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德国党的斯大林主义化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路特·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1948）

第五部分国家党建成

第二十三章德国党的斯大林主义化

　　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以后，季诺维也夫对共产国际这个机构的控制，便只剩下了一个空名。在共产国际面临的无数问题中，斯大林专门致力于处理德国问题。曼努伊尔斯基已经搜罗到大量情报资料，对台尔曼集团和整个德国党内部的情况了如指掌；他携带着一批专家再次在柏林设下总部，继续以高明的俄国技术来改善德国党粗糙的工作方法。作为一个从共产国际奥林匹斯山上下来的公正仲裁人，曼努伊尔斯基能够操纵左右两派的大小集团，对每一个派别都许下给予支持的诺言，挑拨他们互相争斗，向一切反对派分子提出，如果他们不采取“反布尔什维克”的立场，并且及时悔过，就可以获得政治大赦。在他的手下，是稳可以享受到党内民主权利的；共产国际不仅准许人们批评德国共产党的政策，而且准许对台尔曼领导集团进行最尖锐的攻击，只要人们能遵守下列两项条件：第一，不得提到俄国问题，德国同志不得“干涉”俄国党内危机；第二，不得批评苏联的外交政策，特别是红军同国防军之间的关系。

　　曼努伊尔斯基借用党内民主的名义，使德共分裂成了许多集团；一个分崩离析的党是更便于操纵的。成十种的不同政纲被提到下层党员面前，鼓励他们对之进行研究，虽然这些政纲在德国问题上并没有多大实际分歧；地方组织被强迫听取和讨论关于这十种观点的报告。而建立联盟——也就是说，在抵制斯大林政策这一主要问题上立场一致的反对派集团提出联合政纲——则遭到禁止。借助于这种挑拨战略，借助于阻挠抗俄派力量的任何团结，莫斯科打算首先粉碎各种反对派倾向，然后以一种使它完全为自己所控制的方式来改组德国党。通过以工厂党小组为工具来改变党的结构，它的这一目的终于实现。

乌布利希—皮克系统

　　如何改建德国党的方案，是在1925年3月和1926年2月举行于莫斯科的两次特殊组织会议上作出的。^[1]与会者包括保尔·梅克尔^[2]、法国的莫里斯·多列士^[3]、意大利的维奥拉·布里亚柯和莫斯科各工厂的代表。会议非常详细地说明了共产党组织的新形式。譬如说，会议估计了一个三十五人的共产党小组在一座两三千人的工厂中可以起多大作用的问题。会上并提出若干示范性工厂报告，这些报告都竭力以俄国工厂的工作报告为模仿对象。列宁格勒和普梯洛夫工厂和克虏伯工厂党组建立了通信关系。

　　这两次会议上的德共中心人物是瓦尔特·乌布利希。乌布利希——他在党内所用的名字一直叫蔡勒——是一个搞党组活动起家的人。在1923年，他是一个来自图林根的没有色彩的党组织工作者，所谓“中派”集团的一员。他从如何能最有效地瓦解左派组织的角度出发，对党的组织结构进行了研究，斯大林很早便看中了他，认为他是一个擅长做这项工作的人。他在共产国际内部国家政治保卫局人员的领导下工作，逐渐发展了一套把党组织分化为易于控制的许多小组的技术。到举行两次莫斯科会议的时候，他已经变成一位专家。^[4]“由于工业无产阶级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基础，”他写道，“因此，党小组是我们党的组织基础。”^[5]“皮克系统”也是乌布利希系统。这两个受国家政治保卫局指挥的人共同行动，把德国党组织完全打碎，改组成斯大林主义的干部体系。德国共产党只有通过这种打碎和改组，才能够布尔什维克化。

　　共产党的组织是从内战时期发展起来的。党员中几乎有95%都是工人。德国左派知识分子（特别是犹太知识分子，他们在德皇统治下被禁止在政府中任职）一般都更喜欢加入民主党或社会民主党，因为这些党能使他们获得更多的做官机会。通过一次澄清了一切重大问题的翻天覆地的革命，一个使他们从此对一切党官僚都失去任何信任的过程，下层共产党员脱离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强大组织和传统。后来，纳粹在兴起过程中便利用了这种蔑视官僚的情绪——在德国共产党人中发展到了极端的程度，在一般德国工人中也有所发展，不过程度较轻而已——掀起过所谓反对“大亨”的运动。

　　当时，共产党人对他们自己的“与生俱来的民主权利”看得很重，不容它受到丝毫侵犯。这种权利之一便是经常召开地区性全体党员大会，在会上，根据一人一票而不论党内地位和职务的原则，对一切政治和组织问题进行讨论和作出决定。这种地区组织有一种亲密的团结关系，其基础是大家具有共同的背景，生活在同一个区域，除去党的工作以外每天都有接触。它所包括的几百名共产党人彼此都是多年的熟人，共同经受过内战的危险，在旧的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组织中有过相同的政治经历。这些政治的工作人员不领取报酬，是从一些证明自己最适合担任党内工作的积极分子中挑选出来的佼佼者；领导人和普通党员在一个民主组织中具有同等重要性。他们是一个同生死共患难的整体，在过去十年中的动荡，他们共同经历过德国工人运动的祸福荣枯。在这种政治经验和政治认识大体相同的基础上，他们自由地和志愿地达成了一致意见，从而形成了一个紧密团结的集体。这个集体（谁在他们当中生活过，谁就永不会再忘记他们）在同不利的环境作斗争时，展示了人类行为中最美好的品质——性格的独立，为集体利益牺牲个人利益；个人和集体的融洽无间，迎接困难任务和承担责任的昂扬斗志等等。

　　这群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而聚集到一起，生活在一个强大集体中的个人，在对待德国政治问题的态度上同一种难以摆脱的宗派主义思想传统进行了斗争。正是在这一时期，这些联合起来的个人，这种分化的集体，已经在开始克服自己的缺陷，发展一种更为适宜的德国政策。他们为一个民主的党内机构作斗争，按照这种结构，中央委员会将是各个地方组织的一个执行机关，而且仅此而已。地方组织——按照这种正在出现的方案的规定——将负责决定党的政策，中央委员会然后执行这些决定，而不是由中央决策交地方执行。来德国访问的俄国工人反对派成员，完全被德国党组织迷住了，因为这种组织正好体现了他们希望在俄国建立的那种政党。斯大林的反应也同他们一样强烈，因为这种由基层决策的组织恰恰和斯大林主义的党针锋相对。最后，这种日益增长的加强地方自治的倾向——通过自由选出的出席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在全国范围内表示了出来——终于被粉碎了。借助于阴谋斗争的方法，斯大林的代理人由上而下地对地方组织进行改组，把它们变成了一个个易于操纵的单位。

　　在这些地方组织中，如果对当前的各项问题展开讨论，分别提出多数派和少数派的报告，全国的反斯大林主义左派反对派就会获得巨大的多数。1923年的经验在所有党员的脑海中都还记忆犹新，对俄国国家机器的不信任心理是极其强烈的。这些憎恶普鲁士军国主义、社会民主党领导和魏玛共和国警察的革命工人，对俄国国家官僚也怀着同样强烈的厌恶。斯大林和曼努伊尔斯基认识到，共产党的地方党员大会如果继续存在下去，克里姆林的政策就会长期遭到抵抗——他们的这种看法是完全正确的。

　　莫斯科机器对这些地方党员大会公开宣战。在“把党的工作集中于工厂！”的口号下，过去那种把党分成各地党员大会、把市镇党组织和工厂党小组并在一个地区中的做法都废除了。这时采用了“皮克系统”；大于一个工厂党组的单位都被正式解散，甚至比较大的工厂党组也要再细分为人数不超过十至十五人的更小的小组。党完全被打散了；每一个团结的战斗集体都被弄得五零四散。党代表大会代表的直接选举制，变成了隔上三级的间接选举：先由党小组选出初级代表，再由这些代表选出参加区域党代会的代表，最后，只有这种区域党代会才有权选派参加全国党代表大会的代表。

　　另一个当然的民主权利是选举领薪和不领薪的党的工作人员。按照德国工人运动中一种神圣的、受到坚决捍卫的传统，任何人要在一个劳工组织中担任工作，都必须经过下层党员的提名、讨论和投票表决。可是从现在起，领薪的工作人员却改由中央委员会在事先得到莫斯科有关领导人的批准后向党内提名了。以往同样由下层党员提名的议会和邦议会议员候选人，现在也改由中央委员会事先经莫斯科统治机构批准后向党内“推荐”，然后由出席党代表大会的代表批准。

　　当时，有数以百计的德共党员变成了设在德国的各种苏联机构的雇员。在一个这样的机构中工作就是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许多德国共产党人都竞相钻营，在这些机构里，工资要比在相似的德国机构中高得多，工作时间也比较短，并且还有许多其他特权。比如说，苏联驻柏林商务代办处的雇员在购买摩托车、皮外套和其他类似的奢侈品时，可以享受折扣很大的优待，他们可以同自己的家属花很少的钱到俄国去度假日，或者到俄国疗养院去休养。除去这些物质利益而外，这种工作也带来了威望和社会地位。许多革命者由于从事过共产主义活动，不再可能在魏玛共和国的机关中有自己的个人前途，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他们觉得这实在是一种无谓的牺牲，而现在，这种牺牲在俄国的国家机关中得到补偿了。这些职位完全改变了他们的物质生活和心理状态。

　　在这几年中，德共党员人数为十二万五千到十三万五千人——从德国的标准来看，这是一个力量薄弱的组织。^[6]不过，党机器却是强有力的，它包括以下一系列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中央委员会，连同它的秘书、编辑、技术雇员	850人
报纸和印刷厂，包括广告部工作人员	1,800人
书店及其附属的宣传鼓动组	200人
工会雇员（主要在斯图加特、柏林、哈雷、图林根和开姆尼茨）	200人
疾病互助会	150人
国际工人互助会及其附属报纸	50人
红色救助会，包括图林根的儿童疗养院	50人
苏联机关（苏联大使馆、驻柏林、汉堡和莱比锡的商务代办处、东方银行以及各种德俄合股公司）的德国雇员	1,000人
总计	4,300人

　　所有这些雇员的地位能否保持，决定于能否不断得到莫斯科统治机器的赏识。只要对党的路线有一句不满表示，甚或把它维护得不够卖力，都足以使他们立即被解雇，而他们也明白这一点。他们可以经常请假去搞“党的工作”，作为“党的负责干部”被安插到经过改组的工厂党小组中。在安排这种万无一失的操纵结构时，为了使下层党员对之不起反感，往往举出了这样一种冠冕堂皇和讨好工人的理由：应该让苏联雇员同工作台畔的工人保持日常的密切联系，从而使他们不致官僚主义化和资产阶级化。

　　此外，不露面的秘密工作人员至少也一定有同样大的数目。因此，几乎有十二分之一的党员是直接领取俄国工资的；这是党内最积极的一支力量，可以命令他们去做任何一种党的工作，他们不能拒绝参加甚至最没有意义的工厂党小组会议。官僚们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是一架政治机器的主要支柱；德国工人运动内部这些俄国干部的特点就在于：他们的工作处于秘密的统一指挥之下，他们受到特工人员的军事性控制，并且直接隶属于莫斯科中央。这个斯大林主义谍报网变得越来越严密，终于完全打碎了德国共产党内的德国工人传统，扼杀了所有的反斯大林主义力量，清除了每一个可能成为反斯大林主义的人。

　　工厂党组制没有能改善党和无产阶级广大群众之间的联系，而在向党兜售这套方案时，这正是所举出的主要理由。在这一时期，共产党工人几乎完全被排除出了大工厂。许多人被记上了黑名单，因此，即使是在一个经济状况相对良好的时期，也要花费很大力量才能在大工厂中找到工作；一部分得以保持住工作的人，也在他们的共产党员身份暴露后被解雇。典型的共产党工人越来越被驱进了边际工业部门，日益脱离德国经济的主流。乌布利希的格言“大工厂中的十个工人比十个理发匠更重要”，是不言自明的真理，但是和当时的情况并没有关系。德国工厂已经对共产党人进行过六次、七次和八次的清洗。党在工业区是最强大的，但是，即使在这些地区，一家雇用几百名工人的大工厂中也可能只有一小撮共产党员。

　　剩下的人垂头丧气地聚集在新的党小组中。在柏林和汉堡这样的大工业中心，特别是在鲁尔—莱茵区，住宅区同工业区离得很远。往日地区组织中的那种亲密关系现在被破坏了，而且此后再也没有类似的关系来代替它。在他们安排政治活动时，“党的负责干部”用心良苦地计算了各种地下火车和公共汽车的行军时间表以及交接班的时间等等——从而利用由这些情况造成的疲劳情绪。一个同时代的左派共产党人关于党小组会议的报导，确切地描绘了这种状况：

　　“你必须具体地设想一下一般的工厂党小组会议的开会情景。出席会议的也许有七八名真正的工人，还有三四名有关的党内雇员。一个演说者对反对派进行了一通猛烈的攻击。会上一般都没有反对派的发言人，因为小组委员会不是忘了邀请他，就是破坏了这种邀请……在讨论过程中，党机构的雇员把每一个不投票拥护中央委员会的人都痛斥为反布尔什维克分子和共产主义的敌人，也许有一个工人会表示他并不同意这些话；他也许会建议‘大人物’们应该停止争吵，互相团结。这时，大家就会对这个可怜的家伙群起而攻之，分析他的错误，指出他还没有达到一个布尔什维克的标准。”^[7]

　　反对把这种制度强加于党的斗争，在柏林党组织中进行得特别激烈。柏林的一次区代表大会几次否决了中央委员会在书记人选方面的一切提名。当中央委员会通过人为制造的一些代表会议，一步一步地争取到拥护莫斯科的多数票以后，反对派又立即在纽科恩和哈雷希托尔这些重要的选区获得控制权，在这些地方，党的会议都以大吵大闹中途收场。“如果不经过改组，我们永远也不可能把柏林共产党员争取过来。”^[8]1927年，在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上，中央委员会报告人菲利普·邓格尔^[9]宣布：

　　“在好多个月的期间，我们都不得不把四分之三或五分之四的力量都放在孤立卡茨和科尔施，路特·费舍和肖雷姆这类分子的工作上，以便使党内的大量工人脱离他们的影响。这是一项非常棘手的工作。”^[10]

　　在这几年过渡时期中，德国共产党工人反抗斯大林主义路线的斗争一直没有中断过。即使是在经过改组的党组制和打入党内的特工人员的帮助下，要把反对派压制下去也不是很容易的。1926—1927年期间，党内产生了围攻的状态。在逐步扼杀反对派的过程中，使用了以下的方法：

　　1.不再在共产党报刊上刊载反对派的声明，特别是在最初当某些声明提到俄国危机的时候。比如说，参加1926年2月执委会全体会议的柏林维丁区代表弗里茨·恩格尔的那篇表示柏林左派共产党人同列宁格勒反对派团结一致的声明，在《真理报》和《红旗报》上都没有得到发表的机会。

　　2.经过很短一段时间，便不再允许少数派提出自己的报告。在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上，散发出来的那些反对派文件都被没收了。威廉·皮克宣布：“如果提出特殊要求，可以到党中央来翻阅这些造谣生事、颠倒黑白和卑鄙可耻的文件。”

　　3.甚至当分得五零四散的党小组会议也变得不便于控制——在某些地区，有很长时间存在着这种情况——的时候，小组党员们便被剥夺了开会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再召开党小组会议，而代之以“党的负责干部”开会解决问题，这也就是说，由党的一些雇员凑在一起，投票支持他们的雇主。

　　4.从被怀疑的同志那里偷去私人信件，用它们在德国党组织中进行政治讹诈，或者把它们送到莫斯科去。

　　5.秘密工作部参加党内的讨论。特工人员袭击反对派的会议，用武装小组包围会场，然后关起门来搜查与会者，看看他们身上有无反对派的文献或者能提供一些材料的信件。

　　6.党的特工部门并且袭击私人住宅，进行正式的警察搜查。党内同志被带到总部去受审——不是由正规的党组织进行查问，而是由特工人员进行审讯。

　　7.特工部门展开专门诬蔑某些人的运动，把这些人说得好像是罪恶的化身。既通过党组织也通过其他途径广为传播莫斯科编造的材料。

　　8.党的处罚是各式各样的。异端分子在一年之内不得担任党内职务，不得参加党员会议（这是德国环境中一项特殊的莫斯科发明）不得谈论政治与写作有关政治问题的东西，不得在报上——不论是一般的报纸或党报——发表讨论任何问题的文章。他们被放逐到莫斯科、俄国内地、亚洲或拉丁美洲国家，特别是中国。在这种流放期间，他们被禁止——譬如说——阅读任何德国材料。

　　9.选出若干反对派分子、反对派集团，乃至整个地方组织，把它们作为“反革命”开除出党；譬如说，鲁尔区的小工业村伊肯和胡克斯瓦根的党组织，就遭遇到这种命运。当中央委员会在六次市镇会议上都没有争取到多数以后，莱茵区的门兴—格拉德巴赫、图林根的特里比斯和苏尔以及其他许多地方组织就都被开除了。

　　党员们不得同一个被开除的人发生任何关系；党甚至禁止他们和他讲话或是在大街上回答他的招呼。在这种情况下，数以千计的下层党员尽管并没有在政治上犯什么大的罪过，但由于他们继续同那些在工厂或失业救助所里碰面的同志保持个人联系，往往就因此被开除出党。“私通异己者必须开除”的原则，首先在党的上层集团中应用。科尔施由于同卡茨有联系被开除出党，路特·费舍又由于同科尔施有联系而被开除；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不得不公开声明他们和费舍没有联系。在某些情况下，特别当他是特工部门的一个工作人员时，一个共产党人往往由于他对自己的反革命敌手表示亲善而被开除。在哈雷，一个叫施普林格斯图贝的青年同志被开除了，其理由是，据说他曾经用笔名在一种左派共产主义者杂志上发表过文章。在德累斯顿，右派集团的一个成员埃里希·梅尔赫尔^[11]被开除了，因为有人看见他在公共俱乐部里和一个社会民主党人谈过话。在门兴—格拉德巴赫，有三个红色阵线战士同盟的成员被开除了，因为他们竟搭坐一辆“非党的汽车”——一个被开除的门兴—格拉德巴赫党支部的财产——去参加会议。^[12]

国家政治保卫局控制下的党领导阶层

　　1926年，第一所列宁学校在莫斯科成立。这所学校表面上是由共产国际开办的，实际上却由红军的反间谍部门主持。在莫斯科近郊有一座秘密的附属建筑，专门用来进行密谋斗争的训练。在这里，密谋斗争从“党的非专业活动”提高到了这样的水平——分配到这座学校里任职是一种特殊的褒奖，只有在党内忠诚服务过多年、经受过彻底考验的人才能得到机会。学员受训两年，毕业后便成为特工人员的精华，可以到最重要的地区去担任最负责的工作。他们对“合法分子”——在必须严格遵守法律的岗位上工作的人——怀着某种轻视。

　　就这样，在民主化和正常化的幌子下，德国共产党被地地道道地俄国化了，它的一切组织都完全变成了莫斯科的附庸，热心于执行克里姆林宫的命令。每一个加入特工部门的德国共产党人都受莫斯科管辖；一接到召令，他就得去莫斯科向上级汇报工作。特工人员对这种差使是厌恶和惧怕的，因为一到莫斯科，他便完全孤立了，只能听任俄国党和国家发落。但是如果拒绝应召，便是“公开违反纪律”，这对小人物来说，会直接导致丢失饭碗。“大人物”们则会给本身召来更大的危险。有好几次，拒绝去莫斯科的特工人员都被强架到那里去了，此后，他们的亲友便始终打探不到他们的消息。

　　两年时间的这种正常化，已经足以完全更换党的干部。内战时期那些怀有国际主义思想的共产党积极分子被排挤开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种新型的民族共产主义者——斯大林主义者，莫斯科代理人。新干部们感到他们所代表的并不是一个国际主义的工人党，而是俄国的国家党；他们是一个外国的间谍。合法的党机构、合法的党组织变成了空无所有的外壳，掩饰着一堆瓦砾的假门面。党的核心这时成了特工人员的堡垒，他们组织得十分紧密，以致任何一种恢复独立倾向的企图都会遭到粉碎。

　　这个谍报网是在1923年危机期间发展起来的。^[13]由于克里姆林宫不认为德国会爆发一次新的革命，所以秘密机构的工作都集中在各式各样的间谍活动上。“从共产主义革命的废墟上，”克里维茨基写道，“我们替苏联在德国建立了一个为其他一切国家所羡慕的第一流情报机构。”

　　“我们选出汉斯·奇本贝格尔——一个汉堡出版商的儿子——做党的情报处负责人。他不倦地工作着，在军队和警察中，在政府机关中，在每一个政党和敌对的战斗组织中，他细心地布置了一个严密的情报网……他在1927年被选入议会，成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多年一直向苏联的军事情报处供给宝贵的情报……1933年秋，他逃往俄国。1936年，他作为纳粹间谍被捕……
　　‘你认不认识国防军军事情报处处长布雷道夫^[14]将军？’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审讯员问道。
　　‘我当然认识他，’奇本贝格尔回答道……（布雷道夫将军时常在议会军事委员会的会议上出现）。”^[15]

　　奇本贝格尔曾经奉俄国人的命令接触过布雷道夫将军；他的一部分工作就是试探德国将军的态度。不过，在六个月的审讯之后，他终于供认他也替德国军事情报处工作，于是被处决。

　　没有人知道奇本贝格尔的口供中有多少真话，但是毫无疑问，许多间谍都是同时为两边服务的。民族布尔什维主义者关于德俄两国军队能否联合起来反对西方的无休止讨论，同军事谍报活动之间很难划清界限。在这样一种环境中，也同样很难弄清楚人们的真面目，很难知道这些双重间谍究竟忠于哪一边。

　　党的军事部门——军事工作部不再被看重了。军事教官纷纷被召回莫斯科；党不再为购买武器拨款。许多老战士对这种冷遇深为不安，经常哀叹军事组织得到的资金和支持每况愈下。于是，许多俄国教官把这些不满分子聚集起来，使他们做一些不重要的谍报工作；他们使这些人的不满转移到党的身上，利用这种情绪促使党进一步分化。军事工作部还维持着一个架子，拥有若干精通新战争方式——大炮、无线电、航空和化学战——的专家。这个“总参谋部”继续维持着一个秘密本部，在那里，设有一个军事图书馆，藏有各种军事地图和其他有关材料。并且定期举行讨论军事问题的会议。在俄国人和德国人的合力指导下，有几个小型的研究机构研究德国军事科学，间或印行一些指导性的小册子和军事宣传材料。小规模的武装组织仍然进行军事操练，但是大规模的演习已不再举行。

　　在这一时期，设在柏林的苏联情报机构形形色色，数目众多。共产国际有它本身的情报处，大使馆另有一个，商务代办处又有一个。《真理报》和《消息报》的柏林特约通讯员除写一些公开发表的通讯以外，还得向他们的俄国上司秘密汇报德国形势，否则就不能继续保持自己的职位。苏联间谍时常以各种借口，譬如说，为俄国杂志搜集研究资料，向德国一切集团的人物——自由知识分子、社会民主党人、工会主义者、军界人物等等——收买情报。这些三教九流的人物虽然在政治态度上往往是反共的，却并不反对向俄国出售情报和分析资料。这一批数量庞大和成分复杂的情报提供者为特工人员核心形成一个外围，便利了他们打入德国社会的每一个阶层。

　　这个组织的一个特别有趣的方面，就是在这一时期建立的所谓“工人通讯员”体系。在每一个党在那里有一些力量的工厂，都要指定一个党员做通讯员。表面上他的任务是为党报写通讯，实际上却是秘密汇报工厂和实业界的情况。他们的报告先经过专家审查，然后写成摘要送往莫斯科。

　　在这段过渡时期，由国家政治保卫局人员控制的德共特工部门，为斯大林的书记处建立了一整套关于德共地方领袖的个人档案——档案内容不仅包括每一个人的社会和政治背景，而且包括他在党的历次争论中所持的立场，特别是他对斯大林一贯所抱的态度。这套按照俄共秘密档案的榜样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本部积累起来的人事材料，已经在最近二十年中日臻完备。纳粹对共产党人的大屠杀当然使这套档案的一大部分丧失了价值，但是任何一个幸免于难的人如果现在被接纳进统治机器，那都是因为档案表明他曾在长时期内俯首听命于斯大林的俄国。

　　在统一党的步调的过程中，情报部和恐怖团起了决定性作用。正是他们对各个反对派分子的性格和行为作了衡量，决定什么人必须被除去，并且把余下的人加以重新组织，使他们服服帖帖。在1923年的日子里，组成恐怖团的是一些对反革命组织充满憎恨的坚决革命者。现在，这些德国战士已经被改造为俄国恐怖机器的属员；出于对黑色国防军的强烈憎恨而参加恐怖团的正直的革命工人，现在变成了肮脏的工具，领取津贴的刺客。^[16]

　　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代理人打入了每一个重要的党支部；在党的决策机构——首先是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在市议会和议会党团中，在马克思主义工人学校的教师中，在从事共产主义活动的每一个广泛分支部门的领导机构中，都有他们这类人存在。在以后几年中，国际工人互助会、党的出版社、党报等机构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员开始为国家政治保卫局做工作，以便在正薪之外多得几个马克。在左派掌握中央时期，皮克便曾从事过向国家政治保卫局报告中央委员会开会情况的活动；后来，乌布利希成了俄国特工部门和德共之间的主要联络人。

　　还有一件事实可以证明德国党的蜕变，这件次要的但并非没有意思的事实是，柏林变成了俄国谍报人员向欧洲其他地区渗入的第二本部。德国党为过路的苏联间谍提供安全的住所、保镖、速记员和其他便利条件。一个国家政治保卫局间谍往往当场雇用刺客，从中央委员会推荐的人当中选出合适者，因此，在1933年以前的十年中，有数以千计的德国共产党人在为一个外国服务，往往用各种化名分布在世界各地。在布置工作时，往往用新任务的重要性来打动新手，并且强调德共粗糙的工作方法和“共产国际”细致的密谋斗争艺术之间的差别。通过一系列不太重要的任务，先对候选人的能力和忠诚进行考验。许多人只做一些临时性的工作，但也有很大一批人成了俄国的终身特务。

　　在党的公开干部——他们也越来越由上面指定而不是由下面选举——的身旁，发展了一个平行的秘密领导阶层，这个无形的领导集团的一切方面，都同前斯大林时代选出的工人代表正好相反。这群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军官”自成一个系统，超然于他们所操纵的党之外。等级和职位以及相应的薪金和特权的大小，都取决于给俄国国家所做工作的价值。小喽啰和外围分子有临时的和正规的情报员、“朋友”和手下人之分；由于这些国家政治保卫局人员在党内操有生杀大权，久而久之，一个同志所负任务的性质便成了衡量他地位高低的标准。“他担负着非常负责的工作”这句话，是对一个红人、一个被莫斯科间谍认为可靠的人的标准介绍。

　　1945年，我在纽约听过一次讨论。参加讨论的是一些给国家政治保卫局做过工作的德国人。这些人谈论着国家政治保卫局过去的这种或那种工作的“重要”程度，就像是一群老兵谈论着同他们交过手的敌人的作战勇气一样。这种特殊的心理，这种以“可靠性”来衡量每一个人的做法，使我回想起了二十年代中期的柏林，在那里，我曾目睹俄国走卒们的这种活动摧毁了德国党——我本人帮助建立起来的德国共产党。

^[1] 见《国际新闻通讯》，1926年，第655页以下。——原注

^[2] 保尔·梅克尔（Paul Merker，1894年2月1日——1969年5月13日），生于工人家庭，当过侍者，1911年参加工会，1914年入伍，曾因在军队中散发小册子而被判处监禁六个月。1918年参加独立党，1920年随独立党左派参加统一共产党，1923年至1924年任西萨克森地委书记，1924年至1932年当选为普鲁士邦议会议员。1927年至1930年、1934年至1945年两次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与政治局委员。1931年至1933年在美国为共产国际工作。1934年初潜入德国，进行地下工作。1935年返回苏联，1937年前往法国巴黎，任德共国外局书记处委员。1940年被捕，1942年越狱后流亡墨西哥。1946年返回德国，参加了德共与社民党合并的工作，曾任统一社会党执委会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和政治局委员。1948年3月—1950年8月当选为人民议会议员，1949—1950年任农林部国务秘书。1950年被开除出党，1952年被捕，1955年3月被判处八年徒刑，1956年1月获释，同年7月平反。

^[3] 莫里斯·多列士（Maurice Thorez，1900年4月28日——1964年7月11日），生于加来海峡省，12岁开始当矿工。1919年参加工人国际法国支部，1920年参与创建法国共产党。1930年至1964年任法共总书记。

^[4] 在西班牙内战时期，有一大批德国共产党人被派到那里，乌布利希是其中之一，他在那里组织了一个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德国分部。他的本部设在阿尔瓦塞特，在那里，他亲自领导了审查德国、瑞士和奥地利“托派分子”的工作。许多德国的这类反对派分子备受折磨，遭到像后来盖世太保施行的那种酷刑，就是由他一手造成的。有一段时期，他们在没有窗户的牢房里被关了好多天，吃不到食物，通宵被审讯，在壁橱一样的小房间里连续站立许多小时，并且遭到鞭打。妇女也受到同样的折磨。
　　在西班牙共和派失败以后，大多数德国共产党人都移居到法国。随着法国在1940年的崩溃，在俄德条约生效期间，莫斯科命令他们当中的多数人都回德国；作为一种特权，乌布利希却被召回莫斯科。乌布利希是设在莫斯科的自由德国委员会的一个领导成员，在纳粹战败后，他又是第一批被送到柏林去的人之一。现在，他是德国统一社会党的第二号领袖。——原注

^[5] 《国际新闻通讯》，1926年，第39页。——原注

^[6] 据《第五次和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之间（1924—1928年）的共产国际》（伦敦1928年版，第109—110页）一书的报道，按缴纳的党费统计的德共党员人数如下：

1924年 121,394人
1925年 122,755人
1926年 134,348人
1927年 124,729人

　　另一方面，1927年的德共党代表大会所代表的党员人数是145000人。党报的发行量据估计大约相当于党员人数的一倍。——原注

^[7] 《共产党政治》，柏林，1925年5月底出版，第1卷，第5期。——原注

^[8] 弗兰茨·达雷姆报道，载于《国际新闻通讯》，1926年第27期，第270页。——原注
　　弗兰茨·达雷姆（Franz Dahlem，1892年1月14日——1981年12月7日），出身于铁路工人家庭，当过马夫。1913年参加社民党，1914年担任科隆的社会主义青年组织主席，一战期间入伍参军，1917年参加独立党，1918年革命期间曾任工人士兵苏维埃委员。曾在科隆担任记者，属于独立党左派，1920年随独立党左派参加统一共产党，作为莱茵兰中部的代表入选中央委员会。1921年支持列维，曾在党报上公开撰文支持列维的立场，不过没有因此受到惩罚，但后来他又与列维决裂。1922年7月至10月间前往法国。1923年任整个莱茵兰地区党组织的书记。后来被法国占领当局驱逐出境，在党的报刊和组织部工作。1929年入选政治局，1928年至1933年曾当选国会议员。1933年流亡国外，1936年至1939年曾参加国际纵队，在西班牙战斗。1939年被法国政府拘留，1941年9月被移交给德国政府，在盖世太保监狱里被关押了八个月，后被转到毛特豪森集中营，1945年德国解放后获释。后来在统一社会党与民主德国机关内任重要职务，1953年5月被解除一切职务，1956年平反。

^[9] 菲利普·邓格尔一度担任过科隆党支部书记，在1925年8月的公开信事件中被斯大林集团争取了过去。他在台尔曼集团中很活跃，一直工作到1933年，纳粹上台后去俄国，在那里，他在几次大审判中都没有受到连累；大战期间，他几次作为一个住在莫斯科的共产党流亡者被提及。可是到1943或1944年，新闻中便不再提到他，此后一直毫无音信。战后被送回德国的共产党人中间也没有他的名字。——原注

^[10] 《党代表大会报告》，埃森代表大会，1927年3月，第41页。——原注

^[11] 埃里希·梅尔赫尔（Erich Melcher，1892年1月27日——1944年？月？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精密器械制造工。1910年参加社民党，1912年参军，1917年因伤退伍后在斯图加特的戴姆勒工厂工作，参加了斯巴达克斯同盟和独立党。十一月革命期间担任波布林根（Böblingen）工人士兵苏维埃主席，并建立了德共（斯）的符腾堡组织，1919年担任斯图加特五金工会主席，1921年1月发表《公开信》，同年5月被开除出工会。在莫斯科短暂停留后，担任德共中央工会部五金分部领导人。1923年春天担任柏林—勃兰登堡党组织负责工会问题的书记。在1923年起义的筹备过程中领导“安全”部门。后被当成右派分子免职，1923年汉堡起义失败后流亡苏联，1924年7月潜回德国时被捕，被判处四年监禁，1926年8月获特赦出狱后在东萨克森的党组织领导层工作，1928年因支持右翼反对派而被开除出党。随后参与创立德共（反对派），1932年春天参加了社工党。纳粹党上台后组织地下抵抗运动，1934年至1936年年底入狱，1937年8月再次被捕，被关押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被那里的德共秘密领导小组当成“党的敌人”。1944年7月被运往奥斯维辛集中营，同年年底被编入党卫军“迪勒万格部队”（SS-Sondereinheit Dirlewanger），在布达佩斯失踪。1951年10月1日被宣告死亡。

^[12] “党在发展方面的中心问题〔拉狄克后来写道〕就是党的分裂问题。每一个不让自己被仇恨迷住心窍而是从政治上去看问题的人，都知道路特·费舍、马斯洛夫、乌尔班斯和肖雷姆等人代表着共产党工人中的整整一个阶层。在战后的最初几年中，这个阶层体现了革命急躁情绪，我们不得不和它进行斗争，以便使共产党工人明白：一个没有希望的少数派是无力夺取政权的。但我们并不希望同这支群众队伍一刀两断，因为它代表着我们阶级的希望。……所以，在莱比锡党代表大会上，我个人主动建议一定要把路特·费舍容纳进中央委员会；可是，代表大会拒绝了这一建议。我希望中央委员会里有左派代表，这样，对于那些单纯埋头于日常活动的政治家、对于那些不理解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区别何在的同志来说，他们就能起到一种平衡作用……
　　那一年夏末、布兰德勒、塔尔海默、皮克、古拉尔斯基和其他中央委员向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和我写了一封信，要求把路特·费舍和马斯洛夫排除掉，布兰德勒并且在一封写给我的私人信里宣布，问题再也不能弥缝下去了。当时，我曾这样答复布兰德勒：我可不能同他们干这种丧失理智的事。他终于让步了，但是同左派始终没有合作。……我设法同布兰德勒保持着友好关系，这主要是因为我深信，单靠左派同志是不能领导党，不能同广大群众保持联系的，虽然我对他本人很器重，他个人同我也比较亲密。一个没有左派工人的共产党，有变成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危险，而一个不同布兰德勒、塔尔海默、瓦尔赫尔这样的人以及数以千计的老斯巴达克分子合作的共产党，则有变成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危险……
　　在卡尔和罗莎的逝世纪念日，我在莫斯科青年团的一次集会上讲了话——那次会议上也安排了你的讲话。我在准备演说稿的过程中翻读了罗莎的论文，我深深感到，我们德国的左派激进派不是觉醒得过早而是过迟了，对于危险所进行的斗争不是过于尖锐而是过于软弱了。”
　　克拉拉·蔡特金曾经在1926年12月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上，对作为德国反对派联盟代表的拉狄克进行了攻击，以上就是他写给蔡特金的一封信的片段。这封信在1934年12月第一次由纽约托派月刊《新国际》公诸于世，见该刊第1卷第5期，第155—156页。——原注

^[13] 见本书第205页以下。——原注

^[14] 费迪南德·冯·布雷道夫（Ferdinand von Bredow，1884年5月16日——1934年6月30日〔或7月1日〕），德国国防军少将。1894年入伍，参加了一战。1920年进入国防军。1929年起与施莱赫尔共事。1931—1932年任国防部长办公厅主任。1932年6—12月任国防部副部长。1932年12月临时接管国防军，曾劝说施莱赫尔利用国防军发动政变，阻止施莱赫尔政府被推翻，但未果。1934年在“长刀之夜”中被杀害。

^[15] 克里维茨基：《为斯大林的特工机构工作》，第39—40页。——原注

^[16] 在内战初期，果尔克三兄弟——他们全是柏林的熟练工人——参加了党的秘密组织。1925年以后，为了摆脱由于参加共产党活动而长期失业的困境，他们变成了一个恐怖团的成员。当我在1925—1926年期间被放逐到莫斯科时，我在那里看到了他们，当时，他们仍旧是典型的头脑清醒的德国熟练工人。他们不得不生活在莫斯科，因为他们参预暗杀了一个替巴黎第二局效命的白俄军官。一个俄国老相识在威斯巴登请他吃饭，在啤酒中下毒暗杀了他。果尔克兄弟并没有干别的，只是在街头望望风，从门缝中听听情况，但就是由于他们偶然参加了这一凶杀案，便不能在德国立足，而完全沦于俄国机器的控制之下。——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