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苏联地下左翼反对派文献汇编

〔新发现苏联地下左派反对派文献〕

Фашистский переворот в Германии

德国的法西斯政变

Zveza 翻译


　　来源：《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第2期（12）
　　说明：本文由亚历山大·福金教授辨识转写，并发表在《Ab Imperio》期刊上。文中注释也由他完成。关于相关背景，请阅读：死者终于发声（2018）。


　　赞成《布尔什维克列宁派》期刊的人们认为，正在德国发生的事件对全世界都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有必要条理清晰地把关于此事的观点记录下来，所以提出了如下的提纲。《布—列》期刊的编辑部在发表这些提纲的同时，呼吁隔离所内所有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对它们进行讨论并表达自己的态度。

　　——《布—列》编辑部


　　1．在德国发生的反革命政变——三月政变——是一次具有最高历史意义的事件。[1]
　　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并没有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相反，它让矛盾尖锐得多、深刻得多，把它提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上。
　　虽然战后经济高速发展（1920—1929），但它的基础并不是扩大的世界市场，而是正常需求或多或少的恢复。大量投资涌入了被战争破坏的地区，工业的技术重建，尤其是在美国和德国，也需要巨额资金。
　　世界市场具有局限性，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在苏联的市场因为十月革命而大为缩小，再加上美国、德国、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及它们的殖民地所制造的生产机器数额同时也有极大增长，这些因素证明，战后的经济高速发展是相对的、虚幻的。如果不看生产的绝对数额而是看人均产量，在这一整段时间里，没有哪一年的世界生产总量能超过战前的水平。
　　经济高速发展这件事本身也不是在所有国家平均发生的。由于战后社会的形变，美国的经济高涨以排挤欧洲产品和资本为代价，而德国的经济高涨让这个国家在出口货物数量方面仅次于美国，它则是以英国为代价。
　　资本主义社会战后的稳定化是相对的，它很不稳固、也不会长久，其原因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这种停滞。因此，帝国主义者之间，以及帝国主义者和苏联之间为了新的市场再分配而进行战争，这个议题就像无产阶级革命的议题一样，一直都存在——即使现在也存在——不是遥远的几十年间的议题，而是每天、每月、每年都要面对的议题。
　　战后的欧洲在美国资本的帮助下得到了安抚和稳定，而它的中心则是被凡尔赛和约和扬计划控制的德国。欧洲实际上是在向美国称臣纳贡。[2]到1932年为止，德国不仅为自己，也是为整个欧洲支付了这份贡品中的绝大部分份额。这样一来，它的劳动人民肩负着巨大的负担，它也由此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火药桶，人民群众的不满早晚会爆发出来，其形式要么是无产阶级革命，要么是布朗热式的法西斯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浪潮[3]——也就是说，要么革命，要么反革命加战争。这正是托洛茨基同志的想法，他在1926年就指出，美国正在把欧洲变成一个新型的自治领，但这个工程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遇到“人民的抵抗”，它要么是革命，要么是战争。[4]德国民族主义或是革命的大规模爆发将意味着，美国试图把欧洲，特别是德国改造成自己独特的自治领，而在某个历史性的时刻，人民群众，也就是资本主义当中最敏感、最不稳定的一环，会起来抵抗这项工程。这种爆发将会是欧洲平衡的崩溃、欧洲改良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崩溃，这两种主义作为美国资本的阴影会迅速开始失去其仅存的影响力，并且随着欧洲平衡的崩溃而一同退场。这样一来，历史舞台会被资本主义社会的两股极端力量之一占据：法西斯主义，或是共产主义。
　　2．世界经济危机深刻地动摇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即使像美国这样的帝国主义巨兽也在它的打击下颤抖。
　　在危机发生之前，德国资本主义不间断地榨取外国资本，以过度使用国家力量为代价极大地扩张了产品出口的规模，以此来维持平衡。这就让它在经济行情良好的时期能够相对地满足群众需求，并且在社会民主党的帮助之下安抚他们的政治情绪。
　　直到最近的世界危机之前，德国资产阶级让自己的生产部门更加合理，同时进行了集中化和扩大化。
　　在过去的十五年间，德国加紧把化工和冶金行业的企业联合起来，方法要么是把几个公司合并成一个，要么是相互分红，也就是“利益联合”（比如“油漆厂的利益联合”、“钢铁厂联合股份公司”）。尽管有凡尔赛和约的束缚，但与战前相比，德国资本主义的生产部门和生产能力仍然有了巨大的提升。
　　这一切超大规模的技术和结构重组主要是利用外国贷款来进行的。奥地利也走了大致相同的道路，当然它根据本国的规模做了一些调整。但有一点不同于德国政府：奥地利政府实际上连独立管理国家的权力都被剥夺了，它不得不处在国际联盟的监护和控制之下。
　　德国经济当中的很大一部分流动资金也由外国贷款，甚至是短期贷款构成。1931年大约有250亿流动资金，其中90—100亿是美国、荷兰、英国和瑞士的资本。旷日持久的经济危机破坏了德国的出口，随后动摇了本来就已经因为道威斯和扬的计划而虚弱不堪的整个国民经济。[5]除了德国资本正常的对外输出以外（1925年到1932年约有90亿马克），外国资本在危机期间也开始流出德国：到1932年（含），大约有40—50亿马克被抽走。从1931年起，德国资本开始恐慌性地逃向海外，希望躲避国内的政治不稳定、世界信贷危机和英国金本位制度的崩溃，由于货币震荡和海关政策的变化（英国开始对自治领国家实施特惠税率，同时对竞争关系的资本主义国家和苏联设置歧视性关税），许多德国制造企业开始整体搬迁前往英国。
　　世界市场和国内市场萎缩，资本外逃，信贷危机，企业倒闭，群众失业并且赤贫化，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破产——这一切打击接踵而至，让布吕宁[6]不得不一条接一条地发布紧急法令。这么做的唯一目的就是透支性地向民众征税，以此挽救灾难中的资本主义德国，同时维护广泛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的基础。
　　国内的政治平衡开始解体。在群众心中，对灾难原因的看法发生了越来越明显的改变：这是因为战争失败和凡尔赛条约，美国在今后也无力“帮助”德国。没有直接经历过战争恐怖的年轻一代开始集中思想和意志，希望废除凡尔赛条约、从法国人的奴役下解放出来（群众看不到美国的作用，因为它并没有直接接收德国的赔款，而是通过法国在做这件事）。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浪潮开始增长，在德国垄断资本的巧妙引导下，它走向了法西斯的轨道。德国的民族解放——这件事无产阶级革命至今办不到（因为1932年共产党的领导层出现了偏差[7]），小资产阶级则试着用反革命的办法来完成它。
　　3．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帝国主义只有一个办法来维持德国和欧洲内部的“魏玛平衡”和“凡尔赛平衡”：废除或者延期债务，并给德国发放新的贷款。任务的第一部分几乎彻底完成了——延期得到了授权，赔款则有条件地取消了。但事实证明这还不够，没能影响德国国内情况的发展过程。只剩下最后的手段了，那就是给德国提供新的贷款，让它能振兴工业。但提供贷款就意味着增加生产。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全世界的危机都在深化，德国的货物又要塞到哪里去呢？此外，强化德国的制造业就等于是增加德国制造业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而在目前的行情下，英国、法国和美国的专家更是前所未有地不情愿做这种事。而且，连德国资产阶级自己都不相信国内的政治局势能稳定下来并且匆忙把资本输往国外，那又怎么能把新的资本托付给德国呢？还有一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加强德国资本主义撕毁凡尔赛和约的愿望，就没办法加强德国的资本主义。
　　尽管如此，各国还是做了这样的尝试。因为，在一个顺从的中央党政府帮助下拯救和维持从德国那里瓜分来的殖民地和欧洲领土，这么做的开销比起发动新的战争要小得多。在1931年，法国与英美一道，试图给德国提供5亿美元的长期贷款，但条件是要监督德国的海关，对它的贷款和支出进行财务检查，并且要求德国在接下来10年内不对和约提出有利于自身的修改要求——换句话说，条件就是让德国在“列强”的影响下中国化或者奥地利化。
　　很明显，布吕宁政府接受这些条件只会让法西斯政变的脚步极大加速。这个条件被拒绝了。但是，由于共产党人缺乏合适的领导，德国还是在向着法西斯主义大踏步迈进。
　　4．由此可见，战后的资本主义状况、深刻的经济危机、凡尔赛体系让德国的经济走进了死胡同，这一点，以及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软弱，使得法西斯的情绪急剧增长。而法西斯的迅速崛起又反过来加剧了经济的混乱，弄得国际交易所没办法用国际资本帮助德国恢复经济。恶性循环形成了，找不到任何“正常”的出路。在金融资本的领导下，庞大的“人民”群众正推动着局势，让战后的平衡，尤其是魏玛共和国这层政治外壳，在爆炸中分崩离析。
　　三月的反革命事件也意味着德国突破了凡尔赛体系的第一个环节。这就能解释，为什么战胜国的资产阶级对法西斯政变如此痛恨，而在帝国主义战争中战败的国家和对战争结果不满意的国家，它们的资产阶级则对此抱着希望和喜悦。也因此，战胜国的资产阶级对德国的工人甚至共产党人表达了出乎意料的好感，他们试图利用德国的反法西斯斗争来巩固彼此不可分割的凡尔赛体系和魏玛制度。同时，匈牙利和德国的法西斯政府希望协助奥地利资产阶级对本国实行法西斯化，这也是自然而然的。
　　5．三月的反革命归根结底是在对11月9日革命的残余和魏玛体制进行清算。但它是否同时意味着，权力回归到了11月革命前统治德国的那些社会和政治力量手上呢？也就是说，这是不是直接的、公然的复辟呢？
　　德国的法西斯政权，不管其政府的形式如何——或是会推行法西斯君主制，或是建立法西斯共和国——都是实施法西斯恐怖政策的政权，而不会去重建俾斯麦式的反动。它是德国强大垄断资本主义中最领先和最具侵略性的那一部分进行的统治，也就是工业和银行业资本上层的统治，同时或多或少也得到大农业资本的支持；革命之前或多或少得到过工业和银行业资本支持的容克贵族则并非统治者。
　　十一月革命之前的德国政权是什么样的？如果我们用托洛茨基短小精悍的表述，就是这样一段话：
　　11月9日之前的德国是一个没有革命传统的国家。资产阶级来得太晚了，它没法认真地和旧社会的力量争出胜负。在1848年做了一次谨慎的尝试之后，它就把国家统一的任务交给了有普鲁士军队帮忙的俾斯麦。纯粹的封建容克贵族被召过来解决发展资本主义的任务，并且它手里还得到了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资源。1864—1866—1870年的战争之后[8]，易北河以东的封建领主便成功换了马鞍，从普鲁士这匹马换成了全德意志帝国。资产阶级自由派没有越过“负责任的反对派”这条界限，它一劳永逸地把引导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权力和支配其军事力量的权力交给了容克们。最后，当资本主义发展让德国资产阶级面临世界性的新任务时，它仍然让这群因君主制而团结在一起的容克地主来领导这个武装起来的民族。
　　德国的军事组织与革命前德国的国家结构完全一致，它们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之上共同建起了一座封建的高塔。
　　十一月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团体：“封建的高塔”被炸毁了，直接的权力总体上转移到了资产阶级手里，资产阶级自由派从“负责任的反对派”变成了直接进行统治的主人，而经济上完好无损的容克地主则成了“负责任的反对派”。德国建立起了广泛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并得到了改良主义者直接或是间接的支持。
　　法西斯政变并不改变制度的阶级性质或是社会性质。它仅仅意味着，全部的直接权力都集中在了工业和金融资产阶级这一个狭小的领导阶层手中。德国资产阶级民主的广度只能和新西兰或者澳大利亚的制度相提并论，而它正在被无情地粉碎。为了实现法西斯主义定下的国内和国际目标，白色恐怖的制度建立了起来；俾斯麦的反动在整个反社会党人法案[9]期间依据戒严状态驱逐了900人，并把1500人关进监狱，总的关押时间大约是1000年（每人平均8个月），同法西斯的恐怖相比，这种反动简直是不值一提。
　　6．德国法西斯主义的胜利结束了战后民主和平主义的时代，也对资产阶级民主这种在关键资本主义国家施行资产阶级统治的主要形式造成了沉重的，也许甚至是致命的打击。
　　法西斯主义——这种实行恐怖统治的反动站上了历史舞台的最前沿，而且这种状态或许会保持好些年。
　　有鉴于正在德国发展的重大事件，革命的共产主义者有责任去思考和理解，这个急剧的历史转向给最为重要的世界问题带来了哪些新东西：它会为资本主义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未来情况带来怎样的直接影响？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景和期限如何？苏联近期的前景怎样，以及与之相关的问题有哪些？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国际组织要完成怎样的直接任务？这一切问题都必须立刻得到回答，哪怕回答的形式极其概括而笼统。
　　7．以下各种客观因素的交错盘绕构成了三月反革命事件的基础。
　　（а）垄断资本主义的领导集团越来越希望加强反动，并且借由资本主义垄断来挤压自由竞争，从而逐步消灭资产阶级民主；
　　（б）由于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性危机和战后所经历的革命动荡，统治阶级希望走向反动，以此来对抗群众的革命化；
　　（в）民主和平主义和群众的资产阶级民主幻想走向终结。由于美国资本不再流入德国，全世界改良主义的发源地——德国社会民主党最终垮台了；
　　（г）在世界经济危机的打击下，德国群众对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制度失望至极，这场危机动摇了国民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而魏玛政权无力将他们从饥饿、贫困和破产中拯救出来。
　　（д）有组织的工人和劳动的小资产阶级同共产党人疏远了。他们对斯大林式“社会主义”的结果感到失望，同时德国共产党的机会主义领导层在任何时候都无力登台掌权，所以导致了这个结果。
　　（е）《凡尔赛条约》给劳动者造成的负担使得小资产阶级、流氓无产者和无产阶级当中的一些成分走向了沙文主义；
　　（ж）如果继续沿用腐朽的魏玛制度、维持《凡尔赛条约》的基础，那么德国资产阶级哪怕用尽一切办法也不可能继续掌握权力了。
　　以上述的条件为基础，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得以强劲发展，这种发展在持续近八个月的政治危机之后以政变而告终。
　　早在1922年，列·达·托洛茨基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困境）：是走向共产主义，还是走向法西斯主义——这个问题正在德国变成现实，并且答案走向了法西斯那一头。为了不失去用马克思主义弄清问题的能力，为了理解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我们必须彻底认清这个残酷的真相。
　　8．德国的法西斯主义没有在魏玛共和国里“扎根”，没有溶入其中，也没有让自己“适应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和形式”，而是和以共和国总统为首的“民族党”容克们联手发动政变，拆除了这套制度。
　　反革命预定在1933年初对工人阶级进行决定性的打击，这并非偶然为之。在前一年，也就是1932年年底，群众中的反革命波涛已经达到了高潮，随着共产党选民的持续增长，群众的法西斯情绪已经开始退潮。如果反动派再多拖延，不把反革命形势变成现实，对法西斯的迟缓感到不满的群众就会进一步退出反革命那一方，而已经开始的激进化进程则会进一步强化。魏玛政权则无力对这一进程设置任何关键性的障碍。1932年的经验表明，无产阶级和跟随其后的小资产阶级尝试推翻魏玛国家体制，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会遇上的唯一重大障碍只能是共产党领导层的迟钝和愚昧（或者是机会主义）。德国帝国主义要么在这个14年以来对它最有利的时刻发动反革命政变，要么冒着风险放走这个机会，并且看着局面在一两年甚至有可能更短的时间内发展成另一个1923年[10]。这就是1932年底时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
　　这样的形势把德国垄断资本主义的领导集团团结了起来，让它立刻去执行自己的任务：对工人阶级和11月9日“未完成的革命”实施决定性的打击。
　　这种形势相当显而易见，只有盲人或者不愿意睁眼去看的人才会摸不清状况。这种形势不容置疑地对共产党人提出了要求，必须积极地、千方百计地、热情激昂地准备好阻止这次政变、弥补前些年里失去的东西，必须立刻建立工人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立刻准备总罢工、立刻武装工人、立刻向广泛的大众宣告：共产党人做好了准备，决心动用一切手段和力量击退反革命政变的第一波尝试。
　　9．三月反革命的推动者是德国垄断资本主义和德国帝国主义当中最反动、最沙文主义的圈子。帝国主义通过它的法西斯党把小资产阶级和游民无产者变成自己的社会基础，这个社会聚合体因为仇恨魏玛共和国和共产主义、仇恨领导魏玛德国和缔结了《凡尔赛和约》的政党而联合在一起，它希望不择手段地打破凡尔赛的枷锁，重建强大的“德意志帝国”。
　　剥削无产阶级和对外侵略的具体纲领把国家人民党（主要是大地主的党，后来才成为大工业家的党）和国家社会主义党（从目标和任务来看几乎完全是大工业家的党，但它的社会成分并不是）联合在了一起，它们希望建立一个强大的帝国，并把凡尔赛的枷锁转移出去，最好是将它套在苏联头上。它们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对未来国家形式的看法。国家社会主义者渴望按照意大利的模式建立一党专政，确立工业资本的政治霸权；国家人民党则试图复辟君主制或是建立保守主义的共和国，并且，不管选哪一种方案，都要恢复大地主贵族阶级在战前的政治作用。
　　对于两党之间出现的一切政治分歧，哪怕是这些分歧的表现形式非常尖锐，也必须牢记：它们在社会成分和遗传基因方面有着特别的亲缘关系。在国家层面，国家社会主义党（“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NSDAP）并没有和以前那个统一的党断绝关系，而只是从中分出去了一些人。它的纲领旨在笼络小资产阶级和游民无产者，把他们的不满往反动的方向引导，并将他们变成金融资本巨头的工具。
　　这个党提出了“激进”的纲领，甚至有一些反对派也对此信以为真，从而把法西斯主义误判为激进的左翼运动，而这又引发了德国局势问题当中最严重的理论和战术错误。
　　小资产阶级和游民无产者等待着，他们期望这场由他们亲手完成的政变能带来天国般的富足生活。他们把对美好未来的希望寄托于此。他们坚信不疑。就像在1914年到1915年间的军事爱国主义狂热时期那样，他们准备好要为争取这种未来的斗争而死。当然，他们在政变之后会逐渐对法西斯主义失望，然而一旦法西斯政府得以巩固，左转的小资产阶级就会在一段时间内被新的国家机器束缚住。这台崭新的国家机器镇压群众的办法比起魏玛政府要强力得多，这就会让小资产阶级难以与革命的无产阶级进行有效的结合。
　　10．我们很难准确地判断当前德国阶级力量的对比关系。政变还在继续，因此力量的对比每时每刻都在变化。但有一件事毫无疑问：尽管工人阶级迷失了方向而且内部分裂，但它在政变开始之前就在反对猖狂的反动派所组成的统一战线，而且现在也依然在反抗。如果说德国无产阶级的数量和觉悟逼得民族主义集团整整14年来都在准备发动政变，那么，他们之所以能如此轻松地对无产阶级发动第一波打击（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也是决定性的打击），就是因为无产阶级近年来严重地迷失了方向，而在斗争最为关键的时刻尤其如此。它分裂成了三个部分——社会民主党的部分、共产党的部分和“基督教”的部分，没有人把他们联合起来，甚至没有人做过这样的尝试，哪怕直接面对着法西斯的政变，也没有人发动他们起来斗争。这些队伍当中也没有哪一支试图单独地阻止反革命政变的发生。结果就是，工人迄今为止也没能对反革命形成统一的抵抗或是局部的反击。
　　当然，我们不能指望反法西斯（或者说非法西斯）的纯资产阶级“魏玛”政党——天主教中央党和国家党（从前的民主党）用实际行动反对法西斯主义。毕竟，即使是典型的、纯粹的希特勒式法西斯政变也不会图谋重工业巨头和天主教徒的私有财产，或者是夺走民主的商业资产阶级的产权。他们虽然害怕新政权进行的国家资本主义实验，他们虽然面临着威胁，有可能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排挤、没法直接地统治国家，但这些因素过去不能，现在也不能刺激他们，不能让他们用议会表决和在报刊上发表反对文章以外的任何形式和办法同新政府作斗争，而当这些政党并不直接领导政府的时候就更是如此。
　　受这些政党影响的工人、基督教工会和赫希—敦克工会[11]（即有民主倾向的工人）已经对它们有了现成的反对情绪，〔共产党人应该〕利用这种反对，让工人们脱离这些党派。为了让他们积极地反对法西斯主义，共产党人只能与这些工人联合，在工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口号下〔行动〕。但这件事并没有做成，而且还不止于此。在希特勒被任命为国家总理之前、任命发生的时候（1933年1月30日）和任命之后，甚至在政变本身发生的时候，共产党领导层都处于完全不作为和消极应对的状态，有鉴于此，这样的结果也就相当自然：这一整支由具有民主思想的工人组成的重要力量仍然没能发挥作用。他们仍然完全受着中央党和国家党的影响，也就是说，消极地见证了这场政变。
　　中央党和国家党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党。他们反对法西斯，这就和资产阶级民主反对法西斯主义一样——也就是反对资产阶级国家的另一种形式。但是，广泛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不是资产阶级赢来的，而是由工人的双手争取来的。对于工人来说，广泛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是一处桥头堡，它可以支持他们争取日常需要的斗争和建立工人专政的斗争。因此，只有工人才能阻止法西斯，让民主制度免遭清算，而资产阶级，哪怕它再自由主义，也做不到这件事。
　　中央党并没有明确地投票支持法西斯主义。但如果政变的直接结果不是一个典型的法西斯政权，而是一个稍微有点软化的、可以说是半法西斯的变种国家形式，那么毫无疑问，中央党会像曾经支持威廉君主制那样直接支持它。
　　国家社会主义的反革命部队充当着排头兵，在它后面站着的是：全帝国范围内的部分中央国家机器（包括一部分或者全部的警察部队）；由地方政府机构组成的快速扩张的治理网络，国家社会主义者〔通过〕有力的地方政变夺取了各邦议会、市政当局和基层社区的权力，并将这些权力纳入到网络之中；成千上万名武装起来的冲锋队成员；小资产阶级、官僚队伍、职员和落后工人的庞大群众；最后，还有坚定决心、毫不留情、热情高涨和果断行动——这些因素在阶级的力量对比当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而在反革命的民族主义集团背后的是：全帝国国家机器的关键部分；十万名国防军；一部分警察和宪兵；约20万名“钢盔联盟”[12]的士兵；帝国将领和军官团的主要骨干；贵族阶层和大地主。
　　到选择国家统治形式的时候，国防军可能会因此和国家社会主义者产生冲突或是爆发危机，此时国防军会陷入最严重的分化，不过社会民主党人可能会站在民族主义者一边，他们更倾向于半法西斯的君主制或是共和制，并且觉得，相较于彻底的法西斯政权，半法西斯算是“较小的恶”。由于没有直接受到共产党的猛烈批判，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毫无疑问会试图在这场灾难当中自保——一旦兴登堡[13]在这层含义上显出和希特勒的区别（如果真的会出现区别的话），他们会把自己残余的全部群众基础都押在他身上。
　　现在几乎不可能明确果断地指出政变在接下来的一个阶段会以什么形式定型——是形成保守主义的反魏玛政权，还是立刻完全法西斯化，因为在这个阶段，“这对搭档中的哪一个在集团内部掌握实际领导权”这个问题的答案还不够清楚。
　　当然，这两种可能的进一步发展对工人阶级都是一样的危险，它们会给工人阶级带来同样的灾难和同样的恐怖制度。
　　盟友之间的内部摩擦和斗争会不可避免地加剧。这种斗争的形式有时候甚至会非常尖锐，因为农业资本和工业资本之间的阶级内部矛盾以及小资产阶级愿望和金融寡头任务之间的矛盾会越来越尖锐地暴露出来，而且往往会以非常意料之外的形式出现。但是，在新政权巩固之前，这个集团里合作伙伴的目标和任务太过一致了，所以它不太可能因为内部矛盾的爆发而崩溃。如果说以共产党为代表的无产阶级过去应该、能够，而且现在也能够利用整个资产阶级阵营中法西斯派和非法西斯自由民主派之间的矛盾，那么，以这个观点来比较，哈茨堡集团[14]内部的矛盾就很小了。当然，这并不是说无产阶级不该更警惕地关注这场斗争中发生的一切变故，也不是说无产阶级不该利用这斗争来为自己谋利益。
　　反革命的具体路线并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纳粹在政变本身的过程当中就压倒了民族主义者，把他们彻底排挤到二线。但把全部权力过渡给法西斯主义者这个过程也有可能是通过一次额外的、相对和平的政变来完成；或者是两党合二为一，把中央党和其他资产阶级政党的残余冲洗掉——无论中间有没有同它们联盟的阶段都没有区别——这就是最有可能的一种选项。
　　11．魏玛德国的末日和欧洲平衡的崩溃预示着德国社会民主党将要死亡，以及改良主义开始终结。
　　三月的反革命给德国社会民主党带来了决定性的打击。在这个最为典型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里，它的政策（和资产阶级政党联合）和它的理论（用和平演变的办法把资产阶级民主发展为社会主义）在群众看来是非常明显地破产了。它的政策和理论催生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法西斯主义。
　　德国社会民主党今后会不可避免地解体。它会就此瓦解，并分成三股方向：下层工人会通过复兴德国共产党，从而促进共产主义；而中层和高层的机构官僚中，一部分人会和法西斯融为一体，另一些人则会退缩逃避、苟且偷安。无论“正统的”社会民主党人怎样尝试挽救组织，怎样通过半合法或是非法的手段适应情况，他们都不能防止这个过程发生。
　　社会民主党在政治上和理论上都已经破产了，群众在三月已经领受了一次明确而精炼的、历史性的教训。就让今天的反动派庆祝去吧。社会民主党的崩溃是一个开端，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思想会由此在德国无产阶级的广大骨干阶层中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站在历史的角度看，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崩溃中获益的不会是法西斯主义，而是共产主义。
　　社会民主党没有对法西斯政变进行抵抗。德国共产党的领导层也采取了同样的社会民主主义策略，结果就是，法西斯主义赢得了最重大的胜利，不流血地完成了它的“十月革命”。
　　国际斯大林主义在过去的漫长年月当中打造了一条背叛世界革命的锁链，而德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领导层对法西斯政变的不抵抗不过是这条锁链上决定性的一环和最终的一环。德国的工人阶级还没有被打败，但它的活动因为领导人的背叛而瘫痪了：他们一枪不发就缴械投降，完全不曾试图及时准备反击，也没有在政变时组织无产阶级起来抵抗，就这样做了法西斯的俘虏。
　　成千上万名工人领袖、组织者和活动家被当作人质，塞满了德国的监狱和集中营。毫无疑问，狂怒的法西斯会对每一次罢工、每一次工人的武装行动做出回应，要么枪杀这些干部，要么威胁说要立刻枪决他们，这会在很大程度上进一步瘫痪无产阶级反对反革命的活动。
　　面对法西斯政变日益增长的威胁，共产党革命的领导层本应该这样做：
　　А．逐天累日地巩固工人阶级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Б．精心为总罢工做准备，以便能够立刻把它变成现实，应对法西斯的政变企图；
　　В．周密地做好一切准备，从而能在反革命发生的时候把工人武装起来；
　　Г．动员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最优秀的力量，让他们援助德国无产阶级；
　　Д．动员苏联红军，积极支持德国工人阶级的反法西斯行动；
　　Е．勇敢地向德国的无产阶级公众舆论公开声明：它在反对法西斯主义的英勇斗争中并不孤单，苏联的无产阶级将以其国家的一切资源——其中包括充分动员战备、等待着这个历史时刻的武装力量——帮助它粉碎反革命；德国的弟兄在1918年对俄国履行义务时怀着坚定的决心，而俄国的无产阶级也将会以同样的坚决履行对它的义务。
　　德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和全世界的斯大林主义领导层完全不曾试图为这些起码的国际革命义务做准备，更不打算实施它们，在形势最关键的决定性时刻也没有这样做，因为以托洛茨基同志为代表的列宁主义反对派适时地提醒过要走这条道路。
　　这样一来，国际斯大林主义就为无产阶级世界性的惨败准备了决定条件；这样一来，它对世界革命的背叛也完成了；这样一来，它就剔除了共产国际的革命要素，把它变成了落后的尾巴、变成了社会民主党的左翼。
　　斯大林主义这次关键的背叛导致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经受了相当沉重的一击。
　　但是，热月—波拿巴主义的官僚无法对共产主义进行致命的打击。而在德国，在新基础上重生的共产主义运动很快就会为人所知，为自己开辟出一条通向工人阶级的、更加宽广的新路——在不久的未来，反对法西斯的战斗就将展开，这场战斗会清楚地证明这一点。
　　魏玛德国死去了。它的旗帜不再飘扬在德国的市政厅大楼上。阶级力量的平衡多年以来向右移动、法西斯主义在三年间崛起、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国际领导层破产并投降——这一切都被三月反革命化作了胜利的现实。
　　德国的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旗帜只会由无产阶级革命的红旗来取代。
　　12．数年以来，列宁主义反对派一直心怀担忧地关注着德国日益发展的事件，不断地说明它们的影响力规模和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反对派不厌其烦，不停地发出警告信号：危险正以法西斯主义的面貌在德国成熟起来，威胁到全世界的工人运动。
　　共产国际（1929年）对德国的革命高潮和直接的革命形势（1929—1932年）做了错误的预测，列宁主义反对派则不断用正在成熟的、直接的反革命形势进行反驳，也就是说，用“无产阶级进行防守的意图发展得不够充分”这一危险进行反驳，这种危险主要是因为它的领导层大肆吹嘘虚假的革命高潮，导致无产阶级的警觉性麻痹了。
　　共产国际错误地断定法西斯主义是“群众的左倾激进化”和“通往共产主义的阶梯”，列宁主义反对派则对此加以反驳，认为法西斯主义是由垄断资本主义直接领导的极右翼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运动。
　　共产国际误导性地断言说（1930—1932年），法西斯分子没有任何发动政变的打算，又说法西斯政变早在布吕宁的总理任期内就发生了，法西斯分子已经在魏玛共和国里扎了根，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党的独裁只有可能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形式之内发生。列宁主义反对派则对此加以反驳，指出了法西斯制度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之间的区别，指出了这种区别对于无产阶级这个群体的重要性，指出了这场法西斯政变独特的、不断增长的危险：得胜的法西斯主义，不管它是通过议会掌权还是通过议会外的手段登台，都不会和魏玛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融为一体，而是会拆除这套制度，炸毁它的形式和结构。
　　共产国际的策略是同法西斯分子组成统一战线，列宁主义反对派则用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进行反驳。
　　共产国际的口号是“把主要火力对准社会民主党”，列宁主义反对派则用“把主要火力对准国家社会主义者/法西斯分子”的口号进行反驳。
　　共产国际的“社会法西斯主义者”（1928年7月—1933年2月）这个术语让工人在反对法西斯的斗争当中迷失了方向，列宁主义反对派则用以下的论点进行反驳：社会民主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构成了资产阶级阵线的两极”，它们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直接受到无产阶级革命威胁的时候才会联合起来。
　　共产国际的口号是“只自下而上建立统一战线”，这实际上就是完全拒绝同支持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形成统一战线。列宁主义反对派的口号则以共产国际第四届代表大会的思想为基础，既要自下而上，也要自上而下，在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当中更是如此。
　　数年以来，列宁主义反对派一直要求〔共产国际〕在反对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做好准备，采取列宁在反对科尔尼洛夫的斗争中采用过的策略。整个国际斯大林主义给出的答复是，它指责反对派和托洛茨基同志渴望“和布吕宁搞统一战线”、“从台尔曼到布吕宁的统一战线”、“和天主教牧师、罗马教宗搞统一战线”，又说我们支持社会民主党“较小的恶”那套理论。
　　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捍卫以共产国际四大为理论基础的统一战线策略，坚持认为必须既自上而下，又自下而上。斯大林主义对此诽谤说，我们只想搞自上而下的统一战线，也就是不和群众形成统一战线，而只和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联合。
　　从1930年起，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开始要求〔共产国际〕采取一切措施，在统一战线的口号之下准备举行总罢工、准备把支持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工人武装起来。斯大林主义破坏了这些口号，并且污蔑说我们在散播“布吕宁会把工人武装起来”的幻想。
　　在上次总统选举前夕，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指出：兴登堡很容易叛逃到法西斯阵营去，因此我们的任务是由共产党主导，强迫社会民主党接受统一战线，推选一名工人反法西斯候选人竞选总统。
　　然而，领导层用尽一切策略（包括用数百万共产主义选民的选票）破坏了这项任务，从而为兴登堡的胜利扫清了障碍。
　　从1932年秋天开始，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坚持不懈地发出警告说，一切反动势力联合起来发动法西斯政变的危险已经不仅是迫在眉睫了，可以说是几周或者最多几个月之内就会发生，也就是说，现在随时有可能，而且必然会听到议会内或者议会外传来法西斯政变的消息。甚至是在离德国几千俄里的这里，我们也能明确无误地感觉到政治危机正在迅速过渡为反革命政变。但就在这个时候，国际斯大林主义却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的嗓门喊道……德国的革命危机成熟了。这伙集团在1933年1月30日的《真理报》上写的社论真正地让自己声名狼藉、“永垂不朽”了。反革命的德国总理终于上台的这个时刻，这家被愚蠢官僚掌握的报纸却还在口齿不清地嘟囔说：
　　“德国的法西斯独裁陷入了绝境。它在原地踏步，没法巩固它的地位。”
　　托洛茨基预先警告过，希特勒一旦上台，他的力量就会加强好多倍；胜利之后的第二天，法西斯的坦克就会碾过德国无产阶级的头颅和脊梁；这就要求苏联必须调动红军来帮助已经起来斗争的德国工人阶级（而对这种帮助的信心会立刻自发地让他们发动起来！），帮助他们对抗掌权的法西斯主义。如果用台尔曼和曼努伊尔斯基[15]的话来讲，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二届全会是这样回应的：“托洛茨基是在挑拨苏联和德国间的战争。”
　　盲目无知、机会主义、背叛行径和诽谤污蔑，这一切为对世界革命的无上叛卖做好了准备。
　　13．当然，对于反革命政变为什么会完成得如此轻松这个问题，共产国际的官僚之后会用无产阶级的“消极被动”来解释，说他们“不愿意战斗”，而不会提到这样一个情况：无论是共产国际还是德共的领导层（更不用说第二国际和德国社民党的领导层）都没有为反对政变做丝毫准备，没有对政变做出抵抗，也没有号召工人阶级起来抵抗它。现在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共产国际要如此顽固地抵制列宁的统一战线策略：既然它自己都不会去战斗，也不会为斗争做准备（就和社会民主党一样），那何必把社会民主党拖过来参加斗争呢？
　　毫无疑问，数百万德国工人好几年来都在这样对自己说：在穆勒和布吕宁当政府首脑的这段时间，革命形势并不好，而共产党还是不断地号召举行总罢工和设立街垒，那么当希特勒、戈林和弗利克们想要掌权的时候，它的抵抗肯定会非常强大。
　　共产国际大吹大擂地谈论革命，这就对工人掩盖了它的真实面目，以至于几乎没有多少共产党人敢于高声示警：在这个法西斯政变即将开始的时候，六百万支持共产主义的群众却仍然在消极地旁观这场政变。但木已成舟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层向法西斯主义投降了，并因此让工人阶级的一切抵抗都陷入瘫痪。
　　共产主义的思想和对共产党人的信任因为国际斯大林主义的这次背叛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对国际革命的这次背叛超越了珀塞尔主义[16]、中国国民党和1923年的事件，将会在历史书上同1914年8月4日[17]这一天并列。
　　14．甚至连我们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也低估了共产国际领导层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领导层堕落的程度。
　　各国共产党中革命的部分遭到阉割，第一个原因是它们服从于蜕化的俄国官僚制度的内在需要，第二是由于它们在资本主义稳定化的时期适应了资产阶级民主法制这套制度和结构，第三则是因为它们自身机构的压力，它们有惰性，在国会、各邦议会、市政当局和社区里有成千上万个待遇优厚、受人尊敬的职位，党员可以去担任编辑、宣传员、书记等等职务。
　　列宁主义反对派曾不断地警告过，这些原因会导致僵化、官僚化和蜕化。它们隐蔽地发挥作用，不为群众所察觉，直到在1933年德国发生的事件中才灾难性地突然（看起来是这样）爆发出来，标志着蜕化的量变积累转为了质变。
　　15．三年间，斯大林主义的官僚机构认为希特勒会是德国未来的主宰，因此对他暗送秋波。它和共产国际在德国用尽办法，帮助希特勒掌权。它就像曾经支持蒋介石一样，把希特勒扶上了马镫。
　　在1929到1932年这段时间的法国，在激进派上台之前，掌握政权的是“国民集团”（也就是法国资产阶级真正的统治中心和“铸造委员会”[18]的政治机构）的左翼。这之后法国和苏联间的关系变得相当紧张，并因为“工业党”诉讼案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联盟局”案件[19]而紧绷到了极点。恰恰在这个时候，已经发展成一股主要政治要素的德国法西斯主义开始穷凶极恶地威胁法国一方，同时和苏联眉来眼去。从广义上来说，希特勒是把蒋介石使过的手腕又用了一遍。
　　希特勒这种彻头彻尾的虚伪立场却得到了斯大林官僚机构的认真对待。因此，在1月30日前后，他上台的意义被精心掩盖了起来，等到他“意外地”亮出了他真正的外交意图，也就是和古·埃尔韦[20]轰动性的方案完全一致（见戈林和弗朗索瓦—庞赛[21]的谈话、罗森堡的演讲，以及希特勒自己的讲话），领导层才以两个可耻的举动为标志，发生了恐慌性的转变：其一是苏联把为《凡尔赛条约》作保的责任揽在自己身上，其二是共产国际执委会3月5日发表宣言，决定无条件地向第二国际投降[22]。
　　指望希特勒的民族情感没有任何帮助。哪怕是保守的英国报纸《晨报》（The Morning Post）也意识到，共产国际及其部门已经被官僚机构转化成了资本主义稳定化的因素，但引用这个论断（《消息报》33年3月4日）也不会起作用。法西斯对苏联的敌视确定不移，于是官僚机构公开地投向了法国帝国主义和第二国际的怀抱。
　　三年以来，领导层拒绝组织统一战线来对抗法西斯，而现在又用这份宣言把统一战线的策略变成了无条件向社会民主党投降。通过这个举动，官僚机构想靠着叛徒的帮助，避免武装干涉。
　　相互“放弃攻击”也就是相互赦免。共产国际的义务是不揭露社会民主党的背叛行径，而社会党国际也对共产党领导人同样的背叛行径保持沉默。
　　这就是3月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宣言所表达的意思。
　　16．法西斯主义的胜利是否给了资本主义一次额外的喘息机会？
　　尽管我们这个时代现在是、而且仍然会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尽管法西斯主义的胜利是阶级矛盾和国家间矛盾极度激化的结果，但希特勒的胜利还是暂时巩固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把无产阶级革命的日期推迟了一段时间。这就是德国无产阶级失败带来的主要结果。
　　当然，“几十年”这种说法是谈不上的。就让法西斯思想家们做梦去吧。要说列宁曾写过，如果白卫军在俄国取胜，白色恐怖就会猖獗30—40年的时间，而对德国则不能这么说。
　　俄罗斯是一个农民国家，工人是人口当中的极少数，其中很大一部分人还没有和农村断绝联系。德国的情况则并非如此。德国的工人阶级占了半壁江山。我们生活在一个战争和革命的年代，群众的政治经验飞速增长，社会生活的一切进程都在突飞猛进，无论遭受了多么残酷的失败，各个阶级都不会长时间地困于茫然和消极。对德国来说，“给资本主义争取几十年的喘息时间”这种资本主义幻想并没有容身之地。
　　也有看法说胜利者只能坚持一两个月，然后就会相互厮杀，为共产党人扫清道路，这当然是极其严重的误判。我们必须明白，〔现在〕并不是革命的时期〔原文如此〕，无论法西斯怎样激化各种矛盾，无产阶级（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要推翻它都会比推翻魏玛政权困难许多倍。哪怕德国不得不继续戴着《凡尔赛条约》的枷锁，它的资本主义也会无情地镇压工人阶级，为自己赢得喘息和缓刑的机会。
　　国家的内外矛盾会推动法西斯德国政府走上对外侵略的道路——而从历史角度来看就是侵略苏联——因为要想长久地巩固反革命，就只能走战争这条路、通过战争来实现，没有也不可能会有其他办法。
　　但是，战争预示着革命的剧烈爆发！
　　当然，我们不该把德国对苏联的战争看成是未来几个月会发生的结果，而很有可能是几年之后的事。不过，法西斯政变也在极大程度上让日本同苏联间的战争提前了。
　　对工人实行恐怖政策、试图把一切无产阶级组织改组成法西斯机构，这些事当然会在战争之前发生。
　　意大利失业者打出的口号是“面包和战争”——这证明局势已经极其危险，而且不仅仅是在意大利。
　　德国反革命扼杀工人组织之后，它不仅可以因此为资本主义争取到喘息机会，同时也能改变政变前最有可能发生的世界革命路线：德国无产阶级可能会把第一顺位让给法国或者英国的无产阶级。
　　17．在德国之外，法西斯政变最有可能导致哪些力量发生重组？
　　首先是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会得到很大的加强，所有同它斗争的阶级力量则会削弱。
　　拥有700—800万德意志人口的奥地利在经济上也是德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尽管它相较于德国更加依赖法国和国联，但德国的政变几乎决定了奥地利未来会法西斯化。法国资产阶级阵营的右倾重组和国民集团的上台恐怕也会在不久的将来发生。诚然，现在掌权的和平主义激进派在外交上取得了成功，他们把苏联变成了《凡尔赛条约》的担保人，从而极大地提高了自己的威信。同时，他们公开地接纳了法国共产党，把它引入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路线，也因此得以加强。然而，法国的主宰并不是这些小资产阶级派别，而是尚且站在阴影之中的反动力量，他们认为，自己的历史任务（或者战略任务）就是以法德组成的集团摧毁苏联。
　　新的法德战争对法国来说没有任何好处。维持《凡尔赛条约》现在会让它处在威胁之下，可能会遭到来自东边的攻击。经济危机正在动摇它的国民经济。寻找新市场，以及扩张势力范围，这些问题正变得越来越紧迫。因此，法德反动派的思想和目光都自然而然地指向了近东，指向了苏联。只要十月革命创造的无产阶级专政基础还没有被摧毁，也就是说，只要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还没有恢复，苏联就会把世界资本主义当作社会敌对力量而与之对立。
　　资产阶级到目前为止还不能下定决心开战，因为它担心这么做会引燃世界革命。但苏联和德国国内的政治局势助长了它的希望，让它认为资本主义能通过这么一场战争取得满意的结果。
　　当然，无产阶级可能很快就会辜负资产阶级的期望。在某些条件下，战争甚至可能成为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复兴的推动力。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帝国主义者对苏联的战争将会为最大的世界革命风暴和欧洲资本主义的崩溃拉开序幕。
　　德国的政变会恶化法德间的关系，但很可能只持续很短一段时间。而苏德之间的关系恶化则会严重而持久，最后很有可能会激烈爆发。也就是说，这是矛盾的集中体现，一边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另一边则是唯一一个不直接从属于资本主义体系的国家，并且它因为十月革命残余的遗产而与前者敌对。
　　法西斯政变不仅预示着法德集团对抗苏联，也直接地预示着德国会与意大利、奥地利、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组成集团。土耳其也很容易加入其中，战争临近以及领土承诺（可以得到巴统和一部分苏联的黑海领土）会让它离开苏联一边。
　　对苏联的战争会由美国这个最为强大、最不可调和、最为原则性的敌人提供资金，英国和法国也会参与其中。
　　苏联和法国像历史上那样长久地组成集团对抗德国，这样的可能性并不大。但对于苏联的内部发展来说，这种集团也隐含着巨大的危险。
　　官僚机构已经迈出了建立集团的第一步。李维诺夫[23]做出声明，同意由苏联保证《凡尔赛条约》的完整（把俄罗斯从《布列斯特和约》里解放出来的不是法国，而是德国），这项声明让苏联朝着法国（用埃尔韦这个超级爱国者的话来说，就是欧洲的宪兵）的武装附庸这层身份迈出了一大步。从今以后，苏联会守护帝国主义法国的东方边界和半法西斯波兰的西方边界！
　　友好的法帝国主义将敞开钢铁般的怀抱，扼杀十月革命最后的残余。官僚机构把官僚的自保与保卫革命等同起来，今后它还会更加迅速地为了前者而牺牲后者，逐步交出外贸的垄断权来换取法国的回应，保证苏联的西方边界不受侵犯。当然，苏联最终被纳入资本主义体系的前提是清算十月革命体制的残余，而如果没有内部的动荡、没有苏联无产阶级的最终失败，这件事就不可能办到。但是，由于德国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全世界反动力量普遍加强，这一切都大大地得到了促进。
　　法西斯政变会让苏联的各类反革命分子重燃希望、开始活动。国家机器、党务机器、红军、技术知识分子和其他各类知识分子当中的波拿巴—热月分子，富农和耐普曼[24]，被斯大林主义冒进政策抛回到反革命阵营一边的广大农民阶层——这些成分的政治意愿都会被德国反革命的胜利激活。这种情况之下，波拿巴主义政变的危险会变得极具威胁。
　　18．在世界无产阶级的支持下，十月革命体制的残余仍然在坚持，但斯大林主义已经通过一连串的背叛行为削弱了世界无产阶级的力量，并且让它失去了组织。若干年以来斯大林派好像是在巩固苏联国家，但实际上只是在自保并且把自己的地位抬到无产阶级的头上。这么做的代价是放弃国际革命的路线，扼杀共产国际；在较为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共产党的革命宣传和活动遭到瘫痪，并且它毫不留情地打击列宁主义反对派和托洛茨基同志。因此，共产国际对1930年印度的事件、对英国海军内的罢工[25]保持沉默；因此，它禁止俄国工人对这些事件进行回应，甚至对德国的法西斯恐怖也是如此。（而贪官污吏们为了大肆批判托洛茨基同志，不知道开了多少场群众大会！）
　　世界的反动浪潮越是高涨，官僚堕落和蜕变的过程就越是坚决。它并不同反动派作斗争，而是亲自加强反动派，把十月革命的成就和传统抛在身后，以此换取苏联在资本主义包围中和平（БЕСКОНФЛИКТНОЕ）生存的机会。
　　官僚机构认为拯救苏联的办法不是世界革命，而是放弃世界革命，它的借口则是可以在唯一国家之内、以这个国家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社会。
　　但是，官僚为了所谓的“苏联本国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出卖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换来的不过是一张分文不值的小纸片，上面写着《互不侵犯条约》几个字而已。
　　官僚不仅没有巩固苏联国家，反而促进了它的失败，因为它破坏了苏联专政体制赖以维持的国际社会基础。
　　官僚放弃了国际主义的不断革命，也就是正在亲自豢养反革命。
　　为了打败共产主义运动，苏联的官僚不断为世界反动派扫清道路。
　　苏联正在和世界无产阶级隔绝，同样地，世界无产阶级也正在和苏联无产阶级隔绝。
　　德国的反革命正在掀起黑暗的反动浪潮淹没欧洲。全世界的法西斯主义和半法西斯主义组织起国家的力量帮助奥地利和德国的法西斯主义者，而这两个国家里只有无产阶级落得听天由命的结果。共产国际既没试着把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并且号召击退反动派，也没有尝试调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资源和苏联无产阶级的国家资源来帮助他们，这情形就和11月9日革命前威廉政权封锁苏联无产阶级、让它和德国无产阶级隔离开来一样。
　　“兄弟般的共产党”号召群众去巴塞罗那和其他地方（不过当然不包括莫斯科）的德国大使馆，打破它们的窗户——这只不过是对业已发生的叛卖行径做的“革命”伪装。与之相伴的是，斯大林派绝口不提这场进行中的政变对世界历史有什么意义。对于德国发生的法西斯政变，苏联竟然连一场群众大会都没举办，连一项工人决议都没提出！
　　德国的反革命政变是对苏联无产阶级的沉重打击，因为它加深了苏联无产阶级与其他国家无产阶级的外部隔绝。
　　如果说德国的革命会给苏联的革命运动带来有力的推动，那么德国反革命所带来的危险还要更加强大，它让我国的反革命分子振奋起来，推动阶级力量的右倾重组，从而能够让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专政的恢复变得非常困难，波拿巴主义政变得以完成的危险也更加迫近。
　　德国法西斯主义的胜利意味着：在通向胜利革命的道路上，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必须要克服世界反动派掀起的新一轮滔天巨浪。
　　19．德国法西斯主义的胜利不仅不意味着资本主义走向稳定，反而把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抬高到了新的阶段；只有苏联的失败才能为它争取到在若干年内维持平衡的新基础。德国资本主义用建立法西斯政权换来的喘息机会只不过延长了它受苦的时间。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欧洲和亚洲将会迎来新的战争，新的社会大动荡也会爆发。
　　魏玛德国倒台的时候，它的阵营里找不出一个愿意保卫它、为它抛头颅洒热血的人。但是，与魏玛共和国一同被埋葬的不只有群众的改良主义幻想，还有好几代工人阶级争取到的实际成果。
　　反革命正在飞速地巩固自己的地位，它在各邦议会、市政府、社区、工厂委员会以及文化和教育组织内展开行动，把腐朽无能的资产阶级民主制留下的政治尸体打扫干净，同时把共产党员清洗掉。
　　由于工人阶级的领导人投降，关键性的政治高地被反革命兵不血刃地拿下了。但是，群众自发的（ СТИХИЙНЫЙ）反击完全领先于他们。在将来，当法西斯主义对工人阶级争取来的社会和经济成果展开大规模进攻的时候，无产阶级和法西斯主义间的战斗就将开始。对于这样的战斗，德国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现在必须帮助无产阶级做好最周密的准备。如果能在这片阵地上对法西斯主义展开有力的回击（ОТПОР），在条件有利的情况下，这就可以变成无产阶级对整个法西斯主义，进而对整个德国资本主义制度发动进攻的出发点。
　　呼吁德国工人在今天立刻举行总罢工的想法不仅荒谬，而且简直是在犯罪。这就是极“左”倾向最恶劣的表现。如果今天宣布总罢工，那它必然会遭到彻底的、完全的失败。只有在1月30日，也就是凶恶的国家总理上台的那天，才应该、也有可能举行罢工。（СТАЧКУ НАДО БЫЛО И МОЖНО БЫЛО ПРОВЕСТИ В ДЕНЬ ПРИХОДА К ВЛАСТИ ЧЕРНОГО РЕЙХСКАНЦЛЕРА – 30 января.）那个时候，无产阶级的胜算是相当大的。如果无产阶级在那天用战斗做出回应，希特勒就不会在3月5日收获1700万张选票，相反，他阵营里许多摇摆不定的成员会抛弃他。如果这场斗争立刻转变成内战，它就会开辟出广阔的革命前景。但是斯大林派和社会民主党人没有帮助无产阶级为这场斗争做好准备。共产国际甚至没有向社会民主党提议说立刻用总罢工来回应委任希特勒的举动。本来可以举行一场反对法西斯分子的胜利（ПОБЕДОНОСНУЮ）罢工，但是，这个时机就此错失了（УПУЩЕН）。这就注定了，反革命会有巨大的、飞跃性的增强（到3月5日，有1700万张选票支持国家社会主义者），也注定了政变必然会发生。
　　20．共产国际曾适时地认为，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1923年所犯的错误（在参可夫政变[26]时保持“中立”）带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性质。托洛茨基同志对波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毕苏斯基政变期间的行为[27]（在瓦尔斯基的倡议下，波共中央委员会几乎是支持了这场政变）也给予了类似的评价。而1933年德共中央委员会的策略则是完全无条件地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实施的，而不是像1923年在保加利亚那样违背指示。它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策略不谋而合，而这并非偶然。
　　法西斯政变彻底撕下了领导层脸上的极“左”面具。现在每个人都会明白：从1927年底（广东[28]）开始的极“左”喧嚣，包括在德国呼吁搭建街垒、在“红色日”无休止的示威和巷战，目的是阻止群众看清领导层当中社会民主主义的重生，让他们的注意力从反对派身上移开，削弱和瘫痪列宁主义反对派和托洛茨基同志的工作，避免他们对领导层进行揭发、组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列宁主义者的国际派别。领导层对共产党，以及跟随其后的群众的行动进行限制和改造，让它们适应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的制度和形式，并通过极“左”的冒进（总的来说没有威胁到资产阶级）加以掩盖。由此，领导层把共产党变成了避雷针，让它去吸引电荷，也就是群众对资本主义的不满，并把这种不满导向极“左”的路线——看起来革命，但并不威胁资本主义的基础，它就用这样的办法把群众从列宁主义反对派的道路上引开了。
　　这个政策巩固了官僚机构同帝国主义列强的友好关系。这类化装成十月革命样子的社会避雷针取代了妥协和解的社会民主主义避雷针，对于列强来说大有裨益。
　　这就是残酷的现实，德国最近的事件向全世界证明了这一点。
　　21．改良主义曾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基础上蓬勃发展。后者的危机就是社会民主党的危机。这一点在德国体现得尤其明显，那里的社会民主党人每年都在不停地失去支持者。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崩溃就是改良主义的终结。法西斯主义或是共产主义——这就是历史提出的问题。在不久的将来，工人阶级只会用共产主义来反对德国的法西斯主义。
　　列宁主义的共产国际被斯大林派清算，变成了外交人民委员手下的机会主义附庸，它最有力的部门当中将就此开始崩裂瓦解。将要起来反对法西斯主义的不是现在这个共产国际，而是在更高的基础上复兴的共产国际。现在的官方党、无党派的革命无产阶级，以及国际共产主义左派和列·达·托洛茨基用工人统一战线这个口号争取来的工团主义工人和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这些群体中最优秀的成员会在他们周围团结一致，为共产国际的复兴打下基础。
　　自此，官方共产党的崩溃不可避免，但不是因为希特勒的恐怖，而是因为斯大林派关键性的叛卖。希特勒将把共产主义运动从自私自利的寄生虫手上解放出来；斯大林派的背叛则会把所有坚定不移忠于共产主义的成分推向世界左派的队伍。
　　今后，国际左派将不仅是共产主义团结的中心，还是整个工人阶级团结的中心，它毫无疑问会得到发展和加强。
　　共产国际诞生于8月4日。1933年是它走向复兴的有力序幕。德国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必须在工人阶级各种形式的直接斗争当中掌握主动权。他们要利用好残余的合法性、进行相当隐秘的地下活动，必须用反法西斯斗争统一战线的口号把工人阶级动员起来，让无产阶级的局部斗争尽快转变成全面斗争，转变成总罢工和内战。
　　22．法西斯主义正在巩固权力，并且每时每刻都在变得更加强大。白卫军式的恐怖已经开始了。已经采用死刑了，而且是官方宣告。领导人的投降不会让无产阶级免遭恐怖政策的毒手，而只会让法西斯主义办事更加方便。
　　在奥地利，法西斯暂时还没有取得胜利；
　　在法国，反动派暂时还没有上台；
　　在德国，法西斯还没有最终巩固；
　　在苏联，〔波拿巴主义政变的〕过程还没有完成；
　　德国的无产阶级还没有被打垮——在目前这个阶段，消灭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机会还没有丧失。但要做到这件事，只剩下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奋不顾身的革命勇气和决心；要让红军上好刺刀，动员起国际共产主义的全部力量，以此来帮助奋起的德国无产阶级。
　　但这不是官僚机构会走的路，对它来说，军队和各国共产党只是手段，用来巩固它从无产阶级手中篡夺来的权力。这条路只有工人阶级自己来走。
　　只有专政和党的复兴才能把这条道路变成现实。
　　23．法西斯主义是历史的曲折变化，也是阶级斗争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总体增长过程当中的意外阻碍。但我们的任务不是去安抚群众，不是去散播乐观主义的幻想。我们不应让群众松懈，而要发出危险信号，要拉响警报，要动员群众进行斗争——这就是我们的任务，列宁和托洛茨基在我们革命最困难的时刻就是这样做的。
　　危险越是巨大，我们的警报声就越要响亮。
　　数以千计的德国共产党员充斥着法西斯的囚室。数以千计的革命工人已经惨遭杀害，并且被法西斯分子顶替。成千上万名共产主义者被法西斯的死亡之手抓走了。
　　这些悲惨的状况催促着我们，面对事件的真相以及社会民主党领导层和共产党领导层在事件当中的作用，我们绝不能沉默不语。
　　一些共产党人哪怕在牢狱之中，也能仔细考虑——是什么原因让共产党员遭到枪决和监禁，而非让无产阶级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夺取政权？这样的共产党人尽管仍然身陷囹圄，但他们会和我们的思想和口号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世界革命正在进入它最为紧张的阶段之一。要向全世界工人说明这一点，要把工人动员起来，努力让工人阶级理解“为什么会走到这个阶段”，让他们明白：在斯大林的制度之下，无产阶级的胜利不仅不可能在我国实现〔在全世界也是如此〕；在斯大林的制度之下，这样的胜利在欧洲变得困难重重；工人阶级在克服世界反动派掀起的惊涛骇浪时，必须要动手拆除一些关键性的障碍，其中一个就是国际斯大林派——以上就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并且，我们有责任运用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手段、采取我们力所能及的一切方式来完成这项任务。

1933年4月1日

在《德国的法西斯政变》提纲上签名的同志名单
1．Ф·丁格尔施泰特（Дингельштед Ф.）
2．М·卡里亚金（Карякин М.）
3．П·帕皮尔梅斯特（Папирмейстер П.）
4．Б·申贝格（Шинберг Б.）
5．П·诺维科夫（Новиков П.）
6．А·阿布拉姆斯基（Абрамский А.）
7．М·波尔特诺伊（Портной М.）
8．М·博德罗夫（Бодров М.）
9．А·帕皮尔梅斯特（Папирмейстер А.）
10．费尔德曼（Фельдман）
11．М·涅维尔松（Невельсон М.）
12．克塞尔（Кессель）
13．博尔津科（Борзенко）
14．布洛赫（Блох）
15．库格列夫（Кугелев）
16．Н·科热夫尼科夫（Кожевников Н.）
17．扎莱金（Зарайкин）
18．С·帕皮尔梅斯特（Папирмейстер С.）
19．В·Б·埃利钦（Эльцин В.Б.）

补充的参与者名单
20．Л·达尼洛维奇（Данилович Л.）
21．К·胡加耶夫（Хугаев К.）
22．布隆特曼（Бронтман）
23．巴沙基泽（Вашакидзе）
24．戈格拉什维利（Гогелашвили）
25．托普里亚（Топурия）
26．叶夫列莫夫（Ефремов）
27．施皮塔利尼克（Шпитальник）
28．萨索洛夫（Сасоров）
29．霍尔缅金（Холменкин）
30．施维尔霍夫（Швырхов）



注释：

[1] 1933年3月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标志着魏玛政权的最终结束。3月的“反革命”事件开始于3月5日的国会选举，结束于3月31日，国家社会主义者在选举中赢得了多数。第一项举措是通过《各邦与国家一体化法令》（Gesetz zur Gleichschaltung der Länder mit dem Reich），解散了各邦的议会。新的议会成员组成是根据3月5日国会选举的结果决定的。

[2] 扬计划（Young Plan）指的是1929-1930年海牙赔偿会议上通过的扬计划，也就是一战之后德国的第二个赔款计划。

[3] 乔治·布朗热（Georges Boulanger）将军领导了19世纪80年代末的法国极右翼运动，他的口号是对德国进行复仇战争、修改1875年的共和国宪法并解散议会。

[4] 列·达·托洛茨基，《欧洲和美国》。莫斯科，1926年。这本书由列夫·托洛茨基就美国在世界资本主义中的作用所做的两份报告（1924年7月和1926年2月）组成，并摘录了关于同一主题的其他文章和报告。（特别参见《美帝国主义和和欧洲社会民主主义》一节。）

[5]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支付赔款的计划。道威斯计划于1924年8月16日由查尔斯·道威斯领导的国际专家小组在伦敦签署。这一计划使得魏玛共和国有能力支付赔款，确保德国经济能够恢复。扬计划在1930年取代道威斯计划，这份计划规定减少德国的付款总额，期限为37年（可能进一步修改），并建立一个专门的国际清算银行来取代赔款委员会。扬计划实际上只执行到1931年7月，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爆发，美国宣布延期偿付美国的联盟成员间战时债务，赔款支付也同时中止了。

[6] 海因里希·布吕宁（1885-1970），1930-1932年间担任德国总理。他是中央党议会党团的主席，总统兴登堡因此根据宪法任命他为总理，所以他领导的内阁并非受国会的委任，而是受总统的委任。他的政府能够绕过国会，通过发布紧急法令来治理国家。

[7] 指德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方针，国际的政策被苏联党的领导层控制着。共产国际在德共同德国其他社会主义政党之间的关系问题上的指令如下：社会民主党等同于“社会法西斯主义”，并且要同它们带来的影响作斗争。

[8] 这些日期标志着德国统一的政治进程。1864-1870年间，普鲁士对丹麦、奥地利和法国发动了一系列成功的军事行动，并于1871年宣告德国统一。

[9] 1878年，帝国议会的多数议员表决通过了《反对社会民主党企图进行危害治安的法令》（Gesetz gegen die gemeingefährlichen Bestrebungen der Sozialdemokratie）。该法令的有效期一直延长到1890年9月30日。

[10] 指的是在1923年10月举行共产党起义的计划。计划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制定，领导人则是执委会成员和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成员卡尔·拉狄克，他认为工人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尽管有苏联的支持和协调，但起义还是失败了。

[11] 19世纪60年代的德国有几种类型的工人工会：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会（Gewerkschaften）；隶属于自由主义党派的赫希—敦克工会（Gewerkvereine）；以及基督教工会（包括天主教和福音派）。

[12] “钢盔”前线士兵联盟在1918年12月23日由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成立，目的是保护德国免受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起义的影响。

[13] 保罗·冯·兴登堡（1847—1934），德国国家总统（1925—1934）。兴登堡在1933年1月30日任命阿道夫·希特勒为国家总理，并颁布总统令，指示他组建政府。

[14] 哈茨堡阵线/集团（Harzburger Front）是20世纪30年代初德国右翼民族主义者和国家社会主义者组成的政治集团。

[15] 恩斯特·台尔曼（1886-1944），德国共产党领导人；德米特里·曼努伊尔斯基（1883-1959），在1928-1943年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

[16] 阿尔伯特·亚瑟·珀塞尔（1872-1935），英国工会活动家和工党党员，于1924年至1928年间任国际工会联合会主席，同时是英国议会议员。（译者补充：有关托洛茨基对珀塞尔的批判，参见《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第二部分，1928）

[17] 这一天德国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在国会上赞成了军事拨款的提案，即支持德国参加一战。——中译者注

[18] “铸造委员会（Comité des forges）”，或法国冶金工业委员会，是法国钢铁企业家的组织，成立于1864年。在一战期间，规模最大的一批军工冶金康采恩的所有者和法国顶级金融寡头的代表组成了“铸造委员会”的董事会。

[19] 工业党审判（Дело Промпартии）发生于1930年11月25日至12月7日，是苏联的一次公审。几个苏联科学家和经济学家被指控受法国帝国主义的指使，混入苏联国家企业机关，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孟什维克联盟局案（Дело «Союзного бюро меньшевиков»）发生于1931年3月1日至3月8日， 14名前孟什维克成员被控欲重新建党，并在工会大厦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审讯。审判指控被告企图使孟什维克党员掌控苏联所有部门。——中译者注

[20] 古斯塔夫·埃尔韦（1871—1944），法国工团主义者，早先信仰社会主义，然后演变为国家社会主义。他于1919年组建了具有法西斯特征的社会主义国家党。他到1938年为止一直支持墨索里尼和希特勒。1932年，在埃尔韦的倡议下，社会主义国家民兵（Milice socialiste nationale）组织得以组建。

[21] 安德烈·弗朗索瓦—庞赛（1887—1978），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政治家、外交家和法兰西学院院士，曾担任法国驻德大使和驻意大利大使。他在大使任期期间亲自见证了希特勒的崛起和纳粹德国积极备战的情况。——中译者注

[22] 共产国际1933年3月5日的宣言呼吁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在反法西斯的斗争中统一行动。它强调，只有“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能够击退资本和法西斯主义的进攻”。

[23] 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李维诺夫（1876—1951），苏联外交官、革命家。1930年至1939年期间曾任苏联的外交部长。——中译者注

[24] 指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而产生的小店主，小厂主及投机商，是新经济政策产生的资本主义成分。——中译者注

[25] 1930年印度的事件：圣雄甘地领导的“食盐进军”，是一场反对英国殖民政府的和平示威活动；英国海军内的罢工：1930年英国皇家海军内至少有六次规模较大的抗议行动，起因是水兵对工作生活条件和专横的海军纪律感到不满。——中译者注

[26] 1923年6月9日，军事同盟和“人民联盟”（Народен сговор）领导的武装政变推翻了亚·斯塔姆博利伊斯基的政府，取代它的是反共产主义者亚·参可夫创建的激进右翼民粹党政府。这一时期保加利亚共产党的领导层采取中立立场，认为进行中的政变是城市资产阶级和农村资产阶级间的斗争。

[27] 1926年5月，波兰发生了由约瑟夫·毕苏斯基领导的政变。以阿道夫·瓦尔斯基为首的波兰共产党领导层支持这场政变，并认为这是迈向“革命民主专政”的一步。

[28] 1927年的广东起义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反对国民党的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