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苏联的最后一年（2003）

第一章 改革的结束与破产


1.1 苏联经济的下滑
1.2 戈尔巴乔夫身边的新面孔
1.3 立陶宛危机
1.4 1991年初的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
1.5 事关苏联命运的全民公决


1.1 苏联经济的下滑


　　1991年新年到来之前几分钟，我们都在电视屏幕上见到了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他按照以往的传统习惯，宣读了国家元首致苏联人民的新年献辞。“亲爱的同胞们！在这一时刻，我们回首逝去一年所发生的各种事件，同时带着希望去展望，在即将到来的1991年里，等待我们、我们的亲人和我们伟大国家的会是什么。即将过去的一年，是我们历史中非常不平凡的一年。经济中的危机现象、个人安全的降低、秩序和纪律的弱化，都反映在我们的生活之中，还有国家领导的失误和错误，以及我们大家的不足。最困难的一年已经被我们送走，我们国家挺过了这一年，也作了不少斗争，未来一年对我们不同寻常，解决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命运就落到未来这一年。对我们大家来说，没有比保留和复兴各族人民幸福生活的联盟更神圣的事业了。我们全国各族人民生活在一起已经有几百年了，苏联时代所形成的价值观将大家团结在一起，那场毁灭性战争取得最后胜利所留下的深深记忆将大家联合在一起。我们在1991年将面临很多重大的、涉及国家命运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钥匙就在保留和复兴苏联的进程之中。”[1]
　　关于改革、革命、加快进度和新思维，戈尔巴乔夫什么都没说，但他提到要坚决巩固行政政权和稳定。我们重新听到了有关民主和纪律的词句，还听到了戈尔巴乔夫他不会退让，不会背离“这条路线”的内容。实际上，大家都很清楚，整个国家和它的领袖已经迷失航向，而且把我们大家都带进一个很深的死胡同。改革失败的最明显例证就是越来越糟的经济形势，这已经不是什么低速增长或者停滞的问题，而是经济特别混乱和严重下降。
　　按照最近十年的传统，我们在每年1月都能听到苏联国家统计委员会发布的上一年度国民经济发展和基本状况重要指标的报告，两个月以后还要出版《苏联的数字》这样一本小册子，这种小册子主要是给负责宣传、党务和经济工作的干部用的，每年临近秋季的时候，苏联国家统计委员会还要出版一本内容丰富、面向职业经济学家的《统计年鉴》。每逢五年计划结束之际，还要出版一本《五年计划总结指南》。所有各类手册的最后一个出版物是《1989年度总结报告》，统计结果引起人们的恐慌：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为1.7%，物资生产企业的产品增长仅为1.3%，预算赤字达到历史最高值——920亿卢布，国家内债高达4000亿卢布，外债和货币发行量都明显增长，十年期间外贸首次出现逆差——20亿卢布。尽管如此，人们对扭转局面还是抱有希望，恐慌的声音还没达到非常响亮的程度。
　　但是，1991年的1月的报纸没有公布任何有关1990年经济结果的消息，此后也没有见到苏联国家统计委员会负责出版的《1990年苏联国民经济发展和基本状况报告》，既没有印出主要统计数字的小册子，也没有出版内容齐全的总结指南。1990年是苏联第十二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也没有见到有关这个五年计划的任何信息，甚至连国家发展计划和1991年的预算都没有提交苏联最高苏维埃讨论，制定第十三个五年计划工作也被推迟。所有这一切所证明的不仅是改革的失败，而且是改革的崩溃，以及党和国家高层领导人的茫然和不知所措。
　　作为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代表，我在当时能够得到一些更详细的、但实际上也是比较贫乏的信息。在1990年夏天印制的供最高苏维埃代表阅读的小册子中，可以看到这些内容：当年上半年没有取得财政状况的改善和稳定，这期间的社会生产和生产效益明显下降。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各个层次经济控制能力的恶化、经济联系遭到破坏、松弛的劳动纪律和生产纪律、被迫削减重要原材料和配套部件的进口。与上一年同期相比，当年上半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下降1%，国民收入下降2%，劳动生产率下降1.5%，国家预算半年的赤字达到110亿卢布，到当年7月初，国家内债超过4200亿卢布，货币发行增长，卢布购买力不断下降，日用品和服务业的价格继续增长，日用品市场的形势已经变得非常紧张，外贸继续保持逆差。
　　1990年下半年的经济形势恶化速度比上半年更快。货币发行已经超过可以接受的极限，整个货币周转系统遭到了破坏，对外贸易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数字——100亿卢布。老百姓发现钱越来越毛，商品越来越少，于是开始储存各种各样的商品，香烟从城市的商店里消失了，买面包也要排队。不仅食品商店，就是首饰商店一大早都排起长队。在此情况下，商品购销价格违背国家定价的“地下经济”迅猛发展。那时候，合法的集体合作社在整个商品流通中所占的比例只有2%，而苏联检察院和内务部的统计数字显示，1990年的“地下经济”总额达到3500亿卢布，仅比当年全国商品零售额低30%。按照预先估计，1990年的农业收成比较乐观，粮食产量甚至能够达到历史最高纪录，但苏联政府还是决定从外国采购了大量谷物，还进口了相当数量的烟草制品，这是1947年以来苏联没有过的事情。经济出现困境的原因大家都很清楚，经济形势的迅速恶化自然会引起尼古拉·雷日科夫[2]总理和戈尔巴乔夫总统的不安。
　　1990年10月15日，戈尔巴乔夫在给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的信函中写道：“得到苏联人民支持的改革路线，解放了社会复兴的强大力量；实施改革方针，使国家从休眠和停滞中挣脱出来；国际合作也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但与此同时，行政管理系统遗留下的沉重负担，贯彻经济改革措施的间断和半途而废，经济指导中犯下的错误，以及不尊重客观规律等，共同引发了国家的一场严重经济危机。国民经济形势继续恶化，生产规模降低，经济联系中断，分立主义加强，消费品市场出现空洞，预算赤字和国家支付能力接近临界点，反社会现象和犯罪行为与日俱增，人民生活越来越艰难，人们的劳动积极性下降，丧失对未来的信心，国民经济处在极其危险的境地，旧的行政管理体系已经崩溃，而新的市场条件下刺激经济的手段还没有建立起来。现在需要一种建立在社会和谐基础上的、有利于稳定经济形势和加快改革进程的、沿着市场经济道路的、充满活力的新举措。”
　　在业已形成的条件下，社会和谐又是怎么样呢？在俄罗斯社会，在整个苏联，在各个共和国之间，分裂路线相互繁殖，斗争和争论愈演愈烈。甚至连党的出版物都宣称戈尔巴乔夫所倡导的改革不只是失败的问题，而是彻底失败。“国家在滑坡之中，政权无能为力”；“商店里空荡荡的货架”；“犯罪猖獗，失业严重”；“民族冲突导致流血”；“街上行人愁眉不展的表情像一面镜子一样，反映出我们社会的昏暗处境和危机”；“经济和社会政治结构出现危机，意识形态和道德价值遭到侵蚀”——《年青共产党员》杂志在1990年底就是这样描绘国家形势的。[3]国内几乎所有地方都对肉、糖、油、米，甚至牛奶都实行凭票限额供应体制。肉类罐头、香肠，便宜的糖果和葵花油，在商店里早已脱销。从1990年秋天开始，对最高苏维埃的代表也实行每周食品定额。对于很多观察家来说，这样急剧下降实在令人费解。经苏联总统批准，苏联政府提高了从国外借款的数量，这是一条非常危险的方式。国家外债从1985年的100亿美元上升至1990年底的500亿（或者550亿）美元，这一年仅利息就要支付将近70亿美元。国家黄金外汇储备系统内部存在隐蔽于社会的暗箱操作行为。根据不同统计资料的数据，苏联在1985年年初的黄金储备在1500—1800吨之间，而且每年还有300—500吨的黄金产量，但是到了1990年底，苏联黄金储备却仅剩500吨，这就意味着大约3000吨黄金被永不复返地转移到国外。苏联在1985年初的外汇储备在120亿美元左右，可到了1990年年底，本来就很少的外汇储备又下降一半。国家接近破产的边缘，酉方金融专家当然了解一切情况。
　　苏联政府讨论了大幅度提高日用品价格问题，但围绕这一问题的决议一直在推迟之中。国内的社会压力与日俱增，罢工企业数量一年时间就几乎达到2000多个，罢工造成的劳动时间损失累计有几百万个工作日，物质损失达到几十亿卢布。尼古拉·雷日科夫无法承受这么大的压力，他在1990年12月心脏病发作，被诊断为心肌梗死，随即住进了医院。

1.2 戈尔巴乔夫身边的新面孔


　　戈尔巴乔夫的班子和他周围很多关键岗位的人员更换是从苏联第28次代表大会开始的。伊戈尔·利加乔夫[4]、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5]、瓦季姆·梅德韦杰夫[6]都离开了苏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瓦季姆·梅德韦杰夫在28大以后改任比较寒酸的苏联总统高级顾问，从前在乌克兰工作的弗拉基米尔·伊瓦什科[7]被选为苏共中央副总书记。来自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奥列格·舍宁[8]，以及从前担任苏共中央书记的奥列格·巴克拉诺夫[9]被选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奥列格·巴克拉诺夫在苏共中央主管国防工业系统，他因此当上了戈尔巴乔夫担任主席的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苏共中央的意识形态工作由苏共中央新书记亚历山大·扎索霍夫[10]负责。戈尔巴乔夫免去了瓦季姆·巴卡金[11]的苏联内务部长职务，但为他保留了总统委员会成员职务。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鲍里斯·普戈[12]被任命为新的苏联内务部长。
　　1990年的12月下旬，苏联第4次人民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会上通过了一系列苏联宪法修正案，解决了将苏联部长会议改组为苏联内阁的问题。这里涉及的不仅是名称的更改，而且还有职权的变化，从前部长会议的部分职权，被转给苏联总统和他的办公机构。谢瓦尔德纳泽[13]辞去苏联外长职务，这对人代会和戈尔巴乔夫本人都是一个意外。在12月20日上午的会议上，谢瓦尔德纳泽作了他平生最短也是最沉重的一次发言。他在声明中说，针对他的有组织迫害已经达到人身侮辱的程度，在大街上的游行中，到处都可以听到“打倒戈尔巴乔夫、谢瓦尔德纳泽集团”的口号。谢瓦尔德纳泽感叹地说道：“改革派走了，专制回来了。我现在就做出辞职的声明，但愿这能成为我的一种贡献，同时也表达我对专制来临的抗议，这是我作为一个普通人，一个公民和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戈尔巴乔夫被谢瓦尔德纳泽搞得不知所措，他不知道在此情况下该说点什么。不论是议会里面，还是在大街上，批评都是冲着戈尔巴乔夫去的，谢瓦尔德纳泽意外辞职给戈尔巴乔夫和苏联在国际舞台上的声誉造成很大损失。谢瓦尔德纳泽不仅辞去了外长职务，而且同时离开了苏共中央政治局。
　　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同意增设苏联副总统职务，这被认为是巩固苏联国家领导的一个机会。早在人代会开会之前几天，就有消息说，最有可能担任苏联副总统的人选是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哈共中央第一书记纳扎尔巴耶夫[14]。多数人民代表对纳扎尔巴耶夫担任苏联副总统持肯定态度，并且准备在人代会上投票支持这一提名。纳扎尔巴耶夫是一个强有力的，精明的政治家，他认为苏联应该改革，但他没有表现出任何民族分立的情绪和倾向，他坚定地呼吁保持苏联的存在。在1990—1991年这段时间里，我不仅有机会参加人代会或者最高苏维埃会议，而且还出席每两个月举行一次的苏共中央全会，这使我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很多领袖人物。在我看来，在改革年代走向前台的政治家中，纳扎尔巴耶夫是最有实力，也是最理性的领袖人物，就是在中央政治局内部，他也是相当出色的。就个人魅力而言，纳扎尔巴耶夫明显高于戈尔巴乔夫。在各个加盟共和国的新领导人中，卡里莫夫[15]和穆塔利波夫[16]比较出色，但莫斯科政治圈对他们的了解要比纳扎尔巴耶夫少得多。如果纳扎尔巴耶夫走上苏联副总统的岗位，将有助于扩大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基础，因为哈萨克斯坦和中亚地区没有出现类似于波罗的海、外高加索地区和乌克兰的分立运动。在前期磋商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这些人民代表被告知：纳扎尔巴耶夫没有拒绝担任苏联副总统的建议，但提出了相应的条件，他不甘心做戈尔巴乔夫的影子，有意同时兼任苏联内阁总理的职务。按说，这是一个非常理性的建议，当时的国内局势几乎达到灾难降临的程度，这样一个强有力而且享有很高威信领袖的出现，会给国家带来一线生机。人代会开幕第一天，纳扎尔巴耶夫在讨论戈尔巴乔夫报告之后的发言就证明了这一点。纳扎尔巴耶夫不仅对尼古拉·雷日科夫领导的苏联政府，而且对整个苏联政权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用下面这个比喻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如果说政治海洋里以前只是出现一些浪花，那么现在就已经刮起了狂风暴雨。轮船的舵手犹豫不决，一伙人企图抢夺操纵权，然后改变轮船的航向；另一伙人急着奔向救生艇，寄希望于自主畅游；还有一伙人充满返回岸边的幻想，可我们的船已经走得很远。”
　　纳扎尔巴耶夫在发言中说，苏联统一的经济空间正在崩溃，他严厉谴责苏联内部争取主权的步伐，但他并没有把这种破坏性趋势完全归咎于地方主义、分立主义、民族主义或者地方领导人的野心，他认为中央政权的麻痹大意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纳扎尔巴耶夫在发言中不仅提到尼古拉·雷日科夫，而且还点了戈尔巴乔夫的名，戈尔巴乔夫自然是不会喜欢这种强势、而且具有很强独立性的领袖。戈尔巴乔夫常常把个人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他事先没有和人民代表小组负责人商量，就在12月20日傍晚意外地向人代会提名选举大家都不太熟悉的政治家亚纳耶夫[17]为苏联副总统。53岁的亚纳耶夫长期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工作，在1990年7月举行的苏共28大上，他才被选为苏共中央委员，同时进了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作为一个政治家，亚纳耶夫还没有展现出自己的任何才能，但戈尔巴乔夫却把他当成“成熟的，原则坚定的政治家，改革的积极支持者和参与者”推荐给我们大家。亚纳耶夫在人代会讲台上的表现很不成功；也不懂得回答问题的技巧。几个德高望重的人民代表站出来反对这个候选人，但戈尔巴乔夫还是顽固地坚持这个提名，甚至将个人声誉与这次投票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反对亚纳耶夫提名的人民代表受到很大压力，亚纳耶夫在第二轮投票中以微弱多数勉强当选。霍吉耶夫代表是这样解释他的投票动机的：“我们已经厌倦了这些毫无权威可言的决议，我们害怕沿着共青团、工会、共产党这条路子上来的人。我没投亚纳耶夫的票，但投了戈尔巴乔夫的票。”亚纳耶夫最终当上了苏联副总统，但这并没有提高戈尔巴乔夫的威信，反而降低了他作为苏联总统的权威。在接下来进行的内阁换届中，也看到了同样的趋势。
　　1990年12月末，尼古拉·雷日科夫因病在医院接受治疗，他准备第二年1月底返回政府。他在医院的病房里认真地研究了1991年的经济发展计划和财政预算——包括单独的经济领域和总的管理范围。这段时间，代行苏联总理职权的是苏联第一副总理、科学院院士瓦季姆·阿巴尔金[18]，戈尔巴乔夫此时已经做出了更换总理的决定。据总统顾问瓦季姆·梅德韦杰夫证实，纳扎尔巴耶夫的人选被否定以后，戈尔巴乔夫和自己的顾问、助理们讨论了几个候选方案：尤里·马斯柳科夫[19]、奥列格·巴克拉诺夫、弗拉基米尔·谢尔巴科夫[20]。瓦季姆·阿巴尔金的候选资格也没有被彻底否定，但戈尔巴乔夫最后把候选人定在了财务部长瓦连金·巴甫洛夫[21]身上，这个方案甚至引起了戈尔巴乔夫顾问们的反对。[22]1991年1月14日，瓦连金·巴甫洛夫被正式任命为苏联政府总理。尼古拉·雷日科夫随后被安排退休，同时也退出苏共中央政治局，理由是“国家最高行政机构的结构变化”。1月15日，职业外交官别斯梅尔特内赫[23]被任命为苏联外交部长，瓦季姆·阿巴尔金“自愿”辞职。苏联最高苏维埃没费什么阻力就通过了这些新的人事任命，只是在讨论苏联安全会议组成的时候，瓦列里·博尔金[24]的提名被我们否决了。戈尔巴乔夫坚持二次提名，结果还是没有获得通过。瓦列里·博尔金很早就担任戈尔巴乔夫的顾问和助理，同时还担任苏共中央综合部部长、戈尔巴乔夫办公室主任。但对最高苏维埃来说，瓦列里·博尔金确是一个很不知名的人物，他在讲坛上的表现也不怎么样。到1991年1月底，与戈尔巴乔夫一起从1985年开始“改革运动”的那些人中，只有阿纳托利·卢基扬诺夫[25]还在戈尔巴乔夫的身边，阿纳托利·卢基扬诺夫当时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同时也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作为苏联议会的议长，阿纳托利·卢基扬诺夫领导最高苏维埃，他比1989年以后做这项工作的戈尔巴乔夫工作平稳、自信。在戈尔巴乔夫的顾问和助手中，继续工作的还有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26]元帅，他长期担任苏军总参谋长职务，参加了所有裁军谈判。但是，戈尔巴乔夫从1991年初就不再邀请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商量任何事情了。

1.3 立陶宛危机


　　1990年，波罗的海所有共和国的政治局势都朝着不利于戈尔巴乔夫和整个联盟中心的方向发展。拉脱维亚的情况最严重，矛盾也最尖锐。新年前夜，部署在拉脱维亚的军队营地和共产党机关附近几次发生爆炸。尽管如此，波罗的海地区最大的危机却发生在立陶宛。
　　1990年3月初，在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选举中，取得胜利的不是立陶宛共产党，而是维尔纽斯国立音乐学院兰茨贝基斯[27]教授领导的民族主义运动《萨尤基斯》，兰茨贝基斯随后被选为立陶宛最高苏维埃主席。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议会按照兰茨贝基斯主席的提议，以多数票通过了《关于恢复立陶宛国家独立地位的宣言》。根据这个宣言，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更名为立陶宛共和国，苏联宪法在立陶宛境内的效力随即被终止。苏联总统和苏联最高苏维埃都否决了立陶宛议会通过的这个决议，但立陶宛新领导人声称，莫斯科的决定对立陶宛已经没有任何法律作用。一场长期的，令人痛苦的对抗由此产生。常驻立陶宛的苏联军队，以及内务部和克格勃等军警机关的处境尤其困难，因为按照中央集权领导原则，这些机构都是直接隶属于莫斯科的联盟相应机构，苏联领导人对立陶宛不仅给予政治压力，而且还施加了经济制裁，这种做法加剧了立陶宛反对联盟的情绪。苏联最高苏维埃里的立陶宛籍议员被召回，立陶宛宣布在本国领土恢复1938年的宪法，并建立自己的军队，《苏联全民义务兵役法》被宣布在立陶宛境内无效。在此情况下，立陶宛共产党也分裂了。以布拉藻斯卡斯[28]、普伦斯克涅[29]为首的立陶宛共产党主体部分归顺了新选出的国家领导人，普伦斯克涅、布拉藻斯卡斯分别当上了总理和副总理，立陶宛共产党剩下的一小部分转入了地下斗争。
　　归顺新政权的民众、组织与当局之间的不愉快事件还是呈现越来越多的趋势。很多立陶宛内务部、克格勃机构人员，立陶宛共产党的活跃分子和很多苏军军人带着各种抱怨和要求来到莫斯科，他们的足迹遍布苏联克格勃、内务部、苏共中央办公厅、甚至苏联总统办公室主任博尔金那里。大家对来访者都很同情，对他们提出的要求也表示支持，有人还对他们做了一些许诺，但无论哪个单位也没有就此问题通过任何决议。当然，立陶宛所发生的一切都及时向戈尔巴乔夫作了汇报，他广泛听取了政治局、政府部长和各军兵种负责人的看法，但他没有就此做出任何决定。实际上，他是不知道此时到底应该做些什么。一年前，戈尔巴乔夫曾经视察了立陶宛，他几乎走遍了立陶宛全国，试图说服立陶宛人在改革结束以前暂缓做出自己的决定，他还许诺不使用武力，当然这种许诺也不是无条件的。戈尔巴乔夫的犹豫不决，促使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三国的领袖越走越远。立陶宛方面一直在进行他们的“政治侦查”，他们似乎并不担心莫斯科方面的反应和果断行动！1990年10月4日，立陶宛通过了《叛国法》。这项法律规定：立陶宛共和国公民如果主动参加“其他国家”或者“外国组织”旨在破坏立陶宛主权的活动，将被剥夺自由15年，或者被判处死刑并没收个人资产。所谓“其他国家”，指的就是苏联。这项法律通过的时候，刚好赶上波罗的海地区的征兵季节，很多想逃避兵役的年轻人都是被强制带到征兵点的。1990年11月20日，立陶宛议会通过了组建国土保卫局的决议，这个机构承担起共和国国防部的使命，立陶宛开始建立第一支军队，这时候的立陶宛局势大有一触即发的危险。立陶宛的经济形势越来越糟，商店都是空荡荡的，向莫斯科求援如今肯定是不可能了，普伦斯克涅被迫提高商品的价格。莫斯科此时也在准备进行商品价格改革，启动价格改革的时间还可以推迟几个月，但立陶宛已经无法再推迟了。1991年1月6日傍晚，维尔纽斯通过了大幅调整食品价格的决定，1月7日早晨，维尔纽斯街头就出现了抗议行动，市内一些大企业宣布罢工。立陶宛共产党的极端派别决定利用大众的不满情绪。接下来所发生的事件，现在有几个说法，而且相互之间还存在很多矛盾，但对主要事实还是很少有争议的。
　　1991年1月8日，维尔纽斯市中心被激昂的人群挤满。以立陶宛共产党维尔纽斯市委和从前不知名的“立陶宛民主力量大会”名义制作的传单在人群中到处散发。反对涨价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很快演变成一场骚乱。一部分人群涌向立陶宛最高苏维埃大厦，大厦的门被掀掉，外面的警卫被挤倒。闻讯赶到的立陶宛新警察部队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将人群隔开，为了阻挡示威人群，不得不使用灭火用的高压水枪。立陶宛议会随后通过决议，撤销了政府做出的大幅上调食品价格的决定，普伦斯克涅—布拉藻斯卡斯政府随即辞职。在立陶宛当时那种特定的情况下，普伦斯克涅、布拉藻斯卡斯被认为是比较温和的政治家，虽然他们此前支持立陶宛共产党脱离苏联共产党，也赞成立陶宛逐步脱离苏联，但他们并不拒绝与戈尔巴乔夫和莫斯科的其他政权机构对话，他们辞职使民族主义和共产党的极端分子之间的冲突变得不可避免。
　　1月11日，就在苏军宣布必须将大量逃兵遣回营地决定之后，维尔纽斯的大街上出现了苏军的队伍，伞兵部队占领了立陶宛国土保卫局大楼。新闻大楼也被占领，立陶宛大部分报纸和杂志都在这座楼里。
　　军事行动的命令是由莫斯科的亚佐夫[30]、普戈和克留奇科夫[31]下达的，这是他们和戈尔巴乔夫商量以后做出的决定。戈尔巴乔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也不否认，是他向强力部门下达了“如果维尔纽斯局势失控、《萨尤基斯》运动和共产党之间直接发生冲突，可以采取相应措施”的命令。[32]为了控制当地局势，苏联国防部副部长瓦连尼科夫[33]被紧急派往维尔纽斯。瓦连尼科夫将军和驻地军官交流之后，马上建议在立陶宛实施苏联总统直接管制，但戈尔巴乔夫否定了他的建议。戈尔巴乔夫的新闻秘书、他的传记作者格拉乔夫后来证实，戈尔巴乔夫在1990—1991年间已经失去了平时的自信和乐观。戈尔巴乔夫的助理沙赫纳扎罗夫[34]甚至认为戈尔巴乔夫从前的政治意志已经“萎缩”。戈尔巴乔夫另外一个助理切尔尼亚耶夫[35]回忆说，戈尔巴乔夫当时常常“陷入沉思”，他有一种被人围追、筋疲力尽的感觉，对他的进攻来自四面八方。阿·格拉乔夫证实，克留奇科夫、亚佐夫和普戈都曾试图说服戈尔巴乔夫，波罗的海地区还没有完全丢掉，如果中央政权能提供最低程度的支持，当地“健康力量”完全可以让胆大妄为的民族主义者“恢复知觉”。在这种情形下，戈尔巴乔夫似乎觉得国家要他做出强硬决策。亚佐夫、普戈、克留奇科夫等人非常担心部署在立陶宛的卫戍部队已经被围困了，在他们几个人的逼供下，戈尔巴乔夫最终终于投降了。他挥挥手说：“你们试试吧！看看你们的‘健康力量’有能力做些什么？对他们也没有什么更多的要求。”[36]
　　早在1月11日，“民族自救委员会”就在维尔纽斯宣布成立了，这个组织自称将有关“国家命运”的所有责任都承担起来，但没有对外宣布组成人员名单，目的是为了保护参与者的人身安全。“民族自救委员会”向常驻立陶宛的维尔纽斯卫戍区和波罗的海军区求援，苏联军队在1月12日控制了维尔纽斯电话局，并将其保护起来。同一天，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召集总统新的协商机构——联邦委员会开会。这次会议的官方报道说，在苏联宪法和法律的基础上，通过政治方式解决立陶宛的问题是极端重要的，可是苏联法律在立陶宛已经失效。1月12日夜晚，坦克开进了维尔纽斯。13日凌晨1点30分，10辆坦克围住了立陶宛电视台大楼，克格勃特种部队强行占领了这座建筑。后来有消息说，当天晚上死了14个立陶宛人和克格勃特种部队“阿尔法”小组的一个队员，电报大楼也转到军队的控制之下，坦克和伞兵甚至开到了立陶宛最高苏维埃大厦附近，遇到保卫议会人群的阻挡才被迫停了下来。在此之前几个小时，立陶宛电台播出消息：莫斯科开始进攻主权国家——立陶宛共和国。兰茨贝基斯请求市民的支持。来自乌克兰、亚美尼亚、白俄罗斯、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代表也在这个夜晚赶到维尔纽斯。1月13日早晨，维尔纽斯卫戍区部队奉命撤回兵营。
　　1月11—13日发生在维尔纽斯的事件，成了民主反对派对戈尔巴乔夫和他周围小圈子发动强大政治进攻的借口。1月15日出版的《莫斯科新闻报》头版文章以“血腥的星期天”为大幅标题，下面刊登了报纸创立委员会的声明。声明标题是“不想退出舞台的制度犯罪”，苏联总统、苏共中央总书记被列为立陶宛流血冲突罪人之首。1月13日晚上，莫斯科的民主派在马涅什广场组织了未经批准的集会，游行队伍来到苏共中央所在的老广场。叶利钦呼吁部队官兵不要对人民使用武力，然后飞往波罗的海，但他并没去立陶宛，而是飞到了爱沙尼亚。波罗的海三国和俄罗斯的最高苏维埃主席聚集塔林，他们谈好将相互支持，甚至呼吁联合国秘书长紧急召开国际会议，以便协调波罗的海国家的问题。
　　1月12日和13日，戈尔巴乔夫一直在莫斯科郊区的官邸里。他通过电话获得的都是相互矛盾的信息，但他没有发表任何声明。1月14日早晨，戈尔巴乔夫周围的部分智囊，如巴卡金、普里马科夫[37]、伊格纳坚科[38]等人，聚集到雅科夫列夫的办公室，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戈尔巴乔夫应该马上飞往立陶宛，直接在机场会见所有抵抗派别人士。如果需要的话，戈尔巴乔夫可以到立陶宛议会讲话，并且对遇难者的家庭表示慰问和同情，甚至不排除承认立陶宛独立。戈尔巴乔夫最初倾向于按照这个方案去做，他请雅科夫列夫准备材料，但一个小时过后，戈尔巴乔夫决定取消这次“非常访问”，他拿出的理由是，在维尔纽斯目前的混乱情况下，苏联克格勃无法保证他的安全。[39]
　　1月14日，星期一。苏联最高苏维埃开会讨论立陶宛的局势。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元帅对我们说，维尔纽斯卫戍区警备司令并不是按照莫斯科的命令行动的，但他所做的一切都在自己的权限之内。苏联内务部长普戈对我们说，他很清楚立陶宛“民族自救委员会”的组成，但他不认为有必要公开这些人的姓名。戈尔巴乔夫在讲话中只是重复那些不用他说大家都已经知道的东西。辩论时间很短，但很激烈。“联盟”议员小组领袖阿尔克斯尼斯[40]上校直接指责戈尔巴乔夫是叛徒。他证实说，戈尔巴乔夫知道事件酝酿的背景，但在最后关头因担心不利后果而放弃了拟定的方案。另外几个人民代表——叶利钦的坚决支持者，也把戈尔巴乔夫称作叛徒，但他们所说的是“民主和自由的叛徒”。戈尔巴乔夫事后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1月12日夜晚，采取行动的内幕至今没有揭开，到现在也没搞清楚，到底是谁下的命令。”[41]经过多年的调查和法庭审理，立陶宛在1999年的8月对6个前立陶宛共产党人士判处长期监禁，其中就包括立共中央第一书记布罗季亚维丘斯[42]和立共中央部长叶尔莫拉维丘斯[43]，对他们指控的罪名是参与“民族自救委员会”和领导苏联特种部队。但是，圣彼得堡此后出版的《记者调查》证实，是《萨尤基斯》的战斗队员制造了1月12日夜晚的屠杀案，他们是从电视塔附近建筑的顶部向人群开的枪。[44]1991年1月发生在立陶宛的事件，为立陶宛民族主义制造了反对联盟政权的机会。当年2月9日，立陶宛举行了全民公决，90%的公民投票支持国家独立。在此之后，立陶宛和波罗的海的其他共和国脱离苏联已成定局。

1.4 1991年初的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


　　发生在波罗的海地区的事件，加速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在1991年初的政治对抗。高喊反共和反戈尔巴乔夫口号的示威游行在当年2月几乎每天都有，而且参加示威游行的人数越来越多。2月4日，大约有10万人参加了莫斯科市中心举行的反共示威游行，莫斯科其他地方的示威人数超过15万人。在这几个星期，那些共产主义极端派别也表现出很大的积极性，他们既反对叶利钦，也反对戈尔巴乔夫。从2月到3月，从红场和马涅什广场方向进入克里姆林宫大门方向从早到晚都聚满了人群，要去参加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的人民代表，只有通过警察和克里姆林宫的警卫夹起的“走廊”才能进入克里姆林宫。一面是几百号人高唱革命和军队歌曲，时而还喊出“审判叶利钦团伙！人民代表，这是你的斯大林格勒！”这样的挑衅口号，另一面聚集着上千名叶利钦的支持者，他们喊的声音更大：叶利钦是对的！戈尔巴乔夫错了！从人群中经过的人民代表，随时可以听到诽谤或者欢迎的喊叫。
　　那个时候，俄罗斯领导人对电视的影响还不是很大。戈尔巴乔夫的追随者占据着主要电视台的领导层，但他们却没有用好这个影响社会舆论的杠杆。此时，叶利钦开始向电视挺进，他在2月7日写给苏联广播电视局领导人克拉夫琴科[45]的信中提出：鉴于即将举行苏联和俄罗斯的全民公决，他要求苏联电视台在俄罗斯观众方便收看的时段为他提供一个小时的演讲时间。戈尔巴乔夫动摇了，他对克拉夫琴科说：“就在第二频道给叶利钦20分钟。”但俄罗斯方面要求节目时间更长一些，而且还一定要进行电视直播。电视采访事先已经安排好，由记者罗马金[46]与叶利钦进行对话。预先做了预告的电视采访终于在2月19日正式亮相了。叶利钦没费什么力气就说服了罗马金，成功地阐述了他对重大问题的立场。在节目最后几分钟，叶利钦突然启动他的储备方案，对苏联政权提出尖锐的批评，要求戈尔巴乔夫辞去苏联总统职务。叶利钦这个动作让节目的组织者和观众都感到非常意外。《莫斯科周刊》撰文指出，2月19日的晚上，莫斯科万人空巷，人们期盼已久的演讲让大家感到一种错觉。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叶利钦用42分钟时间抱怨中央政权日趋严重的对抗，声称自己的工作难度越来越大，他在节目的最后3分钟宣读了一份事先准备好的声明，他严厉指责戈尔巴乔夫的专制倾向和对人民的背叛，要求戈尔巴乔夫马上下台。这是什么意思？是神经错乱吗？这是叶利钦事先就设计好的。尽管这是非常冒险的举动，但叶利钦却选择了这条冒险的路。[47]戈尔巴乔夫被搞得怒气冲冲，但他选择了沉默。苏联最高苏维埃随即通过了谴责叶利钦声明的决议。在使局势不断尖锐的同时，叶利钦本身也有些冒险，但他还是相信自己的直觉。那段时间，一个欧洲国家的报纸这样写道：叶利钦在电视里要求戈尔巴乔夫下台，就等于公开对自己的太阳穴一击，他掀起了扫荡自己和所有民主派的汹涌波涛。
　　生活第一必需品的供应越来越糟，但老百姓不认为这是叶利钦的错。叶利钦在发表电视演讲的第3天，就出发去外地视察去了。尽管俄罗斯还没有通过总统选举的修正案，但叶利钦事实上已经开始了竞选运动。民主媒体反对戈尔巴乔夫的声势也在加强，报纸在发表言论时没有任何遮掩，头上的面罩已被甩到一旁。索莫夫在《莫斯科自鸣钟》里写道：“戈尔巴乔夫，你跟谁站在一起？宪法按照你的想法修改了，你得到了总统指挥棒，也获得了连专制者都非常羡慕的权力。右派对‘强手’的期望基本实现了，戈尔巴乔夫不再扮演民主派领导人的角色，他和一党专制、官僚机构和被人认为是粗野状况源泉的共产党站到一起。让我们扯下遮羞布吧！难道3亿人民必须接受集权体制遗留下的统治者吗？国家总统不应该由那些机关工作人员，以及受到他们关怀的‘人民公仆’通过暗箱操作选举产生，国家元首应该由人民直接选举。”[48]2月25日，民主派预定在莫斯科搞一场大规模游行，预计将有至少100万人走上街头。按照苏联内务部和克格勃的评估，2月25日早晨，将有不少于30万人聚集到莫斯科市中心。戈尔巴乔夫的神经有些失控，至少他不会把这当作玩笑。戈尔巴乔夫当天一直守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里，不间断地听取首都局势的汇报。中午12点，戈尔巴乔夫下令用重型卡车封锁所有通往克里姆林宫的道路。内务部长普戈对此决定提出异议，他认为时间已经为时过晚，况且克里姆林宫周围的局势已经得到控制，没有发生任何可怕的事情，参加示威的人群喧闹一阵就散了。但戈尔巴乔夫却不同意这种观点。他尽力说服普戈：“不！不！千万不能放他们进入马涅什广场。”[49]示威活动在傍晚彻底结束了，但给人们留下了恐惧。第二天，戈尔巴乔夫下令军队开进市中心，莫斯科周围也部署了几十辆坦克和装甲车，以及空降兵和内务部部队。但这次举动对市民和俄罗斯政权都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俄罗斯召开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军队又包围了克里姆林宫，代表大会中途休会，强烈要求从莫斯科撤出坦克。戈尔巴乔夫被迫做出让步，他也没有反对俄罗斯设置总统职务，尽管苏联宪法没有规定加盟共和国总统的全权。决定苏联命运的全民公决将在3月17日举行，俄罗斯决定同时对宪法修正案提交全民公决，俄罗斯的总统选举被定在1991年6月12日举行，选举方式是全民直选。
　　“法律战争”从1991年初开始日趋尖锐。不仅在波罗的海、格鲁吉亚，就是在俄罗斯也接续不断地通过违背苏联法律的新法律、法规。例如，俄罗斯议会通过了自己的退休法，俄罗斯违背联盟法律规定，从1991年3月1日起单独提高了退休金，但从哪儿弄这笔钱呢？俄罗斯政府坚决要求苏联政府重新分配预算和税收，以便使俄罗斯处于有利地位。俄罗斯还通过了允许私人拥有生产工具的法律，但联盟立法却没有这项法律，俄罗斯还取消了个人副业税等税种。
　　罢工运动在国内也不断增多。顿巴斯、库兹巴斯、沃尔库达、萨哈林州、罗斯托夫州、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的煤矿矿工纷纷开始罢工。很多煤矿在提出经济要求之后又增加了政治要求——首先是苏联政府辞职，还提出将煤矿从联盟机构直接管辖改为俄罗斯和乌克兰管辖的要求。还有一些矿工来到莫斯科，在俄罗斯饭店附近支起帐篷，宣布绝食。
　　戈尔巴乔夫周围的亲信和强力部门对他无动于衷表示不满。但他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又能做什么？应该做什么呢？戈尔巴乔夫的某些顾问建议他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专心致志地当好苏联总统。但这一步骤能有什么结果，这种做法的优势在哪里呢？如果党内还有个人魅力出众、拥有行动纲领的知名领袖，这种措施还有一定意义，但苏共中央根本就找不出这样的领袖，那里都是一些党的官僚。宪法第六章取消以后，苏共中央委员会机关不再是苏联的政权机构，州、区地方党委机构在很大程度上还继续行使政权职能，因为当地还没有完全建立起其他管理体系。但在莫斯科，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不光莫斯科市委，就是俄共中央和苏共中央也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戈尔巴乔夫辞去党的职务只能加速党的危机，但不会提高总统的威信和地位，因为他这个总统不是人民直选的，而是人民代表大会按着苏共中央的建议安排的。
　　社会调查结果显示，整个社会对戈尔巴乔夫的信任持续不断地下降。1990年初，戈尔巴乔夫的支持率在60%—70%之间，可到当年年底就降到20%。1991年头几个月，戈尔巴乔夫的支持率持续下降——15%，13%，10%。莫斯科的一个报纸这样评价：戈尔巴乔夫的知名度已经达到如此地步，几乎没人听他讲话，他可以机敏，也可以愚蠢，可以好，也可以坏，反正人民对他已经不感兴趣了，对他也不寄予任何希望了，这就意味着他政治生命的终结。[50]
　　西方政治圈对苏联局势越来越担忧，戈尔巴乔夫在西方的知名度此时还很高。我1990年4月第一次访问意大利的时候，就亲身感受到了这一点。叶利钦当时正在意大利访问，当地媒体对他表现出很大兴趣，但他与戈尔巴乔夫享有的威信还无法相比。戈尔巴乔夫的画像到处都有，甚至挂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在罗马和博洛尼亚的大街上立着很多大牌子，上面画着半裸的姑娘，旁边站着戈尔巴乔夫。我问翻译：“咱们总统在这儿算是怎么回事啊？”翻译说：这是广告，上面的广告词是：请选购我们的牛仔布料吧！它像戈尔巴乔夫一样坚固、可靠。但是，到了1990年的年底，西方的报纸已经充斥戈尔巴乔夫的讽刺漫画，把戈尔巴乔夫描绘成向美国总统布什祈求恩赐的乞丐，还有漫画把戈尔巴乔夫画成徘徊在“保守主义”和“极端主义”两大巨人之间的小矮人。在德国，戈尔巴乔夫被评选为1990年度“最佳德国人”，德国政治家当然拥有授予戈尔巴乔夫如此头衔地充足理由。但是，在莫斯科左派极端分子组织的示威中，画像上的戈尔巴乔夫却是穿着苏联军队的制服。1990年12月，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在挪威向戈尔巴乔夫授予了1990年度诺贝尔和平奖。戈尔巴乔夫自己承认，他在获奖以后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几百个祝贺电，但他同时也收到来自祖国各地的几千个诽谤电。总统办公室主任博尔金后来写道：他当时根本没法把大部分来电和信件都放到戈尔巴乔夫的办公桌上。政治学家基瓦向读者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戈尔巴乔夫配不配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是的，与很多在世的国务活动家和政治活动家相比，戈尔巴乔夫更有资格获得这个奖项，但戈尔巴乔夫作为改革者的命运却不怎么好。改革派肩负着特别沉重的负担，他们的道路充满艰辛和荆棘，改革道路弯弯曲曲，而且十分危险，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不把他们当成自己人。[51]这种结论是没有充足根据的，因为很多东西都将取决于改革最后是成功还是失败，但戈尔巴乔夫在周围看到的完全是另外一种景象，完全不同于他在改革之初所描绘的那样美好、灿烂。
　　西方一些杂志在1987年和1988年都把戈尔巴乔夫评为年度新闻人物。美国《时代周刊》在对整个80年代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在1991年1月1日将戈尔巴乔夫评为“十年风云人物”。这个杂志为此撰文指出：这个苏联领袖对整个80年代的世界局势产生了最大的影响。也许，这是一个公正的评价。西方将戈尔巴乔夫的影响看成是积极的，苏联大部分观察家则倾向于戈尔巴乔夫对国内局势的消极影响，而且能够找到支持这一观点的充足根据。
　　1991年3月2日是戈尔巴乔夫60岁生日。戈尔巴乔夫没有借此机会举办什么正式庆典，也没有作什么生日总结，他的一些助手和政治局委员们来到他办公室，向他表示生日的祝贺。在众多媒体中，只有《工人讲坛报》向戈尔巴乔夫表示祝贺，就连苏共中央自己的报纸都对戈尔巴乔夫60寿辰保持沉默。《俄罗斯报》文章说，生日是忧郁的节日。文章作者拉季霍夫斯基感叹道：先生们！在戈尔巴乔夫过生日的时候，你们能祝愿他什么呢？[52]政论家基奇金出面支持戈尔巴乔夫，他在《谈话者》中写道：“我冒着风险来证实，戈尔巴乔夫不仅是苏联，而且是整个祖国历史的伟大政治活动家，他艰难缓慢地行进在崎岖的路上，将身体的支撑点从左挪到右，又从右挪到左，但他的每一步都是一直向前。如果遵循多数法则，我们不可避免地要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处在生活的漩涡中，对政治发展方向和趋势的认识常常残缺不全，但戈尔巴乔夫对此却完全看得清清楚楚。戈尔巴乔夫所表现出的灵活性，被错误地认为是他缺乏原则性和行事软弱。但是，拉季霍夫斯基撰写的题为《在被诅咒的位置上》的文章中，却没有找到这种论断的根据。”[53]戈尔巴乔夫过生日这些日子，苏联中央电视台播放了名为《戈尔巴乔夫保持本色》的影片。影片本身拍得很糟糕，而且当时国家的局势也没有拍摄这种电影条件。托尔卡乔夫导演早在1988年就开始拍摄戈尔巴乔夫的影片，系列电影的第二集《第一任总统》计划在晚些时候播放，影片所表现的是戈尔巴乔夫的国际活动。为领袖拍摄电影是苏联延续多年的传统习惯，最早始于反映斯大林生活的电影《宣誓》，然后拍摄了介绍赫鲁晓夫的《亲爱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歌颂勃列日涅夫的影片《伟大的列宁主义者》在15年以后面世，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描述戈尔巴乔夫改革行动第一部影片，但我们完全不用看这部片子，直接从戈尔巴乔夫身上就可以看到改革的结局。
　　作为苏联人民代表和苏共中央委员，我在1991年的春天，每天要收到20—50封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这些来信的一半都是有关戈尔巴乔夫的。阿斯特拉罕的一个工人小组在信中说：“我们通过读报、看电视了解苏联最高苏维埃的工作。我们非常吃惊、愤怒、甚至发狂。你们是文化人，是聪明人，怎么能够不明白——再不能忍受这样领导国家了！我们的国家正陷入深渊！为什么我们这些普通人都明白，也看得见，而你们却视而不见！？要完成繁重复杂的工作，需要预见能力、超越事件能力，驾驭经济、政治、民族关系等复杂局面的能力。戈尔巴乔夫既没有聪明才智，也没有工作经验，他没有良心，没有人格，没有内在的文化、学识、诚信和公民责任。戈尔巴乔夫的个性是灰色的，5年之中一直都在浅薄地瞎扯，他就像石头之间的蜥蜴一样蛹动，国家让他给搞垮了，遭受掠夺、被人肢解，成了整个世界的笑料。”这还不是内容最尖刻的来信。俄罗斯的一些权威报纸开始提出“戈尔巴乔夫辞职不可避免”的问题，《独立报》政治评论员古辛撰文指出：“客观分析国内局势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们所能预见到的，不仅是戈尔巴乔夫政治生涯可怜的垂死挣扎，而且是人民饱受煎熬的关键时刻。解救方法只有一个，就是戈尔巴乔夫自己能够意识到当前局势的危机性质，他自愿退出政治舞台。大家都已经确信，戈尔巴乔夫是无法将国家从危机中拯救出来了，他的政治形象受损、威信和影响的降低已经发展到不可逆的程度。在过去的6年里，戈尔巴乔夫犯了很多错误，很多过失已经无法矫正，他的不少决定做得不合时宜，或者迟后，或者超前，这都给他的政治威信造成很大破坏。如果戈尔巴乔夫重新评价自己，他就不可避免地沦为世界大骗子的角色？这是他个人的错误，还是一场灾难呢？”[54]
　　1991年的春天，戈尔巴乔夫自己曾经痛苦地思考过辞职的可能，但他考虑的是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而不是苏联总统。在4月举行的中央全会上，几个地方党委书记相继在发言中严厉谴责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意外地用手敲着桌子说：“够了！我辞职！”然后就返回了自己的办公室。中央全会被迫中断2个多小时，中央委员被分成几个小组，惊慌失措地讨论当前的局势。政治局委员都离开了大厅，他们也在开会讨论这个问题。过了一个小时以后，局势有些明朗：中央委员中就找不出一个，哪怕只是临时担任中央委员会领导的人物，而且没有一个中央委员愿意担任这个领导。又过了一个小时，我们被告知：“为了党的最高利益”，政治局恳请总书记收回辞职申请，继续履行自己先前的职责，戈尔巴乔夫答应了这个要求，原因也是“为了党的最高利益”。
　　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要求戈尔巴乔夫辞职的呼声越来越高，而且他们要求戈尔巴乔夫首先辞去的不是苏共中央总书记一职，而是苏联总统。由《联合》政治联盟人民代表组成的，阿尔克斯尼科斯和乌马拉托娃[55]领导的议员小组也提出了这个要求，而且还讨论了戈尔巴乔夫继任者候选人。卢基扬诺夫、亚纳耶夫，甚至叶利钦都是戈尔巴乔夫的替代人选。在这些日子，发行量达到1600万的《共青团真理报》政治评论员尼基金撰文说：“再过几个月，叶利钦就要就任俄罗斯总统，没人再要戈尔巴乔夫这个挨打的孩子。对叶利钦来说，戈尔巴乔夫也曾发挥了他的历史作用，他7次进攻同一个靶子，并以此促进了自己竞争对手的成长。长期寻找妥协把戈尔巴乔夫引向这样一种境地：他今天沦落到没人需要的地步，成了两派主要政治力量继续对抗中的多余人物。他就是挡在路上的一块石头，阻碍一些人往前走，阻碍另一些人向后退。在此情况下，那些对祖国命运比自己的命运更关切的共产党人应该支持戈尔巴乔夫，保存他这个能够抑制超级右派粗暴进攻的人物，历史正将超级右派推向冒险的道路。在此情况下，是否需要叶利钦为首的用反党情绪武装起来的民主派，向戈尔巴乔夫握手言和呢。有没有这个可能呢？为了帮助戈尔巴乔夫站起来，他们应该再次把手伸向戈尔巴乔夫，上帝给他们力量把戈尔巴乔夫拖出来，这不仅因为他还是个人物，而是因为正派人不会把伤员丢在战场。现在不是和民主道路开辟者算账的时候，良心也不允许这样做。即便戈尔巴乔夫提出辞去苏联总统的申请，他也仍然可以继续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以此来保留这个拥有很大影响的政治家的地位。在此情况下，总统和副总统应该一起辞职，一边为民选领袖直接占据国家元首的位置。”[56]
　　但是，戈尔巴乔夫却不想从总统的位置上下来，而且他和谁也不谈这件事。1991年4月9日，戈尔巴乔夫在联邦委员会作了一个长篇讲话，报纸在报道这次讲话的时候，使用了这样的标题：《推迟争论，着手干实事！》。但事实上，任何人都不想推迟政治争论。媒体在报道戈尔巴乔夫会见罢工矿工代表讲话时，用的是这样的标题：《只有通过合力才能摆脱危机——我们和你们在一条船上！》，但这个讲话也没有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和影响。
　　戈尔巴乔夫几次离开莫斯科到乌拉尔、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地视察。人们对他很关注，但缺乏激情。他在叶卡捷琳堡和阿拉木图所作的长篇讲话，甚至很少有人把它从头到尾地读完。与此相对照，苏联总统访问欧洲却受到当地人的热烈欢迎。戈尔巴乔夫访问意大利和法国的时候，在罗马和巴黎都遇到过这样的热烈场景。巧的是，在戈尔巴乔夫访问法国前两个星期，叶利钦在此受到了隆重的接待，这在礼宾方面还引出一些冲突和矛盾：叶利钦受到的礼遇规格要比纳扎尔巴耶夫和卡里莫夫高得多，但还达不到接待戈尔巴乔夫的水平。在戈尔巴乔夫和密特朗[57]举行的发布会上，有人甚至向戈尔巴乔夫提出这样的问题：您认为西方国家元首和俄罗斯联邦总统保持什么样的关系才是最适宜的呢？戈尔巴乔夫像往常一样，非常花哨地回答道：“先生们！我们大家需要从这么一个前提出发，这就是苏联仍然存在，这是第一点。苏联将要存在下去，这是第二点。第三点：苏联现在仍然是一个强国。第四点：苏联以后也是强国。”然后，戈尔巴乔夫开始对改革进程、联邦复兴、3月全民公决进行冗长、而又空洞的讲解，但他没有直接回答有关叶利钦和及其与西方领导人会见的问题。戈尔巴乔夫将苏联比成在波涛汹涌大海上航行的一艘船，他也承认：“天气很不好，常常刮起风暴，大雾很重，能见度很低，而且仪表还出毛病，船员也并非都是需要的人。但是，这艘船还是按照我们制定的航线前进，向改革构想指定的目标前进。很多人冲向轮船的方向盘，不少人拽着别人的手脚，这种事时有发生，但从原则上说，方向盘还在我们手中，轮船将要沿着既定的方针前进。希望任何人都不要指望，苏联总统会把阵地让出去，而且已经被摔得双肩着地。”[58]实际上，局面已经非常凄凉，轮船偏离航线行进了很久，现在已经触礁抛锚，海水不停地顺着漏洞流进船舱，但几乎没人从舱底往外舀水。在这些日子里，苏共中央机关专门召集了主题为“提高党组织在工业企业中地位”的会议，而苏联总统机关忙着为戈尔巴乔夫起草接受诺贝尔奖的发言。戈尔巴乔夫准备前往奥斯陆领取诺贝尔和平奖，他在发言中谈了许多内容——21世纪的和平，欧洲文明的命运，分离主义的破坏性，东西方相互关系，巩固世界经济合作，以及苏联改革的目的。戈尔巴乔夫的意图和实际做法没有取得世界的理解，在国内的反应更糟。更让戈尔巴乔夫感到难过的是，几乎没有一个地方对他的言行有正面回应。戈尔巴乔夫在奥斯陆说：“我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第一句是从‘我们想成为透明的’开始的。这个过程似乎正在进行当中，但我还要在这儿——在世界讲坛上——重复这句话。要想让人真正理解我们，并且能够信任我们，原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变动实在太大了，改革的规模和质量要求我们做出最基本的思考，用常规观念来检验改革是徒劳无益的，而设定条件——诸如让我们先走着，事后会取得大家的信任——既没有意义，也十分危险。”[59]但是，怎么才能取得国内外的理解呢？如果演讲人自己都坦诚地承认：在改革开始的时候，他自己既不清楚也没有想到会出现这些困难以及面临问题的专业性；改革没有进入关键性阶段，因为社会行动非常迟缓，对迎接巨变还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人们的期待变成了上当受骗；压力试验实在是太残酷了；反对派原来是非建设性的；不满和反对情绪达到爆炸的程度。戈尔巴乔夫也不知道这将如何收场，尽管他自己已经做出最后结论：无论是左派的压力，还是右派的压力，都不能改变他的新思维。戈尔巴乔夫说：“已经不止一次有人怀疑我的乌托邦主义倾向，但我不准备改变自己的观点和决心。”《星球回声》杂志指出：“戈尔巴乔夫领取诺贝尔颁奖的发言，贏得了在场听众的掌声和世界的深思。很多杂志都提到，戈尔巴乔夫的发言是非常动人的，他开诚布公地请外国给苏联大规模援助，否则改革就会受到压制，新的世界秩序就要面临散架的危险。戈尔巴乔夫在提要求的时候，也警告西方不要借此机会趁机向苏联提出附加条件。但是，戈尔巴乔夫的讲话没有引起巴黎的任何反应，那里正在举行24个最富裕国家的财政部长会议：这个集团一向遵循严格生硬的立场，它必须先看到能使苏联局势发生重大改变的经济改革方案，然后才考虑做出相应决定，但它暂时还没有看到这个方案……”[60]卡尔佩切夫在《真理报》上写道：“戈尔巴乔夫请求大家理解他。单纯的理解似乎很简单，但需要的不仅是理解，而是从理解到信任，从信任到办实事。以前的苏共中央总书记从来没有请求大家对他们理解，他们只要说出半句话，大家就会明白其中的含义，而头脑不灵活的人则会失去很多。缺乏理解与和谐，这是我们当今的一大不幸。怎么才能取得理解呢？如果一切信任都已经被用枯竭了。”[61]俄罗斯某些报纸在自己的版面上登载了最恶毒的西方讽刺画：苏联的大型百货商店里什么商品都没有，只在靠近墙角的货架上摆着一个个头矮小的戈尔巴乔夫，他手中抱着一个标语牌，上面写着一个单词——“改革”。

1.5 事关苏联命运的全民公决


　　1990年12月举行的苏联第4次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在未来几个月内就苏联作为平等权利的各个共和国联邦举行专门的全民公决。尽管宪法中有全民公决这项内容，但无论是俄罗斯还是苏联，以前从来没有搞过全民公决。1991年1月，苏联通过了举行全民公决的必须法律和相应程序规则。1月1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正式颁布一项决定——鉴于苏联人民以外的任何人都不能为苏联命运承担历史责任的客观现实，为了落实苏联第4次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的立法程序决定：（1）定于1991年3月17日（星期日）就保留苏联作为平等共和国联邦问题在全苏联境内举行全民公决；（2）提交全民公决、列入秘密投票的问题和答案是：问题——“您认为必须保留苏联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作为能够保证任何民族公民人权和自由平等的主权共和国联邦吗？”答案——“是”或者“不是”。
　　筹备全民公决的工作是非常繁重的，马上就出现很多难题，而且还不局限于公决的组织工作。波罗的海所有共和国，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摩尔多瓦都拒绝参加苏联全民公决，哈萨克斯坦对全民公决的表述进行了简化，公民人权、自由和联邦的概念被删除了。苏联人民代表被授予全民公决观察员的身份，我们组成一些小组到各个州和加盟共和国去监督投票过程。我和来自乌克兰的著名作家奥列伊尼克[62]来被分配的地点是阿塞拜疆。阿塞拜疆当地居民的情绪是很复杂的，大多数人期盼国家能够有秩序，社会能够恢复平静，希望全民公决取得成功，苏联能够保留。只是纳卡问题和阿亚冲突给全民公决的气氛蒙上一层阴影。
　　3月17日的投票很平静。全民公决的结果应验了最乐观的预测。参加全民公决的公民数量占法定人数的80%，其中投票支持保留苏联的公民占76%。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吉尔吉斯、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参加投票的选民比例和支持保留苏联的比例分别是：76%/75.4%，83%/70%，83%/83%，95%/93.7，89%/94%，75%/93%，93%/94.5%，94%/96%，97.7%/98%。
　　众所周知，全民公决与一般民意测验的区别在于它具有强制的威力。3月17日举行的全民公决赋予苏联政权全权，并且强制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留苏联，避免联盟分裂。但是，戈尔巴乔夫并没有为此采取保留苏联的任何措施，就连最小的象征性措施也没有。分立趋势继续增长，而且这种增长首先表现在俄罗斯联邦内部。就在3月17日这一天，俄罗斯在举行苏联全民公决的同时，通过公民投票的方式确定俄罗斯也设总统职务，俄罗斯总统在俄罗斯境内的权力超过苏联总统。全民公决没有成为对联盟政权机关的信任投票，民意调查机构在莫斯科进行的一项调查清晰地表明，联盟政权机关威信剧烈下降。莫斯科市民对戈尔巴乔夫的信任度只有12%，对内阁和总理的信任度已经低于10%。与此同时，莫斯科市民对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和莫斯科苏维埃的信任度却分别达到40%和34%。莫斯科市民对叶利钦的信任超出其他任何人，民众对他的支持率已经超过50%。在各个政党中，刚刚成立不久，而且还没有完全定型的“民主俄罗斯”运动最受民众欢迎，被调查者中的50%支持这个党，而此时苏联共产党的支持率却只有12%。对莫斯科、俄罗斯和整个苏联其他城市居民情绪造成影响的主要因素，是整个国家不断恶化的经济局势。



[1] 《真理报》，《消息报》，1991年1月1日。

[2]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Рыжков，1929年9月28日—— ），出身于矿工家庭。1956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70—1971年任乌拉尔奥尔忠尼启则重型机器制造厂厂长。1971—1975年任乌拉尔机器生产联合公司总经理。1974—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79—1982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81—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2—1985年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经济部部长。1985—1990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5—1991年任部长会议主席。1986—1990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苏联解体后，于1995年重返政坛。1995—2003年任国家杜马议员，在任期间领导“民主”党团，并担任俄罗斯人民爱国联盟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98—2011年任援助国内生产者协调委员会主席。2003年起担任联邦委员会参议员，在任期间于2006—2011年任联邦委员会自然垄断委员会主席兼俄罗斯—亚美尼亚议会间合作委员会联合主席。

[3] 《年轻共产党员》，1990年12期，第3页。

[4] 伊戈尔·库兹米奇·利加乔夫（Егор Кузьмич Лигачёв，1920年11月29日——2021年5月7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944年加入联共（布）。1944—1946年任共青团新西伯利亚捷尔任斯基区委书记。1946—1948年任共青团新西伯利亚宣传与鼓动部长。1948—1949年任共青团新西伯利亚省委第一书记。1953—1955年任苏共新西伯利亚文化部长。1955—1958年任新西伯利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58—1959年任苏共新西伯利亚市委第一书记。1959—1960年任苏共新西伯利亚省委书记。1961—1965年任苏共中央俄罗斯局副局长。1964—1965年任苏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65—1983年任苏共托木斯克省委第一书记。1966—1976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76—199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3—1985年任苏共中央组织党务工作部部长。1983—1990年任苏共中央书记。1985—1990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8—1990年任苏共中央土地政策委员会主席。1989—1992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年退休。1991年支持八一九政变，但未参加政变。苏联解体后，于1993年创立共产党联盟—苏联共产党（Союз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х партий —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并于1995—2005年任该党中央副主席兼中央书记，2006—2014年任该党理事会书记。1993年参加了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并于1993—2013年任俄联共中央委员。1999—2003年任国家杜马议员。2021年去世。

[5]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科夫列夫（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олаевич Яковлев，1923年12月2日——2005年10月18日），俄罗斯历史学家。出身于农民家庭。1941—1943年期间服役于红军，参加了卫国战争。1943年因伤退役。1944年加入联共（布）。1945年起就读于多所院校。1958—1959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接受培训，期间秘密倒向反共阵营。1965—1973年任宣传部第一副部长。1966—1973年任《共产主义》杂志编委会委员。1971—1976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73—1983年任驻加拿大大使。1983年与戈尔巴乔夫结识。1983—1985年任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1985—1986年任宣传部长。1986—1990年任苏共中央书记。1987年1—6月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87—1990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91年1—7月任总统高级顾问。1991年9—12月任国家特别任务顾问兼总统政治顾问委员会委员。在任期间大力推行“公开化”改革，开展反共活动。苏联解体后，公开鼓吹反共主义，敌视布尔什维主义，诬蔑列宁为“德国间谍”。1992年任戈尔巴乔夫基金会副主席。1992—1993年任政治镇压受害者康复委员会主席。1993—1995年任电视和无线电广播局局长兼俄罗斯国家电视和广播公司主席。1994—1995年任文件解密委员会委员。1995年创立俄罗斯社会民主党，并于1995—2000年任党主席。1995—1998年任俄罗斯公共电视台（CJSC）主席。1998—2001年任俄罗斯公共电视台名誉主席。2000—2002年任俄罗斯社会民主党名誉主席。2005年死于莫斯科。

[6] 瓦季姆·安德烈耶维奇·梅德韦杰夫（Вадим Андреевич Медведев，1929年3月29日—— ），苏联科学家、经济学家。1952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68—1970年任苏共列宁格勒市委书记。1970—1978年任苏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76—1986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78—1983年任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院长。1983—1986年任苏共中央党校科教司司长。1984—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6—1988年任苏共中央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关系部部长。1986—199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兼中央书记处书记。1988—1990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思想委员会主席。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1991年任总统委员会委员。苏联解体后在戈尔巴乔夫基金会和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

[7] 弗拉基米尔·安东诺维奇·伊瓦什科（Владимир Антонович Ивашко，1932年10月28日——1994年11月13日），1960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73年起曾任乌克兰共产党哈尔科夫省委书记、中央委员会书记等职务。1987—1988年任乌共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省委第一书记。1989—1990年任乌共中央第一书记。1990—1991年任苏共中央副总书记兼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代表。1991年八一九政变爆发后，于同年8月24日至11月6日代理苏共中央总书记。1992年退休。

[8] 奥列格·谢苗诺维奇·舍宁（Олег Семёнович Шенин，1937年7月22日——2009年5月58日），1962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74—1977年任苏共阿钦斯克市委第一书记。1977—1980年、1982—1983年任苏共哈卡斯省委第二书记。1980—1982年被派驻到阿富汗工作。1983—1985年任苏共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省委书记。1985—1987年任苏共哈卡斯省委第一书记。1987—1990年任苏共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省委第一书记。1989—1990年任苏共中央俄罗斯局委员。1989—1992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1991年任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人民代表大会主席、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政治局委员。1991年参加了八一九政变，政变失败后于8月23日被捕。1992年因病获假释。1994年获大赦。1993—1995年任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93—2003年任共产党联盟中央理事会主席。1995—2000年任俄联共中央委员。2000年被俄联共开除出党。2004—2009年任苏联共产党（舍宁派）主席。2009年去世。

[9] 奥列格·德米特里耶维奇·巴克拉诺夫（Оле́г Дми́триевич Бакла́нов，1932年3月17日——2021年7月28日），1953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76—1981年任通用机械制造部副部长。1981—1983年任总机械制造部第一副部长。1983—1988年任总机械制造部部长。1986—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8—1991年任苏共中央书记。1989—1992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1年3—10任国防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91年参加了八一九政变，政变失败后于8月23日被捕并被开除出党。1993年获假释。1994年获大赦。1994—2021年任俄罗斯民族联盟理事会委员。2004—2007年任国家杜马副议长顾问。2004—2009年任苏联共产党（舍宁派）中央书记处书记。2021年去世。

[10]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扎索霍夫（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Дзасо́хов，1934年4月3日—— ），苏联外交官。早年参加了苏联共产党。1957—1958年任共青团奥尔忠尼启则省委第一书记。1962—1967年任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书记。1963—1964年任驻古巴专家组组长。1986—1988年任驻叙利亚大使。1988—1990年任苏共北奥塞梯省委第一书记。1989—1992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1991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解体后，于1993—1998年任国家杜马议员。1998—2005年任北奥塞梯—阿拉尼亚共和国总统。2001—2002年任俄罗斯联邦国务院主席团成员。2005—2010年任联邦委员会委员。

[11] 瓦季姆·维克托罗维奇·巴卡金（Вади́м Ви́кторович Бака́тин，1937年11月6日—— ），1964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73—1975年任苏共克麦罗沃市委第二书记。1975—1977年任苏共克麦罗沃市委建设部长。1977—1983年、1987年任苏共克麦罗沃市委第一书记。1983—1985年任苏共中央巡视员。1985—1987年任苏共基洛夫省委第一书记。1986—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6—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8—1990年任内政部长。1991年公开反对八一九事件。1991—1992年任克格勃主席。1992年以后从事经济工作。

[12] 鲍里斯·卡尔洛维奇·普戈（Борис Карлович Пуго，1937年2月19日——1991年8月22日），1961年加入共青团。1963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74—1975年任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总务部部长。1975—1976年任拉共里加市委第一书记。1977—1980年任拉脱维亚克格勃第一副主席。1980—1984年任拉脱维亚克格勃主席。1984—1988年任拉共中央第一书记。1984—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6—199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8—1990年、1990—1991任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1989—1990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90—1991年任内务部长。1991年任安全委员会委员。1991年参加了八一九政变，并担任国家紧急事态委员会委员，政变失败后，于8月22日同妻子一道开枪自尽。

[13] 爱德华·阿姆夫罗西耶维奇·谢瓦尔德纳泽（Эдуа́рд Амвро́сиевич Шевардна́дзе，1928年1月25日——2014年7月7日），1946年加入联共（布）。1952—1953年任格鲁吉亚共青团库塔伊西省委第二书记。1953—1956年任格鲁吉亚共青团库塔伊西省委第一书记。1956—1957年任格鲁吉亚共青团中央第二书记。1957—1961年任格鲁吉亚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1961—1963年任格鲁吉亚共产党姆茨赫塔区委第一书记。1963—1964年任格鲁吉亚共产党第比利斯佩尔沃迈斯基区委第一书记。1964—1965年任格鲁吉亚公共秩序保护部第一副部长。1965—1968年任格鲁吉亚公共秩序保护部长。1968—1972年任格鲁吉亚内政部长。1972年任格鲁吉亚共产党第比利斯市委第一书记。1972—1985年任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74—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76—199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78—1985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85—1990年任外交部长兼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90年辞去一切职务并退党。1991年任对外关系部部长。苏联解体后，于1992年返回格鲁吉亚。1992年3月10日至11月4日任格鲁吉亚国务委员会主席。1992—1995年任格鲁吉亚议会主席。1993年8月6—20日代理总理。1993年9—10月代理内政部长。1995—2003年任总统，在任期间大肆贪污腐化。2003年被推翻下台。2014年去世。

[14] 努尔苏丹·阿比舍维奇·纳扎尔巴耶夫（Нурсултан Абишевич Назарбаев，1940年7月6日—— ），早年参加了苏联共产党。1978—1979年任哈萨克斯坦共产党卡拉干达省委第一书记。1979—1984年任哈共中央委员会书记。1979—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4—1989年任哈萨克斯坦部长会议主席。1986—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9—1991年任哈共中央第一书记兼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年任哈萨克斯坦最高苏维埃主席。1990—1991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90—1991年任哈萨克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1991年八一九政变后，于8月29日退党，抛弃共产主义，不久将国名改为“哈萨克斯坦共和国”。1991年起担任哈萨克斯坦安全理事会主席。1991—2019年任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1995—2021年任哈萨克斯坦人民议会主席。2006—2007年、2015年任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主席。2007年创立“祖国之光”党，并于2007—2021年担任党主席。2019年辞去总统职务，改任宪法委员会主席。

[15] 伊斯兰·阿卜杜加尼耶维奇·卡里莫夫（Ислам Абдуганиевич Каримов，1938年1月30日——2016年9月2日），1964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83—1986年任乌兹别克斯坦财政部长。1986—1989年任乌兹别克斯坦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副主席、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卡什卡达里亚省委第一书记。1989—1991年任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90—1991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乌兹别克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1991年八一九政变后，于9月14日率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退出苏联共产党，并将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改组为人民民主党并担任党主席，不久改国名为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1991—2016年任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统。1999年将人民民主党改组为民族民主党，并继续担任党主席。2007年将民族民主党改组为自由民主党，并继续担任党主席。2016年去世。

[16] 阿亚兹·尼亚齐·奥格雷·穆塔利波夫（Аяз Ниязи оглы Муталибов，1938年5月12日—— ），1963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79—1982年任阿塞拜疆地方工业部长。1982—1989年任阿塞拜疆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副主席。1989—1990年任阿塞拜疆部长会议主席。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1991年任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委员兼中央政治局委员。1991年八一九政变后，于8月30日改国名为阿塞拜疆共和国，9月14日解散阿塞拜疆共产党。1991年2月5日至1992年3月6日、1992年5月14日至18日担任阿塞拜疆共和国总统。1992年被推翻下台，流亡俄罗斯。2003年加入阿塞拜疆社会民主党并担任联合主席。2012年退党，退出政坛，回国定居。

[17] 根纳季·伊万诺维奇·亚纳耶夫（Генна́дий Ива́нович Яна́ев，1937年8月26日——2010年9月24日），1962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63—1966年任共青团高尔基省委第二书记。1966—1968年任共青团高尔基省委第一书记。1968—1980年任苏联青年组织委员会主席。1971—1980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1980—1986年任苏联对外友好文化协会主席团副主席。1986—1989年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1989—1990年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副主席兼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年4—7月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1990—1991年任副总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书记处书记。1991年任安全委员会委员。1991年领导了八一九政变，并于8月19—21日代理总统一职。政变失败后被迫辞去一切职务，并于8月22日被捕。1993年获假释。1994年获大赦。2010年去世。

[18] 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阿巴尔金（Леонид Иванович Абалкин，1930年5月5日——2011年5月2日），苏联经济学家。早年参加了苏联共产党，在大学任教。1976—1985年任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政治经济学系主任。1986—1989年、1991年任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1988—1990年任苏联科学院主席团成员。1989—1991年任部长会议副主席。1990—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91年5—12月任总统顾问。苏联解体后，于1991—2005年任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2011年去世。

[19] 尤里·德米特里耶维奇·马斯柳科夫（Юрий Дмитриевич Маслюков，1937年9月30日——2010年4月1日），1966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74—1979年任国防工业部主要技术局局长。1979—1982年任国防工业部副部长。1982—1985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85—1988年任部长会议副主席。1985—1991年任部长会议军工委员会主席。1988—1991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91年任总统委员会委员。1991年1—8月任副总理兼国家军工委员会主席。苏联解体后，于1995—2003年任国家杜马议员，在任期间于1995—1998年任国家杜马政策委员会主席。1998年7—9月任俄罗斯联邦工业和贸易部长。1998—1999年任第一副总理。2010年去世。

[20] 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谢尔巴科夫（Владимир Иванович Щербаков，1949年12月5日—— ），早年参加了苏联共产党。1970—1974年期间在共青团工作。1985—1988年在国家劳动和社会问题委员会工作。1989—1991年任国家劳动和社会问题委员会主席。1991年3—5月任副总理，5—11月任第一副总理。苏联解体后转而经商。

[21] 瓦伦丁·谢尔盖耶维奇·巴甫洛夫（Валентин Сергеевич Павлов，1937年9月26日——2003年3月30日），苏联经济学家。1962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66—1968年任财政部重工业融资司副司长。1968—1969年任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1979—1986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财政、成本和价格司司长。1986年任财政部第一副部长。1986—1989年任国家价格委员会主席。1989—1991年任财政部长。1990—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兼全苏经济学会主席。1991年1—8月任总理。1991年参加了八一九政变，政变失败后于8月23日被捕。1993年获假释。1994年获大赦。此后从事经济工作，曾任自由工作协会副主席。2003年去世。

[22] 《工人论坛》，1994年8月5日。

[23]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别斯梅尔特内赫（Александ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ессмертных，1933年11月10日—— ），1957—1960年任苏联外交部新闻部讲师。1960—1966年任联合国秘书处翻译。1963年加入苏共。1966—1970年任外交部长一秘。1970—1983年任驻美国大使馆一秘兼参赞。1986—1988年任外交部副部长。1988—1990年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1990—1991年任驻美国大使兼苏共中央委员。1991年任外交部长。苏联解体后曾任俄罗斯外交政策协会主席等职务。

[24] 瓦列里·伊万诺维奇·博尔金（Валерий Иванович Болдин，1935年9月7日——2006年2月14日），1960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81—1987年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助理。1984—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6—1988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87—1991年任苏共中央办公厅主任。1988—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9—1992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1991年任总统委员会委员兼总统办公厅主任。1991年参加了八一九政变，政变失败后于8月22日被捕。1994年获大赦。2006年去世。

[25] 阿纳托利·伊万诺维奇·卢基扬诺夫（Анатолий Иванович Лукьянов，1930年5月7日——2019年1月9日），出身于军人家庭。1955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56—1961年任部长会议法律委员会高级顾问。1961—1976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高级助理。1976—1977年期间参与起草1977年苏联宪法。1977—1983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秘书长。1981—1986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83—1985年任苏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1985—1987年任苏共中央办公厅主任。1985—1991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6—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7—1988年任苏共中央书记、中央行政机关部部长兼中央法律行政事务委员会书记。1988—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第一副主席。1988—1990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89—1992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1991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91年参加了八一九政变，政变失败后于8月29日被捕。1993年获假释，同年参加了俄罗斯联邦共产党。1994年获大赦。1994—2000年任俄联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94—2003年任国家杜马议员，在任期间于1995—1999年任立法、司法和法律改革委员会主席，2000—2002年任国家杜马主席。2019年去世。

[26] 谢尔盖·费多洛维奇·阿赫罗梅耶夫（Сергей Фёдорович Ахромеев，1923年5月5日——1991年8月24日），1940年加入红军。1943年加入联共（布）。卫国战争期间参加了列宁格勒战役和斯大林格勒战役。1972—1974年任远东军区参谋长兼第一副司令。1974—1979年任苏军总参谋部主要作战局局长兼副总参谋长。1979—1984年任苏军总参谋部第一副总参谋长。1981—1983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83—199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4—1988年任苏军总参谋长兼国防部第一副部长。1984—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委员会副主席。1988—1990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顾问。1988—1991年任国防部总监察组监察长。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副主席。1990—1991年任总统军事顾问。1991年参加了八一九政变，并担任国家紧急事务委员会委员，政变失败后，于8月24日自杀身亡。

[27] 维陶塔斯·维陶塔索维奇·兰茨贝基斯（Ви́таутас Ви́таутасович Ла́ндсбергис，1932年10月18日—— ），立陶宛音乐家、艺术评论家。出身于政治世家。早年在大学任教。1988年参加立陶宛改革运动。1990年策划了将立陶宛脱离苏联而独立存在的政治活动。1990—1992年任立陶宛最高委员会主席。1992年、1996—2000年任立陶宛共和国议会主席。1993年创立“祖国右翼联盟”并担任党主席。2004—2014年任欧洲议会议员。

[28] 阿尔吉尔达斯·米克拉斯·布拉藻斯卡斯（Альгирдас Миколас Бразаускас，1932年9月22日——2010年6月26日），1956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56—1960年期间服役于苏联海军。1965—1967年任立陶宛建筑材料工业部长。1967—1977年任立陶宛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88—1989年任立陶宛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兼苏共中央立法委员会委员。1989—1990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年任立陶宛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同年参加了立陶宛独立运动，并将立陶宛共产党改组为立陶宛民主工党。1990—1991年任立陶宛共和国副总理。1992年任立陶宛共和国议会主席。2001年将立陶宛民主工党并入立陶宛社会民主党。2001—2006年任立陶宛总理。2010年去世。

[29] 卡西米尔·达努特·普伦斯克涅（Казимира Дануте Прунскене，1943年2月26日—— ），立陶宛经济学家。早年在大学任教。1988年创立立陶宛改革运动。1989—1990年任立陶宛部长会议副主席兼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年参加立陶宛独立运动，并于1990—1991年任立陶宛共和国总理。1995年创立立陶宛妇女党，并于1995—1998年任党主席。2001年创立农民与新民主党联盟并担任党主席。2004—2009年任农业部长。2013年因病退休。

[30] 德米特里·季莫费耶维奇·亚佐夫（Дмитрий Тимофеевич Язов，1924年11月8日——2020年2月25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941年加入红军。卫国战争期间参加了列宁格勒战役、波罗的海战役、库尔兰战役等。1944年加入联共（布）。1976—1979年任远东军区第一副司令。1979—1980年任驻捷克斯洛伐克中央集团军群司令。1979—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0—1984年任中亚军区司令。1981—1987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84—1987年任远东军区司令。1987年1—5月任国防部人事局副局长。1987—1991年任国防部长兼苏共中央委员。1987—1990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90年晋升为元帅军衔。1990—1991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总统委员会委员。1991年任安全委员会委员。1991年参加了八一九政变，政变失败后于8月22日被捕。1993年获释。1994年被勒令退役。1998—2008年任俄罗斯联邦国防部国际军事合作总局首席军事顾问兼总参谋部军事学院院长首席顾问。2000—2010年任纪念朱可夫元帅委员会主席。2008—2012年任俄罗斯联邦国防部总监察组监察长。2020年去世。

[31]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奇科夫（Владими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Крючков，1924年2月29日——2007年11月23日），1943年加入共青团。1944年加入联共（布）。1946年任共青团斯大林格勒市委第二书记。1954—1955年任外交部第四欧洲司三秘。1955—1959年任驻匈牙利大使馆三秘。1959—1965年任苏共中央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关系部部长。1965—1967年任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助理。1967—1971年任克格勃主席助理。1971—1974年任克格勃第一主要总局副局长。1974—1988年任克格勃第一主要总局局长。1978—1988年任克格勃副主席。1984—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6—1989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8—1991年任克格勃主席。1989—1990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90—1991年任总统委员会委员。1991年任安全委员会委员，同年参加了八一九政变，并担任国家紧急事务委员会委员，政变失败后被捕。1993年获释。1994年获特赦。2007年逝世。

[32] 米·谢·戈尔巴乔夫：《生活和改革》，莫斯科，1995年，第506页。

[33] 瓦伦丁·伊万诺维奇·瓦连尼科夫（Валентин Иванович Варенников，1923年12月15日——2009年5月6日），1941年加入红军。1944年加入联共（布）。卫国战争期间参加了斯大林格勒战役、巴格拉季昂战役、波兰战役、柏林战役等。1969—1971年任苏军驻德国集团军第三野战军司令。1971—1973年任驻德国集团军第一副总司令。1973—1979年任喀尔巴阡军区司令。1974—198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79—1984年任苏军总参谋部主要作战局局长。1984—1987年任苏军第一副总参谋长。1984—1989年任国防部驻阿富汗前线作战指挥组组长。1986年指挥了对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抢险救灾工作。1986—1990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89—1991年任陆军总司令兼国防部副部长。1989—1992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1年参加了八一九政变，政变失败后被捕。1992年拒绝大赦。1994年被判处无罪释放，随即被勒令退役。1993年参与创立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并于1993—2009年任俄联共中央委员。1995—2009年任国家杜马议员，在任期间于1996—1999年任退伍军人事务委员会主席、2004—2009年任退伍军人事务委员会副主席。2009年去世。

[34] 格奥尔基·科斯罗耶维奇·沙赫纳扎罗夫（Георгий Хосроевич Шахназаров，1924年10月4日——2001年5月15日），出身于亚美尼亚王室。卫国战争期间入伍，参加了解放塞瓦斯托波尔战役、解放明斯克战役、解放立陶宛战役和柯尼斯堡战役。1964—1972年任苏共中央国际部顾问。1972—1988年任苏共中央国际部副部长。1973—1990年任苏联政治学协会主席兼苏联国际协会副主席。1987—1990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8—1991年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国际事务助理。1990—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兼最高苏维埃立法小组委员会主席。1991年任总统顾问。苏联解体后，于1992—2001年任戈尔巴乔夫基金会全球问题中心主任。2001年去世。

[35] 阿纳托利·谢尔盖耶维奇·切尔尼亚耶夫（Анато́лий Серге́евич Черня́ев，1921年5月25日——2017年3月12日），苏联历史学家。1941年加入红军。1942年加入联共（布）。二战期间参加了解放波罗的海国家的战役。1946年退役。后在大学任教。1961年进入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工作。1970—1986年任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1986—1991年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国际事务助理。苏联解体后在戈尔巴乔夫基金会工作。

[36] 阿·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莫斯科，2001年，第345—346页。

[37] 叶夫根尼·马克西莫维奇·普里马科夫（Евгений Максимович Примаков，1929年10月29日——2015年6月26日），俄罗斯经济学家。1959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70—1977年任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1977—1985年任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所长。1985—1989年任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1986—1989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88—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9—1990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委员会主席。1989—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9—1990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90—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总统委员会委员兼安全委员会委员。1991年9月30日至11月6日任克格勃主席。1991年11月6日至12月26日任中央情报局局长。苏联解体后，于1991—1996年任俄罗斯联邦对外情报局局长。1996—1998年任外交部长。1998—1999年任总理。2000年领导“祖国—全俄罗斯”运动，并于2000—2001年任国家杜马议员。2001—2011年任全俄工业商会会长。2015年去世。

[38] 维塔利·尼基季奇·伊格纳坚科（Виталий Никитич Игнатенко，1941年4月19日—— ），俄罗斯记者。早年参加了苏联共产党。1960—1975年期间在《共青团真理报》工作。1975—1978年任塔斯社副社长。1978—1986年任苏共中央对外宣传司副司长。1986—1990年任《新时代》杂志主编。1990—1991年任总统助理兼总统新闻处处长。1991—1993年任塔斯社社长。苏联解体后，于1993—2012年任俄通社—塔斯社社长。1995—1996年任俄罗斯公共电视台副主席。1995—1997年任俄罗斯联邦副总理。2012—2015年任联邦委员会委员。

[39] 《新时代》，1992年12期，第26页。

[40] 维克托·伊曼托维奇·阿尔克斯尼斯（Виктор Имантович Алкснис，1950年6月21日—— ），红军名将雅科夫·伊万诺维奇·阿尔克斯尼斯的孙子。早年参加了苏联共产党。1968进入苏联空军服役。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领导“联盟”党团。1990—1991年任拉脱维亚最高苏维埃代表。苏联解体后，于1992年被开除出军队，同年参加了救国阵线。1992—1993年任救国阵线政治委员会委员兼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93年十月事件中，在莫斯科领导抗议活动。1996年1—7月任莫斯科茹科夫斯基区紧急情况管理局副局长。2000—2007年任国家杜马议员。

[41] 米·谢·戈尔巴乔夫：《生活和改革》，第507页。

[42] 尼古拉斯·马丁诺维奇·布罗季亚维丘斯（Миколас Мартинович Бурокявичюс，1927年10月7日——2016年1月20日），1944年加入共青团。1946年加入联共（布）。1963年起在大学任教。1989年公开反对立陶宛独立，立陶宛共产党分裂后，仍留在党内。1989—1990年任立陶宛共产党中央书记。1990—1991年任立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委员兼中央政治局委员。1991年1月领导“救国委员会”，试图推翻立陶宛资产阶级政权，失败后流亡白俄罗斯。1994年被捕并被引渡回国。1999年被判处12年徒刑。2006年获释。2016年逝世。

[43] 约萨斯·尤佐维奇·叶尔莫拉维丘斯（Юозас Юозович Ермалавичюс，1940年2月4日—— ），出身于农民家庭。1962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89年立陶宛共产党分裂后，仍留在党内。1991年任立共中央意识形态书记，参加了“救国委员会”的活动，试图推翻立陶宛资产阶级政权，失败后流亡白俄罗斯。1994年被捕并被引渡回国。1999年被判处8年徒刑。2002年获释后移居俄罗斯，并担任俄罗斯国立社会大学副校长。

[44] 《圣彼得堡消息报》，2000年6月3日。

[45] 列昂尼德·彼得洛维奇·克拉夫琴科（Леонид Петрович Кравченко，1938年5月10日——2018年7月2日），苏联记者。早年参加了苏联共产党。1966年起从事电视工作。1985—1988年任国家电视和广播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89—1990年任塔斯社社长。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1991年任全苏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主席兼苏共中央委员。1991年支持八一九政变，政变失败后于8月26日被解除一切职务。苏联解体后从事报刊和电视工作。

[46] 谢尔盖·列昂尼多维奇·罗马金（Серге́й Леони́дович Лома́кин，1952年8月10日—— ），俄罗斯记者、主持人。

[47] 《新时代》，1991年9期，第5—6页。

[48] 《自鸣钟》，1991年2月19日。

[49] 《议会报》，1991年8月14日。

[50] 《自鸣钟》，1991年3月23日。

[51] 《新时代》，1991年26期，第91页。

[52] 《俄罗斯》，1991年3月1—7日。

[53] 《对话者》，1991年9期，第4—5页。

[54] 《独立报》，1991年3月7日。

[55] 萨吉·扎因迪诺夫娜·乌马拉诺娃（Сажи Зайндиновна Умалатова，1953年8月3日—— ），1978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84—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领导“联盟”党团。1990年起公开要求戈尔巴乔夫下台。苏联解体后，于1992年率领部分人民代表召开“苏联人民代表第六次特别代表大会”，并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常任主席团”主席。1993年十月事件中，支持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1993年加入共产党联盟—苏联共产党，并于1994—1995年担任该党理事会副主席。此后短暂参加了“救国阵线”的活动。1998年创立和平统一党，曾多次参加国家杜马选举，2008年退党，2012年恢复党籍。

[56] 《共青团真理报》，1991年4月12日。

[57] 弗朗索瓦·玛丽亚·阿德里安·莫里斯·密特朗（François Marie Adrien Maurice Mitterrand，1916年10月26日——1996年1月8日），出身于一个天主教资产阶级家庭。1934—1935年期间参加极右民族主义组织“火十字团”。1939年入伍，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1940年被德军俘虏。1941年越狱。1942年起参加抵抗运动。1943年流亡阿尔及利亚。1945年加入民主社会主义抵抗联盟。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成立后，于1946—1958年任国会议员。1947—1948年任退伍军人事务和战争受害者部部长。1950—1951年任海外部长。1952年任国务部长。1953年任欧洲事务国务秘书。1953—1965年任民主社会主义抵抗联盟主席。1954—1955年任内政部长。1956—1957年任法务部长。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成立后，于1959—1962年任参议员。1959—1981年任希农堡城市长。1962—1981年任国会议员。1964—1981年任涅夫勒省总理事会主席。1965年创立民主社会主义左翼联合会，并于1965—1968年任党主席。1971年重建法国社会党，并于1971—1981年任社会党中央第一书记。1981—1995年任总统。1995年总统任满后不久逝世。

[58] 《消息报》，1991年5月9日。

[59] 《真理报》，1991年6月6日。

[60] 《行星回声》，1991年25期，第16页。

[61] 《真理报》，1991年6月24日。

[62] 鲍里斯·伊里奇·奥列伊尼克（Борис Ильич Олейник，1935年10月22日——2017年4月30日），乌克兰诗人。1948年起开始从事写作。1961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90—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苏联解体后，于1992—2006年任乌克兰中央拉达议员。1993年参加了乌克兰共产党。2004年支持橙色革命。2005年因投票支持季莫申科政府而被开除出党。2010—2017年任乌克兰塔拉斯·舍甫琴科国家奖委员会主席。2017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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