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库诺罢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路特·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1948）

第三部分 1923年的共产党暴动

第十四章库诺罢工

　　1923年春季和初夏，鲁尔危机越来越接近高潮。通货膨胀使经济生活完全解体；外汇官价银行每星期只挂牌两次，黑汇交易空前活跃。企业家要求政府批准他们印发本单位“救急通货”的申请书，成千上万地堆在德国财政部长身边，而不少市议会则已确实开始发行这样的通货以支付公务人员的薪金。在6月，一英镑值五十万马克，到7月便增至一百五十万马克，到8月，一英镑竟可换取一亿二千万马克。

　　中产阶级的下层受到的打击最重，纷纷破产。“生意照常”是一句莫大的谎话，就小商人和农民说来尤其如此，因为他们卖出的是有价值的商品，拿到手的却是无价值的纸币。因此，尽管这一年丰收，农户仍然死抱住他们的收获物不放，从而加重了工业区已经危险的粮荒。

　　经济生活的这种解体危及魏玛共和国的法律结构。公务员同国家丧失了联系；他们的菲薄薪金丝毫也不能满足他们的日常需要；他们感到自己像是坐在一条失去方向舵的船上。同情骚动者的警察，失去了镇压反饥饿示威的战斗精神；对于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兴起的破坏小组和秘密军事组织，他们也熟视无睹，不加过问。汉堡是如此紧张，以致警察都不敢对饥民抢劫食物进行干预。8月，汉堡港码头工人的大规模示威导致骚动。措伊彻尔写道，“不小一部分警察被视为不可靠；他们同情工人阶级。”^[1]库诺政府由于支持黑色国防军和挑唆鲁尔的破坏活动，自己削弱了自己的法律地位。

内战在酝酿中

　　莱茵—鲁尔和巴伐利亚的脱离运动有了新的高涨。鲁登道夫将军感到决定大局的时刻即将到来，在慕尼黑非常活跃。他继续给予帝制派以有条件的支持，另一方面则开始同正在兴起的“德意志国家社会主义者军事组织”——纳粹运动当时的名称——结成联盟。从1918年以来，逃亡到荷兰的霍亨索伦王室第一次真正有了希望，有可能在魏玛共和国崩溃后复辟。他们派遣数以百计的信使分赴世界各地，加紧同军队和实业界搭上旧关系。

　　在1923年夏季的这最初几个月中，希特勒的名字开始传播到慕尼黑以外。巴伐利亚邦政府公开反抗中央政权，似乎随时都有可能宣布独立。巴伐利亚的这种分离主义得到法国政府赞助；某些法国联络人甚至和希特勒的组织取得联系。^[2]

　　7月间，莱茵—鲁尔区的分离主义运动也达到新的高峰。到处谣传分离派领袖之一约瑟夫·施梅茨将要求国联承认鲁尔共和国。工会（包括莱茵区的工会在内）扬言：如果鲁尔宣布独立，它们就将以另一次总罢工相抵制。鲁尔和莱茵区的天主教士吁请庇护教皇^[3]用他拥有的一切手段阻止莱茵—鲁尔脱离德国。

　　7月13日，以参加卡普暴动叛国罪等待受审的埃尔哈特上尉逃出莱比锡监狱。希特勒在慕尼黑的一次群众集会上庆祝了这一件“民族功绩”，接着又举行了一系列向旧军队致敬的示威。鲁登道夫宣布了他的新口号，“跟着上帝，为了人民和自由！”。这同帝制派的口号“为了上帝、德皇和祖国！”大为不同。他并且开始发动一个为“民族殉道者”阿尔伯特·列奥·施拉格特树立纪念像的运动。

　　在这种谣言蜂起，到处风传德皇即将由荷兰归来、巴伐利亚即将叛变、莱茵区即将脱离德国等等的气氛中，工人阶级的反抗日益加剧。工会领导者大为恐慌，害怕出现一种他们无法控制的局面。他们不断地（例如在5月25日和6月1日）催促共和国政府同法国政府达成协议。社会民主党在每周一次的声明中一再指出通货问题“必须解决”，政府也总是作出解决它的保证。但是，德国全国进出口贸易协会却反对一切有计划地控制外汇的企图，认为这会危及自由企业精神。

　　工资与薪金同经济现实完全脱了节。库诺政府要按黄金征税；社会民主党人要求对“实际价值”实施资本特别征税；工人则继续要求把重工业收归国有，从而威胁到政府本身的存在。共产党人当真把茨维考附近的一个煤矿占领了几天。他们宣布将自行经营煤矿，但很快便被党中央委员会逐出。在柏林、德累斯顿、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曼海姆、科隆等地，抢面包骚动已成为司空见惯的事。

　　与此同时，法国人加紧了他们对莱茵—鲁尔区的控制。巴门市被课以巨额罚金；波鸿的化工厂被占领；埃森附近的矿山和莱茵河—易北河运河旁的炼焦炉被夺取。8月初，协约国赔款委员会在赔款煤未能照规定运出后，下令夺取占领区的矿山。民族主义破坏团加剧活动。在8月头几天，当有人向杜塞尔多夫的法国军队投掷手榴弹时，法国人把该市的德国警察局长逮捕。民族主义者于是以重新在城内投弹相回答。法国人大肆逮捕，对被捕者判处重刑，但是并不能制止破坏者的活动。在同几周内，埃森和许多其他城市也发生类似事件。

　　到7月末，库诺内阁便已濒临崩溃边缘。国内外都认为它即将辞职，并且不认为它的继任者将只是另一个议会组合。人们期待着一种革命性的变化，事实上，人们认为这种变化早就该发生了。

　　改良共产主义对党的下层已不再有任何吸引力。1923年夏季，地方组织纷纷为更激进的分子所掌握，这是一些十六岁就被送上前线的青年工人。他们从前方归来，结了婚，始终囊空如洗。他们在十六岁便扔过手榴弹，十七岁参加和平示威，十八岁投入罢工和内战。巴伐利亚的法西斯主义者向红色的萨克森进军，是一种眼看就要发生的危险。法西斯组织每天在工人居住区进行的袭击，使工人的愤怒情绪达到顶点。工人们愈来愈感到难以忍受，每天都有可能爆发大规模的冲突，各工业中心对所有负责领袖消极无为的危险态度极其不满。

　　一般共产党人开始越来越致力于建立军事编制。党的保安机构已经为“红色百人团”即一种由精力旺盛的斗士组成的突击队所代替；对于党的下层来说，当前的任务就是立即扩大这种军事计划。红色百人团的组织旨在把非党同情者拉入支持党的行动中。工会主义者、中央党党员、共济会会员和热情的天主教徒，都为它们所欢迎。它们按照各自所属的工厂取名——例如西门子百人团、鲍西格百人团等等。

　　在组织百人团的问题上，党内的冲突发展得十分激烈。对党员群众来说，红色百人团是1918年的工人委员会在新形势下的再现，他们意识到，通过这类地方组织的武装部队，他们也许能找到摆脱柏林和莫斯科纪律束缚的方法。布兰德勒的“AB政府”（即工农政府，在德文中，工人和农民这两个名词的开首字母分别为A和B）口号，在左派共产党人中得到的响应很有限。另一方面，中央委员会则力图把百人团变成仅仅搞一些宣传活动的机构。在萨克森和图林根，右派共产党人试图树立一种改良共产主义政策的范例，把他们的活动集中在“限价委员会”、家庭主妇与失业者委员会、消费者委员会等组织上来和通货膨胀进行斗争。这些委员会同工厂委员会统一行动，他们打算使这两类组织都成为邦政府的永久性经济咨询机构。在组织这两类包括了全体工人并且可以吸收中产阶级和农民的团体时，右派希望能为萨克森和图林根的议会制工人政府创造出群众基础。通过这种积极措施的实际后果，这个示范性地方政权将会吸引大多数工会主义者实行同样的政策，从而为全德国的议会制工人政府创造条件。他们的目的是要把这些形形色色的自发性委员会合法化；工厂委员会将合并成一个“雇员委员会”，这是一个专门处理劳工问题的常设咨询机构，它的地位以后要通过立法手续固定下来。由此看来，改良派共产党人也打算使旧的工厂委员会概念适应于新的环境，但却是按照他们对鲁尔危机的理解来这样做的。

　　社会民主党人对警察的控制，妨碍了红色百人团在萨克森和图林根的发展。地方政府不想由于容忍激烈的百人团运动而加剧它们同共和国政府的冲突，因此，在这几个邦里，百人团变成了正规警察的辅助组织，配合他们同黑市商人作斗争。在这些地区，百人团从没有达到过它们在已被占领和没有了法律的莱茵—鲁尔区那样的声势。

　　1923年3月末在萨克森成立的第一届蔡格纳政府，以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联合多数为基础，但并没有共产党部长入阁。商店主们经常担心发生抢劫和骚动，不断呼吁邦政府为他们这种提心吊胆的处境设法。企业组织向共和国政府抱怨萨克森的情况，诉说工厂面临威胁，将会由于破坏活动而受到巨大损失。限价委员会和蔡格纳政府定期举行会议，但是从没有取得任何成绩，因为萨克森政府无权过问共和国的经济。这些委员会担负的任务、即想控制脱缰野马似的物价，是不可能完成的，它们所能做的顶多是组织一些抗议集会，以及通过对杂货商个人采取联合行动，试图对上涨的物价作某些限制而已。委员会的全部狂热活动只收到一个成效——大赦政治犯和小偷。

　　汉堡和柏林的左派共产党人，认为蔡格纳政府同限价委员会和工厂委员会之间的这种合作，只会对工厂委员会运动的革命潜能起一种抑制作用。在他们看来，共产党人支持的萨克森社会民主党政府，与其说是帮助、还不如说是阻碍了工会同共产党工人结成反对库诺内阁的统一战线。在柏林和汉堡，百人团和限价委员会得到相当大的发展，但是在这两个主要工业区，政府甚至对由自下而上进行干预的形式都表示反对。在这里，“有组织的无组织群众”的自发活动，时常发展为小规模巷战。

　　在东普鲁士，由共产党领导的一次农业工人罢工迅速发展到相当可观的规模，参加罢工者达十二万人。这次罢工使得过渡中的德国已经够复杂的局面又增加了一个新因素；在此以前，农业工人一直是沉默的，对事件不发生影响。1918年以后，正式的农业工人工会经历了一次重大危机。艾伯特政府首批通过的法令之一，就是宣布农业工人有权组织工会，而在德意志帝国时代，他们并没有这种权利。农业工人工会发展成为德国最强大的力量之一；在1920年，它拥有八十六万名会员。可是，到1923年，其会员数目已经下降为十五万人。各种反对派的农业工人工会相继成立——例如德国农林业工人工会，在此期间就曾举行过两次全国代表大会。各种民族主义集团也开始为它们在农业工人中的影响而斗争。

　　在马里恩威德和皮尔卡伦地区，罢工特别激烈，派去保护这些大地主的警察和“特诺”^[4]辅助部队遭到枪击。产业工人对这些农业工人表示极大同情；城市工人和农业工人一道开会，成立联合小组。在东普鲁士的罢工以后，梅克伦堡、波美拉尼亚、勃兰登堡、马格德堡、黑森—卡塞尔和莱比锡附近，也相继发生规模较小的类似运动。在马格德堡，当社会民主党警察总监逮捕了罢工委员会全体委员时，他遭到社会民主党下层党员的反对。马格德堡的农业工人号召该地区的工人声援他们，产业工人以自己的罢工作为回答。在梅克伦堡的戈德贝格，农业工人夺取了民族主义者暗藏的武器，向大庄园主的住宅进军，威胁着要逮捕他们，并且进一步搜索民族主义分子暗藏的武器。

　　在市议会中，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议员处于失业者和最贫苦工人阶层的强大压力之下。人们掀起了申请的浪潮，要求供应儿童免费牛奶、设立公共食堂、分发衣服和煤炭、延期缴纳房租等等。有三百个以上的市议会——其中包括大约七千名共产党议员——通过了批准这些请求的议案。共和国官员干预这些地方性活动的企图，一般都没有效果。靠近埃森市的一个小市镇罗特豪森，为它的居民采取了一个又一个内容无所不包的救济措施，结果，普鲁士政府急忙派遣一个代表到那里去防止“社会主义”；邦政府代表通过把该镇并入埃森市的办法，才算除掉了这个共产党政府。

工厂委员会对工会

　　通货膨胀使德国工会发生了它成立以来的最大危机。“一般工会主义”的一切工资政策，都由于经济解体而变得毫无意义。

　　1918年以后，德国发生过的罢工有两种：一种是内战时期所特有的自发罢工，另一种是工会领导的正式罢工。后一种罢工只是在经过深思熟虑以后才开始，并且谨慎地恪守合乎宪法的路线，遵循着卡尔·列金在十九世纪末发展起来的传统。工会通过周密的准备，领导这类罢工走向一次又一次的胜利（在1918年以后，这些胜利主要是依靠它们同共和国中央和邦政府协调行动而取得的），从而提高了自己的威信。可是现在，工会在漫长的年代中赢得的地位，却由于1923年的通货膨胀而在几个月内全部丧失。

　　通货膨胀对工会的一个特殊影响，涉及到地方上的工会组织者，保守的劳工政策在工会中的支柱。这些地方领袖都是来自工作台畔的工人，以他们本行的特殊技术出人头地，但在行为和思想上却能代表一般工人。他们的报酬不多，但是在疾病和残废保险方面得到某些照顾，并且有希望在做了几十年工作后得到退休年金。然而，通货膨胀不仅使他们的工资丧失了购买力，而且粉碎了他们那种生活可以无忧无虑的幻想，因此，大多数工会下级干部本身这时都开始鼓吹革命变革。1924年初，在风暴已经过去以后，德国工人联合会的官方公报对这段时期的情况作了以下总结：

　　“德国政府拥有镇压暴动的非常权力，但它只用这种权力来对付左派暴动主义运动。共和派工人感到气愤的是：一方面，军事机器被用来撤换萨克森政府，封闭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在图林根建立独裁政权；另一方面，埃尔哈特的武装匪帮却逍遥法外……在1918年以后被我们争取过来的这数百万人中，已经有好几十万人离开了我们，因为贫困和匮乏摧毁了他们对工会的信仰。”^[5]

　　对工会来说，工厂委员会的地位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在他们过去尽量缩小这类委员会重要性的努力中，工会官僚曾经设法使工厂委员会从属于官方工会组织，从而赢得了一次重大的胜利，但是，委员会和工会组织者之间的斗争从来也没有完全中止过。随着通货膨胀的发展，工厂委员会开始在代表工人向企业主提出要求方面再次带头。工会方面领取工资的专职干部力图把这种活动包揽在自己手上，但却被志愿出面的委员会领袖代替了，因为工人更信任他们。

　　在同工会公开进行的竞争中，工厂委员会开始组织区域性的和地方性的代表大会。这种冲突在选出十五人委员会时达到高潮，该委员会由全国各地的工厂委员会代表组成，总部设在柏林。

　　一个值得注意的特征是，人们有意识地避免了“苏维埃”这个字眼，这样做部分是由于1918年德国苏维埃组织的软弱和没有效率，已经使它名誉扫地，部分也是因为人们对俄国苏维埃的批评和不信任日益增长。每当共产党人试图提出德国苏维埃的口号时，他们在工人中间总会遇到强烈反对。工厂委员会有意识地以下列方法提高自己的声望：一方面，他们把自己说成是真正德国式的工厂组织“工厂代表委员会”的后继者，另一方面，它们又使自己和那个曾在世界大战最后一年为推翻帝国政府作准备的运动传统结合起来。

　　从1918年以来，一个处于政党和工会之外的工人组织第一次变得越来越得人心。与此同时，工会的势力削弱了；德国工人联合会到1922年年底还拥有七百八十万人，1923年间便下降为五百七十万人。^[6]

纸币印刷厂的罢工

　　通货膨胀使得平常要求增加工资的罢工变得毫无意义，通货膨胀大大减少了工会的一切斗争。^[7]在通货膨胀的紧急时期，斗争时间必须很短，因为一过几天，它们的目的就会失去实际意义。1923年间，没有取得结果的罢工次数要比前一年高得多；许多次斗争不得不在达成协议以前被放弃。

　　随着通货膨胀的日益发展，国家印刷局印发纸币的速度赶不上形势需要。为此，特地设立了辅助印刷工场；国家银行保证到8月4日供应给所有的人以足够的纸币。同一周内，国家印刷局中的共产党小组使纸币危机达到最高潮。这些印刷工人平日本来是有节制的保守派典型，这时却决定把德国的命运掌握到他们手上，从它最怕受攻击的地方——纸币印刷机方面打击库诺内阁。他们举行了罢工，成心要推翻库诺内阁，为全国范围的叛乱点起信号。正如印刷工人们所预料的那样，他们的行动瘫痪了国家机器。纸币储备在几小时内便全部告罄；不论是对公务员或其他任何人，都付不出任何工资。

　　印币工人的行动激起了8月10日的一次群众性罢工，罢工迅速呈现出内战形式。柏林的交通全部停顿；有限的煤气和电力只供应紧急用途；发电厂关闭了，切断了供应德国重要工业部门的电力。

　　在柏林工人的压力下，该市工会理事会举行紧急会议，讨论是否批准已经在柏林地区全部实现的罢工。假如首都的工会理事会批准罢工，德国工会联合会和全国各地的社会民主党支部就会给予罢工以全力支持，从而使人们早就盼望的工人阶级统一战线成为一个强大的革命运动；但它当时却没有作出批准。理事会开会时邀请各社会主义政党派代表参加，共产党第一次在被邀请之内；这一非常步骤本身就表明了工会主义者当时的情绪。奥托·维尔斯^[8]、保尔·赫尔茨^[9]和鲁道夫·布莱特沙伊德代表社会民主党；奥托马尔·盖施克^[10]、弗里德里希·赫克特和作者本人代表共产党。这是一次戏剧性的会议；德国工人阶级和德国的命运，又一次被放到了天平上。讨论是炽烈的。古斯塔夫·扎巴特^[11]，一个典型的柏林老工会领袖，以及同他在一起的全部老工会官僚，几乎就要支持罢工，但是受到了政治领袖、社会民主党人维尔斯的抑制。这样，就和卡普暴动时期一样，工会领袖再次表现出他们比社会民主党更能判明局势和采取有效行动。卡尔·列金的这些学生和信徒固然继承了他的缺点，但也具有他的政治常识和行政才能。假如工会领袖曾经支持罢工，库诺的继任者就会是一个工会活动家；那样，德国就会有一个工会政府，支持着它的工人战士有能力应付有产引起的一切后果。

　　8月10日，共产党人在议会中提出一项不信任案。11日，库诺辞职。这时，柏林的罢工已经像野火一样蔓延开来，发展到了德国中部、瓦塞尔坎特、莱茵兰、斯图加特、上西里西亚、图林根和东普鲁士，其规模只有1919—1920年的大罢工可以相比。许多城市中发生骚动；8月11日，在汉堡、盖尔森基兴、克勒菲尔德、阿亨、莱比锡、德累斯顿和腊契布，有三十五名工人被杀，一百名受伤。8月12日，汉诺威、罗特豪森和盖尔森基兴发生反饥饿骚动，有三十多名示威者被杀。同一天，古斯塔夫·施特莱斯曼组成新内阁，阁员中有四名社会民主党人，其中由鲁道夫·希法亭担任财政部长。

　　外国观察家一致认为：社会革命的威胁在德国指日可待，几天以后就会最终决定大局。显得最荒谬的是，相信德国不可能走向革命的唯一集团，竟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心向前挺进的工厂委员会，从它们的共产党领导人那里遇到顽固反对。布兰德勒中央委员会被运动的气势吓倒了，它那套在魏玛宪法范围内有组织地谋求进步的改良共产主义时间表，已经完全为这一运动所打乱。假如罢工继续下去，它就显然会发展成为内战，而结果就不会仅仅是以另一个仍然保存议会制的联合内阁来代替施特莱斯曼政府。

　　罢工开始以后，中央委员会便离开党在罗森特尔街的总部，只留下几个不重要的工作人员在那里负责看守，它本身则转移到了一个地下本部。这一愚蠢行为——在罢工当中，本来是谁也不敢触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只能妨碍首都和外省之间的联系。中央委员会派弗里德里希·赫克特从柏林指导罢工，指示他必须把罢工限制在经济要求上，并且要尽可能快地使之结束。布兰德勒坚持停止罢工，因为它并没有得到德国工人联合会的正式批准。柏林党组织和布兰德勒截然相反，要求把许多地方性的罢工统一起来，使之成为一个反对库诺内阁的运动。左派的理由是：在最初阶段，工会领袖可能不肯正式批准，但以后将不得不在事实上赞同和屈服。关于如何争取工会正式支持的这一讨论，是以对整个政治危机的相反理解为基础的。

　　地方党委会等待来自柏林的命令，它们希望避免同军队孤立地发生冲突，准备等到被认为是掌握在中央委员会手上的武器分发下来以后再行起事。这种在革命工人运动中统一行动和遵守军事纪律的观念，在下层共产党人的头脑中是根深蒂固的。全党相信，中央委员会在俄国金钱和俄国国家机器的帮助下，已经暗中储备了大量武器弹药，只要莫斯科和柏林的最高总部一声令下，他们立刻便可以接近这些秘密武库。布兰德勒集团曾经就已经获得的武器数量问题在党内颁布过令人难忘的统计数字，并且散布过革命爆发后红军保证立即支援等等这类想入非非的谣言。可是，在1923年8月，布兰德勒派往全国各地的信使所传达的，并不是要大家放手干的信号，而是完全相反的密令。对柏林委员会，他以最阴暗的色彩描绘了全国的形势，强调了一些次要的困难。

　　8月13日，中央委员会正式下令第二天结束罢工，理由是它的主要目的——逼库诺政府辞职——已经达到。在不顾大多数柏林工厂委员会反对的情况下，党的这一干预是首都的罢工逐渐结束。在别处，在下一个星期内，罢工从德国的一个角落跃向另一个角落，地方规模的猛烈反抗继续了相当一段时间。譬如说，不伦瑞克工人就曾扬言要“夺取政权”，而在鲁尔和莱茵兰，8月20日重新掀起的罢工浪潮使得矿山和冶金工业再度停工。

　　艾伯特总统指定古斯塔夫·施特莱斯曼博士组织一个新的四党联合政府，目的在于遏制德国的共产主义威胁。施特莱斯曼就职以后，立即警告共产党人说，他的政府将以全部力量反对暴力行为。他要求新闻界帮助政府同布尔什维主义作斗争。普鲁士内政部长塞费林下令解散十五人委员会，因为它“曾经枉费心机地企图发动总罢工”。

　　对于拉狄克的政策说来，罢工带来了出乎意料的结果：民族布尔什维主义的试验突然终止。施特莱斯曼同英国人商定，结束了鲁尔的消极抵抗，并且在英国仲裁人的帮助下，重新组织了赔款的偿付。莫斯科政治局立即得悉这一消息。一年以后，施特莱斯曼在他本党的代表大会上说，一年多以来，他始终遵循着同一条外交路线。“这条路线开始于鲁尔斗争时期，它一直通向伦敦。”

　　德国外交政策所以有这样转变，是由于政府担心在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螺旋形进展的情况下，鲁尔的革命形势可能影响全国其余地区，推动潜伏的内战危机，而在内战中，共产党人则可以轻而易举地推翻政府。施特莱斯曼对德国共产主义运动前景的估计，要比布兰德勒的估计更接近于现实。施特莱斯曼总的态度的特点，反映在他对“民族解放妇女协会”一次集会的描写上。这个妇女协会是德意志帝国一个保守的民族主义组织，它在十一月革命爆发一两个星期后举行过一次集会。施特莱斯曼写道：

　　“在这次集会上，人们并没有认识到11月9日革命的意义。在那次会上，我坚决反对当时普遍缺乏公民勇气的情况下，反对把直到那天为止还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全部破坏。会上，我们举杯为古老的德意志祝福，我们高唱德国国歌，而且我们是在一个人民委员统治的革命城市中这样做的。”^[12]

　　害怕布尔什维主义是削弱第一届库诺内阁亲俄政策的一个主要因素。另一方面，在莫斯科，英德联合在欧洲所起的影响看来是如此严重，以致使政治局领导人不惜中断他们在高加索的休假而赶回克里姆林宫。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了会议。政治局的政策发生大转变，它决定在德国组织起义，为德国党提供好几千名军事专家，并且给予它以无限制的财政援助。一个明确的时间表被拟订出来。总书记斯大林第一次以他的新职权干预了德国事务。

^[1] 瓦尔特·措伊彻尔：《为共产党的恐怖组织工作》，第10页。 ——原注

^[2] 这类联系的某些细节，在7月初审判戏剧评论家格奥尔格·富克斯和作曲家——音乐指挥家乌戈·马赫豪斯的叛国案时被揭露，参看富克斯：《我们这些囚徒：2911号单身牢房的回忆》，慕尼黑1931年版。——原注
　　约翰·格奥尔格·彼得·富克斯（Johann Georg Peter Fuchs，1868年6月15日——1949年6月16日），德国作家、戏剧导演。出身于牧师家庭。1907—1909年任慕尼黑艺术剧院秘书。1921年起参加巴伐利亚分离主义运动。1923年被捕并被判处12年徒刑。1927年获释后继续从事写作。
　　胡戈·马赫豪斯（Hugo Machhaus，1889年7月4日——1923年5月4日），德国记者。1920年参加卡普暴动。1920—1921年任《人民观察家报》主编。1921年加入自由军团协会。1922—1923年期间参加了巴伐利亚分离主义运动。1923年2月28日被捕，5月4日在狱中自杀。

^[3] 庇护十一世，（Pope Pius XI，1857年5月31日——1939年2月10日），原名安布罗吉奥·达米亚诺·阿希尔·拉提（Ambrogio Damiano Achille Ratti），罗马教廷第257任教皇（1922—1939年期间在位）。

^[4] 原文为“Teno”，可能为“民族主义恐怖组织”的缩写。 ——译者注

^[5] 《黑色的一年》，《工会新闻》社论，1924年，柏林，第34期，第1页。 ——原注

^[6] 《工会新闻》，第34期，第400页。 ——原注
　　在1922年底被列为雇员的一千八百万德国人当中，有一千四百二十六万人是根据集体合同被雇用的。在这些人里面，有一千二百五十万人分别组织在下列各工会中：德国工人联合会（简称ADGB）、基督教工会、希尔施—敦克尔工会（由两个名为马克斯·希尔施和弗兰茨·敦克尔的人为了同社会民主党工会竞争而建立）以及白领工人的全德自由工会。

**1922—1923年德国工人联合会（ADGB）会员人数**
年度	季度	会员数	增减	百分比
1922	Ⅰ	7810133	58544	0.8
	Ⅱ	7883906	73773	0.9
	Ⅲ	8068938	185032	2.3
	Ⅳ	7821558	-247380	-3.1
1923	Ⅰ	7427638	-393920	-5
	Ⅱ	7287049	-140589	-1.9
	Ⅲ	7039059	-247990	-3.4
	Ⅳ	5749763	-1289296	—18.3

——原注

　　马克斯·希尔施（Max Hirsch，1832年12月30日——1905年6月26日），德国出版商。出身于商人家庭。1861年加入德国进步党。1863年起担任自由主义运动。1869年参与创立希尔施—敦克尔工会。1869—1871年任北德意志邦联议会议员。1871—1893年任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1884年加入德国自由党。1893年加入自由人民党。1898—1905年任普鲁士邦议会议员。1905年去世。
　　弗兰茨·古斯塔夫·敦克尔（Franz Gustav Duncker，1822年6月4日——1888年6月18日），德国出版商。出身于出版商世家。参加了1848—1849年德国革命。1849年创办《人民报》。1858年起出版拉萨尔著作。1859年创立德国民族协会。1861年参与创立德国进步党。1861—1874年任进步党中央选举委员会委员。1862—1877年任普鲁士邦议会议员。1866—1871年任德国议会常务委员会委员。1867—1871年任德意志邦联议会议员。1869年参与创立希尔施—敦克尔工会。1871—1877年任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1874—1877年任进步党执行委员会委员。1888年去世。

^[7] 通货膨胀时期罢工和闭厂停工的情况如下：

	次数		参加人数		损失工作日
年度	罢工	闭厂	罢工	闭厂	罢工	闭厂
			（以千为单位）		（以千为单位）
1899—1913*	1885	229	406	61	5291	2716
1919	3682	37	2725	32	32464	619
1920	3696	114	1916	91	15444	1311
1921	4093	362	1818	202	22596	3278
1922	4348	437	2241	220	23383	4351
1923	1878	168	1752	119	11014	1330
*每年平均数（《工会新闻》，第34期，第392页。）

^[8] 奥托·维尔斯（Otto Wels，1873年9月15日——1939年9月16日），出身于餐馆业主家庭，1891年参加社民党，1906年在社民党党校学习，并从此开始担任全职干部。1907年起任社民党勃兰登堡组织的书记，同时担任《前进报》编辑。1912年当选为帝国国会议员。1913年根据倍倍尔的建议，入选党的执委会。十一月革命后当选为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委员。1919年起任社民党主席，并当选为魏玛共和国国会议员。1933年3月23日，他是唯一一个发言反对《授权法》的国会议员。纳粹上台后流亡到被国联管辖的萨尔盆地，组织社民党国外流亡组织，后死于巴黎。

^[9] 保尔·赫尔茨（Paul Hertz，1888年6月23日——1961年10月23日），出身于犹太商人家庭，早年即投身社会主义运动，1919—1925年当选柏林市议会议员，1920年参加独立党，1922年随独立党右派返回社民党。1922—1933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33年5月流亡国外，参加了社民党流亡执委会，1938年与流亡执委会决裂，参加了另一个社会主义抵抗组织“新开端”（Neu Beginnen）。1939年流亡美国，1944年参加民主德国委员会。1949年返回西德。

^[10] 奥托马尔·盖施克（Ottomar Geschke，1882年11月16日——1957年5月17日），化名埃斯拜尔（Eisbär，意为“北极熊”），曾在铁路上当五金工人，1910年参加社民党。1914年后参加反对派，领导一个青年小组。后参加斯巴达克斯同盟，1917年参加独立党和革命工长组织。1919年加入德共（斯），1921年入选德共中央委员会。曾任柏林铁路职工工会主席，在工会领导宣布选举无效后，三次被重新选上，最后被赶出工会。1921年任柏林—勃兰登堡地委负责组织工作的第二书记，支持左派。1921—1924年当选为普鲁士邦议会议员。1923年5月当选为中央局委员，在M机关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24年在共产国际五大上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1924—1932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25—1927年担任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后改任书记）、，主持了“布尔什维克化”的进程。随后同左派决裂，支持台尔曼。在国会纵火案当天被捕，曾在关押在多个集中营内，1940年获释，1944年7月再次被捕，被关押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1945年5月1日获救。1945—1946年当选为德共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大柏林地委主席。1946—1953年任统一社会党柏林地委委员。1950—1954年当选为人民议会议员。

^[11] 古斯塔夫·扎巴特（Gustav Sabath，1863年5月1日——1952年11月21日），社民党人，当过裁缝学徒，1887年加入裁缝工会，1888年任裁缝工会汉堡分会主席。1893—1896年任工会全职干部。1896年任德国工会总委员会书记，1902—1919年任德国工会总委员会执委会委员，1919—1928年任全德工联联邦执委会委员，1920—1928年任柏林工会委员会书记、全德工联大柏林委员会主席。1928年退休。1917年参加独立党，1922年随独立党右派返回社民党。1923—1932年当选为普鲁士邦议会议员。

^[12] 《民族现实政治》，施特莱斯曼在德意志人民党第六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演说，1924年11月14日，多特蒙德，载《德意志人民党宣传册》，第56号，1924年柏林版，第36页。 ——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