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苏联的最后一年（2003）

第三章 8月事件的幕后背景


3.1 福罗斯之谜
3.2 恐慌在莫斯科不断增长
3.3 《莫斯科新闻报》引爆了局势
3.4 1991年8月18日福罗斯和莫斯科
3.5 对8·19事件的评价
3.6 1991 年 8 月 19 日
3.7 1991 年 8 月 20 日
3.8 1991 年 8 月 21 日
3.9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损失


3.1 福罗斯之谜


　　1991年8月4日，戈尔巴乔夫离开莫斯科，到他非常喜欢的克里米亚福罗斯别墅休假两个星期。这不仅是戈尔巴乔夫所喜欢的别墅，而且也是一个非常秘密的别墅，只有很少人知道它的存在。尽管已经实行改革和公开化，但任何一个记者也没有被允许访问过福罗斯别墅。无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部长，还是外国领导人，都没有来过这个地方。
　　福罗斯——这是克里米亚沿岸最南端的一个山区小村庄的名字。过去是非常荒凉的地方，离萨雷奇海角不远，一年中的很长时间刮大风，只有8月和9月这两个月福罗斯才适合度假。福罗斯附近此前没有什么建筑，就是荒无人烟和与世隔绝，才唤起了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夫人赖莎[1]对福罗斯的钟情，他们希望把总统在克里米亚的别墅建在这里。
　　1985年夏，戈尔巴乔夫和赖莎是在克里米亚的奥伦达别墅休养。这是勃列日涅夫当年常来的别墅，是一个集休养、工作于一体的庞大别墅群，经常接待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不喜欢一个人休养，经常有政治局委员或者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和他一起休假。某些西方国家的领袖为了会见勃列日涅夫，也曾到这儿住上一两天。这里安装了完善的警卫系统和政府通信系统。但是，戈尔巴乔夫，尤其是他的夫人赖莎却不喜欢在别墅休养，苏联政府在1985年末做出为党的领袖建造一所新别墅的决定。在我们国家，党的领袖实际上也就是国家的一把手。新别墅的地址被选在福罗斯村庄附近。
　　苏联克格勃第9局被确定为新别墅的直接承建单位，这个局负责隶属于苏共中央政治局所有设施的日常维护和安全保卫。因为这是一个秘密工程，因此没有组织设计方案的竞标。著名建筑设计师波利扬斯基[2]院士领导的设计小组第一个被承建单位请来，这个小组设计并监督建设了很多著名的建筑，莫斯科市俯首山的纪念碑就是这个小组的杰作之一。但是，这个小组提交的设计模型被专家委员会否决了。后来决定把这个任务交给军队建筑单位来完成，他们在建设秘密设施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中央军事设计院总设计师切科马列夫领导的一个小组承担起了方案的设计任务。这种规模而且非常神圣的建筑设计项目，他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最终完成的设计方案已经不仅仅是戈尔巴乔夫的一座别墅，而是一个集休养和会见外宾于一体的巨大建筑综合体。苏共中央事务管理局仅仅支付了别墅建设的一少部分支出，而别墅建设的大部分花费都是用财政预算，其中包括军队和克格勃的预算冲抵的。
　　萨雷奇海角附近这个气势恢弘的建设工程在1986年正式开始，克格勃第9局副局长别列津具体负责这项工作。他此前曾参加了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的建设，为此还获得了社会主义劳动奖章。与福罗斯别墅建设有关的所有工作都由切科夫上将领导。整个建筑工地占据了几平方公里，最重要的当然还是“休息区”。主楼是一座非常漂亮的三层楼房，房子外面镶嵌着最高档次的大理石，房子上面用特制的铝瓦做房顶，这些铝瓦是专门在列宁格勒、莫斯科和里加的三个军用工厂订做的。使用这种材料，主要是考虑到克里米亚是地震多发区，不能使用普通砖瓦。主楼旁边是来客接待楼、露天游泳池和体育场，主楼的半地下室里还有一个小型电影放映厅。总务行政区包括车库、锅炉房、仓库、警卫室、通讯处，以及保证整个别墅正常运转的其他设施。“宫殿”的周围是一个很大的公园，从主楼到别墅的大门有1公里远。“宫殿”的另一个方向直接通向山崖，在橡树和桧树中间开辟了一条1公里长的甬道。萨雷奇海角不远的地方，是世界上惟一的古老树种桧树的自然保护区，建筑工地附近本来树木很少，只有少量橡树孤单地站在那里，但在别墅开始建造以后，人们在这里栽了很多桧树，公园里还增添了很多橡树和其他名贵树木，上百辆自卸卡车从外地运来肥沃的土壤，然后把这些土壤铺在山崖上的地基上，因为这个地方不仅属于危险的地震带，而且还是山体滑坡的危险区，因此“霞光工程”（这是别墅在有关文件上的替代名称）的所有建筑设施地基都打了坚固的桩子。为了阻挡刮风对“宫殿”的影响，建筑者用爆破的方法拓展了山体的纵深，将其建成宫殿的一道屏障，这座山的一部分也随之成为福罗斯别墅的掩体。从山上往下望，看不到主楼的一层和基础部分，给人的感觉就像海边一所普通的2层小别墅。从海上望去，只有在距离很远的地方才能看清别墅的全貌，因为别墅部分伸进了山崖，掩盖了它的实际轮廓和规模。
　　切尔马列夫设计师认为，福罗斯别墅是他所有创作的顶峰之作。整个公园区域由精良的警卫严格把守。这里的警卫不仅包括克格勃第9局人员，而且还包括边防军的部队，他们同时在陆地和海上执勤。萨雷奇海角地区以前当然也有边防部队，但这支队伍在建造福罗斯别墅以后得到了很大加强。公园以外的区域被定为军事控制区。别尔别克军用机场是距离福罗斯别墅最近的机场，这个机场的基础设施因此也需要扩大，随即为领导人的飞机修建了专门的停机坪。
　　新别墅的建设进展很快。奋战在广阔建筑工地上的建筑工程兵有两千多人，其中包括克格勃内部的建筑队伍。很多建筑材料都是用运输机从国外运来的。大理石是从意大利采购的，卫生洁具是德国的产品。戈尔巴乔夫密切关注着工程的进度，但他不过是看看照片和模型，夫人赖莎则经常来福罗斯别墅建筑工地现场视察，多次强迫将已经建好的部分“宫殿”推倒重建，根本不管由此而产生的费用消耗。建筑方案不停地增添新的、花钱很多的项目：夏季电影院、人工石洞、冬季花园、从主楼通向大海的升降梯等等。1986—1987年间，苏联有两大建筑工地：一是在切尔诺贝利修了一个盖住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第4反应堆的石棺，另外一个就是在克里米亚萨雷奇海角附近给苏共中央总书记修建了福罗斯别墅。无论是苏联领导人，还是西方国家的领袖，此前都没有这样档次的别墅，只有齐奥塞斯库和他的妻子建的别墅比这个豪华。
　　福罗斯别墅是在1988年夏季到来之前交工的，戈尔巴乔夫全家当年夏天，戈尔巴乔夫全家首次在这里休假。但是，建筑工人并没有离开这个温馨的地方。就是福罗斯别墅即将完工的时候，在阿布哈兹的缪谢拉又开始为戈尔巴乔夫建造一个更豪华的别墅。那座豪华“宫殿”是建在一座不算太高的山上，在住所和大海之间凿出一条隧道，邻近的古达乌塔军用机场也被扩建。1991年开春的时候，缪谢拉别墅内建筑的内部间壁已经结束，大厅里安装了成串葡萄形状的巨大吊灯。按照计划，戈尔巴乔夫全家在1992年夏天将要到这个新别墅来休假，那时福罗斯别墅的房子就会空下来。戈尔巴乔夫1988年带着全家来到福罗斯别墅休假的时候，媒体没有发布总书记休养地点的任何消息。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妻子不是很好客的人，他们从不邀请苏共政治局委员或者外国领导人到别墅做客，而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非常愿意邀请客人来别墅，他们一年之内总有一到两次在别墅举行秘密会谈。是啊，这座别墅的豪华程度比它所在的位置更有可能引起来客对别墅主人的不解和嫉妒，要使苏联国家领导人新的生活形象和全国上下刚刚开始的反对特权斗争兼容，实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戈尔巴乔夫自己说过，福罗斯别墅不归他私人所有，而是国家的财产，但要知道，这座“宫殿”是按照戈尔巴乔夫家庭的口味，甚至他们提出的结构方案设计的，一年之中的大部分时间这里都是空着，但别墅需要随时维护，既要保证复杂设施的正常运转，还要更换被大海冲刷的土壤，栽种新的树木。
　　1991年的8月21日，首批记者有幸来到福罗斯别墅。他们和俄罗斯副总统鲁茨科伊、普里马科夫等人一起来的。对福罗斯别墅的详细采访和这个别墅的照片陆续在1992—1994年在媒体上发表。正如一个记者所写的那样：“20世纪克里米亚半岛南岸一共建了两座神奇的建筑，一座是尼古拉二世的利瓦吉斯基宫殿，另一个就是戈尔巴乔夫的那座革命色彩十足的‘霞光’工程。”[3]戈尔巴乔夫贴身警卫负责人弗拉基米尔·梅德韦杰夫[4]少将后来回忆说：“我知道并且亲眼见过苏联时期所有总书记的别墅，里面就没有福罗斯别墅的竞争对手。这座建筑的诞生真是神了，在克格勃的文件中，它被冠以‘霞光’工程，修建这座别墅到底花了多少老百姓的血汗钱，听起来实在有些不可思议。[5]按照军事施工单位提交的付款文件，福罗斯别墅的价值不超过1亿卢布。苏联前财政部长和总理巴甫洛夫非常清楚如何编制这类报表，按照他的测算，这座别墅的建设费少说也有8.5亿卢布，依照1986年苏联中央银行的货币牌价，1卢布兑换1.3美元。如果把缪谢拉别墅算在一起，以及它们的维护保养费用，国家一共要拿出多少钱呢？！”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工作多年的切尔尼亚耶夫助理，每年夏天都陪伴戈尔巴乔夫一家一起度假，也被福罗斯别墅的气势和豪华所震惊，他在1988年8月的日记中写道：“如果把从妥歇里到萨雷奇海角这大片土地上的建筑与勃列日涅夫在利瓦季亚的别墅相比，后面那个地方简直就是一个破烂棚子。戈尔巴乔夫为什么要这样做？[6]切尔尼亚耶夫后来承认，他正是在福罗斯别墅产生了对戈尔巴乔夫伟大历史功勋也拖着一个“徇私”的尾巴的想法。当福罗斯和缪谢拉别墅在1986年开始建造的时候，民主、公开化、与不应有的特权作斗争，还没有引起戈尔巴乔夫的过分担忧，但这些别墅在1988—1989年间都已竣工，他又能怎么办呢？不能效仿从前的做法——将雅尔塔1号、2号别墅和勃列日涅夫的利瓦季亚别墅交给军队老战士，因为老战士组织根本没有实力和资金维护保养这些豪华别墅。他不得不将自己休息的地方隐藏起来，免得纠缠不休的记者惹是生非。
　　1991年8月4日，克里米亚机场一个记者也没有，前来迎接戈尔巴乔夫的有乌克兰、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的领导人、黑海舰队司令，以及当地驻军的将军们。一切都和平常一样，戈尔巴乔夫第2天就和全家人一起在大海里游泳，在沙滩上晒太阳，沿着人造公园的甬道散步。戈尔巴乔夫在福罗斯别墅工作的时间不多，更多的时候是睡觉。他从这里给很多人打过电话，谈到了苏联总统在新联盟条约签字仪式上的发言，讨论了这个仪式的很多细节，甚至细到各个共和国代表团在签字仪式上的座次。戈尔巴乔夫8月14日与叶利钦通话时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叶利钦说话有些牛头不对马嘴，他好像在想着什么其他问题，戈尔巴乔夫感觉叶利钦有些动摇。叶利钦突然问了一句：“不知戈尔巴乔夫是否理解，叶利钦在这儿遭到什么样的进攻？”戈尔巴乔夫马上说：“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不管来自哪个方面的进攻，我们都不应该从达成的协议后退一步！我们需要保持镇静。”[7]叶利钦这些天的确忍受着来自身边极端派别，尤其是尤里·阿法纳西耶夫[8]和加里娜·斯塔罗沃伊托娃[9]的巨大压力，叶利钦本人也有不少疑问。联盟条约对他来说就好似新的束缚，通往俄罗斯政权道路上的陷阱，他开始琢磨新条件了。叶利钦对哈萨克斯坦的访问随即被提上日程，叶利钦打算和纳扎尔巴耶夫，以及其他中亚共和国的领导人好好谈谈这个问题，但他不认为有必要和戈尔巴乔夫商量这次访问的议程。

3.2 恐慌在莫斯科不断增长


　　戈尔巴乔夫休假的时候，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和苏联政府总理巴甫洛夫成了莫斯科的最高领导，因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飞到瓦尔代休假去了。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舍宁，苏共中央副总书记伊瓦什科生病住院。在很大程度上，政权在这些日子里实际上是掌握在那几个坚决反对签订联盟条约的人手里，他们是苏联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元帅、苏共中央书记、苏联总统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巴克拉诺夫和总统办公室主任兼总统助理博尔金。外界对博尔金不太熟悉，但他从1981年开始就担任戈尔巴乔夫的助理。
　　对于很多高层领导人来说，博尔金参加8月事件就给人一种戈尔巴乔夫本人对事件认可的印象，因为总统兼总书记的办公室主任以前曾经多次代替上司向这些领导人传达指示：很多人都以为，当时的事情很多，国家局势非常严重，戈尔巴乔夫在这非常关键的一个星期去休假，是有意让身边这些战友放手大干一场。
　　讨论新联盟条约签订以后苏联命运的第一次倡议，是克留奇科夫发起的，但他不是局势进一步发展的主要角色，8月的莫斯科根本就不存在这个角色，从来就没有人愿意担当这个角色。当然，克留奇科夫张罗各种类型的协商都是比较容易的，也不会引起别人的特别关注，他掌握着国家局势的信息最多，其中包括社会的，国家机关的，还包括领导人的。戈尔巴乔夫在飞往克里米亚休假之前，对前来送行的克留奇科夫说：“应该注意两个方面，一切都可能发生，如果出现直接威胁，我们将被迫行动。”克留奇科夫知道戈尔巴乔夫指的主要是叶利钦的行动。戈尔巴乔夫对亚纳耶夫也说了这些话，他说：“根纳季，你留下看家，在必需的情况下要果断采取行动，但不能流要说的是，应该严厉地行动。如果形势需要，我们一切都可以做，直到宣布紧急状态。”正是在这个委托的框架下，克留奇科夫和亚佐夫在莫斯科城边一个克格勃的设施里面举行了第一次会晤。巴克拉诺夫和博尔金也参加了这次会晤，会晤的时间是1991年8月6日的晚上，第2天就开始制定实行紧急状态必须采取措施的第一方案。亚佐夫把制定必要措施技术细节的任务交给了1991年初刚刚被任命为苏联空降部队司令的帕维尔·格拉乔夫[10]将军。克留奇科夫不久以前的助手，时任克格勃第一总局副局长日任将军代表克格勃参加这项工作，苏联内务部的专家几天以后也加入这个班子。苏联内务部长普戈当时正在克里米亚休假，但他随时能够收到有关国内和莫斯科局势的最新信息，他的情绪和克留奇科夫、亚佐夫没有多大差别。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8月7—14日），前来起草实行紧急状态有关文件、制定紧急状态有关具体行动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层次不同，主要来自强力部门。克留奇科夫、亚佐夫、巴克拉诺夫、舍宁、亚纳耶夫、博尔金、巴甫洛夫和其他高层人士几乎每天都给在福罗斯别墅休假的戈尔巴乔夫打电话，向他通报国内和莫斯科的局势。没人向总统通报在苏联境内实行紧急状态的技术细节，但都提到了目前局势处于失控状态。这些人都非常清楚，目前所作的事情将导致什么样的结局，但他们谁也不想做出最后决定。这些电话和电话里所作的种种暗示激怒了戈尔巴乔夫，他几乎做好决定，准备在自己周围进行一次干部调整，他以感觉不好和神经根炎发作为借口回避回答问题。

3.3 《莫斯科新闻报》引爆了局势


　　任何人都不知道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纳扎尔巴耶夫达成的秘密协议，1991年7月23日在新奥加廖沃别墅协商好的新联盟条约最后一稿也没有对外发表，尽管已经有几十人看到了这份文件。但这份文件却非常意外地刊登在8月15日的《莫斯科新闻报》上。报纸撰文指出：这是一份可以改变成千上万人命运的文件，本报提前将其公布于众，就是为了让整个社会尽早对它进行讨论。全社会讨论已经不可能了，因为新联盟条约的签字时间就定在8月20日。次日（8月16日），苏联所有主要报纸都刊登了新联盟条约草案，即便不是什么国家建设的专家也看得出来，条约里面迷雾般表述隐藏的目的，不是苏联的现代化和民主化，而是在事实上消灭苏联这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在苏联从前的位置上拟议建立一个新的松散的邦联国家——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支撑联盟存在的民族、政治、意识形态统统被剥夺。人们还知道，准备签订新联盟条约的只有三个共和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白俄罗斯和塔吉克斯坦还在犹豫之中，乌克兰、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和吉尔吉斯声称将在当年秋天才能做出最后决定。种种迹象表明，这些国家的最后决定未必对签署新联盟条约有利。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亚美尼亚、摩尔多瓦和格鲁吉亚已经足够清楚地表达了反对签订新联盟
　　条约的想法，不准备参加这个问题的讨论。大家非常疑惑不解：8月20日以后，什么人领导这个国家？怎样领导这个国家？哪些政权机构将要保存？哪些机构将要撤销？哪个党来领导这个世界从来没听说过的邦联？苏共在这个邦联中又是一个怎样的地位？所有这一切在条约草案中都找不到答案。
　　戈尔巴乔夫对报纸登载新联盟条约大发雷霆，他下令找到并且严厉惩罚走漏消息的人。但此时国家已经实行公开化政策，报纸完全可以不对外透露信息来源，况且秘密调查的时代已经过去。很多高级官员、党和军队的上层人士对当前的形势都非常困惑和压抑，他们在新联盟机构中没有找到自己部门的位置。紧急召开的克格勃部务会议认为，在签订新联盟条约以后，无论是从前的苏联，还是即将诞生的新苏联，他们的安全都不能得到有效保障。8月16日召开的政府会议（由于很多部长休假，很多政府会议组成人员缺席）也是这个意见。苏联最高苏维埃领导在此之前就对新联盟条约方案有很多不同意见，他们现在对这个方案能否在议会获得批准存在很大疑问。尽管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和民族院的两院主席拉普捷夫和尼沙诺夫，以及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都看过8月23日商议好的条约文本，他们还在文件上面签了字，但他们对此条约的疑问并没有彻底消除。卢基扬诺夫就对自己身边的亲信说过，这个方案与全苏范围内举行的全民公决中的表述之间有明显分歧。卢基扬诺夫还认为，如果新联盟条约签订，它将破坏苏联的统一经济空间、统一的银行系统、整个联盟所有权、税收、预算体系。按照卢基扬诺夫的观点，“法律战”会越来越加剧，国家政权和管理机关的继承也无法得到保证。[11]
　　1991年8月17日，叶利钦飞到哈萨克斯坦去会晤纳扎尔巴耶夫。戈尔巴乔夫在与苏联电视台负责人克拉夫琴科的通话中获知此事，他无法隐藏自己的愤恨：“好啊，你们在我的背后串通一气，我一定要摧毁你们的勾当……”。[12]此时在莫斯科，签订联盟条约有关程序所有细节的准备工作即将结束，这个隆重活动的最终方案已经得到正在克里姆林宫值班的博尔金批准。但就在这一天，那些随后被人称作“政变者”的人却聚集列宁大街尽头的一个代号为ABC的克格勃秘密据点里。这是一座不太显眼的建筑综合体，很像哪个部门的招待所。在这幢建筑的人口处，挂着一个让人很难理解的牌子——图书档案中心。心处据点占据了4公顷的森林，厚实的水泥墙圈着院落，整个设施戒备森严。很多住在附近的居民不知因为什么原因，一直认为这里是克格勃的一所间谍学校。
　　据点主人克留奇科夫一段简短的开场白宣布会议开始，巴甫洛夫总理随后做了内容详细的发言，他主要谈到了国内贫困的经济状况和刚刚开过的政府会议。部长们原则上并不反对新联盟条约，但他们却不认同这个条约方案文本，也不同意签订新联盟条约的日期。亚佐夫、巴克拉诺夫和舍宁都发了言。亚纳耶夫没有参加这个会议，它甚至不知道开这个会。卢基扬诺夫和普戈也没来开会，但国防部副部长阿恰洛夫[13]上将和瓦连尼科夫大将却出席了这个会议。没人能够做出马上采取行动的决断，但任何人都不想无所作为，而且大家都知道在此情况下不应该无动于衷。会议约。任何人都不能理解，没有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新联盟怎么能够存在！军队怎么办？导弹和核武器怎么办？所有那些全苏系统怎么办？谁也不希望流血，谁也不愿接受熟悉而又亲切的苏联将被消灭的事实，大家都觉得这就如同接受苏联政治自杀一样荒诞。

3.4 1991年8月18日福罗斯和莫斯科


　　从1991年8月18日开始，时间已经不是按天计算，而是按小时，有时甚至是按分钟来计算。为了飞往福罗斯，亚佐夫专门调来了装备得如同作战指挥所一样的国防部长专机。巴克拉诺夫、舍宁、博尔金和瓦连尼科夫将飞往福罗斯与戈尔巴乔夫会面，克格勃警卫局局长普列汉诺夫[14]将军和他的副手格涅拉洛夫[15]将军也登上了这架专机，随机前往的还有克格勃警卫局和政府通讯局的一些军官。飞机是在下午2点从莫斯科“奇卡洛夫”军用机场升空的，代表团成员在飞机上讨论了与戈尔巴乔夫谈话可能出现的各种可能，再一次确认了事先已经做出的决定：从代表团进入“霞光”工程那一时刻起，戈尔巴乔夫对外联络的所有途径将全部被切断。
　　3个小时以后，苏联国防部长的专机降落在“别里别克”军用机场。从机场到福罗斯别墅有60多公里。16点30分，他们一行赶到了福罗斯别墅。除了普列汉诺夫以外，代表团中的任何人此前都没有来过这个地方。由于克格勃警卫局长与代表团一起来的，因此他们在进入戒备森严的总统别墅没有遇到任何麻烦。在斯大林执政的时候，他的卫士长只服从他一个人指挥，但这种做法后来被赫鲁晓夫给改了，无论是勃列日涅夫，还是戈尔巴乔夫，都没有再恢复这个规矩。弗拉基米尔·梅德韦杰夫在解释自己的行为时写道：“当局长到来的时候，此处警卫的所有权力都自然转到他身上，他拥有对任何哨位下达任何命令的权力。表面上看，这没有任何违规和越权的地方，我作为别墅的警卫负责人，也不了解实情。普列汉诺夫对我说：‘从莫斯科来了一个小组，要见戈尔巴乔夫，你去报告一下……’‘谁来了？谈什么问题？我怎么报告啊？’——我问，‘我不知道，他们有什么事情’——普列汉诺夫答道。看来普列汉诺夫有些焦躁不安，他说出了来人的名字：巴克拉诺夫、舍宁、博尔金和瓦连尼科夫，这个名单排除了所有疑问，也使我们放下心来。普列汉诺夫本人也是戈尔巴乔夫信任的人。”[16]
　　戈尔巴乔夫正在休息，身上裹着一件温暖的睡袍。他因为后背有点痛，当天没有下海游泳，但却和很多人通了电话，谈的主要是自己在新联盟条约签字仪式上的讲话。与戈尔巴乔夫最后一个通话的是总统助理沙赫纳扎罗夫，他当时正在离此地不远的克里米亚“南方疗养院”休养。在戈尔巴乔夫所有助理中，只有切尔尼亚耶夫拥有进人福罗斯别墅的特别通行证，这种严格的封闭式规章是戈尔巴乔夫自己亲自定的，他只想在家庭范围内休养。沙赫纳扎罗夫后来回忆说：“3点多钟我起来散步，我和正在疗养院休假的普里马科夫聊起了高官们的那些带有威胁色彩的言行举止，他们越来越公开地向总统挑战，我们不能对那些右派议员和将军们近乎号召政变的言论无动于衷。我们约好在新联盟条约签订之后直接向总统提出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就分手了。我刚刚返回房间，电话铃就响了。戈尔巴乔夫向我打听，我这里有没有什么新消息。我能够向他通报的只有最近几天报纸上的报道。然后，戈尔巴乔夫开始说起他即将发表的讲话，在新联盟条约签订之后，他将围绕如何将新联盟条约付诸实施的问题与各个共和国的领导人协商。
　　你准备和我一起飞往莫斯科吗？
　　当然，——我回答。
　　我们过两三天就回来，游泳还来得及。
　　你的腰怎么样了？——我知道戈尔巴乔夫患了神经根炎。
　　咳，一切正常，我非常健康。”[17]
　　戈尔巴乔夫与沙赫纳扎罗夫的通话是在16点32分结束的，梅德韦杰夫随即敲响了门。听了梅德韦杰夫的汇报，戈尔巴乔夫非常惊讶：“我没邀请任何人啊！”戈尔巴乔夫决定给亚纳耶夫和克留奇科夫打电话，他这才发现，所有电话都不能用了。此时，此地电话交换站、俄军最高统帅的电话和所有其他专用通讯线路全部被切断，就连厨师这样一般工作人员的电话也被掐断。福罗斯别墅车库已经被普列汉诺夫和格涅拉洛夫将军随机带来的警卫看护起来，格涅拉洛夫将被任命为福罗斯别墅新的警卫处长，弗拉基米尔·梅德韦杰夫收到了返回莫斯科的书面命令，他不得不服从这个命令。
　　戈尔巴乔夫非常不解，而且明显有些紧张，他没有请那些不速之客进屋，而是走到凉台上，赖莎正在那里休息。“我对她说：'别墅里来了一些不速之客，很难预料他们要做什么，我们得做好最坏打算。”——戈尔巴乔夫后来回忆说——赖莎听到这个消息有些颤抖了，但她还是保持住了镇静，我们走进隔壁的卧房，我的思维兴奋地运转起来：不能向任何压力让步，不能向任何人屈服。我把自己的想法和赖莎讲了，她对我说：‘你自己打主意吧！但我要跟着你，以防发生意外。’然后我们把伊丽娜和阿纳托利亚叫来，他们听我说完，都表示完全依靠我，而且准备好接受一切可能的结果。这用去了30到40分钟。警卫告诉我说，来人有些焦躁不安，不知我为什么不接待他们。我这时才让这些来客进办公室，我问他们：‘你们是带着什么使命来的？’巴克拉诺夫说，国家正处在灾难之中，其他措施都无法解救国家，他们已经成立了紧急状态委员会，要我签署实施紧急状态的总统令。就实质而言，他们是来向我发出最后通牒的，我坚定地告诉他们，我是不会签署任何总统令的。巴克拉诺夫对我说：‘你不想签署总统令，那就将总统的全权转交给亚纳耶夫吧！’巴克拉诺夫接着又补充了一句：‘你去休息吧！我们去做这件肮脏的事，然后你还可以回来。’我当然驳回了他这个可恶的建议。瓦连尼科夫说了一句：‘那你就辞职吧！’谈话到此结束，我们就这样分手了。当他们离开的时候，我实在忍不住了，开口痛骂了他们。”[18]
　　但是，这次谈话的其他见证人在回忆录中写的却是另外一个版本。博尔金后来回忆说：“戈尔巴乔夫没有急着见我们，我们在别墅大厅里等他。戈尔巴乔夫是在10—15分钟以后出现的。他看上去是病体缠身，走路也很困难，脸涨得很红，但不是太阳晒的，而多半是由于血压升高引起的。戈尔巴乔夫匆忙和大家握手以后，眼睛谁也不看，带着怒气问道：
　　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事先不打招呼？为什么电话都不通了？
　　我们是来和您讨论一些国内局势的。——舍宁说。
　　你们代表什么人，以谁的名义说话？——戈尔巴乔夫打断他。
　　昨天大家一起讨论向总统汇报的时候，没有谁预料到总统会有这种反应，谈话没法往下进行。
　　你们想说什么？戈尔巴乔夫的说话的语调已经平静多了。
　　我想从国内的局势说起。——巴克拉诺夫开口说。
　　大家向戈尔巴乔夫提出了各种方案，都是按照他事先交办的应对紧急情况而准备的预案。总统突然问到：实施紧急状态对俄罗斯领导人是否管用。当他听到肯定的回答以后，情绪完全安稳下来。接下来的谈话非常平静。戈尔巴乔夫认真地说，他是多么需要解决我们提出的这些问题啊！同时也和我们解释，他为什么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对我们说：‘你们好好想一想，并且转告同志们。’戈尔巴乔夫在告别的时候，握着我们的手说：‘你们真是见鬼了，干吧！’此时赖莎和孩子们坐在别墅的大厅里，她问巴克拉诺夫：‘你们是带着好消息来的吗？’巴克拉诺夫走到她跟前说：‘我们是带着美好的愿望来的，一切都会好的。’”[19]
　　这次谈话的所有参加者都证实了一个比较重要的细节：戈尔巴乔夫到门口送客的时候，和所有客人都握了手。这根本就不像什么造反或者政变的举动。安德烈·格拉乔夫是戈尔巴乔夫传记的作者，他认为主人公所以保持外表平静有几个原因：戈尔巴乔夫是想寻找彻底摆脱这个荒诞局面的机会，还想劝说莫斯科那些“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组织者们；戈尔巴乔不想让自己过早牺牲。除此以外，戈尔巴乔夫还担负着保护身边的妻子、女儿、女婿和外孙的责任，他是出于这个原因，在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议员们”分手时，有意做出外表平静的表情，还与他们一一握了手。[20]
　　戈尔巴乔夫的对手对这段情节却是另外一种理解：戈尔巴乔夫盘算着他在局势发展的任何情况下都能取得胜利，不管“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成功还是失败，他都能骑着大白马威风凛凛地挺进莫斯科。但事实上，无论事件的最后结局如何，等待戈尔巴乔夫的都是失败，他当时根本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些什么。戈尔巴乔夫在3天的监禁期内，没有任何英勇表现，他的表现甚至比不上对手。
　　巴克拉诺夫等人傍晚7点返回了莫斯科，他们把与戈尔巴乔夫的谈话详细地向克留奇科夫做了通报。从此时开始，戈尔巴乔夫所在的福罗斯别墅被严加看管起来，警卫人员包围了陆地和大海两个方向。所有在这个别墅上白班，但晚上不在此过夜的工作人员，都被监禁起来，这中间也包括戈尔巴乔夫的助理切尔尼亚耶夫。他在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警卫、厨师、医生、司机……就连专门看护‘核按钮’军官的电话都被关闭了。我请格涅拉洛夫到我这来一趟，我们之间关系很熟，他非常客气地对我解释说，通讯是从莫斯科关闭的，戈尔巴乔夫明天哪儿也不去，莫斯科也不会签订任何联盟条约，任何人都不得离开福罗斯别墅。戈尔巴乔夫平时与政府联络的专用通讯设备存放在车库里，车库已经被随机带来的冲锋枪手包围了，别墅的外围警卫由边防军负责加固。格涅拉洛夫对我说：‘就是我放你出去，在那里也会把你截住。请你理解我，我是一个军人，必须执行命令。’从附近居民召来的花工、院工、修理工、帮厨，在两个昼夜内也不准离开别墅半步。”[21]戈尔巴乔夫和家人的活动范围被限制在别墅的大理石宫和海滩两个地方。这当然是对戈尔巴乔夫的软禁，他外表保持镇静。房间里正好有个晶体管收音机，这个收音机可以收到BBC和“自由之声”的节目。
　　晚上9点，所有“政变分子”都汇集在克里姆林宫巴甫洛夫总理的办公室里。巴甫洛夫和克留奇科夫当天才将发生在莫斯科和福罗斯的一切向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通报，傍晚六七点钟，亚纳耶夫才不无摇摆地加入了这个行动。8月18日白天，苏联内务部长普戈从克里米亚返回莫斯科。亚佐夫派两架军用直升机去瓦尔代迎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但卢基扬诺夫在与克留奇科夫通了一个简短的电话以后，已经提前赶往莫斯科。苏共莫斯科市委书记普罗科菲耶夫[22]也来到克里姆林宫，有人把当前事件的主线向他做了介绍。当所有人都聚齐的时候，舍宁向大家通报了他们与戈尔巴乔夫见面的有关情况。巴克拉诺夫只是做了一点补充。没有什么尖刻的争论，因为大家都是同志。多数人倾向于这种观点，既然戈尔巴乔夫不置可否，就应该按照既定方针办，对外宣布戈尔巴乔夫生病，由副总统签署实行紧急状态的法令。所有文件都已准备好，大家一致提议亚纳耶夫领导“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亚纳耶夫事后回忆说：“讨论不是非常轻松，持续时间很长。对领导‘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提议，我是这样回答的——我的政治筋骨不够发达，未必能把社会舆论的优势引向我们的方向。我建议卢基扬诺夫出任这个职务，卢说他代表立法政权，从法律角度不合时宜。到了半夜，仍然没有结果。我说‘好吧，如果没谁愿意干，我就干吧！’[23]午夜时分，服务人员给这些人送来茶水、咖啡，还有一瓶威士忌。博尔金身体不好，他是8月17日从医院临时赶到“小代基地”的，然后又去了一趟福罗斯别墅，他从克里姆林宫返回了医院。卢基扬诺夫的办公室就在克里姆林宫另一座楼里，他在博尔金之前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克留奇科夫一直与福罗斯别墅保持不间断的联系。格涅拉洛夫报告说，戈尔巴乔夫平静地吃过晚饭，还喝了一点葡萄酒。别墅里有个小型电影厅，戈尔巴乔夫为全家订了一部惊险电影，没有发现他的情绪有什么明显变化。
　　克里姆林宫的会议一直到8月19日凌晨3点才结束。亚纳耶夫签署了就任苏联代总统的法令，随后还签署了在苏联部分地区实行紧急状态的总统令，这是卢基扬诺夫建议的巧妙手段。随后通过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1号决议，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组成人员如下：亚纳耶夫、克留奇科夫、亚佐夫、普戈、巴甫洛夫、巴克拉诺夫，以及苏联工业、建设、交通、通信国有企业联盟主席吉兹亚科夫[24]和苏联农业联盟主席斯塔罗杜布采夫[25]。

3.5 对8·19事件的评价


　　在苏联局部地区实施紧急状态法令从1991年8月19日4时开始生效，期限为6个月。实际上，反恐特别分队“阿尔法”小组和克格勃、内务部所属的某些特种部队，在8月18日就按照克留奇科夫的命令进入高度戒备状态。8月19日黎明前，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整个机器进入工作状态，这一天因此被当成8月事件的第一天。
　　围绕着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监禁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保卫白宫，以及1991年8月19—21日发生的很多事件，已有大量文献对此进行记述和评论，这一事件的所有参加者——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克留奇科夫、弗拉基米尔·梅德韦杰夫、卢基扬诺夫、赖莎·戈尔巴乔娃、沙赫纳扎罗夫——几乎都写了回忆录，出版了几百篇文章和采访录，还有不少文件汇编，甚至还出版了几本与8·19事件有关的长篇和中篇小说。除此以外，还有俄罗斯最高检察院几百卷调查材料，苏联最高苏维埃和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专门委员会的询问记录。并不是所有内容都能相互吻合，甚至事件的直接见证人对很多事件的描述都有出入。很多作者对事件主要人物评价的分歧就更大了。在阅读这些文献中，我遇到了各种各样的观点，最常见的有10种观点。一些人认为，这是戈尔巴乔夫自己设计的。另一些人认为，这是戈尔巴乔夫自己导演的游戏，但却意外地让他的竞争对手叶利钦贏了这场游戏。正如特里夫诺夫所说的那样，自从被人囚禁在福罗斯别墅的戈尔巴乔夫返回莫斯科那一刻起，就开始流传这样的说法：戈尔巴乔夫把他从前不敢拉下马的那些人置于死地了。戈尔巴乔夫十分艰难地踩在平衡政权的绳索上，绳索的一头是“反动派”，另一头是聚集在叶利钦“自由派”，他完全可以叫个“暂停”，把自己关闭在克里米亚，并且想法儿挑起“正统派”向放荡不羁的“民主派”开火，然后以民主救世主和消灭一切罪恶的美好形象返回莫斯科。但是，叶利钦却贏了戈尔巴乔夫和那些参加事变的小卒。[26]第三种观点不同意这种推断，他们认为所有这些都是西方特工的杰作。根纳季·久加诺夫[27]证实，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计划，在很大程度上是被竭力利用戈尔巴乔夫取缔苏共、推翻苏维埃政权的那些人给修正了。所有行动的指挥都来自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很清楚，如果不消灭苏共，不枪杀苏联政权，他们是无法分割、甩卖苏联这样的世界强国，这是西方为消灭苏共、瓦解苏联而精心策划的重大行动。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叶利钦，还有一个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他们与西方特工一起扮演了重要角色，人为臆造的“事变”结果真的变成国家政变和灾难。按照久加诺夫的观点，这是冷战的结束性行动，整个行动的领导权就掌握在华盛顿，就在老布什的手中。[28]当然，此处肯定也不能绕过“犹太复国主义阴谋”学说。作家A.普罗汉诺夫[29]写道；“8月政变，荒诞神秘的3天，这是巨大过程的小片断，他们胜利了，他们取得了毁灭帝国的胜利，他们把我们从历史中抹掉了，俄罗斯自古以来竭力追求的一切，在这一瞬间里就彻底崩溃了。”[30]另外一些作家认为所有发生在8月的事情，都是上帝造福于俄罗斯人民的意志，终于使我们摆脱了“国际主义——共产主义”政权。有一个说法认为，特工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行动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另一种说法却认为军队领袖作用最大。还可以听到这样的看法，说3天之内的行动主线始终经过党的机关。报纸上出现了这样的文章，它把8月事件都归咎于某些人为争夺政权而进行的最平常不过的斗争。《独立报》总编特列季亚科夫[31]撰文指出：“没什么可回忆的，也没什么值得兴奋的。一伙人身在高层，却看不见前途的光明，就企图向后转；另一伙人看不到自己在旧体制下有什么前途，就充分利用业已形成‘大好局面’，试图将他人从克里姆林宫顶部推下来。”[32]
　　我们不能仅仅从法律的角度来评价8月事件。诚然，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确违背了国家的很多法律，甚至触及了苏联宪法的一些章节。准备签订新的联盟条约，事实上就是解散苏联，这本身就包含着违背苏联宪法的很多内容。1990—1991年间通过主权决议的所有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都违背了苏联宪法。苏联最高苏维埃法律处每当遇到这种情况，都马上着手起草决议草案，但没人理会这些。8月事件所有参加者的行动都超出了苏联法律的界限，解决问题不是按照法律，而是按照力量和影响的现实对比关系。要知道，苏联本身就不是法治国家，而是一个专制国家，是靠意识形态建立起来的国家。因此，对8月事件哪怕就是做一个一般的定性，也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是政变、叛乱，篡权、事变，还是背叛祖国，超越自己的政权，还是执行解救伟大国家的神圣职责？克格勃退休少将科沃尔科夫[33]把8月事件称为“克里姆林宫的轻歌剧”。[34]苏联前人民代表阿法纳西耶夫认为这起事件是滑稽的讹诈和抢劫。[35]匈牙利政治学家阿科什·西拉吉[36]把这一事件比作一场戏剧，而且要求戏剧的组织者要有很强的政治决断力和导演技能。西拉吉不同意“轻喜剧”的定性，他更倾向于这是一出“解散苏联的伟大戏剧”，这出戏是在1991年8月19—21日之间，在它惟一可能的历史舞台上演出的，这个舞台就是惟一可以解散苏联的地点，苏联帝国的心脏，集权政权的最神圣之处——莫斯科。[37]
　　应该指出，苏联——这个伟大国家的崩溃和瓦解，伴随着一个新的充满生机活力国家——俄罗斯联邦的诞生，而且新俄罗斯和从前的苏维埃俄罗斯之间的相像之处甚少。我们都明显地看到，发生在1991年8月的很多事件具有本能的特征，也是向外喷射灾难力量的作用结果。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从不同方向把堤坝打开，为一系列令人震惊事件开辟了道路，他们自己最后都无法控制这些事件的发展。所以，8月事件的主要参加者在这3天里根本就不像什么舵手，而更像是一群渡河者，他们都竭尽全身力气使自己的身体浮在湍急的水流上面。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成功地做到这一点。
　　我不准备详细分析上面列举的这些说法，也不想就8月事件提出个人学说，但有必要提醒读者注意这些事实和事件，它们相互综合作用，最后导致苏共这一政党和苏联这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最后崩溃瓦解。这些事件不意味着俄罗斯走到尽头，也不意味着俄罗斯人民和加入苏联的其他各国人民的末日。但这的确是他们历史和现实生活的一个巨大转折。

3.6 1991年8月19日


　　组成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最终决定是在1991年8月18日的午夜做出的。因此，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向苏联人民发布公告的落款日期应是8月18日。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其他所有文件都是在8月19日凌晨3点之前签署的，其中包括将国家政权转交给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和那些全权代表人物的第一号决议。所有这些公告、决议、命令都在凌晨4点左右交给电视台、广播电台和塔斯社。当天早晨6点钟，苏联大众传媒的所有频道一起对外宣读这些文件。苏联各个加盟共和国、俄罗斯的各个州和区，以及莫斯科市的党政领导和普通群众都是通过这一渠道才获知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立的消息，只有某些特殊部门提前几个小时得到了通知。凌晨4点，克格勃特种部队“阿尔法”小组悄悄包围了叶利钦在莫斯科郊区阿尔汉格尔斯克村的别墅，并在这座别墅附近的所有路口布置了岗哨。凌晨4点30分，国防部长亚佐夫给各大军区、各军种和空降兵司令员，以及国防部所有副部长发去密码电报，命令所有部队进入临战状态。一个小时以后，亚佐夫又下达一项口头命令，要求坎捷米洛夫卡坦克师和图马摩托化步兵师的部分兵力进驻莫斯科。空降兵司令帕维尔·格拉乔夫接到调动图拉空降师进驻莫斯科的命令。
　　叶利钦8月18日一整天都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他此次访哈的正式日程已经结束，主人对宾客的热情款待使访问的非正式活动日程持续很长时间，以至于叶利钦专机的起飞时间一拖再拖。叶利钦访问哈萨克斯坦的准备时间不长，戈尔巴乔夫在8月18日早晨才知道这个消息，他觉得这可不是玩笑，由此非常焦躁不安。戈尔巴乔夫担心叶利钦将要与哈萨克斯坦和其他中亚国家的领袖就分立问题进行谈判，可能会给新联盟条约的签订提出新条件。叶利钦在哈萨克斯坦却对迟迟不能离开感到不满，他甚至怀疑这是纳扎尔巴耶夫从中作梗。叶利钦的专机在当天夜晚才飞抵莫斯科的伏努科沃机场，回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别墅，叶利钦很快就躺下睡觉了。8月19日清晨，叶利钦的女儿塔季扬娜[38]急匆匆地把父亲叫醒：“爸爸！快起来！发生政变了！”塔季扬娜接着对叶利钦说起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还有亚纳耶夫、克留奇科夫等人的名字。叶利钦起初还不相信，他对女儿说：“你都说些什么？这是非法的！”[39]半小时过后，叶利钦的警卫局长科尔扎科夫[40]匆忙赶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别墅，开始在别墅附近布置岗哨，鲁斯兰·哈斯布拉托夫、谢尔盖·沙赫赖[41]、米哈伊尔·波尔托拉宁[42]、格纳季·布尔布利斯和俄罗斯政府总理伊万·西拉耶夫[43]随即都赶到这里。就是这些人，在8月事件中扮演了叶利钦左膀右臂的角色。别墅的电视可以正常接收节目，电话一切正常，甚至传真也畅通无阻。大家一起起草了《俄罗斯领导人告俄罗斯公民书》，要求紧急召开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还政权于戈尔巴乔夫，取消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所有决议，举行全国无限期大罢工。叶利钦、哈斯布拉托夫和西拉耶夫是在当天上午9点签署了这份文件，大家利用手头现有的地址将文件用传真发到外面。很多单位在接到这个传真以后，纷纷给叶利钦打电话表示声援。叶利钦不停地打电话，把人叫到自己家里或者去白宫开会。叶利钦自己都有些奇怪，他在这时候竟然能享受如此顺畅的通讯自由。他把这种自由归咎于苏联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的“缺乏远见”。叶利钦后来回忆说：“我觉得，‘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那些老人，根本就无法想像新的信息手段的广度和深度，伫立在他们面前的完全是另外一个国家。他们按照‘党的做法’悄悄地组织人所不知的政变，可想不到会被一场完全公开的决斗所代替。”[44]
　　但事实却完全不是这样。有关叶利钦的问题在克留奇科夫周围，在克里姆林宫都讨论了不止一次。8月18日夜晚，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会议上还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一个方案是将叶利钦的飞机迫降在契卡洛夫军用机场，就地在那儿逮捕他？另一个方案是在伏努科沃机场羁押叶利钦，然后把他带到扎维多沃的一个别墅隔离起来。对克格勃来说，切断叶利钦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别墅的所有电话和传真，不会有任何困难。叶利钦的行踪、发布的命令和谈话内容，以及他左右那些人的行动都处在克格勃专门小组的监控之下。但克格勃里没有任何一人接到对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采取行动的命令。这种犹豫不决既有政治因素，也有心理原因。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里的人，并没有制定推翻苏联合法总统和不久前刚刚产生的俄罗斯民选总统的目标。这些人没有篡夺国家所有政权、在苏联建立独裁统治的思想准备。这种独裁势必会引发大规模的迫害，甚至会导致恐怖事件的发生。克留奇科夫、亚佐夫、亚纳耶夫、巴甫洛夫等人，在开始冒险行动的时候，还是寄希望最后能和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达成协议。卢基扬诺夫无论如何是不会同意对戈尔巴乔夫或者叶利钦动用什么武力行为的，卢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他是苏联政权中排在总统之后的第二号人物。任何人也无法想像出这样情景：一个总统被软禁在福罗斯别墅，另一个总统被囚禁在扎维多沃别墅。正因如此，才做出至少一个昼夜内不对叶利钦实行隔离的决定。大家还知道，叶利钦非常不情愿地在新联盟条约的最后一稿上签了字，着急签订这个条约的戈尔巴乔夫。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领袖们计划在8月19日与叶利钦举行一次会晤，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找到某种双方都能接受的妥协方案。政治冲突的任何一方都不知道，对方将如何行动。所有人因此都尽量回避可能造成难以收拾后果的不可逆武力行为。叶利钦在关键时刻的行为，与其说是靠精心计算，还不如说是靠直觉来决定的。叶利钦后来回忆说：“直觉告诉我，国家的命运不仅是在广场上通过公开演讲的方式来确定，更主要的东西发生在事件的背后。”[45]
　　早晨6点左右，一个坦克团、一个摩托化步兵团、图拉空降师的一部分，还有其他一些小股队伍已经接近莫斯科的环城公路。空降兵部队是由帕维尔·格拉乔夫中将亲自指挥，他的第一副手是亚历山大·列别德[46]少将。帕维尔·格拉乔夫不仅和亚佐夫保持电话联系，而且还亲自和叶利钦保持联系。
　　1991年7月，叶利钦视察图拉空降兵样板师的时候，年轻的格拉乔夫将军给他介绍有关情况，叶利钦感觉这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将军。他顺着直觉突然问了这么一句：“帕维尔，谢尔盖耶维奇！如果突然出现某种特别的情况，合法选出的俄罗斯总统遭遇危险、叛乱、恐怖，有人企图将他逮捕，是否可以依靠军人，依靠你呢？”格拉乔夫回答说：“是的，可以。”兑现诺言的时间真的来到了。
　　交通警察在环城公路附近迎接赶到这里的军队，然后护送他们到市中心指定位置。军队行进的道路并没有实行交通管制，几百辆坦克、装甲车、满载士兵的重型卡车就这样穿越整个城市向市中心的目标挺进，军用车辆沿途遵守交通规则，遇到红灯照样停车。这一景象让常驻莫斯科的外国记者大开眼界，他们在自己的报道中写道：这根本就不像是什么军事政变。很多外交官向国内发回消息说，这不是政变，而是展示力量。就连叶利钦都感到疑惑不解。他对自己的战友说：“应该主动发起倡议，而且要到白宫去。”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试图阻止叶利钦的想法，他提议让叶利钦装扮成打鱼的人，乘小船沿着莫斯科河溜走，有人还建议他从莫斯科逃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或者俄罗斯其他城市。但叶利钦根本不理睬这些建议，早晨9点他派西拉耶夫去打探情况，西拉耶夫从办公室里给叶利钦打来电话之后，叶利钦马上坐上自己的专车直奔“白宫”，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坐在叶利钦的身旁，冲锋枪就端在膝盖上面，但叶利钦在沿途没有遇到任何障碍，克格勃特种部队“阿尔法”小组负责人卡尔普欣[47]少将没有接到拘捕叶利钦的任何命令，放走了俄罗斯领导人所有进入莫斯科市的车辆。当然，“阿尔法”小组肯定跟着这些汽车，并按照命令在白宫附近占领有利地形。
　　叶利钦到达“白宫”的时候，几乎所有工作人员都到了那里。除此之外，在场的还有很多俄罗斯和苏联的人民代表和几十个新闻记者。所有电话、传真和专用通讯工具都处于正常状态，《告俄罗斯公民书》从这里向全国散发出去。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紧急做出决定，马上召集正在休假的俄罗斯人民代表出席最高苏维埃特别会议。中央电报局不仅接收了叶利钦和哈斯布拉多夫签发的几百封电报，而且都以政府电报的名义发往全国。后来的案件调查表明，克格勃的一个副主席拟了一个在危机情况下将要扣押的70人名单，叶利钦、哈斯布拉托夫、西拉耶夫、布尔布利斯等人的名字都在这个名单之上。但这份名单没有转变成命令。9月19日这一天只逮捕了2个人，一个是苏联人民代表戈德良[48]，另一个是俄罗斯人民代表乌拉日采夫[49]，后者是保护军人和军人家属联盟的发起人之一。有人问起逮捕这两个人的原因，帕维尔·格拉乔夫是这样回答的：“他们制造混乱已经很久了。”
　　到了“白宫”以后，叶利钦和他的战友们马上投入紧张的工作。讲话一个接一个。几千名首都群众赶到“白宫”，没人在途中阻拦他们，大家在“白宫”附近搭起防护栏。俄罗斯总统、副总统、总理、议长都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他们之间持续不断地交换信息。叶利钦签署组建俄罗斯国防部的命令，任命康斯坦丁·科别茨[50]担任国防部长，康斯坦丁·科别茨将军此前是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军事改革委员会的负责人，他对叶利钦极其忠诚和顺从。“白宫”里除了建立自卫指挥部以外，俄罗斯副总统鲁茨科伊上校还组建了一个分队，这个分队直接听从他的指挥。俄罗斯领导人还做出秘密决定，在叶卡捷琳堡建立俄罗斯领导的备用指挥部。正在国外访问的俄罗斯外长科济列夫[51]也接到一个秘密指令：如果叶利钦和西拉耶夫被捕，要他在巴黎组建俄罗斯的流亡政府。
　　与此同时，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方面却看不出有什么积极的表现。他们的工作仅仅局限于分发文件和通过电话下达命令。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声明很多，但谁也没着急给这个新的政权机关提供现实协助。上午10点，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在克里姆林宫集合，对目前的形势做一个初步的总结。大家对国内局势保持平稳比较满意，没有任何一个企业和机关采取罢工行动。除了少数几个人以外，没人理会俄罗斯领导人发出的全民罢工呼吁，但也没有几个人拿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告示当回事。坦克停在莫斯科的市中心，孩子们爬到上面玩耍，莫斯科市民心平气和地和官兵们聊天。很少有人能够理解眼前发生一切的实质，没人想要动用武力，没人愿意流血。
　　上午11点，舍宁主持召开了苏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苏共中央副总书记伊瓦什科当时因病住在医院。伊瓦什科来莫斯科工作时间不长，他因此没有被卷入事件的具体细节中。苏共中央书记处事后补上了同意通过组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及其有关决定的手续。中央书记处向各个共和国和地方机构的党组织发去密码电报，要求它们全方位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工作。但具体需要做些什么，他们自己也不太清楚。
　　动用军队只涉及莫斯科一个城市，不论是圣彼得堡还是其他大城市，都没有军队进驻的情况。临近上午11点，坦克、装甲车和空降兵部队已经占领了接近“白宫的要地”，军官们也不知道下一步应该做什么，几个坦克上的官兵倒向“白宫”的保卫者。叶利钦很快对形势做出了判断，他走出大楼去和支持者见面，叶利钦这一举动受到了支持者的热烈欢迎，他在众人的欢呼声中跳上了坦克。此时是中午12点15分。叶利钦向周围人群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宣读了早晨签署并散发全国的《告俄罗斯公民书》。15分钟以后，叶利钦在“白宫”签署了著名的第59号总统令：以所谓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名义颁布的所有决议都是非法的，在俄罗斯联邦境内一律无效。叶利钦和他的战友们感到非常惊讶的是，俄罗斯总统登上坦克发表讲话的片断竟然在苏联中央电视台最受欢迎的新闻节目里播放了。估计全国所有老百姓都看到了这一场面。圣彼得堡电视台的信号覆盖苏联的很大一部分欧洲地区，圣彼得堡市长索布恰克通过电视发表讲话，严厉谴责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为。索布恰克刚刚从莫斯科返回圣彼得堡，到机场迎接他的是当时人们还不熟悉的圣彼得堡市政府高级宫员、克格勃军官弗拉基米尔·普京。全国各个城市这个时候也开始举行支持叶利钦的集会。当然，也有些地方举行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集会，但按照以往惯例，这些集会都是在某些工厂的车间里举行的，外人不知道里面做些什么。
　　8月19日下午，按照帕维尔·格拉乔夫的命令，图拉空降师的一个营转向了“白宫”保卫者一边，指挥这一行动的是列别德少将。列别德后来回忆说：“这个营向‘起义者’倒戈的消息激起了人们的激情。愉快的心情达到了不能再高的境界，所有这一切都汇集到前所未有的喊叫之中。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营的空降兵和为它增派的侦察连开始向目的地行进。计划就像两枚戈比一样简单，4个连分工守护大楼的4个方向。我走在领头车的前面，激动的人群在周围喊叫，这种热情甚至影响到我们正常行进。”把4个连的兵力布置好以后，列别德进入“白宫”，会见了俄罗斯安全会议负责人斯科科夫[52]、科尔扎科夫和叶利钦。叶利钦问他：“军队怎么看待事变？”列别德回答说：“没什么看法，军队不了解事变的任何情况。”[53]
　　到8月19日中午，聚集在克里姆林宫里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组织者和支持者开始有些六神无主。亚纳耶夫还对戈尔巴乔夫的支持寄予一点希望，他非常急躁，原定12点举行的新闻发布会被迫推迟。“我要被枪决的！”——亚纳耶夫歇斯底里地对克留奇科夫喊道。巴甫洛夫总理手里掌握着很大一部分政权，他此时也非常焦躁不安。他在中午紧急召集内阁会议，这次会议最后竟然成了苏联的最后一次政府会议。大家都对时局发展表示担忧，有20多人在会上发了言，其中只有5人表态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其他人提了一些稳定生产、保持苏联内部经济联系的具体措施。[54]会议结束以后，巴甫洛夫感觉很不好，他的高血压病突然发作，随后被送进医院治疗。按照原定计划，巴甫洛夫当天要和叶利钦见面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内部很多人对这次会晤还寄予了不小希望。亚佐夫把军队调进莫斯科，但他既没有表达政治倡议的愿望，也没有这方面的可能。克留奇科夫态度坚决，而且掌握的信息最全面，但他作为克格勃主席总是尽力守在第二防线。卢基扬诺夫那天半夜告别国家紧急状态委员的会议，在克里姆林宫办公室里过的夜，他尽力保持与亚纳耶夫和克留奇科夫的距离，把自己与他人的谈话和会晤以分钟为单位纪录下来。下午5点，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在苏联外交部新闻中心举行新闻发布会，电视向全苏直播这个活动。发布会由亚纳耶夫支持，坐在他旁边的是巴克拉诺夫、普戈、吉兹亚科夫和斯塔罗杜布采夫。我当时正在基斯洛沃茨科的休养院度假，和其他在那儿修养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一起收看电视转播的新闻发布会实况。在邻近的休养院里，久加诺夫也在观看发布会的实况，俄罗斯共产党领导不了解国内实施紧急状态的任何情况。新闻发布会给人留下非常沉重的印象。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任何一个领导人都没有贏得大众的信任，他们中的某些人，我们以前根本就不认识。亚纳耶夫和普戈的表现不是很自信，亚纳耶夫的手一直在颤抖，他无论如何也无法抑制这种反应。他们回答问题也非常空洞，缺少说服力。吉兹亚科夫谈到了改革的失败、必须向市场经济转变和改善经济管理水平。亚纳耶夫说戈尔巴乔夫正在生病，他表示坚信戈氏开创的改革方向。亚纳耶夫许诺说：“我的朋友戈尔巴乔夫病好以后，马上就返回莫斯科继续履行他的职责。”亚纳耶夫还说，他们准备和俄罗斯领导人合作，当天已经和叶利钦通了电话。
　　当天晚上，一些报纸被宣布停刊，其中包括《论据与事实》、《莫斯科新闻》、《独立报》、《共青团真理报》、《自鸣钟》和《文学报》。苏联最高苏维埃决定召开非常会议，时间定在8月26日，尽管完全有可能在8月21日或者22日召开这个会议。
　　8月19日这一天过去了。它留给我们大家的是情况不明和恐慌不安的感觉。但几乎没有人急着采取什么行动，不管是普通老百姓，还是领导干部，大家都宁愿等待时机的到来。

3.7 1991年8月20日


　　8月20日，星期二。这是原定签订新联盟条约的日子。举行这个隆重活动的所有工作在克里姆林宫里已经准备就绪。8月18日，当叶利钦还在哈萨克斯坦访问的时候，纳扎尔巴耶夫在新闻发布会上曾表示，除了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以外，白俄罗斯和塔吉克斯坦也愿意签订新联盟条约。仅仅过了2天，就没人再提这件事了。当天出版的《真理报》、《苏维埃俄罗斯》、《红星报》和《莫斯科真理报》等报纸上刊登的都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文件：《苏联领导声明》、《对苏联人民的呼吁书》、《对国家和政府领导的呼吁书》，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第1号和第2号声明，以及亚纳耶夫签署的《关于在莫斯科实施紧急状态的主席令》。除此以外，报纸上还刊登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的一份声明，声明阐述了他对新联盟条约草案的异议，这份声明的落款日期是8月16日。
　　这些号召和警告本身，非常接近多数苏联人民的对时局的担忧，但这只是口头表示。这些话出自谁的口？是否能够相信这些话？什么人，用什么手段将这些口号付诸实际行动？实际行动是否会导致与声明相反的结果？8月20日这一天，一半左右的地方报纸不仅刊登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声明，而且还刊载了俄罗斯领导人的呼吁和决定。《真理报》甚至也刊登了叶利钦声明的一段节选，标题并不醒目：俄罗斯领导人的立场。
　　8月20日早晨，白宫周围聚集的人数不下5万人，他们在那里临时搭起简陋的屏障。在科别茨将军的指挥下，一个上千人的武装队伍被组织起来。当然，不管是武装人员，还是手无寸铁的群众，都无法阻挡空降部队和特种部队。大家都很清楚，用武力攻占俄罗斯领导人的办公地将导致重大人员伤亡。对于奉命进城的官兵来说，他们对自己的任务也不很明确。他们不认为保卫“白宫”的人群中有哪个是敌人，也没有让自己同胞流血的愿望。帕维尔·格拉乔夫一直和叶利钦保持联系，随时向叶利钦通报军队的近况和上边下达的命令。苏联国防部长、兼空军司令沙波什尼科夫[55]公开发表“不用武力反对人民”的声明。尽管海军所属部队并没有参加莫斯科的行动，苏联海军司令也做了不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表态。乌拉尔—伏尔加军区司令马卡舍夫却给亚佐夫和亚纳耶夫发来电报，要求对叶利钦马上采取严厉措施，并在乌拉尔和伏尔加流域的城市也采取紧急状态。瓦连尼科夫将军从基辅也发来类似的电报。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总部，有人提出用空降兵来对付“白宫”的保卫者。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在不知所措的气氛中召开早晨的会议。苏共中央书记巴克拉诺夫首先发言，他讲话的基调大体如下：只有迅速采取具体行动来改善人们的生活状况，人民才会相信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亚纳耶夫建议降低儿童食品的价格。马斯柳科夫副总理此时临时代理生病住院的巴甫洛夫工作，他一听这个建议，激动地喊了起来：“这笔钱从哪儿出？”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们逐条领会8月20日开始实施的紧急状态的行动计划。行动计划包括很多章节，主要是任命各种级别的全权代表、监督文字材料的印刷、干扰外国广播节目、散发宣传鼓动传单，甚至还包括及时收割庄稼、制定1991年第四季度国民经济发展规划。除此以外，行动计划里还有一项主要而特殊的决定：卢基扬诺夫要在2天之内作一个“战略性的讲话”，讲话的主要内容是对复杂时局进行分析，从意识形态的高度对所有关键问题进行全面阐述。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给卢基扬诺夫列了一个很长的问题清单，让他就这些问题向人民做出解释和说明。[56]
　　但是，卢基扬诺夫对此重任没有思想准备，他也不打算做这个战略发言。他如果这么做就等于告诉别人，他就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领导人。与此相反，卢基扬诺夫在8月20日决定会见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代理主席哈斯布拉托夫。鲁茨科伊和西拉耶夫也参加了这次会见。哈斯布拉托夫后来回忆说：“谈话持续了很长时间，西拉耶夫说话比较平静，但鲁茨科伊却始终非常急躁，卢基扬诺夫是个圆滑的政治家，当他知道俄罗斯领导人不会妥协以后，他选择了新的战术，声称自己没有参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卢基扬诺夫承诺确保人民代表出席苏联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能够畅通无阻，争取说服事变者将部署在白宫附近的部队撤走。走出卢基扬诺夫办公室里的时候，我们担心可能被拘捕，但我们坐着汽车顺利地通过了克里姆林宫的大门，我们这才松了一口气。车开到加里宁格勒大街的起点，我们不得不下车步行，因为稠密的人群挡住了汽车的去路，我们是在人们的欢迎中走到白宫的，我们平安回来，大家都为我们感到高兴。”[57]
　　列别德将军返回空降兵总部，与卡尔普欣将军一起为贴近白宫选点儿。他后来回忆说："从纯军事角度看，拿下这座建筑没有什么困难，但令人不解的是：这是何苦来呢！我见到围墙下面的人群，也和他们聊天、对骂，这都是一些普通而又正常的人。”[58]
　　当天上午，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做出攻占白宫、拘留监禁叶利钦的决定，但这个决定后面没有任何坚定意志作支撑。大家都不清楚，由谁来执行这个决定，如何执行这个决定。这个决定并不是进行强攻的命令，只是可能使用武力的一个方案。格拉乔夫接到准备攻占白宫的口头通知以后，就马上与尤里·斯科科夫秘密见面，并把一切都告诉他。格拉乔夫特别提到，他没有向空降部队下达任何命令，也不准备做这件事。叶利钦从其他渠道得到了类似的信息，局势进入白热化。按照匆忙制定的方案，攻占白宫的准备工作由卡尔普欣将军总负责，他曾在1979年12月27日攻占阿富汗“阿明[59]宫”的战斗中有过出色的表现。在这次强攻中，阿尔法小组应该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强攻定在8月21日凌晨3点。空降兵和特种部队先上，装备特种武器的阿尔法小组紧随其后。侦查结果显示，阿尔法小组很快就能占领白宫大楼，但这次行动将很有可能以白宫内外警卫和俄罗斯领导人被击毙的惨痛结果告终。“接下来怎么办？”——阿尔法小组的军官都在问自己，他们最后做出这样的决定，如果上面下达强攻白宫的命令，他们将拒绝执行这个命令。阿尔法小组的指挥官把这个想法和卡尔普欣说了，卡尔普欣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发动行动2个小时前，卡尔普欣给格拉乔夫打来电话。格拉乔夫问他：“你在哪里？”卡尔普欣答道：“距白宫2公里，我对局势做了分析，已经做了决定。”卡尔普欣稍微沉默了一会儿，接着说道：“我不准备参加行动了，格拉乔夫回答说：“谢谢你！我的人也不上。我不会再往前迈出一步了。”[60]
　　空降部队离白宫很近，但他们没做攻占白宫的任何准备。内务部队和特种部队甚至还没有占领攻占白宫的有利位置。列别德在向格拉乔夫汇报阵地布置情况时说：“行动没有意义，会导致大量流血，军队将永远无法洗清掉这个罪责。”大家都知道1989年4月的第比利斯事件，更清楚人们后来对军队的那些责难。军队应该执行谁的命令呢？它能让自己的人民流血吗？
　　克留奇科夫和亚佐夫在后来的事件调查和回忆中都证实，他们没有向军队下达无条件攻占白宫的命令，当时所说的只是这次行动的准备工作。事实上，的确没有任何明确的、书面形式的进攻命令。亚佐夫回忆说，他在9月20日晚上就向军队下达了撤出莫斯科的命令，他知道格拉乔夫和列别德的立场，没有反对他们的做法。[61]其他人的证词也证明了这一点。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崩溃仅仅几个小时，亚佐夫的一个副官就对外界说，亚佐夫是何等艰难地忍受着发生在9月19日和20日的一切，他的表现已经失常了。有人企图说服他下令动用武力，他坚定地回答：“我不想当皮诺切特！”[62]亚纳耶夫后来也几次宣称，他坚决不同意使用武力，而且要求克留奇科夫不要进攻白宫。的确，亚纳耶夫在20日这个晚上，从克留奇科夫那儿来到卢基扬诺夫那儿，又从卢基扬诺夫那儿窜到亚佐夫那儿，嘴里不停地重复一句话：“要是死一个人，我也没法活了。”临时代总统喝得醉醺醺的，在此情况下还有谁能下达明确的命令呢？
　　格拉乔夫已经通报斯科科夫：即便接到进攻白宫的命令，他的部队也绝不会动手的。尽管如此，白宫里的人还是在极度的恐慌之中度过了8月20日夜晚，他们不能准确把握军队的情绪和调动情况，只看到外面正在为进攻白宫做准备。并非所有人都能经得起恐惧的考验，西拉耶夫把政府机关的所有工作人员都放走，自己也决定回家了。临走前，他给叶利钦和哈斯布拉托夫打了电话：“鲁斯兰·伊姆拉诺维奇！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今天晚上我们都要完蛋，我的消息很准确，让他们占领空楼去吧，我要回家了，再见吧！”叶利钦的脸都给气白了，他竭力挽留西拉耶夫，但都是徒劳无益。[63]实际上，就是叶利钦本人也有些动摇。当天夜里，他在身边工作人员和警卫的强烈要求下，来到白宫地下室的停车库，那里停着一辆“吉尔”牌防弹车。警卫告诉叶利钦，他可以坐着这辆车从自动门突围出去，越过“白宫”附近的路障，闯入离这儿不远的美国大使馆。叶利钦没有接受这个建议，他说：“我哪儿也不去！”当天晚些时候，卢日科夫[64]来到白宫。他后来回忆说：“随着凌晨3点的临近，‘白宫’里的气氛越来越紧张，人们两眼盯着时钟的指针：2点50，3点，3点15，3点30。我们补充了一些武装人员，但很快就明白了：对方好像垮了，进攻的威胁被解除了。”[65]
　　早晨5点，所有人都返回到“白宫”的5层。大家此时都知道，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游戏已经输了。

3.8 1991年8月21日


　　8月21日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后退和失败的日子。当天凌晨1点过后，克留奇科夫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召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部分成员会议，亚佐夫本人拒绝参加这次会议，他派自己的副手国防部副部长阿恰洛夫来开会，而且还让阿恰洛夫带话儿：“告诉他（克留奇科夫），军队不再玩儿这个游戏了！”克留奇科夫自己知道“白宫”周围的情况，也很清楚部署在“白宫”附近空降兵和直属他的“阿尔法”小组官兵的心情，他最后也只好认可：取消进攻是惟一正确的决定。但是，不进攻“白宫”并不等于取消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所有计划，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下一次会议定在当天早晨8点举行。当天清晨，苏联国防部召开了部务会议，出席会议的所有军官一直认为，应该把军队从莫斯科撤出去。阿恰洛夫说：“感谢上帝，幸亏我们没开一枪。”亚佐夫元帅下达撤军命令，这个命令很快就被付诸实施。苏联国防部将这个决定向克留奇科夫做了通报，但没有征求他或者亚纳耶夫的意见，因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内部没有这种隶属规定。
　　早晨8点多钟，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在克里姆林宫召开最后一次会议。会议时间不长，而且不少成员都没有到场。巴克拉诺夫没有参加会议，他已经决定撤出这个游戏，亚佐夫也没来，国防部长不参加会议，这个会议又能通过什么决议呢？克留奇科夫建议大家一起去见亚佐夫，在他那里继续讨论问题。克留奇科夫在回忆录中写道：“8月21日上午10点左右，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几名成员和舍宁、普罗科菲耶夫一起前往位于伏龙芝沿岸街上的苏联国防部，亚佐夫客气地接待来宾，外表也很平静，但它的脸上分明写着：他的内心已经沸腾，他非常疲倦，艰难地忍受着巨大的压力。针对我们提出要和他商量下一步对策问题，亚佐夫回答说，国防部部务会议已经做出将军队撤出莫斯科的决定，撤军工作已经开始。我用同情和理解的目光看着亚佐夫元帅……我们从亚佐夫办公室直接给卢基扬诺夫打了一个电话，请他也到国防部来。卢基扬诺夫很快来到这里，我们一起分析了局势，一起得出‘不能再冒险’的最后结论。我们决定：停止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活动，派人前往福罗斯，再次向戈尔巴乔夫汇报国内局势，并尽力说服他采取行动，将国家从崩溃之中挽救回来。前往福罗斯的飞机在13点出发，初步说好我和巴克拉诺夫、季贾科夫、亚佐夫一起去，卢基扬诺夫和刚刚出院的伊瓦什科也表达了同机前往的愿望，普列汉诺夫作为警卫机构的负责人，无论如何是一定要去的。在前往伏努克沃机场的路上，我给亚纳耶夫打电话，向他通报最后到底谁和我一起去福罗斯。我再一次问他，是否愿意和我们一起去见戈尔巴乔夫。亚纳耶夫回答说，得有人留在莫斯科。我们都很明白，这也许是我们之间最后一次通话了。”[66]但是，亚纳耶夫对此情节的陈述确有很大出入：“8月21日，他们飞往福罗斯，克留奇科夫从那儿给我打来电话，说总统不见他们。为了保护他们的安全，我签署了解散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命令，并宣布该委员会所有决定一律作废。”[67]但是，亚纳耶夫的命令没在任何地方公布，谁也不知道这个命令的任何情况。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前成员乘坐的飞机在16点左右降落在克里米亚。这个代表团的组成人员有亚佐夫、克留奇科夫、卢基扬诺夫、伊瓦什科、巴克拉诺夫、吉兹亚科夫和普列汉诺夫。戈尔巴乔夫知道最近几天所发生的事情，从8月19日开始他就一直收听广播（主要是BBC的节目），8月20日，福罗斯的通讯机关又给他开通了一台电视。当戈尔巴乔夫获悉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代表团即将抵达的消息，马上命令警卫封锁进入别墅的所有入口，决不允许任何人进入，如果情况需要，可以使用武器。戈尔巴乔夫宣称，在他与外界的联系没有开通以前，他不会与任何人见面。戈尔巴乔夫提出的这个要求很快被满足，开通对外通讯联络一共用了30分钟。戈尔巴乔夫第一个电话打给叶利钦，听到戈尔巴乔夫声音，被战友包围的叶利钦激动地喊了起来：“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我们已经48小时在这儿站着等死了！”接下来的一个电话是打给美国总统布什的。美国当时是深夜，但布什的助手还是把他叫醒，布什拿起话筒，说他和夫人劳拉[68]都为戈尔巴乔夫做了祈祷。在此之后，戈尔巴乔夫依次给纳扎尔巴耶夫、克拉夫丘科等很多人打了电话。除了戈尔巴乔夫夫人赖莎以外，戈尔巴乔夫的助理切尔尼亚耶夫也做了详细的日记。据切尔尼亚耶夫证实，克留奇科夫、亚佐夫等人在15点左右抵达福罗斯别墅，我们没有惊扰戈尔巴乔夫，我和戈尔巴乔夫的家人都跑到阳台上，只见几辆“吉尔”轿车正沿着通往别墅的坡道朝别墅大门开来，端着卡宾枪的警卫马上迎了上去，埋伏在灌木丛中的战士高声喊道：“站住！从第一辆汽车下来一个军官，他旁边还有一个什么人。他们同样被告知要原地等待。一个卫兵跑进别墅，一会儿工夫就回来了，车队开进了办公楼。我的办公室里在2楼，楼梯正对着楼门，我从办公室刚好看见卢基扬诺夫、伊瓦什科、巴克拉诺夫、亚佐夫、克留奇科夫等人鱼贯而入，所有人都是一副挨打的表情，我一下子就明白了，他们这是求饶来了。我穿好衣服，去向戈尔巴乔夫报告，我真担心他可能会接见这些客人。千万不能这样做！电视报道说，俄罗斯议会代表团正飞往福罗斯别墅。戈尔巴乔夫坐在办公室里，正在用电话指挥行动。他见我进来，就对我说：‘我向他们发出了最后通牒，如果不恢复对外通讯联系，我决不会见他们。我现在也不想和他们见面。’戈尔巴乔夫当着我的面命令克里姆林宫卫戍司令，让他将克里姆林宫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不得以任何理由放走参与政变的任何人……戈尔巴乔夫又给政府通讯局局长和邮电部长打电话，要求他们将政变参与者的所有通讯联系全部关闭。从电话另一端的说话的口气看，这些人还是很顺从的。在这之后，戈尔巴乔夫给布什打电话。在我进来之前，他已经和叶利钦、克拉夫丘科、纳扎尔巴耶夫等人通过电话。我的担忧被戈尔巴乔夫打消了。他对我说：‘你怎么了？怎么会有这种想法？我不会和他们见面的。难道说我想和卢基扬诺夫、伊瓦什科在一起！’”[69]
　　国家政权又回到了戈尔巴乔夫的手里。但这已经完全是另外一个国家，另外一个政权。苏联的历史已经结束，1991年8月21日这一天，撕下了苏联历史的最后一页。尽管苏联在这之后又垂死挣扎了几个月，但从这一天起，俄罗斯联邦作为一个新的独立国家已经开始了它的历史计时，尽管这个新国家此前只有一个总统——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戈尔巴乔夫说的话，做的事，还有他想干的一切都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3.9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损失


　　人称“8月事件”、“未遂政变”、或者“国家紧急状态”的事件走进了历史，但它也没有避免牺牲，好在牺牲不是很大，但任何一个牺牲都值得惋惜、同情与怀念。

　　地下隧道的灾难


　　8月20—21。这个夜晚，在加里宁格勒大街（如今的新阿尔巴特大街）与小环路（柴可夫斯基大街）交叉的地下隧道里，有3个年轻的莫斯科人失去了生命：德米特里·科马尔[70]、弗拉基米尔·乌索夫[71]、伊利亚·克里切夫斯基[72]。他们失去生命完全是特定的戏剧性局面所造成的后果，莫斯科市检察院和俄罗斯联邦检察院认真分析了事件的整个进程，但都没找到任何军人或者平民犯罪的证据。
　　8月20日晚上，塔曼师的一个团接到莫斯科军区参谋长下达的命令，要他们在小环路通往市中心地域安排巡逻、检查，以防有人将炸药、武器等危险品带入市中心。当晚23点，由几十辆装甲车组成的部队抵达马雅可夫斯基广场，苏洛夫金指挥的一个营兵力从这儿开向加里宁大街，其余兵力部署在相反方向。部队要占据这个地段的有利地形，然后与交通警察联合检查过往车辆。装甲车缓慢地行使，有几个车辆已经占据临近马雅可夫斯基广场的立交桥上。但在进入加里宁大街附近隧道的入口处，横在马路上充当障碍物的有轨电车，挡住了装甲车的去路。装甲车从右面绕过障碍物，没有太在意聚集在人行道上的激动的人群。当装甲车从隧道出来的时候，无轨电车做成的路障把路彻底堵住了，后退的路也被彻底堵死。这时，石块向冰雹一样落到前面几个装甲车上，有人向装甲车投掷燃烧瓶。装甲车上的燃料和弹药储备是非常充足的，如果装甲车发生爆炸，将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苏洛夫金[73]把这一情况向团长做了汇报，然后命令部队闯过障碍物，一直向前行进。就在此时，有人企图跳上装甲车，用帆布堵上装甲车的瞭望孔。这些举动最后则导致了悲惨结果的发生。两人被装甲车轧死，一人被反弹的子弹击中，很多人受伤。
　　莫斯科市民的激动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大家都以为军队会在那个晚上攻占白宫，保卫白宫指挥部决定在据此地较远一点的地方也采取相应措施，大家共同保卫俄罗斯领导人办公地免受进攻。装甲车里官兵的行为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是在执行军事命令，他们也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开枪警告的。事后做出的军事鉴定文件表明：装甲车官兵是严格按照预定计划和长官的命令行事的。俄罗斯检察院也做出了类似的结论：装甲车车队在开往巡逻阵地途中遇到障碍物，遭到平民的攻击，这被军人视为企图抢占军事装备和武器弹药，装满弹药的军车陷入包围之中，而且还遭到燃烧瓶的袭击，这意味着军人的生命受到直接威胁，在此情形下动用武器属于正当防卫。与此同时，俄罗斯检察院在平民的行为中也没有找到犯罪的证据：他们出来是为了维护宪法体制，在民选政权机关面临威胁的时候，他们的举动是履行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
　　8月21日凌晨，进攻“白宫”的命令终于没有下达，可部队在早晨接到的却是撤出莫斯科的命令。国家紧急状态委员成员克留奇科夫、亚纳耶夫、亚佐夫等最终放弃武力进攻白宫的原因很多。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上面提到的伤亡惨剧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8月24日，莫斯科为德米特里·科马尔、弗拉基米尔·乌索夫、伊利娅·克里切夫斯基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几十万人走上街头为他们送葬。叶利钦等俄罗斯领导人和很多社会活动家都在悼念大会上讲了话，戈尔巴乔夫没有参加这个活动，但他颁布命令，授予3个死难者苏联英雄称号。在整个苏联历史上，这是最后一次授予苏联英雄称号。此后不久，这个金色称号被刻在死者的墓碑上。

　　部长之死


　　鲍里斯·普戈是在1990年12月被任命为苏联内务部长的，当年他53岁，很快被授予上将警衔。戈尔巴乔夫没有掩饰他任命普戈的多重目的。普戈的重要性不仅表现在他个人和工作品格上，而且还在于他的拉脱维亚出身。普戈的父亲卡尔·普戈1918年在拉脱维亚军队服役，是“白色”拉脱维亚的地下工作者，他在30年代转到莫斯科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工作。普戈是完全按照父亲的足迹上来的：拉脱维亚共青团第一书记，苏联共青团书记，拉脱维亚克格勃主席，拉脱维亚共产党第一书记：在担任苏联内务部长之前，普戈曾当了三年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我是在1989年和他结识的，我当时受命领导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一个反腐败调查委员会。普戈给人的印象是一个非常规矩的人，但性格稍微有些焦躁，如果谁对他所领导的机构有所轻视，他会极端敏感的。那个时候，已经很少有人害怕党的处罚和被党开除，媒体针对党的权势分子的攻击甚至胜过羞辱呆板的将军。
　　发生在1991年的这些事件把普戈这样的人推向戈尔巴乔夫的反对派。从普戈在最高苏维埃有限的发言中就能看出这种倾向。苏联犯罪问题日益严重，但内务部却把主要精力放到警告民族冲突、罢工和非法示威上。普戈从8月初开始休假，他飞到了克里米亚的一个休养院。8月18日早晨，他还和普里马科夫一边聊天一边在黑海岸边散步，他是在那天晚上返回了莫斯科，毫不动摇地加入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但他在这个机构里并不是主要人物。8月19日，我们在电视里看见他出席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新闻发布会。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失败在8月19日早晨就已经明确了。俄罗斯联邦检察院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所有参加者都将被追究最严厉的法律责任。当天晚上，普戈回到家以后发现，他的所有政府通讯电话全部被掐断。普戈的儿子瓦季姆·普戈一家也住在这座楼里，只是比父亲高一个楼层，瓦季姆·普戈学的是工程专业，但他从事的是间谍工作，在克格勃第一总局供职。普戈和妻子瓦莲京娜·伊万诺芙娜一起来到儿子家，他们谈话的气氛很不愉快，普戈实际是来和儿子、儿媳做最后告别的。他们此时很清楚，普戈被捕已是不可避免。瓦莲京娜·伊万诺芙娜问丈夫：枪放在什么地方了？没有丈夫，她一个人连一分钟都不想活了。
　　谁也不知道，普戈夫妇这个晚上都说了些什么。对于普戈这种履历的人来说，坐在囚犯的板凳上等待审判是无法忍受的，还不如死了好。8月22日早晨9点，普戈用市内电话给内务部几个副部长都打了电话，他问了一下工作的情况。同事问他当天是否上班，他回答说：“还上什么班啊？再见了！普戈请求大家转达他对内务部第一副部长鲍里斯·格罗莫夫将军的问候。”没过多长时间，俄罗斯特工部门的电话就打到普戈家里。对方问他：“可以和你见面吗？”前来搜捕的是叶利钦身边的军官：巴拉尼科夫[74]、叶林、伊万年科[75]。普戈回答说：“你们来吧！”
　　普戈的岳父——一个满脸病态的老人给来人开了门。“进来吧！家里发生了不幸。”普戈穿着外衣躺在床上，鲜血从他的太阳穴留出来，普戈的妻子坐在另外一张床上，枪口也在头上，他当时还有一口气，送到医院也没有恢复知觉，不久就死了。普戈夫妇留下了两份遗言。普戈请求亲人原谅他，“我太相信人了，……我诚实地度过了一生”。瓦莲京娜·伊万诺芙娜的遗言更短：“我不能再活下去了，不要谴责我们，照顾好姥爷。妈妈。”调查结果表明，普戈夫妇系自杀而死。两天以后，普戈夫妇的遗体在莫斯科无声无息地埋葬了，只有几个老战友来医院太平间和普戈告别，甚至连抬棺木的人都没有，就更谈不上任何官方慰问和祭文了。

　　元帅之死


　　8月24日，就在安葬普戈夫妇那天，68岁的苏军元帅、苏联英雄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在克里姆林宫1号楼的办公室里自杀了。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当时担任的职务是苏联总统军事顾问。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手里没有枪，但他不能也不想再等下去了，他把窗帘绳折在一起做成绳索上吊自杀了。当天是星期六，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的接待室里没有秘书值班，克里姆林宫卫戍部队的一个军官在当晚的例行巡逻时发现了他的遗体。死者穿着整整齐齐的军服，身上佩戴着荣誉奖章。军事检察院的调查人员随后赶来，对自杀现场进行录像。办公室里井然有序，保险柜紧紧地锁着。元帅的办公桌上放着他亲手写下的6份遗书。两份遗书是写给亲人的。一份是写给军方同事的，请他们能帮家人把后事给处理了。还有一份遗书是请人代还他在克里姆林宫食堂的欠款，他把钱放在遗书的旁边。解释自杀原因的遗书单独放在一边：“当我看到我的祖国正在消亡，我生命的所有寄托遭受破坏的时候，我不能再活下去了。我的年龄和我的整个生命都赋予我离去的权利，我一直斗争到最后时刻。”
　　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不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他在8月19日早晨才知道成立了这个机构，当时他正和妻子塔玛拉·瓦西里耶夫娜在索契度假。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把亲人留在休养院，他自己当天就返回了莫斯科。他回到克里姆林宫，已是傍晚时分。22点左右，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与亚纳耶夫见了面，他告诉亚纳耶夫，他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声明，并且随时准备提供必要的帮助。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当晚是在别墅里过的夜，他的小女儿一家也住在那里。8月20日的整个白天，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一直在克里姆林宫和苏联国防部里忙活，收集国内军事政治情况的信息。这天晚上，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没有回家，他就睡在办公室里的折叠床上，从这儿给女儿和妻子打了电话。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失败是在8月21日明确的，但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早些时候就预料到将会出现这个结果：8月22日，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听说戈尔巴乔夫回来了，亚佐夫被捕了，但他没见到戈尔巴乔夫。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开始给戈尔巴乔夫写信，还写了一份讲话稿，准备在8月26日举行的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上宣读。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在记事本上写了不少东西：“我为什么从索契返回莫斯科？谁也没有叫我回来，是我自己做出的决定。从1990年起，我们的国家就开始走向灭亡，戈尔巴乔夫的生命宝贵，但我们祖国的前途更珍贵！就让历史留下一点痕迹——为了伟大国家不灭亡，有人曾经做过抗争！”据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的两个女儿纳塔利娅和塔季扬娜证实，8月23日晚上，她们没看出父亲有什么忧愁的表情，全家人一起吃了晚饭，还买了一个很大的甜瓜，大家坐在一起议论当前的最新时局。第二天早晨9点，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离家去克里姆林宫上班，他临走前还说晚上要带着外孙去散步。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从单位给纳塔利娅打来电话，嘱咐她到机场接妈妈，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知道妻子乘坐的飞机在15点到达莫斯科，一个小时以后，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已经不在人世了。根据遗书判断，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在8月23日就有了自杀的想法，但他还是有些犹豫。这天晚上，叶利钦当着戈尔巴乔夫的面签署了《关于中止苏联共产党在俄罗斯联邦境内活动》的总统令，位于莫斯科老广场上的苏共中央大楼在这天深夜也被示威者给占领了。电视报道了这一行动，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了解的细节更多。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的一些朋友认为，是叶利钦禁止共产党活动和戈尔巴乔夫的无动于衷使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丧失了最后希望。对一个军人来说，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选择的自杀方式实在太不寻常了。
　　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军队首长，在党内和军内都享有很高的威望。1941年战争开始的时候，他是海军陆战队的一个排长助理，等到战争结束的时候，他已经晋升为营长了。从1979—1988年，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一直担任苏军第一副总参谋长，然后晋升为苏军总参谋长，国防部第一副部长。苏军在阿富汗的所有作战计划（包括撤军在内），都是在他的领导下完成的。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还是裁军谈判的主要军事专家，连戈尔巴乔夫都承认，如果没有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这些谈判就不会这样成功。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艰难地忍受着苏联媒体在1989—1990年间对军队发起的攻击浪潮，而戈尔巴乔夫对此却无动于衷。在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的办公室，我几次和他谈起这个话题。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对戈尔巴乔夫的行为已经丧失信心，因为戈尔巴乔夫不让他干什么事，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认为刻不容缓的军事问题，戈尔巴乔夫却迟迟不做决断。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在1991年6月提出辞职，但戈尔巴乔夫对此申请一直没有明确答复。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常常在办公室里宣泄情绪，在其他场合他还要抑制自己的感情。
　　8月25日晚上，电视报道了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自杀的消息。第二天出版的报纸内容稍微详细一点，但都是引用苏联最高检察院的正式材料：只是说调查正在进行，没有任何祭文。无论是苏联总统，还是刚上任的苏联国防部长沙波什尼科夫，都没有就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之死表示任何慰问。但是，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的命运却引起了美国的克罗乌弗[76]将军的非常关注。克罗乌弗在里根担任美国总统时期，曾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这是美国职业军人的最高官职。克罗乌弗曾和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进行过多次军事谈判，他对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非常尊重。听说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自杀的消息，克罗乌弗几次试着给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的亲属打电话，但电话都没有打通，他最后只好请在莫斯科工作的美国记者带他向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的妻子和女儿表示慰问。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死后，克罗乌弗第一个写出了悼念他的长篇祭文，文章在1991年9月刊登在美国的《时代周刊》上。克罗乌弗写道：“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元帅是我的朋友，他自杀身亡是一个灾难，它折射出震荡整个苏联的抽搐。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是一个共产党人，爱国主义者，是一个真正的战士。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在爱国和对党忠诚的同时，又是一个现代人。他已经明白，发生在苏联的很多事情都是错误，如果苏联还想作为一个大国继续存在，就必须改变它的很多东西。为了降低苏美两国军事力量相互对峙的紧张气氛，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做了很多努力。1987年，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元帅第一次访问美国，他是陪同戈尔巴乔夫来华盛顿签署销毁中程和短程导弹条约的。我邀请他到五角大楼来做客。两天以后，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和我共进早餐，我发现他是一个人来的。苏军总参谋长不带警卫和随从，只身来到对手的营地，充分显示出他是多么自信。1989年，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对我说，他没有充分估计到国内不满情绪的深度，他有变革的愿望，但他没有预见到，改革将把国家带往何方？一年前我们在莫斯科又见面了，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对我说：‘毁掉共产党的不是你们，而是我们自己。只要这个过程不停止，我的心脏一天就要爆炸一千次。当有人对你说，你为之奋斗50年的一切都是错误的，你是多么的苦恼啊！’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对共产主义思想非常忠诚，但他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却非常肤浅，这是我们热烈争吵的主要原因，他最终也无法解释清楚缠绕在他身上的那些相互矛盾的认识。当然，我们不能因此轻视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在军事监督、建设苏美建设性关系和缓和长达45年紧张关系中所做的贡献。”《时代周刊》在刊登这篇文章的时候，还配发了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的一张照片——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和克罗乌弗一起站在一起观看空降兵演习。这次演习的时间是在1988年7月6—10日，是美国80年代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演习，演习在北卡罗来纳州、得克萨斯州和南达科他州同时举行，展示了美国陆军、空军、海军的配合作战能力。作为一个职业军人，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被演习的场面深深地感染了，但从爱国者出发，他心情非常沉重，他在苏联无法给美国屁行展示这样的场景。我们的军队已经开始深入的“改革”进程。无论是在军队，还是在国防工业，甚至整个经济领域，“改革”带来的结果不是进步，而是退化。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在1991年和一个当外交官的朋友格奥尔基·科尔尼年科[77]合写了一本书，尽管不是很全面，但他在书中还是阐述了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元帅与外交官的目光》在1992年问世了，但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的名字却被加上了一个黑框。

　　木匠胡同里的自杀


　　莫斯科的木匠胡同13号是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高级干部居住的地方。6月26日早晨，人们在离这儿不远的人行道上发现了苏共中央委员、苏共中央事务管理局局长尼古拉·克鲁奇纳[78]的尸体。对于我们大家来说，尼古拉·克鲁奇纳与戈尔巴乔夫之间的密切关系已经不是什么秘密。63岁的尼古拉·克鲁奇纳就住在木匠胡同13号的5层楼上，对死者初步鉴定和对他办公室的检查表明，他是自己结束了生命。尼古拉·克鲁奇纳的妻子和小儿子当时都在房间里睡觉，早晨6点被告知尼古拉·克鲁奇纳已经死亡的消息，她们实在是感到非常的意外。她们头天晚上躺下睡觉的时候，尼古拉·克鲁奇纳还在办公室里忙活。最近一段时间，尼古拉·克鲁奇纳工作很忙，几乎没有睡觉的时间。很快找到了尼古拉·克鲁奇纳写下的两份遗书。一份放在住宅过道儿的桌子上，另一份写得更详细一些，就在他自己的身上，是在医院里被人发现的。尼古拉·克鲁奇纳在遗书中说：“我不是叛徒，也不是阴谋家，但我担心……”尼古拉·克鲁奇纳说到了他对戈尔巴乔夫的忠诚，他的良心是清白的，他希望把这一点告知人民群众。尼古拉·克鲁奇纳非常遗憾，他签署了“保卫这些书记”的决定。尼古拉·克鲁奇纳指的大概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某些成员。8月18日和19日这两天，尼古拉·克鲁奇纳仍然上班，他没有休假。
　　尼古拉·克鲁奇纳的自杀后来引起很多推测。有人后来还拍摄了一个电影，电影里的一段情节是：为了隐瞒党的秘密黄金储备，苏联共产党的大管家被人杀害，与尼古拉·克鲁奇纳姓名相仿的主角被人从9层楼上扔到窗外。考虑到尼古拉·克鲁奇纳所处的地位和各种可能，关于他的死因的确存在几种说法。苏共所有账号，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都在他的控制之下，对尼古拉·克鲁奇纳死因的调查明显区别于普戈和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调查人员对尼古拉·克鲁奇纳生前工作、居住、休养的所有场所都进行了细致的检查。尼古拉·克鲁奇纳一家在木匠胡同的住宅受到了最严格细致的搜查。搜查工作由苏联最高检察院专门负责重大案件的3个调查员负责，莫斯科市列宁区检察长也亲自到场。但是，调查人员在尼古拉·克鲁奇纳家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人员曾经来过的蛛丝马迹，也没有找到任何销毁文件和纸张的痕迹。8月19日以后，尼古拉·克鲁奇纳的确将很多应该存在老广场保险柜里的文件带回家，但这些文件夹都摆放整齐，封面有题词，里面有最高领导的签字。这些材料都被有关部门按照相应程序没收了。尼古拉·克鲁奇纳的办公室相对要乱一些。8月23日晚，刚刚返回莫斯科的戈尔巴乔夫吩咐尼古拉·克鲁奇纳理顺所有工作秩序，马上给党的机关工作人员发放2—3个月的工资，还要把劳动卡发给他们。但是，尼古拉·克鲁奇纳无法完成这项任务，因为就在那天晚上，位于老广场的苏共中央事务管理局6层办公大楼被“民主派”给占领了。
　　8月25日，苏联记者和外国记者被安排到苏共中央总部参观，活动的组织者还特意打开了尼古拉·克鲁奇纳生前的办公室。《联盟》周报记者伊利娜·克拉斯诺波利斯卡娅坐在苏共中央事务管理局局长的椅子上，让同行的其他记者为她记录下这个值得回忆的瞬间。女记者拽开尼古拉·克鲁奇纳办公桌的抽屉，把里面的东西都给掏出来，她拿着尼古拉·克鲁奇纳平时记事的台历乱翻一气，还跑到尼古拉·克鲁奇纳休息的房间东张西望。看到眼前的一切，陪同记者参观的警卫人员都非常恼火。尼古拉·克鲁奇纳死了以后，苏共中央所有领导人的办公室都被贴上封条，其中也包括位于苏共中央主楼5层那间赫赫有名的“6号办公室”——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本人的办公室。
　　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管辖的事务范围的确非常庞大。几千套办公用房和住宅，几百个别墅综合设施，几万辆汽车，数不胜数的疗养院、休养所、医院。党的机关下面还有200多个出版社，出版大量的图书、报纸和杂志。除此以外，苏共还给外国不少共产党提供大量资金援助，还要资助各种五花八门的具体项目。党的财政来源不仅仅是依靠收缴的党费和销售出版物所得，关于这个问题可以说很多，也可以写很多。从这个角度说，注定会有一场令人难以忍受的审讯等待着尼古拉·克鲁奇纳，而且涉及内容绝不仅限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那些事。尽管如此，尼古拉·克鲁奇纳在苏共中央的名声还是无可挑剔的。在苏联的停滞时期，苏共中央事务管理局的名声很臭，当时的局长是格奥尔基·巴甫洛夫[79]。他和苏联内务部长肖洛科夫[80]、苏共中央综合部部长博格柳博夫[81]等少数几个极具影响的人物一起组成勃列日涅夫身边的“小工作班子”，这个班子的使命是帮助勃列日涅夫把党和国家政权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就是在勃列日涅夫神志不清、身体非常虚弱的时候，他也没有变成傀儡。因此毫不奇怪，安德罗波夫掌权以后，马上就摧毁了这个“小工作班子”。格奥尔基·巴甫洛夫被安排退休，尼古拉·克鲁奇纳被任命为苏共中央事务管理局的新局长。尼古拉·克鲁奇纳以前曾在哈萨克斯坦当了多年的切利诺格勒州委书记，从1978年开始担任苏共中央农业部第一副部长，在中央书记戈尔巴乔夫的直接领导之下。尼古拉·克鲁奇纳任何事情都不能独立解决，他必须服从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决议和中央总书记的指示。谢瓦尔德纳泽在对尼古拉·克鲁奇纳的回忆中提到了这一点。谢瓦尔德纳泽当时担任苏联外交部长，也住在木匠胡同那座楼里，和尼古拉·克鲁奇纳是邻居。谢瓦尔德纳泽对尼古拉·克鲁奇纳的评价是：“他是一个言而有信的人，我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心里一直非常平静——那里的资金周转的确很大，但坐在那里儿的是一个规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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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运的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损失不算太大，这些牺牲都是象征性的。尼古拉·克鲁奇纳代表党，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代表军队，普戈代表克格勃和内务部。8月24日安葬的年轻死难者刚好也是3个。他们代表俄罗斯新生的民主力量。民主走进我们的时候，带着很多不足、缺点和错误，但它没有把整个社会分成“红”、“白”两个阵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各种盛大招待会上，我们不仅能够看见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而且还能看到这一章提到的不少人：亚佐夫、卢基扬诺夫、克留奇科夫、瓦连尼科夫。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退休，但并没有彻底离开政治舞台。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之一斯塔罗杜布采夫和普戈的第一副手格罗莫夫上将还在当州长，格罗莫夫以前曾是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最近的战友。苏联前总理巴甫洛夫和前政治局委员巴克拉诺夫在实业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普列汉诺夫是惟一被戈尔巴乔夫撤销军衔的军人，他当时是克格勃的警卫局长、中将军衔。在8月事件中支持叶利钦的所有军官都得到了军衔和职务的提升。



[1]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戈尔巴乔娃（Раиса Максимовна Горбачёва，1932年1月5日——1999年9月20日），戈尔巴乔夫的妻子。

[2] 阿纳托利·特罗菲莫维奇·波利扬斯基（Анато́лий Трофи́мович Поля́нский，1928年1月29日——1993年6月7日），苏联建筑师。1953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58年参与建造布鲁塞尔世博会苏联馆。1958—1963年任建设部第五设计研究所所长。1960年参与建造阿尔泰克（Артек）国际儿童中心。1963—1981年任度假村、休闲、旅游建筑和综合体实验设计研究所所长兼车间主任。1969—1980年期间参与绘制莫斯科中央列宁博物馆草图。1981—1987年任建筑师联盟中央第一书记。1982—1991年期间参与建造波克隆纳亚山上苏联人民卫国战争胜利纪念碑群。1984—1989年任摩尔多瓦最高苏维埃代表。1989—1990年期间参与建造罗斯洗礼千年神庙。1993年逝世。

[3] 《苏维埃白俄罗斯报》，1992年1月4日；《苏维埃俄罗斯报》，1992年1月16日；《红星报》，1994年3月19日。

[4] 弗拉基米尔·季莫费耶维奇·梅德韦杰夫（Владимир Тимофеевич Медведев，1937年8月22日—— ），早年参加了苏联共产党。1956年入伍。1962年进入克格勃工作，在克格勃的多个部门担任领导。1985—1991年兼任戈尔巴乔夫的卫队长。1992年退休。

[5] 弗拉基米尔·梅德韦杰夫：《站在身后的人》，莫斯科，1994年，第260页。

[6] 切尔尼亚耶夫：《和戈尔巴乔夫在一起的六年》，莫斯科，1993年，第222页。

[7] 米·谢·戈尔巴乔夫：《生活和改革》，第552页。

[8] 尤里·尼古拉耶维奇·阿法纳西耶夫（Юри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Афанасьев，1934年9月5日——2015年9月14日），俄罗斯历史学家。1954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72—1981年任共青团中央高等学校教务副校长。1986—1991年任莫斯科国家历史档案学院院长。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年退党，领导“民主俄罗斯”运动。1991—1993年任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3年退出政坛。1991—2003年任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校长。2003—2006年任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主席。2015年去世。

[9] 加林娜·瓦西里耶夫娜·斯塔罗沃伊托娃（Гали́на Васи́льевна Старово́йтова，1946年5月17日——1998年11月20日），俄罗斯人权活动家。1977—1991年期间在苏联科学院工作。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1993年任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委员会人民代表。1991—1992年任俄罗斯联邦总统民族关系问题顾问。1993—1998年任国家杜马议员。1998年4—11月任“民主俄罗斯”运动联合主席。1998年11月20日被右翼民族主义者刺杀身亡。

[10] 帕维尔·谢尔盖耶维奇·格拉乔夫（Павел Сергеевич Грачёв，1948年1月1日——2012年9月13日），1965年入伍。1969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81—1983年、1985—1988年期间在阿富汗作战。1990—1991年任苏军空降部队第一副司令。1991年八一九政变期间，违抗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命令，拒绝冲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总部（“白宫”）。政变失败后，于同年8月23日至11月15日任俄罗斯联邦国防问题国家委员会主席。1991—1992年任国防部第一副部长。1992—1996年任国防部长，期间参加了第一次车臣战争。此后从事二线工作。2012年去世。

[11] 安纳托里·卢基扬诺夫：《俄罗斯骚乱的漩涡》，莫斯科，1999年，第55—56页。

[12] 《议会报》，2001年8月16日。

[13] 弗拉季斯拉夫·阿列克谢耶维奇·阿恰洛夫（Владислав Алексеевич Ачалов，1945年11月13日——2011年6月23日），1966年入伍，并参加了苏联共产党。1987—1989年任列宁格勒军区参谋长兼第一副司令。1989—1990年任空降部队司令。1990—1991年任国防部副部长兼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1年八一九政变期间，指挥空降部队进入莫斯科，但之后就不再发出任何指令。1992—1993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分析中心主任。1993年十月事件中被最高苏维埃任命为国防部长，事后于10月4日被捕，1994年获大赦。1995年起任全俄军官大会联合主席。1999年起参加拥军运动。2003—2011年任俄罗斯空降部队退伍军人公共协会“俄罗斯伞兵联盟”主席。2011年去世。

[14] 尤里·谢尔盖耶维奇·普列汉诺夫（Юрий Сергеевич Плеханов，1930年5月20日——2002年7月10日），1957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65—1967年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助理。1967年加入克格勃。1970—1983年任克格勃第十二局局长。1983—1990年任克格勃第九局局长。1990—1991年任克格勃安全局局长。1991年积极参加了八一九政变，政变失败后被捕。1992年获释。1994年获大赦。2002年去世。

[15] 维亚切斯拉夫·弗拉基米罗维奇·格涅拉洛夫（Вячеслав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Генералов，1944— ），1964年入伍。1967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85—1991年任克格勃特别业务技术部部长。1991年参加了八一九政变，政变失败后被捕。1992年获释。1994年获大赦。此后从事商业活动。

[16] 弗拉基米尔·梅德韦杰夫：《站在身后的人》，第274—275页。

[17] 格奥尔基·沙赫纳扎罗夫：《和领袖在一起以及离开他们的日子》，莫斯科，2001年，第442页。

[18] 米·谢·戈尔巴乔夫：《生活和改革》，第558—559页。

[19] 弗·伊·博尔金：《底座的坍塌》，莫斯科，1999年，第16—17页。

[20] 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第371—372页。

[21] 切尔尼亚耶夫：《和戈尔巴乔夫在一起的六年》，第482—483页。

[22] 尤里·阿纳托利耶维奇·普罗科菲耶夫（Юрий Анатольевич Прокофьев，1939年2月20日—— ），1957年加入共青团。1960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85—1986年任苏共莫斯科市委宣传部长。1986—1988年任莫斯科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书记。1988—1989年任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二书记。1989—1991年任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1990—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兼中央政治局委员。1991年参加了八一九政变。苏联解体后转而经商。2006年创立全俄社会主义人民运动“祖国”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2012年更名为“祖国”党并继续担任党主席。

[23] 《文学报》，1999年8月11—17日

[24]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吉兹亚科夫（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Тизяков，1926年12月10日——2019年1月25日），早年参加了苏联共产党。1977—1988年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加里宁机械制造厂总经理。1985—1987年、1987—1990年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最高苏维埃代表。1989—1991年任国营企业和工业设施、建筑、运输和通信协会主席。1990—1991年任苏联科学与工业联盟主席。1991年7月因签署《致人民的话》呼吁书而被开除出党，一个月后参加了八一九政变，政变失败后被捕。1993年获释，参加了俄罗斯联邦共产党。1994年获大赦后转而经商。

[25] 瓦西里·亚历山德罗维奇·斯塔罗布杜采夫（Васи́ли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Староду́бцев，1931年12月25日——2011年12月30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951—1955年期间服役于苏军。此后参加了苏联共产党。1989—1992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兼苏联农民联盟主席。1991年参加了八一九政变，政变失败后于8月23日被捕。1992年获释。1993年创立俄罗斯农业党（Аграрная партия России）。1994年获大赦。1993—1995年任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副主席。1997—2005年任图拉州州长。2007年加入俄罗斯联邦共产党。2007—2011年任国家杜马议员。2011年去世。

[26] 《新时代》，2001年33期，第25页。

[27] 根纳季·安德烈耶维奇·久加诺夫（Генна́дий Андре́евич Зюга́нов，1944年6月26日—— ），1963—1966年期间服役于苏军。1966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72—1974年任共青团奥廖尔省委第一书记。1973—1978年任奥廖尔市最高苏维埃代表。1974—1983年任苏共奥廖尔扎沃兹科伊区委书记兼奥廖尔省委第二书记。1980—1983年任奥廖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9—1990年任苏共中央思想部副部长。1990—1991年任俄罗斯共产党中央书记兼中央政治局委员。1991年积极呼吁戈尔巴乔夫下台，并参与签署《致人民的信》。1991年底参加俄罗斯民族联盟（Российский общенародный союз）。1992年参加救国阵线，鼓吹红褐合作。1993年加入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在十月事件中支持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同年12月当选为国家杜马议员。1994年起担任俄联共国家杜马党团主席。1996年起担任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委员。2001年起担任共产党联盟—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并于2001—2014年期间兼任理事会主席。2012年起担任国务院主席团成员。曾于1996年、2000年、2008年、2012年四次参加总统大选。

[28] 《苏维埃俄罗斯》，2001年8月21日。

[29] 亚历山大·安德烈耶维奇·普罗汉诺夫（Алекса́ндр Андре́евич Проха́нов，1938年2月26日—— ），俄罗斯作家、记者、编剧。出身于神学家家庭。1960年毕业于莫斯科航空学院。1968年进入《文学报》工作。1969年首先报道珍宝岛事件。1970—1986年期间担任《文学报》通讯员，曾赴阿富汗、尼加拉瓜、柬埔寨、安哥拉等地工作。1972年加入苏联作家协会。1989—1991年任《苏联文学》杂志主编。1990年创办《日子》（День）周报并担任主编。1991年支持八一九政变。1993年十月事件中支持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日子》周报也因此被取缔，同年11月创办《明日》（Завтра）周报并担任主编，鼓吹反犹主义。2012年起担任俄罗斯联邦国防部公共委员会副主席。

[30] 《20世纪和世界》，1991年11期，第21—22页。

[31] 维塔利·托维耶维奇·特列季亚科夫（Виталий Товиевич Третьяков，1953年1月2日—— ），俄罗斯政治学家、新闻工作者。1976—1988年期间在诺沃斯蒂通讯社工作。1988—1990年历任《莫斯科新闻》副总编辑、总编辑。1990年创办《独立报》（Независимая）并担任总编辑至2001年。此后曾担任多份杂志的领导，并客串主持人工作。2006—2007年任《莫斯科新闻》周报主编。

[32] 《独立报》，1996年8月20日。

[33] 维亚切斯拉夫·埃尔万多维奇·科沃尔科夫（Вячеслав Ервандович Кеворков，1923年7月21日——2017年6月9日），1945年入伍，期间担任盟军驻德国军事管理局翻译。1950年进入国家安全部工作。1969—1970年期间充当苏共与西德秘密通道的联络人。1972—1982年任克格勃第二总局第三（反情报）司司长。1982—1991年任塔斯社副社长。1991年10—12月任塔斯社驻德国、奥地利和瑞士分社社长。苏联解体后移居德国。

[34] 维亚切斯拉夫·克沃尔科夫：《克里姆林宫的轻歌剧》，莫斯科，1997年。

[35] 《新时代》，2001年32期，第12页。

[36] 阿科什·西拉吉（Ákos Szilágyi，1950年6月18日—— ），匈牙利诗人、翻译家。2009年获普利策纪念奖。

[37] 《匈牙利子午线》，1991年4期，第47页。

[38] 塔季扬娜·鲍里索夫娜·尤马舍娃（Татьяна Борисовна Юма́шева，1960年1月17日—— ），叶利钦次女。1997—2000年任俄罗斯联邦总统顾问。1998—2001年任俄罗斯总统办公厅主任顾问。此后转而经商，仍继续参加政治活动。

[39] 鲍里斯·叶利钦：《总统手记》，第79页。

[40]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科尔扎科夫（Алекса́ндр Васи́льевич Коржако́в，1950年1月31日—— ），1969年入伍。1970年加入克格勃。1971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81—1982年期间在阿富汗作战。1985—1987年期间担任叶利钦的保镖。1989年被开除出克格勃和苏共。1990—1991年期间担任叶利钦的警卫局长。1993年十月事件中亲自逮捕了哈斯布拉托夫和鲁茨科伊。1994年参与迫害对叶利钦进行负面报道的电视工作者。1995—1996年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主要安全局局长。1996年3—6月任总统第一助理兼安全局局长，同年6月20日因竞选丑闻被迫辞职，从此与叶利钦决裂。1998年被勒令退役。1997—2011年任国家杜马议员，在任期间于2003—2007年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2000年加入“祖国—全俄罗斯”联盟。2001年加入统一俄罗斯党。2007年退党。2011年议员届满后退出政坛。

[41] 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沙赫赖（Сергей Михайлович Шахрай，1956年4月30日—— ），1982年起在大学任教。1988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立法委员会公共顾问。1990—1992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期间于1990—1991年任立法委员会主席。1991年12月参与制定《别洛韦日协议》。1991—1992年任俄罗斯国务参赞、国务院委员兼总统国家法律司司长。1991—1992年、1992—1994年、1994—1996年任副总理。1992年11—12月任北奥塞梯和印古什临时行政当局主席。1992—1993年任国家政治委员会主席。1992—1996年任安全理事会委员。1993年创立俄罗斯统一和谐党（Пар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единства и согласия）。1993—1994年任联邦和民族国家委员会主席。1993—1997年任国家杜马议员。1994年任民族和地区政策部长。1996—1998年任总统驻宪法法院全权代表。1998—2000年任总统法律问题顾问。2000—2004年任俄罗斯联邦会计委员会副主席兼系统分析国家研究所所长。2003—2004年任俄罗斯纳税人联盟理事会副主席兼执行秘书。2004—2013年任俄罗斯联邦会计委员会主席。2005—2009年任俄罗斯全国羽毛球联合会主席。此后曾任俄罗斯律师协会中央检查委员会主席、莫斯科国立大学第一副校长、深圳北京理工大学—莫斯科大学董事会主席兼第一副校长等职务。2018年起任《自然科学与技术史问题》杂志主编。

[42] 米哈伊尔·尼基福罗维奇·波尔托拉宁（Михаил Никифорович Полторанин，1939年11月22日—— ），1960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75年进入《哈萨克斯坦真理报》工作。1986—1988年任《莫斯科真理报》主编。1987—1991年任莫斯科城市联盟执委会书记兼苏联记者协会理事会委员。1988—1991年任诺沃斯蒂通讯社专栏作家。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1991年任俄罗斯联邦新闻和大众信息部部长。1991年7—11月任国务院委员。苏联解体后，于1991—1992年任新闻部长。1992年2—11月任副总理。1992—1993年任档案特别委员会主席。1993—1995年任国家杜马议员。1994年参与创立俄罗斯民主选择党。1996年以后从事电视工作。

[43] 伊万·斯捷潘诺维奇·西拉耶夫（Иван Степанович Силаев，1930年10月21日—— ），俄罗斯外交家。1959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71—1974年任高尔基奥尔忠尼启则航空厂厂长。1974—1980年任航空工业部副部长。1980—1981年任机床工具工业部长。1981—1985年任航空工业部长。1981—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5—1990年任部长会议副主席。1990—1991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兼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1991年8—12月任国民经济运行管理委员会主席，11—12月任州际经济委员会总理。苏联解体后，于1991—1994年任俄罗斯联邦常驻欧洲共同体代表。1994年创立国际机械工程师联盟。1995年加入俄罗斯生态党“绿党”（Российская эколог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Зелёные»）。1998—2002年任拉美经济合作促进全国委员会主席。2002—2007年任俄罗斯机械工程师联盟主席。2008年加入统一俄罗斯党。

[44] 鲍里斯·叶利钦：《总统手记》，第83页。

[45] 鲍里斯·叶利钦：《总统手记》，第83页。

[46]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列别德（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Лебедь，1950年4月20日——2002年4月28日），1969年入伍。1972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81—1982年期间在阿富汗作战。1991—1992年任空降部队副司令。八一九政变期间临阵倒戈，支持叶利钦。1992—1993年期间帮助德涅斯特河沿岸摩尔达维亚共和国打败摩尔多瓦军队。1993年9—10月任德涅斯特河沿岸摩尔达维亚共和国最高委员会副主席。1994年反对武力解决车臣问题。1995年创立俄罗斯公众大会（Конгресс русских общин），并因此被迫退役。1995—1996年任国家杜马议员。1996年参加总统大选，在选举中排名第三，同年6月18日至10月7日任国家安全会议秘书，10月7日被叶利钦解职，随后创立了俄罗斯人民共和党（Народно-республиканская партия России）并担任政治委员会主席。1998—2001年任联邦委员会委员。1998—2002年任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行政长官。2002年因飞机失事身亡。

[47] 维克多·费多洛维奇·卡尔普欣（Виктор Фёдорович Карпухин，1947年10月27日——2003年3月24日），1966年入伍。1979年加入克格勃“阿尔法”特种部队，同年12月参与了袭击并杀死阿富汗总统阿明的行动。1991年八一九政变期间拒绝执行逮捕叶利钦的命令。1991—1992年任哈萨克斯坦总统安全局局长。1993年以后从事私人侦探工作。

[48] 台尔曼·霍列诺维奇·戈德良（Тельман Хоренович Гдлян，1940年12月20日—— ），1959—1962年期间服役于苏军，期间参加了苏联共产党。1968—1983年任乌里扬诺夫斯克地区检察官。1983年负责调查乌兹别克斯坦“棉花案”，在调查中使用非法手段，导致乌兹别克斯坦许多党政官员被解职，部分人“自杀”。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年被开除出党，随后参加了民主俄罗斯的活动。1991年创立俄罗斯人民党（Народная партия России），八一九政变中被捕，政变失败后获释。1995—1999年任国家杜马议员。

[49] 维塔利·格奥尔基耶维奇·乌拉日采夫（Виталий Георгиевич Уражцев，1944— ），早年毕业于莫斯科国立大学，在苏军服役。1989年因鼓吹苏军民主化改革而被开除出党。1989—1992年任军人、义务兵及其家属社会保护“盾”协会主席。1990—1993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1991年八一九政变期间被捕，几个小时后被亚佐夫下令释放。1993年四月公投期间支持叶利钦，随后与之决裂，在十月事件中参与保卫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

[50] 康斯坦丁·伊万诺维奇·科别茨（Константин Иванович Кобец，1939年7月16日——2012年12月30日），1956年入伍。1959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82—1986年任远东军区副参谋长。1986—1987年任信号部队第一副参谋长。1987—1991年任信号部队司令兼苏军副总参谋长。1990—1991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1991年1—5月任俄罗斯联邦国防和安全国家委员会主席，5—9月任国防事务国家委员会主席，8—9月任国防部长。1991—1992年任俄罗斯联邦国务参赞。苏联解体后，于1992—1997年任俄军首席军事督察。1993—1995年任国防部副部长。1995—1997年任国防部国务秘书。1997年因腐败丑闻被解除一切职务并被捕。1998年获释。2000年被特赦。2012年去世。

[51] 安德烈·弗拉基米罗维奇·科济列夫（Андре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Козырев，1951年3月27日—— ），1974年进入苏联外交部工作。1975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79—1980年任外交部国际组织司随员。1986—1988年任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参赞。1988—1989年任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副司长。1989—1990年任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司长。1990—1991年任俄罗斯联邦外交部长。1991年参与起草《别洛韦日协议》。苏联解体后，于1991—1995年继续担任外交部长。1993—1996年任安全委员会委员。1993—2000年任国家杜马议员。1994年加入俄罗斯民主选择党。2000年起经商。2012年退休，移居美国。

[52] 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斯科科夫（Юри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Скоков，1938年6月20日——2013年2月5日），早年在电工部门工作，并参加了苏联共产党。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兼苏共莫斯科市委员会委员。1990—1991年任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91年7—9月任俄罗斯联邦国务院委员。1991年7—9月、1992年任俄罗斯联邦国务参赞兼总统助理。1992—1993年任国家安全会议第一秘书。1997年起任萨哈共和国总统委员会委员。2013年去世。

[53] 亚历山大·列别德：《为强国感到难过》，莫斯科，1995年，第392页。

[54] 《议会报》，2001年8月17日。

[55] 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沙波什尼科夫（Евгений Иванович Шапошников，1942年2月3日——2020年12月8日），1961年入伍，参加了苏联共产党。1979—1984年任喀尔巴阡军区空军副司令。1984—1985年任敖德萨军区空军副司令。1985—1987年任敖德萨军区空军司令。1987—1988年任驻德国集团军空军司令。1988—1990年任苏联空军副总司令。1990—1991年任空军总司令兼国防部副部长，期间还兼任苏共中央委员。1991年八一九政变期间支持叶利钦。1991—1992年任国防部长。苏联解体后，于1992—1993年任独联体联合武装力量总司令。1993年6—9月任国家安全会议秘书。1994年参加统一社会民主党（Объедине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ов）并当选为中央委员。1995—1997年任俄罗斯国际航空公司总经理。1997—2004年任总统助理。2003—2020年任“苏霍伊”飞机总干事顾问。2020年因感染新冠病毒而去世。

[56] 《星火》，2001年8月13日，第9页。

[57] 《俄罗斯报》，1992年8月19日。

[58] 亚历山大·列别德：《为强国感到难过》，第400—401页。

[59] 哈菲祖拉·阿明（Hafizullah Amin，1929年8月1日——1979年12月27日），阿富汗革命家。出身于公务员家庭。1957年赴哥伦比亚大学留学，获教育硕士学位，期间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58年起参加革命运动。1965年加入阿富汗人民民主党。1966—1979年任人民民主党中央委员。1969—1973年任国会议员。1973—1978年期间在军队中开展革命宣传。1977年主导了人民派与旗帜派在党内的统一。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成立后，于1978—1979年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1979年兼任部长会议主席和国防部长，同年9月14日发动政变，推翻塔拉基，并于同年9月14日至12月27日担任革命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兼人民民主党总书记。1979年12月27日在苏军出兵阿富汗的行动中遇害。

[60] 《阿尔法：克格勃的超级机密队伍》，莫斯科，1992年，第202页。

[61] 德米特里·亚佐夫：《命运的打击》，莫斯科，1999年，第31页。

[62] 《共青团真理报》，1991年8月27日。

[63] 《俄罗斯报》，1992年8月19日。

[64] 尤里·米哈伊洛维奇·卢日科夫（Юр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Лужков，1936年9月21日——2019年12月10日），1941年加入红军，参加了卫国战争。1945年退役。1968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87—1990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兼莫斯科执行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90—1991年任莫斯科人民代表委员会主席。1991—2001年任莫斯科市政府总理。八一九政变后，于同年8—10月任国民经济运行管理委员会副主任。苏联解体后，于1992—2010年任莫斯科市长。1998年发起成立祖国—全俄罗斯联盟，并于1998—2002年担任联盟主席。2000—2010年任国务院委员，2000—2001年任国务院主席团成员。2001年加入统一俄罗斯党，并于2001—2010年任统俄党最高委员会联席主席。2010年被解职，随后与统俄党决裂。2010—2012年任莫斯科国际大学大城市管理学院院长。2012年起经商。2016年国家杜马选举中，支持俄罗斯联邦共产党。2019年在慕尼黑因心脏病手术引起的并发症去世。

[65] 尤里·卢日科夫：《濒临绝境的72小时》，莫斯科，1992年，第77页。

[66] 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私事》，莫斯科，1997年，第201—203页。

[67] 《公共报》，1997年8月1—7日。

[68] 应为芭芭拉·皮尔斯·布什。 芭芭拉·皮尔斯·布什（Barbara Pierce Bush，1925年6月8日——2018年4月17日），老布什的妻子，1981—1989年任美国第二夫人，1989—1993年任第一夫人。

[69] 《消息报》，1991年9月30日。

[70] 德米特里·阿列克谢耶维奇·科马尔（Дмитрий Алексеевич Ко́марь，1968年11月6日——1991年8月21日），出身于军人家庭。1986年入伍。1987—1989年期间在阿富汗作战。1989年退役。1991年八一九政变期间响应鲁茨科伊的号召准备前往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总部，8月21日午夜在途中被一道前去的装甲车轧死。

[71]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乌索夫（Влади́ми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У́сов，1954年3月16日——1991年8月21日），1979—1980年期间服役于苏军。退役后在企业里担任经济学家。1991年八一九政变期间试图前往保卫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总部，在途中被同时前去的装甲车开火打死。

[72] 伊利亚·马拉托维奇·克里切夫斯基（Илья́ Мара́тович Криче́вский，1963年2月3日——1991年8月21日），苏联建筑师。1986—1988年期间服役于苏军。1991年八一九政变期间试图前往保卫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总部，在途中被同时前去的装甲车开火打死。

[73] 谢尔盖·弗拉基米罗维奇·苏洛夫金（Серге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Суровикин，1966年10月11日—— ），1987年入伍。1991年八一九政变，指挥一支装甲车部队前往保卫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总部，在途中误杀了三个志愿前往保卫的年轻人，政变失败后被捕，七个月后在叶利钦的斡旋下获释。2008—2010年任俄军总参谋部主要作战司司长。2010年任伏尔加—乌拉尔军区参谋长。2010—2012年任中央军区参谋长兼第一副司令。2012—2013年任东部军区第一副司令。2013—2017年任东部军区司令。2017年、2019年两次担任驻叙利亚部队司令。2017年起担任航空航天部队总司令。

[74] 维克多·巴甫洛维奇·巴拉尼科夫（Виктор Павлович Баранников，1940年10月20日——1995年7月21日），1961年入伍。1967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83—1988年任内务部反盗窃社会主义财产司司长。1988—1990年任阿塞拜疆内务部第一副部长。1990—1991年任俄罗斯联邦内务部长。1991年八一九政变后，于8月29日至12月26日担任最后一届苏联内务部长。苏联解体后，于1992年1月15—24日短暂担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1992—1993年任安全部长。1993年7月被解职，同年在十月事件中支持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并因此被捕。1994年获大赦。1995年去世。

[75] 维克多·瓦连蒂诺维奇·伊万年科（Ви́ктор Валенти́нович Иване́нко，1947年9月19日—— ），1970年加入克格勃，并参加了苏联共产党。1991年8—11月任俄罗斯联邦克格勃主席。1991—1992年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1993—1998年期间在尤克斯石油公司工作。1999年加入“祖国—全俄罗斯”联盟。1998—1999年任税务部长顾问。2000—2004年任俄罗斯议会制发展基金副主席。2004年起担任北极贸易和运输公司董事长。

[76] 小威廉·詹姆斯·克罗乌弗（William James Crowe Jr.，1925年1月2日——2007年10月18日），美国外交官。1946年入伍。1954—1955年任总统海军事务助理。1970—1973年任南越海军河流部队高级顾问。1973—1975年任海军作战部长办公厅战略计划、政策、核系统和国家安全事务部副主任。1975—1976年任国防部长办公厅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主任。1976—1977年任中东部队司令。1977—1980年任海军作战部副部长。1980—1983年任南欧盟军总司令。1983年任驻欧洲海军总司令。1983—1985年任太平洋司令部总司令。1985—1989年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1989年退役，在俄克拉荷马大学任教。1992年在总统大选中支持克林顿。1993—1994年任总统外国情报顾问委员会主席。1994—1997年任驻英国大使。2000—2007年期间在美国海军学院任教。2007年去世。

[77] 格奥尔基·马尔科维奇·科尔尼年科（Георгий Маркович Корниенко，1925年2月13日——2006年5月10日），苏联外交官。出身于农民家庭。1943年加入格别乌。1948年进入外交部工作。1959—1960年任外交部美洲国家司副司长。1960—1964年任驻华盛顿大使馆二秘。1964—1975年任外交部美国司司长。1975—1977年代理外交部第一副部长。1977—1986年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1979—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1—1989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6—1988年任苏共中央国际部第一副部长。1988年退休。1989—1996年任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国际问题首席专家。2006年去世。

[78] 尼古拉·叶菲莫维奇·克鲁奇纳（Николай Ефимович Кручина，1928年5月14日——1991年8月26日），1949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59—1962年任共青团中央农村青年司司长。1962—1963年任共青团新切尔卡斯克市委第一书记兼苏共中央农业部指导员。1963—1965年任哈萨克斯坦共产党采林尼省委书记。1965—1978年任哈萨克斯坦策利诺格勒省委第一书记。1966—1971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66—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71—1976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76—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78—1983年任苏共中央农业部第一副部长。1983—1991年任苏共中央事务管理局局长。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1年八一九政变后，于8月26日跳楼身亡，但亚佐夫和波尔托拉宁等人则认为是被人谋杀的。

[79] 格奥尔基·谢尔盖耶维奇·巴甫洛夫（Георгий Сергеевич Павлов，1910年12月5日——1991年10月6日），1939年加入联共（布）。1949—1950年任联共（布）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市委第一书记。1950—1951年任联共（布）车里雅宾斯克省委第二书记。1951—1954年任科斯特罗马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54—1955年任苏共科斯特罗马省委书记。1955—1956年任苏共科斯特罗马市委书记。1956—1957年任苏共科斯特罗马省委第二书记。1957—1963年任苏共马里省委第一书记。1958—198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61—1971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63—1965年任苏共中央总务部长。1965—1983年任苏共中央事务管理局局长，期间成为勃列日涅夫的亲信。1971—198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3年退休。1991年10月6日跳楼身亡。

[80] 尼古拉·阿尼西莫维奇·肖洛科夫（Николай Анисимович Щёлоков，1910年11月26日——1984年12月13日），1931年加入联共（布）。1939—1941年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执行委员会主席。1941年加入红军，参加了卫国战争。卫国战争胜利后，于1946—1947年任乌克兰地方工业部副部长。1947—1951年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工业委员会副书记。1951—1952年、1965年任摩尔多瓦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57—1958年、1962—1965年任摩尔多瓦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65—1966年任摩尔多瓦共产党中央第二书记。1966—1968年任公共秩序保护部长兼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68—1982年任内务部长。1968—1983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3年被解除一切职务。1984年12月7日被开除出党，12月13日开枪自尽。

[81] 克劳狄乌斯·米哈伊洛维奇·博格柳博夫（Клавд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Боголюбов，1909年11月11日——1996年？月？日），1938年加入联共（布）。1963—1965年任部长会议新闻委员会副主席。1965—1968年任苏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1968—1982年任苏共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1971—1981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79—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1—198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2—1985年任苏共中央办公厅主任。1985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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