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苏联的最后一年（2003）

第五章 苏联解体的原因


5.1几点初步看法
5.2 反俄罗斯的民族主义
5.3 俄罗斯的分立主义
5.4 冷战和西方施压
5.5 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
5.6 戈尔巴乔夫的作用
5.7 叶利钦与苏联的解体
5.8 苏联基础和承重结构的脆弱性
5.9 几点补充看法


5.1几点初步看法


　　有四大重要历史事件确定了20世纪的政治历史。俄罗斯的1917年革命导致俄罗斯帝国的崩溃和苏联的成立。第二次世界大战摧毁了法西斯帝国，建立了新的、维持了40多年国际关系体系。殖民帝国主义的瓦解之后，在世界东方和南方的广大地区有几十个国家宣布独立，其中包括印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后就是苏联的解体，与俄罗斯帝国的崩溃相比，这一事件所产生的影响要深远得多。
　　20世纪所发生的许多事件都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其中四种意识形态体系对过去一百年的世界有着特别深刻的影响。一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或者称为共产主义思想，它首先在苏联和中国被接受和传播，然后扩展到其他许多国家和地区。二是民族主义中最极端的部分，或者称为法西斯主义思想，这一思想武装了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的所谓精英。三是自由主义和多元化思想，这个思想体系最早是由西方民主国家的领导阶层提出来的。最后就是民族解放主义思想，它为“第三世界”领导人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到了20世纪末，激进的伊斯兰教思想有所抬头。此外，温和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也出现了日益增强的趋势。
　　在许多科技成果和发明的影响下，20世纪的世界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经济和技术领域的主要成就包括汽车和航空运输的发展，航天技术和火箭的发展，原子弹和核电站的建立等。电视、计算机、电话通讯和因特网的发展不仅推动了经济的进步，而且也改变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最近一百年来，人类在医疗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增加了近6倍，它使人类的生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多数的自然灾害是人类难以控制的，但是人们正在提高对其的认知水平，以便更好地面对和克服21世纪我们即将面临的各种自然灾害。
　　在人类历史中，强大帝国的衰落和瓦解并非罕见：最近三千年中，有几十个伟大的帝国建立之后又瓦解，一些帝国可以持续几百年，而另一些帝国只存在几十年。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俄罗斯、日耳曼、奥斯曼和奥匈帝国相继瓦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不列颠帝国、其他欧洲殖民帝国，以及日本也相继衰败，许多多民族国家也先后解体：南斯拉夫、巴基斯坦和捷克斯洛伐克。从表面上来看，苏联解体似乎也应属于这一行列，但是对许多历史学家来说，无论是苏联解体的全过程，还是其解体原因都是非同寻常的，这也引发许多问题、怀疑和争论。
　　苏联解体之前，国内并没有发生任何激烈的革命进程，也没有产生强大的意识形态和民族解放运动。国家的瓦解似乎是在众多微弱的冲击共同作用下而形成的，许多人当时认为即便将所有这些冲击力结合起来也不至于摧毁整个国家。诚然，苏联和苏共的危机和病态由来已久，它们已经渗透到国家和社会的最核心之处，因而，不仅是国外的观察家，而且连苏联的政治学家和普通百姓，都没有意识到事态的危险。人们没有预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件。即使是在今天，许多分析家依然感到困惑，究竟哪些经济、社会、政治方面的客观因素导致了如此强大国家迅速地灭亡了。这难道是自杀？如果工人没有罢工，农民在自家的土地上安心劳动，老师教书育人，学者在实验室从事研究，那么又如何解释这样的国家会崩溃呢？如果国家的军队绝对服从指挥，秘密警察系统强大而有效，那么又如何理解这样的国家会灭亡呢？正如一位西方研究者指出的那样：“苏联虽然遇到了困难，还不是注定要虚脱，国家当时还没有处在严重危机之中。苏联是个生命力很强的国家，或者它可以继续存在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苏联容易被周围发生的负面事件所影响，苏联充满了生命力，但同时也是脆弱而敏感的，它已成了命运女神的人质，命运女神已离它而去。一个身体素质很弱的病人之所以没有走完他的人生道路，也许是遇到了医术不高的庸医，然后他又服用了至今未经检验的药物，只能用一系列的特殊的巧合来解释。”[1]这种解释显然过于肤浅和表面化，只会令他本人感到满意。
　　研究苏联解体的性质和原因时不能不考虑苏共消亡的原因，这当然并不是因为这两个事件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共产党是苏联的惟一政党，按照苏联宪法，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领导者和前进的力量”。苏联共产党不仅是普通的执政党，它还是苏联的缔造者，这个国家正是依靠苏共创始人和理论家的思想方针建立和巩固起来的。这个国家能联合在一起并不是依靠民族命运和传统的共性，而是依靠意识形态的统一。在此情况下，共产党的机构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了统治国家的国家机构，共产党的削弱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国家的削弱。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苏共尽管在队伍人数上不断扩大，但是正统思想的影响力却日趋减弱，党的威信不断下降。苏共依然是国家的承重结构，但是缺少强大而权威的思想后盾，它难以承受原有的和不断增加的新负荷。裂痕逐渐加深，于是在瞬间整个承重结构便突然倒塌。俄罗斯流传着一个名为《不死的老头》民间故事，讲述的是一个神秘的沙皇统治者，他力大无比，不可战胜，他还可以永生不死，据说他的心和他的死亡放在一个箱子中，并被安全地藏到一个遥远的海上小岛，埋在一颗粗大的橡树下面。对于苏共来说，意识形态就是它的心脏，当对这个伟大意识形态的信任程度减弱之后，那么苏联大厦中的党政骨干结构必然要倒塌。
　　许多西方和俄罗斯的思想家很愿意将苏联和苏共的瓦解说成不仅是共产主义思想根本形态的覆灭，而且是整个社会主义的崩溃，包括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这是个严重的错误。在对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的认知方面，我们在过去的一百年中走过了相当漫长而复杂的道路。真正的民主社会依靠的是国家多数人民的支持，因此民主国家不可能不关心社会各阶层、各年龄段的人民的生活，关心所有选民的健康、幸福、教育和安全等问题。正是这种社会富足安康的思想才是社会主义的核心思想，而绝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和消灭私有制。今天我们认识到，先是马克思，然后是列宁，他们将年轻资本主义的弊端认为是它致命的顽症，同样，没有任何理由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理解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可逆转的崩溃。
　　尽管我认为意识形态的衰落是苏共和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但是还存在其他许多因素刺激并加快了苏联解体的进程，或者为苏联解体提供了具体的条件。下面就是这些问题中的几个问题，这些问题还需要不断的分析和研究。

5.2 反俄罗斯的民族主义


　　苏联是多民族国家，俄罗斯族被认为是其主要的、也是主导的民族，而俄语则是民族之间交往的语言。苏联曾有15个加盟共和国，20个自治共和国，8个自治州和10个民族区，一共是53个按照民族区域原则来划分的行政主体。各民族的权利和资源条件各不相同，因此经常发生各共和国与中央之间的冲突。苏联解体后是按照各加盟共和国的边界划分的，而且有许多自治共和国和自治州之间裂痕日益明显的情况发生。因此，许多研究苏联解体的学者将民族因素放在解体原因的首位，这也就不足为怪了。一部分学者认为，民族主义运动的主要推动力是民族知识分子，而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是“民族官僚”。苏共的正统思想，苏联的民族问题已经完全彻底地解决了，因此苏共中央的各级机构中取消了从事民族问题的部门和设置，苏联科学院也只保留了一个苏联民族研究所。相反，像索尔仁尼琴这样的苏共反对派则认为，苏联内部的民族矛盾要比沙皇俄国时期尖锐激烈得多。然而，我们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极其错误的。
　　80年代末在苏联兴起的民主化和公开性为自由谈论民族问题和成立民族主义团体提供了可能。如此一来很快就发现，只有波罗的海三国、格鲁吉亚和乌克兰西部的知识分子、民族精英和多数普通群众具有强烈的独立愿望和独立意识。然而即便在这些地区，也并没有产生通过激进手段从苏联分离出去的愿望和可能。在波罗的海国家和乌克兰西部存在着强烈的反俄罗斯的民族主义，而格鲁吉亚的民族主义主要是针对奥塞梯人和阿布哈兹人的，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的敌视是由于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的矛盾，摩尔达维亚和塔吉克斯坦的紧张局势也只是国内的冲突。在苏联时期，各加盟国共和国和各民族行政主体都派代表参加了苏联前几次的人民代表大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会议，最激进的民族团体的代表提出的要求也无外乎是在统一的国家框架内扩大经济独立性。在此情况下，形成了对于小的要求国家给予小的让步这样的战术。1990年，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规定各加盟共和国脱离苏联的办法和程序的专门法令，该法令规定国家独立必须经过全民公决，必须有2/3的法定多数公民投票赞成，这样五年之后才可以与苏联“文明离婚”，五年期限到期之前还要进行一次全民公决。在制定和研究该法令的时候，我们确信，最先使用这个法令的只会是波罗的海国家，然而1990年末出现的经济危机和改革的失败改变了其他加盟共和国多数人民的心理。与民族主义随之而产生的还有分立主义，甚至在俄罗斯的一些地区也出现了分立主义，先后出台了“乌拉尔”、“西伯利亚”和“滨海边疆”等共和国的独立计划，还出现了鞑靼、车臣、图瓦、卡尔梅克的独立运动，其中多数地方区的分立主义和民族主义都是非理性的和情绪化的，因为这些要求完全独立于中央，地方并不作为独立的国家存在。因此我们看到，并不像一些“改革设计者”所认为的，是民族主义运动和分立主义导致了改革的失败。恰恰相反，正是改革思想和设计的失误、国内的经济和金融危机、政治意志的丧失，以及国家和苏共中央政权的瘫痪助长民族主义和分立主义的势头。随着苏联经济状况的不断恶化，产生了这样的幻想，认为只要从莫斯科独立出来，那么人民的生活就会安定而富足。在1991年12月的全民公决中，投票赞成乌克兰的独立不仅是乌克兰族人，还包括多数俄罗斯族人。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的多数人认为，他们给予的要比从大锅饭中得到的多，他们认为，在获得自主分配本国财富的可能后，独立的国家将生活得越来越好。诚然，苏联的所有公民在过去的年代为了满足帝国野心和军备竞赛不得不纳贡，很少有人明白，在不毁灭整个国家的情况下可以大幅度减少这样的纳贡。在苏联解体之后的几年里，从前苏联诞生的各个独立国家认识到建立自己的军队、特工机关、海关、外交和其他许多机构与部门的必要性，许多人开始渐渐意识到，普通老百姓还是生活在独立前的苏联会比较舒适和安全。苏联解体之后，外高加索和中亚的哪个国家生活变得更好了呢？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独立之后，普通百姓又得到了什么呢？许多独联体成员国甚至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支持本国民族文化、语言和教育的发展，他们的文化不但没有发展，相反却退化了。在各国中最有影响、最具规模的民族阵线运动，比如格鲁吉亚的“人民阵线”、“圆桌”，以及立陶宛的“萨尤季斯”，目前都已被排挤到了第二或第三的位置，有的甚至已从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彻底消失了。
　　在沙皇俄国和苏联时期，反俄罗斯的民族主义运动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历史时期，这种民族主义的兴起和壮大发生在1905年和1917年的俄罗斯革命时期。民族主义运动是俄罗斯帝国灭亡的重要因素，但并不是主要因素。布尔什维克镇压了一部分民族主义运动，但是大多数的民族主义运动都被其利用和同化，并且变成了建立多民族的苏联的重要支柱之一。1991年反俄罗斯的民族主义的政治力量比1917—1918年间要弱小得多。这种民族主义本身不可能摧毁苏联这样的国家，对于苏联的统一来说，俄罗斯的分立主义更加危险。

5.3 俄罗斯的分立主义


　　在1989年初召开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作家瓦连京·拉斯普京[2]发言指出：“自二战以来，我国强大而牢固的根基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像现在这样受到如此强烈的动摇与威胁。我们俄罗斯族人一贯尊重苏联各民族的民族感情，理解各民族的民族问题，当然，我们也同样希望得到各民族的理解和尊重。亲爱的兄弟们，那些指责俄罗斯族人具有沙文主义和盲目自高自大的说法，纯粹是一些玩弄民族感情的人散布的谣言。可以说，他们玩弄的手段相当巧妙，仇俄思想不仅在波罗的海和格鲁吉亚蔓延，而且扩展到全国其他地区。虽然仇俄思想在各地的程度不同，但却遍及全国，他们将反苏和反俄的口号混为一谈。在这次的代表大会上，波罗的海国家的代表表现得很活跃，他们企图达到修改宪法的目的，以便使他们能够从这个国家独立出来。对此我无权提出异议，你们当然可以依照法律和良心主宰自己的命运。俄罗斯族人一贯乐于助人，既然你们认为，你们的所有不幸都是由俄罗斯造成的，是俄罗斯的落后和贫穷拖了你们的后腿，那么我想，还不如让俄罗斯从苏联脱离出去？这样岂不是更好？如此一来，也可以帮助俄罗斯解决许多现有的和今后出现的问题。”[3]当时俄罗斯的代表们虽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拉斯普京的这番讲话，但是大家都认为，那只是一种文学上的夸张说法。谁都没有预料到，一年后，即在1990年6月12日召开的俄联邦代表大会上竟然通过了关于俄罗斯独立的宣言，而一年半之后，俄联邦不仅脱离了苏联，而且竟然与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一起宣布，苏联作为“地缘政治实体”已不复存在。
　　俄罗斯的分立主义是一个新生和突发的事物，而正是这种运动成了苏联解体的主要力量之一，因为苏联的建立和发展都是目绕着俄罗斯联邦进行的，都是以它为基础，以它为实际的宗主国。俄罗斯的分立主义有一个异常的特征，它不像格鲁吉亚、立陶宛和乌克兰的分立主义那样依靠的是民族主义运动。在1989—1991年间，俄罗斯并没有出现任何有影响力的民族阵线，而在一些城市中产生的所谓的“人民阵线”并不是民族主义组织，他们只提出一般性的民主主义的口号。而如“纪念协会”、“俄罗斯全民协会”、“俄罗斯大教堂”、“民族中心”、“俄罗斯道路”等规模不大的民族主义组织都不具备政治影响力，也从未提出从苏联分离出去的口号。强大的民族阵线通常产生于民族感情受到压迫、屈辱和限制的地区。俄罗斯帝国时期，有谁压迫过俄罗斯族人和限制俄罗斯文化呢？俄罗斯农民也只是受到俄罗斯地主的压迫与剥削。苏联时期也曾与“民族主义”的各种表现形式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与立陶宛人、乌克兰人和鞑靼人相比，俄罗斯人的民族感情被伤害的程度要少得多。
　　还有一个情况让人感到惊讶和费解，这就是俄联邦的共产党员对俄罗斯分立主义的发展和巩固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他们竟然要求建立脱离苏共而成立独立的俄共。在1990年召开的俄联邦人民代表大会上，俄共议员团共有300多名代表，是最大的议员团，然而在1990年6月12日通过俄罗斯独立宣言时，竟然没有任何俄罗斯共产党员提出异议和反对，在参加投票的907名代表中，只有13人投了反对票，9人投了弃权票，还有11人没有投票。这种意见一致的情况在俄联邦代表大会上是前所未有的。几乎所有的民主派人士，包括叶利钦在内，当时都是苏共党员。1991年12月，俄共议员团的代表人数已锐减到50—60人，他们对俄联邦最高苏维埃草签别洛韦日协议的决定依然保持沉默。
　　俄罗斯的分立主义另外一个不同寻常的特点是，它不依靠任何已经存在形成的政治精英或者民族精英。1991年时并不存在任何俄罗斯族的“民族精英”。过去，俄联邦没有自己真正意义上的部长会议，没有自己的政党，没有纯粹的俄罗斯的军事机构，更没有俄罗斯的克格勃，为数不多的俄联邦权力机构只是整个苏联权力机构的一个从属部分，其中只有俄联邦教育部是例外。直到叶利钦被选举为俄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之后，俄罗斯才开始加紧建立自己的权力和管理机构，当时被邀请进各部委和其他权力机构的并不是著名的政治家和活动家，也不是大企业的领导人和民族领袖，而只是一些知名度不高的官员、实验室主任、副博士，以及一些仕途不顺或者是来历不明的人，这些人后来被封了许多很不雅的绰号，例如“穿短裤的男孩”、“芝加哥男孩”、“货币主义的杂种”等等。
　　俄罗斯的分立主义没有任何历史，尽管在俄罗斯帝国和苏联时期都曾发现过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某些表现，但是任何人任何时候也没有提出过将俄罗斯从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外高加索分离出去的想法！过去也没有人要求在俄联邦建立强有力的权力机构。众所周知，就领土面积和人口数量而言，俄联邦是苏联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其他的共和国则被认为是俄罗斯的“民族边疆区”。在此情况下，分享权力的必要性便产生于中央与各“边疆区”共和国之间，而不是中央与俄联邦之间。反之，如果俄罗斯的权力机构变得强大而又有威信，那么就会使相应的苏联机构形同虚设，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当时国内只有苏联科学院，而不存在俄联邦科学院。相反，由于存在着强大而有权威的俄联邦教育部，倒是于70年代成立的苏联教育部变成了一个多余的官僚机构。
　　俄罗斯帝国不同于大不列颠、法兰西和葡萄牙帝国，它没有广大的海外殖民地，它是将与俄罗斯接壤的领土吞并进来，并使其同化成为统一的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这是苏维埃政权和苏共都不能改变的政治上和地理上的现实。因此，如果不是从官方或是法律的角度，而是从自身地位和历史作用的角度来说，俄联邦始终占据着宗主国的地位，俄罗斯民族、俄罗斯文化、俄语也同样保持着主导地位。1922年12月苏联建国初期，所有的国家权力机构都是建立在俄罗斯各个机构的基础之上的，还有其他加盟共和国一些补充机构。俄国共产党以同样的方式直接改名为苏联共产党。1922年，在列宁的批评压力之下，斯大林及其追随者轻易地放弃了“自治化”的构想，其实那只是形式上的，而并非本质上的。当时在中央集权制度下，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组成了统一的思想和政治申心，这也就使所有中央集权的机构得以保留下来。
　　为什么势力弱、根基浅的俄罗斯分立主义会对苏联的命运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呢？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它没有遇到任何的抵抗。这如同一个或者两个人在不停地锯艾菲尔铁塔的支柱，只要没有人制止他们，他们最终肯定会毁掉这个庞然大物。
　　那么有没有人能够阻止俄共的成立呢？答案是肯定的。1990年春，苏共中央政治局或者是书记处只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就完全可以阻止俄共的成立。然而在1990年1—2月，苏共领导人花了很大力气去阻止成立立陶宛共产党，但他们不知为何竟然对俄共的成立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令人费解的是，1990年春进行俄联邦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时候，苏共莫斯科市委和各区的党委表现得十分消极。没有任何一名苏共中央的领导人参加这次选举，结果许多一年前在苏联人民代表选举中落选的人，现在竟然在俄联邦选举中轻易地获胜。选举结束后，苏共中央对俄联邦代表没有做任何工作。叶利钦当时竞选俄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时经过了三轮投票，最后也只领先了三票。当时我本人在格奥尔基耶夫斯基大厅近距离地观察了这次选举过程，要改变形势其实并不复杂，只不过当时只有民主派表现得很积极，他们组成了以布尔布利斯为首的选举委员会，此人在1990—1991年间成为了俄罗斯分立主义的幕后领袖和思想策动者。加拿大记者马克·罗伊斯是布尔布利斯的第一位、也许是惟一的一位传记作家，他在《克里姆林宫的局外人》这本书中写道，布尔布利斯和叶利钦“相互找到了对方”似乎是命运的安排和上帝的旨意，而戈尔巴乔夫和苏联注定要灭亡。罗伊斯在书中指出：“这场伟大的、不流血的消灭帝国运动对于那些极端的爱国者来说并不是件高兴的事，他们对暗中实施这场运动的人充满了刻骨的仇恨。如果有谁还不知道这个人名字的话，那么我来可以公开这个秘密，这个人就是根纳季·布尔布利斯。”[4]这么说当然有些夸张，但其中也不乏真实的成分。布尔布利斯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哲学副博士和讲授科学共产主义的教师，是他提出了苏联作为“地缘政治实体”不复存在这样的说法，并最终写入了别洛韦日协议中，这显然不是偶然的。

5.4 冷战和西方施压


　　许多西方的政治学家和政治家始终坚信，正是冷战和西方对苏联的施压才是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苏联承受不了军备竞赛中越来越庞大的财政支出，苏联遭受了经济和政治上的失败。这份“功劳”首先归功于美国和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当时里根坚决地抛弃了缓和政策，他将与共产主义作斗争视为自己外交政策的主要目的。早在1981年5月18日，里根在圣母玛利亚大学演讲时就曾指出，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上反自然的一章，而且它的最后几页直到今天还继续书写着。这种制度不可能永远存在，它将走到自己的尽头。未来的几年将是我们国家复兴的几年，也是自由事业和文明传播的几年。西方不是遏制共产主义，西方要战胜共产主义。我们不想对此进行批判来给自己找麻烦，我们正在把人类历史上可悲而又可怕的一章删掉，这一章现在已经写到了结尾。”正是里根拒绝了冻结核武器计划，这个计划简直是“给苏联送礼”，他极力支持战略防御计划，而这一计划的目标直指“邪恶帝国的侵略野心。”[5]10年后，有人问里根：“您在总统任期内最伟大的成就是什么？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我赢得了冷战的胜利。”[6]里根在任时的副总统、后成为美国总统的老布什在1992年的讲话中也强调说：“我们不同意要求冻结核军备竞赛的建议，里根总统对提出这个建议的人们说‘不’，和平只能通过增强自身的实力来实现，事实证明我们是对的。与美国不可超越的经济和军事力量相抗衡，其结果显然没有给苏联带来光明的前景，苏联领导人除了抛弃共产主义和接受苏联的解体之外已经别无选择。”[7]而极少数的里根和布什的反对派试图辩驳，指出这种论断太过简单化。
　　许多俄罗斯学者同样认为，冷战和西方施压是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只不过他们认为西方在军事上和经济上的施压不是最主要的因素，美国的情报机构以及各种秘密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中心的积极活动才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8]曾写道：“我们不应为我们在冷战中的失败而感到惊讶，我们应该惊讶的是我们国家竟然坚持了70年。西方在经济和其他领域的优势是巨大的，我国只有2.6亿人口，而西方却拥有10亿人口，一体化已经在西方产生。在西方的压力之下，苏联内部发生的一系列过程起到自身的作用。在西方的压力之下，我们从心理上发生了崩溃。在苏联已经形成了强大的亲西方‘第五纵队’，西方成功地在我国造成这样的氛围，即广大人民群众情愿背叛自己的祖国。”[9]对于摧毁苏联的这支亲西方的“第五纵队”，原克格勃将军维亚切斯拉夫·希罗宁这样评价：“在改革时期，所有这些精心策划的、疯狂的破坏活动接踵而来，这场规模大、耗资高的颠覆国家的运动取得了不俗的成果。富有经验的克格勃工作人员毫不怀疑，这场运动只是整个计划的一部分，而在我国实施这一计划的人自觉地或不自觉地都成为了西方破坏势力手中的傀儡。从上述这些运动的规模和连续性可以肯定，这些运动策划得很专业性、很配套，我们国内任何一个‘智囊机构’都无法胜任如此复杂和高深的任务，我们可以清楚地感觉到。有一只经过专业训练和极富经验的手在操纵着一切。在电视上、媒体上和各种集会上出现了一大批新兴‘政治家’，其中包括叶连娜·博奈尔[10]、尤里·阿法纳西耶夫、阿纳托利·索布恰克、根纳季·布尔布利斯、加林娜·斯塔罗沃伊托娃和瓦列里娅·诺沃德沃尔斯卡娅[11]等，他们号召对‘腐烂帝国’进行‘文明的摧毁’。根据我所掌握的事实，我可以肯定地说，1991年8月和1993年10月发生的事件都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核心机构制定的‘肢解苏联’计划中的一个环节和步骤。”[12]另一位原克格勃将军尤里·德罗兹多夫[13]对此观点补充说：“如果当时国家的高层领导人能够认真对待掌握情报，那么社会主义阵营就可能存在到今天，并维持二战后的原状。”[14]
　　俄罗斯报刊中曾出现一种离奇的说法认为，不仅是这些“改革的设计者”，而且包括美国总统和美国特工在内，他们都只是某种“世界的幕后力量”的执行者而已，这股力量的代表者早在几百年前就开始了自己的工作，只是现在他们才将“世界新秩序”的理论付诸于实际行动。曾长期担任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主任的弗罗亚诺夫[15]指出：“只要冠以苏联之名的俄罗斯帝国存在，那么‘世界新秩序’的计划就不可能取得胜利。要么战胜苏联，要么承认自己计划的破产，这个计划于20世纪下半叶已进入了加紧实施阶段。因此，‘世界的幕后力量’决定消灭苏联，而国内正在进行的改革为其提供了契机。这场改革不仅是‘全球化’的一个重要阶段，所有这一切从本质上来说不是别的，正是通过建立世界新秩序将一切陈旧的变成适应现代生活的。一场将世界国际化的运动正在进行，20世纪所发生的所有重大历史事件都是这个进程的表现。”[16]
　　毫无疑问，冷战和西方施压是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将其称为是主要原因。在施加了更大压力、中央情报局的专业人员制定了更周密的计划情况下，为什么美国直到现在都无法摧毁其近邻古巴的卡斯特罗制度呢？弱风能将百年老树吹倒，如果这棵树的树干已经从内部腐烂了，我们能将这阵风称为老树死亡的主要原因吗？
　　资本主义世界和苏维埃俄国的斗争始于“十月革命”时期，30年代中期这场斗争变得更加复杂，双方为此都付出了不少的积极努力。但是那时候西方的压力不但没有摧毁苏维埃国家，反而使其变得更加巩固和团结。在几十年中，靛赶上并超过西方”的思想一直是苏联经济和文化建设的主要任务，列宁、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提出的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胜利的问题则在世界范围内展开。许多人认为，在50—60年代，在这场和平的和不是完全和平的竞争中，苏联占了上风。而到了70年代，西方在各个领域的发展远远超过了苏联，当然其中的原因有很多。苏联为改变现状而进行的改革为时已晚，而且优柔寡断的改革者又将改革引向了错误的道路，这与西方实施的阴谋没有任何关系。许多人错误地认为，80年代西方和美国对苏联的压制变本加厉，其实则不然，在1987—1988年间，由于戈尔巴乔夫所实施的外交政策，西方的压力反而变弱了。彻底改变思维观念的是罗纳德·里根，1988年6月末，作为苏联知识分子的40名代表之一的我在莫斯科的文学者之家有幸见到了这位总统，当时他只说到了合作，而没有提到“邪恶帝国”。当然，这并不是说西方的压制不存在了，只是它变得更加微弱和松散。“铁幕”的崩溃不是由于西方的打击，而是来自东方的震动。实际上80年代末西方并没有使用任何新的意识形态武器对付苏联，倒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和苏联内部出现了新的不能战胜的困难，戈尔巴乔夫改变局势的机会已经非常小。
　　在1915—1916年，俄罗斯军事上的失败加速了日渐衰落的沙皇制度和专制制度的灭亡，但在1941—1942年，俄罗斯遭受的更加严重的军事失败并没有动摇斯大林政权，反而使其得以巩固，战争胜利和斯大林去世之后，政权才开始走下坡路，不论是赫鲁晓夫，还是勃列日涅夫，都没能看清当时复杂的局势，错过了时机。如同1917年夏天的克伦斯基一样，戈尔巴乔夫取胜的机会已经很小。

5.5 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


　　苏联的危机在中欧和东欧国家的共产主义政权同样遇到危机的背景下发生的，虽然每个国家产生危机的动因和原因有很多，但在许多方面这些因素并不完全相同。匈牙利共产党是在亚诺什·卡达尔[17]去世后解体的，而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在未经过任何调查和审判的情况下便被枪毙了，78岁的沃伊采赫·雅鲁泽尔斯基[18]至今仍然生活在波兰，并受到许多波兰人的尊重和爱戴，埃里希·昂纳克[19]将在监狱中度过他人生的最后时光，而托多尔·日夫科夫[20]则被软禁在家中。
　　有这样的看法，认为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才是苏共和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其中波兰和民主德国起到了特殊的作用，柏林墙的倒塌、华约的废除和经互会的解散，这一切将苏联逼到了绝境。华约集团中的各国共产主义政权的崩溃是与西方的压力，更具体地说是与美国总统里根实行的政策密切相关。正如卡尔·伯恩斯坦[21]在《时代》杂志中所写道的：“1982年6月7日，星期一，在梵蒂冈的图书馆里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和罗马教皇保罗二世[22]进行了会谈，这是他们的首次会晤，谈话持续了50分钟……会谈的主要内容便是波兰问题和苏联在东欧的统治地位问题。最后里根和罗马教皇达成了采取秘密行动协议，其目的就是为了加速共产主义阵营的瓦解。”里根的一名顾问将该协议称为“历史上最伟大的秘密协议”。[23]里根和罗马教皇之间很可能达成过这样的协议。毋庸置疑，瓦文萨[24]领导的团结工会接管了波兰执政，经互会和华约的废除，这些都给苏联制造了很多困难。但是它们之间更多的则是反比关系：正是由于苏联国内危机的加剧、对东欧国家统治的削弱，才使得这些国家接连发生“天鹅绒革命”。
　　亨利·基辛格在分析勃列日涅夫死后的苏联前景时曾指出，苏联的“国外帝国”在80年代初期给苏联制造的困难要比给其带来的好处多得多。基辛格在1982年秋时曾写道；“苏联的国际政策在某个方面并不很成功，目前苏联是世界上惟一一个被充满敌意的共产主义国家完全包围的国度，人们这样说并非是戏言，这些附庸国不但没有促进苏联经济的发展，反而使其经济陷入崩溃的边缘。”[25]戈尔巴乔夫曾力图减轻苏联在国外的义务：包括对非洲、古巴、中东、东欧和阿富汗的援助，借此希望挽救苏联国内的经济。然而不幸的是，我们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危机发展得如此之快，这已不取决于里根或者是保罗二世了。

5.6 戈尔巴乔夫的作用


　　苏联解体是发生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他是沿着“改革”和“新思维”路线前进的这艘巨轮的船长。大海波涛汹涌，巨轮的四周险象环生，而船长自己首先信心不足，船员也操作有误，加上这艘巨轮本身就不坚固，已不能高速航行，更经受不住如此大的负荷。最终，船长不能控制住操作系统，这艘巨轮在失去方向和遭受重创之后，终于搁浅了。这就是对1985—1991年间苏联所发生事件的简单描述，然而，许多西方政治观察家则用更简练的语言评论当时苏联发生的一切，例如《华盛顿邮报》的著名评论家罗伯特·凯泽[26]曾写道：“在不到7年的时间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改变了世界的格局。他使自己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按照自己的意志在东欧地区推翻了苏维埃帝国，他结束了半个世纪以来在国际政治中占主导地位并吞噬了人类大量财富的冷战。”[27]美国前国务卿贝克[28]也指出：“冷战的结束完全归功于一个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如果没有他，一切变化都不可能发生。”[29]霍尔姆斯同样认为：“冷战的结束是因为戈尔巴乔夫及其亲信希望如此。”[30]美国作家霍华德则表达得最为精练：“这一切都是戈尔巴乔夫干的。”[31]
　　在分析戈尔巴乔夫对苏联和整个世界的格局变化中所起的作用时，部分西方学者认为，其在对外政策中的新思想应放在首位：他拒绝在第三世界开展“马克思主义制度”的援助，抛弃了阶级斗争是主导世界政治和历史的思维。戈尔巴乔夫在对待东欧国家问题上也否定了“勃列日涅夫学说”，他强调联合国的作用，提出了将全人类的价值、而不是民族利益放在首位的论点。其他一些学者则认为，戈尔巴乔夫的对内政策起到了决定作用：他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并主张停止阻碍了改革进行的军备竞赛。
　　俄罗斯有一些戈尔巴乔夫的坚定追随者，他们不仅歌颂戈尔巴乔夫在推翻极权制度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和伟大的历史功勋，而且他们也承认戈尔巴乔夫发起的改革运动遭到了彻底失败，毁灭了国家及其他想要改革的体制。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曾写道：“人类历史中每一次划时代的变革发生之前，都会出现大规模的社会思想潮流、群众运动、有影响力的组织和势力强大的政治党派。比如，概括地说：基督教的产生导致了罗马帝国的衰败，宗教改革运动促生了一大批欧洲国家，而社会主义工人运动、马克思主义和列宁政党的出现则产生‘十月革命。’然而，在戈尔巴乔夫统治时期并没有出现类似的现象，而是他一个人动摇了苏联社会这个庞然大物。他自行决定这么做，并自己承担了巨大的风险，完全不顾及其面临的政治和物质利益。这个庞然大物挣脱了束缚后，慢慢向前移动，一步步地摧毁着看似坚固的支柱。一开始，戈尔巴乔夫的行为就没有得到人们的理解，后来他遭到了许多人的谩骂，人们指责他分裂了国家、压制了人民，戈尔巴乔夫试图扫清通向正确思维道路上的障碍，但是他还是没有驾驭住这个庞然大物运行的速度，况且这也是根本做不到的事情。”[32]戈尔巴乔夫的反对派则言辞更激烈、更尖锐。在“戈尔巴乔夫基金会”举行的讨论别列韦日协议影响的“圆桌”会议上，著名外交家的列昂尼德·斯莫利亚科夫[33]将矛头指向了戈尔巴乔夫，这位前任特命全权大使的发言更像是起诉书：“我们曾经那么热烈地拥护您担任领导人，是的，我们曾经盲目地相信过您，但是没想到，您看似平和的外表下竟暗藏着如此巨大的破坏力。我们还没来得及回头，便失去了曾经引以自豪的一切。在改革中您抛弃了国家最重要的部分，使强力部门的威信丧失殆尽。您在没完没了地唠叨‘新思维’的同时，您拱手放弃了华沙条约，给国家的精神世界提出了闻所未闻的‘异国’思想，从而破坏了维护国家团结的集体精神财富。您忘记了在我们的社会中政党和国家是唇齿相依的，您以改革政党为借口而按照自己的意愿重新调整了整个国家机构。您在清除建筑中破砖烂瓦的同时，也忘记考虑保留它的支柱部分，以防止整个建筑的倒塌。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一切就是您改革失败的结果。有人说，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摧毁整个国家的，但如果这个人是中央总书记，那么就有这个可能。”[34]尼古拉·雷日科夫和阿纳托利·卢基扬诺夫曾是戈尔巴乔夫最亲密的战友，一直到1990年12月，他们都与戈尔巴乔夫共同走在改革的道路上，甚至到1991年8月19日，他们依然并肩战斗在一起。然而，他们如今也开始指责说，这一切都是戈尔巴乔夫一个人的过错，戈尔巴乔夫欺骗了所有的人，他甚至已经暗中走到苏联和苏共的反对阵营中去了。
　　戈尔巴乔夫本人却从不承认自己希望苏联的解体，他甚至不承认自己的行为在客观上促使这场灾难的发生，他将苏联解体的所有责任推到叶利钦、民主派、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中的叛乱分子的身上，甚至推到雷日科夫和巴甫洛夫领导的政府的身上。戈尔巴乔夫在波士顿出售自己回忆录时对美国的读者说：“从本质上说，别洛韦日协议的签订者和那些叛乱分子是一丘之貉，因此，我对苏联的解体不负任何责任，这就是历史。”[35]戈尔巴乔夫基金会曾以《别洛韦日五年后的成果与展望》为题进行过讨论，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戈尔巴乔夫的鲜明立场，他说：“我认为，许多人事后用一种貌似科学的论断将偶然的事件描述成是具有必然性。苏联改革的所有先决条件在1991年的时候就已经确立，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苏联解体呢？我认为，首要原因就是叶利钦及其班子所实施的政策，他们于1990年夏进入俄联邦政权后，推行破坏苏联路线，向法律宣战，掀起了主权国家的独立浪潮。”[36]戈尔巴乔夫1999年在美国的一所大学讲演时，有人问到：“如果您事先知道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策划者的企图和叶利钦的计划，那么您会怎么办？”戈尔巴乔夫当时回答说：“那么我在1991年8月初就不会去休假了”，他的回答竟引起美国听众的一片笑声。
　　我认为，戈尔巴乔夫在执政期间的活动从动机和结果来看可以分成不同的阶段，这样一来我们可以看到，戈尔巴乔夫从未将瓦解苏联和解散苏共作为自己工作的公开或者是秘密的目的。在最初阶段，戈尔巴乔夫力图缓解冷战的紧张气氛和加快苏联经济的发展。此后，他以“人道的社会主义”为目标决定促进苏联和苏共的民主化进程。公开性的发展和重新审议苏联历史中许多教条的、错误的评价，这也是戈尔巴乔夫工作的成绩。但戈尔巴乔夫在行动中却疏忽大意，他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而且对可能出现的敌对力量估计不足。他对产生的困难和克服困难的方法考虑不周，他没有依靠人民大众的支持，也没有想到会出现这么多棘手的问题和复杂的情况，所有这些最终导致苏联解体成为不可避免的现实。戈尔巴乔夫还没有掌握控制像苏联和苏共这样复杂机器的必要技能。在苏联解体前的最后两年，戈尔巴乔夫的主要任务已经不是进行改革，而是保住政权的问题，他不仅要保住苏共的权力，更重要的是要保住个人的权力。戈尔巴乔夫这个时期的主要功绩在于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他尽量避免了使用武力的可能。可以说，戈尔巴乔夫的错误很多，他在苏联解体过程中起的作用也是非常大的，尽管并不像他的反对派认为得那么严重。下面我将列举出我本人认为戈尔巴乔夫所犯的最严重的错误和过失。
　　错误地安排工作重点　　1985—1986年戈尔巴乔夫当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时候，他没能正确把握工作重点。当时我国最突出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便是广大人民群众较低的物质生活水平，所有的工人、农民和军人都热切地盼望着新领导人能够解决这个大问题，这是当时最主要的环节，解决了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其他一连串的问题。的确，扩大民主化进程和缓解冷战给国家带来的压力是必要的，但党和国家领导人应将主要精力放在解决工资和退休金、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善地方的粮食供应等问题。只有这样的政策才能保证国家新的领导人赢得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从而为实施其他改革提供先决条件。1989年国内曾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公开民意调查，其中60%以上的被调查者认为“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是首先需要解决问题，只有15%的被调查者将“扩大政治权”的要求放在首位。在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的主要目标时，有40%的人回答是“物质富足”，30%的人认为是“农村及农业的复兴”，25%的人则认为是“没有特权的平等”，只有18%的人回答的是“民主的社会”。而改革恰恰在人民物质福利方面没有带来任何的成果。
　　戈尔巴乔夫上台伊始提出将发展机器制造业作为经济领域的首要任务，而在国内政策方面则开展禁酒运动，提倡“合理的生活方式”，同时反对“非劳动所得的收入”。众所周知，发展机器制造业是早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就是优先发展目标，而依靠行政措施开展“合理生活方式”的运动除了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不满之外，一无所获。
　　为了扭转局面，戈尔巴乔夫于1987—1988年期间将民主化、公开化和政治改革提到首要位置，这一举措得到了大部分知识分子的热烈支持，但由于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恶化，普通老百姓对此反应冷淡。因考虑不周即仓促上马的政治改革导致国家政权的削弱，老百姓的不满情绪不是只停留在表面上，而是直接针对戈尔巴乔夫和苏共的领导，戈尔巴乔夫在1989年末已成为民主批评的主要对象，从而大大动摇了其统治地位……。
　　保守派对戈尔巴乔夫的批评并非完全没有理由，在1989—1990年进行的各种辩论中，部分知识分子也建议戈尔巴乔夫调整工作重点，应更有效地解决与人民物质需求相关的问题。在此情况下，许多人提出借鉴60—70年代匈牙利的亚诺什·卡达尔的经验，还有80年代邓小平在中国实行改革的诸多经验。经济和政治改革向前推进的每一步都应以改善、而不是恶化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条件为目的，为此，在国家权力中不仅要使用民主的杠杆，也要使用原来强制性的手段，党的威信也必不可少。对国家和人民有益的经济改革应优先于政治改革。戈尔巴乔夫对人们提出的大部分建议表示赞同，并采取了一系列的必要措施，取消了禁酒运动，啤酒、葡萄酒和烈性饮料的生产开始缓步上升。扩大了个体劳动、合作经营和私营贸易的范围，在城市和乡镇出现了第一批的合作经营的咖啡店、小吃店及饭店。允许自由买卖城市郊区的个人住房，城市住宅也开始实行私有化。取消了园圃和庄园经营中许多不合理的限制，扩大了郊区别墅建设规模。所有这一切都是正确合理的措施，但是与此同时破坏性进程的发展速度甚至比建设性进程的发展得更快，主要包括对苏联经济贸然进行市场经济的改革，破坏了所有以苏共为基础的政权体系。
　　戈尔巴乔夫身边的大部分民主派的知识分子都建议他加快经济改革、特别是政治改革的步伐，这些人坚信，只要城市中实行的还是中央集权的“行政指令式”经济，或者农村中实行的还是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模式的经济，那么就不可能建立市场经济的任何基础，尤其是在保留现行政治体制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保守的党组织机构也不允许市场经济的改革。因此，首先应弱化党组织机构的无上权力，建立与之相对立的、拥有实权的新型权力制度。正如“改革设计者”之一的伊戈尔·克利亚姆金[37]所说的：“俄罗斯应进行民主化，以此来唤起社会的觉醒。而民主化进程应为改革者加强个人权力开辟道路，改革者的权力应从旧有的权力机构中分离出来。”[38]当年安德烈·萨哈罗夫举着“所有权力属于苏维埃！”的标语站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会议厅门口，而现在这个标语却用来反对“苏共的领导和指引作用”。
　　戈尔巴乔夫对类似的各种建议和意见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和同情，但是苏共政治局、书记处和其他党组织机构对他的监督又使其喘不过气来，他的个人权力虽然很大，但却受制于党内其他同志的影响和意志。戈尔巴乔夫于1988年实行的政治改革主要包括改变选举制度、建立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确定苏联最高苏维埃为常设机构，所有这些政治改革都是由伊戈尔·克利亚姆金及其同事制定的改革纲要，这个纲要还成为此后实行的宪法改革的基础，而宪法改革的成果便是1990年在苏联实行了总统制。这些改革的方向并没有错，但是改革的速度太快了。在1988—1990年的现实条件下，戈尔巴乔夫和克利亚姆金推行的改革纲要，无论是在政治方面，还是在实践方面，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取消国内已经形成的各种党组织机构，建立一种新的、甚至比苏共总书记权力更大的体制，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作为“改革领袖”，戈尔巴乔夫如果能够依靠自己赢得巨大的政治资本，他才能获得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但在1988—1989年的时候，要想取得这样的政治资本和政治威望，只有依靠在经济方面取得的实际成果，依靠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公民的安全程度水平，依靠其他有关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成就。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1988年，尤其是在1989—1990年，他已经彻底丧失了这种政治资本。因此随着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和一年后俄联邦人民代表大会的出现，苏联原有的党组织机构的影响和权力逐步削弱，戈尔巴乔夫本人的影响和权力也随之不断下降。党内的领导同志对戈尔巴乔夫支持民主化相当不满，新政权机构中的激进民主派又很不满意戈尔巴乔夫的保守主义，他失去了左派和右派的政治支持，在此情况下他无法建立权威的政权中心。苏联总统的职位并不能保障戈尔巴乔夫的权威，也不能保障政权的权威。虽然戈尔巴乔夫没有完全理解社会内部所发生的政治事件的本质，他也感觉到了反对派的势力在不断增长，因此他没有把握通过全民投票来推选总统，他对自己能够获胜缺乏信心。在没有经过全民投票而当选总统的情况下，他能做什么呢？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和在苏联人民代表中间的威信不断降低。无论是作为苏共总书记，还是作为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在1991年已陷入了绝境，他找不到任何出路。
　　1990年夏天，在加拿大多伦多市一所大学的俄罗斯和东欧研究中心，一些政治学家举行了一场独特的“脑力冲锋”，主题就是探讨戈尔巴乔夫政治失败的原因。加拿大的研究者得出结论：苏联领导人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错误地安排工作的重点。多伦多的学者在总结分析中指出：“戈尔巴乔夫否定了斯大林的粗暴做法，但在1985—1987年间，他的经济政策带有传统的计划经济特点。尽管日用消费品严重短缺，他仍坚持老生常谈的宏观经济战略，即将所有的资源都用来进行技术现代化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机械制造、化工、电子工业、能源设施建设等重工业部门仍发挥关键性作用。后来实行的‘半公开性’进程并未达到与人民对话的目的，反而加深了人们对官僚主义的厌恶。戈尔巴乔夫执政五年的后果已经显现出来，他拉开了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距离，使党和政府陷入瘫痪状态，使党的先锋队体制处于全面危机。后来将用于工业现代化的资源转向生产日用消费品，但为时已晚，根本无法改变日用消费品严重匮乏的局面。戈尔巴乔夫失去了人们对其政策的政治支持，但他又没有建立起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国家和人民的机制。在苏联政权体系中，党一直是‘苏联’这个大公司的董事会，党还像是工厂的车间主任和工会的领导。由于戈尔巴乔夫将危机的责任推托到党内干部身上，因此激起基层干部的极大愤慨，使共产党的士气一落千丈。在解决经济混乱和非市场经济机制的问题时，如果没有党的积极参与，那么苏联经济只能陷入困境。”[39]我认为这些分析和结论是完全正确的，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分析和结论是在苏联解体前一年半的时候提出来的。
　　“民主改革”操之过急　　戈尔巴乔夫是在1987—1988年提出民主化口号的，这显然过于仓促。与赫鲁晓夫一样，戈尔巴乔夫缺乏耐心，而且喜欢心血来潮。他自己甚至从来就没有十分明确的政治改革纲领。由完全的中央集权经济转变到市场经济过程，这不仅是大规模的实践和政治问题，而且也是个科学理论问题。邓小平提出，在中国建立现代化社会至少需要一百年的时间，这是非常现实的做法。
　　俄罗斯一些极端的爱国者和共产主义学者企图全盘否定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其中以怪诞理论著称的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在苏联解体之后曾写道：“从戈尔巴乔夫在政治舞台出现一直到现在我都认为，戈尔巴乔夫主义的产生是试图将民主的勃列日涅夫主义拉回到专制的斯大林主义。戈尔巴乔夫主义的本质在于，他按照自己的意愿将生活方式和高层领导所希望的社会进化通过强制性的手段、从上至下地强加给国家和人民。戈尔巴乔夫试图建立一个脱离党组织并凌驾于共产党之上的权力机构，由此便开始了无休止的改革，实际上摧毁了整个国家、经济、国家体制和意识形态。戈尔巴乔夫要求赋予‘总统制’以至高无上的权力，建立一种类似于斯大林的领袖独裁制的权力体系。”[40]我认为，将戈尔巴乔夫与斯大林的政权目标、性质和体制混为一谈是完全错误的。我也认为，“俄罗斯社会主义学者协会”的某些学者的观点也是错误的，其中包括普列特尼科夫[41]、萨普雷金[42]、特鲁什科夫[43]和沙巴诺夫[44]等，他们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看成是有意识地进行的“反对苏维埃的反革命政变”。这些学者认为：“领导这次反革命行动的政治中心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最高领导层，包括雅科夫列夫、梅德韦杰夫和谢瓦尔德纳泽，基层中有切尔尼亚耶夫、沙赫纳扎罗夫、比克宁[45]和扎格拉金[46]等人。”这一新生的反革命运动的基础和“摧毁社会主义的冲击力”正是依靠从事影子经济的投机者、腐败的官僚阶层、外交部机关、苏共中央中“从事与西方有关”的国际部门、以个体户和合资经营者为代表的第一批“新俄罗斯人”、大城市中的边缘阶层，以及社会各阶层中的无业游民。此外，反革命运动还依靠一部分工人，特别是矿工，这些人中的刑事犯罪比例相当高，它还依赖部分从事创作的精英、大众传媒机构、各加盟共和国中的民族主义分子，以及对低收入不满的工程技术人员等。[47]社会中出现了如此之多的强大的反对派，怎么还能称为“发达的社会主义”或“民主的勃列日涅夫主义”？
　　事实上，戈尔巴乔夫并没有企图进行“反革命政变”和建立某种“超权力”体系，他的目标他自己都不清楚，这些目标只是一些模糊不清的善良愿望，甚至在戈尔巴乔夫的助手中也没有任何人能够清晰地描述它们，这是我在1989—1990年与他们多次交谈中体会到的。的确，戈尔巴乔夫削弱了党组织的权力机关，当我被选举为苏共中央委员并开始在老广场的办公楼里工作时，党的各级机关几乎丧失了所有的权力，它们只是随着惯性在徒劳地工作。苏联总统办公厅同样没有任何权力，它只是未被改组，苏联最高苏维埃也没有实权。戈尔巴乔夫建立的不是“超权力”，而是“无权力”体制，这个权力的真空由那些在二三年前还没有任何影响的人物和机构填充了。在任何情况下，这些人当然不是戈尔巴乔夫的人，戈尔巴乔夫带着困惑观察着国家和党内发生的一切，回避所有令他不愉快的问题。1990年夏，苏联著名的文化活动家维利切克[48]在《电影艺术》杂志中曾指出：“戈尔巴乔夫是否明白，他打开通向民主道路的同时，也不自觉地打开了潘多拉盒子。他是否想过，过去那个在没有自由民主条件下的反自然的权力体系迅速瓦解后，却没有进入一个正常的现代化社会，反而陷入了到处是毁灭、混乱、为所欲为和充满挑衅的对立面。是否存在危险性更小一些的道路呢？许多社会学家确信，没有其他道路可走，国家必须经受动荡和混乱。这些社会学家还认为，刚开始改革时，戈尔巴乔夫曾被典型的自由倾向的党员思想所束缚，而现在他明白了，事态已经失去了控制，这一切是客观和合理的，他的历史使命在于利用一切战术手段最大限度地保证安全。由此产生了一种怪论，似乎戈尔巴乔夫所做的一切都是合情合理的。我认为，这是用谎言编织的神话，戈尔巴乔夫犯下了一系列重大失误，他的改革纲领是不现实的中派主义和妥协的，是模棱两可和不定型的，加之戈尔巴乔夫行动上的优柔寡断，这一切导致改革丧失时机和主动，产生危险的权力真空、离心倾向和破坏倾向。如果戈尔巴乔夫不把握主动权，那么他将带领国家不是走向新的民主制和联邦制国家，而是走向国家的解体、暴民统治，或者是由新一代偶像人物掌权的民族社会主义专制。”[49]据我所知，戈尔巴乔夫不可能具备这种主动性，因此到了1990年末，苏联解体实际上已不可避免。
　　戈尔巴乔夫意识形态的薄弱性　　在苏联意识形态一直是社会和国家的主要支柱之一，因此任何大规模的改革都需要意识形态的依据。这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并不是件难事，因为社会主义的普遍原则是可以兼有合理的市场经济要求和私有财产的新观念。但戈尔巴乔夫不是思想家，并且对于社会主义理论许多问题的表述也是一知半解。戈尔巴乔夫曾掌握了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原理，即马克思列宁主义，但他就此停滞不前，并从未想过再将其发扬光大。对于经济科学、政治科学、社会学和国家建设等其他方面的科学理论，戈尔巴乔夫都是略知皮毛。的确，戈尔巴乔夫提出过“新思维”的口号和要求，但他并没有创立任何新的思想。在其《改革和新思维》的书中没有一个引人注目的新思维，更别说是新概念了。戈尔巴乔夫多次指出，到1985年时，苏联的发展已经完全远离了世界文明的主方向，因此目前必须使1917年之后被孤立的苏联与世界重新融合，共同组成国际社会的新秩序。他还号召苏联公民“按照国际法和文明世界的准则”行事，但是所有这些都是空洞的、抽象的无稽之谈。它们就像20年代的苏联领导人将苏联社会主义的观念和原则强加给整个世界的企图一样，是错误和危险的。戈尔巴乔夫还提出，与世界各国发展关系应建立在道德原则基础上，这也是不切实际的空谈。西方专家有一段时间曾对这些提法表示怀疑，对于他们来说这是苏联领导人玩的“花招”。后来他们又惊奇地认为这是戈尔巴乔夫的“老实”，但这不是赞美之辞，而是对其如此幼稚感到惊奇。即使是西方最乐观的政治学家都承认，对于国际政治问题，戈尔巴乔夫严格地说来对于传统的苏联理论学说没有进行任何革新。他只是向这种政治注入了新的声音、温和主义和理智，同时他也提出了许多新问题供讨论。然而接下来该如何做呢？在1987—1988年间，没有任何一个西方专家对该问题予以回答。一些悲观的西方学者当时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不过是装点门面而已，只是新的宣传手段。旧商品如果经常以“新的”和“完善的”来广而告之，那么就不愁没有销路。柏林墙的倒塌、东欧国家的“天鹅绒”革命，尤其是德国的统一，所有这些事件不仅令西方国家感到欢欣鼓舞，同时也感到莫名其妙。如何解释苏联的突然临阵退缩？其背后是否有隐情？对此该做出什么样的反应？今后还会发生什么？美国著名的政治理论家波尔·马兰茨在这些意想不到的事件发生之后曾指出，戈尔巴乔夫的政策并不像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的政策那样明确。他说：“这些前苏联领导人都已经离开国际舞台多年了，但是戈尔巴乔夫上台以来，他上演的还是第一幕。”[50]然而，这第一幕也是最后的一幕：苏联解体了。
　　勃列日涅夫也不是思想家，但是他却有一个以米哈伊尔·苏斯洛夫[51]为首的固定的“意识形态参谋部”，而戈尔巴乔夫的身边就没有这样的智囊团，也没有任何“总思想家”。在1987年年中前，苏共中央意识形态局的领导人是叶戈尔·利加乔夫领导，到了1987年下半年，利加乔夫作为政治局委员又负责领导农业部的工作，解决意识形态问题由他和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分管。但这是两个不同的人，他们的观点不一致，因此他们之间常产生矛盾。1988年末，戈尔巴乔夫分工雅科夫列夫负责国际事务，于是瓦季姆·梅德韦杰夫在1988年9月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之后，由他主管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他是品行端正和学识渊博的人，但他作为学者型的领导则缺乏坚强的意志力。从专业上来说他是经济学家，但是当时在国内已自发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意识形态浪潮，无论是梅德韦杰夫，还是戈尔巴乔夫，他们都无法控制。如果我们相信改革时期戈尔巴乔夫身边的工作人员的描述，那么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最主要的意识形态权威便是他的妻子——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她早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哲学系，后来成为哲学副博士，她的副博士论文写的就是关于斯塔夫罗波尔农村中的一些社会变化。
　　戈尔巴乔夫在意识形态方面无所作为引起了苏共各级领导的不满，同时也令西方一些思想深刻的政论家和历史学家则感到不解，甚至是担忧。罗伯特·希埃尔在自己的书中就这样写道：“对于一个专制国家的领导人来说，戈尔巴乔夫所面临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他要完成许多具体任务，他还面临许多没有具体答案的问题迄今为止，许多社会学家对这些问题还是没有理出头绪。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包含着许多陈旧的观念，已无法跟上时代的辩证的发展过程。生活本身并不像电影《赤色》所展示的那样，它要复杂和愚蠢得多。这位苏联新的领袖怎样用新的劳动道德准则取代原有的模式呢？公开性对于作家来说，就像是喝了一口伏特加酒那样爽快，而对于那些排着队来买真正的伏特加酒的普通老百姓来说，戈尔巴乔夫的禁酒令使他们感到压抑气愤。这些人对戈尔巴乔夫禁酒的愤怒甚至比对得知斯大林的不光彩历史或者是高层腐败的愤怒要严重得多。最让人感到忧虑的是，在克格勃反对、军队得过且过、社会抗议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退缩了。没有人会比戈尔巴乔夫更清楚，事情走得太远了。他承认说，他必须领导一个已经接近于无法控制的社会。那些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过程中失去特权和权力的人会站出来说话吗？没有人怀疑戈尔巴乔夫的诚心，但是正如他本人所说的，社会局势变得异常紧张，许多人开始提出这样的疑问：“这一切进行得有意义吗？”[52]直到现在，我们对这个问题也无法给出明确的答案。担任苏联这样非同寻常的国家的领袖，戈尔巴乔夫不要说解决苏联的众多问题，他甚至连解决一小部分的问题都是力不从心。
　　戈尔巴乔夫的班子软弱无能　　在苏维埃政权时期，我国在科技领域建立了一支强大的领导干部队伍，在其他许多社会生活的领域也出现了不少富有经验和学识的领导人才，但惟独在政治领域领导人才寥寥无几。就政治能力、知识水平和意志品质方面的整体水平来说，斯大林时期的领导队伍已经弱于列宁时期，这种退步一直延续到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到后来的戈尔巴乔夫时期依然如此。在戈尔巴乔夫的周围已没有像柯西金[53]、葛罗米柯[54]、安德罗波夫和乌斯季诺夫[55]这样的70年代国家政治领导的代表人物。戈尔巴乔夫经常撤换高层领导，常常新任命的领导，他们比被撤的领导更无能，但更听话。即便是这样的领导，他们上任不久也会与戈尔巴乔夫产生矛盾与冲突。
　　戈尔巴乔夫不知人善任，此外，他还有一个对这种层次国家领导人来说最不应有的、最糟糕的特点：在与自己身边的人、最高苏维埃的代表，以及文化界的活动家会见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都是戈尔巴乔夫在讲话，他不愿听、也听不进去别人的讲话，甚至干脆不给对方发言的机会。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本来是邀请一位学识渊博的专家来进行咨询，但是一两个小时的会谈时间都是戈尔巴乔夫在讲话，最后分手的时候他还不忘感谢对方的认真听讲。戈尔巴乔夫十分不愿听到负面的、令其不快的消息，如此一来，苏共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成员都不愿接受总书记的会见和听他作报告。戈尔巴乔夫身边的有些交谈者享有一定特权，这其中大部分是文化界的活动家，然而就连他们在后来也对戈尔巴乔夫不善于听取意见给予了批评。比如，《星火》杂志的主编维塔利·科罗季奇[56]在1987—1988年间曾是戈尔巴乔夫的常客，有一次他决定告诉戈尔巴乔夫，目前在国内，尤其是在党内，戈尔巴乔夫变得越来越不得人心了。科罗季奇回忆道：“当时已是晚上6点多了，戈尔巴乔夫看起来疲惫不堪，我也很累了，现在想想，如果换了是在早晨，我未必会对他说那番话的：‘您知道吗，现在许多人都对您有意见，您知道为什么吗？您自己不喝酒，还不允许别人喝酒；您既不给自己挂奖章，也不给别人挂。这些人虽然也瞧不起勃列日涅夫，但还能忍受他的原因就是，他不但自己生活得好好的，而且也不妨碍老百姓的生活……’戈尔巴乔夫则不耐烦地回答说：‘你说什么呢？我每天都与人们交流意见，我经常打电话。你知道吗，现在国家蒸蒸日上，人民精神饱满！可你说了些什么呀！’……”。[57]
　　戈尔巴乔夫不是暴君，也不是独裁者，他在与人交往中也容易接近，但是他非常专制，这一点就使他成为不了伟大的民主领袖。戈尔巴乔夫主持的各种会议都缺乏民主作风，主持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会议对他来说是件很困难的事。相比之下，阿纳托利·卢基扬诺夫主持会议就游刃有余得多。在苏共中央的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很难克制自己，当听到反对意见或者是批评言辞时，他常常失去控制。戈尔巴乔夫说过这样的话：“与反对派对话是不可能的”、“关于多元化的问题不可能有两种意见”等等。在戈尔巴乔夫身上，内心极度的不自信和外表的过于自信矛盾地融合在一起。他喜欢说，但从来不做，他经常拖延许多重要的事情和决定。一位研究戈尔巴乔夫个性的心理学家别尔金曾写道：“戈尔巴乔夫在为人处事方面犯下了许多惊人的、不可理解的错误，这是他的个人性格所决定的。每个人都明白，应该珍惜自己身边才华横溢、忠心耿耿、善于独立思考的朋友，正是应该从这些人中寻求支持！但是嫉贤妒能的人就常常使自己的圈子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弱。如果一个人的朋友经常与他争论，反对他，打破他的‘无所不知’和‘无上权力’的神话，那么这个人就将经常处于尴尬和艰难的境地，他不可能与别人分享成功和喜悦。这种内心的非理性的声音掩盖了一切，也导致产生政治上和生活上的失误。否则如何解释，他将国家的命运寄托在像巴甫洛夫、亚纳耶夫和已故的普戈这样人的身上呢？秘密正是在于，戈尔巴乔夫没有给自己的亲信提出过高的个性和知识方面的要求。太阳并不需要其他发光体的陪衬，他认为自己就足够了，其他人的使命只是反射他的无所不在的光芒而已。”[58]
　　错失良机和不尽职　　戈尔巴乔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承认，在其担任总书记的最初两年改革并没有真正开始，这是谈话和构想的时间，而不是改革的时候。为推动国家和社会的进步进行了大量的努力，但这些努力并没有投入到实际需要的方向上去。如火如荼的经济和政治改革于1987—1988年开始实行，但是改革进行得很仓促，因而收效甚微，甚至在许多方面产生了破坏作用。
　　这几年里戈尔巴乔夫工作得很紧张，他每件事都要管，但最后却总不能善始善终。到了1989年下半年，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结束之后，在很大程度上戈尔巴乔夫的活动已经进攻转为防守了，在几个月之后，又由防守转为撤退了。无论是对于国内的保守派和激进派，还是对于西方的压制，戈尔巴乔夫都全线撤退了。他允许保守派建立俄共，允许激进派占据俄联邦权力机构的重要位置，而对于西方，他则无条件地放弃了苏联在东欧和德国原有的统治地位。一位美国著名的外交官在后来的回忆中曾写道：“他在我们的脚下做出了一个又一个的退让。”
　　1990年3月戈尔巴乔夫被选举为苏联总统以后，美国颇有影响力的报纸《洛杉矶时报》向我约写一篇《戈尔巴乔夫总统的一百天》的文章，我与这家报纸的合作始于70年代末。当时写这篇文章的意图是将戈尔巴乔夫与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进行比较，后者是1933年1月上台的美国总统，在其就任总统后的100天内他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的确，我比其他人更加关注戈尔巴乔夫在1990年4—6月的活动，但对于历史学家来说，他这段时期的表现乏善可陈。戈尔巴乔夫上任后不久即走访了乌拉尔地区，而该地区一直是叶利钦的势力范围。戈尔巴乔夫在乌拉尔各地进行了多次讲演，每次讲话都冗长琐细，但其中的内容模棱两可，他主要是论述其不久前提出的实现“向市场飞跃”的号召。根据经济学家的计算，如果没有制度法规方面的协调配合而贸然转向市场经济，那么这将导致约1500万—2000万人失业。戈尔巴乔夫又撤回原来的意见，他在叶卡捷琳堡的讲话中指出，关于“休克疗法”的传言是不属实的：改变经济政策的决定将在年底通过，而且必须经过仔细的研究。1990年5—6月，戈尔巴乔夫还访问了法国、加拿大和美国，但是没有签署任何重大的协议，他希望得到西方大规模援助的要求被拒绝了。截至1990年年中，苏联外债高达到400亿美元，令人不解的是，这些巨额外债不知被用到了何处。戈尔巴乔夫就任后的100天内，他没有向最高苏维埃提交任何重要的法律草案，也没有签署任何值得历史学家记载的命令。苏联总统在这些天签署的最主要的命令大概要算是关于成立总统委员会的命令了，这个委员会由15人组成，其中包括钦吉兹·艾特马托夫[59]和瓦连京·拉斯普京两位作家。众所周知，这个委员会只存在了几个月，年底便改为安全委员会，但是也同样没有任何作为。当然，在这几个月国内的确发生了许多事情，但这都不是由戈尔巴乔夫发起和领导的，相反许多事件是针对他而进行的。自1990年1月开始，苏联国内经常进行社会民意调查，统计各主要政治家的支持率并绘制成表。1990年1月的三位主要政治家的支持率排名为：戈尔巴乔夫—54%，雷日科夫—38%，叶利钦—12%。在3月末，也就是戈尔巴乔夫刚刚当选总统的时候，在回答：“您认为在我国哪位政治活动家最具威信？”时，有46%的被调查者认为是戈尔巴乔夫，20%的人回答是雷日科夫，而18%的人认为是叶利钦。但是到了1990年6月末，戈尔巴乔夫的支持率则下降到19%，雷日科夫下降到7%，而叶利钦的支持率则上升到40%。[60]我后来拒绝了关于撰写苏联总统一百天的约稿，但是我却阅读了许多西方报刊中撰写这个题目的文章，作者大都抱消极悲观的态度。“戈尔巴乔夫掉进了自己亲手制造的漩涡中”，“当困难变得越来越棘手时，而戈尔巴乔夫却越来越毫无目的地去抓表面的权力”，“共产党已经不能领导国家，戈尔巴乔夫既不能领导党，也不能领导控制经济”，“问题不在于戈尔巴乔夫是否会失败，而是他在什么时候和如何失败”，“苏联总统的权力高高在上，但却不可能将制度实施到农场和工厂”。这些都是1990年6月间西方媒体上的部分文章摘要，美国的《共产主义问题》杂志将戈尔巴乔夫的总统地位比喻为“哈哈镜王国”，可见其统治地位已经岌岌可危了。
　　1990年下半年和1991年，戈尔巴乔夫的政治退让仍在继续，其政治上的溃败已不可避免，然而当时我们当中很少有人会想到，苏联总统制会随着苏联解体而一同消亡。
　　戈尔巴乔夫在后来承认说，在1990—1991年国家面临危机的时候，“采取行动”对他来说就意味着使用武力，这也就是按照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精神去做，他不愿意、也不能这样做。在戈尔巴乔夫基金会进行辩论时，戈尔巴乔夫对那些批评者反驳道：“许多人说我缺乏政治意志力，说我没有在应该动武的时候使用武力，老实说，这些批评很庸俗。我早就注意到，指责我缺乏意志力和果断性的首先是那些借助公开性和民主改革而出名的人，正是因为我没有使用武力而使他们出了名。如果我使用了武力，那么就不会有现在的辩论，也就没有形式上的改革，稳定、保持国家地位的逻辑与改革冲动重要性的逻辑是两回事。我们大家都明白，改革是冒险的事情，但我们是在后斯大林时期的历史压力之下改革的，这种压力将我们推向苏联制度的民主化。你们没有理由认为，那些承担改革和民主化风险的人如此地愚昧和幼稚，他们甚至是不知道自己该向哪里前进。改革者并不需要感谢。当你下达射击或其他采取武力的命令时，你就应该意识到这是针对人民的命令。不能一方面推进民主改革，而另一方面又置人民的生命于不顾，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有人也许会说，俄罗斯的沙皇和其他统治者的命运就应该是这样，应该时刻准备着要将人的生命置于屠刀之下。我不同意这样的说法，我有另外一种信念，管理国家应尽最大可能避免流血冲突。此外，我的信念的第二部分还包括：社会变革应以社会所能接受和承受的速度进行。我做到这两点了吗？这两点我都没有做到，但是否定已经形成的改革信念是毫无意义的，民主是不能靠流血来确立的，不能自欺欺人。我之所以放弃国家领导人的职位是为忠实于我坚持不懈的道德原则。”[61]戈尔巴乔夫上述的许多观点都不能令人认同，其中包括他提到的在改革历史中的许多具体事实，以及他在极权制度下争取社会民主的原则。当然，在总结苏联解体的“戈尔巴乔夫因素”时，我们也没有理由过于严厉地指责他。1985年之前，还没有一位国家或党的领导人真正卓有成效地进行过改革，苏联国内的弊病被耽搁得太久了。早在50年代就应该采取措施铲除这些弊病，只有戈尔巴乔夫勇敢地承担起了改革苏联社会和国家机制的任务。另一方面，我们也没有理由大肆吹捧戈尔巴乔夫作为改革者的成就，他没有达到、也不可能达到邓小平那样的层次。应该注意到，邓小平不仅自己表现出伟大和睿智的改革家的品质，而且他还善于依靠杰出的干部队伍，这支队伍是在40—50年代中国革命和民族解放战争的最艰难条件下形成的。毛泽东在60年代将这些人免去职务，下放到偏远的农村劳动，其中邓小平就曾当了不止一年的放牧人。这些干部在经受了身体和政治上的迫害之后得以幸存下来，在毛泽东去世之后他们重新掌握了国家的政权。中国的革命干部队伍具有连续性和继承性，而在苏联这种继承性在斯大林时期就被彻底打破了。苏联在1970—1985处于停滞和长老掌权时期，对干部队伍的全面否定和精英退化现象仍在继续，在这种条件下戈尔巴乔夫又会有何作为呢。

5.7 叶利钦与苏联的解体


　　毋庸置疑，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之间的争权夺利几乎是苏联解体的最重要因素，尤其是在解体最后阶段的1991年，叶利钦在这场斗争中占据了主动。在此情况下，戈尔巴乔夫可以比作是一名守卫者，但他却没有很好地保护住委托给他的财产，而这个财产却是极其珍贵的，这就是政权、党和国家。人的生命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有最重要的意义，因此他只是虚张声势，将手中的武器不时拿出来挥舞几下，但他却不敢使用它。戈尔巴乔夫并不认为叶利钦和其他民主派是需要枪毙的危险的敌人。叶利钦是进攻的一方，但他当时并没有掌握任何兵权，完全是作为政治家在行动，而正是这位政治家取得了胜利，尽管他当时并不很清楚，斗争是为了什么、他最终将把这场斗争引向何方。
　　叶利钦从不否认他是别洛韦日协议的倡导者，但他从不认为自己对苏联的问题和苏联的灭亡负有任何责任。他总是强调，在白俄罗斯维斯库利签署协议的各国领导人只是确认了苏联灭亡这个事实。按照叶利钦的说法，苏联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在当时就已经不复存在了。叶利钦一直将苏联灭亡的责任推到“苏共的保守派”和戈尔巴乔夫的身上。同时，叶利钦从未对苏联和苏共的解体表示过遗憾和惋惜之情，对于他来说，这种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体制并不值得他去捍卫和坚持。叶利钦从不掩饰他对权力的欲望，而我认为这种欲望是非理性的，这也正是我始终反对叶利钦的原因，我自从在莫斯科市哈拉绍夫斯基区开展竞选苏联人民代表活动以来就一直反对叶利钦。
　　叶利钦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斗争在最初几年只限于苏共党内，在1986—1987年间，这场斗争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叶利钦及其支持者反对利加乔夫和“保守派”的斗争。戈尔巴乔夫同样也受到来自党内“保守派”的压力，因此他尽管保留了叶利钦的高级领导职务和苏共中央委员的地位，但是他仍对叶利钦说：“我不会再让你参与到政治中来。”而叶利钦在1989年又重新回到了政治中来，这时新一轮的社会浪潮已风起云涌。但在1990年5—6月之前，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的公开对抗仍然像过去一样只是限于苏维埃体系的内部。叶利钦按时出席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并经常发言阐述自己的观点，他当时还主管建设和建筑设计委员会的工作。叶利钦在领导跨地区议员团和民主纲领派的工作时，他从不放过戈尔巴乔夫所犯的任何错误和失误，并对其进行攻击。无论是戈尔巴乔夫，还是卢基扬诺夫，他们都没有对“叶利钦帮”及其本人开展任何具有实际意义的政治斗争，尽管这样做的理由很充分。戈尔巴乔夫在党内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消极令我本人感到不可理解。
　　到了1990年初时，在老百姓和许多苏联人民代表的心目中，戈尔巴乔夫的形象就是一个软弱无能的领导人，他说话滔滔不绝又非常不清晰，他没有能力采取果断措施。与戈尔巴乔夫相比，叶利钦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则是果敢有力而又富有魅力的领导人，大家认为他是有能力整顿国家秩序，消除贫困，打击犯罪和滥用职权。叶利钦巧妙地利用民众的情绪，经常参加各种公开活动和演讲，尽管他还没有形成任何明确的政治和经济纲领。
　　1990年3月叶利钦进行了一次带有宣传色彩的欧洲之行，目的是介绍自己所写《叶利钦的自白》一书，该书于1989年在苏联出版，后被译为多种文字。叶利钦访问了西班牙、意大利、英国等欧洲六国。我5月份正在意大利参加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大会。我在会见记者时，他们提得最多的问题就是关于叶利钦的：“叶利钦是什么样的人和什么样的政治家？”西方社会在迎接叶利钦时并没有表现非常兴奋，而对于那些支持戈尔巴乔夫的西方政治家来说，叶利钦显然是一个危险的人物。大多数西方政治家普遍认为，叶利钦是个过分粗鲁和不可预测的人，叶利钦在俄罗斯越来越高的威望使他们感到不安。有许多关于叶利钦的文章，但大都是批评性的，比如英国记者约翰·洛伊德[62]这样写道：“叶利钦的生平经历让人感到震惊，读过他的书会产生这样的忧虑：苏联不可能创造出政治阶级。叶利钦说自己反对戈尔巴乔夫，但是在他的书中却既看不到任何行动纲领、批判性分析，也看不到对国家危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的任何有益的思考。叶利钦的惟一武器就是对特权的煽动性的批判，对此问题他讲得很好。此外，叶利钦极力标榜自己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人民的朋友，然而不少政治家都比这位朋友更值得人民信任。叶利钦未来很可能成为俄联邦总统，他占据统治地位之后，将朝自己的对手反戈一击。苏联，至少是俄罗斯，可能迟早会有一天落入这个狡诈和虚荣的人的手中，此人对权力充满了无穷的欲望，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择手段。然而他的简历并不能使人相信，俄罗斯并不会因为这个人的出现而有所好转。”[63]约翰·洛伊德发表这番悲观的推想的时候，叶利钦还只是苏联和俄联邦的人民代表，还只是国家反对派的领导人，并没有成为整个俄联邦的领导人。与此同时，美国的观察家和苏联问题专家对叶利钦的政治动向也表现出关注与担忧，1990年5—6月出版的《共产主义问题》杂志上写道：“很难说清叶利钦属于哪类人，自尊心极强的他在其拥护者眼中是苏联富有活力、果断、正直的领袖，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他傲慢自大、不可预测、善于蛊惑人心，是苏联版的胡安·庇隆。但是他却迎合了苏联绝大多数老百姓渴望强人领导的心理需求。叶利钦的立场经常变幻不定，相互矛盾。”[64]如果1990年初苏联国内没有形成民主反对派，那么叶利钦就不可能取得政治上的胜利。如果这支反对派不是由像叶利钦这样的坚强果断和富有声望的人来领导，那么它也不可能与已经衰弱的苏共相抗衡。早在1987—1988年民主反对派在我国与其说是运动，还不如说是只在实行公开政策条件下产生的潮流和趋势，其主要代表都是一些规模不大的组织和团体，其中最著名的有瓦列里娅·诺沃德沃尔斯卡娅领导的“民主联盟党”和由安德烈·萨哈罗夫院士担任名誉主席的“纪念协会”。1989年春，民主运动依靠独立的苏联人民代表才得以发展壮大起来，这些人占整个苏联人民代表总数的不到10%，他们并不是来自社会的最基层，而是一些党的中层干部、大学教授、部分作家和新闻工作者。其中较为著名的有索布恰克、波波夫、布尔布利斯、阿法纳西耶夫、雷诺夫、切尔尼琴科[65]、卡里亚金、穆拉舍夫[66]、鲁缅采夫[67]、斯坦克维奇、斯塔罗沃伊托娃和科罗季奇，然而即便把所有这些人加在一起，也无法形成真正的、有所作为的政党。民主反对派在1990年的选举运动中依靠200—300名俄联邦的人民代表再一次扩大了自己的队伍，其中最著名的人物有斯捷潘克夫、哈斯布拉托夫、鲁茨科伊、沙赫赖、菲拉托夫、亚库宁和谢科奇欣[68]，然而这些人无论是凭个人的力量、还是联合起来，都无法承担起领导国家的重任。他们中许多人的政治野心很大，但他们的政治和知识才能远远不够。奥列格·波普佐夫[69]曾是民主运动的参与者，1991年3月，也就是戈尔巴乔夫60岁时，波普佐夫在总结六年改革成果时指出：“应是抛开幻想的时候了，1989年没有任何一位民主派进入国家领导层，我们的社会根本就没有形成真正的民主派。尽管在国家政界的高层领导中出现了几位精明强干、学识渊博的人，但是可以振臂高呼‘革命’的人在我国还屈指可数。类似的情况在俄罗斯人民代表选举之后也发生过，按照最精确的统计，具有民主倾向的代表还不超过33%，但这却已让许多人歇斯底里地狂喊：‘民主胜利了！’他们错了，并没有胜利，这只能表明民主在政治舞台刚刚出现。幅员辽阔的国家都喜欢夸大其词，中国有句俗语：‘一口吃不下个胖子’。戈尔巴乔夫摧毁了国家的政权体制，一些不太知名的社会力量用政治攻击在此摧毁过程中推波助澜。我们的时代可以称为是形形色色的激进主义时代，超级激进分子将‘天鹅绒革命’的支持者赶下了政治舞台，并将民主思想作为情绪体现出来，然而情绪是一种不可预知的东西。”[70]正是这种建立在激进情绪基础上的、而并非建立在现实的政治力量基础上的民主运动摧毁了苏共和整个苏联！
　　苏联在1991年的状况与沙皇俄国在1917年时情形很相似，1917年的二月革命使国家政权落在立宪民主党、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以及其他几个势力更小的民主党派人的手中，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3—4月的影响很小，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当时根本没考虑过夺取政权。后来一些布尔什维克的主要领导人从流放地或国外相继返回，巩固了其影响和势力，但即便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它仍然处于激进的孟什维克党的下风。1917年6月召开的第一次全俄苏维埃大会上，布尔什维克仅仅得到了超过10%的席位。有两件事情为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一是1917年8月发生的科尔尼洛夫[71]起义，它使临时政府陷入混乱状态，并增强了人民群众进行根本改革的意识；另外就是列宁的强大号召力，他领导布尔什维克并使其坚信只能依靠武力才能夺取国家政权。1991年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叛乱起到了科尔尼洛夫起义的作用，叶利钦担当了列宁当年的角色，如果不是具有号召力的叶利钦领导这支势单力薄、人心涣散的政治力量，那么民主派也不可能于1991年秋掌握了国家政权。
　　戈尔巴乔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不止一次地提到，1990年时其支持者曾建议由他自己领导民主派，而在1990—1991年的情况下，这意味着将苏共分裂为社会民主主义的少数派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保守多数派。戈尔巴乔夫当时没敢走这一步，因为他有许多顾虑。然而，就算是戈尔巴乔夫当时这样做的话，那么民主反对派领导人也不会是他，而只会是叶利钦。在相对自由地竞争民主派领袖的情况下，甚至连阿纳托利·索布恰克都会比戈尔巴乔夫更强、更有威望。戈尔巴乔夫可以领导一个具有严格组织纪律性的机构和政党，但却不具备人民领袖所应有的素质、能力和修养，叶利钦在1991年却能够胜任这一角色，后来他又扮演了其他角色，只不过他的演技越来越糟糕。

5.8 苏联基础和承重结构的脆弱性


　　回顾1991年发生的事件就会发现，作为世界强国的苏联，其外表的强大和摧毁它的力量的弱小之间是如此的矛盾。苏联不是一个普通的国家，它是历史性的挑战，它是新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它是新的社会体制，苏联的产生和发展在许多方面决定了20世纪的面貌，似乎只有具有如此同样规模的力量才能使苏联遭受重创。
　　世界上没有任何人会怀疑苏联的强大，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苏联，只有稳固和强大的国家才能承受住如此巨大的考验并取得胜利。众所周知，沙皇俄国是在遭受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后而灭亡的，但是这简直不能与1941—1942年苏联所遭受的损失和失败相比。
　　“十月革命”是由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领导的、由规模不大的政党发起和完成的，绝大多数观察家当时一致认为，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很快就会崩溃。然而布尔什维克却举世震惊，他们不仅取得了革命的凯旋性胜利，而且在如此广阔的国家内几乎全部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布尔什维克建立了强大的红军，并在残酷的三年国内战争中击败了敌军。在以后的20年中，布尔什维克逐步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国家，建立起稳固而集中的经济体系和装备精良的武装力量。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苏联不仅打败了入侵的敌人，而且迅速恢复了被战争破坏的经济，开始发展核工业。还形成了强大的经济和军事联盟，它们控制着欧洲和亚洲的大部分领土，并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建立了军事基地。
　　截至1990年，苏共差不多有近2000万名党员，苏共垄断了新闻并发行上千份报纸和杂志，它还拥有几十万名宣传工作者，苏共还控制着国家所有的电台和电视台。此外，苏共手中握有巨大的财政和经济资源，并统治着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安全机构和军队。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突然间由于并不猛烈的冲击而开始削弱和瓦解，这个强大国家的命运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即苏联这座大厦是建立在不坚固和不稳定的基础之上的，其内部结构也有许多缺陷。如果基础被冲毁和削弱，如果承重结构被侵蚀和破坏，那么无论看起来多么坚实和宏伟的建筑都会倒塌。1991年正是发生了这样的剧变。
　　苏联是在被摧毁了的俄罗斯帝国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它是一种新型的国家和社会模式，是劳动人民掌权、无产阶级专政、代表布尔什维克的利益和意志的国家。这个国家的巩固不是依靠民族思想、历史传统，也不是依靠君主政体、专制的帝国主义思想或者是宗教思想，而是依靠一种全新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国家的惟一政党——共产党的纲领和行动计划。
　　苏共的专政是强硬的，国家自建立之初便经受了迫害和恐怖，但是意识形态的魅力吸引了多数苏共党员和广大群众，他们信仰这种学说。
　　共产主义学说以及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和国家的主要原则不仅仅依靠信仰和信念，它还需要证明。共产主义学说不是指在天堂的永生和死后的劫难，不是指上帝和灵魂的不朽，它宣扬的是全新的、更加公平的生活以及人类的富足，它要消灭战争和暴力，追求自由和幸福。一方面是富有吸引力的意识形态学说，另一方面是国家统治的力量，这两者构成了这个新兴国家的主要基础，而倡导和维护这种意识形态学说的共产党则是这个国家的承重结构。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对此问题都曾经极为明确地进行了阐述。证明共产主义学说正确性的主要两个论据是：一个是劳动生产力水平要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另一个是工人和农民的生活水平要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这反映在许多革命口号中，例如“土地是农民的，工厂是工人的，世界是人民的”。
　　苏维埃政权的第一次危机出现在1921年，如果列宁当时不实行“新经济政策”，不对共产主义学说本身进行相应的修改，那么任何专政制度都无法挽救布尔什维克的失败和灭亡。农民和工人的生活水平开始改善，重新点燃了他们的希望，国家开始迅速前进，国家政权得到了巩固，苏共和共产主义学说的权威也与日俱增。苏维埃政权的第二次危机始于1928年末，并持续了五年之久。克服这次危机不是依靠国家经济和政治生活中新的政策，而是依靠大规模的恐怖镇压行动。农民中的富农“作为一个阶级被彻底消灭了”，而其余的农民则被强制性地组建集体农庄，农民的生活和活动处在党和国家的严密控制之下。在集体化过程中是政治动机，而不是经济动机占据优势，所以许多反对集体化的贫农和中农也遭到了迫害。在城市中，“耐普曼”[72]被消灭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残余几乎被彻底肃清了，在党内铲除和禁止一切反对派。在此后的几年里，恐怖镇压行动扩大到针对党、军队和国家的干部队伍。苏共的意识形态体系被重新修改，但这次却不是对美好生活的许诺，而是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尽管国家经济在30—40年代仍保持了持续发展的势头，但是它带有军事动员的成分。这些年里，部分群众仍然支持这个制度，支持党和党的思想。但是在斯大林时期逐步形成的特权阶层已成为政权的主要支柱，它包括党和国家的官僚主义以及具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和绝对服从“上级”的干部队伍。这已经不是社会主义的社会，而是极权主义的社会，只不过保留了一些社会主义的外部特征而已。卫国战争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巩固了斯大林的极权主义制度，但这种制度离开了斯大林便不可能存在。
　　苏维埃政权的第三次危机发生在斯大林死后的1953年，这次危机同样持续了将近五年。战胜这次危机依靠的是国家对农民、工人、军人和知识分子作出的大量让步。50年代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改善，经济迅速发展，部分经济学家认为50年代是苏联国民经济史上最成功的时期。1951—1960年间，苏联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1.5倍，而同样在这10年里，美国和英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幅仅为30%—50%。苏共的意识形态学说又进行了重要的修改，并写入了党的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所通过的决议中，并提出了在苏联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方针。60年代只是对这一方针进行了修改。在经济、政治和思想领域，苏共领导人继续坚持少量让步和随机应变的政策。到了70年代，苏联的经济发展开始放慢。在多数情况下，苏联不善于利用科技革命的成果，因此在与资本主义世界的竞争中开始明显落后。与此同时，国家的军事支出却不断攀升，军备竞赛拖垮了苏联经济，广大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仍然较低，甚至在许多地区出现了下降。老百姓怨声载道，政权试图通过不断的、虽然不是大规模的迫害和镇压来平息民愤。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停滞状态，这降低了苏共正统思想的权威和影响。苏联在60—70年代保留了极权主义的很多特点和官本位政权。
　　苏维埃政权的第四次危机始于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这是一次在经济、意识形态和道德领域的全面危机。此次危机是由于精英阶层的腐败和老化而产生的。“改革”是摆脱此次危机的尝试，但是这次尝试并不成功。戈尔巴乔夫及其亲信没有能够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所以并不能减轻老百姓的不满。苏共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了重大修改，但这只是即兴之作。这些举措虽然得到了知识分子的拥护，但是同时党组织机关内部的权威阶层则对此表示不满和抗议。在尚未巩固这个制度的经济、社会和思想基础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却在此时开始民主化进程，也就是说废除官本位专制制度。在这种政策下，政权的瓦解已是不可避免的。可以将苏联比喻成一座高塔，但它却是一座基础不很牢固的高塔，高塔的建设者既无视塔身已经倾斜的情况，也不加固基础和承重结构，而是继续增加塔的高度和层数。邓小平在中国的成功首先应归功于思想理论的重大变革，这些变革不仅保证了这个泱泱大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而且极大地改善了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而在80年代的苏联，无论是戈尔巴乔夫，还是苏共，都没有胜任这一使命。

5.9 几点补充看法


　　苏联国家体系迅速解体的前奏是苏共思想理论的崩溃和苏共自身的瓦解，在此之后，苏联作为新的社会模式和意识形态国家已经不可能存在了。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理论绝不仅仅是作为观念体系、道德要求和行为方式的标准而扎根在人们的头脑中。这种意识形态不仅被事实所证明，而且还形成了国家政权体系和社会经济模式。国家经济和政治领导中的高度中央集权也是出自这种思想理论，列宁正是以此为基础建立了国家政权体制。企业全面彻底的国有化和否认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这也是意识形态的要求，这早就写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撰写的《共产党宣言》中。对资产阶级民主、多元化、多党制、新闻自由的批判也同样源自于这种意识形态和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因此，已经形成的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在苏联的解体必然会导致原有的国家体系和经济模式的瓦解。如果苏共在1928—1933年不放弃“新经济政策”或者在50年代恢复这一政策的话，那么这个过程也许进行得更平稳、痛苦更少一些。到了60年代末，这种转变的时机还没有完全失去，而到了80年代末，无论是从时机，还是政治、经济和其他方面的资源来说，这种变革已经不可能了。
　　过去从形式和内容上都颇为教条的共产主义思想的瓦解并不表明社会主义思想的瓦解和全面否定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是新的、更合理的人类社会制度。马克思列宁主义只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一种形式。在对社会主义思想的阐述中蕴涵着科学的元素和对未来的美好信念，它不仅反映了客观现实，而且体现了人类的愿望和追求。社会主义为人类提供了更公平、更自由、更富裕的生活，它不仅满足人类有限的物质需求，同时也保障了人类无限的精神需求。而这些愿望在苏联都未完成，苏联人民的精神需求甚至比其物质需求更为贫乏、更为不足。这甚至在社会主义支持者内都引起了不满，这从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中可以体现出来，而在国家政权机构中，也出现了包括戈尔巴乔夫在内的持不同政见者。然而这些人缺乏足够的力量和时间来改革体制，与建立以社会主义思想为基础新的观念和体系相比，打破过去陈旧的教条、模式和观念的过程要快得多。在开始推行民主化和公开性政策之初，戈尔巴乔夫就深信不疑，成千上万的冤魂就藏在克里姆林宫的保险箱和柜子中。对于阿富汗战争、1939年签署的秘密条约、1962年新切尔卡斯克事件等问题，以及过去年代的其他众多事件和决议，人们始终没有得到任何令人信服的回答和解释。戈尔巴乔夫不知如何向全国及整个世界解释1940年在卡廷森林枪毙波兰军官事件的真相，那又如何解释苏联政府在1918—1922年推行的许多不合理的强硬政策和行动呢？取消对新闻出版原有的限定和管制引发了批判浪潮，这股浪潮反对苏联国家和苏共的所有制度，首先就是反对苏共的意识形态。苏共没有准备、也没有能力进行反击和承担责任，这使得广大人民群众对国家制度的合法性产生了普遍质疑，而这种制度正是建立在苏共具有不受督促的权力的基础之上。苏联宪法第六条明确规定了“苏共的统治和领导地位”，而此时要求取消这一条款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一要求是论据充分和合情合理的。但是即便是在取消了宪法第六条之后，苏共仍无法控制国家政权。苏共有庞大的资源和财富，但却在人民群众中丧失了应有的支持和权威。
　　教条主义地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理论，不仅阻碍了国内健康的民主力量的发展，而且与这一思想相关的行动方针和指南也助长了党和国家统治阶层的不良习气，包括贪污腐败、滥用职权、许多地方高层领导人的自私自利等等。在几十年的过程中，在苏共内部统治阶层的贪污腐化现象日趋严重。80年代，苏共领导层中的绝大多数人已不是社会主义的狂热支持者，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苏共及其思想理论瓦解的过程中看到了自己的机会。教条主义和苏共干部队伍的普遍腐化使这个党丧失了抵抗力。当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还很强大和享有权威的时候，苏共也相应地成为具有权威的党，因为只有苏共才是这一思想理论的保卫者和诠释者。随着这一思想体系逐渐丧失它的权威，苏共也随之失去了威望。到了80年代初的时候，已经很少有人再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理论了，这使表面看似强大的苏共陷入了困境。
　　在苏联不仅有执政的共产党，还存在着复杂的国家机关系统、经济管理部门、通讯和信息部门、强力系统、外交部门等等，所有这些系统担负着管理国家的事务、社会的生活和安全保障等方面的责任。然而这些机构之间都是通过党组织机关来进行相互联系和协调的，党组织机关具有监督和最终决定的权力。于是就形成了党委书记制度，这类似于国内战争期间红军中建立的政委制度。当然，各部委可以在没有苏共的干预下管理自己的部门，但这指的是只是处理日常事务，因为国民经济各个领域中的所有原则性决定都是由苏共中央决定。出版社可以不经过电话请示或者苏共中央的批准而发行书刊，但印刷厂有权拒绝印刷那些未经新闻检察官盖章的手稿，而新闻检察官则隶属于党的各级机关。许多外国观察家认为，意识形态和党在苏联社会这个复杂的体系中简直是可有可无，甚至是多余的，其中一位西方学者曾经这样表达自己的不解：“共产党员在苏联社会中已经享有特权的领导阶层，他们对于感兴趣的是如何延长他们已经解决不了的危机。对于行政管理和经济调控来说，苏共都是多余的，但是无所作为的苏共却在领导着所有这些部门的工作。”这是非常肤浅和错误的论断。任何一个现代化国家的运转不可能没有政治领导和社会监控，但在最近几十年中，苏联的政治领导更多的是阻碍了、而不是推动了经济和文化的进步。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与西方国家相比，苏联的经济发展速度更快，但苏联在科技发展和生产力方面却相对落后。70年代，仍保留原来粗放经营特征的苏联经济开始放缓。苏联在经济和科技竞争中与西方的明显差距证明了意识形态的失败，因为它所宣扬的社会主义优势正是体现在能够组织高效的劳动和劳动生产率。加速苏联经济发展只能改造其原有的科技基础。从表面的教条主义角度来看，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之初提出的“加速发展”和优先发展机器制造业的口号似乎是正确的。但是党和国家已没有足够的政治资源来进行如此大规模的转型，人民群众也失去了耐心，因为国家许诺的1980年之前实现富裕的目标并没有兑现。
　　苏联将理性的军备和国防政策转变为60年代对北约和中国的军事战略对等政策，这种政策持续了近15年的时间，俄共一些思想家至今都认为这是苏联取得的最伟大的成就和“苏联人民的伟大功勋”。然而事实上这是苏联领导人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因为国家巨大的物质财富、科技、人力和智力资源不是用来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而是用于生产军事技术。苏联没有经受住疯狂的军备竞赛并最终败下阵来，戈尔巴乔夫为使国家摆脱军备竞赛做出了大量的努力，但是将苏联高度军事化的体制转变过来则需要大量的时间和资金，而这是戈尔巴乔夫所无能为力的。
　　一些人只看到苏联社会主义取得的成就，而另一些人则只看到其缺陷和不足，应该更客观地看待此事。苏联是具有不同寻常的社会体系的国家，苏共纲领中规定的许多目标和任务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高尚的。但是这些目标和任务却因为苏共领导人所采取的不正确的、甚至是罪恶的手段而最终无法实现，这些手段不仅玷污了这些目标，而且使其成为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
　　在难以对世界局势以及在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竞争中的失败做出解释的情况下，苏共领导人采取了对外孤立的政策和镇压异己思想的方针。党的肌体看似强壮，但却已经丧失了免疫力。苏联能够抵御各种外来的入侵，但却无法对付传染病。70年代国内出现的各种疾病已从本质上削弱了苏共的力量，80年代危机对于党和国家的肌体来说更是致命的伤害。如果使用武力固然可以延缓苏联生存的时间，但却会使苏联的疾病更加危险。与实行新的紧急状态和新的极权制度相比，苏联的和平演变可能是痛苦更小的解决办法。
　　苏联和苏共的土崩瓦解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它没有变成流血冲突的原因之一便是苏联并非是完全彻底的覆灭，苏联时期的许多成果依然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经济和文化领域，仍然存在于独联体和后苏联时代的各族人民和国家的关系中。苏联在几十年中积累的沉痛的经验不是徒劳无益的，但这些经验是否会被合理地运用呢？



[1] 拉什：《幸运和命运》；《国家利益》，1994年，第40页；《在十字路口：文章汇编》，莫斯科，1999年，第198页。

[2] 瓦伦丁·格里戈里耶维奇·拉斯普京（Валентин Григорьевич Распутин，1937年3月15日——2015年3月14日），俄罗斯作家。1966年起开始从事写作。1967年加入苏联作家协会。1977年、1987年两次获苏联国家奖。1989—1990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反对改革。1990—1991年任总统委员会委员。2007年起支持俄罗斯联邦共产党。2010—2015年任东正教族长文化委员会委员。2015年去世。

[3] 第一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总结—速记记录。莫斯科，1989年，第2卷，第 458—459 页。

[4] 马克·罗伊斯：《克里姆林宫的异己分子》，莫斯科，1993年，第58页，第160 页。

[5] 里根：《公开言论：摘选语录》，莫斯科，1990年，第162页。

[6] 《在十字路口：文章汇编》，莫斯科，1999年，第186页。

[7] 《在十字路口：文章汇编》，莫斯科，1999年，第186页。

[8]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季诺维也夫（Алекса́нд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Зино́вьев，1922年10月29日——2006年5月10日），苏联哲学家、文学家、社会学家。1940年加入红军。卫国战争期间曾在波兰和德国作战。1946年退役。此后参加了苏联共产党。1954年毕业于莫斯科国立大学。1955年起任教。1968年起参加持不同政见者运动。1976年被开除出党并被解除一切职务。1978年被驱逐出境，流亡西德。1990年回国，激烈抨击戈尔巴乔夫改革。1996年起支持俄罗斯联邦共产党。2006年逝世。

[9] 《明日》，2001年17期。

[10] 叶莲娜·格奥尔基耶夫娜·博奈尔（Елена Георгиевна Боннэр，1923年2月15日——2011年6月18日），苏联人权活动家。出身于革命者家庭。二战期间作为护士入伍。1965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72年与萨哈罗夫结婚，同年退党。1976年参加莫斯科赫尔辛基集团。1980年被流放到高尔基。1985年获准出国旅行。1987年回国。苏联解体后，于1993—1994年任俄罗斯联邦总统人权委员会委员。1994年因反对车臣战争而辞职。2006年移居美国。2011年死于波士顿。

[11] 瓦列里娅·伊里尼奇娜·诺沃德沃尔斯卡娅（Вале́рия Ильи́нична Новодво́рская，1950年5月17日——2014年7月12日），早年参加了共青团。1969年起是持不同政见者，同年12月被捕。1970年被押往喀山一家特殊精神病院关押。1972年获释。1978年创立自由职业间工人协会（Свободное меж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ое объединение трудящихся），多次被捕并被送入精神病院。1988年参与创立苏联第一个反对派团体“民主联盟”。1994年参与创立俄罗斯民主选择党。2013年参与创立西方选择党（Западный выбор）。2014年去世。

[12] 《对话》，1998年6期，第75—78页。

[13] 尤里·伊万诺维奇·德罗兹多夫（Юрий Иванович Дроздов，1925年9月19日——2017年6月21日），1943年加入红军。1945年参加了柏林战役。1956年加入克格勃。1964—1968年任克格勃对外情报部驻中国代表。1975—1979年任克格勃纽约情报站站长。1979年12月27日参加了袭击并杀死阿富汗总统阿明的行动。1979—1991年任克格勃第一主要总局副局长兼非法情报处处长。1991年退休。

[14] 《莫斯科新闻时间》，1999年10月25日。

[15] 伊戈尔·雅科夫列维奇·弗罗亚诺夫（Игорь Яковлевич Фроянов，1936年6月22日——2020年12月5日），俄罗斯历史学家。1976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国立大学。1982—2001年任列宁格勒大学历史学院院长。1983—2003年任列宁格勒大学俄罗斯历史系主任。1993年起支持俄罗斯联邦共产党。2001—2003年期间因被指控“支持反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而被解除一切职务。2020年去世。

[16] 《苏维埃俄罗斯》，2002年7月20日。

[17] 卡达尔·亚诺什（Kádár János，1912年5月26日——1989年7月6日），本名切尔莫尼克·雅诺什·约热夫（Czermanik János József），生于弗姆（Fiume，现属克罗地亚）一个贫苦家庭。1930年9月参加匈牙利共产党，1932年春季担任匈牙利共产主义青年工人同盟北方区委委员，1933年担任匈牙利共产主义青年工人同盟中央委员会书记。1942年5月当选为匈牙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匈牙利解放后，于1945年5月—1948年8月任匈牙利共产党布达佩斯市委书记，1946年9月在匈牙利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副总书记。1948年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成立后继续担任副总书记。1948年8月—1950年6月任内务部长。1951年5月，因受拉伊克·拉斯洛案件的牵连而被诬陷入狱，1954年获释并平反，1956年7月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同年10月25日出任党中央第一书记，10月30日宣布解散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成立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并担任第一书记，这个职务他一直担任到1988年5月22日。11月3日，在苏联支持下成立“工农革命政府”，并担任总理，1958年1月28日辞去总理职务。1961年9月13日——1965年6月30日再次出任总理。1988年5月辞去总书记的职务，改任党主席。1989年5月9日被免去党主席和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职务，7月6日因癌症去世。

[18] 沃伊采赫·维托尔德·雅鲁泽尔斯基（Wojciech Witold Jaruzelski，1923年7月6日——2014年5月25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939年移居立陶宛。1941年被捕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1943年加入红军，参加了华沙战役。1947年加入波兰工人党。1962—1968年任国防部副部长。1964—1990年任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1965—1968年任波军总参谋长。1968—1983年任国防部长。1970—1971年任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1—1990年任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81—1985年任部长会议主席，1981年12月13日发动政变，血腥镇压团结工会运动。1981—1983年任救国军事委员会主席。1981—1989年任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1985—1989年任国务委员会主席。1989年抛弃共产主义，改国名为“波兰共和国”，并于1989—1990年任波兰共和国总统。2014年去世。

[19] 埃里希·恩斯特·保尔·昂纳克（Erich Ernst Paul Honecker，1912年8月25日——1994年5月29日），1928年加入德国共青团。1929年加入德国共产党。1930—1931年期间在苏联接受培训。1931年回国，并开始担任德共全职干部。1933年纳粹党上台后短暂被捕，获释后流亡萨尔盆地。1935年1月流亡法国，同年8月秘密回国参加抵抗运动，12月4日被盖世太保逮捕。1937年被判处十三年监禁。1945年3月越狱逃走。1946—1955年任自由德国青年联合会主席。1950年当选为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1958年当选为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60年起任民主德国国防委员会书记。1961年发起建造柏林墙。1971—1976年任统一社会党中央第一书记。1975—1989年任民主德国国务委员会主席。1976—1989年任统一社会党总书记。1989年被迫辞职。1990年被捕，随后因病获释。1991年流亡苏联。苏联解体后，于1992年被迫回国。1993年因病获释，随即流亡智利。1994年在智利病逝。

[20] 托多尔·赫里斯托夫·日夫科夫（Тодор Христов Живков，1911年9月7日——1998年8月5日），1929年加入保加利亚共产主义青年联盟。1932年加入保加利亚共产党。曾多次被捕。1935年因被指控“左倾”而被开除出党。1942年恢复党籍。1943—1944年期间参加游击队。1944—1945年任索非亚人民警察局长。1945—1948年任保共中央候补委员。1945—1990年任保加利亚国民议会议员。1948—1949年任保共索非亚市委第一书记兼祖国阵线索非亚市委主席。1949年5月27日至10月8日兼任索非亚市长。1949—1950年任保共中央组织指导部部长。1950—1954年任保共索非亚市委书记。1950—1966年任保共中央书记。1954—1989年任保共中央总书记。1962—1971年任保加利亚部长会议主席。1971—1989年任保加利亚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1989年11月被解除一切职务，同年12月13日被开除出党。1990年被捕并被判处7年徒刑。1996年改判无罪释放。1998年初参加保加利亚社会党，同年8月5日病逝。

[21] 卡尔·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1944年2月14日—— ），美国作家、调查记者。出身于一个犹太共产主义者家庭。1965年起担任记者。1966—1977年期间担任《华盛顿邮报》记者。1972—1974年期间全程报道水门事件。1980—1984年任ABC新闻华盛顿分社社长。

[22] 约翰·保罗二世（Pope John Paul II，1920年5月18日——2005年4月2日），原名卡罗尔·约泽夫·沃伊蒂瓦（Karol Józef Wojtyła），1978—2005年任梵蒂冈教皇。

[23] 《苏维埃俄罗斯》，1992年8月1日。

[24] 莱赫·瓦文萨（Lech Walesa，1943年9月29日—— ），早年参加了波兰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和农村青年联盟。1970年12月领导了格但斯克造船厂工人罢工。1971年加入五金工人工会，但于1976年被开除。1980年参加团结工会。1981年被捕。1982年获释，随后几年逐步驱逐团结工会左派。1983年获诺贝尔和平奖。1988年领导“圆桌会议”。1990—1995年任波兰共和国总统。

[25] 《新闻周刊》，1982年48期。

[26] 罗伯特·G.凯泽（Robert G. Kaiser，1943— ），美国记者、作家。1982—1985年任《华盛顿邮报》副主编。1985—1990年任《华盛顿邮报》助理总编辑。1990—1991年任《华盛顿邮报》副总编辑。1991—1998年任《华盛顿邮报》总编辑。1998—2014年任《华盛顿邮报》高级记者。2014年退休。

[27] 凯泽：《为什么会出现戈尔巴乔夫：他的胜利，他的失败和他的消亡》，纽约，1992年、第11—13页。

[28] 詹姆斯·阿迪森·贝克三世（James Addison Baker III，1930年4月28日—— ），出身于政治世家。1952—1954年期间服役于海军陆战队。1957年毕业于得克萨斯大学，并开始担任律师。1971—1972年任得克萨斯共和党财政部长。1972—1973年任墨西哥湾共和党主席。1975—1976年任商务部副部长。1981—1985年、1992—1993年任白宫办公厅主任。1985—1988年任财政部长。1989—1992年任国务卿。1997—2004年任联合国秘书长西撒哈拉特使。2006年任伊拉克研究小组主席。

[29] 《华盛顿邮报》，1991年12月26日，第33页。

[30] 霍尔姆斯：《后共产主义者》，纽约，1997年，第25页。

[31] 《在十字路口：文章汇编》，莫斯科，1999年，第197页。

[32] 《国际生活》，1993年7期，第59页。

[33] 列昂尼德·雅科夫列维奇·斯莫利亚科夫（Леонид Яковлевич Смоляков，1942年6月24日—— ），俄罗斯外交官。1987—1991年任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教授。1991—1992年任俄罗斯联邦驻乌克兰全权代表。1992—1996年任驻乌克兰大使。1996—1997年任无任所大使。1997—2004年期间经商。2004—2005年任卡尔梅克共和国副总理。2006—2007年任乌克兰中央拉达主席自由顾问。

[34] 《独立报》，1997年1月16日。

[35] 《独立报》，1996年11月20日。

[36] 《独立报》每月副刊，1997年1期，第1页。

[37] 伊戈尔·莫伊谢耶维奇·克利亚姆金（Игорь Моисеевич Клямкин，1941年3月31日—— ），俄罗斯哲学家、政治学家。1987—1991年任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兼苏联科学院国际经济政治研究所首席研究员。1991—1992年任《民主俄罗斯报》主编。1992—1996年任民意基金会分析中心主任。1996年、2000—2019年任社会学分析研究所所长。2019年起任自由使命基金会主席。

[38] 《十月》，1990年6期，第185页。

[39] 出自《共产主义问题》，美国，1990年6月；转引自《前景》，1991年5期，第32—34页。

[40] 《伊斯姆杂志》，1993年3期，第7页。

[41] 尤里·康斯坦丁诺维奇·普列特尼科夫（Юри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Плетников，1926年6月5日——2013年9月7日），苏联哲学家。1943—1945年期间参加了卫国战争。1954—1968年任莫斯科鲍曼技术大学马克思列宁主义系和哲学系副教授。1968—1975年任莫斯科罗蒙诺索夫大学哲学系历史唯物主义系副教授。1975—1995年任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历史唯物主义实际问题系主任。1987—1989年任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1990—1993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1993年参与创立俄罗斯联邦共产党。2013年去世。

[42]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萨普雷金（Владими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Сапрыкин，1935— ），苏联宗教社会学家。1970年起在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科学无神论研究所工作。1993年参与创立俄罗斯联邦共产党。1993—2000年任俄联共中央候补委员兼中央思想部部长。

[43] 维克托·瓦西里耶维奇·特鲁什科夫（Ви́ктор Васи́льевич Трушко́в，1940年5月1日——2021年5月14日），俄罗斯记者、哲学家。1965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84—1987年任《苏维埃俄罗斯报》编委会委员。1987—1988年任苏联出版、印刷和图书贸易部长会议国家委员会社会科学系主任。1988—1991年任俄罗斯社会政治学院社会主义和政治学理论系主任。1990—1991年任苏共中央《对话》杂志编委会委员。1991年八一九政变后被解除一切职务。1991—1992年任俄罗斯社会研究所政治学系主任。1993年参与创立俄罗斯联邦共产党。1997—2004年任俄联共中央委员。晚年担任俄罗斯社会主义方向科学家协会中央委员会联合主席。2021年去世。

[44]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沙巴诺夫（Александ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Шабанов，1935年11月5日—— ），1961—1996年期间在莫斯科国立大学物理化学系任教。1969—1973年任莫斯科国立大学党委副书记。1992年加入救国阵线，并于1992—1993年任救国阵线政治委员会委员。1993年参与创立俄罗斯联邦共产党。1993—1995年任俄联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93—1997年任俄联共中央主席团成员。1994—1997年任俄联共中央副主席。1995年起任俄联共中央委员。1995—2003年任国家杜马议员。1998—2004年任共产党联盟—苏联共产党理事会副主席。2004年退党，并参加了全俄未来共产党（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будущего）。2009年加入俄罗斯共产党人党（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Коммунисты России），并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兼第一副主席。2020年退党。

[45] 纳里·巴里耶维奇·比克宁（Наиль Бариевич Биккенин，1931年9月20日——2007年4月20日），俄罗斯记者、哲学家。早年参加了苏联共产党。1963—1966年任《共产主义》杂志哲学系顾问。1987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87—1991年任《共产主义》杂志主编。1990—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苏联解体后曾任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首席研究员。2007年去世。

[46] 瓦季姆·瓦连蒂诺维奇·扎格拉金（Вади́м Валенти́нович Загла́дин，1927年6月23日——2006年11月17日），俄罗斯政治学家。1964年进入苏共中央国际部工作。1971—1976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76—1981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79—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委员会书记。1980—1990年任《法国年鉴》杂志主编。1981—199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8—1991年担任戈尔巴乔夫的顾问。苏联解体后，于1992年起担任戈尔巴乔夫基金会主席顾问。2006年去世。

[47] 《对话》，1996年4期，第55—56页。

[48] 弗谢沃洛德·米哈伊洛维奇·维利切克（Все́волод Миха́йлович Вильче́к，1937年4月5日——2006年2月20日），俄罗斯记者、诗人、作家、社会学家。

[49] 《电影艺术》，1990年6期，第56页。

[50] 引自《美国》杂志，1991年3期，第67页。

[51] 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苏斯洛夫（Михайл Андреевич Суслов，1902年11月8日——1982年1月25日（或26日）），绰号“灰衣主教”。1920年加入共青团。1921年加入俄共（布）。1938—1939年任联共（布）罗斯托夫省委第一书记。1939—1945年任联共（布）斯塔夫罗波尔省委第一书记。1949—1950年任《真理报》主编。1956年参与镇压了匈牙利革命。1964年参与推翻赫鲁晓夫的政变。1979年参与发动阿富汗战争。1947—1982年任苏共中央书记。1955—1982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主管意识形态工作，推行“新斯大林主义”政策，大力镇压持不同政见者。1982年在莫斯科逝世。

[52] 引自《美国》杂志，1991年3期，第94页。

[53] 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柯西金（Алекс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Косыгин，1904年2月8日——1980年12月18日），1919年加入红军。1927年加入联共（布）。1938—1939年任列宁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1939—1940年任纺织工业人民委员。1939—198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43—1946年任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1946年3月15—23日任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1946—1980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48年2—12月任财政部长。1948—1952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48—1953年任轻工业部部长。1953年3—8月任轻工业和食品工业部长。1953—1954年任消费品工业部长。1953—1956年、1957—1960年任部长会议副主席。1959—1960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60—1964年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60—1966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1964—1980年任部长会议主席。1966—1980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68年起推行“改革”，在苏联国内推行资本主义。1980年逝世。

[54] 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葛罗米柯（Андре́й Андре́евич Громы́ко，1909年7月18日——1989年7月2日），1931年加入联共（布）。1939年任外交人民委员会美洲国家司司长。1939—1943年任苏联驻美国大使馆顾问。1943—1946年任驻美国和古巴大使。1946—1948年任苏联常驻联合国和联合国安理会代表。1946—1949年任外交部副部长。1946—1950年、1958—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2—1953年任驻英国大使。1952—1956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53—1957年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1956—1989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7年支持赫鲁晓夫打倒莫洛托夫“反党集团”。1957—1985年任外交部长。1958—1987年任《国际事务》杂志主编。1964年参与了推翻赫鲁晓夫的活动。1973—1988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3—1985年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85年因病放弃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转而支持戈尔巴乔夫。1985—1988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88年退休。1989年逝世。

[55] 德米特里·费多洛维奇·乌斯季诺夫（Дмитрий Фёдорович Устинов，1908年10月30日——1984年12月20日），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1918年进厂做工。1922年加入红军。1923年参与镇压巴斯马奇叛乱。1927年加入联共（布）。1941—1946年任军备人民委员。1946—1953年任军备部长。1946—1950年、1954—198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2—1984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3—1957年任国防工业部长。1957—1963年任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军事工业问题委员会主席。1963—1965年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65—1976年任苏共中央书记兼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67—1984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1976—1984年任国防部长兼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4年逝世。

[56] 维塔利·阿列克谢耶维奇·科罗季奇（Вита́лий Алексе́евич Коро́тич，1936年5月26日—— ），乌克兰作家、诗人、编剧、记者。1967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66—1969年任乌克兰作家协会书记。1986—1991年任《星火》杂志总编辑。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1年八一九政变后因举止失措而被解职，随即倒向反共阵营。苏联解体后，于1991—1997年任波士顿大学教授。1999年返回乌克兰。

[57] 《星火》，1991年28期，第16页。

[58] 《苏维埃文化》，1991年10月19日。

[59] 钦吉兹·托列库洛维奇·艾特马托夫（Чинги́з Тореку́лович Айтма́тов，1928年12月12日——2008年6月10日），1952年起开始从事写作。1959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66—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1991年任苏联驻卢森堡大使。苏联解体后，于1991—1994年任俄罗斯联邦驻卢森堡大使。1994—2006年期间历任吉尔吉斯斯坦驻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北约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使。2008年去世。

[60] 《起点报》，1990年5月；《对话》杂志，1990年9期，第25页。

[61] 《独立报》，1997年1月16日。

[62] 约翰·哈德斯·威尔弗雷德·劳埃德（John Hardress Wilfred Lloyd，1951年9月30日—— ），英国作家、电视和广播制片人。

[63] 《金融时报》，转引自1990年5月的《起点报》。

[64] 《共产主义问题》，1990年5—6月；《前景》，1991年6期，第21页。

[65] 尤里·德米特里耶维奇·切尔尼琴科（Ю́рий Дми́триевич Черниче́нко，1929年8月7日——2010年7月14日），苏联作家、记者、电视节目主持人。早年参加了苏联共产党。1966年加入苏联作家协会。1986—1991年任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书记兼书记处联合主席。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3年十月事件中，支持镇压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1993—1995年任联邦委员会副主席，曾任俄罗斯农民党主席。2010年去世。

[66] 阿尔卡季·尼古拉耶维奇·穆拉舍夫（Аркади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Мурашёв，1957年12月2日—— ），1980—1989年期间在苏联科学院高温研究所工作。1986年当选为莫斯科苏维埃委员。1989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年退党，并担任民主俄罗斯运动组织委员会联合主席。1991—1992年任莫斯科警察局长。1993—1995年任国家杜马议员。1994年参与创立俄罗斯民主选择党。

[67] 奥列格·日尔曼诺维奇·鲁缅采夫（Олег Германович Румянцев，1961年3月23日—— ），1987—1990年期间参加“民主改革俱乐部”。1990—1992年任俄罗斯联邦社会民主党联合主席。1990年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并于1990—1993年任宪法委员会执行秘书。1992年被开除出党。1992—1999年任俄罗斯联邦宪法改革基金会主席。1994—1996年任国家杜马立法、司法和法律改革委员会办公室顾问。1997—1998年任白俄罗斯和俄罗斯联邦议会执行秘书，参与起草了《俄白联盟条约》。2008年起任世界经济国际研究所所长兼俄罗斯联邦知识产权局局长顾问。2019年起任莫斯科市企业家权利保护专员专家委员会联合主席。

[68] 尤里·彼得洛维奇·谢科奇欣（Ю́рий Петро́вич Щекочи́хин，1950年6月9日——2003年7月3日），俄罗斯记者、作家、编剧、剧作家、电视节目主持人。1972年起担任记者。1990—1993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1995年加入亚博卢党。1995—2003年任国家杜马议员。2003年中毒身亡。

[69] 奥列格·马克西莫维奇·波普佐夫（Олег Максимович Попцов，1934年5月27日—— ），俄罗斯记者、作家。早年参加了苏联共产党。1968—1990年任《农村青年》杂志主编。1989年参与创立俄罗斯农民党。1990年3—7月任《莫斯科新闻》第一副主编。1990—1996年任全俄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董事长。2000—2005年任俄罗斯联邦电视频道电视中心总裁兼总经理。2001年起任欧亚电视和广播学院院长。

[70] 《莫斯科新闻》，1991年3月31日，第8—9页。

[71] 拉夫尔·格奥尔基耶维奇·科尔尼洛夫（Лавр Георгиевич Корнилов，1870年8月30日——1918年4月13日），沙俄步兵上将。出身于土尔克斯坦（今哈萨克斯坦）的一个哥萨克家庭。1885年入读军校。日俄战争期间任步兵第1旅参谋长，战后于1907年至1911年间任俄国驻中国武官。1911年后历任步兵第8团团长、西伯利亚步兵第9师师长。一战爆发时被任命为步兵第48师师长。1915年4月被奥军俘虏，1916年7月逃回俄国。1917年3月被任命为彼得格勒军区司令，6月任临时政府武装力量最高统帅。8月底，反革命势力企图推举科尔尼洛夫为首发动政变，推翻临时政府，但政变刚一开始就被工人阶级粉碎了。十月革命后，科尔尼洛夫继续组织白匪军负隅顽抗，最终于1918年4月13日在库班被红军击毙。

[72] 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出现的资本主义分子。——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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