莫维奇^[41]、米哈伊尔·列昂托维奇^[42]、安德烈·萨哈罗夫^[43]、伊戈尔·塔姆^[44]、伊万·迈斯基；作家瓦连岑·卡塔耶夫^[45]、维克多·涅克拉索夫^[46]、康斯塔丁·帕乌斯托夫斯基^[47]、科尔内·丘科夫斯基^[48]、弗拉基米尔·特德里亚科夫^[49]；艺术家玛娅·普里谢茨卡娅^[50]、奥列格·叶弗列莫夫^[51]、P·D·科林^[52]、V·涅缅斯基^[53]、米哈伊尔·罗姆^[54]、英诺肯基·斯莫克图诺夫斯基^[55]和G·A·托夫斯特诺戈夫^[56]。除第一批签名的二十五人之外，不久签名的还有，苏联院士A·科尔莫戈罗夫^[57]、A·阿利哈诺夫^[58]、米哈伊尔·克努尼扬茨^[59]、鲍里斯·阿斯塔罗夫^[60]、P·兹德拉多夫斯基^[61]、伊里亚·爱伦堡、弗拉基米尔·杜丁采夫^[62]；艺术家G·丘赫莱依^[63]、瓦诺·穆拉杰里^[64]、伊戈尔·伊林斯基^[65]。这封信对权力层到底起了多少作用，人们只能推测。但是，二十三大上毕竟未提斯大林的名字，虽然对于二十大和二十二大的“路线”作了相当含糊的再阐述，以保留双方的行动余地：一方强烈要求对斯大林作进一步的批判；一方要求为他在政治上恢复名誉。毫不奇怪，二十三大后，围绕斯大林问题的斗争在继续。问题尽管尖锐，但争论相当谨慎。其中最主要的有：马列主义学院关于涅克里奇《1941年6月22日》和《苏共党史》第三卷的讨论；1966年10月中央委员会的意识形态问题辩论；1967年春天索尔仁尼琴致第四届苏联作家代表大会的信以及格里戈连科^[66]将军写的一些信件和声明。整个这场斗争的对立面是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主编的《新世界》和公开的斯大林主义者弗谢沃罗德·柯切托夫^[67]主编的《十月》两家杂志。这里无需对这场争论中的哪怕是最有力的事件进行探讨，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接近1968年底，形势已经对新斯大林主义分子有利。1969年新年伊始，斯大林主义分子发起了一场引人注目的意识形态攻势。关于纪念斯大林九十周年诞辰的问题已经提交中央委员会讨论。诞辰虽是在12月，准备工作却早已开始。一种发行一千万份的1969年日历，在12月21日这一页背后注明了斯大林生日，还有一小段关于他的文字，主要写了他对社会主义斗争事业的“贡献”，只是委婉提及“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个人迷信”。很明显，是年春天已决定以相当大的规模纪念斯大林九十诞辰。虽然这些计划尚未公开，但事先通知了有关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些高级人士。例如打算在克里姆林宫附近的斯大林墓上为他立一座塑像，并在揭幕时举行一次有工人和退伍军人参加的集会；在马列主义学院将为纪念斯大林专门安排一次学术大会；《真理报》将发表一篇关于斯大林的长篇社论；莫斯科一家印刷厂奉命印刷大量斯大林肖像，国家照相馆也开始安排印制斯大林半身像，这些印刷品将在12月下半月出售；还准备出版一卷斯大林著作的选集。另有一些要把斯大林在莫斯科郊外的一所别墅变成他的纪念馆的议论。同时还在筹划某些“组织上”的变更，特别是撒消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的《新世界》总编职务，并且解散这个在苏联最负盛名的杂志编辑部。
　　1969年头几个月里，出现了种种谨慎的、但十分确定的策划恢复斯大林名誉的信号。例如一篇由五个人合写的，题为《列宁主义党的精神》的长篇文章发表在《共产党人》第三期上，旨在介绍苏共党史。这是自二十二大以来最直言不讳的一次替斯大林的辩护，自然引起了不少抗议。1969年9月，《十月》开始连载极端无耻的、其主编柯切托夫写的小说《你到底要什么？》。小说不仅呼吁为斯大林恢复名誉，而且臺不掩饰地号召恢复斯大林时期在党和国家占统治地位的一整套体系。柯切托夫公开抨击斯大林死后的所有改革。以另一种方式为重新确立斯大林的政治和军事“声望”效劳的多集影片《解放》，在作家尤里·邦达列夫^[68]的协助下也摄制完成。
　　到1969年12月中旬，纪念斯大林的问题看来已成定局。将要登在《真理报》头版头条的长篇文章《斯大林诞生以来的九十周年》已经完成并得到批准，附在文章中的照片锁在《真理报》主编的保险柜里，同时将向各加盟共和国首都的报纸，以及各社会主义国家主要党报编辑部发稿，预定12月21日在《真理报》见报，其他各报第二天转载。然而，斯大林问题在其他党的领导层中也引起了辩论，波兰和匈牙利的党中央委员会则挺身而出，坚决反对发表这篇文章。有迹象表明：卡达尔^[69]和哥穆尔卡^[70]对莫斯科进行过非正式的紧急访问，试图劝说苏共中央不要批准为斯大林恢复名誉的稿件发表。他们警告说：这是灾难性的步骤，一旦发生，他们各自的党只能与之断绝关系，置身事外。无疑，一些西方共产党和南斯拉夫党也会作出类似反应，这确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严重威胁。1956年对斯大林的突然揭露是中苏意识形态论战的触发点之一，而1969年部分恢复斯大林名誉也可能形成苏联和许多西方党，乃至东欧国家共产党关系中的一条裂痕。尽管最顽固的斯大林派认为西方共产党的意见不足为训，完全可以不加理睬，但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已经形孤影孑了。在纪念日前两三天，政治局又一次讨论斯大林问题，据一位消息灵通人士说，政治局以微弱多数决定取消为斯大林“纪念日”所做的大部分安排。斯大林墓上已经立好的半身像，在没有任何正式集会的情况下揭幕。原定在马列主义学院和格鲁吉亚举行的大会被取消了。《真理报》长篇文章也被撤下代之以一条内容迥然不同的短小注释。各加盟共和国首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当然立即接到了通知，但中央委员会的联络官员显然没能给乌兰巴托打电话（乌兰巴托的时间比莫斯科早七、八小时），因此，在12月22日的蒙古《人民报》上出现了与原定口径相呼应的长篇文章和照片，一条注释还告诉读者，文章是从12月22日《真理报》上转载的，虽然《真理报》在那天刊登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冠以“在J·V·斯大林诞辰九十周年之际”的一小段文字，强调了斯大林“与个人迷信相联系的错误和堕落”，而不是他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贡献”。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曾将这篇短文装在一个转制的镜框里，象一张心爱的照片那样放在自己的办公桌上，直到他离开《新世界》编辑部的那一天。
　　对于所有执意要为斯大林恢复名誉的人来说，1969年12月的失败使他们就此一礙不振。之后一些个人为这一目的所作的种种新的尝试，诸如谢尔盖·特拉佩兹尼科夫、瓦西里·穆德扎万纳泽、伊万·含夫佐夫、谢尔盖·什捷缅科、伊万·斯塔德纽克^[71]以及其他很多人，在国内国外的作为也都不成气候。另一方面，一些原仅在《真理报》上发表过的苏联人写的文章，也于1970年至1976年间在国外出版了。汇总起来，这些书就犹如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那篇令人欢欣鼓舞的报告一样，给予斯大林的神话以沉重打击。简言之，斯大林问题和给他恢复名誉的问题从苏联的议事日程上消失了，并且在苏共二十四大和二十五大上也未再提出。因此，可以预测，在1979年斯大林一百周年诞辰之际，苏联官方也不会有什么纪念。
　　但是，如果说当前已看不到给斯大林恢复名誉的危险的话——就连中国共产党近年来也不再坚持这点，那么另一种危险却仍然存在，那就是斯大林主义经改头换面又卷土重来。斯大林建立的假社会主义，其很多因素即使在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以后也基本上未被触动，到了七十年代依然存在。因此，反对以各种面目出现的、公开和隐蔽的新老斯大林主义的斗争，仍然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1] 《苏共二十大记录稿》（莫斯科，1955年版）第498页。——原注

^[2] 秘密会议结束后，某些可靠的外国共产党代表团被允许知道了赫鲁晓夫报告的内容。报告只能在他们手中放几个小时，要求他们掌握报告实质并绝对保密。甚至赫鲁晓夫本人在大会结束不久，也公开否认有过什么秘密报告的谣言。很多西方共产党领导人直到美国国务院于当年6月发表秘密报告后才看到它的原文。——原注

^[3] 特权阶层指由党直接或间接掌握的登记名册中所有人的总称，这一名册几乎囊括了所有身居负责岗位的人。——英译注

^[4] 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布尔加宁（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улганин，1895年6月11日——1975年2月24日），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8年加入契卡。1918—1919年任莫斯科下诺夫哥罗德铁路契卡副主席。1922—1927年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国家电工技术委员会主席。1931—1937年任莫斯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1934—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37—1938年任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1938—1944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38—1940年、1940—1945年、1958年3—8月任苏联国家银行行长。1944—1946年任副国防人民委员。1946—1947年任苏联武装力量第一副司令。1946—1948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47—1949年任苏联武装力量司令兼苏联部长会议第二委员会主席。1947—1950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48—1952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50—1955年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52—1958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1953—1955年任苏联国防部长。1955—1958年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1957年同莫洛托夫等人一道组织“反党集团”，企图推翻赫鲁晓夫，失败后于1958年被解除一切职务。1958—1960年任斯塔夫罗波尔经济理事会主席。1960年退休。

^[5] 约纳·埃马努伊洛维奇·亚基尔（Иона Эммануилович Якир，1896年8月3日——1937年6月12日），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8年加入红军。内战期间曾参与指挥了西南战线。1921—1923年任基辅军区司令。1924—1925年任红军军事学校总局局长。1925—1935年任乌克兰军区司令。1930—1934年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4—1937年任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委员。1935—1937年任基辅军区司令兼国防人民委员会军事委员会成员。1937年5月10—28日任列宁格勒军区司令，5月28日被捕，6月11日遇害。1957年平反。

^[6] 费奥多尔·费多洛维奇·拉斯科尔尼科夫（Фёдор Фёдорович Раскольников，1892年1月28日——1939年9月12日），1910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2—1914年在《明星报》和《真理报》任职。二月革命后任喀琅施塔得苏维埃副主席，参与了十月革命。1918年当选立宪会议议员。内战期间曾任副海军司令、伏尔加河军事舰队司令、阿斯特拉罕—里海军事舰队司令、伏尔加—里海军事舰队司令、波罗的海舰队司令。1921—1923年任苏俄驻阿富汗大使。1930—1933年任苏联驻爱沙尼亚大使。1933—1934年任苏联驻丹麦大使。1934—1938年任苏联驻保加利亚大使。1938年拒绝返回莫斯科，公开抨击斯大林的政策，并流亡法国。1939年因苏联签署《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密约》而精神失常，9月12日坠楼身亡。许多人怀疑他是被格别乌暗杀的。1963年平反。

^[7] 阿格西·格温多夫斯基·汉德然（Агаси Гевондович Ханджян，1901年1月30日——1936年7月9日），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并在埃里温创立马克思主义组织“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者联盟”。1919年当选为共产主义青年组织跨高加索局委员。1920年被捕，被判处10年徒刑。1920年12月亚美尼亚苏维埃政权建立后获释，并担任亚美尼亚共产党（布）埃里温市委书记。1921年参与镇压了达什纳克楚琼武装叛乱。1928—1930年任亚美尼亚共产党（布）中央第二书记。1930—1936年任亚美尼亚共产党（布）中央第一书记。1936年神秘死亡，许多人怀疑他是被贝利亚杀害的。

^[8] 涅斯托尔·阿波洛诺维奇·拉科巴（Нестор Аполлонович Лакоба，1893年5月1日——1936年12月28日），1911年起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912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8年任苏呼米军事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反对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政府。同年年底被捕并被驱逐出境。1921年回国，并担任阿布哈兹临时革命委员会副主席。1922—1930年任阿布哈兹人民委员会主席。1930—1936年任阿布哈兹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36年在莫斯科逝世，许多人怀疑他是被贝利亚毒死的。死后被诬蔑为“人民的敌人”。后获平反。

^[9] 米哈伊尔·格里戈里耶维奇·别尔乌辛（Михаи́л Гео́ргиевич Перву́хин，1904年10月1日——1978年7月22日），1918年加入共青团。1919年加入俄共（布）。1938—1939年任第一副重工业人民委员。1939—1940年任电厂和电力工业人民委员。1939—196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40—1946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41—1953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42—1946年任化学工业人民委员。1946—1950年任化学工业部长。40年代参与了研发原子弹的工作。1952—1957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1953—1955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55—1957年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56—1957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1957年4—7月任中型机械制造部长。1957年6月参加莫洛托夫领导的“反党集团”，企图推翻赫鲁晓夫统治，失败后被解除一切职务。1957—1958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对外经济委员会主席。1957—1961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1958—1963年任苏联驻民主德国大使。1963—1965年在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工作。1965年起在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1978年逝世。

^[10] 马克西姆·扎哈洛维奇·萨布罗夫（Макси́м Заха́рович Сабу́ров，1900年2月7日——1977年3月24日），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38—1940年、1946—1947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40—1941年、1944—1946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41—1942年、1949—1953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41—1944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小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47—1953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47—1958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2—1957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1952—196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3年任机械工业部长。1953—1955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55—1956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1955—1957年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57年6月参加莫洛托夫领导的“反党集团”，企图推翻赫鲁晓夫统治，失败后被解除一切职务。1957—1958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对外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66年退休。

^[11] 德米特里·特罗菲莫维奇·谢皮洛夫（Дмитрий Трофимович Шепилов，1905年10月23日——1995年8月18日），出身于铁路车间工人家庭。1926年加入联共（布），同年起开始担任检察官。1935年起在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卫国战争期间曾任第24军政治部部长、第4军军委委员。1945年授少将军衔。1946年2—8月任苏联武装力量主要政治局宣传与鼓动局副局长。1947—1948年任苏共中央宣传和煽动局副局长。1948—1949年任苏共中央宣传和鼓动局局长。1950—1952年任苏联中央检察员。1952—1956年任《真理报》主编。1952—1957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5—1956年、1957年2—6月任苏共中央书记。1956—1957年任外交部长兼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成员。1957年同莫洛托夫等人一道组织“反党集团”，企图推翻赫鲁晓夫，失败后被解除一切职务。1958—1960年任吉尔吉斯斯坦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1962年被开除出党。1976年恢复党籍。1982年退休。

^[12] 《共产党人》1959年第18期，第47页。——原注

^[13] 《苏共二十二大记录稿》（莫斯科，1962年版）第1集，105页。——原注

^[14] 基里尔·特罗菲莫维奇·马祖罗夫（Кирилл Трофимович Мазуров，1914年3月23日——1989年12月19日），1936年加入红军。1940年加入联共（布）。1940—1941年任白俄罗斯共青团戈梅利省委书记、布列斯特省委第一书记。1943—1944年任白俄罗斯共青团中央第二书记。1944—1947年任白俄罗斯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1949—1950年任白俄罗斯共产党（布）明斯克市委第一书记。1950—1953年任白俄罗斯共产党明斯克省委第一书记。1950—197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3—1956年任白俄罗斯部长会议主席。1956—1965年任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56—198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8—1965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1965—1978年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68年指挥了出兵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动。1978年退休。1986—1989年任战争与劳工退伍军人协会理事会主席。1989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89年逝世。

^[15] 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耶夫娜·福尔采娃（Екатерина Алексеевна Фурцева，1910年11月24日——1974年10月24日），1930年加入联共（布）。1941—1942年任联共（布）古比雪夫市委书记。1950—1954年任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二书记。1952—1956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54—1957年任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1956—1957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1956—1960年任苏共中央书记。1956—1974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7—1961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1958年参与了迫害帕斯捷尔纳克的活动。1960—1974年任文化部长。1964年支持推翻赫鲁晓夫。1966—197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74年神秘死亡，可能是自杀或者是被克格勃暗杀的。

^[16] 德米特里·斯捷潘诺维奇·波利扬斯基（Дмитрий Степанович Полянский，1917年10月25日——2001年10月8日），1939年加入联共（布）。1940年加入红军。1949—1952年任苏共克里米亚省委第二书记。1949—1973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2—1954年任克里米亚执行委员会主席。1954—1955年任苏共克里米亚省委第一书记。1955—1957年任苏共奥伦堡省委第一书记。1957—1958年任苏共克拉斯诺达尔省委第一书记。1957年积极支持赫鲁晓夫击败“反党集团”。1958—1960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1958—1962年任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1960—1966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1962—1965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64年参与推翻了赫鲁晓夫。1965—1973年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66—1976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73—1976年任农业部长。1976—1982年任苏联驻日本大使。1982—1987年任苏联驻挪威大使。1987年退休。

^[17] 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伊利切夫（Леонид Фёдорович Ильичёв，1906年3月2日——1990年8月18日），1924年加入俄共（布）。1938—1944年任《布尔什维克》杂志执行委员会书记。1944—1948年任《消息报》主编。1951—1952年任《真理报》主编。1952—1956年、1981—199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6—1961年任苏共中央审计委员会委员。1958—1961年任苏共中央宣传与鼓动部部长。1961—1965年任苏共中央书记兼思想委员会主席。1962年参与镇压了新切尔卡斯克起义。1961—196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5—1989年任外交部副部长。1989—1990年任外交部顾问。1990年逝世。

^[18]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什维尔尼克（Николай Михайлович Шверник，1888年5月19日——1970年12月24日），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二月革命后曾任全俄炮兵工厂工人委员会主席。内战期间曾任萨马拉执行委员会主席。1924—1925年任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1923年当选为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5—1966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5—1926年任联共（布）列宁格勒市委书记兼西北省委书记。1927—1929年任联共（布）乌拉尔省委书记。1929年任全俄五金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1930—1946年任联共（布）中央组织局委员。1930—1944年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第一书记。1938—1966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8—1946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委员会主席。1939—1952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42—1951年任国家特别委员会主席。1944—1946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一副主席兼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46—1953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1952—1953年，1957—1966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1953—1957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成员。1956—1962年任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1966年退休。

^[19]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谢列平（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олаевич Шелепин，1918年8月18日——1994年8月24日），1934年加入共青团。1940年参加苏芬战争，同年加入联共（布）。1943—1949年任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书记。1949—1952年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1952—1958年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1958—1961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1961—1967年任苏共中央书记。1962年参与镇压了新切尔卡斯克起义。1962—1965年任苏维埃监察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副主席。1964年参与推翻了赫鲁晓夫。政变成功后企图与苏斯洛夫、勃列日涅夫等人竞争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1967—1975年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1975年遭到勃列日涅夫打压。1975—1984年任苏联国家职业教育委员会副主席。1984年被勒令退休。

^[20] 季诺维·季莫费耶维奇·谢尔丘克（Зиновий Тимофеевич Сердюк，1903年11月2日——1982年8月8日），1923年加入共青团。1925年加入联共（布）。1938—1954年任乌共（布）中央委员。1939年起成为赫鲁晓夫的助手。1939—196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47—1949年任乌共基辅省委第一书记。1949—1952年任乌共中央书记。1952—1954年任乌共利沃夫省委第一书记。1954—1961年任摩尔多瓦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61—1965年任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65年退休。

^[21] 彼得·尼洛维奇·杰米切夫（Петр Нилович Демичев，1918年1月3日——2010年8月10日），1937年加入红军。1939年加入联共（布）。1956—1958年任苏共莫斯科市委书记。1959—1960年任苏共莫斯科省委第一书记。1959—1961年任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主席团成员。1960—1962年任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在此期间主持了将斯大林灵柩移出列宁墓的行动。1961—1974年任苏共中央书记。1961—1989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2—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64—1988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4—1986年任文化部长。1986—1988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第一副主席。1988年退休。

^[22] 《苏共二十二大记录稿》（莫斯科1962年版）第3集，第362页。——原注

^[23] 叶夫根尼·亚历山德罗维奇·叶甫图申柯（Евгени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Евтушенко，1932年7月18日——2017年4月1日），俄罗斯诗人、作家、导演、编剧、演员、演说家。

^[24] 《叶甫盖尼·叶甫图申克诗集》乔治·李维译（纽约十月房公司1965年版；伦敦卡尔得出版社1969年版），第161页。——原注

^[25] 亚历山大·特里沃诺维奇·特瓦尔多夫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Трифонович Твардовский，1910年6月8日——1971年12月18日），1925年开始从事文艺活动。1928年加入苏联作家协会。参加了对农业集体化、苏芬战争和卫国战争的报导。1950—1954年和1958—1970年期间担任杂志《新世界》主编，发表了许多篇反斯大林主义的作品。1971年在莫斯科逝世。

^[26] 叶夫根尼娅·索洛莫诺夫娜·金兹堡（Евгения Соломоновна Гинзбург，1904年12月7日——1977年5月25日），苏联记者、作家。1932年加入联共（布）。1937年被捕，被判处10年徒刑。后获平反。此后是持不同政见者。1967年发表《陡峭的征途》，猛烈攻击斯大林主义。1977年去世。

^[27] 瓦拉姆·吉洪诺维奇·沙拉莫夫（Варлам Тихонович Шаламов，1907年6月5日——1982年1月17日），苏联作家。1929年因参加左翼反对派地下组织而被捕，被判处3年徒刑。1934年起开始从事文学创作。1937年再次被捕，被判处5年徒刑。1943年再次被捕，被判处10年徒刑。1956年以后是持不同政见者。他是关于古拉格囚犯生活情况的最著名的文学家之一。

^[28] 亚历山大·莫伊塞维奇·涅克里奇（Александр Моисеевич Некрич，1920年3月3日——1993年9月2日），俄裔美国历史学家。1942年加入红军，参加了卫国战争。1943年加入联共（布）。1950—1968年在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1965年出版《6月，1941年》遭到猛烈批判。1967年被开除出党。1976年流亡美国。1993年在波士顿逝世。

^[29] 尤里·瓦连蒂诺维奇·特里弗诺夫（Юрий Валентинович Трифонов，1925年8月28日——1981年3月28日），苏联作家、诗人。父亲是老布尔什维克瓦连廷·安德烈耶维奇·特里弗诺夫（Валентин Андреевич Трифонов）。1967年出版其代表作《篝火的倒影》。70年代以后其作品被严禁发行。1981年逝世。

^[30]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迈斯基（Иван Михайлович Майский，1884年1月19日——1975年9月3日），1903年加入孟什维克。参与了1905年革命。一战时持反战立场，是孟什维克国际派。1917年回国，曾在临时政府劳动部工作。同年当选为孟什维克中央委员。1918年任“立宪会议委员会”劳工部长，被开除出孟什维克。1919年任高尔察克政府劳动部长，期间率探险队赴蒙古考察。1920年回国。1921年加入俄共（布）。1921—1922年任西伯利亚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22年起在外交人民委员会工作。1927—1929年任苏联驻日本大使馆顾问。1929—1932年任苏联驻芬兰特使。1932—1943年任苏联驻英国特命全权大使。1943—1946年任副外交人民委员。1953年2月被捕。斯大林死后获释。1960年平反。

^[31] 沙图尔·巴甫洛维奇·阿加扬（Цатур Павлович Агаян，1912年1月12日——1982年12月3日），苏联历史学家。

^[32] 帕维尔·康德拉季耶维奇·奥谢普科夫（Павел Кондратьевич Ощепков，1908年6月11日——1992年12月1日），苏联科学家。1928年进入国民经济研究所。1932年加入红军。1934年开始参与无线电研究。1937年被捕并被判处5年徒刑。1939年获释。1941年再次被捕。1946年获释。1954年起在苏联科学院工作。1967年起担任公共能源转化研究所负责人。1992年平反，同年逝世。

^[33] 谢尔盖·帕夫洛维奇·特拉佩兹尼科夫（Сергей Павлович Трапезников，1912年2月19日——1984年3月12日），苏联历史学家。1931年加入联共（布）。1948—1956年任《摩尔多瓦共产主义》杂志主编。1956—1960年担任勃列日涅夫的秘书。1960—1965年任苏共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勃列日涅夫上台后领导了斯大林主义复兴运动，大肆迫害持不同政见者。1965—1983年任苏共中央科学与教育机构部主任。1984年退休。罗伊·麦德维杰夫称其是“一个完全无知的人”。

^[34] 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叶皮谢夫（Алексей Алексеевич Епишев，1908年5月6日——1985年9月15日），1927年加入共青团。1929年加入联共（布）。1937—1941年、1945—1953年、1957—1961年、1977—1981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8—1952年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1940—1941年任联共（布）哈尔科夫省委第一书记。1942—1943年任联共（布）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下塔吉尔区委第一书记。1950—1951年、1953—1955年任苏共敖德萨省委第一书记。1952—1964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54—1956年任乌共中央委员。1955—1961年任苏联驻罗马尼亚特命全权大使。1961—1962年任苏联驻南斯拉夫特命全权大使。1962—1985年任苏联武装力量主要政治局局长。1964—1985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5年5—9月任苏联武装力量总督察。1985年逝世。

^[35] 彼得·尼古拉耶维奇·波斯佩洛夫（Пётр Николаевич Поспелов，1898年6月20日——1979年4月22日），1916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30—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4—197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40—1949年任《真理报》总编辑。1946—1966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49—1952年、1961—1967年任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所长。1953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53—196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1960—196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71年退休。

^[36] 恩斯特·亨利（Ernst Henri，1904年2月16日——1990年4月4日），俄文名谢苗·尼古拉耶维奇·罗斯托夫斯基（Семён Николаевич Ростовский），原名列昂尼德·阿尔卡季耶维奇·亨托夫（Леонид Аркадьевич Хе́нтов），苏联作家、记者。早年加入共产国际。1920年加入德国共产党，曾任德共中央委员。1951年回国后被捕并被判处4年徒刑。获释后成为持不同政见者。1964年加入苏联作家协会。1966年公开反对复兴斯大林主义。1990年在莫斯科逝世。

^[37] 格里戈里·所罗门诺维奇·波梅朗茨（Григорий Соломонович Померанц，1918年3月13日——2013年2月16日），俄罗斯哲学家、文化学家、散文学家、作家、持不同政见者。

^[38] 安德烈·多纳托维奇·希尼亚夫斯基（Андрей Донатович Синявский，1925年10月8日——1997年2月25日），苏联作家、文学评论家、持不同政见者。1943年入伍。1952年起开始从事写作。1960年加入苏联作家协会，在《新世界》杂志工作。1965年被捕。1966年被判处7年徒刑。1971年获释。1973年流亡法国。1997年在巴黎逝世。

^[39] 尤利乌斯·马尔科维奇·丹尼尔（Ю́лий Ма́ркович Даниэ́ль，1925年11月15日——1988年12月30日），苏联作家、诗人、翻译家、持不同政见者。1943年入伍。1957年起开始从事写作。1965年被捕。1966年被判处5年徒刑。1970年获释后继续从事写作。1988年逝世。

^[40] 彼得·列奥尼多维奇·卡皮查（Пётр Леонидович Капица，1894年6月26日——1984年4月8日），苏联物理学家。1978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41] 列夫·安德烈耶维奇·阿尔茨莫维奇（Лев Андреевич Арцимович，1909年12月25日——1973年3月1日），苏联物理学家。

^[42] 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列昂托维奇（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Леонтович，1903年2月22日——1981年3月30日），苏联物理学家。

^[43] 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萨哈罗夫（Андрей Дмитриевич Сахаров，1921年5月21日－—1989年12月14日），苏联原子物理学家、持不同政见者。1960年以后是苏联人权运动领导人。1975年获诺贝尔和平奖。1980年被捕，被流放到高尔基城。1986年返回莫斯科。1989年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同年12月14日因突发心脏病在莫斯科逝世。

^[44] 伊戈尔·叶夫根尼维奇·塔姆（Игорь Евгеньевич Тамм，1895年6月26日——1971年4月12日），苏联理论物理学家。早年曾支持孟什维克国际派。1920年起从事科学研究。1933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39年遭到批判，被解除一切职务。1953年参与了苏联第一次热核试验，并因此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获斯大林奖。1954年获列宁勋章和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1971年逝世。

^[45] 瓦伦丁·彼得洛维奇·卡塔耶夫（Валенти́н Петро́вич Ката́ев，1897年1月16日——1986年4月12日），苏联作家、诗人、编剧、战地记者。1910年起开始写作。1915年入伍。1918年参加白军。1919年加入红军。1941年卫国战争爆发后担任战地记者。1955年以后是“解冻”文学成员。1986年逝世。

^[46] 维克多·普拉托诺维奇·涅克拉索夫（Виктор Платонович Некрасов，1911年6月4日——1987年9月3日），苏联作家、持不同政见者。卫国战争爆发后参加红军。1942年参与了斯大林格勒战役，战役结束后加入联共（布）。1945年因伤残复员。1946年起开始从事写作。1947年获斯大林奖。1947年任乌克兰苏维埃作家协会副主席，同年因拒绝参加“反世界主义”运动而被解职。1954—1970年任《新世界》杂志编辑。1959年起是持不同政见者。1973年被开除出党。1974年起先后流亡瑞士和法国。1979年被吊销国籍。1987年逝世。

^[47] 康斯坦丁·格奥尔基耶维奇·帕乌斯托夫斯基（Константин Георгиевич Паустовский，1892年5月19日——1968年7月14日），苏联作家、编剧、记者。曾四次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48] 科尔涅伊·伊万诺维奇·丘科夫斯基（Корней Иванович Чуковский，1882年3月19日——1968年10月28日），苏联诗人、散文家、文学评论家、儿童作家、记者、翻译家。

^[49] 弗拉基米尔·费多洛维奇·特德里亚科夫（Влади́мир Фёдорович Тендряко́в，1923年12月5日——1984年8月3日），苏联作家。1941年加入红军。1947年起开始从事写作。1948年加入苏共。1967—1984年任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成员。1984年逝世。

^[50] 玛娅·米哈伊洛夫娜·普里谢茨卡娅（Ма́йя Миха́йловна Плисе́цкая，1925年11月20日——2015年5月2日），苏联芭蕾舞艺术家。1941年起开始参与演出。1966年签署公开信，公开反对复兴斯大林主义。1990年被开除出莫斯科大剧院。苏联解体后流亡德国。2015年在慕尼黑逝世。

^[51] 奥列格·尼古拉耶维奇·叶弗列莫夫（Оле́г Никола́евич Ефре́мов，1927年10月1日——2000年5月24日），苏联表演艺术家、导演。

^[52] 帕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科林（Па́вел Дми́триевич Ко́рин，1892年6月25日——1967年11月22日），苏联画家。

^[53] 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涅缅斯基（Бори́с Миха́йлович Неме́нский，1922年12月24日—— ），俄罗斯画家。

^[54] 米哈伊尔·伊里奇·罗姆（Михаи́л Ильи́ч Ромм，1901年1月11日——1971年11月1日），苏联导演。1920年加入红军。1931年起开始担任导演。1939年加入联共（布）。1966年公开反对复兴斯大林主义。1971年逝世。

^[55] 英诺肯基·米哈伊洛维奇·斯莫克图诺夫斯基（Инноке́нт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Смоктуно́вский，1925年3月28日——1994年8月3日），苏联表演艺术家。

^[56] 格奥尔基·亚历山德罗维奇·托夫斯特诺戈夫（Гео́рги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Товстоно́гов，1915年9月15日——1989年5月23日），苏联戏剧导演。

^[57] 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科尔莫戈罗夫（Андр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Колмогоров，1903年4月12日——1987年10月20日），苏联数学家。现代概率论奠基人之一。1921年起开始从事科学工作。1931年起任莫斯科国立大学教授。1939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87年逝世。

^[58] 阿布拉姆·伊萨维奇·阿利哈诺夫（Абрам Исаакович Алиханов，1904年2月20日——1970年12月8日），苏联物理学家，苏联原子弹主要研发者。

^[59] 伊万·路德维格维奇·克努尼扬茨（Иван Людвигович Кнунянц，1906年5月22日——1990年12月21日），苏联化学家。

^[60] 鲍里斯·洛沃维奇·阿斯特罗夫（Борис Львович Астауров，1904年10月14日——1974年6月21日），苏联生物学家。

^[61] 帕维尔·费利克索维奇·兹德拉多夫斯基（Павел Феликсович Здродовский，1890年5月4日（或16日）——1976年7月24日），苏联微生物学家、免疫学家。1914年入伍。二月革命后复员。1920年加入红军。1922—1930年任微生物学和卫生学研究所所长。1938年被捕。1939年被判处15年徒刑，并处5年流放。1944年获释。1949年获斯大林奖。1956年平反。1966年公开反对复兴斯大林主义。1976年逝世。

^[62] 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耶维奇·杜丁采夫（Владимир Дмитриевич Дудинцев，1918年8月1日——1998年7月22日），苏联作家。

^[63] 格里戈里·纳乌莫维奇·丘赫莱依（Григо́рий Нау́мович Чухра́й，1921年5月23日——2001年10月28日），苏联电影导演、编剧。

^[64] 瓦诺·伊里奇·穆拉杰里（Вано Ильич Мурадели，1908年3月24日——1970年8月14日），苏联作曲家、指挥家。

^[65] 伊戈尔·弗拉基米罗维奇·伊林斯基（И́горь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Ильи́нский，1901年7月11日——1987年1月13日），苏联戏剧和电影导演、表演艺术家。

^[66] 彼得·格里高利耶维奇·格里戈连科（Пётр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Григоренко，1907年10月16日——1987年2月21日），生于塔夫利省鲍里索夫卡村（现属乌克兰扎波罗热州普里莫尔斯克区）。1922年参加共青团，1927年参加联共（布）。1939年毕业于古比雪夫军事工程学院。曾参加过哈勒欣河冲突。在苏德战争中曾担任步兵师长。战后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工作，并获得少将军衔。从1961年开始公开抨击苏联体制，成为持不同政见者，并成立了“为复兴列宁主义而斗争小组”。为此曾多次被捕、遭到迫害，还被关进精神病院。七十年代中期逐步抛弃列宁主义。因在狱中健康遭到严重摧残，于1977年赴美治疗。在美国治疗期间被剥夺苏联国籍。1987年在纽约逝世。

^[67] 弗谢沃洛德·阿尼西莫维奇·柯切托夫（Всеволод Анисимович Кочетов，1912年7月22日——1973年11月4日），苏联作家、记者。1938年起在《列宁格勒真理报》担任记者。卫国战争期间是列宁格勒战线战地记者。1944年加入联共（布）。1953—1954年任列宁格勒作家协会执行委员会书记。1955—1959年任《文学报》主编。1956年支持镇压匈牙利革命。1956—196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7年公开反对“解冻”。1961—1973年任《十月》杂志主编兼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66年以后是文化领域复兴斯大林主义的旗手，但反对勃列日涅夫和苏斯洛夫。1973年因悲观失望而自杀身亡。

^[68] 尤里·瓦西里耶维奇·邦达列夫（Ю́р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Бо́ндарев，1924年3月15日——2020年3月29日），俄罗斯作家。1942年加入红军。1944年加入联共（布）。1949年起开始从事写作。1967—1991年任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成员。1971—1991年任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书记。1973年公开谴责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1984—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委员会副主席。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90—1991年任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1990—1994年任俄罗斯作家协会理事会主席。1996年当选为俄罗斯文学院院士。2009年公开支持禁止同性恋游行。2014年公开支持俄罗斯出兵克里米亚和东乌克兰。2020年逝世。

^[69] 卡达尔·雅诺什（Kádár János，1912年5月26日——1989年7月6日），本名切尔莫尼克·雅诺什·约热夫（Czermanik János József），生于弗姆（Fiume，现属克罗地亚）一个贫苦家庭。1930年9月参加匈牙利共产党，1932年春季担任匈牙利共产主义青年工人同盟北方区委委员，1933年担任匈牙利共产主义青年工人同盟中央委员会书记。1942年5月当选为匈牙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匈牙利解放后，于1945年5月—1948年8月任匈牙利共产党布达佩斯市委书记，1946年9月在匈牙利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副总书记。1948年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成立后继续担任副总书记。1948年8月—1950年6月任内务部长。1951年5月，因受拉伊克·拉斯洛案件的牵连而被诬陷入狱，1954年获释并平反，1956年7月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同年10月25日出任党中央第一书记，10月30日宣布解散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成立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并担任第一书记，这个职务他一直担任到1988年5月22日。11月3日，在苏联支持下成立“工农革命政府”，并担任总理，1958年1月28日辞去总理职务。1961年9月13日——1965年6月30日再次出任总理。1988年5月辞去总书记的职务，改任党主席。1989年5月9日被免去党主席和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职务，7月6日因癌症去世。

^[70] 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Władysław Gomułka，1905年2月6日——1982年9月1日），1926年加入波兰共产党。1932年被捕并被判处4年徒刑。1934年获释后流亡苏联。1941年加入联共（布）。1942年加入波兰工人党。1943—1948年任波兰工人党总书记。1944—1948年任波兰副总理兼返乡部长。1949年被解除一切职务并被开除出波兰统一工人党。1951年被捕。1954年获释。1956年平反。1956—1970年任波兰统一工人党总书记。1970年被迫退休。

^[71] 伊万·福季耶维奇·斯塔德纽克（Ива́н Фо́тиевич Стадню́к，1920年3月8日——1994年4月30日），苏联小说家、剧作家、军事记者。1940年加入联共（布）。参加了卫国战争。1954年加入苏联作家协会。1965—1994年任俄罗斯作家协会理事会成员。1971—1991年任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成员。1994年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