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利息率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德﹞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1910）

第六章利息率

　　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每个货币额都具有执行资本职能的能力，即产生利润。其条件是：它被提供给生产资本家。“假定年平均利润率是20％。这时，一台价值100镑的机器，在平均条件以及平均的智力水平和合乎目的的活动下当作资本使用，会提供20镑的利润。因此，一个拥有100镑的人，手中就有使100镑变成120镑，或生产20镑利润的权力。他手中有100镑可能的资本。如果这个人把这100镑交给另一个人一年，让后者把这100镑实际当作资本来使用，他也就给了后者生产20镑利润即剩余价值的权力。这个剩余价值对后者来说什么也不花费，他没有为它支付任何等价物。如果后者在年终把比如说5镑，即把所生产的利润的一部分付给这100镑的所有者，他就是用这5镑来支付这100镑的使用价值，来支付这100镑的资本职能即生产20镑利润的职能的使用价值。他支付给所有者的那一部分利润，叫做利息。因此，利息不外是一部分利润的特别名称，特别项目；执行职能的资本不能把这部分利润装进自己的腰包，而必须把它支付给资本的所有者。

　　“很清楚，100镑的所有权，使其所有者有权把利息，把用他的资本生产的利润的一定部分，据为己有。如果他不把这100镑交给另一个人，后者就不能生产利润，也就根本不能用这100镑来执行资本家的职能。”^[1]

　　由于货币所有者出借他的货币，这一货币对于他来说便执行了资本即借贷资本的职能，因为这一货币在经过一些时候之后就作为增加了货币归还给他。但是，资本只有在生产过程中通过剥削劳动力，即占有无偿劳动，才能增殖。因此，借贷资本家的货币资本为在生产过程中保持自己并生产利润，必须成为生产资本家的货币资本。这一利润现在被分割了，一部分作为利息归还借贷资本家，另一部分留归生产资本家。因为利息在正常情况下是利润的一部分，所以利润是利息的最高限界。这是利润和利息之间的唯一关系。而利息却不是利润的某种固定部分。利息的高低取决于借贷资本的需求和供给。人们可以在货币所有者和生产资本家统一的前提下，或者换句话说，在所有生产资本家同时握有必要的货币资本的前提下，来设想资本主义社会和推论出它的基本原理。这样，利息将不会产生。而如果没有利润的生产，资本主义生产便是不可想象的。两者不如说是一码事。利润的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和目的。利润的生产，体现在剩余产品中的剩余价值的生产，是客观决定的。利润是直接由经济关系，由资本关系，由生产资料同劳动的分离，以及由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对立而产生的。利润量取决于工人阶级利用观有生产资料生产出来的新价值以及这种新价值在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分配，而后者又决定于劳动力的价值。我们这里所涉及的是纯粹客观决定的因素。
　　利息的情况就不同了。它来自对资本主义的本质、对生产资料同劳动的分离来说是偶然的事实：首先，不仅仅生产资本家占有货币；其次，不是全部货币资本在任何时候都必须进入个别资本的循环，而是它有时候处于闲置状态。利润的何种部分能为借贷资本家所占有，取决于生产资本家方面对这种货币资本的需求关系的变化。^[2]
　　但是，如果利息取决于需求和供给，那么我们不禁要问：需求和供给又是由什么决定的？一方面存在着暂时闲置而又力求增殖的货币，另一方面则又存在着执行职能的资本家对货币的需求，他们希望把作为货币资本的货币变为执行职能的资本。资本信用造成了这种分配，利息率的高低取决于资本信用的状况。在每个一定的时间内，都有一定数量的货币额供资本主义社会支配，它就是供给；另一方面，在同一个时间内，由于生产和流通的扩大而同样产生了职能资本家对货币资本的一定的需要。因此，这里的问题在于：在每个时间内，都有两个既定的量，它们作为需求和供给，彼此在货币市场上相遇，决定“货币的出借价格’即利息率。这种决定倒没有什么困难，困难只是出现在对利息率的变化进行分析的场合。
　　首先应该弄清：生产从而流通的扩大，意味着对货币资本需求的增加。因此，在供给保持不变的情况下，需求的增加必将造成利息率的提高。但是，困难产生于这样一种情况：供给也与需求的变化并且正是由于需求的变化而同时变化。如果我们考察形成供给的货币量，那它便是由两部分构成的：第一，既有的现金；第二，信用货币。在分析流通信用时，我们看到：信用货币是一个可变的因素，它同生产的扩大一起扩大。但是，这意味着对货币资本需求的增加；而这种增加了的需求也找到增加了的供给，后者是通过由生产的扩大而增加的信用货币产生的。因此，只有当对货币资本需求的变化比供给的变化更强烈时，利息率的变化才会出现；即是说，当对货币资本需求的增长比信用货币的增加更快时，利息率的提高才会出现。这种情况会在何时发生？首先，信用货币的增加，要求作为用于信用货币不断兑现的准备金所必要的现金额的增加。其次，随着信用货币的流通，为清偿不能互相抵消的信用货币的差额所必须保持的现金部分也增加了。同时，随着流通的扩大，信用货币在其中只能起很小作用的交易也增加了。为支付工人工资和解决日益增加的零售交易所必要的数额，大都由现金构成。因此，为借贷交易所提供的数额减少了，因为现金的一部分必须用于这些不同的职能。最后，一旦繁荣期结束，商品销售停滞或减慢，信用货币的增加便落后于提高了的生产和流通的需要。
　　实际上，这意味着，为商品而发出的票据不再互相抵消，至少是票据的期限延长。但是，如果满期的票据不互相抵消，那它们必须兑付现金。因此，信用货币（即票据或代替它的银行券）便不能按以前的规模执行货币职能和完成商品流通。为了兑付票据，便产生了对现金的更大的需求。因此，实际执行职能的信用货币减少了，而同时代替它的对现金的需求增加了。这种需求造成利息率的提高。
　　因此，如果说利息率的绝对水平取决于资本信用的状况，那么，利息率的变化则首先取决于流通信用的状况。对这种变化的详细分析，属于对产业的周期波动的叙述部分，因此，要联系那一部分加以阐明。

　　“利息率的变动（撇开较长时期内利息率的变动或不同国家利息率的差别不说；前者由一般利润率的变动决定，后者由利润率之间的差别和信用发展上的差别决定），取决于借贷资本的供给（假定其他一切条件，如信任的程度等等，是相同的），也就是说，取决于以货币形式，即以硬币和银行券形式贷出的资本的供给；这种资本和产业资本不同，后者是通过商业信用，以商品形式贷给再生产当事人自己的。”^[3]

　　我们的观点与此不完全一致。马克思认为利息率的变动取决于以货币即硬币和银行券形式贷出的资本的供给。但是，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解决：银行券的量能够有多大。这里，明显地浮现在马克思眼前的是英国的情况。对于英国来说，皮尔银行条例的法律规定作了回答。硬币和银行券的总额，是由处于流通中的硬币额、银行的黄金贮藏以及能进入流通的无准备金的1 400万英镑银行券构成的。实际上，这些银行券就其代表或至少在皮尔时期代表了能以货币符号代替的流通的最低限额来说，执行了国家纸币的职能。因此，银行券总额，通过法律，在一定程度上一次最终地确定了。但是，如果一般地提出这个问题，那么，利息率的变动取决于可以贷出的货币的供给即它的数量。但是，一切没处在流通中的货币都可以贷出。而处在流通中的，第一，是相当于最低限额所需要的货币符号：第二，是一定数额的黄金。其余的黄金贮藏在一特定银行或一些银行的地下室。这些黄金的一部分充作国内流通的准备金（贮藏货币），一部分充作国际流通的准备金，因为黄金必须执行世界货币的职能。经验指明了为这两个目的的准备金所必须有的最低限额。剩余的部分可以贷出，归根结底，形成那种对它的要求决定利息率水平的供给。而这种要求本身取决于流通信用的状况，从而取决于再生产当事人彼此提供的“商业信用”。只要商业信用能按照增大了的需求所要求的同样程度扩大，就不会发生利息率的变化。但是，不应忘记，需求的最大部分是通过与需求同时增长的供给来满足的。信用的最大部分是商业信用，或像我们常说的，是流通信用。这里，需求和供给即满足需求的手段，彼此同时随生产的扩大而增大。这种信用可以扩大，而对利息率没有任何影响。在繁荣的初期阶段，这样的扩大发生了，但并没有对利息率产生特别的影响。只有在银行的黄金储备减少，准备金接近它的最低限额，因此银行不得不提高贴现率的时候，利息率才提高。但是，这是在高度繁荣时期的情况，因为流通要求更多的黄金（可变资本，一般交易，从而为清偿差额服务的数额都增加了）。但是，正是在黄金贮藏由于吸收更多黄金的流通的需要而最小的时候，对借贷资本的需求最强烈。可以贷出的黄金贮藏的枯竭，直接造成在这个时期成为利息率调节者的银行贴现率的提高。贴现率提高的目的，也正是在于造成黄金的流入。错误的银行立法的限制，只是造成这个时刻比纯粹经济条件所要求的更早地出现。所有这些限制的错误在于：它们以某种方式过低估计了流通所必要的最低限额，从而限制了借贷资本的供给。这种情况在德国是间接发生的，而在英国是直接发生的。
　　因此，利息率降低的趋势是同这样的前提联系在一起的：现有黄金贮藏同对借贷资本需求的比例经常是更为有利的，即黄金贮藏比对借贷资本的需求更迅速地增长。如果仅仅将发达的资本主义关系彼此进行比较，那么，这种利息率不断下降的趋势实际上是不能证实的。^[4]它在理论上也是不能设定的，因为随着黄金贮藏的增加和处于流通的最低限额，高度繁荣时期被流通追加吸收的金额也增加了。
　　但是，只有在利息是利润的某种固定的部分时，利润率的下降才意味着利息率的下降。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利润率下降顶多意味着，利息的理论上可能的最高限额即利润的降低。但是，因为这种最高限额一般在较长时间内是达不到的，所以这种“证实”是根本没有意义的。^[5]
　　相反地，另一个因素是重要的。因为利息率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关系中很少变化，而利润率下降，所以总利润中的利息份额与企业利润相比有某种程度的增加，即游手好闲的资本家的份额靠牺牲职能资本家而增加。这一事实虽然同利息率下降的信条有矛盾，但却与事实相一致。它同时也是生息资本从而银行的影响和意义增长的一个原因以及资本向金融资本转化的一个重要杠杆。

^[1]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78—379页。

^[2] 为了能够通过供求关系说明价格，供给与需求必须是既定的，必须是固定的量。边际效用理论力图以供给不变为前提，因而从一定的储备出发，也是由此而来。因此，当熊彼特（《理论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和主要内容》，1908年莱比锡版）努力保卫边际效用理论而最终把政治经济学归结为静态的学说时，是完全首尾一贯的。但是，政治经济学必然是动态的学说，必然是资本主义社会运动规律的学说。实际上，这样便很好地和极其尖锐地表述了同马克思主义的对立，但同时也同样表明了边际效用理论的毫无结果，按海德曼的俏皮话说，就是：最终效用的最终无效用（the fina futility of final utility）。从经济学上说明供给量，即说明生产量的经济规律性，还有困难。需求本身是由生产及其分配以及社会产品分配的规律决定的。在决定利息率的原因方面，困难也仅仅在于说明那些决定供给量的因素。

^[3]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565页。

^[4] 就现有的可以比较的经验材料来看，根本不支持利息率下降的教条。斯密曾指出：在荷兰，在他那个时期，政府支付2％的利息，有信用的私人支付3％的利息。在英国，在上次战争（1673年）后的一段时间内，不仅最有信用的私人，而且伦敦的最大的几家商店，通常都支付5％的利息；而他们在此以前常常最多支付4％到4.5％的利息。图克引用了后一材料，对此指出：“1764年，四分息的国库证券下降到平价以下；海军证券决定9.625％的贴现率；三分息的公债，1763年3月达96，10月则下降至80。但是1765年，三分息的国库证券（其中包括新发行的）一般达到平价，有时超过平价；三分息公债提高到92。”此外，施穆勤（《一般国民经济学大纲》，第二卷第207页）指出，三分息的公债1767年已经达到107。还服从于其他决定原因的国家证券的市价，当然不是利息率水平的绝对可靠的尺度，但总还是应该注意。
　　但是，对发券银行贴现率的考察，也看不出同样下降的趋势。我们从1907年11月26日和27日《柏林日报》上阿尔弗雷德·施沃纳博士的一篇颇有兴趣的文章《从统计的角度看利息率和危机》中，借用如下一张图表：K表示危机年份，但1895年和1882年“邦图破产”是纯粹的投机危机：
　　最近55年中欧洲四个主要银行的平均贴现率：

		英格兰银行	法兰西银行	德意志帝国银行（1874年到1875年是普鲁士银行）	奥匈银行（以前是国立银行）
	1907（头10个月）		3.3	5.72	4.72
	1906	4.27	3.0	5.12	4.4
	1905	3.08	3	3.82	3.68
	1904	3.3	3	4.2	3.5
	1903	3.76	3	3.77	3.5
	1902	3.33	3	3.32	3.55
K	1901	3.9	3	4.1	4.08
K	1900	3.94	3.2	5.33	4.58
	1899	3.75	3.06	5.04	5.04
	1898	3.19	2.2	4.27	4.16
	1897	2.64	2	3.81	4
	1896	2.48	2	3.66	4.09
K	1895	2	2.1	3.14	4.3
	1894	2.11	2.5	3.12	4.08
	1893	3.06	2.5	4.07	4.24
K	1892	2.52	2.7	3.2	4.02
K	1891	3.35	3	3.78	4.4
	1890	4.69	3	4.52	4.48
	1889	3.55	3.16	3.68	4.19
	1888	3.3	3.1	3.32	4.17
	1887	3.34	3	3.41	4.12
	1886	3.05	3	3.28	4
	1885	2.92	3	4.12	4
	1884	2.96	3	4	4
	1883	3.58	3.08	4.4	4.11
K	1882	4.14	3.8	4.54	4.02
	1881	3.48	3.84	4.42	4
	1880	2.76	2.81	4.24	4
	1879	2.38	2.58	3.07	4.33
	1878	3.75	2.2	4.34	5
	1877	2.85	2.26	4.42	5
	1876	2.62	3.4	4.16	5
	1875	3.25	4	4.71	4.6
	1874	3.75	4.3	4.38	4.87
K	1873	4.75	5.15	4.95	5.22
	1872	4.12	5.15	4.29	5.55
	1871	2.85	5.35	4.16	5.5
	1870	3.12	3.9	4.40	5.44
	1869	3.25	2.5	4.24	4.34
	1868	2.25	2.5	4	4
	1867	2.5	2.7	4	4
K	1866	7	3.67	6.21	4.94
	1865	4.75	3.66	4.96	5
	1864	7.5	3.51	5.31	5
	1863	4.5	4.63	5.08	5
	1862	2.5	3.73	4.2	5
	1861	5.25	5.86	4.2	5.06
	1860	4.25	3.56	4.2	5.5
	1859	2.75	3.47	4.2	5.12
	1858	3	3.68	4.2	5
K	1857	6.7	6	5.76	5
	1856	5.8	5.5	4.94	5
	1855	4.8	5	4.08	4.27
	1854	5.1	4.37	4.36	4
	1853	3.4	3.23	4.25	4
	1852	2.5	3.18	4	4

　　施沃纳对这个表作如下说明：

　　“此外，如果想由19世纪银行贴现的统计中得出关于利息率运动的一般结论，那么，事实表明，不可能证明一个向上或向下的一定趋势。4％以下的公定贴现率，只是在时间的过程中才出现的，而且是按照国家的经济发展或迟或早地出现的。在这方面，英国远远走在其他国家前面。在那里，1845年已经第一次出现2％的银行贴现。在法兰西银行，1852年第一次出现了3％的利息率，1867年第一次出现2.5％的利息率，1877年第一次出现2％的利息率。在柏林银行，在上一世纪的20年代，已经出现3％的最低利息率，而在普鲁士银行和德意志帝国银行的支配下，利息率在1880年第一次下降到4％以下。在奥匈银行中，1903年第一次出现3.5％的利息率，这是帝国在币制调整后所经历的最初的萧条时期。因此，就利息率的界限随银行组织和币制的技术的完成而向下运动这一点来说，应该认为是一种进步。”

　　施沃耐尔还提供了下列数字：
　　最近50年中每10年的平均贴现率：

年代	英格兰银行	法兰西银行	德意志帝国银行	奥匈银行	总平均
1897—1906	3.52	2.85	4.28	4.05	3.67
1887—1896	3.04	2.71	3.59	4.21	3.38
1877—1886	3.19	2.96	4.11	4.26	3.63
1867—1876	3.25	3.89	4.34	4.85	4.09
1857—1866	4.82	4.48	4.83	5.06	4.79

　　“总平均在1857—1866这10年间最高，是4.79％。在1867—1876这10年间，它降到4.09％，但仍然很高。1877—1886年，它跌到3.63％。在1887—1896的10年间，它是3.38％，达到谷底。最后10年，平均为3.67％，高于前20年，但比产业和金融高涨的最初20年（1857—1876）还低得多。”

　　从所有这些材料可以得出结论：利息率的高低并不是以某种方式由利润率决定的，而是由对货币资本需求的大小决定的，正像这种需求受繁荣期的发展快慢、速度、强度和范围的制约一样。
　　在考察非常高的利息率时，情况总是表明，应该在货币制度中寻求它的原因。例如，在1799年，汉堡的贴现率提高到15％。但是，只有最好的票据和仅仅在有限的规模上，才能按这一比率贴现（图克：《价格史》，第一卷第241页）。原因恰恰在于缺少有弹性的货币体系，正像现在在美国利息率很高而又经历巨大波动时所表明的那样。相反地，它们同利润率的某些变化完全无关。

^[5] “在使用货币所获较多的地方，对于货币的使用，通常支付较多的报酬；在使用货币所获较少的地方，对于货币的使用，通常支付较少的报酬。”（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册，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81页）亚当·斯密的这一原理虽然很清楚，但却没有被证明，而且也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