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列宁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斗争（1975） 相关链接：托洛茨基 关于党的思考 （1923年3月19日） 歌德早就说过，古老的真理必须一次次重新争取[1]。这一点适用于个人、政党，也适用于整个阶级。我们党必须为自身重新争取——换言之，必须重新思考——其民族纲领，并在实际实践中自觉检验这一纲领。 我们党的国内政策与国际政策，均由两条基本路线决定：一是西方无产阶级的革命阶级运动，二是东方的民族革命运动。此前我们已强调过，将党内青年（乃至全体党员）的教育与全球无产阶级运动的实际进程紧密联结起来，意义何等重大（与个人教育一样，党的教育永无止境；活到老，学到老）。在此必须强调，对于党明确方向、开展自我教育而言，透彻理解民族问题是一项至关重要的政治实践。使用“至关重要”一词，或许会引发误解。毕竟，西方的核心是无产阶级及其夺权斗争，而在东方，“总体来讲”似乎只是以农民为主的各民族摆脱外来压迫的解放运动。诚然，若从抽象层面审视，这两股运动分属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但从历史维度看，它们紧密相连，从两个方向共同对抗同一个强大敌人——帝国主义。倘若我们无法认识到民族革命因素的巨大重要性及其不可估量的爆发力，那么不仅可能使西方的革命运动陷入无望的困境，自身也可能随之受挫，这种挫折或许会持续许多年，甚至永远无法挽回。 从我国革命的实践经验中，我们深刻认识到无产阶级与农民阶级建立正确关系的重要性——这种关系需与双方的阶级力量及全球革命运动的发展进程相适应。我们已学会灵活运用“联盟”一词的各种语法形式，这绝非偶然——当然也必须承认，有时我们甚至会在完全不相关的语境中滥用这个词！但我们已彻底掌握了这一根本问题的核心。我国政府被称为“工农政府”，并不是偶然的。若说我国革命的成功取决于无产阶级与农民阶级的正确协作，那么世界革命的成功，则首先取决于西欧无产阶级与东方农民阶级主导的民族革命运动之间的正确协作。俄国正是西方无产阶级运动与东方农民运动的巨大交汇点：它既是联结之地，同时也是实践检验的试验场。 然而，在俄国国内，无产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关系问题并非浑然一体。这一问题的一个层面，是大俄罗斯无产阶级与大俄罗斯农民之间的关系。在此层面，问题呈现出纯粹的阶级内涵。这种特质剥离了问题的复杂外衣，使其变得简洁，从而更易于解决。但另一层面——在我们联盟国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大俄罗斯无产阶级，与阿塞拜疆、土耳其斯坦、格鲁吉亚或乌克兰农民之间的关系——则全然是另一回事。在那些昔日受压迫的“边疆地区”，所有社会、阶级、经济、行政及文化问题，都通过民族这一棱镜被急剧折射。在那里，无产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误解（过去几年我们已见过不少），势必带上民族色彩。这在相当程度上也适用于昔日受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在莫斯科或彼得格勒，某件事可能被理解为中央与地方、城市与乡村、纺织工人与冶金工人之间单纯的实际矛盾，但在格鲁吉亚、阿塞拜疆，甚至在乌克兰，这件事却极易演变为“大俄罗斯主义”的莫斯科与弱小民族诉求之间的冲突。在某些情况下，这正是问题的本质；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它也可能显得像是问题的本质。我们的任务在于：首先，防止这种情况成为事实；其次，防止这种情况看似事实。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完成——既要依靠宪法与行政手段，更要依靠党的手段。那么，对农民阶级采取错误政策的危险究竟何在？ 这种危险在于，农民阶级可能不再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转而落入资产阶级的掌控。而当问题涉及那些曾受沙皇压迫的弱小、落后民族的农民群众（在相当程度上也包括其人数稀少、尚不成熟的无产阶级）时，这种危险会剧增十倍。阶级之间的民族联结同样是一种“联盟”，历史早已证明，这种联结往往异常牢固且坚韧。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乌克兰的彼得留拉分子、亚美尼亚的达什纳克楚琼分子、阿塞拜疆的穆萨瓦特分子及其他反动派别，之所以沦为无足轻重的存在，正是因为我们对那些民族的合理诉求采取了正确的态度——即关切且谦逊的态度，而这些派别原本正试图利用这些民族积淀已久的历史积怨。反之，若我们未能理解、或未能充分理解赢得前被压迫民族完全且无条件信任所具有的重大历史意义，那么当地劳动群众的每一项诉求、每一丝怨愤、每一点不满，都必将带上民族对抗的色彩。在此基础上，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会构建出——更准确地说，是重新构建出——一种资产阶级与劳动者之间的坚固“联盟”，而这种联盟完全是针对革命的。 无产阶级专政在历史上首次为民族问题的正确解决开辟了可能。苏维埃制度为此确立了全然有利的国家框架：它兼具弹性与韧性，既能适应革命在无数死敌环伺下所必需的向心力，又能满足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需求。但倘若我们自满于已然解决了民族问题，那便是陷入了粗陋的自我欺骗。事实上，这种自满情绪之下，往往潜藏着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即便在我们党内也不乏其迹）。它并非那种侵略性的类型，而是处于蛰伏状态，且不愿被惊扰。民族问题的“解决”，唯有通过保障每个民族都能以其视为母语的语言，毫无阻碍地接触世界文化才能实现。这要求我们整个联盟在物质与文化层面实现巨大进步，而目前我们离这一目标尚远。我们无力随意缩短实现这一进步所需的时间，但有一件事完全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向所有曾受沙皇压迫的弱小、落后民族证明，若他们那些至关重要的合理诉求未能得到满足，其原因在于整个联盟共同面临的客观条件，而非我们的疏忽，更非大俄罗斯主义的偏袒。这绝非靠纲领性宣言就能完成，而必须落实到我们日常的国家工作中。赢得弱小民族基于全部切身经验的完全且无条件的信任——这一任务，正是党的首要任务。 内战在苏联千百万民众的意识中刻下了最深刻、最清晰的印记。就我们党而言，这场战争的动机与目标中，没有一丝一毫的民族主义或“帝国主义”色彩。它本质上是一场阶级革命战争，以这样的形式席卷了旧沙皇帝国的全部疆域，有时甚至超出了旧日的边界。内战以不同方向、不同角度贯穿了各个民族群体，且时常给如今联盟的某些地区带来沉重负担。在这场挽救革命的严酷斗争中，战时法则凌驾于一切其他法则之上：炸毁桥梁时，不会顾及对经济生活造成的破坏；征用建筑作为指挥部与军营时，不得不将学童与教师逐出。严苛的军事管制必然会给整体文化生活，尤其给民族文化带来沉重打击。雪上加霜的是，在某些具体情况下，红军部队的落后性、部队中党组织部分成员的恶意，以及相关政治委员的工作不力，导致民族情感与情绪遭到忽视，甚至被粗暴践踏。但这些都只是孤立、暂时的现象。内战以鲜血为纽带，将各民族劳动人民凝聚在一起，共同反抗阶级压迫者。然而，从本质上讲，内战终究无法成为日常共存与协作的“学校”。它至多能确立形式上的“宪法”原则，却无法让弱小、落后民族的公民，在享有苏维埃联盟所能且应当保障的一切有形与无形权益上，与前统治民族的公民实现实质、物质与精神层面的平等。 前被压迫民族的民族积怨，是历经数十年乃至数百年积累而成的。这份遗产——正如女性曾遭受的压迫一样——绝非仅凭宣言就能消除，无论宣言多么真诚，即便赋予其立法效力也无济于事。女性必须在日常生活与切身体验中感受到，自己不受任何外在限制与束缚，不会遭遇轻蔑或居高临下的态度；相反，她必须感受到自己不仅拥有“权利”，还能获得兄弟般的协作，助力自己迈向更高的发展阶段。同样，弱小民族必须感受到，前“统治”民族的意识已发生彻底且不可逆转的转变：若该民族成员在实质与精神平等上、在鲜活的民族兄弟情谊上出现偏差，“统治”民族自身——即其统治阶级——会将这种行为视作破坏团结与背叛行径予以惩处。恰恰在当下，当经济与文化领域的系统性工作逐步展开时，弱小民族会以警惕的目光审视苏维埃政府的各项经济、政治、法律与文化举措对自身的影响，归根结底，是审视我们党在这些问题上采取的立场。 我们的敌人正在并将继续在此领域寻找可乘之机。社会民主党人围绕格鲁吉亚问题发起了何等狂热的国际宣传——他们至今仍在造势，将孟什维克被逐出格鲁吉亚描绘成对格鲁吉亚民族的镇压！我们有充分理由表明，清除格鲁吉亚境内帝国主义的孟什维克代理人，对我们整个革命而言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对我们来说，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与成果，与弱小被压迫民族的利益完全一致，这是毋庸置疑的。但这场鲜活的、仍在推进的未竟的革命，在其发展进程中可能会无意间与民族利益及情感发生碰撞，甚至造成伤害。毫无疑问，红军为支援格鲁吉亚起义者而进入格鲁吉亚，被国际孟什维克的江湖骗子们污蔑为苏维埃政权的掠夺政策，在格鲁吉亚部分农民乃至工人眼中，这种解读并非不可理解——事实上他们确实如此理解。要扭转这种情绪与看法，仅靠提供文件证明格鲁吉亚孟什维克蓄意为世界帝国主义打开危害革命的大门，是远远不够的。受民族猜忌影响而对红军抱有疑虑的格鲁吉亚劳动人民中的落后群体，其特点在于：他们无法从欧洲乃至世界的维度把握革命事件的意义。对我们而言，唯一具有说服力的政策，是通过实际行动向格鲁吉亚农民证明：他们的民族文化利益、民族情感、以及过去屡遭践踏的民族尊严，在当下客观条件允许的范围内，正得到一切可能的满足。 那些前被压迫民族，理所当然地要求革命保障他们未来不再陷入任何形式的民族不平等，因此我们完全可能看到，这些民族的民族敏感性甚至民族猜忌会有所加剧。在此基础上，即便是弱小民族的共产党人中，民族主义倾向（主要是防御性民族主义）也可能出现渗透或强化。但这类现象通常不具有独立性，而是一种反射性、症状性的表现。正如工人阶级群体中的无政府冒险主义倾向，往往是工人组织的领导人机会主义特质的体现与结果；弱小民族的共产党人中的民族主义倾向，也表明大国沙文主义的残余尚未在整个国家机器中，甚至尚未在执政党自身的某些角落被彻底根除。 这种危险愈发严峻，因为党内年轻一代在政治实践中总体上未曾直面过民族问题。在沙皇俄国，民族压迫使革命党无法回避这一问题，它在我们的日常宣传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党的理论也给民族问题赋予了重要分量。老一辈亲历了这一切——即便如此，旧病复发的情况也并不少见。而青年一代步入政治舞台时，国家已不存在民族压迫。他们了解共和国的军事防御问题，进而关注经济问题，却几乎未曾在现实中直面民族问题。因此，在他们眼中，民族问题有时仿佛就好像宗教般尘埃落定。他们会问：这样的事真的还有必要议论或思考吗？ 在弱小或落后民族自身当中，时常能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较具革命性的群体，对民族问题关注不足。这些年轻、真诚而热忱的革命者，一经加入了俄共，视野随即变得开阔，有时竟会将自家门口的民族问题视作无需解决的障碍，只想一跃而过。当然，对抗本民族内部的民族主义——即便这种民族主义源于昔日的压迫——对各地的革命力量而言，都是一项重要任务。但在这片被旧时代压迫深耕过的土壤上，这场斗争必须保持耐心、以宣传为主要方式，且必须建立在审慎回应民族诉求的基础上，而非对其视而不见。 有些资历颇深的同志也会搁置民族问题，理由是他们认为这不过是一种暂时的“让步”，类似我们的“民粹派”土地纲领或新经济政策。好吧，这样的类比或许可以有条件地接受。倘若无需作出民族“让步”——也就是说，倘若过去从未有过压迫，如今也不存在语言与民族文化的差异——建设社会主义自然会轻松得多。要是我们没有千百万农民，建设社会主义同样会更轻松。甚至可以更进一步说：若亚洲能像欧洲那样成为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的舞台，对无产阶级革命而言或许更为有利。但这样提出问题，完全脱离了现实。本质上，对民族问题的忽视或轻蔑态度，往往潜藏着对历史的僵化、混乱且唯理主义的认知。相反，我们党强大的革命现实主义，恰恰体现在正视客观事实，并从革命利益出发对其进行切实的规划。 十月革命前夕，若我们对农民阶级视而不见，如今自然不会更接近社会主义，甚至根本无法建立苏维埃政权。唯有在十月革命后的这些年里，我们党才充分认识到农民阶级的意义：老一辈在实践中领悟了此前仅停留在理论层面的认知，而青年一代则在直面问题的实践中，开始从理论上消化这些经验。在民族问题领域，整个党无疑需要一次“进修”，青年一代则需要从零学起。而且这份“课程”必须及时开展，且纲领要严格——因为谁忽视民族问题，谁就可能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当然，关注民族诉求绝非意味着助长经济上的割裂。那样做只会让地方（“民族”）官僚阶层获益，对民众毫无益处。显而易见，联盟范围内铁路的集中管理，丝毫不会妨碍在铁路系统中使用民族语言。在评估自治诉求与自治纲领时，理应严格而审慎地加以区分：一方是行政上层纯粹的官僚式“虚荣与特权”诉求，另一方是民众真实、日常且至关重要的利益与需求。前者在对待本民族民众时，有时表现出极度的俄罗斯化倾向，而在面对中央时却又奉行分离主义。 只要集中化符合国家与生产技术的客观条件，那么民族文化领域的广泛自主，原则上与经济集中化是完全兼容的。但在实际工作中，实现经济集中化与民族文化去中心化的国家层面协调，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任务。落实这项任务需要审慎、深思熟虑与自我克制。毫无疑问，那些曾遭受压迫且至今留有创伤的民族，或许会倾向于在某些领域维护自身自治——而这些领域若实现集中化，不仅不会损害民族独立，反而能为全体带来巨大的行政或经济效益。但即便是在这类存有争议的问题上，首先也必须竭尽全力，至少要让弱小或落后民族的领导层认识到集中化的优势与益处。如此一来，他们便能协助民众理解相关举措：这并非来自中央的施压，而是符合全体利益、经共识推动实施的措施。在政治领域，不能抱有唯理主义的思维，而在民族问题上，这种思维更是万万不可取。 最后再补充两句。不久前，我曾听到一位不算年轻的共产党员说，强调民族因素在革命中的重要性——说出来虽令人尴尬，但必须承认——是孟什维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表现。这完全是颠倒黑白、混淆概念！孟什维克在民族问题上的立场是：处于在野地位时，它满是民族温情与民主口号，却从未敢将问题尖锐化，即从未号召被压迫者奋起反抗；当民族资产阶级陷入危机，或孟什维克自身掌权时，它便被资产阶级赋予的“大国使命”的重要性与责任感填满，继续集权压迫政策，还将民族主义的罪名扣在被压迫民族头上。布尔什维克的革命远见，恰恰体现在它懂得从阶级视角出发，正视民族因素所蕴含的巨大革命意义。未来，布尔什维克仍将秉持这一精神与方向，开展对青年的教育工作。 1923年3月19日 注释： [1] 歌德此话意为：被历史验证过的真理诞生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但时代会不断变化，新的问题、新的矛盾会不断出现；因此，它们需要在不同的时代、面对新的现实挑战时，被反复地重新认知、论证和实践。——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