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列宁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斗争（1975） 相关链接：托洛茨基
论被压制的列宁遗嘱 （1932年12月31日） 战后的时代，心理传记之风刮得正盛。这类作品的作者总爱将传主从社会土壤中整个拔起，硬把历史的根本驱动力归功为抽象的“个性”。亚里士多德早就精妙地将人类定义为“政治动物”，可这类作品却将人的行为拆解得只剩下一腔个人激情和本能冲动。 “个性是抽象的”这一论断听起来或许荒谬。要说抽象，难道历史上那些超人的力量不才是真正的抽象之物吗？还有什么能比活生生的人更具体呢？然而我们坚持这一观点：即是再丰满的个性，倘若抽掉了环境、民族、时代、阶级、群体、家庭给它注入的血肉，剩下的不过是一具空壳子自动机——一个心理与生理层面的机械体，顶多能成为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压根入不了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的门。 这种抛开历史与社会的写作倾向，其根源还得从历史与社会中寻找。二十年的战火、革命、危机，早把人类捧为至高的“个性”撞得七荤八素。如今要想在历史的天平上有点分量，必须以百万为单位才行。正因如此，受了委屈的“个性”便想找补回来：既然无力应对失控的社会，便干脆扭过头去不看；既然无法通过历史进程解释自我，便反过来拿自己当尺子丈量历史——活像印度的哲人盯着自己的肚脐就想构建出整个宇宙的模样一般。 纯粹心理学学派弗洛伊德对这股新兴传记学派的影响，说有确实有，却不过是蹭了层皮。说到底，这些沙龙里的心理学家正一头扎进不讲章法的“文字美容”里——他们搬弄的哪是弗洛伊德的法子，顶多算捡了些术语装样子；哪是为了分析，无非是给文字涂脂抹粉罢了。 这一流派最红的代表埃米尔·路德维希，在近期作品里顺着老路又往前蹚了一步：他丢开对传主生平事迹的研究，改用对话来交差。对着政治家回答的那些预设好的问题，盯着人家的语气与神情，作者就自个儿觉得捕捉到了真实动机，把好好的对话愣是弄成了忏悔。路德维希这套摆弄传主的新花样，看着倒有点像弗洛伊德给病人看病：都想引导着对方主动把个性亮出来。但别看表面差不多，骨子里压根不是一回事！弗洛伊德的研究能有那么大的成果，是因为他敢把老规矩砸得粉碎。这位伟大的精神分析大师冷酷无情，工作起来与其说像是外科医生，不如说更像挽着袖子的屠夫。无论如何，他的技法中绝无半点外交辞令。弗洛伊德最不屑顾及的便是患者的脸面，不管是什么体面的考量与虚伪的修饰，他全给扔一边去。也正因如此，他的对话只能关起隔音门来面对面说，旁边连个秘书、速记员都不能有。 路德维希则不然。他与墨索里尼或斯大林对话，号称要为世界呈现他们灵魂的真实肖像。但整个对话都按照事先商定的剧本推进，每句话都被速记员记录在案。这些显赫的“患者”知道哪些话对自己是有利的，哪些是有害的；作家则时而老到地识破修辞把戏，时而礼貌地假装视而不见。在这种情境下展开的对话，即便看似是忏悔，也不过是为有声电影量身定做的表演。 埃米尔·路德维希完全有理由宣称：“我对政治一窍不通。”这句话的潜台词是：“我超然于政治。”但实际上，这不过是个人标榜中立的空洞托辞——或者用弗洛伊德的话说，是一种“心理审查机制”，它能让心理学家更轻易地履行其政治职能。正如外交官虽不干涉所驻国政府的内部事务，却不妨碍他们支持阴谋、资助恐怖活动。 同一个人在不同环境中，会展现出个性的不同侧面。多少哲人贤达沦落到乡野养猪，多少凡夫俗子却身披王袍登临朝堂！但路德维希竟能轻易将布尔什维克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对立，也简化为单纯的个体心理问题。即便是最敏锐的心理学家，也无法心安理得地秉持这种带偏见的“中立”。一旦脱离人类意识的社会制约，路德维希便陷入纯粹主观臆断的境地。“灵魂”本就没有三维实体，故而不像其他一切实在之物那样，具有可供触碰的抗拒性。当作者不再热衷于研究事实与文献——既然苍白的证据能被鲜活的臆测取而代之，那前者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呢？ 路德维希写斯大林的书，和他写墨索里尼的那本一个路数，自始至终摆着副“置身政治之外”的架势。可这丝毫不妨碍他的作品变成实打实的政治武器。是谁的武器呢？写墨索里尼时是墨索里尼的武器，写斯大林时就成了斯大林一伙的武器。自然界是容不得真空的：路德维希躲着政治，政治反倒偏要来缠上他。 大约三年前我的自传出版时，现已过世的苏联官方历史学家波克罗夫斯基曾放话道：我们得赶紧回应这本书，让年轻学者们动手批驳，能驳的都给它驳回去，等等。可是奇了怪了，愣是没人回应，没人分析，没人驳斥——不是不想反驳，实在是没什么可驳的，更找不到哪个能写出本有人看的反驳著作。 既然正面强攻不成，就只能搞侧翼包抄了。路德维希当然不算斯大林学派的历史学家，他是个自成一派的心理肖像画家。可正是这种对政治一窍不通的作家，反倒可能成为最顺手的工具：有些论调找不到别的靠山，只能借名人的名头传出去，他这儿正好能派上用场。我们且看这场戏实际是怎么演的。 “非布尔什维主义”埃米尔·路德维希援引卡尔·拉狄克的说法，转述了这样一段插曲： “列宁逝世后，我们十九位中央委员聚坐一处，焦灼等待着这位逝去的领袖会从九泉之下给我们留下怎样的嘱托。列宁的遗孀将他的信交给了我们，由斯大林宣读。宣读过程中，众人屏息凝神，无人动弹。当读到托洛茨基时，文中出现了这样的话：‘他非布尔什维主义的过往不是偶然的。’听到此处，托洛茨基打断了宣读，问道：‘原文写的是什么？’这句话被重复了一遍。在那个庄严肃穆的时刻，这便是唯一的言语交锋。”
随后，路德维希褪去叙述者的身份，以分析家自居，兀自点评道：“那是何等惊心动魄的一刻，托洛茨基的心脏想必都停跳了；这一行字，实则决定了他一生的轨迹。”解开历史谜题的钥匙竟如此简单！路德维希这番油滑的文字，若非这个由拉狄克与他共同炮制的故事从头到尾、从细枝末节到关键之处全是谎言，恐怕连我自己都会被说动，以为这就是我命运的奥秘所在。 且看事实：首先，列宁的遗嘱并非如路德维希所言写于逝世前两年，而是一年前，落款日期为1923年1月4日，列宁逝世于1924年1月21日，他的政治生命则在1923年3月便已彻底中断。路德维希的口吻仿佛这份遗嘱从未完整发表过，可事实上，它早已被世界各国媒体以数十种语言反复刊载。再者，这份遗嘱在克里姆林宫的首次正式宣读，并非如路德维希所写发生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而是1924年5月22日的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会议。宣读遗嘱的也不是斯大林，而是当时担任党中央常设机关主席的加米涅夫。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我从未在宣读时情绪激动地打断，因为根本不存在任何这样做的动机。路德维希据拉狄克口述记下的那句话，在遗嘱原文中根本不存在，纯属凭空捏造。尽管难以置信，但这就是事实。 若路德维希在构建其心理模型时能稍许在意史实依据，本可毫不费力地获取遗嘱的确切文本，厘清必要的事实与日期，也就不至于让这部关乎克里姆林宫与布尔什维克的著作，不幸充斥着这般拙劣的谬误。 所谓的“遗嘱”实则写于两个时段，相隔十日：1922年12月25日与1923年1月4日。最初知晓这份文件的仅有两人：根据口述记录的速记员玛·沃洛季切娃，以及列宁的妻子娜·克鲁普斯卡娅[1]。只要列宁的康复尚有一丝微光，克鲁普斯卡娅便将文件锁藏放好。列宁逝世后，距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不久，她将遗嘱交至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意在通过党的代表大会，让这份为全党而作的文件抵达它的受众眼前。 彼时，党的机关已半公开地掌控在“三驾马车”（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手中——事实上更准确地说，已然落入斯大林的囊中。“三驾马车”坚决反对在大会上宣读遗嘱，其动机不言而喻。克鲁普斯卡娅则坚持己见，这场争执起初只在幕后角力。问题随后被移交至大会主席团会议——即各地方代表团领导人的联席会议。正是在此处，中央委员会的反对派成员才首次得知遗嘱的存在，我亦在其中。经决议禁止任何人记录后，加米涅夫开始当众宣读全文。听众的情绪的确紧张到了极点，但凭记忆回溯当时情景，我敢说，那些早已知晓文件内容的人，其焦虑程度反倒远超旁人。“三驾马车”通过其心腹提出一项决议，这是先前与地方领袖串通好的：文件仅限在各代表团的内部会议上分别宣读，严禁任何人记录，且在全体会议上不得提及遗嘱。克鲁普斯卡娅以其一贯温和却坚定的态度据理力争，称此举是对列宁遗愿的直接违背——谁也无权剥夺列宁将最后的忠告传达给党的权利。然而，受派系纪律束缚的主席团成员不为所动，“三驾马车”的决议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 要弄清那几句被吹得神乎其神、据说能决定我命运的这一行字究竟有何分量，就得先回顾前因后果。早在十月革命引发激烈争论的时期，右翼的某些“老布尔什维克”就曾不满地念叨，说托洛茨基终究不是老资格的布尔什维克。列宁向来驳斥这种论调。比如1917年11月14日，他就说过：“托洛茨基早就明白和孟什维克联合绝无可能——从那以后，再没有比他更优秀的布尔什维克了。”[2]这句出自列宁之口的话，分量自不待言。 两年后，列宁在给外国共产党人的信中阐释布尔什维主义的发展历程，其间如何有分歧、有分裂，他特别指出：“在夺取政权和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的时刻，布尔什维主义是统一的。它把接近自己的各种优秀的社会主义思想流派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3]无论在俄国还是西方，1917年之前，没有哪个思想流派比我所代表的更接近布尔什维克。我与列宁的联合，是思想逻辑与历史进程的必然。在那个决定性时刻，布尔什维克将“接近自己的各种优秀的社会主义思想流派”纳入麾下——这是列宁对当时局势的判断，我对此毫无异议。 1920至1921年冬天，我们就工会问题争论了两个月，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又想拿我过去的“非布尔什维主义”说事。对此，立场相反的几位性子更直的领导人反唇相讥，提醒季诺维也夫想想他在十月起义时的表现。列宁在病榻上反复思量：自己不在了，党内关系会如何演变？他不可能没预见到，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会利用我非布尔什维主义的过往，煽动老布尔什维克反对我。而遗嘱恰恰也想防患于未然。在评价完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后，遗嘱紧接着写道：“我不打算再评述其他中央委员的个人特点了。我只提醒一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的那件事当然不是偶然的，但是此事不大能归罪于他们个人，正如非布尔什维主义不大能归罪于托洛茨基一样。”[4] 说十月事件“不是偶然的”，用意再明确不过：警告全党，在危急时刻，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可能再次暴露动摇本性。但这一警告与提及托洛茨基的部分毫无关联——对我，遗嘱只是建议不要拿过去的“非布尔什维主义”进行人身攻击。如此看来，拉狄克说我当时追问那句话，根本毫无动机。路德维希臆想我“心脏停跳”，更是无稽之谈。遗嘱非但没打算阻挠我在党内发挥作用，恰恰相反，我在后文会提到，它的目的完全是另一回事。 “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关系”这份两页打字稿的遗嘱，核心内容是对斯大林与托洛茨基这“现时中央两位杰出领袖”的关系作出评价。列宁先是提及托洛茨基“杰出的才能”（称他是“现在的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随即指出他的缺点：“过分自信”与“过分热中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不过顺带一提，这些缺点无论本身多么值得重视，都与近年来后继者们编造的“低估农民”“不信任革命内在力量”等污蔑毫无关联。 关于斯大林，列宁写道：“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这里说的并非斯大林当时还微不足道的政治影响力，而是他“当了总书记”后在行政层面积聚的权力。这一表述精准审慎，我在后文还会再论及。 遗嘱主张将中央委员会成员增至五十人，甚至一百人，以便通过这种集中力量，遏制政治局内的离心倾向。这一组织建议乍看像是防范个人冲突的中性保障，然而仅十天后，列宁便觉得这还不够，又补充了一项建议，也正是这一建议为整个文件定下了最终基调：“……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5] 列宁口述遗嘱的那些日子，仍在竭力克制地表达对斯大林的批评。而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他的语气越来越尖锐，直至声音永远沉寂。但即便是在遗嘱中，要求更换总书记的理由也已说得足够清楚：除了粗鲁与任性，斯大林还被指责不够忠实。至此，这份评价已然成了严厉的指控。 这份遗嘱对斯大林而言并非意外（后文将会提到），但这并未减轻它的冲击力。斯大林最初在书记处、在最亲近的亲信圈里看到文件时，曾脱口而出一句脏话，毫不掩饰他对遗嘱作者的真实态度。在我看来，这句话之所以能传到广泛的圈子里，尤其是这种反应本身所带有的那种难以模仿的特质，足以证明这段插曲的真实性。可惜的是，这句流传甚广的话无法见诸文字。 遗嘱的结语毫不含糊地表明，在列宁看来，危险来自何方。免去斯大林的职务——唯独他一人——意味着切断他与机关的联系，剥夺他操纵权力杠杆的可能，夺走他在这个职位上积聚的一切权力。那么，谁该接任总书记？一个具备斯大林的优点，却更有耐心、更忠实、更少任性的人。这句话对斯大林的刺痛最烈：列宁显然不认为他是不可替代的，反而提议另寻更合适的人选。斯大林按惯例提出辞职时，带着几分任性反复念叨：“好吧，我确实粗鲁……伊里奇建议你们找个比我更有礼貌的人。行啊，你们就找吧。”“没关系，”他当时的一位盟友接话道，“我们不怕粗鲁。我们全党都粗鲁，这是无产阶级的本色。”这话间接将一种沙龙式的礼仪强加给了列宁。至于“不够忠实”的指责，斯大林和他的盟友们则一言不发。或许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应声附和的是农业人民委员亚·彼·斯米尔诺夫，而如今他已作为右派反对派遭到禁绝。政治从不讲情面。 宣读遗嘱时，拉狄克还是中央委员，就坐在我旁边。他一时情绪失控，又缺乏自我的主见，被遗嘱内容冲昏了头，凑过来对我说：“这下他们不敢跟你作对了。”我答道：“恰恰相反，他们会变本加厉，而且会尽快动手。”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接下来的日子很快就证明了我的判断。三驾马车为了抢在遗嘱发酵前尽快让全党接受既成事实，他们向各地方代表团宣读文件时不许外人在场，这本身就成了针对我的公然斗争。代表团的头目们宣读时吞吞吐吐，对某些内容刻意强调，还辩解称这封信是列宁在重病期间受了蒙蔽和挑唆才写的。此时，权力机器已完全失控。三驾马车竟敢违背列宁遗愿，拒绝在代表大会上宣读遗嘱，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那次大会的构成与氛围。遗嘱不仅没有削弱或终止党内斗争，反而让它的节奏变得更为凶险。 列宁对斯大林的态度政治的渗透力向来顽固，即便是那些刻意与它划清界限的人，也可能被它利用。路德维希写道：“直到列宁逝世，斯大林始终狂热地追随他。”若这话仅想表达列宁对包括斯大林在内的门徒们影响深远，倒也无可厚非。但路德维希的用意不止于此——他想暗示，这位门徒与导师之间有着非同一般的亲密。为此，他还引述了斯大林本人的话作为“珍贵证词”：“我只是列宁的学生，我的目标是做他合格的学生。”身为专业的心理学家，却不加批判地搬弄这种陈词滥调，实在令人遗憾——这种客套的谦逊里，连一丝真情实感都没有。此刻的路德维希，不过是近年官方炮制的神话的传声筒。他大概丝毫没意识到，自己对事实的漠视已使论述陷入何等矛盾：若斯大林真的“始终狂热地追随”列宁，那又如何解释列宁第二次中风前夕口述的最后一份文件，竟是一封致斯大林的绝交信？寥寥数行，彻底断绝了两人间的私人与同志关系。列宁一生从未与所谓“亲密战友”如此决裂，这背后必然有着极深的心理动因；要说这是针对一位至死“狂热追随”导师的学生，无论如何都说不通。可路德维希对此只字未提。 列宁与斯大林的绝交信后来在党内高层传开时，三驾马车早已分崩离析。斯大林及其亲信别无他法，只能重弹老调，声称列宁当时已神志不清。但事实是，遗嘱也好，绝交信也罢，都是1922年12月至1923年3月间写成的——正是在这几个月里，列宁还发表了一系列纲领性文章，为党留下了他思想中最成熟的成果。他与斯大林的绝交绝非突发的，而是由先前一系列原则与实践上的冲突累积而成，并以悲剧性的光芒映照出这些冲突的全部苦涩。 列宁无疑曾看重斯大林的某些特质：性格刚毅、坚韧固执，甚至带些冷酷与狡黠——这些在战争中乃至革命指挥层面都堪称必要的品质。但列宁从不认为，即便这些特质再突出，也足以支撑一个人领导党和国家。在他眼中，斯大林是革命者，但却不是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理论在列宁的政治斗争中分量极重，可没人会把斯大林当成理论家，他自己在1924年前也从未标榜过这一点。恰恰相反，在小圈子里，他理论功底的薄弱是众所周知的。斯大林对西方一无所知，也不懂什么外语，从未参与过国际工人运动问题的讨论。最后一点虽不那么关键，却也并非无关紧要：他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作家或演说家。他的文章，即便字斟句酌，也满是理论谬误与幼稚观点，甚至还常出现粗劣的俄语语病。在列宁看来，斯大林的价值完全在于党务管理与权力运作的范围，可即便是这一点，列宁也多有保留，到了晚年，这种保留更是有增无减。 列宁鄙夷唯心主义的道德说教，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革命道德的严格践行者——他所坚守的，是那些他认为对革命成功与新社会建设必不可少的行为准则。列宁的严苛源于性格，自然流露，不带半点学究气、偏执或刻板。他太了解人了，总能接纳人的本真。他会将一些人的缺点与另一些人的优点结合，有时也会兼容他们的缺点，始终敏锐观察其最终的结果。他也深知，时移世易，人亦会随之改变。党一夜之间从地下状态一跃升至权力巅峰，这让每位老革命者的个人境遇与人际关系都发生了剧烈突变。列宁在这种新形势下看清了斯大林的品性，他在遗嘱中谨慎却明确地指出：斯大林不够忠实，且有滥用权力的倾向。路德维希忽略了这些暗示，可恰恰是这些，埋藏着理解列宁与斯大林最后时期关系的钥匙。 列宁不仅是革命专政的理论家与实践者，更是其道德根基的警觉守护者。任何借权力谋取私利的苗头，都会点燃他眼中的怒火。“这与资产阶级议会制有何区别？”他常常这样质问，以此宣泄压抑的愤慨，还时常就议会制补充几句精辟的定义。而与此同时，斯大林正越来越肆无忌惮地利用革命专政的权力，培植对自己个人效忠的势力。身为总书记，他成了掌控恩宠与命运的分配者。一场不可避免的冲突就此埋下伏笔。列宁逐渐丧失了对斯大林的道德信任。理解了这一基本事实，其晚年那些具体事件便能各个理顺，勾勒出列宁对斯大林态度的真实图景，而非虚假幻象。 斯维尔德洛夫与斯大林：两种组织者类型为了正确理解遗嘱在党的发展历程中的地位，此处需稍作铺陈。1919年春之前，党的主要组织者是斯维尔德洛夫。他虽无“总书记”这一后来才出现的头衔，但实际上履行着这一职责。1919年3月，34岁的斯维尔德洛夫因所谓“西班牙流感”病逝。当时内战正酣，疫情肆虐，人命如草芥，全党几乎未能即刻意识到这一损失的分量。列宁在两篇悼词中对斯维尔德洛夫的评价，不仅勾勒出其形象，更间接映照出他日后与斯大林的关系。列宁曾说：“在我国革命进程中，在革命胜利中，斯维尔德洛夫同志比谁都更充分更完整地体现出无产阶级革命的最主要最本质的特征。”[6]斯维尔德洛夫“一位首先是和主要是组织家的人物”[7]。他从一名谦逊的地下工作者起步，既非理论家，也非作家，却在短时间内成长为“这样一位拥有最高威信的组织者，这样一位俄国全部苏维埃政权的组织者，这样一位就其知识来说是独一无二的党的工作的组织者”[8]。列宁向来不喜欢在纪念日或悼词中夸大其词，他对斯维尔德洛夫的评价，实际上也界定了“组织者”的职责：“只是因为我们有雅·米·斯维尔德洛夫那样的一些组织家，我们才能在战争情况下顺利地进行工作，连一个值得注意的冲突都没有发生。”[9] 事实的确如此。那段时间我与列宁交谈时，曾不止一次且愈发欣慰地提到我们成功的核心条件：领导集体的团结与协作。尽管局势凶险、困难重重，面对的问题前所未有，偶尔也会爆发尖锐的分歧，但工作始终推进得异常顺畅融洽，从未中断。我们常以寥寥数语回顾以往革命的波折：“不，我们现在更好。”“仅此一点就保障了我们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整个历史为中央的团结奠定了基础，而领袖们——尤其是列宁——无可争议的权威则维系了这份团结。但在这种空前一致的内部运作中，斯维尔德洛夫是首席技术专家。他的组织艺术秘诀很简单：一切以事业利益为指南。党的工作人员从未担心过中央机关会滋生阴谋诡计，而忠实正是斯维尔德洛夫权威的根基。 列宁在心中对所有党的领导人一一掂量后，在悼词中得出了务实的结论：“像这样一个有非凡的组织才能的人，我们是永远找不到人代替他的，如果把代替理解为能够找到一个具备同样能力的同志的话。……现在要担负起他一个人在组织方面，在挑选和按专长任用人才方面所做的工作，只有把整批整批的人派到斯维尔德洛夫同志过去一个人所管的各个重要部门中去，而且要踏着他的足迹前进，才能勉强完成他一个人所做的工作。”[10]这番话绝非虚饰之词，而是极其务实的建议，且后来确实得到了落实：原本单一的书记职位，被改为由三人组成的书记处集体领导机关。 列宁的这番话，即便对不熟悉党史的人而言也显而易见：斯维尔德洛夫在世时，无论在十月革命时期，还是在苏维埃国家奠基筑墙的阶段，斯大林在党的机关中都未曾扮演过领导角色。取代斯维尔德洛夫的首个书记处，也没有斯大林的位置。 斯维尔德洛夫逝世两年后，在党的十大上，季诺维也夫等人怀着反对我的隐秘心思，提名斯大林担任总书记——也就是让他在法律上占据斯维尔德洛夫曾实际拥有的地位。列宁在小范围内反对这一计划，坦言担忧“这个厨子只会炒辣菜”。单是这句评语，结合斯维尔德洛夫的特质，便足以揭示两种组织者的差异：前者不倦地调和矛盾、为集体工作铺路；后者却专擅“辣味大菜”，甚至不惜往菜里下砒霜。1921年3月，列宁未将反对进行到底——即未公开在大会上直接反对斯大林提名，原因在于当时“总书记”这一职位，即便冠以“总”字，在权力与影响力集中于政治局的背景下，仍只属于从属性质。或许列宁也和许多人一样，未能及时充分意识到其中的危险。 1921年底，列宁的健康急剧恶化。12月7日，在医生的坚持下准备动身休养时，向来不爱抱怨的他给政治局委员们写信说：“我今日启程。尽管已减少工作、增加休息，近几日失眠仍严重得要命。恐怕我既无法在党代会上发言，也参加不了苏维埃代表大会了。”[11] 五个月里，他在病榻上煎熬，被医生与友人半劝半阻地脱离工作，却始终牵挂着党和国家事务的走向，与缠绵的病痛苦苦缠斗。5月，他第一次中风。整整两个月，列宁无法言语，无法书写，甚至无法动弹。7月，他才慢慢好转，在乡间休养时，渐渐恢复了频繁的书信往来。10月，他回到克里姆林宫，正式重返工作岗位。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他在一份未完成的演说草稿中私下写道，“这半年我静坐着，从‘局外人’的角度观察。”[12]列宁的意思很清楚：从前他深陷工作，许多事情反而视而不见；这次长时间的中断，倒让他得以用全新的眼光看清许多问题。毫无疑问，最让他忧心的是官僚权力的恶性膨胀，而其核心正是中央委员会组织局。 重返岗位后，列宁立刻意识到，必须换掉那个专擅“辣味大菜”的主事者。但人事问题已变得异常复杂。他不难发现，自己养病期间，斯大林如何大肆安插亲信——往往与事业利益直接冲突。如今这位总书记的背后已有一个庞大的派系，成员间的纽带即便算不上思想共鸣，至少也足够牢固。若不发动一场严肃的政治攻势，已无法撼动党的机器的头目。于是乎，列宁与我进行了一次“密谋式”的谈话，商议联手反对苏维埃与党内的官僚主义，他还提议结成“同盟”对抗组织局——那是当时斯大林的中心堡垒。这次谈话的事实与内容很快便反映在文件中，成为党史上一段无人否认、也无从否认的重要篇章。 然而，仅仅几周后，列宁的健康状况再度恶化。医生不仅禁止他继续工作，连与同志们进行事务性交谈也被严令制止。他只能独自在居室中苦思后续的斗争策略。为牵制书记处的幕后操作，列宁构思了几项带有组织性质的总体措施，其中便包括设立一个高度权威的党内监督机关——中央监察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将由可靠且经验丰富的党员组成，在层级上完全独立，也就是说，其成员既非行政官员，也非管理人员，同时被赋予监察权：凡违反法制、违背党和苏维埃民主原则、践踏革命道德者，无论职位高低，均在监察之列，既包括中央委员等党内官员，也涵盖通过工农检查院牵连出的国家高级官员。 1月23日，列宁通过克鲁普斯卡娅要求在《真理报》发表一篇文章[13]，阐述他对中央机关改革的设想。他既担心病情突然恶化带来致命打击，又警惕书记处可能作出的背叛性反应，因此要求文章立即见报——这无疑是直接向全党发出呼吁。斯大林却以“需经政治局讨论”为由拒绝了克鲁普斯卡娅的请求。形式上看，这不过是推迟一天，但将问题提交政治局的举动本身就暗藏不祥。遵照列宁的指示，克鲁普斯卡娅向我寻求协助。我随即要求召开紧急政治局会议。列宁的担忧果然应验：出席会议的全体委员与候补委员：斯大林、莫洛托夫、古比雪夫、李可夫、加里宁、布哈林，不仅一致反对列宁的改革方案，甚至拒绝刊发他的文章。为安抚这位情绪稍一激动就可能引发不测的病人，后来担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的古比雪夫竟提议：为列宁的文章特制一期《真理报》，且只印一份。这便是他们对“导师”的“狂热追随”。我愤怒地驳斥了这种欺骗列宁的提议，明确支持他的改革方案，并坚决要求立即刊发文章。迟到一个小时的加米涅夫支持了我的主张。最终，多数派的态度被一个现实顾虑打破：无论如何，列宁的文章总会流传开来，人们会用打字机传抄文章，反而引发更强烈的关注，届时会更尖锐地将矛头指向政治局。1月25日清晨，这篇文章终于登上《真理报》。这段插曲后来也如实载入官方文件，本文所述正是基于这些文献。 我认为有必要总体强调一点：我并非纯粹的心理分析学派信徒，且向来更信任确凿无疑的事实，而非记忆中掺杂情感的印象。因此，除特别注明的片段外，本文论述的全部内容，均基于我档案中的文献写成，且对日期、证词及各类事实细节都做了审慎的核查。 列宁与斯大林的分歧列宁与斯大林的斗争，并非仅限于组织政策领域。1922年11月的中央委员会全会上[14]，列宁与我均未出席，会上却出人意料地对对外贸易制度作出根本性修改，动摇了国家垄断的根基。当时我与外贸人民委员克拉辛谈及这项中央决议时说：“他们虽未捅破桶底，却已凿出了好几个窟窿。”列宁得知后，于12月13日致信我：“恳请您在即将召开的全会上出面维护我们的共同观点，即保留和加强对外贸易垄断是绝对必要的。……上次全会在这方面通过了与对外贸易垄断完全背道而驰的决定。”[15] 在这个问题上，列宁寸步不让，坚持要我向中央委员会与代表大会申诉。这一击主要针对作为总书记的斯大林，他对中央全会的议题安排负有责任。不过这一次，冲突并未公开爆发。觉察到危险的斯大林未作抵抗便屈服了，他和其同伙一起不战而退。12月的全会上，11月的决议被撤销。列宁在12月21日的信中打趣道：“好像仅仅调动了一下兵力，就一枪不发地拿下了阵地。”[16] 两人在民族政策上的分歧更为尖锐。1922年秋，我们正筹备将苏维埃国家改组为各民族共和国联盟。列宁认为，必须尽可能满足那些长期受压迫、尚未完全摆脱创伤的民族的诉求，即便其主张有时略显过激。而身兼民族事务人民委员、主持筹备工作的斯大林，推行的却是官僚集中制政策。当时列宁正在莫斯科近郊养病，通过致政治局的书信与斯大林展开论战。他最初评论斯大林的联邦方案时，语气极为温和克制，在1922年9月底那段时间，他仍希望通过政治局化解分歧，避免公开冲突。反观斯大林的回信，字里行间满是不悦，指责列宁“操之过急”，甚至扣上“民族自由主义”的帽子，意即纵容“异族”的民族主义。这段在政治上极具深意的通信，至今仍对全党隐瞒。 彼时，这种官僚主义民族政策已在格鲁吉亚激起强烈反抗，当地布尔什维克的精英们联合起来，反对斯大林及其心腹奥尔忠尼启则。列宁通过克鲁普斯卡娅，与格鲁吉亚反对派领袖（姆季瓦尼、马哈拉泽等人）建立了私下联系，组成了对抗斯大林、奥尔忠尼启则与捷尔任斯基的阵线。边疆的斗争已白热化，斯大林与特定集团的捆绑太深，不可能像在外贸垄断问题上那样默默退让。接下来几周，列宁逐渐意识到必须向全党呼吁。12月底，他口述了一封关于民族问题的长信，预备若因病无法出席党代会，便以此替代发言稿。 列宁指责斯大林“急躁和喜欢采取行政措施”、“对有名的‘社会民族主义’的愤恨”。“我想，”他郑重写道，“愤恨通常在政治上总是起极坏的作用。”[17]他将这种对抗受压迫民族正当诉求（即便起初有些过激）的行为，定性为大俄罗斯官僚主义的表现。他首次点名批评对手：“当然应当使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对这一真正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运动负政治上的责任。”[18]身为大俄罗斯人的列宁，竟指责格鲁吉亚人朱加什维利[19]与波兰人捷尔任斯基搞大俄罗斯民族主义，这看似矛盾，实则关乎两种政治体系的对立，其分歧体现在所有领域，民族问题只是其中之一。几年后，拉柯夫斯基在无情批判斯大林派系的手段时写道：“官僚阶层对待民族问题，如同对待其他一切问题，均从便于管理与控制的角度出发。”[20]此言可谓一针见血。 斯大林的口头让步不仅并未平息列宁的疑虑，反而加剧了他的警觉。列宁通过秘书警告我：“斯大林会先搞出个卑劣的妥协，回头再翻脸不认账。”事实正是如此——他准备在即将召开的党代会上接受任何民族政策的理论表述，只要不削弱他在中央与边疆的派系根基。斯大林确实有充分理由担忧：列宁已看穿他的全部计划。但另一方面，病榻上的列宁身体每况愈下，斯大林冷静地将这一关键因素纳入算计。列宁的健康愈发恶化，总书记的实际政策便愈发专断。斯大林试图隔绝这位危险的监督者与一切可能对他及同伙不利的信息，这种封锁政策自然也针对列宁身边最亲近的人。克鲁普斯卡娅竭力保护病中的列宁，免受书记处的恶意算计，可列宁总能从蛛丝马迹中洞悉全局。他清楚斯大林的所作所为、动机与盘算，不难想象这些在他心中激起的波澜。须知彼时列宁的案头，除了主张罢免斯大林的遗嘱，还有关于民族问题的文件。他的秘书福季耶娃与格利亚塞尔敏锐捕捉到领袖的心境，称这些文件是投向斯大林的“炸弹”。 半年来的尖锐斗争列宁是在关于改组工农检查院（此前数年由斯大林领导）的问题上，发展了他关于中央监察委员会作为党的法律和团结的捍卫者的思想。1923年3月4日，《真理报》发表了那篇在党史上著名的文章《宁肯少些，但要好些》[21]。这篇作品断断续续写成，列宁向来不喜欢口述，也难以口述，撰写过程颇为艰难。3月2日，他终于满意地听完了文稿：“总算像样了。”文中从国内外广阔的政治视角，提出了对党核心机关的改革设想，这部分内容此处暂不展开。但与本文主题密切相关的，是列宁对工农检查院的评价。他这样写道：“让我们直说吧，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现在没有丝毫威信。大家都知道，再没有比我们工农检查院这个机关办得更糟的机关了，在目前情况下，对这个人民委员部没有什么可要求的了。”[22] 一国政府的首脑在公开刊物上，对如此重要的国家机关作出这般尖锐批评，无疑是对该机关的组建者与负责人斯大林的直接且毫不留情的打击。其中原因现在应当很清楚了：工农检查院本应是遏制革命专政中官僚主义畸变的主要防线，要胜任这一重任，其领导层必须绝对忠实，而这正是斯大林所缺乏的。他把工农检查院连同党中央书记处，变成了搞机关阴谋的工具，用来包庇“自己人”和打击异己。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中，列宁直言不讳地指出，他提议的工农检查院改革（不久前才由瞿鲁巴接任院长）必将遭遇“我们的官僚，不论是苏维埃官僚还是党官僚”的抵抗。他还意味深长地补充了一句：“官僚不仅在苏维埃机关里有，而且在党的机关里也有。”[23]这无疑是对身为总书记的斯大林的明确打击。 因此，在列宁政治生命的最后半年——从康复到第二次病倒期间——始终充斥着与斯大林日益激烈的斗争，这绝非夸大其词。不妨让我们再回顾一下关键时间节点：1922年9月，列宁就民族问题向斯大林的政策开火；12月初，就外贸垄断问题向斯大林发难；12月25日，写下遗嘱的第一部分；12月30日，撰写关于民族问题的书信（即那枚“炸弹”）；1923年1月4日，在遗嘱后增添附言，要求必须撤掉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1月23日，起草针对斯大林的大杀器——监察委员会计划；3月2日的文章中，从工农检查院与总书记两方面对斯大林发起双重打击；3月5日，就民族问题备忘录致信我：“如果您同意出面为这件事辩护，那我就可以放心了。”[24]同日[25]，他首次公开与斯大林在格鲁吉亚的死敌联手，专门致信表示自己“专心致志”[26]支持于他们的事业，并正为反对斯大林、奥尔忠尼启则与捷尔任斯基准备材料。“专心致志”一词，在列宁口中并不常见。 列宁的秘书福季耶娃作证说：“这个问题（民族问题）让他极为焦虑，他本打算在党代会上就此发言。”[27]然而，党代会召开前一个月，列宁彻底病倒，甚至来不及对文章作出指示。斯大林肩上的重压骤然卸下。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会议上，他已然敢用那副标志性的腔调，将列宁的信说成是病人“受娘们影响”（指克鲁普斯卡娅与两位秘书）的产物。随后，便以“需要弄清列宁真实意愿”为借口，决定将这封信锁起，至今仍未公开。 上述戏剧性事件虽本身已足够鲜活，却远未展现列宁在政治生命最后几个月里，投身党内事务时那份炽热的激情。无论书信还是文章，列宁向来对自己严苛把关。第一次中风后，他对自身病情已有清醒认知。1922年10月重返工作岗位后，脑部毛细血管的隐痛虽不明显，却如不祥的预兆愈发频繁，显然在警示他病情随时可能复发。尽管医生一再安慰，列宁对自身状况仍有冷静判断。1923年3月初，当他被迫再次脱离工作，或至少无法参加会议、会见他人或接听电话时，诸多忧虑与恐惧被他带入病室：官僚机关已沦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其核心正是斯大林在中央书记处的秘密派系；在列宁反复强调需格外审慎的民族问题上，帝国式中央集权的獠牙正愈发露骨；革命的理念与原则，正屈从于幕后交易的利益；专政的权威，愈发沦为官员专横的遮羞布。 列宁敏锐察觉到一场政治危机正在逼近，担心机关机器会扼杀党的生命。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斯大林的政策俨然成了不断膨胀的官僚主义怪兽的化身。这位病人想必不止一次因一个念头而战栗：第二次病倒前，他与我商讨的机关改革，终究未能付诸实践。在他看来，自己毕生的事业正面临致命威胁。 而斯大林呢？他已骑虎难下，既被自己的派系裹挟，又惧怕那股来自病榻上的集中攻势，于是愈发铤而走险：公然通过任免党和苏维埃职务培植亲信，恐吓那些通过克鲁普斯卡娅向列宁传递消息的人，甚至还变本加厉地散布谣言，称列宁已无法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列宁写下了与斯大林彻底决裂的信。这封信绝非凭空产生，而是忍耐终于达到了极限。无论从时间、政治还是道德层面，它都为列宁对斯大林的态度画上了最终的句号。 令人诧异的是，路德维希一面感激地复述着“门徒对导师至死忠诚”的官方说辞，一面对这封决裂信及所有与当下克里姆林宫神话不符的史实绝口不提。即便从他曾评价甚高的我的自传中，他也应该知晓这封信的存在。或许他对我的证词存疑，但这封信的存在与内容从未被任何人否认，甚至在中央委员会的速记记录中都有佐证。1926年7月的全会上，季诺维也夫曾说：“1923年初，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致斯大林同志的私人信件中，断绝了所有同志关系。”（全会速记记录第4号第32页）包括列宁的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在内的其他发言者，也都将此信视为中央委员会圈子内人尽皆知的事实。那时候，斯大林连质疑这些证词的念头都不敢有，据我所知，他此后也从未直接否认过。[28] 近年来，官方历史学家不遗余力地试图抹去这整段历史的记忆，对共产主义青年群体而言，这种努力确实取得了些许成效。可研究者的使命不正是戳破神话、还原事实真相吗？难道心理学家能独身事外吗？ “双头政治”的假说我们在前面已勾勒出列宁与斯大林最终斗争的关键节点。在所有这些阶段，列宁都寻求我的支持，且始终获得了我的支持。从列宁的演说、文章与书信中，不难找出数十处证据：自我们在工会问题[29]上的短暂分歧后，整个1921年、1922年乃至1923年初，列宁从未放过任何公开场合，强调他与我的共识，引述我的言论，支持我的举措。我们必须明白，他的动机绝非出于私人情谊，而是政治考量。事实上，最后几个月里，让他忧心且痛心的，或许正是我对他反斯大林的斗争措施支持得不够积极。没错，这是历史的悖论！列宁担心未来会因斯大林与托洛茨基而分裂，故而要求我更坚决地对抗斯大林。这种矛盾看似存在，实则不然：为了党的未来领导核心的稳定，列宁希望此时能严厉谴责斯大林，解除其武装。而我有所克制，是担心在列宁与死神抗争的时刻，领导集团若爆发激烈冲突，会被全党解读为争夺列宁衣钵的角逐。我无意在此评判当时的克制是对是错，也不想探讨仅凭组织改革与人事调整能否化解迫近的危机。但这些历史参与者的真实立场，与那位轻率解读所有谜团的德国通俗作家所描绘的图景，相去何其之远！ 路德维希称，遗嘱“决定了托洛茨基的命运”，显然是想说它导致了我的失势。然而他又抛出另一种说法，与前者并行不悖，甚至未曾试图调和：列宁希望“托洛茨基与斯大林形成双头政治”。这一看法无疑来自于拉狄克，不过却恰好证明：即便是现在，即便是在斯大林的核心圈子里，即便是在刻意引导这位受邀来访的外国作家时，仍无人敢断言列宁视斯大林为接班人。为避免与遗嘱原文及一系列文件发生过于粗暴的冲突，只能事后编造出“双头政治”的说法。 可是这种说法如何与列宁“免去总书记职务”的建议调和？那无疑是要剥夺斯大林所有影响力的武器。列宁怎会如此对待一个“双头政治”的候选者？更何况，拉狄克与路德维希的第二种假说，即便更为谨慎，也在遗嘱原文中找不到任何依据。遗嘱作者的目标是很明确的：保障中央委员会的稳定。列宁寻求的路径并非人为拼凑的“双头政治”，而是强化对领导人行为的集体监督。至于他如何构想集体领导中各成员的相对影响力，读者可依据前文引述的遗嘱内容自行判断，但不应忽视：遗嘱并非列宁的最后定论，且他对斯大林的态度，越是临近结尾便越发严厉。 倘若路德维希稍许关注遗嘱的后续命运，便不会在评判其意义与精神时犯下如此重大的错误。这份被斯大林及其集团向全党隐瞒的遗嘱，只有反对派去重印并刊发了，当然是秘密进行。成百上千的我的朋友与支持者，只因抄写、传播这短短两页文字便遭到逮捕与流放。1927年11月7日，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日，莫斯科的反对派举着“实行列宁遗嘱”的标语参加游行，遭到斯大林分子组建的特别分队冲击并抢夺。两年后，当我被驱逐出境时，他们竟编造出“1927年11月7日托洛茨基分子预谋暴动”的谎言。“实行列宁遗嘱”的号召，竟被斯大林分子解读为暴动信号！直至今日，共产国际的任何支部仍被禁止刊发这份遗嘱。与之相反，左派反对派则在各国抓住每个机会重印这份文件。这些政治事实，已足以说明全部问题。 作为消息来源的拉狄克那么，那个关于我在宣读遗嘱（或者说宣读遗嘱中压根不存在的一句话）时突然起身质问“原文写的是什么”的荒诞说法，究竟源自何处？对此我只能给出一种推测性解释，其可信度如何，就交由读者判断吧。 拉狄克属于那种职业俏皮话大师兼故事编造者之流。我这么说并非否定他的其他特质。只需提一件事便足够：1918年3月8日党的七大上，向来极少对个人发表评论的列宁，竟特意指出：“拉狄克也无意中讲了一句正经话……”后来又补充道：“这一次拉狄克同志竟然说了一句确实十分正经的话……”[30] 那些只有在例外情况下才说正经话的人，天生就爱对现实进行加工——因为未经修饰的现实，往往与他们的故事格格不入。个人经验告诉我，对拉狄克的证词必须抱持极度谨慎的态度。他的习惯不是复述事件，而是借事件为由头展开一番妙语连珠的议论。每种技艺（包括讲趣闻轶事）都追求提炼升华，因此拉狄克总爱把不同的事实或不同事件中更亮眼的片段拼凑在一起，哪怕它们发生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这并非出于恶意，而是他的职业习惯。 这次的情况显然也是如此。种种迹象表明，拉狄克把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会议与1926年的中央委员会全会混为一谈了，尽管这两次会议相隔了两年多。1926年的那次全会上，确实宣读了一些秘密手稿，其中就包括遗嘱。只不过这次念稿的是斯大林，而非加米涅夫——那时加米涅夫早已坐在反对派的席位上，与我并肩而坐。之所以要宣读这些文件，是因为那几天，遗嘱、列宁论民族问题的信件以及其他被封藏的文件，已在党内广泛流传。党的机关开始坐立不安，想弄清楚列宁究竟说了些什么。“反对派都知道，就我们被蒙在鼓里。”他们这样议论着。斯大林在长时间抵制后，被迫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宣读这些禁文——这就自然而然地将它们载入了速记记录，收录到专供党的机关首脑们阅览的秘密手册中。 这次宣读遗嘱时，同样没有什么惊呼，因为中央委员们对这份文件早已耳熟能详。但在宣读关于民族问题的书信时，我确实打断了斯大林。这段插曲本身无足轻重，但或许能为心理学家们提供某些推论的素材。 列宁在文字表达上极为简练。他与亲密同事的公务通信，用词堪比电报：称呼总是收件人的姓氏加“同志”（Товарищ）的首字母“Т”，署名则是“列宁”。复杂的解释往往用对个别词语的双重或三重下划线、额外的感叹号等来替代。我们都熟知列宁这种独特的行文风格，因此哪怕是对他简洁习惯的细微偏离，也会引人注目。 1923年3月5日，列宁在寄出那封关于民族问题的信时，还给我写了一封信： 尊敬的托洛茨基同志：
我请您务必在党中央为格鲁吉亚那件事进行辩护。此事现在正由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进行“调查”，而我不能指望他们会不偏不倚。甚至会完全相反。如果您同意出面为这件事辩护，那我就可以放心了。如果您由于某种原因不同意，那就请把全部案卷退还给我。我将认为这是您表示不同意。 致最崇高的、同志的敬礼！ 列宁[31] 这封由列宁在政治生命最后一天口述的短信，无论是内容还是语气，对斯大林的刺痛丝毫不亚于遗嘱。缺乏公正——这不正意味着不够忠实吗？信中丝毫不见对斯大林的信任，“甚至会完全相反”，反而着重强调了对我的信任。这无疑印证了列宁与我暗中联手、对抗斯大林及其派系的事实。斯大林宣读时难以自持，读到结尾的问候语时犹豫了：“致以最崇高的、同志的敬礼”——列宁笔下这般直白的表达，让他难以启齿。于是斯大林改念成：“致以共产主义的敬礼”，这听起来更刻板、更官方。就在此时，我的确站起身来质问：“原文写的是什么？”斯大林只得略显尴尬地读出列宁的原话。他身边的一位亲信当即冲我叫喊，呵斥我吹毛求疵，尽管我不过是在核实原文而已。这段小插曲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在党的领导层中传开了。拉狄克当时已不是中央委员，他在全会上从别人那里（或许也从我这里）听说了这件事。五年后，当他已投靠斯大林、与我分道扬镳时，他那灵活的记忆显然帮助他拼凑出这个“合成事件”，还让路德维希据此作出了如此生动却又如此荒谬的推论。 综上所述，列宁在遗嘱中并未宣称我早年的“非布尔什维主义”是“不是偶然的”，但我倒愿意主动接纳这个说法。精神世界的因果法则，与物质世界同样不容置疑。从这个广义来说，我的政治轨迹固然“不是偶然的”，但我成为布尔什维克，同样也不是偶然。我转向布尔什维克的态度有多坚定、多持久，既不能靠单纯的时间记录来判定，也不能凭借文学心理学的臆测来推断，而是应当进行理论与政治的分析。当然，这是个宏大的主题，完全超出了本文的范畴。但就我们的目的而言，只需明确一点：列宁在遗嘱中称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1917年的行为“不是偶然的”，并非从哲学角度提及决定论法则，而是发出政治预警。正因如此，拉狄克才有必要通过路德维希之口，将这一预警从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头上，转嫁到我身上。 “托洛茨基主义”的神话不妨回顾一下这一问题的关键节点。1917年至1924年间，从未有人提及过“托洛茨基主义”与“列宁主义”的对立。正是在这一时期，十月革命爆发，内战进行，苏维埃国家建立，红军创建，党的纲领制定，共产国际成立及其骨干培养，还有一系列基本文件的起草。列宁退出中央核心工作后，严重的分歧才逐渐显现。1924年，经过幕后的精心策划，“托洛茨基主义”这一幽灵被推到台前。此后，党内的所有内部斗争都被纳入“托洛茨基主义”与“列宁主义”对立的框架中。换言之，我与那些后继者因新局势、新任务产生的分歧，被歪曲成我与列宁旧有分歧的延续。围绕这一主题，大量文献应运而生，而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始终充当着急先锋的角色。他们以列宁多年亲密战友的身份，领头以“布尔什维克老近卫军”之名对抗“托洛茨基主义”。但在深刻的社会进程压力下，这个集团自身也分崩离析。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最终不得不承认，所谓“托洛茨基分子”在核心问题上是正确的。成千上万的老布尔什维克转而认同“托洛茨基主义”。 1926年7月的中央全会上，季诺维也夫宣称，他与我的斗争是“一生中最大的错误，比1917年的错误还要危险”。奥尔忠尼启则在席位上冲他喊道：“那你为什么要欺骗全党？”（参见前面引用过的速记记录）面对这一尖锐质问，季诺维也夫在正式场合上无言以对。但1926年10月，在反对派会议上，他私下作出了解释。当时，一些列宁格勒工人仍虔诚地相信“托洛茨基主义”的神话，季诺维也夫在我在场的情况下，对他们说道：“你们必须明白，那是一场权力斗争。诀窍就在于把旧分歧与新问题捆绑起来，‘托洛茨基主义’就是为此而发明的。……” 在加入反对派的两年间，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彻底揭露了此前他们与斯大林通过阴谋手段编造“托洛茨基主义”神话的幕后操作。一年后，当反对派显然不得不长期艰难地逆流而战时，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选择向胜利者求饶。而恢复党籍的首要条件，便是让他们重新认可“托洛茨基主义”的神话。他们照办了。当时我决定，用一系列权威证词来佐证他们此前的自白。[32]其中，卡尔·拉狄克的书面证词如下： 我曾亲耳听闻列·波·（加米涅夫）说会在中央全会上公开声明，他与季诺维也夫是如何同斯大林一道，决定利用列·达·（托洛茨基）与列宁的旧分歧，阻止托洛茨基同志在列宁逝世后领导党的。此外，我还多次从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口中听到，“托洛茨基主义”是他们为特定需要而“发明”的时髦口号。
卡·拉狄克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皮达可夫、拉柯夫斯基与埃尔津也提供了类似的书面证词。现任国家银行行长皮达可夫在总结季诺维也夫的证词时写道：“‘托洛茨基主义’的发明，是为了用虚构的分歧取代真实的意见冲突，即利用那些与当下无关的旧分歧，人为复活它们以达到上述目的。” 这样已经足够清楚了，不是吗？而年轻一代的代表埃尔津则写道：“1925年集团（季诺维也夫派）的支持者当时在场的，无一人对此提出异议。所有人都将季诺维也夫的这番话视为众所周知的事实。” 上述拉狄克的证词是他1927年12月25日提交的。几周后他便被流放，数月后在托木斯克，他突然“顿悟”了斯大林立场的正确性——这在莫斯科时却从未显露。而当局要求他恢复党籍的首要条件，便是承认“托洛茨基主义”神话的真实性。拉狄克照办了。此后，他别无选择，只能重复季诺维也夫1926年已揭露、1928年又重提的旧论调。拉狄克甚至变本加厉，在与一位轻信的外国访客谈话时，篡改列宁遗嘱，为这一后继者编造的“托洛茨基主义”神话寻找依据。 从这段完全基于文献的简短历史回顾中，可以得出诸多结论。首先就是，革命是严峻的进程，从不吝惜其骨干力量。 克里姆林宫与苏联后来的发展，并非由某份文件（即便是列宁遗嘱）决定，而是由更深层的历史原因所主导。在起义与内战的巨大消耗之后，政治上的反动不可避免。这里的“反动”必须与“反革命”严格区分：反动未必意味着社会颠覆，即权力从一个阶级转移到另一个阶级。即便是沙皇制度，也有进步改革时期与反动时期。统治阶级的情绪与取向会随着环境变化，工人阶级亦是如此。疲惫于动荡的无产阶级受到小资产阶级的压力，导致自身小资产阶级倾向抬头，而首次深刻的反动浪潮，正是以斯大林为首的官僚机关崛起的契机。 列宁曾看重于斯大林的品质——性格坚韧、算计精明，这些特质当然依旧存在，但它们找到了新的施展空间与着力点。斯大林过去的缺陷——眼界狭隘、缺乏创造性想象力、经验主义，如今却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实际影响。这些缺陷使他成为苏维埃官僚阶层半自觉的工具，也促使官僚们将他视为受启示的领袖。布尔什维克党高层十年的斗争无疑证明，在革命新阶段的条件下，斯大林将其政治性格中那些列宁晚年与之进行不妥协斗争的特质，发挥到了极致。但这一至今仍是苏联政治焦点的问题，已远超本文的历史主题范畴。 我们所述及的种种往事，距今已隔多年。即便回溯十年之前，那些比列宁遗训更具力量的因素就已在悄然运转；时至今日，若仍将这份遗嘱视作有效的政治文件，未免显得过于天真。从布尔什维克阵营中分化而出的两个集团，其国际间的斗争早已超越了个人命运的范畴。这份被称为“遗嘱”而流传的列宁书信，如今更多只具有历史价值。但我们不妨说，历史也有其不容剥夺的权利，且这份权利未必总与政治利益相抵触。科学最基本的要求——正确地确立事实、以文献佐证传闻——至少应当同等地推荐给政治家与历史学家，或许，也该延伸至心理学家。 1932年12月31日 注释： [1] 据《列宁全集》第36卷第593页及以下版本记载，遗嘱第一部分口述于1922年12月24-25日，由玛·沃洛季切娃记录；1923年1月4日添加的附言则由列宁的另一位秘书莉·福季耶娃记录。——编者注 [2] 列宁的这一表述发生在1917年11月1日（14日）的布尔什维克彼得堡委员会会议上。（当时俄国仍使用旧儒略历，比西方通用的公历晚13天，故日期标注为双数。此次会议记录最初收录于1927年出版的《彼得格勒委员会会议记录集》，但在付梓前被删去。经校对的校样落入反对派手中，托洛茨基将其与原件影印本一同发表于他在流亡期间主编的俄文刊物《反对派通报》（1929年11-12月第7期，第31-37页）。相关英文译本及评论可见《斯大林的伪造学派》（纽约探路者出版社，1972年版，第101-123页）。列宁的这篇讲话未收入进《列宁全集》。——编者注 [3] 参见《向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共产党人致敬》，《列宁全集》第30卷第55-56页。着重号是托洛茨基加的。——编者注（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7卷第207页。——译者注） [4] 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39页。——译者注 [5] 需注意，遗嘱为口述记录，未经润色，故部分语句存在表达上的生涩，但思想完整清晰。——托洛茨基注（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40页。——译者注） [6] 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69页。——译者注 [7] 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69-70页。——译者注 [8] 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73页。——译者注 [9] 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128页。——译者注 [10] 关于此处及前文引述内容，参见《悼念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紧急会议上的讲话）》，《列宁全集》第29卷，第89-94页。着重号为托洛茨基所加。——编者注（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73页。——译者注） [11] 本文所引的这封信及其他多封信件，均源自本人档案中的文献。——托洛茨基注。（该信另收录于扬·马·迈耶编《托洛茨基档案文件集》第2卷第647页，海牙莫顿出版社1971年版。——编者注） [12] 该文件尚未找到。——编者注 [13] 此处提及的文献为《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收录于本书第四部分。——编者注 [14] 此次全会实际召开于1922年10月6日。——编者注 [15] 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2卷第548页。——译者注 [16] 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2卷第553页。——译者注 [17] 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50页。——译者注 [18] 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54页。——译者注 [19] 朱加什维利是斯大林的本名。——编者注 [20] 此处引文来源尚未查明。——编者注 [21] 该文重印于本书第四部分。——编者注 [22] 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81页。——译者注 [23] 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85页。——译者注 [24] 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2卷第554页。——译者注 [25] 实际日期为次日，即3月6日。——编者注 [26] 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2卷第556页。——译者注 [27] 福季耶娃1923年3月16日信件中的完整陈述，可见托洛茨基《斯大林伪造学派》第70页。据莱文《列宁的最后斗争》第155-156页记载，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已确认该信存在，并指出福季耶娃于1923年4月16日将其提交给政治局。——编者注 [28] 这封1923年3月5日的信件，在斯大林逝世后首次于苏联境内发表，重印于本书第三部分。——编者注 [29] 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布尔什维克推行了劳动军事化政策。这一政策通过军事纪律动员工人，以恢复关键经济部门的运转，这在1920年托洛茨基主持的铁路运输整顿中取得显著成效。但该政策因暂停工会权利，遭到许多工会人士的强烈反对。1920年秋苏波战争结束后，列宁与托洛茨基就该政策的实施程度产生分歧：托洛茨基虽反对整个战时共产主义体制（同年2月曾提议一套类似新经济政策的方案），但主张只要战时共产主义仍在施行，就应贯彻到底；列宁则意识到工会措施的不得人心，认为有必要从政治角度放宽限制。1921年3月，战时共产主义被新经济政策取代，这场争论随之平息。——编者注 [30] 参见《列宁全集》第27卷第110页，列宁的这番话实际针对的是梁赞诺夫，而非拉狄克。1938年杜威委员会调查莫斯科审判中对托洛茨基的指控时，在《无罪》（纽约莫纳德出版社1972年版。第199页）中注明：“经核查，托洛茨基所引内容与1925年国家出版社版《列宁全集》（第15卷第131-132页）一致；但在1935年出版的俄文第三版中，拉狄克的名字被替换为梁赞诺夫（第22卷第331页）。编辑既未解释改动原因，也未说明早期版本中此处为拉狄克之名。”——编者注（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4卷第24页。——译者注） [31] 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2卷第554页。——译者注 [32] 这些证词的全文及俄文原件影印本，可见《斯大林伪造学派》第92-96页。——编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