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路特·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1948）
第二十五章 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结成联盟
在1925年12月的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上，斯大林打赢了一仗，可是并没有赢得整个斗争。在大会选出的新中央委员中，有斯大林和他的支持者，但也有实际的反对派和可能成为反对派的集团的领袖。他们当中不仅有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这些人在斯大林看来——后来的事变果然证实了他的看法——都是不可靠的、纯粹暂时性的同盟者，而且有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索柯里尼科夫，这些人仍然是可怕的敌手。托洛茨基仍旧是能够左右当中结果的关键人物，这不论在代表大会上或代表大会后都是一样。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两方面都注视着他的每一步动静，力图影响他的动向。
斯大林玩弄手腕，通过进一步削弱季诺维也夫及其追随者的方法，扩大了他在代表大会上获得的成果。在1926年1月2日局限的新政治局选举上，索柯里尼科夫被排除出去了，加米涅夫也降成了候补委员。两星期后，索柯里尼科夫又失去财政人民委员的职位，加米涅夫则从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的岗位上被免职。科马罗夫[1]代替季诺维也夫担任了列宁格勒苏维埃主席，加米涅夫的莫斯科苏维埃一职为乌汉诺夫[2]所代替。科马罗夫和乌汉诺夫都是冶金工人，因此，斯大林趁机大肆吹嘘，说俄国两个最大都市的市长都是钢铁工人。他说，但愿伦敦和巴黎也学习它们的榜样！[3]
这篇简短的讲话表明了斯大林当时在党内扮演的角色——反对知识分子和官僚的无产阶级领袖。甚至不是领袖，因为在这些日子里，他谈到“领袖们”的时候总是用第三人称。他把自己的缺点——缺乏学问和演说才能——变成了长处。在这方面，他是后来极权主义时期涌现出来的那些群众领袖的典型，这些领袖夸耀他们的无产阶级出身、土里土气的生活习惯，甚至往往以他们没有知识分子那样复杂的头脑为荣。斯大林是那样一种党的负责干部之一——开门见山，不绕圈子，在必要的时候甚至很粗暴；这种反知识分子的作风在党的中等阶层中受到广泛欢迎。斯大林把马克思主义加以庸俗化，认为无产阶级根据它在社会中的阶级地位，几乎可以本能地站到正确的政治立场上；这样，他便实际取消了列宁恰恰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方面所作的提炼。列宁曾经强调指出：一个党的优秀分子核心是必不可少的，有了这个核心，才能通过科学的分析把工人的自发反应加以提高，化为政治理论和政治行动。斯大林那种直接迎合无产阶级本能的做法，在1923年的反托洛茨基斗争中开始实行，以后继续发展，扩大成为一种新的操纵方法，在1928—1929年的消灭富农时期，这种方法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4]
为了使这种无产阶级姿态得以站住脚，斯大林特别关心粉碎列宁格勒反对派的问题，因为列宁格勒是党的无产阶级精华的中心。当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还在进行的时候，在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以前，在斯大林获得党内多数的事实还没有正式确定以前，他就派遣自己的代理人到列宁格勒去展开活动。“莫洛托夫、基洛夫、伏罗希洛夫、加里宁、安德烈耶夫等同志，”斯大林写道，“被派到列宁格勒去……向列宁格勒党组织中的党员们解释……列宁格勒代表团在代表大会上所采取的立场，是一种罪恶的和反布尔什维主义的立场。”[5]在一支强大的国家政治保卫局队伍的伴随下，这些全权代表和激动的党员群众见了面。他们解释说，列宁格勒支部无意中选出了一些反苏维埃和反布尔什维主义的代表，这些人用“假充”布尔什维克的手段取得了代表资格。“你们被你们的领导人出卖了，”斯大林的使者向列宁格勒党组织说。受欢迎的回答是：“不错，同志，我承认我被出卖了。我没有认识到，我选举季诺维也夫就是选举了一个反布尔什维主义分子。”作这样答复的人不仅能得到宽恕，而且能在改组的支部中立即获得一个职位和被提升的机会。
可是，反对派仍然在列宁格勒进行着斗争。按照党的老规矩，代表大会的一切决议，包括谴责季诺维也夫的决议在内，都必须提交列宁格勒支部通过，而斯大林主义者却不能断定，这种通过是否只是口头上的，目的在于争取时间。这是一项难办的工作，因为每一个被争取过来的反对派分子，在一定程度上总是不太靠得住的，必须割断他们同列宁格勒党组织的联系，以便可以对那些留下来的人进一步实行拉拢。几个星期以后，斯大林的代表陆续回到莫斯科，但是留下了谢尔盖·基洛夫这条新的斯大林之鞭，于是，他在发展党内恐怖镇压方面变成了一个最重要的人物。
谢尔盖·基洛夫于1904年入党，1922年被选入中央委员会，那正是斯大林把党的中级干部吸引到自己身边的一年。他参加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时并没有明确属于哪一派；斯大林进行了幕后活动，把他争取到多数派一边，他几乎立即得到了奖赏；代表大会结束后，他代替季诺维也夫担任了列宁格勒支部的书记。这位从外面插进来的中央委员会代表，在周围人们的憎恨和厌恶之中开始了他那改组支部的工作。
反对派在青年当中的力量尤为强大。
“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闭幕后，季诺维也夫立刻就召集了列宁格勒青年团省委会议，其中各上层分子，是由季诺维也夫、扎卢茨基
[6]、巴卡耶夫
[7]、叶夫多基莫夫
[8]、库克林
[9]、萨法罗夫
[10]以及其他两面派分子用仇恨我党列宁中央的精神养成的。在这次会议上，列宁格勒青年团省委通过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决议，即拒绝服从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决议的决议。”
[11]
基洛夫小心翼翼地开始，终于树立起斯大林的统治。列宁格勒工人，俄国城市中最有西方倾向的居民，对这种统治的反应是不良好的；每一阵恐怖浪潮都只能把反对派驱入地下，使它抵抗得更为顽强。当国家政治保卫局在1934年12月需要有一个发起大规模清党的借口时，它便布置了基洛夫暗杀案，从而使三十年代中期一系列做样子的审判宣告开场，并且通过这种选择首先对列宁格勒人施加威胁。选择列宁格勒作为斯大林的国会纵火案的地点，表明了二十年代的半合法反对派活动和它在三十年代继续进行的密谋斗争之间的联系。[12]
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闭会后，斯大林便集中力量解除列宁格勒反对派成员的掌权职位。与此同时，对其他反对派集团的领袖却进行了拉拢。譬如说，工人反对派的代表亚历山德拉·柯伦泰被派到了奥斯陆大使馆，这一方面使她同她的朋友们隔开了，另一方面又捧了她。斯大林特别向托洛茨基表示，过去两年来的斗争并没有排除新的联合的可能性。托洛茨基在新政治局中维持住了原来的地位，并且后来被任命为科学技术委员会主席。这是一种姿态，但并不是一个空洞的姿态；它的目的在于防止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结成同盟。
几星期后，对托洛茨基作了更加亲善的表示：他被批准去德国就医。
“莫斯科医师……一直在催促我到国外去旅行一段时间……这件事……拿到政治局去进行了讨论……让我作最后决定。声明上附有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意见，认为我当时出国颇为不宜……
同德国使馆毫无困难地办好了一切手续〔这几个星期内，正在谈判柏林条约问题〕，4月中旬〔1926年〕，我的妻子和我便以化名库兹明科的护照出国……伴同我们的有我的秘书西耶尔穆克斯
[13]、我的前专用列车车长和一个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代表。”
[14]
这样，就像对付柯伦泰一样，斯大林一方面割断了托洛茨基和他的支持者的联系，同时又对他作出了一种妥协姿态。托洛茨基会影响德国党内任何集团的危险是很小的，因为他当时在那里并无基础。台尔曼领导集团对他是完全敌视的。布兰德勒及其追随者非常谨小慎微，因此也不敢和他站在一起；他们还在希望借斯大林的力量恢复党内领导地位呢。马斯洛夫正在狱中，我则在莫斯科，而德国左派又已经被1923年反托洛茨基主义的烦琐讨论弄昏了头脑。
斯大林这种谨慎的和解姿态未尝没有产生一点影响。据托洛茨基说，在他的追随者当中，有“许多人”反对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结成联盟。“甚至有人——三人只是几个人——认为有可能同斯大林联合起来反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15]
同布哈林和季诺维也夫的谈话
在这段时期，我仍然被扣留在莫斯科，但尽管如此，我还是参加了最后一次反对斯大林书记处逐渐建立极权主义统治的合法斗争。坐落在特维尔斯卡娅大街上的路克斯饭店，共产国际代表在莫斯科的住处，是一个奇特的地方。它早先是一座接待商人的饭店，室内的装饰和家具都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那种纤巧华美的庸俗式样，饭店的各方面都办得不算差，只是自来水经常出毛病，臭虫和老鼠猖獗已极。捉老鼠成了饭店里德国同志们喜欢干的一项消遣，他们有着德国人的那种执拗脾气，认为只要坚持下去，就可以把老鼠消灭干净。
路克斯饭店在莫斯科工人中非常招致反感。共产国际的代表们过着一种脱离俄国人民的生活。外国人享有许多特权和优待；他们的生活水平甚至比俄国党的一般干部都要高得多。饭店处于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严密控制之下，从门房算起，每一个雇员——以及某些外国客人——都是它的耳目。通过这道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封锁线，没有特别许可证，任何一个俄国人都不能够进入饭店。在国家政治保卫局的这类特工人员中，某些人是大家认识的——例如库西宁的秘书海摩——但是一般说来，大家只是有一种怀疑，这种怀疑从一个房间散布到另一个房间，毒化了整个饭店的气氛。我时常到住在路克斯饭店的几家德国人——这都是由于参加共产党活动而无法在德国存身的那些人的家庭——那里去串门；他们都对我谈到国家政治保卫局经常监视着人们的情况。在他们的朋友工作的工厂里，在他们的党小组中，在他们的同志中间，都有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密探。他们警告我说，正因为我在共产国际中的地位很高，我决不会逃脱这种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监视；我的一举一动都会受到注意和报告上去。
斯大林不断地拉拢我，向我提出新的和解条件。在这里，我不妨举一个例子说明一下共产国际领袖受到的那种贿赂。我在多次要求他们准许我离开俄国的时候，曾举出一个理由：我的父亲病得很重，很希望看看我。可是，他们并没有准许我回去，而是向我提出，我可以把全家人——包括需要我照顾的小儿子在内——搬到俄国来，一切开销都由国家负担。我的父亲虽然丝毫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却答应给他在俄国大学中找一个位置，使他不再像住在维也纳那样清苦。[16]长期依违于斯大林和反对派之间的帕尔米罗·陶里亚蒂[17]，也被给予了一个类似的机会。他接受了这种优待，把他那庞大的家庭全部迁到了俄国，在这里，他把他们的物质生活安排得很舒适——此后，他们就一直留在莫斯科。作为保证永远忠实尊奉斯大林主义路线的人质。
1926年2月初，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体会议举行前夕，斯大林邀请我到中央委员会去作一次私人会见。我们的翻译是彼得罗夫斯基，他曾同我在1924年一道去伦敦。这一次，斯大林没有作旁敲侧击的试探；他没有再提出那些有关德国妇女组织的可笑问题。以一种冷静的和坦率到了粗鲁地步的程度，他和我讨论了俄国和共产国际的形势；在这个讨论中，斯大林显示出一种不顾任何反对来“改组”俄国党和共产国际的铁的意志。在这两小时的私人谈话中，他并没有向我提出上述那种露骨的贿赂；那是他的下属分内的事。他向我保证；如果脱离季诺维也夫，他将在德国给予我全力支持。俄国政治局将放我回德国，并且给我一封写给台尔曼的信，要他停止对我的攻击运动；我将重新参与领导德国党。当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联盟正在形成的时候，为了使它失去在德国的支持者，斯大林愿意付出巨大代价。
我同布哈林是处得很好的，尽管他追随者斯大林集团。列宁死后，在俄共的所有大人物当中，布哈林是最有人情味和最讨人喜欢的人之一。他不住在克里姆林宫里，而是在莫斯科的一家旅馆里占着两个房间，同他那从不参加党内争论、身体病弱而惹人怜爱的妻子住在一起。他出现在莫斯科的每一个地方，出现在各个大学里和青年的聚会上。当我同他谈话的时候，他力图把我争取到他的立场上去，当时，这种立场已经看得出不同于斯大林的理论。他要求实行一种和缓的政策；他不希望走极端，不论是对于反对派分子或是更普遍地说对于农民，他都不主张采取极端的手段。他有一天晚上对我说：我们的国家太穷了；我们的农民还在使用原始的工具劳动，效率低得惊人。我们并没有西方所说的那种富农；我们的富农不能同德国法国的富裕农民或者美国的农户相比。在我们这里，凡是有两匹马和一点儿农业机器的人，都被扣上了富农的帽子。要把这种农民经济改造为现代农业，需要若干年的时间。让几个这样的富农发财致富，并不会威胁到党的垄断统治；重要位置都掌握在我们手上，我们可以通过它们来维持控制。强迫实行集体化会改变我国政权的全部性质；它将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对待农民的正确政策，应该是通过一个国家给予帮助的合作社网，把俄国农业提到一个较高的水平。
作为一个还有可能重新得宠的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我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照顾。我领到一张“派司”——克里姆林宫的长期出入证，并且可以在莫斯科任意漫游。可是，在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以后，我同许多俄国领导人的谈话便不得不带有某种秘密色彩。譬如说，当我到克里姆林宫去找季诺维也夫的时候，我总是以某种借口走进大门，然后绕到共产国际主席办公室的一扇侧门跟前，由季诺维也夫亲自把我放进去。这样做的好处并不在于避人耳目，因为我的行踪还是有人看到，但这种看到只是一种非官方性质的；如果我由正门进去，被卫兵登记下姓名，季诺维也夫就不得不向党报告我访问他的情况了。
就以这种方式，在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闭会几天后，我去见季诺维也夫，同他作了第一次抛开布尔什维克词藻的坦率谈话，讨论了列宁格勒反对派的失败造成的新形势。他虽然没有灰心，却深深为多数派的力量之大所震惊，因为他曾经希望在地方支部当中获得更有力的支持。据他估计，当前存在着真正的危险。他不再为共产国际的纪律所束缚，对我推心置腹，第一次谈出了他对斯大林的看法：他认为斯大林是热月政变的急先锋，是反革命复辟的领袖。他说，斯大林还远没有获得最后胜利。我们还有充分的机会击败他。但是，如果我们不重新补充力量，不扭转当前的趋势，那么，这就会是一系列连锁反应的第一环，不是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就是导致波拿巴主义。最终的结果将是白色恐怖统治着俄国和欧洲。
这种语言使我深为震惊。过去几个月中，由于同德国党的联系被割断，而在莫斯科又不敢过于自由地讨论问题，我曾对新的形势产生过一种类似的感觉。我特别为季诺维也夫的突然改变态度而打动；那些关于布尔什维克纪律的门面话，那些辩证法的高谈阔论，现在统统没有了。在过去的年代中，我对布尔什维克纪律的永远无错是相信的，虽然我对这种理论的实际应用有某些批评；但在这几个月中，我发现这种神话正在消失。面对着斯大林的现实主义，在他那种一心一意追求独裁权力的压力下，季诺维也夫以及和他站在一起的我本人，被迫扔掉了这套陈词滥调的包袱，为一场新的斗争作出准备。
在我们的半秘密会晤中，季诺维也夫不仅向我传达了政治局的各种秘密报告（它们由他的一个心腹秘书特别译成了德文），而且以长时间的交谈丰富了它们的内容。这时，我对德国形势的复杂问题有了更多的认识，而这些问题不是通过我阅读列宁选集所能了解到的。早在1924年秋天，也就是列宁去世后不久，季诺维也夫和他的朋友就开始怀疑，斯大林是否会无情地把党变成他那个集团的掌权工具。他们并不认为这种改变仅仅是出于斯大林的野心或乖张性格。他的追求权力是俄国和欧洲无产阶级革命普遍倒退的一个方面，这种倒退最终将导致整个欧洲大陆都出现反革命的政府和国家政权形式。据他们的分析，斯大林企图使自己的集团把一切重要职位都抓在手里，这对于十月革命说来是一种法西斯式的反动。季诺维也夫强调说，党的干部还没有蜕化到不可救药的地步；主要的任务就是要鼓励他们重新集聚起来，对斯大林集团展开斗争。这种重新集聚可以产生根除波拿巴主义冒险的足够动力。
当我们讨论同托洛茨基结成联盟的问题时，季诺维也夫不止一次地表示，他真诚悔恨他在1923年进行了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这一严重错误使得斯大林赢了第一个回合。可是，他从不抹杀他同托洛茨基之间依然存在的政治分歧。季诺维也夫正在修正他的一贯看法，即“布尔什维克钢铁般的绝对团结”是一个国家党的指导原则。在讨论党组织问题时，他说：我们必须区别开共产党人在夺取政权以前和以后的任务。继续采用为夺取国家政权所必需的密谋斗争方法，在一个上百万人的国家党内部维持钢铁般的绝对团结，只能导致灾难性的蜕化和我们的运动在社会性质上的改变。我们必须找到一种这样的组织，在这个组织中，革命社会主义的一切倾向都能得到足够的生存条件。在苏维埃和党的合法范围以内，比我们的集团和托洛茨基之间的分歧大得多的政治分歧，不论是过去的或者是可能在将来发生的，都应当能同时共存。如果我们不能够展现出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行动的多面性，那就大糟特糟了。
季诺维也夫讨论了应该使各种苏维埃民主形式中的哪一些形式具有合法地位：布尔什维克党内允许派别存在，以后允许孟什维克和一个农民党加入苏维埃等等。不过，国家党和其他政党的关系这一问题，在反对派领袖们本身中间也始终没有得到过彻底讨论。人们认为，一旦在斯大林集团被剥夺垄断权力以后，党内的新统治集团只有向那些希望扩大苏维埃民主的分子求助，才能维持它的地位。另一方面，反对派分子又不敢支持为其他苏维埃政党提出的要求，因为这正是斯大林主义者攻击他们的重点。党内有很大一批人尽管赞成他们的一般政策和反对斯大林统治的斗争，在组织体制方面却决不会接受这样影响深远的变革。季诺维也夫集团和工人反对派之间的主要分歧就在于这一点：究竟是立即要求让几个工人政党合法存在，还是先在国家党内夺得大权，然后再实行这一原则。仅仅是在经过多年的流亡生涯和希特勒上台的教训以后，托洛茨基才同国家党一党垄断的信念决裂，而且，他在还没有来得及澄清这一问题之前就被暗害了。
通过在他的办公室中进行的这些坦率讨论，我在这次逗留莫斯科期间逐渐真正了解了季诺维也夫。斯大林主义的诽谤运动已经完全掩盖了他的名字，以致国外很少有人了解他的真实面目。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出生于乌克兰南部一个犹太小资产阶级家庭，从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派成立的时候起，就是它的一员。他是这个运动的产儿；他的教育、他的人格都是在反对沙皇统治的日常地下斗争中接受和形成的。在1905年革命以后的反动年代中，他伴随列宁一起流亡国外，把他的全部精力都投入了支持俄国国内地下党的工作。从一开始起，他就是列宁的左右手；也是从一开始起，反对列宁思想的谩骂和攻击，就往往集中到季诺维也夫身上，因为他是两个人当中比较软弱可欺的一个。这种作为挨批评的靶子的角色，在他成为共产国际主席以后更是有增无已。在这个岗位上，他不仅要为每一个软弱的共产党的缺点和每一次流产的革命的每一个失败负责，而且连一个书记没有得到所希望的工作这样的事也要归咎于他。人们往往说季诺维也夫没有足够的威信领导共产国际，这句话是正确的，但只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说来才是正确的，即：欧洲革命一旦进入低潮以后，莫斯科统治的共产国际的存在便成了一个时代错误，没有任何人或任何一群人能通过它“组织”世界革命。1923年以后，共产国际总部本来应该迁到一个欧洲国家的首都去；共产国际的活动和政策本来应该同俄国党脱离关系。
在季诺维也夫的冷静外表之下，在他由于多年来遭受人身攻击而磨炼出来的面具之下，藏着一个非常重感情的人格。就像十九世纪的社会主义护民官一样，季诺维也夫相信，群众的无形力量是无比强大的，一旦推动起来就能像救世主那样挽救天下苍生。在这方面，他同列宁、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以及同整个第一代俄国共产党人是观点一致的，他们都宣扬着一种国际主义新宗教。作为一个青年，作为年轻一代的一员，我对于谴责的不可战胜性是不像他们这样坚信不疑的；在我看来，季诺维也夫是在用幻想安慰自己。这种救世主义是季诺维也夫的弱点，也是他的长处。当他由于群众的同情反应而热情洋溢的时候，他是一个杰出的革命演说家并且满怀勇气；而当他遇到的是人们的沉默时，他便“惊慌失措”了。他为之受到最多辱骂的罪行，即他在1917年曾要求同参加苏维埃的一切政党联合，也是由同样的性格特征造成的；他害怕自己的党同其他工人政党失去联系，害怕它脱离俄国群众而陷于孤立。
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闭会几天后，在一次像我上面谈到的这种会见中，季诺维也夫同我讨论了同斯大林斗争的各种可能性，在讨论中，他几乎是胆怯地提出了同托洛茨基联合的问题。他说，这是一场争夺国家权力的斗争。我们所以需要托洛茨基，不仅是因为如果没有他的杰出智慧和广泛影响，就不可能夺得国家政权，而且是因为我们在夺得政权以后，还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把俄国和共产国际拉回社会主义的道路。此外，只有他能够组织军队。斯大林是用强力而不是用宣言来对付我们的，因此，我们也只能用更大的强力而不是用宣言去对付他。拉舍维奇是我们的人，假如托洛茨基和我们联合起来，我们就能胜利。
他继续说，我们所需要的不是一次政变，而是要唤醒党的基层群众，并且通过他们唤醒俄国和欧洲的工人阶级看到当前的危险。（这一点也许是衡量托—季联盟历史价值的最可靠的尺度，别的密谋者，例如在1944年阴谋刺杀希特勒的集团，最害怕的甚至不是他们的计划被独裁者发现，而是怕全体人民参加到他们推翻希特勒的活动中来。）反革命的牺牲者将是俄国工人阶级。在不断玩弄革命词藻的烟雾后面，在一国建立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正在兴起的斯大林统治集团将把工人阶级的残迹消除干净，展开一个消灭革命一代的运动。在这一时期，单靠党内斗争的方法是不能消除这种危险的。我们当然要在党内争取多数，但是必须使这个多数得到下列保障，即能够用暴力来对付和击退敌方以暴力阻止它执政的企图。只有联合起一切反对派力量，才能实现这样一种纲领。
他告诉我，加米涅夫已经开始同托洛茨基谈判，希望很快就能达成明确协议。与此同时，季诺维也夫本人也已经向民主集中派以及其他工人反对派的领袖进行了活动，这时正在努力打消他们的怀疑，特别是对托洛茨基的怀疑。另外，同格鲁吉亚的反斯大林集团也有了接触。
我在这次会见以后，立即写信给柏林，告诉大家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将要结成联盟，劝告德国左派支持这个联盟。
从多少有些相同的前提出发，托洛茨基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必须击败斯大林，而要击败他，只有结成联盟才办得到。托洛茨基同季诺维也夫一样，也需要别人的帮助。在1923年的斗争中，他的支持者主要是在国家机关和军队的上层；在党内，老布尔什维克——即使是那些在这次或那次派别斗争中支持过他的人，也从没有把他完全看做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他是一个有才干的杰出政治家、第一流的军事领袖、在党内无人能及的演说家和作家，但却不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托洛茨基是从外面闯入党内的，并且凭他的个人天才挤进了党的最高行列。他是政治局的常任委员，但他从没有领导过一个区域的党组织；他有许多热烈的崇拜者，但在党内却没有足够的有组织支持。季诺维也夫则和托洛茨基不同，他是共产国际主席，也当过列宁格勒党组织的领导人；他曾经拥有一列最快的专用火车，往来于两大首都之间，在每一处各住半个星期。加米涅夫是政治局委员，领导过莫斯科支部。这种在党内的关键职务表明了他们的党内地位；在1923—1925年期间，尽管托洛茨基只要说一句话，就会在党内外、在军队、青年和知识分子的广泛阶层中获得响应，他却一直保持沉默——其所以如此，部分原因就在于，他在任何一个地方支部中都得不到多少有组织的支持。
托洛茨基的力量仍然是在军队里。他已经在1925年1月被解除军事人民委员的职务，但是在那些由他在内战时期领导建立的师团里，他的巨大威信实际上还保持如故。在伏龙芝去世或者说被谋害以后，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通过伏罗希洛夫和拉舍维奇为代表在军队中对峙着，而三人集团分为两派的这种相持局面使双方都受到束缚。其部分结果是维持了托洛茨基占统治地位的现状。[18]
可是，不管他过去的力量有多大，在1926年初，托洛茨基的地位却比1923年削弱了。两年来反对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的运动，并不是没有效果的。他的敌手加强了，动摇不定的人离开他了，他的支持者也因为他的长期沉默而感到不满和不安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虽然是三人集团中较弱的一方，并且在党代表大会上刚刚遭到惨败，他们却仍然是不折不扣的党内领袖，因此，他们提出的联合建议不是可以等闲视之的。这些人同托洛茨基结成联盟，就能够赢得党内多数，或者即使说不能争取到数学上的多数，也可以赢得各个重要的工业中心——列宁格勒、莫斯科、巴库、基辅、哈尔科夫、敖德萨——的支持。即使斯大林在地方党组织中维持住多数，他也会为联盟的都市优势所击败。
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闭会后的几个月内，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好几次秘密聚会，商谈联合各派力量的可能性问题。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之间的深刻裂痕必须加以消除，因为季诺维也夫毕竟充当过反托洛茨基运动中的主要宣传家。在个人方面，仅就他们两个人之间而言，这是可以做到的；斯大林机器日益强大的事实，每天都在促使他们认识到彼此帮助的必要。在列宁卧病垂危期间，加米涅夫曾把列宁同他谈话的内容告诉过季诺维也夫，也告诉过托洛茨基，因此，虽然托洛茨基遭受了两年的背后攻击，他同加米涅夫之间的友谊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托洛茨基在动身去德国时这样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同我告别的时候，流露出了真正依依难舍的感情；他们想到此后要面对面地同斯大林打交道，心情很不轻松。”[19]
可是，在这两派的下层成员当中，要消除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永久敌人”或者对如此辱骂托洛茨基的那个人所抱的怀疑和憎恨，却不是那么容易。重新安排原则和重新拟订提纲，对于领袖要比对于信徒来得容易。不过，他们仍然满怀信心地投入了战斗。托洛茨基写道：“在我们第一次会见的时候，加米涅夫就宣布说：‘只要你同季诺维也夫在同一个政纲上列名就够了，只要这样一表示，党就会找到自己真正的中央委员会。’”[20]
早在托—季联盟成为事实以前，斯大林就在忙于同它作斗争。以一个天生的权力政治家的准确本能，他首先向对方的要害——军队——发动打击。改变红军的体制是一个必要步骤，因为在当时，由托洛茨基缔造的红军仍然保持着中央集权的组织形式，而这也正是托洛茨基潜在势力和巨大威望的基础。正如在以后经常所做的那样，斯大林打着民主化的幌子进行了夺取垄断权力的活动。
“1925年带来了一个新时期。那些早先鼓吹无产阶级军事理论的人掌了权……在以后的短短几年中，竟有百分之七十四的军队在民兵的基础上进行了改组！”
[21]
这种改组实际上同军事理论、特别是同那种用作改组借口的“无产阶级军事理论”毫不相干。每一个打散了的地方化军队单位都被当地的党支部牢牢控制；而地方党支部则又日益为斯大林所掌握。即使有一些队伍不能够被争取过来，另外一些却是能够争取的；而那些不能够被争取过来的队伍比起过去、比起有一个相对独立于总书记的统一指挥部的那段时期，力量也大大削弱了。即使抛开军队普遍支持托洛茨基这桩偶然性的因素不谈，斯大林也有害怕军队的理由。在内战时期，他曾经组织过反对军队——也就是说，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他在那次斗争中理解到，党的垄断政治权力可能受到军队的严重威胁。
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斯大林急忙着手于改组共产国际所属的各国党，以此来对付威胁他的联盟。季诺维也夫在俄国党内仍然代表着足以维持他作为共产国际主席的力量，而这一点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假如斯大林能够撤换他，就像以伏罗希洛夫撤换伏龙芝一样，即使再让另一个拉舍维奇坐第二把交椅，改组共产国际的进度也会比现在快得多。可是，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斯大林暂时只做了他能够做到的事，共产国际的代表日益受到了威胁利诱。
斯大林的共产国际候选人名单
1926年2—3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于莫斯科举行扩大全会。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之间暂时宣告休战；在俄国代表团的建议下，全会决定不讨论俄共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的问题。这使季诺维也夫得以继续担任共产国际主席，但是作为回报，季诺维也夫也给予了斯大林以充分自由，使他能放手打击共产国际中一切发动他的集团。德国左派，马斯洛夫—费舍集团及其近邻，特别是斯大林主义干预的主要对象。按照事先安排好的一套仪式，每一个出席全会的代表都表示了他们对德国左派的敌视；声明是千篇一律的，无非是谴责德国左派不重视工会工作、忽略同社会民主党组成统一战线、没有足够的党内民主等等。可是，所有这些批评都不过是提出一个最主要罪名的开场白，这就是：德国左派是一个反布尔什维主义和不忠于俄国国家的集团。由于代表们受到严格约束，不得提及危机的真正内容——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的冲突、德俄两国的军事联盟——对于德共左派这种反布尔什维主义的打击只能利用各种巧妙的借口来进行。于是，代表们就这样同时公开表白了他们对新老板斯大林的忠诚和对季诺维也夫的遗弃，并且通过这些声明本身，向他们自己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各党灌输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斯大林主义新教条。与此同时，季诺维也夫在这种暧昧境地中虽然颇为尴尬，他却感到有这样的把握：如果他能够重新控制俄共政治局，他就能把共产国际所属的各国党争取回来，使它们拥护自己的政策。由于代表们并没有被要求攻击他本人，他感到自己并不会由于等待时机而丢脸。
在这段时期，对我说来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保证我同马斯洛夫以及其他德国朋友的通信不受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干扰。我采用了一种向某些俄国同志学来的方法：我用细绳子把信十字交叉地缝上，然后在绳子的好几处地方盖上印章。我以为，如果我的信有可能被偷看，国家政治保卫局是一定不会放过的，但他们总还不致于公然拆开密信。然而，事实证明这种预防措施太幼稚了。在二月全会会议期间，有一天，埃维特上台发言，开始一封接一封地读起我给狱中的马斯洛夫写的信。他不仅读出有关政治的部分，而且朗读那些纯粹属于私人性质的段落以娱乐听众。我跑上讲台，从他手上抢过了这些信件，并且在他企图拦我时动手打了他。我立即离开会议厅回到路克斯饭店。季诺维也夫打电话来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斯大林派库恩·贝拉来探问这一事件的详实情况。可是，尽管埃维特企图使我受到纪律处分，却没有人打算把这些信要回去。
议程上的一个重要项目是，讨论美国在欧洲事务中新起的关键作用。由美国提出的道威斯稳定化和工业合理化，据会议的分析，是超资本主义的和帝国主义的美国同贫困的和日益依赖他人的欧洲之间矛盾日益加深的前提。美国对欧洲经济的这种统治将促成“一个左倾欧洲的统一”，这个新欧洲由工会领导，将发展成为欧洲社会主义合众国。库恩·贝拉提出了“反对美国霸权的泛欧洲”口号。
这样一个同苏俄组成统一战线的工会主义欧洲，是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的基础。他的集团不厌其烦地把共产国际政纲中的这条新路线，硬塞到各国共产党代表的头脑中去。这是斯大林主义热闹好戏的另一幕，是以新的斯大林主义政策和政治哲学的另一面来教训人们的一幕。斯大林的谨慎党羽监视着这场检阅；他们向每一个代表示意，希望他向新领袖保持忠诚。在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后举行的这第一次共产国际会议上，发言者的情况表明欧洲各国党已经发生内部变动，倾向于支持斯大林。代表各国党发言的人如下：法国的塞马尔[22]、意大利的陶里亚蒂、保加利亚的季米特洛夫、德国的盖施克和埃维特、[23]波兰的博古茨基[24]、瑞典的基尔博姆[25]、南斯拉夫的奥格亚诺维奇、美国的达西和挪威的福格逊。在俄国代表中，曼努伊尔斯基在罗明纳兹和芬兰代表库西宁的支持下，为斯大林最热烈地大卖了气力。在这最后一次由季诺维也夫主持的共产国际全会上，也有一支反对派力量。德国左派的代表是乌尔班斯、肖雷姆、恩格尔和费舍。意大利左派共产主义者波尔迪加公开攻击俄国党，就像挪威的少数派代表阿维德·汉森[26]一样。布哈林对这种谴责感到有些恼火向波尔迪加反唇相讥，他指出：这次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本身，就足以驳斥说共产国际不民主的谰言，因为全会邀请了少数派代表。“如果能进行这样一种讨论，还谈得上什么德国党和共产国际内部存在着恐怖统治呢？”对于波尔迪加的党内民主概念，以及肖雷姆要求把开除出去的左派集团都召回党内的建议，布哈林都斥之为“同领导的连贯性相违背”[27]。在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肖雷姆曾用“不理解！”的喊声打断他。布哈林特别对路特·费舍和科尔施展开论战——前者认为共产国际目前正处在一条危险的道路上，后者提到了赤色帝国主义问题。波尔迪加提出召开一次共产国际非常代表大会，专门讨论苏联国家政策和革命无产阶级的政策之间的关系。这一建议也遭到了愤怒的否决。
季诺维也夫所作的反对极左派倾向的总结，语气和缓而谨慎，避免明确地承担责任。
“我们同意这样一种意见，即今后两三年内一定会继续呈现出相对稳定的形势。某些极左派代表甚至认为会有十年的稳定。［肖雷姆打断他说：“谁这样说的？”］马斯洛夫！马斯洛夫认为我们至少得再等待十年［以后，德国共产主义运动才有可能强大到足以决定德国的命运］。
显而易见，我们必须考虑资本主义进一步繁荣的可能性。很明显，美国将不会丢开德国。假如德国突然又一次出现1923年10月的局面，在那里已经投入那么多资本的美国将不会袖手旁观。一方面，欧洲通过美国的力量得到了‘稳定’；另一方面，同一个美国又在使欧洲革命化。”
[28]
季诺维也夫继续说，欧洲的、特别是德国的工人运动也正在美国化。他引证了美国劳工联合会几个领导人的话，这些人认为，逐步改革社会的道路是通过雇主和雇员之间的相互了解来进行的，他们强调美国社会未来发展中一切阶级的共同利益。美国劳工联合会被说成是“工人贵族之中的一个工人贵族组织”[29]。
共产国际的经济学家尤金·瓦尔加教授进一步发挥了这一论点：
“欧洲已经丧失它作为世界工厂的统治地位；在向欧洲以外的市场输出资本方面，它也不再能同美国竞争……欧洲资本主义的这种瓦解及其结构变化，警告我们不要过高地估计稳定的时间和程度……欧洲虽然会出现一些短暂的繁荣时期，却难以避免长时期的危机；每遇一次危机，失业者的数字就要增加一次……［欧洲的］内战将继续进行，在长时间内不能定局。其最终结果可能是‘剩余人口’为战争、饥饿和瘟疫所消灭；在这个基础上，欧洲可以作为美国的附庸而复活。”
[30]
在全会闭会后，各国党的斯大林主义化继续进行。报导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的3月16日《真理报》，要求加强共产国际的布尔什维克化。在同年7月举行于里尔的法共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在二月全会上的最坚决支持者之一莫里斯·多列士，变成了法国党的新领袖。[31]在1925年的工人党（美国共产党当时的名称）代表大会上，福斯特[32]—坎农[33]集团失去多数，而依靠莫斯科说它更忠实于共产国际的一纸海底电报，鲁登堡[34]—洛夫斯通[35]少数派便掌握了领导权。这是一系列类似事件中的第一桩；有人俏皮地说，美国共产党是用莫斯科的海底电线吊着的。
英俄工会统一委员会
在此后一年中，两派之间的斗争在每三个月召开一次的俄共中央全会上不断展现出来。在这些全会上，斯大林逐一地更换了中央委员会的组成人选。这样做是悍然违背了党内仍然很重视的传统，即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成分只能通过全党讨论，然后按规定选出代表大会进行研究，才能加以根本变更。这些全会是走到下一次代表大会去的道路上的歇脚站，在这里，对立各方可以争取支持者，彼此重新估量；但在这一时期，它们也是斯大林用来为本集团树立专政的工具之一。要反对斯大林，只能通过两种途径：或是在党的机构内部进行斗争，或是采取不合法的手段。如果放弃合法斗争，就等于放弃了立即取得胜利的希望，因为只有通过国家机关广播他们的政纲，才有可能把各种反对派力量团结在一个共同纲领的周围。到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联盟组成以后，只有到那时候，才谈得上直接行动的问题。
在托洛茨基临去德国以前，也就是1926年4月的中央全会上，每一个反对派集团都单独提出了自己的声明。当时，它们之间的联盟还没有建立起来。季诺维也夫特别希望把所有的工人反对派集团都包罗到联盟中来；他希望在“工人反对国家机器！”的口号下进行反斯大林的斗争。
“就在这一次中央四月全会上，季诺维也夫无耻地歪曲党纲，为了党迄今没有把工业交给工会管理而指责中央，也就是说，直接维护了前‘工人反对派’的要求。”
[36]
托洛茨基从德国一回来以后，各种因素便促成了各反对派的联盟。国内的情况很糟：生产下降、工资减低、商品稀少。工人情绪的日益低落已经表现在——譬如说——最近的苏维埃选举中，据反对派估计，只有52%—57%的无产阶级参加了选举。[37]1926年4—6月间，联盟逐渐达成正式协议。它由下列各集团组成：
1.托洛茨基反对派；
2.以列宁格勒为中心的新反对派；
3.以萨普龙诺夫为代表的民主集中派；
4.以施略普尼柯夫和梅德维捷夫为代表的工人反对派；
5.格鲁吉亚的反斯大林集团。
最后三个集团已经有一只脚站在党外。它们在下级党员和非党工人中拥有支持者。
这样，反对派联盟便聚集了很大一部分布尔什维克老近卫军。它代表了工业中心反对党内新兴统治等级和内战时期那一代人反对斯大林主义路线的情绪。斯大林集团通过玩弄一系列手腕，已经变得高高在上，非一般党员所能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它“无情地”运用如此取得的国家政权来粉碎任何反对派。这些策略终于把党员中的一切反对派集团、一切被日益走向极权主义的方法排斥于党领导之外的集团都推进了一个大联盟。
联盟在国外拥有许多支持者。从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以来，斯大林就一直在利用把反对派分子送出国的办法来削弱俄国的反对派集团，因此，到这时候，大部分使馆和商务代办处中都有不少同情季诺维也夫或托洛茨基的人。这些政府官员限于身份，不得不支持斯大林路线，但他们组成了一个很好的情报网，把联盟的活动告诉国外各党内部的反对派集团，并且把其他国家的发展情况报告本国的联盟。通过对斯大林政策的暗中破坏，他们增加了对总书记的压力。如果联盟获胜，它就能从这一大批老布尔什维克和托洛茨基分子的后备军中补充干部，这些人已经在国外取得广泛的经验和有价值的联系。
1926年4月的中央全会刚一结束，国外便发生了两桩对两个集团都有重大影响的事件——波兰的毕苏斯基政变和英国的总罢工。
5月12日，毕苏斯基向华沙进军，经过三天巷战后，他推翻了农民领袖维托斯[38]的政府。几天以后，主要以参加政变的“团长们”为支柱的毕苏斯基新政府，获得波兰议会多数的批准。这一发生在俄国前院的事件使每一个人都感到不安，在以后几个月中，党的领袖们从各个角度对它进行了分析。
分裂成好几派的波兰共产党，倾向于在不同程度上给予毕苏斯基以有批判的支持。大家都认为他走得还不够远，但作为前进的一步，应该把他的革命熔合到波兰工人阶级的一般运动中来。这种政策很快便为俄共政治局所纠正，在政治局看来，毕苏斯基政变是英美向俄国侧面刺来的一刀。从1925年秋天以来，美国专家凯默勒[39]博士就一直在波兰进行考查，以便为提供道威斯式的贷款奠定基础；这种打算把美国影响一直扩大到苏联边境的做法，在莫斯科引起了不安。
另一方面，毕苏斯基暴动是波兰对欧洲极权主义统治总趋向的一个贡献，虽然这种趋向在波兰始终没有发展成熟。毕苏斯基开始发动政变时提出了一个后来永未实现的纲领，表示要把工业收归国有，并通过国家帮助来发展和刺激农业。根据政治局的解释，波兰是另一个步意大利后尘走向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欧洲小国。
政变对俄国的派系斗争也产生了影响；反对派从这件事上受到了另一个启发。在流血和混乱达到最小限度的三天之内，毕苏斯基便在不改变波兰社会结构的情况下接管了政府。在波兰这样轻而易举地实现了的事，难道不能在俄国如法炮制吗？难道反对派分子不能同样接管政府而仍然保持着国有化经济的基础吗？反对派分子这样考虑着，而斯大林也不是不懂得观察政治预兆，他进一步加紧了自己的控制。
英国发生总罢工这一事实本身，似乎便证实了斯大林所说的话：英俄两国工人很快就有可能联合起来。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的基础，是他所解释的列宁提出的“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40]美国要统治欧洲的企图，将促成一个工会欧洲发展起来，同资本主义美国的霸权相对抗，而社会主义的俄国则会被接纳进这个大集团——起先是作为合作者，然后便可以成为它的领袖。
从1917年革命以来，英国工人中就一直存在着一种强烈的亲苏情绪。英国的工会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种情绪，但是，即使是在没有直接反映出这种情绪的时候，下层群众的压力也常常使本来会采取反苏立场的领导集团改变态度。费边社会主义者、英国工会运动史的作者西德尼[41]和贝阿特丽丝·韦伯[42]夫妇，几乎变成了非共产党人中正式的苏俄辩护士，这一事实就体现了普遍的情绪。1920年，一个代表团去俄国访问，团员中包括著名工党领袖阿尔伯特·柏塞尔[43]的妻子菲利普·斯诺登夫人[44]和罗伯特·威廉斯[45]。在发生“季诺维也夫信件”问题时，英国工会曾经维护苏联，反对本国政府对它的攻击。苏联的最热烈维护者之一，是矿工联合会主席库克[46]。在他为鼓吹两国友好而进行的活动中，他得到了不少工人领袖的支持，例如他的老朋友阿图尔·霍尔纳[47]（他多年以来一直是共产党的领导成员和南威尔士区矿工联合会主席）、埃伦·威尔金森（她在1924年脱党）、菲利普斯·普赖斯、乔治·兰斯伯里[48]等等。只有在英国这一个国家，像埃伦·威尔金森这样的异端分子才能安静地退出本国共产党，并且继续对莫斯科公开表示同情。
这种自始至终都违反英国外交部官方政策的对苏联的同情，在1926年体现为英俄工会统一委员会的建立。在运输工人国际的支持和“荷兰佬”埃多·菲蒙（他是三十年代欧洲工会界最重要的同路人之一）的领导下，它的左翼强大到足以推动欧洲最保守的英国工人运动同俄国合作。在俄国工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一项成立统一委员会的决议，这一建议在英国被接受。另一个英国工会代表团，这一次是在柏塞尔的率领下，于1924年最后两个月内访问了俄国，并于回国后发表了一部热情称颂苏联的见闻录。[49]作为俄国工会领导人，托姆斯基进行了回访；他以兄弟代表的身份出席了1925年5月在赫尔举行的职工大会。5月14日，拟定了一份成立英俄委员会的协议书，两国工会的代表分别在协议书上签了字。
斯大林希望英国工会同明显反俄的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决裂，从而构成一个新工会国际的核心。然后，就可以让莫斯科控制的赤色工会国际同这个国际合并，或者把它解散。尽管俄国党内业已产生的对立是如此尖锐，认为它能够通过欧洲的根本变化而摆脱困境的微弱希望还没有消失。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都极其关心地注视着英国工会的这种友好态度，在英俄委员会刚成立的头几个月里，他们两人以及整个俄国领导集团全都认为它是一个新时期的预兆。这些俄国工人运动的代表，一个在俄国社会经济现实的石头城堡中被囚禁着的、软弱而蜕化的工人运动的代表，对外界工人运动的每一个步骤都抱着夸大了的希望。在斯大林看来，这是他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成果；现在，主要的任务已经只是保卫苏联的问题了。社会主义不是通过无产阶级革命，而是通过俄国的示范作用来实现的。
托洛茨基对英俄工会合作的前途最抱怀疑；他警告说，联盟在遇到第一次真正考验时就会破裂。英国工会根本说来是忠于本国政府的，在英俄两国发生的任何严重冲突中，它们都将支持英国政府。大英帝国还非常强大，远不是莫斯科的总书记办公室通过英俄工会统一委员会和托姆斯基同志所能操纵的。英俄两国的利益冲突不会这样容易地被消除。在英国，阶级斗争还没有成熟，在俄国，阶级斗争在革命中达到高潮以后，这时正在衰退。想通过两国工人阶级上层之间的联系把这两个集团结合在一起，只能以失败告终。斯大林由于对英国工人运动存在着根深蒂固的误解，自以为能够把它拉到自己的权力体系中，这是他的特色。
对这种新思想的考验，随着1926年5月的英国总罢工和接着发生的矿工九个月大罢工而到来。罢工显示了英国工人阶级的潜在战斗性；它深深震撼了英国社会。在这一年中，共产党的党员人数迅速增加到一万二千人，机关报的发行量达到这个数字的十倍。苏联工会用大量捐款支持了英国罢工者。罢工终于被破坏了；大部分英国工会领袖，特别是欧内斯特·贝文[50]，坚决反对这次罢工。斯大林派往伦敦的几个人，彼得罗夫斯基、托姆斯基和埃维特，为了维持住英俄委员会，实际上批准了英国职工大会总委员会破坏罢工的政策。他们的这种态度并没有换来任何好处，因为他们没有能把领袖争取过来，而英国工会会员对领袖们的深刻不满也发泄到了共产党人身上，他们的影响再次一落千丈。
林中会议
英国总罢工的失败在莫斯科引起深刻反响。托姆斯基和其他俄国人的出现于英国，加剧了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这种状态在以后几个月内发展到几乎要发生战争的地步。英国工会并没有有效地抵抗鲍德温内阁的政策，英俄两国工会之间的“团结”终于在国际冲突（特别是在中国发生的冲突）的险峻礁石上碰碎了。1926年6月26日，内政部前一天发表的证明英国共产党人勾通莫斯科的文件，在下院引起一场激烈辩论。第二天，在为了防止英国间谍渗入俄国的需要这一受欢迎的借口下，俄国随即通过了一项加强国家政治保卫局权力的新法律。
斯大林主要利用加强的权力来对付反对派——他们已经由于他的政策在英国的失败而大大增强。尽管出现了这项新法律，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仍然感到鼓舞，因为他们为联盟扩大力量的活动——这时已不得不带有密谋性质——在全国各地都得到了响应。联系的范围远达海参崴。分散的地下组织由三人委员会领导。带着通讯密码的反对派信使被派往各地——散发政治局的文件——这件事本身就是一项严重罪行。他们秘密躲藏在反对派成员的家里，因为官方住处都安置着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密探。信使们旅行时都跟着护卫，以免为“白卫分子”的流弹所伤；在他们聚会时，也总是布下护卫，防止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突然袭击。
与此同时，开除党员的工作在继续进行。为了说明这些被大批开除出党的人的身份，也许值得引证一下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一份文件，即该委员会关于1926年7月26日在莫斯科被开除出党的一批人的履历说明：
“1.米哈伊洛夫，莫斯科一家工厂的经理，支持工人反对派的米亚斯尼科夫。他曾同楚加耶夫、奥西普、雅卓克等人一道，油印并散发了若干秘密文件；该集团自称为‘工人真理派’。
2.别连斯基，1884年生，1901年参加社会主义活动，1903年成为布尔什维克，通过自学获得文化，1908年当兵，从1912年起成为职业革命家，莫斯科红勃列斯尼亚区党组织书记。［我认识别连斯基。他是那种纯朴的工人社会主义者，在莫斯科的下层党员中很得人望，真称得上是全心全意地忠于革命事业。］
3.切尔尼朔夫，1892年生，农民出身，1918年入党，先在沙皇军队中，后来参加红军（1919—1921年）。别连斯基组织的成员。
4.沙皮罗，1898年生，铁匠，1918年加入党和红军。
5.华西里耶夫，1895年生，纺织工人，1917年3月入党。
6.符拉索夫，1884年生，铁匠，1918年入党。”
[51]
在这种压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联盟领袖开始策划最后的步骤。即使他们在党内取得了多数，他们肯定斯大林也不会把党的领导权让给他们，因此，他们必须准备好以武力支持党的意志。他们认为，他们将不得不同越来越多的恐怖措施作斗争，反对派的领袖也许会被突然暗害。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都采取了个人预防措施，甚至当他们在共产国际总部附近走动的时候，都得拉上一两个忠诚的朋友陪伴着。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1925年同斯大林决裂以后，两人都在可靠的地方藏下了这样的遗书：
‘如果我们突然死去，要记住这是斯大林下的毒手’。
他们劝我也这样做。‘你以为斯大林大概正在考虑怎样答复你的论点吧，’加米涅夫对我说，‘决没有那样的事。他正在打算怎样能不受惩罚地干掉你呢！’
……这些话并不是猜测，在三雄政治正搞得火热的时候，他们彼此谈起话来是十分坦率的。”
[52]
党内的形势在常常被人引用的列宁寡妻的一句话中得到了最好的总结，她曾经说过：如果列宁还在世的话，他就得住在监狱里。
因此，当反对派领袖决定讨论他们纲领中的军事问题时，他们并不在任何屋子里聚会。全莫斯科没有一处地方可以认为是完全保险的；任何一间屋子都可能有国家政治保卫局的耳目。他们选择莫斯科近郊的一处树林作为聚会地点，在那里讨论了军事方面的布置；如果“合法”的反对派争取到足够的支持力量以后，那些仍然忠于托洛茨基的部队应该怎样行动。这主要是一项由托洛茨基和拉舍维奇这两个军事领袖安排的技术问题。由于拉舍维奇作为红军的副总指挥，仍然处于较好的合法地位，因此决定让他负责筹备反对斯大林的军事行动，而行动的时间则由联盟的领导委员会决定。与此同时，他要在军官中组织反对派核心，作好同时采取行动的准备。他们希望，托洛茨基和拉舍维奇联合起来的威信会构成足够大的军事影响，依靠这种影响来支持党内的潜在多数，就有可能迫使斯大林放弃无希望的挣扎而自动辞职。
当我还在莫斯科的时候，我从我的朋友施克洛夫斯基[53]那里听到了这些准备情况，后来在柏林，又从其他朋友那里再次听说了其中的情形，因此，我知道讨论的内容是多么复杂。关于军事压力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同夺取党内领导权的斗争（大部分是地下活动）联合起来的问题，联盟存在着分歧意见。托洛茨基所一再宣布的观点是最正确的了，这就是：他从不打算发动政变，他从不希望在没有党和全国群众的支持下推翻斯大林。这些人本身都是老派革命家，他们在一条走极端的路线面前长期迟疑不决，因为这种路线可能导致全国发生混乱，以致造成两派都为反革命力量所推翻的结局。他们担心自己的发动会引起一系列骚乱，结果可能使俄国整个瓦解，导致资本主义复辟——这种顾虑一直是妨碍国内外反斯大林主义者获得成功的最严重阻碍。在过去的二十五年中，这一直是导致反斯大林主义集团相继溃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当反对派在为苏维埃社会可能被扰乱而举棋不定的时候，这个社会的基础却正在被改造为斯大林主义的权力机器。斯大林通过手下的密探知道了林中聚会的事，虽然他还不知道反对派领袖聚谈的内容，单是这一事实就使他大为恐慌，急忙动员全党防范可能发生的政变。波波夫写道，在聚会时，拉舍维奇“说明了反对派联盟‘迫使中央屈膝’的计划，要他的听众特别注意在红军中进行活动的必要性”[54]。
下一次中央全会在7月举行，但是在此以前，我已经设法回到柏林。马斯洛夫已经在监狱中被囚禁两年以上，到7月10日德国通常要宣布一次特赦的时候便会被释放。6月初，季诺维也夫告诉我，斯大林离开莫斯科到高加索短期休假去了，我应该趁他不在的时候设法逃走。他问我能不能撒野哭闹一番，我回答说，我希望最好是不必闹得太凶就能让我走。他告诉我，布哈林将负责在政治局里办好一切。他对你个人很有好感，极愿意帮助你，但是你必须给他一个违令放你的借口。最后，我终于表示同意，于是我们安排了一套行动方案。
第二天，当政治局正在开会时，我突然冲了进去。季诺维也夫站起来。装出怒气冲冲的样子命令我出去；他责备卫兵不该让我随便进来。我开始擂桌子，大嚷大叫要他们放我回国。长期压抑的感情一旦得到机会，便极其强烈地爆发了出来；我晕过去了。当我醒过来的时候，布哈林正在向我嘴里灌茶。他对我说，路特，你可以回国。我们对自己的同志不会采取恐怖手段。我刚给皮亚特尼茨基下过命令，要他给你准备护照。
他们用一辆共产国际的汽车把我送回路克斯饭店。几小时后，皮亚特尼茨基给我拿来了护照，但是面色阴沉，态度很不友好。他不肯给我旅费。于是，我的好几个朋友（特别是波兰人亨利克·道姆斯基尤为热心，他于1936年在莫斯科被处决）便为我四处奔走弄钱。我当天便启程回国，旅途上非常紧张，直到出了俄国国界，肯定国家政治保卫局不会在那里把我劫下火车以后，我才松了一口气。我曾经几次检查了我的行李和所带的文件，以保证里面没有任何违禁材料；我其余的东西后来由一个同情季诺维也夫集团的外交信使带到柏林。[55]
这件轶事本身虽是一件小事，在另一方面却很有意义，因为它表明了人们是怎样间接抵抗极权主义统治措施的。毫不怀疑，季诺维也夫准是同布哈林和皮亚特尼茨基安排了让我逃走的详细计划，因为这两个人虽然处在斯大林的管辖之下，却愿意参加这件反对他的小小行动。但他们需要斯大林抓不住把柄，因此得给他们一个借口。布哈林完全有理由指出，我当时非常激动，很可能引起外国记者的注意，那样一来，他们就会如获至宝地抓住这件事，宣传有一个共产国际官员被强扣在莫斯科等等。皮亚特尼茨基则可以推托说，他只是执行上级命令预备了一份护照，此外并没有再做任何事情；他曾经拒绝给我旅费。
在7月的中央全会上，联盟第一次以反对派联合阵线的姿态出现在全党面前，在一篇由托洛茨基代表整个集团宣读的声明中，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承认他们过去互相攻击是犯了错误。季诺维也夫宣布，托洛茨基在1923年对党官僚组织的攻击是正确的。另一方面，托洛茨基承认，当他在《十月的教训》一文中给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加上“机会主义”罪名时，他自己犯了严重的错误。这种相互大赦立即被指责为“极度缺乏原则”，因为一切反对者的联合对斯大林集团来说是一个严重危险。在反对派联盟内部还存在着许多分歧，但它围绕着两个根本论点团结了起来，这两点是：一、单在俄国一国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二、放弃了革命国际主义的布尔什维克党正在蜕化。反对派政纲从解释列宁的话出发，谈到“一个被官僚主义歪曲了的工人国家”。它谴责斯大林集团造成下列错误：
“1.那些企图把我国拉入资本主义发展轨道的力量有了过分的增长；
2.工人阶级和贫农的地位削弱了，富农、耐普曼和官僚的力量则日益强大；
3.工人国家在反对世界资本主义斗争中的总地位正在削弱，苏联的国际地位正在下降。”
[56]
联盟建议，在完全把国家党改变成一个民主工人国家的基础上实行工业化。全会的官方报告中充满了斯大林对这种“超工业化”计划的斥责。反对派的计划是以工业化和“工人管理”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一前提为基础的，这个前提是反对国家党垄断苏联工业的战斗口号。另一方面，只是在每一个独立的工人组织的残余全部被摧毁以后，斯大林才开始了他的全面工业化。在这段时期，他却宁愿维持农民俄国的现状，而不愿去冒削弱国家党的风险。
如果不了解斯大林为国家党垄断大权，在国家党内部为他的集团垄断大权而进行的斗争，斯大林激烈反对托洛茨基的“超工业化”计划一事就成了一个闷葫芦，成了时常使自由主义观察家大惑不解的秘密之一。事实是，反对派的工业化计划和斯大林的五年计划是两回事；他们的出发点不同，所要造成的社会图式也不一样。早在1924年，季诺维也夫就曾考虑过容许一个贫农的政党参加苏维埃。在1926年的四月全会上，当提出了把管理权交给工会的要求时，反对派的这个工人民主口号也被提了出来。只有在“工人集团”被粉碎以后，才能以五年计划的恐怖主义方式实行工业化。
七月全会的一个主要议程是共产国际的政策问题。斯大林的政策在英国的失败、德国党的公开分裂、这种分裂对欧洲其余各国党的影响——所有这一切都被用来谴责斯大林主义干涉的破坏性影响。斯大林在答辩时充分利用了季诺维也夫几个月前对马斯洛夫—费舍集团的指责（这时，联盟已经公开和他站在一起）。
七月全会以反对派联盟获得道义上的胜利而告终。它的队伍团结起来了，并且在党内得到了有利的反响。现在，各地的党组织都已知道一场新的斗争正在进行，存在着推翻斯大林集团的机会。经济情况是不好的；“征粮政策”已经把国家弄得毫无粮食储备，结果不得不在公开市场上以高价购买粮食。[57]可是，反对派失去了重要的组织位置。季诺维也夫被逐出政治局，拉舍维奇被取消中央委员资格。加米涅夫甚至连一个不重要的位置也无法保住，米高扬[58]代替他担任了贸易人民委员。
斯大林剥夺反对派的党内合法地位
共产国际内部的斗争紧张化了。柯伦泰从挪威被派到墨西哥，离莫斯科更远了一步。加米涅夫被给予驻东京大使的职位，但他拒未接受。8月20日，季诺维也夫的假定继承人布哈林也飞到柏林清洗德国党去了。
我在两个月前回到柏林时，发现德国党内的各个集团仍然在进行着激烈斗争。马斯洛夫在7月10日获释出狱，于是，我们一道展开了支持俄国托—季联盟的活动。当布哈林到来时，他假装对我在莫斯科愚弄他的事很生气；他遵照斯大林的命令，立即着手清党，不仅把马斯洛夫和我本人，而且把另外三个左派领袖胡戈·乌尔班斯、维尔纳·肖雷姆和威廉·施万都开除了。我们，加上另外几个接受我们的政纲的议员，在议会中单独组成了一个集团。我们在柏林建立起总部，展开广泛宣传。1927年中，图林根索尔区党组织转到我们这方面，它们带来了一家报纸《人民之声报》，于是，这家报纸便开始宣传俄国反对派的政策。
七月全会以后，联盟在俄国变得非常活跃。它的成员参加各个地方的党小组会议，力图掀起召开一次代表大会的要求。对党小组讨论的这种干预，在斯大林看来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行，因为对党小组的顺利操纵是垄断统治的基本前提。譬如说，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就出席过莫斯科航空仪器飞机制造厂的一次会议；这种企图把飞机制造工人争取过去的努力，被认为特别具有危险性。
“党机器进行了疯狂的反击，思想斗争让位于行政手段了：打电话召集党官僚参加工人地方组织的会议，在一切会场面前布置大量安着警报器的汽车，当反对派分子登上讲坛时报之以经过周密组织的嘘声和起哄。”
[59]
中央委员会下令成立和反对派作斗争的“别动队”。大量情报员被组织起来，派到各单位参加党小组会议，然后回来汇报情况。在十月全会举行前夕，斯大林发出在全国各地清洗反对派分子的命令。有些人被逮捕；许多人在党内工作需要的名义下，被流放到俄国遥远的东部和北部亚洲地区。丈夫和妻子一般都被分配到不同的岗位上。
在进行这种迫害的同时，斯大林又向反对派领袖提出新的建议：如果他们放弃一切罪恶活动中最大的罪恶——分裂党的话，斯大林愿意恢复大部分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在党和政府中的职位。反对派领袖害怕他们的支持者被国家政治保卫局全部打散，决定接受斯大林的条件，以便争取时间，好继续进行反对斯大林机器的密谋活动。10月18日，也就是全会召开一星期以前，
“我们发表声明，宣布我们虽然认为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并且保留我们在党组织内部为之进行斗争的权利，我们愿意放弃那些有分裂党的危险的活动……这表明我们愿意留在党内继续为它工作。虽然斯大林主义者在缔结协定的第二天就破坏休战，我们仍然赢得了时间。1926—1927年的冬天给了我们一段喘息时间，使我们有机会对许多问题作了更彻底的理论考察。”
[60]
作为上述声明的一部分，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同俄国的工人反对派和共产国际中的左派脱离了关系。
10月14日，挪威左派共产主义者阿维德·汉森到达柏林，他冒着极大的个人危险，带出了一大包俄国反对派的秘密材料。对季诺维也夫的忠诚使他成为信使，虽然他知道如果在边境上受到搜查，挪威国籍是挽救不了他的。我们仔细检查了文件，决定那些应该译出公布，那些只供我们的集团内部参考。这些文件有一大包，我们一口气工作了三天。然后，在一个星期日的傍晚，我们出去散步休息；我们买了一份报纸，不料在头条新闻中就谈到这样的消息：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业已放弃反对派活动，并同马斯洛夫—费舍集团脱离了关系。汉森被这个消息惊呆了。他离开莫斯科才一个星期，在同季诺维也夫所作的一次秘密长谈中，季诺维也夫曾要求他千万要坚定。他不能理解这种“背叛”；结果，他竟同反对派断绝关系，回到斯大林的阵营中去了。
不理解反对派何以发表这项声明的人，并不止汉森一个；这给反对派联盟的团结（特别是在俄国以外）带来了灾难性后果。它多次被举出来做例子，说明反对派的“品格有亏”、“缺乏原则”、“投降”等等。可是，这样一种估价是不恰当的。不论是这一次或以后的退却，都不能用自由主义的尺度来衡量；它们不是发生在汉森的挪威。在这些过渡年代中，对于党和国家日益发展的极权主义性质的抵抗，必须同党内生活日益发展的独裁形式相适应。当压力太大时，必须退却和重新集聚力量，然后再发起进攻。在反对斯大林主义独裁党的斗争中，联盟的过错并不是为“原则”进行的斗争太少了，而是在被消灭的危险已经临头的时候往往退却得过迟，不是根据自己的条件和合适时机重新进入战斗，而是在斯大林的挑逗下盲目乱动。
利用这些方法，斯大林集团在1926年10月22—26日召开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全体联席会议上赢得了压倒多数。联席会议解除了托洛茨基的政治局委员、加米涅夫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季诺维也夫的共产国际主席职务。[61]不过，即使是这种全盘清洗也不等于取得最后胜利。斯大林的多数是靠在党内大大加强威胁和恐怖而获得的，他为此付出了代价。党员们被迫给了他支持，但也因此对他心怀不满。如果联盟能在俄国国内外重新发动进攻，斯大林的多数不是没有垮台的可能。
十月全会以后，中央监察委员会邀请德国左派领袖去莫斯科，以便审查他们被开除出党的问题。我们在柏林讨论了很长时间，研究是否接受这一邀请，最后决定有俄国国籍的马斯洛夫不去，其余的人虽然无疑地也有危险，但是为了利用这个机会宣传我们的观点，这个险是值得冒的。在莫斯科，施克洛夫斯基一看见我就说，“你疯了吗？”斯大林胜了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一个回合以后，无疑地在希望利用他们反对我们的声明，争取把我们拉过去。
委员会主席是奥托玛·库西宁。大部分会议都是秘密举行的，但是一部分审问的速记记录被发表了出来，[62]以便为俄国政治局辩护，否认它破坏德国共产党的责任。作为表明斯大林主义恐吓手法的一个典型实例，我们在下面转载了这一官方文本的一部分：
“库西宁：……我们不得不审理被开除出德国党的五个人，路特·费舍、马斯洛夫、乌尔班斯、施旺和肖雷姆的上诉，审查了和开除他们出党有关的全部材料。……我们给了他们陈述意见的机会，以便确定他们究竟是共产主义者还是反共产主义者，究竟是恢复他们的党籍和重新让他们加入共产国际，还是最后批准开除他们的决定。上诉人不满意这种程序，他们向有些人，例如拉狄克同志诉苦。〔喊声：听啊！听啊！〕
费舍：我们不是作为被告而是作为原告〔！〕到这里来的，我们要指责共产国际和德国共产党内目前正在执行的政策，一种将会使共产国际和德国共产党走向毁灭的政策。
库西宁：我们这些‘原告’里有一位并没有被委员会看到。五个人里只来了四个。乐队指挥竟没有出场。他宁愿在德国警察的保护下继续攻击共产国际和德国党，而不愿在扩大执委会的委员会面前为他的观点进行申辩。那四个来了的人全按照第五个人的指示讲话：
‘我们没有带马斯洛夫一起来，为的是不让他落到你们手里。’
他的同伙在委员会里暗示，马斯洛夫假如到这里来，也许就不让他回去了。我们说，党的机关只拥有道义手段，党的法庭作出的判决只有道义上的约束力。但是这些人竟回答说：‘我们不相信苏维埃机关！’
我们一共向他们提出十六个问题。我现在就来非常简单地说一说他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
‘你们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苏联的政策同国际革命的利益没有任何冲突吗？’
路特·费舍回答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俄国反对派的观点是一致的，我们完全赞同季诺维也夫同志的具体说明。’
针对这一点，我们指出：‘可是，季诺维也夫同志已经公开和你们划清界限了。’但路特·费舍只是以下列方式重复了她说的前半句话：
‘在所有这些俄国问题上，我们都赞同俄国反对派的观点。……特别是那些真诚支持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更必须同这种政策进行最尖锐的斗争，’也就是说，同‘苏维埃国家的政策’和‘这种斯大林政策’作斗争——这两个名词她都使用了…………
这些人认为自己没有错误，没有任何可责备的地方。你可以一连询问他们好几个星期，到最后，他们仍然不会承认自己有半点错误、半点过失。上星期天，我们以最大的耐心一连询问了他们许多小时，最后，我们对所有这些回答都有些厌倦了——因为这些人表现得好像真没有任何错误或过失似的……
他们谈到了共产国际的‘危机’、‘蜕化’和‘瓦解’等等。”
[1] 尼古拉·巴甫洛维奇·科马罗夫（Николай Павлович Комаров，1886年11月27日——1937年11月27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905年加入社会革命党，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9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1—1914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维堡区委员会委员。1915—1917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堡委员会委员。1916年被捕。1917年被判处10年苦役。二月革命后获释，并担任彼得格勒苏维埃副主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委员会委员、维堡区委员会委员。1917年6—11月任维堡区杜马主席。彼得格勒武装起义期间参加了解放冬宫的战斗。1918年任彼得格勒革命军事法庭主席兼彼得格勒革命防卫委员会委员。同年6月加入红军。1918—1919年任北部地区公社联盟经济委员会内贸司司长。1919年加入契卡。1920—1921年任彼得格勒契卡主席，参与镇压了喀琅施塔得叛乱。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组织局委员。1921—1922年、1923—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1—1925年任彼得格勒执行委员会书记。1922—1923年、1934—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2—1924年、1927—1929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2—1927年任联共（布）中央西北局委员。1923—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5年11月3日至12月10日任俄共（布）中央书记处书记。1926—1927年任俄共（布）列宁格勒省委组织部长。1926—1929年任列宁格勒军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6—1930年任列宁格勒苏维埃主席兼执行委员会主席。1930—1931年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1—1937年任俄罗斯联邦公共事业人民委员、全苏市政经济委员会副主席和列宁格勒农村消费总社董事会主席。1937年6月11日被捕，6月25日被开除出党，11月27日遇害。1956年平反。
[2] 康斯坦丁·瓦西里耶维奇·乌汉诺夫（Константин Васильевич Уханов，1891年？月？日——1937年10月26日），190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常年从事工人运动。二月革命后当选为莫斯科市杜马议员。1923—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6—1931年任莫斯科苏维埃主席。1932—1934年任副供应人民委员。1934—1937年任俄罗斯联邦地方工业人民委员。1937年遇害。1955年平反。
[3] 《国际新闻通讯》，1926年，第2803页。——原注
[4] 共产国际各国党的新领袖，如威廉·福斯特、莫里斯·多列士和恩斯特·台尔曼，也都出身于普通工人的家庭。不仅他们是如此，而且连斯大林在过渡时期的欧洲的竞争者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也不得不模仿他们的这种态度；这种向未经教育的社会群氓大献殷勤、迎合他们的虚荣心的做法，在当代的每一个独裁政权之下都受到采用。最明显的例子是阿根廷，在那里，庇隆所以能建立起独裁统治，就在于他狡猾地操纵了“无衬衫党人”（los descamisados），利用他们来反对阿根廷社会的中等阶层。——原注
[5] 〔约瑟夫·斯大林〕：《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中文版，第341页。——原注
[6] 彼得·安东诺维奇·扎卢茨基（Пётр Антонович Залуцкий，1887年2月？日——1937年1月10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904年开始参与革命活动。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1年加入布尔什维克。此后多次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进入彼得格勒苏维埃工作。1917年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1919年进入红军。1919—1920年任库尔斯克革命委员会主席。1920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兼主席团成员。1920—1922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1—1922年任俄共（布）中央组织局委员。1923—1925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后支持左翼反对派，先后参加了“新反对派”和联合反对派。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8年投降并恢复党籍。1928—1932年任下伏尔加河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34年被再次开除出党并被捕。1937年遇害。1962年平反。
[7] 伊万·彼得洛维奇·巴卡耶夫（Иван Петрович Бакаев，1887年？月？日——1936年8月25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905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90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次被捕和流放。十月革命时担任彼得格勒苏维埃书记。1918年加入红军。1925—1926年任列宁格勒执行委员会主席。1925—192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他是左翼反对派的支持者，先后参加了“新反对派”和联合反对派。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8年投降并恢复党籍。1934年再度被开除出党并被捕。1936年遇害。1988年平反。
[8] 格里高利·叶列梅耶维奇·叶夫多基莫夫（Григорий Еремеевич Евдокимов，1884年10月？日——1936年8月25日），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早年积极参与革命运动，多次被捕和流放。1917年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委员会成员，同年当选为全俄立宪会议议员。1922—1925年任彼得格勒工会理事会主席。1923—1925年任彼得格勒苏维埃和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25年9月—1926年1月8日任联共（布）列宁格勒省委第一副书记。他是“新反对派”主要成员。1926年当选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和联共（布）中央组织局成员。1926年以后是“联合反对派”成员。1927年11月被开除出联共（布）中央和组织局。1927年12月被开除出党。1928年恢复党籍。1934年再次被开除出党并被捕。1936年遇害。1988年平反并恢复党籍。
[9]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库克林（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Куклин，1876年？月？日——1936年8月24日），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1—1912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俄罗斯局委员。1925—1926年任联共（布）列宁格勒市委书记。1926年起是联合反对派成员。1927年被开除出党，同年投降并恢复党籍。1934年被捕。1936年遇害。1988年平反。
[10] 格奥尔格·伊万诺维奇·萨法罗夫（Георгий Иванович Сафаров，1891年？月？日——1942年7月27日），出身于建筑师家庭。1905年起开始从事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90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0年加入布尔什维克。此后长期侨居国外。二月革命后随列宁等人取道德国回国。1917年是《真理报》编辑部成员。1919年参加“军事反对派”。1922—1924年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21—1923年、1924—1925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他是左翼反对派支持者，曾参加“新反对派”和联合反对派。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8年投降并恢复党籍。1930—1934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部长。1934年被开除出党。1942年遇害。1990年恢复党籍。1991年平反。
[11] 〔约瑟夫·斯大林〕：《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中文版，第341页。——原注
[12] 杀死基洛夫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工具，是一个叫尼古拉耶夫的人。他被说成是季诺维也夫列宁格勒反对派的成员。作为他的同谋者被捕的，有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扎卢茨基、叶夫多基莫夫、费奥多罗夫、萨法罗夫、库克林、巴卡耶夫、夏罗夫、费维洛维奇、瓦尔金、果尔切宁、布拉克、格尔提克和柯斯提娜。读者应该把这一名单和斯大林所著党史上的名单比较一下。参看托洛茨基：《基洛夫谋杀案》，纽约先锋出版社1935年版。
所有这些在1926年遭到斯大林谴责的季诺维也夫分子，以后都被恢复党籍，组成了反对派的一个新核心。1935年，他们由于同暗杀基洛夫有牵连而受到审判，被判处长短不等的徒刑。1936年，这一群人又从监狱里被提出来，以同样的罪名再次受审；这一次，他们全都被处死。
国家政治保卫局同暗杀基洛夫有关系这一点，现在已经得到证实，以国家政治保卫局列宁格勒负责人梅德维尧德为首的十二名俄国秘密警察，在这一事件中以玩忽职守罪被控告。制造基洛夫煽动事件的主要参加者之一，是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雅戈达，他本人在1938年的审判中也被判处了死刑。——原注
列昂尼德·瓦西里耶维奇·尼古拉耶夫（Леонид Васильевич Николаев，1904年5月10日——1934年12月29日），出身于工匠家庭。1923年加入联共（布）。1933年被开除出党，1934年恢复党籍。1934年12月1日在斯莫尔尼宫刺杀了谢尔盖·基洛夫，当场被捕。12月29日被处决。
格里戈里·费多洛维奇·费多罗夫（Григорий Фёдорович Фёдоров，1891年11月19日——1936年10月5日），出身于造船工人家庭。190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多次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进入彼得格勒苏维埃。1917年当选为俄共（布）中央委员。1917年任彼得格勒工厂委员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主席。参加了十月革命。内战期间负责党的政治工作，担任南方阵线第十三和第十四集团军政治部部长。1921年参与镇压喀琅施塔得叛乱。此后曾任全苏地图托拉斯领导人。1923年以后是托洛茨基反对派成员。1934年被开除出党。1936年遇害。1959年平反。
伊拉里昂·维萨里奥诺维奇·瓦尔金—穆格拉泽（Илларион Виссарионович Вардин—Мгеладзе，1890年？月？日——1941年7月27日），190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8年是“左派共产主义者”。1919年担任《真理报》和《消息报》编辑。1921年加入契卡。1925年起先后加入“新反对派”和联合反对派。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8年恢复党籍。1935年被捕并再次被开除出党，并被判处10年徒刑。1941年遇害。1959年平反。
菲利普·德鲁诺维奇·梅德维尧德（Филипп Демьянович Медведь，1889年（或1890年）？月？日——1937年11月27日），早年担任建筑工人。1918年加入契卡。1921—1922年任莫斯科契卡副主席。1934年任列宁格勒格别乌主席。同年基洛夫遇刺后被捕。1935年获释。1937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7年平反。
[13] 尼古拉·马丁诺维奇·西耶尔穆克斯（Николай Мартынович Сермукс，1896年？月？日——1937年10月25日），苏联气象学家。1918年加入红军。内战期间任托洛茨基的速记员兼列车长，战后担任私人秘书至1927年。1920年加入俄共（布）。1927年被开除出党并随同托洛茨基一道被流放到阿拉木图，1928年被捕并被流放到切列波韦茨。1936年再次被捕并被判处5年徒刑，同年被流放到科雷马，在科雷马领导托洛茨基主义政治犯，积极开展罢工。1937年遇害。1989年平反。
[14]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522—523页。——原注
[15] 同上，第521页。——原注
[16] 鲁道夫·艾斯勒于1926年12月13日去世。他著有《哲学概念与词汇大词典》以及其他许多关于哲学和社会学的著作。——原注
鲁道夫·艾斯勒（Rudolf Eisler，1873年1月7日——1926年12月13日），奥地利哲学家，路特·费舍、格哈特·艾斯勒和汉斯·艾斯勒的父亲。
[17] 帕尔米洛·陶里亚蒂（Palmiro Togliatti，1893年3月26日——1964年8月21日），生于热那亚，1914年参加意大利社会党，1921年参与创建意大利共产党，1927年至1934年、1938年至1964年担任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意大利法西斯政权垮台后，曾于1944年至1945年任副总理，1945年至1946年任司法部长。
[18] “在1923—1924年，托洛茨基反对派在红军、苏维埃和高等教育机关的党员核心中，拥有相当可观的一批追随者。”（波波夫：《苏共简史》，第2卷，第273页。）——原注
[19]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523页。——原注
[20] 同上，第521页。——原注
[21] 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第218页。——原注
[22] 皮埃尔·塞马尔（Pierre Semard，1887年2月15日——1942年3月7日），法国工会活动家，1916年参加工人国际法国支部，1920年底参与成立法国共产党，1924年至1928年任法国共产党总书记，1939年10月被捕，1942年被移交给纳粹德国，3月7日遇害。
[23] 在左派中央委员会控制德共时期，德国党常驻共产国际代表克拉拉·蔡特金不大公开露面。她发表了一篇激烈攻击德国左派、特别是攻击我的演说；在演说中，她作了大量的人身攻击。斯大林带着一个翻译，快意地谛听着她的长篇谩骂；后来，一个朋友告诉我，斯大林曾几次赞赏的叫道，“多好的老婆子啊！多了不起的老婆子啊！”——原注
[24] 瓦茨拉夫·博古茨基（Wacław Bogucki，1884年？月？日——1937年12月19日），五金工人出身。1904年加入波兰和立陶宛王国社会民主党。1906年被捕。1910年越狱，流亡美国。1912年回国。二月革命后当选为梯弗里斯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1918—1919年任俄共（布）格罗德诺委员会主席兼格罗德诺苏维埃主席。1919年任明斯克契卡主席。1919—1922年任立陶宛和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1922—1924年任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兼白俄罗斯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25—1930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波兰代表。1929年起历任通信工人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共产国际斯堪的纳维亚分会主席。1937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6年平反。
[25] 卡尔·基尔博姆（Karl Kilbom，1885年5月8日——1961年？月？日），1908年加入瑞典社会民主党，在党内是左派。1917年加入左派社会民主党。1921年发起成立瑞典共产党。1921—1922年任瑞共中央总书记，长期支持布哈林。1929年因支持右翼反对派而被开除出党，另行组建瑞共（反对派）。1929—1937年任瑞共（反对派）主席，先后参加了国际右翼反对派联盟和伦敦局。1938年返回社民党。
[26] 阿维德·吉尔伯特·汉森（Arvid Gilbert Hansen，1894年5月5日——1966年1月24日），出身于锡匠家庭。1916年加入挪威工党。是党内左派。1923年参与组建挪威共产党。1924—1926年在共产国际工作，支持左翼反对派。在联合反对派声明同共产国际左派划清界限以后，不再支持左翼反对派。1940年挪威沦陷后流亡瑞典。1949年被开除出党。1966年在奥斯陆逝世。
[27] 另一方面，台尔曼却又抱怨他难以打破左派领导的连贯性。“我们在柏林有一伙这样的干部，在路特·费舍的领导下，他们势力很大，过去五年来一直很少受到更动。经过长期的努力，我们才一步一步一步地打垮了他们。”见《1926年2—3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记录》，汉堡1926年版，第205页。——原注
[28] 《1926年2—3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记录》，第37—38页。——原注
[29] 同上，第34页。——原注
[30] 同上，第109页以下。——原注
[31] 在这些年代中，斯大林在法国党内的热情崇拜者之一雅克·多里奥，曾被奖予“法国的卡尔·李卜克内西”称号。在1944年，当他被盟国的飞机炸死时，他是一个纳粹的支持者。——原注
[32] 威廉·泽布朗·福斯特（William Zebulon Foster，1881年2月25日——1961年9月1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铁路工人、码头工人、水手、矿工等，1901 年参加美国社会党，1909 年参加世界产业工会，此后思想逐步转向革命工团主义，1912年成立北美工团主义者同盟（Syndicalist League of North America），1917年领导了芝加哥屠宰工人罢工并赢得胜利，1919 年又组织了著名的钢铁工人大罢工。十月革命后逐步倾向共产主义，1921 年出席赤色工会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回国后参加美国共产党。曾三次出任党主席，1957 年至 1961 年任名誉主席。
[33] 詹姆斯·帕特里克·坎农（James Patrick Cannon，1890年2月11日——1974年8月21日），美国共产主义者，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创始人。出身于堪萨斯州罗斯代尔的一个爱尔兰工人家庭；1908 年加入美国社会党，1911 年加入世界产业工会。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成为社会党左翼的领导人之一，1919 年社会党内左右翼分裂后，同年 9 月加入了新成立的共产党；1920 年当选为党中央委员；他是共产党头十年里的主要领导人，于1922—1923年任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并在 1925—1928 年领导国际劳工保卫组织；1928 年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大会上，阅读到托洛茨基批判斯大林派起草的《纲领草案》后，支持托洛茨基，同年被开除出党；与马克斯·沙赫特曼，马丁·阿本一道组织了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开创了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并担任《战士报》的编辑。1938 年参与创建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并于同年 9 月出席第四国际成立大会，当选为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41 年因反战立场，与社会主义工人党及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工会的其他 17 名领导受到史密斯法案的审讯，1944—1945 年服刑 13个月；担任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全国书记直至 1953 年退休；其后担任党的全国主席及荣誉主席。
[34] 查尔斯·艾米尔·鲁登堡（Charles Emil Ruthenberg，1882年7月9日—1927年3月1日），1909年加入美国社会党（SPA）。在党内是极左派，持“不可能主义”立场。曾参选克利夫兰市长、俄亥俄州州长、参议院议员、众议院议员等，但均告失败。一战期间持反战立场。1917年入狱。1918年获释。1919年发起成立美国共产党（CPA）。1922年参与组建美国工人党（WPA）〔美国共产党的前身〕。他是党内右派领袖。1922—1927年任美共执行书记。1927年在芝加哥逝世，葬于克里姆林宫宫墙。
[35] 杰伊·洛夫斯通（Jay Lovestone，1897 年 12 月 15 日—1990 年 3 月 7 日），本名雅各布·利布施泰因（Jacob Liebstein），出身于一个立陶宛犹太人家庭，幼年时移民美国。少年时即参加社会主义运动，曾参加过社会党。十月革命后投身共产主义运动，参与了美国共产党的成立活动。1928 年曾把左翼反对派开除出美共，1929 年他也被开除出党，此后他领导了一个组织上独立的小集团，直到 1941 年他的小集团解散为止。1941年后卖身投靠反共阵营，积极为反共活动效劳。
[36] 波波夫：《苏共简史》，第2卷，第272页。——原注
[37] 只有36%的代表是工人，这比1925年下降了10%。在市苏维埃中，党员人数逐步减少；造成这种现象的部分原因是，斯大林施展手腕，在党外寻求支持来对付党内的反对派。在1922年，市苏维埃中的共产党员占70%，1923年占60%，1924年占57%，1925年占46%，1926年占36%。（参看莫洛托夫对莫斯科党组织所作的报告，《国际新闻通讯》，1926年，第1854页。）——原注
[38] 文森蒂·维托斯（Wincenty Witos，1874年1月21日——1945年10月31日），波兰农运活动家。出身于农民家庭。1895年加入波兰人民党。1895—1897年期间服役于奥匈帝国军队。1899年当选为波兰人民党总委员会委员。1908—1914年任加利西亚民族议会议员。1908—1931年任加利西亚国民议会议长。1911—1918年任奥地利议会议员。1914年创立波兰人民党（皮亚斯特）并当选为副主席。一战爆发后当选为波兰最高全国委员会委员。1917—1918年任波兰清算委员会主席。1918—1931年任波兰人民党（皮亚斯特）主席。波兰独立后，于1919—1930年任波兰下议院议员。1920—1921年、1923年、1926年三次担任总理。1921—1927年任小波兰农业协会主席。1926年“五月政变”后被毕苏斯基推翻下台。1930年被捕，后获保释。1931年创立统一人民党并当选为最高委员会主席，同年在布列斯特审判中被判处一年半监禁。1933年流亡捷克斯洛伐克。1937年领导波兰农民罢工。1939年回国，旋即被捕，波兰沦陷前获释，沦陷后被德军逮捕。1941年获释。二战结束后当选为国民议会副主席，但因病未就任。1941年8月重建波兰人民党（Polskie Stronnictwo Ludowe）并当选为党主席，同年10月31日逝世。
[39] 埃德温·沃尔特·凯默勒（Edwin Walter Kemmerer，1875年6月29日——1945年12月16日），美国经济学家。 早年获卫斯理大学博士学位。1903—1906年任美国菲律宾委员会财务顾问。1906—1912年任教于康奈尔大学。1911年参与创立美国联邦储备系统。1912年起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1924—1928年期间制定计划稳定波兰经济，但以失败告终。1926—1927年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
[40] “在第一章中，草案（1928年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便指出，‘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一条绝对规律。这种不平衡在帝国主义时代变得更为加剧。’
这种说法是正确的。这一段话部分谴责了斯大林最近在同一问题上提出的公式，按照他的说法，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不知道那条据说是列宁第一个发现的发展不平衡规律……
一种更为正确的说法应当是：整个人类历史都是为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所制约的……各个时代各部分人类发展水平的极端多样化和发展速度的极端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起点。”参看托洛茨基：《列宁去世后的第三国际》，纽约1936年版，第18—19页。——原注
[41] 西德尼·詹姆斯·韦伯，第一代帕斯菲尔德男爵（Sidney James Webb,1st Baron Passfield，1859年7月13日—1947年10月13日），英国经济学家。1884年加入费边社。1895年创立伦敦经济学院。1922—1923年任工党主席。1922—1929年任下议院议员。1924年任贸易委员会主席。1929—1930年任自治领事务大臣。1929—1931年任殖民地事务大臣。
[42] 玛莎·贝阿特丽丝·韦伯，帕斯菲尔德男爵夫人（Martha Beatrice Webb, Baroness Passfield，1858年1月22日——1943年4月30日），英国社会学家、经济学家。1891年参加合作社运动。1892年加入费边社。1905—1909年任皇家济贫法和救济委员会委员。1914年加入工党。1939—1941年任费边社主席。
[43] 1925年，在英国职工大会的支持下，柏塞尔曾去美国游历，以便获得美国工会的支持，促使美国承认苏联。——原注
阿尔伯特·阿图尔·“阿尔夫”·柏塞尔（Albert Arthur "Alf" Purcell，1872年11月3日——1935年12月24日），1891年加入全国混合家具行业协会和社会民主联盟。1920年参与创立大不列颠共产党。1923—1924年、1925—1929年任下议院议员。1924—1927年任国际工会联合会主席。1925年任工会大会驻美国劳联代表。1929—1935年任曼彻斯特工会联合会主席。
[44] 埃塞尔·斯诺登，斯诺登子爵夫人（Ethel Snowden, Viscountess Snowden，1881年9月8日——1951年2月22日），英国人权活动家、女权主义活动家。早年参加了费边社和独立工党。一战期间持和平主义立场。1920年赴苏俄访问，回国后公开反对布尔什维主义。1926—1932年任英国广播公司（BBC）总裁兼皇家歌剧院总监。1951年去世。
[45] 罗伯特·威廉斯（Robert Williams，1881年？月？日——1936年2月1日），1897年加入工会。1910—1912年任议会议员。1912年当选为国家运输工人联合会第一书记。一战时持反战立场。他支持十月革命，1920年发起成立大不列颠共产党。1920—1925年任国际运输工人联合会主席。1921年被开除出党，随即返回工党。1931年加入国民工党。1936年自杀身亡。
[46] 阿图尔·詹姆斯·库克（Arthur James Cook，1883年11月22日——1931年11月2日），早年参加了独立工党。一战期间持反战立场，1918年被捕并被判处三个月监禁。1920年参加南威尔士和西英格兰共产党，抵制议会。1921—1924年任南威尔士矿工联合会书记。1924—1931年任大不列颠矿工联合会总书记，期间于1926年领导了全国总罢工，并积极支持全国少数族裔运动。1931年逝世。
[47] 阿图尔·刘易斯·霍尔纳（Arthur Lewis Horner，1894年4月5日——1968年9月4日），出身于工人家庭。早年参加了独立工党。一战期间持反战立场。1916年参加了爱尔兰复活节起义。1917年被捕并被判处六个月苦役，获释后拒绝大赦，再次被捕，在狱中绝食。1919年获释。1921年参加大不列颠共产党。1926年总罢工期间领导煤矿工人罢工。1936—1946年任南威尔士矿工联合会主席。1944年任工会大会驻美国劳联代表。1946—1959年任全国矿工工会总书记。
[48] 乔治·兰斯伯里（George Lansbury，1859年2月21日——1940年5月7日），出身于铁路工人家庭。早年是激进的自由主义者。1885年加入自由党。1892年退党，转而加入社会民主联盟。1903年退党，转而加入独立工党。一战时持反战立场，支持俄国革命。1910—1912年、1922—1940年任议会议员。1927—1928年任工党主席。1929年任第一工程专员。1931年被开除出党。1932年任国民工党主席。1937年任“和平誓言联盟”主席。
[49] 《俄国》，英国工会代表团于1924年11—12月访问俄罗斯和高加索的正式报告，伦敦1925年版。
值得指出的一个怪现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始同情苏联的奥地利左派社会党人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当时却激烈反对这一政策；他的同国人奥托·鲍威尔支持他的立场。——原注
[50] 厄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1881年3月9日—1951年4月14日），英国工会活动家。1922年参与创建运输与普通工人工会，并于1922年至1940年担任该工会总书记。1940年至1945年担任劳工大臣，1945年至1951年担任外交大臣。
[51] 《国际新闻通讯》，1926年，第912页。——原注
[52] 托洛茨基：《斯大林》，第417页。——原注
[53] 格里戈里·洛沃维奇·施克洛夫斯基（Григорий Львович Шкловский，1875年？月？日——1937年11月4日），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次被捕。1903年因为《火星报》工作而被捕并被流放到博布鲁伊斯克。1909年再次被捕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同年越狱，流亡瑞士。一战期间同列宁关系密切，曾在列宁召集的伯尔尼会议上担任主席。二月革命后回国，并担任莫斯科莫斯科区杜马主席。1917—1918年任驻瑞士大使馆参赞。1919—1922年任农业人民委员会委员。1922—1924年任驻汉堡领事馆总领事。1925—1927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5年起在外交人民委员会工作。1926年起是联合反对派成员。1927年被开除出中央监察委员会。1931年被开除出党。1936年被捕并被判处10年徒刑。1937年10月10日改判死刑，11月4日遇害。1957年平反。
[54] 波波夫：《苏共简史》，第2卷，第274页。——原注
[55] 1926年7月4日，德俄两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一致通过了下列决议：“据执委会主席团报告，路特·费舍同志违背1926年3月31日共产国际决议（55号议事录，第11—A节）和1926年6月5日执委会书记处决议（19号议事录，第19节），业已径自回国。该项行动是对共产国际党纪有意识的和严重的破坏。”（《国际新闻通讯》，1926年7月）——原注
[56] 见反对派政纲，转引自托洛茨基：《俄国真相》，第33页。反对派的成员之一奥索夫斯基要求立即给予一个新的无产阶级政党以合法地位。七月全会一结束，他便被开除出党。奥索夫斯基生于1893年，铁匠出身，1918年入党，任计划委员会委员。他在1923年1月第一次被开除出党，1924年1月恢复党籍，1926年8月10日再次被开除。他曾要求让反对派政党（包括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获得合法地位。当时，单是提一提让这些改良社会主义者合法存在，就是大逆不道；可是，尽管在莫斯科是这种情况，同欧洲的改良工会主义者谋取团结的努力却一直没有中断。——原注
[57] 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捷尔任斯基为中央委员会辩护，反驳皮达可夫在国家经济和新耐普曼的关系问题上对中央的各种批评。捷尔任斯基在发表过演说几小时后就突然去世，接替他的是古比雪夫，到1930年，古比雪夫又为奥尔忠尼启则所替换。——原注
[58] 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米高扬（Анастас Ивановнч Микоян，1895年11月25日——1978年10月21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91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巴库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18年领导一支游击队救出巴库公社26名委员，但随后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被捕，1919年获释。1919年当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0—1922年任俄共（布）下诺夫哥罗德委员会主席。1922—1923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2—1924年任俄共（布）中央东南局书记。1923—197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24—1926年任联共（布）北高加索省委第一书记。1926—1930年任对外贸易人民委员。1930—1934年任供应人民委员。1934—1938年任食品工业人民委员。1935—1966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37—1955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38—1949年任对外贸易部长。1938—197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42—1945年任苏联国防委员会委员。1943年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1949年起遭到批判。1953年3—8月任内外贸部长。1953—1955年任贸易部长。1955—1964年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在此期间与赫鲁晓夫密切合作。1956年反对镇压匈牙利革命。1962年参与镇压了新切尔卡斯克工人起义。1964—1965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65年因支持赫鲁晓夫被勒令退休。1965—197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1978年逝世。
[59]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528—529页。——原注
[60] 同上，第529页。——原注
[61] 11月22日，托洛茨基又被解除了科学技术委员会主席的挂名职务。几天以后，季诺维也夫被任命为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这是真正的斯大林手法。——原注
[62] 《国际新闻通讯》，1927年，第180—183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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