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路特·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1948）

第六部分 综述与结论


第二十八章 综述与结论



　　由十月革命产生的政权，经历了一系列各有明显特色的改变。苏维埃国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产生的，此后五年中，在内战的烽火不仅遍及俄国而且燃烧在欧洲的背景之下，苏维埃社会的新形式得到了发展。德国战败以后，欧洲在十九世纪后五十年结论起来的岌岌可危的均势终于被打破，而一时又不能够找到一种新的势力平衡。在哈布斯堡王朝的继承国当中，在沿着多瑙河和中欧的一系列磨擦点，局势始终动荡不安，并且在昙花一现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时达到最高潮。不过，对苏维埃新国家的形成起了更大影响的，还是席卷德国和中部地带的内战。在这些年代中，革命国际主义是列宁党的动力，这个党在夺取政权时曾怀着这样一种想法：沙皇统治制度的被推翻，将是一场以德国工人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

　　斯大林主义者和大部分反斯大林主义者，都把列宁主义政党描绘成一个具有铁的纪律实行独断制度的集团——前者希望以继承十月革命家衣钵的旗号为他们的专制统治撑腰，后者则认为从1917年11月以来，莫斯科就没有发生过任何根本性变化。可是，列宁主义的党事实上远非如此。1917年起义前夕，列宁主义的党便曾发生过分裂。列宁的两个最亲密的合作者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做了脱离列宁阵营的“逃兵”，反对建立一党专政的倾向，主张各苏维埃政党共同执政。一个外人，一个一二十年来一直以俄国社会主义者论战中所具有的那种刻毒方式大力反对列宁的人——列夫·托洛茨基——却变成了列宁的影子。1918年，当年轻的苏维埃国家的生命本身系诸于能否解决当时还很强大的德国军队造成的问题时，革命目标和抵抗德国侵略的意愿之间的矛盾，使布尔什维克党在夺取政权还不过几个星期之后再次发生分裂。

　　虽然布哈林和卢森堡对布尔什维克政策的一般批评远不是相同的（譬如说，他们在民族问题上便存在着尖锐分歧），他们却一致指出，苏俄同德国总参谋部单独媾和必定要阻碍德国革命的发展。毫无疑问，德国军方所以能有效地镇压1918年11月的革命，其原因之一就是东线的和平给了他们一个喘息时机；可是，俄国苏维埃政权的垮台——如果不签订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很有可能出现这种局面——是否就能帮助德国革命者呢，这种情况是否就能鼓舞他们更坚决地同德国总参谋部进行斗争呢？俄国同毗邻诸国之间的关系，正如俄德两国之间的关系一样，并未由于布列斯特和约或它的影响得到解决。为俄国革命和同盟国的战败所引起并且一年比一年变得复杂的多重民族愿望，在希特勒和斯大林帝国兴起时期的欧洲一直存在着。目前的斯大林主义解决方式，不仅把毗邻国家而且把一大部分德国并入一个大俄国的做法，只能使这个问题更趋尖锐。

　　列宁的伙伴都狂热地献身于一个事业，但他们的心目中丝毫也不存在着一个固定的“元首”；列宁的话所以有威信，只是依靠他的有力的逻辑，他得时刻不停地说服这些头脑顽梗的人，他们同他一样全心全意地信仰社会主义，并且认为他只是领袖之一。党内不仅不存在自动的意见一致，而且列宁也不是自动地就居于多数，他必须同那些在才干上几乎同他不相上下的人作斗争，才能使他的观点获胜，而他的经常获得胜利，也丝毫不是由于他的身后站着国家政治保卫局给予人以威胁。

　　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危机期间列宁的主要反对者尼古拉·布哈林，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怀着深挚的爱，这种爱只能以往往在两个同生死共患难的士兵之间产生的那种感情来相比，而且还由于志同道合而更为深厚得多；但是，这些早期的布尔什维克首先是有原则的人。在布哈林看来，国际社会主义的前途将要为一帋布列斯特和约所葬送，因此，他为了挽救这种前途而进行了极其尖锐的斗争。作为党的多数派领袖，他曾考虑把不听话的列宁软禁一段时间，以实现他的政策。这项大胆的计划始终没有被付诸实行，最后，列宁为自己的政纲争取到了多数。但是，这段历史的值得注意之点并不在于他们的冲突，而在于这两个人随后的完全和解。为自己的观点战斗了三十年的列宁，能够以最惊人的灵活性把涣散的战友重新团结起来。他不仅把全党争取到他的政策这方面，而且能够在曾经彼此进行过尖锐斗争的人们中间重新造成一种团结友好的气氛，一种忘掉过去、所有的眼睛都注视目前的困难任务和将来的远景上的团结。曾经反对过列宁的观点并不成为一种罪状；他们当中不存在私下怀疑的潜流。这批第一代布尔什维克能够毫无拘束地和抱着罕见的客观态度来讨论问题，讨论怎样进行斗争以及从斗争中吸取教训。

　　当二十年代初期我在莫斯科的时候，那时我还是来自西欧的一群青年共产党人中的一个，布哈林曾向我们毫无保留地谈到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以及他对列宁进行的斗争。在喀琅施塔得暴动发生后的俄国，有不少现象使我们这些来自西方的青年理想主义者感到不安，但是布哈林的心里肯定没有任何隐私。只有在革命头几年的俄国生活过并且看过列宁和布哈林如何相处的人，才能充分体会二十年后维辛斯基说布哈林曾策划暗杀列宁是多么荒诞不经。

　　如果仅仅依靠他在布列斯特危机期间的必须，斯大林是不会得势的。他赞成必须同德国缔结条约，甚至比列宁本人更过火地指出，德国不再有发生革命的希望，在俄国制订政策时应该不考虑李卜克内西。

　　“‘西方没有革命运动；我们看不到事实；有的只是可能性，而可能性是不能放在考虑之列的。’‘不能放在考虑之列吗？’列宁立刻拒绝了斯大林的支持；诚然，革命在西方还没有开始；‘可是，如果我们因此而改变策略，我们就成了国际社会主义的叛徒。’”[1]

　　随着德国1923年暴动的失败，这种国际主义观念终于破产了；这些希望，这些意愿从此被永远摧毁。德国共产主义运动在1923年的惨败，部分归咎于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内部结构，它们的类似弱点——共产党的年轻幼稚和社会民主党达到中年的苟且偷安，部分也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把列宁主义观点移植到一个高度工业化的西方国家中来，要涉及到许许多多的问题，决不是把一套教条主义公式从俄文译成德文就算完事的。尽管已经战败，德国社会仍然保持着高度的组织性，有一个组织严密的制度网，凭借这种条件，统治阶级在保卫自身的地位方面，能够比1917年处于土崩瓦解情况下的俄国统治者有效得多。想击败复辟力量，单是一次经过周密准备的政变并不能达到目的；它需要一种革命政治手腕，而那位感情冲动的空想家罗莎·卢森堡，始终也没有学会运用这种手腕。她同强权政治家正好相反，想摸索出一条代替俄国经验的德国道路，但是她的思想始终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不过，假如革命不曾在俄国倒退、从而没有为它增加了一重新的障碍的话，德国共产主义运动本来也未尝不可以发展成熟，不可以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和工会狭隘性而现实主义地大胆行动。

　　十月革命后的孤立并没有导致俄国共产党像人们所预料的那样直接丧失政权，而是造成了这样的局面：一方面并没有让失去政权的阶级——地主和大资本家复辟，另一方面革命的一切初衷也都逐渐消失。在一个已经解体但仍然具有强大资本主义势力的欧洲，布尔什维克发现他们原来的愿望不可能实现。由于他们决心要保持住一个在不同的前景下夺得的政权，结果，他们便不可避免地陷入窘境，只能改变苏维埃制度，使之适应于一种自相矛盾的局面：一个革命国际主义的政党，统治着一个单靠它本身并不能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开始于1920—1921年的十月革命宗旨的破产，在共产国际作为一个国际社会主义团体胆怯露面之初已经使它受到侵蚀。通过这种可以觉察的一步步加重的侵蚀，从外界看来像是在最有利条件下发动的德国1923年暴动，由于其内在的必然性而被变成了一种不可能成功的冒险。这次流产政变的细节反映了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瓦解过程。德国共产党人的失败标志着1917—1923年革命国际主义时期的结束。

　　作为1923年德国暴动的国际背景，在意大利、巴尔干诸国以及苏俄边疆的另一面——土耳其都发生了社会大变动。在1923年，崛起了三个将要主宰德国命运达二十年或更多时间的独裁者——墨索里尼、希特勒和斯大林。斯大林于1922年4月2日第一次被选为总书记，从而为他夺取全部权力的斗争取得了一个前提条件，这以后，他便逐步把托洛茨基排挤出领导集团并把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方法移入党内，通过这些步骤开始了他那争夺大权的斗争。希特勒以发动慕尼黑暴动在历史的银幕上闪现了一下。他当时还是一个外省的狂想家，在以后许多年内都不能战胜还未被粉碎的德国工人的力量。1922年10月，墨索里尼在民主和部分国有化的纲领下夺得政权，以后几年中，他专心致志于巩固自己的独裁地位，马泰奥蒂[2]在1924年的被暗杀标志着这个巩固过程的完成。与此同时，在邻近的巴尔干，政治上受着俄德夹攻的一些新国家地位极不稳定，正在竭力谋求农民和新兴城市阶级之间的平衡。斯坦波利斯基—赞科夫插曲以及那些恐怖主义特点，正是整个半岛历史的缩影。在被战败和削弱了的土耳其，通过一次成功的政变，穆斯塔法·凯末尔使一种半现代化的专政适应于已经过时的专制政体，他的国民党以一个民族主义的和现代化的纲领更换了这种专制主义。在中国，布尔什维克的学生和门徒蒋介石，在短期的联共以后便反抗自己的老师，在中国民族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政权，其控制政权的一切方法又都适应于中国环境中不同的社会内容。

　　当代标准的极权主义政权是一种以党为国的国家，统治着它的是一个有纪律的和等级森严的国家党及其秘密警察。党把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合而为一；国家党在许多国家中已经实现生产资料的全部或部分国有化，但在上述政治控制和经济控制相结合的背景下，这种国有化首先是一种通过经济生活渗入政治权力的手段。国家党使它本身以及它所控制的社会失去了过去留下的一切民主的或社会主义的特点。当代的国家党是一种崭新的现象，它既不同于法国大革命时代的雅各宾党人，也不同于反对沙皇统治的恐怖主义密谋者或列宁的革命团体。但是，国家党又是这些早期组织的继承者；它的语言、象征标志和思想，都直接产生自这种早期传统的经验。若干没有雅各宾主义或列宁主义，国家党的思想和组织就会呈现出另一种情况，而对这些早期社会现象进行详细考察以后，我们会发现它们同今天存在着的国家党之间的确有许多类似之处。报告，在我看来，历史的相似之处也就到此为止，如果再进一步，就不足以作为进行有成果分析的根据。

　　列宁一生从事于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他希望提高工业化和民主化来更换这种制度。列宁主义的党是在反对沙皇统治的斗争中作为一种工具组织起来的；它的密谋方法是这种专制制度的产物，每一个反对沙皇的革命团体——左右两派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和各种少数民族团体等等——都具有这种特点。列宁主义的党所以实行集中制，是为了要维持在它以前的革命团体的战斗性，但要摈弃用恐怖手段对付个人的那种无益壮举，而代之以进攻整个制度。人数很少、势单力薄的布尔什维克团体，在党的领袖、特别是列宁大胆提出的革命前景的号召下团结一致；它的成员服从流亡国外的总参谋部的指挥，因为他们对共同的事业有一种共同的狂热信仰，因为每一个人都愿意为共同的奋斗目标而牺牲自己。要创造一种团体精神和执行党纪，列宁所能依靠的只是他的精神感召力量；他不能给人以领取薪金的工会职位、名誉地位和政治前途，甚至个人表扬也没有，因为党的工作必须隐姓埋名地、不声不响地在暗中进行，甚至在精神上都要孤立于当时社会主义国际的兄弟党之外。

　　这样一种组织培养出来的，是一种不同于执政党走卒的人——不管这样一个政党是否有能力完成它为自己规定的任务，不论这样一种组织是否能成功地从沙俄本土移植到西方（在那里，工人阶级已经按照它所处的环境——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格式发展了民主组织），这种说法始终是有效的。列宁主义理论的巨大缺陷，恰恰就在于没有能预料到：当这样一种政党居于掌握无限国家权力的中心地位时，它将会发展出各种预料不到的形式，迈出未曾预见到的跃进步伐，面临种种新的和复杂的社会组织问题。当事实已经表明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过渡到无产阶级民主的短暂时期时，俄国统治者便面临着一个新历史时代的前景和相当巨大的难题。

　　列宁在1923年已经病重到如此程度，以致在德国共产主义运动最后惨遭失败阶段，他始终没有能神智清醒地视事。在俄国的内战年月中，他已经悲哀地注意到苏维埃结构的开始破裂和僵化。在他每一次保卫党不改变方向——像工人反对派集团、喀琅施塔得叛乱者、工会反对派以及党和共产国际内部其他各种集团所要求的那样——的时候，他也充分意识到暗含着的危险，并且尽力在每一次采取剧烈手段以后总要适当地缓和一下形势。他在去世前几年不断地作出努力，希望防止极权主义政权的形成（他已预见到这种政权将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可是，这些努力都悲剧性地以失败告终。列宁在垂危之际防止斯大林继承他的地位的斗争，是人类历史上极富有戏剧性的大事之一；关于这一事件，我们在这里只是作了枯燥的介绍；当新一代的俄国人能够彻底弄清楚它的时候，这一史实将大大有助于解决面临的新问题。

　　列宁对待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态度，表明了他的政治思想的特点。他力图把德国党内的各种冲突力量统一起来，限制那些教条主义的而且往往是幼稚的讨论，使那些怀着不必要的怨毒情绪彼此竞争的人能互相和解。列宁对德国，特别是对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看法，是俄国革命史上的重要一章，对这方面的问题，还从来没有人作过足够的研究，在本书中也只是作为一种主要内容的陪衬，并没有得到它理应得到的详尽阐述。我希望能在本书的续编中更详细地探讨这一问题，比较一下列宁和斯大林对待德国的迥然不同的他的。

　　托洛茨基，苏维埃共和国的另一个奠基者，从不同的个人地位和理论前提出发，反对建立国家党制度。正因为他在内战时期是军队司令，比别人更多地参加了为极权主义制度奠定基础的工作，所以他也比别人更清晰地看到了这种制度的危险性：

　　“五百万红军的复员在奠定官僚统治基础方面起了不小的作用。凯旋归来的指挥官们纷纷在地方苏维埃、在经济和教育部门担当起领导职务，他们坚持不懈地到处传布那种保证了内战胜利的制度。这样，在一切部门，群众都被逐渐排斥于实际参与领导国家的大门之外。”[3]

　　正因为托洛茨基不得置身于布尔什维克党内“老近卫军”的内部专政之列，正因为这种使他在争夺继承列宁地位的斗争中受到阻碍的处境，托洛茨基才比别人更早地和更清楚地看出蜕化的征兆，1923年托洛茨基企图在党内实行“新路向”的斗争，是划分两个历史时期的界标之一。他以巨大的精力进行战斗，强调指出把夺得政权以前十四年中的布尔什维克党和目前的党等同起来是一种谬误，他同那些说革命前的党和革命后的党是有机一致的、党是永不会犯错误的神话进行了斗争。他力图遏制住新的统治阶级，这个阶级正在利用一套教条主义和先验的公式爬上个人权力的顶峰，并且打算把这套公式一代代地传下去，作为防止任何变革的思想壁垒。

　　由于党统治阶层需要一个人来巩固党的权力和压服一切抵抗，斯大林便应时而起，他不顾快要去世的列宁的警告，同“老近卫军”联合起来反对当时的主要危险——托洛茨基。在这一点上，他显示了自己翻云覆雨纵横捭阖的天才。他在执行这一极其巧妙的策略时，并没有事先准备好的方案，而是实验主义地试探着行事，通过党的传统格局和个人野心的网眼摸索道路，一个一个地小心除去他夺取绝对权力的所有障碍。利用德国革命失败后的绝望情绪，斯大林把1917年国际主义变成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变成了俄国的民族社会主义，这种理论虽然是通过教条主义的和内容空泛的长时间讨论后产生的，却大胆地和具有深远意义地重新肯定了俄国的民族主义，扩大了帝俄的一切民族主义愿望。

　　“不言而喻，所争论的〔他的同时代党史作者波波夫写道〕并不是社会主义能否在任何国家——不论其幅员大小和经济发展水平如何——建成的问题，而正是我国的一个问题，以我国的领土、自然资源和已经达到的经济发展水平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也是具有一般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的其他国家的典型问题。”[4]

　　在这种斯大林主义理论中，“社会主义”一词失去了它在十九世纪所曾具有的一切意义；它同马克思主义的任何学派、集团、注释家或左道旁门对社会主义的任何理解都没有共同之处；它把一整套同列宁的社会主义哲学观点截然相反的概念固定下来。在斯大林主义政权的最初一段年月，社会主义只包括下列含义：我们，斯大林主义党，能够作为一个少数派集团保持住政权、加强这个政权，并且不同国内的其他任何集团分享，我们能够成功地和单独地保卫住这个政权，抵挡住外国施加的任何压力。“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或者说保卫垄断政权，其定义在事变过程中变得愈来愈为狭窄。要保卫的政权既不是苏维埃的也不是党的权力，而是一个集团的权力，这个集团使党的利益和它本身的利益如此一致，又使国家的利益和党的利益如此一致，以致为了保卫本民族的基本利益，便有理由用最专横的方法来维持这种垄断局面。

　　二十年代中叶过渡时期的特征是为维持这种垄断政权而斗争，也标志着欧洲极权主义时代的开始。这样一种垄断政权的局面不可能由一个友爱的集团——哪怕也具有一个等级统治基础——来维持；它需要一个独裁者。斯大林必须把“老近卫军”的代表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以及后来的布哈林排除出政治局，因为这些人是他走向个人独裁的障碍。开始于这一时期的对“领袖”的歌颂，是这架政权机器必要的润滑剂。革命后俄国的独特之处，在于大权集中在党的总书记手中成了一种领导制度。不过，尽管如此，俄国的极权主义政权（革命倒退的产物）仍然承继了革命所创造的各种形式和制度：斯大林不得不按照革命过程中树立起来的偶像要求，在俄国群众面前把自己打扮成新政权开基者列宁的长子和最亲密的学生。虽然帮助希特勒上台的操纵行动和操纵者是德国革命起义的副产物，而不是革命起义的创造者，希特勒却是作为一个下层阶级的儿子，领导着群众解决深刻社会危机而取得政权的。在1923—1924年，斯大林则是从道路的另一端以独裁者的身份出现，他不是走在日益不满现状的群众的前头，而是一个新统治阶级委托的代表，负责防患于未然地镇压所有的反对派，保证它的新地位万世长存。

　　这样，在斯大林夺取个人独裁权力的过程中，新的国家党便开始发展起来。为了建立他的个人统治，斯大林必须在权力结构内部除去一切反对分子，从而必须改变党的内部结构。尽管这些年代中革命倒退了，革命传统的影响仍然如此巨大，十月的精神仍然如此深刻地渗透着党内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以致斯大林只能一步一步地实现他那冷酷的但并非不流血的政变。他必须在权力机器内部夺取权力，一个部分一个部分地、一个集团一个集团地、一个人一个人地把它们争取过来。他必须孤立、诽谤、瓦解、贿赂和威胁一切在危机时期可能为不满的党所接受的实际竞争者和打算同他竞争的人，如果这些手段都不能奏效，就必须把他们消灭。这一系列强权政治的罪恶或高明手段，不仅反映了斯大林要排除一切障碍誓必夺得个人权力的决心，也反映了这些障碍之特别巨大，他所面临的1917年精神作梗的时期之长，虽然俄国人民表面上对政治是那样漠不关心。革命的遗产、习惯、传统和格局在党内具有巨大的影响，使斯大林发现：即使是在已经退化的苏维埃民主和党内民主的范围内，他也无法达到自己的目的。即使是对党内生活的最大限制，即使是等级统治的最严格纪律，都不能给予他以足够的保障。他所需要的不是一个修正的而是一个新的权力工具。要控制党，他就必须建立一种新的权力控制机构。

　　在1923年，当斯大林充分利用契卡的时候，他变更了这个组织的职能。契卡是在内战时期成立的，本来为的是打击敌人、敌对的阶级——地主和资本家，这时也变成了斯大林集团在党内夺取和维持垄断权力的工具。这时，党的每一种职能都得到了双重保证，第二个保证者是先锋队之中的先锋队，它就像阴影一样站立在公开的党组织的背后。如果没有党内的恐怖主义先锋队，斯大林就无法利用合而为一的政治和经济权力对付他的敌手，并且把国家要职完全集中在几万个红人的手上，在这一过程中，他把下层党员参加领导甚至一部分党的干部对另一部分干部实行民主领导的最后一点痕迹都消除干净。契卡在变成党内主人的同时，一般说来也更加移近到俄国社会的中心，并且在那里更加巩固地立定了足跟。

　　本书已经详细描述的这段1923—1929年转变时期，有一个特点得到了清晰的说明，这个特点迄今还没有被人们足够地分析过甚至还没有看明白，这就是共产国际和俄国新政权的平行对等关系。为斯大林的民族社会主义教条所迷惑，大多数分析家都把他说成是一个现实主义的独裁者，他在放弃早期的世界革命思想以后，便聪敏地躲在边界壁垒后面统治着他那幅员辽阔的帝国，不怀有统治世界其他地区的野心。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形势发展，已经粉碎了这种斯大林没有野心的神话。在本书对国家党制度的起源作了详细论述以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意义便显得十分清楚了。俄国以外的各国共产党植根于本国的社会矛盾之中，抱着革命时期的残余传统和仍然存在的列宁主义词藻不放，原本是一些并不容易被摧毁的有生命力的组织。在这一时期的共产国际政策中，重新调整共产主义运动使之适应于工会主义欧洲的侈谈，同国家党的铁腕统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个党不能容忍附属于它的各国党的独立超过它的民族支部的范围。共产国际打出的旗号是空洞的，过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过去的旗帜也就得收藏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它按照新主子的统治方式被改造，变成了恐怖主义俄国国家党的缩影；它具体而微地再现了这样一种国家党的一切特色，所不同的只是：作为它的权力来源和服务对象的国家不再是它本民族的国家，而是“社会主义俄国”，地球的中心，不是依据国际主义思想而是依据地理政治观念规定的一个权力体系中枢。

　　随着俄国在1926年的转变，共产国际所属各党都受到清洗。不仅仅改变了纲领，不仅仅开除或更替了领袖——这样做不过是表面检修罢了；实际上就连党的结构本身也被破坏无遗。由欧洲内战产生的欧洲各党被打散了，变成了一个个无能为力的党小组——这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由莫斯科来的政治大师们用暴力办到的。某些同时代人以为党被打散的这种过程意味着共产国际的消灭，是民主对共产主义的最后胜利，是一个欧洲持久稳定时期的开始；但是在这种自我安慰的幻想中，他们没有看到打碎了的部分已经被熔铸成一个新的整体，分散的集团已经重新聚集起来，一种新型的组织——它只是到后来才被称为“吉斯林[5]集团”或“第五纵队”——已经在二十年代中期形成。这种在莫斯科直接操纵下重新配备共产国际干部的过程，已经在本书所举的一个德国例子中得到详细说明。由于我本人曾被深深卷入这一过程，本书也说明了我从切身的痛苦体验中领会到的许多个中秘密。让现代读者有机会漫游一下共产国际危机的迷宫，对某些死胡同只是顺便指点几句，看来是一种可取的安排，因为1925—192 年的共产国际是极权主义的温室，在那里，可以看到日后成长为大树的幼苗。

　　已经有许多人试图对纳粹制度的起源作出事后的解释。人们仔细研究了德国的政治史和经济史，力图从德国的历史或民族性中找寻出通向纳粹野蛮制度的线索。有一位分析家竟然走到这样的极端，以致把德国问题说成是一个心理疗法的问题。[6]新兴的纳粹政权和西方之间的冲突，掩盖了斯大林的极权主义对极权主义德国的形成所起的作用。

　　当然，忽视促使纳粹具有其特殊形式的德国因素也是不对的。纳粹的哲学和政策，起源于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战败而变质的德国民族主义。德国那种开始较晚但发展迅速的工业化——这使得它那日益扩展的工厂很难适应于国内市场——是嫁接在一个半封建社会的身上的。拥挤在德国各个不通气的角落中的，不仅有一个皇帝而且还有一二十个小君主，即使是在德皇退位以后，这个封建残余阶层及其追随者仍然在德国生活中形成一个有力集团。德国军界通过相互通婚这类强有力的社会纽带同重工业界联结在一起（从德国重工业界这方面来说，它大部分是沿着军需工业的路线扩展的），同时，军界上层主要又由大地主分子构成；因此，军队代表了土地贵族和工业贵族两方面的利益。它反映了德国社会本身自相矛盾的二重性；因为它从技术上来讲居于全世界最现代化的军队之列。在超然中立的幌子下，它维持了作为一支政治军队的传统，造成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德国在欧洲的处境，部分是由于威廉退位以后，保卫威廉帝国社会的责任落到了它身上。面临着一系列正在经历着社会和政治剧变的国家，德国的边界无险可守，深受威胁，在它战败以后，这种外围压力加剧了仍然活跃着地方爱国主义的各邦的离心倾向，从而加重了德国的困难。与此同时，战败的事实也加剧了德国内部的社会矛盾、既得利益集团和不驯服的劳工之间的斗争。军界幻想有可能恢复威廉帝国——这在他们看来，是恢复德国在欧洲地位的前提条件，因此自动担当起保卫帝国团结和传统的责任。另一方面，在反对俾斯麦帝国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劳工，则打算利用德国的战败形势完成五十年斗争的宿愿，把君主专制封建主义的残余完全扫除干净。从东方传来的革命国际主义思想同德国工人根深蒂固的和平理想主义接触以后，二者结合起来变成了反对德国军队及其野心的主要力量。在此后的内战中，军队得以同社会民主党的右翼结成了联盟。在一段时期内，社会民主党的右翼曾失去对群众的影响，因为尽管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欧洲状况相比，当时德国战败的经济后果还不算怎样可怕，但实际上也已经残破得相当可观，足以使一个渐进主义的纲领失去任何吸引力。

　　持续三年之久的德国内战充满了富有启发性的事件；被击败的革命者在年轻的共和国身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被称为“卡普暴动”的流产军事政变，军队和工人之间的一个冲突高潮，显示出这时由军队代表的战前阶级的软弱，它们几乎连仅剩的一点权力都丧失掉而被完全消灭。工会的动摇最好地反应了达成的均势是如此岌岌可危；在1920年总罢工中第一次体会到自己全部力量以后，它们考虑要建立一种工人专政政府，反对军方及其所代表的保守阶级。

　　帝国军队已经由于战败和凡尔赛和约的限制而被摧毁。重建国防军是通过改编和约准许拥有的十万人并且补充以志愿团和黑色国防军来进行的。战争留下了一批失业的下级军官，他们本来打算在帝国军队中干一番事业，不愿意放弃这种军事生活、在朝不保夕的战后德国做一个仅能糊口的平民。以这群前军官为核心，志愿团吸引了一切阶级的那些满腹辛酸、愤世嫉俗、前途无望和喜欢冒险的青年，而在他们当中，以没有前途的中产阶级占多数。这种类型的人——他们在德文中被称为“Landsknecht”（雇佣兵），这是个很难翻译的字——深受俾斯麦遗教的熏陶，极其仇视工人，憎恶信奉国际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因为他们是复辟德意志帝国的主要障碍。在德国各地耀武扬威、杀人放火、采取种种恐怖手段的志愿团，就是那些在希特勒时代成为欧洲之恐怖和德国之耻辱的纳粹党卫军的直接前身。随着内战的结束，志愿团逐渐消踪灭迹，而在短暂的稳定时期，恢复老式帝制派运动的一切企图都遭到了失败。不论是志愿团或帝制派都没有能达到他们的共同目标：打垮劳工的组织力量，从而把它从战后德国的政府中排挤出去。君主政体已经死亡，不可能再复生了；德意志帝国主义的复兴需要一种新的号召标志。

　　1917年以后，俄德两国之间有悠久历史的亲密关系更为加强。通过不稳定的边界薄墙渗透进来的俄国影响，不能单用德国共产党的选举胜利来衡量。在他担负着民族布尔什维主义使命来德国时，卡尔·拉狄克迎合了施拉格特分子、德国军界和破落中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愿望，这些人日益愿意考虑如何应用成功的布尔什维克强权统治经验来复活一个强大的帝国。随着德国的国际主义由于俄国民族主义的复活而被粉碎，德国的民族主义又重新旺盛起来，它不仅不再受到任何有力抵抗，而且得到了许多曾经剧烈反对过它的力量的支持。俄国民族主义的复活是一把钥匙，使纳粹得以为工业德国打开通向广阔天地的大门，而在此以前，这种广阔的天地只有社会主义者能够看到。国防军和红军之间的关系，换个情况也许只不过是日常的军事联系，在俄德两国民族主义高涨的这种背景下，却变成了一个重要因素。

　　在曼努伊尔斯基完成德国共产党的改组以后，它便开始在瓦解德国社会的过程中起双重作用。党不再是德国一个阶级的代表，而是一个在领土和人力上都大于德国的外国统治机构的代表。或深或浅地同俄国有联系的无数同路人，通过他们在这一时期渗透进去的许多社会环境广泛散布于全国，这些人越来越成为一个外国的走卒。在这些走卒中，德共的实际党员也许要算是最笨拙和最不济事的了，他们的影响远比不上那些企业界高级人士、高级文官和外交官，特别是军界人士（他们是德俄结成大陆联盟的最重要鼓吹者）。可是，在这场错综复杂的强权政治角逐中，共产党仍然招引了一切民族主义集团的刻骨憎恨，这些集团虽然愿意按照自己的条件直接同俄国打交道，却害怕共产党在德国的胜利会把德国并入俄罗斯帝国。因此，这支相当大的第五纵队的存在本身，便刺激了民族主义分子采取进攻态度，推动他们和衷共济，组成统一战线反对俄国设在德国社会中的这个国中之国。1929年以后——当时，美国的经济萧条使纳粹得到了新的动力——纳粹的疯狂，反映了这种确实存在而并非想象的德国俄罗斯化的危险。

　　我们也必须强调指出斯大林主义党对国社党组织结构的直接影响。俄共党内争夺列宁继承人地位的斗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新型党组织和党国家，在德国受到了密切注意和批判分析，德国人对这些情况的浓厚兴趣是在其他任何国家所找不到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对这一倾向进行了持续好几年的斗争，虽然始终没有能恢复早期的革命国际主义，它的巨大压力——这也是其他任何国家所难以见到的——却使得曼努伊尔斯基的操纵公开暴露出来，从而使广大公众看到了一种新型的社会正在出现。左派同俄共政治局内的反对派有直接联系，它的报刊对俄国问题的评论有根据有事实，因此，虽然它的人数始终显得微不足道，它在关于德国应该走什么道路的大辩论中却起了不小的作用。每一个有资格决定政策的德国要人，都最密切地注视着俄国社会一步步地——有时候几乎是无法觉察的——落入斯大林的独裁掌握之中。斯大林的成功为人羡慕。斯大林那种无情消灭一切反对派的方法，成了每一个初出茅庐的纳粹潜心研习的典范，他们在1933年以后，特别是在纳粹党日趋没落的希姆莱恐怖时期，都竭力仿效这位老师。希特勒在1928—1929年再度出面时，德国已经迥然不同于1923年：志愿团已经销声匿迹，新纳粹全盘接受了共产党人——以及红色阵线战士同盟、明岑贝格的各种宣传阵线——的方法、作风、歌曲、制服和口号。两党旗帜的相似使西方很感触目——纳粹的党旗也是一片红地，缀着一个小小的黑白卐字；但在这面旗帜后面提出的却是斯大林的口号：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一个优秀民族的社会主义，上天注定这个民族要掌握一切权力以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国家社会主义。

　　在俄国，托—季联盟是在充分了解这种新现象的本质的情况下与之进行斗争的。他们在进行抵抗时面临着一系列巨大困难——斯大林机器对他们本身及其追随者的迫害只不过是其中之一，而且并不是最重要的。对于他们最不利的是：曾经使他们得以掌权的革命浪潮已经消退；在一个正在进入以道威斯计划为基础的繁荣时期的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主义也已经声势不振。列宁曾希望一个革命的德国将在革命俄国的身旁兴起并后来居上，在这种希望已经化为泡影之后，列宁格勒国际主义中心的斗争及其必然为斯大林的民族主义所击败的命运，实在是一种令人伤感的现象。反对派分子已经被党的纪律和斯大林国家机关越来越严的管制束缚得透不过气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甚至都没有权利公开地进行一次已经输定的斗争。他们忠贞不渝，因而被诬蔑为叛徒。他们进行了一场顽强的斗争，有时大胆地进攻，有时机智地退却，但最主要的还是表现了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这在一个极权主义国家的历史上是无与伦比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这是一些遭到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有组织诽谤的名字——毕竟是人，是有血有肉的人，他们和一般人一样有坚强的地方也有弱点，有时也会感到惶惑、绝望、恐惧乃至惊慌失措。他们不是我们这些坐在安乐椅上进行事后分析的人，因此并不总能着着走对；他们不是马克思主义真理和无产阶级力量的化身。由于他们每一个人都和新俄国的缔造有密切关系，他们也得为自己所创造的东西分担责任。十年以后，当他们在骇人听闻的莫斯科审判中作为被告出现时，这些人在法庭上通过唯一能够使用的语言——供词，说出了他们对苏维埃政策的基本批评。但是，不管他们有多少缺点和过失，却永远抹杀不了他们的业绩，一项将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愈来愈为人钦敬的业绩：只是在镇压了数以万计的十月革命一代人自觉的、明确的和无私的抵抗以后，俄国的独裁者才上了台，他的宝座是以这些人的尸体为基础的。这些人的斗争在斯大林主义的社会留下了痕迹，另一代俄国的年青人也许会由于托—季联盟的前车之鉴，而得以摆脱这种矛盾，从重复出现的一系列灾难和清洗中得到解脱。

　　本书对于托—季联盟的形成和失败的阐述，都以我自己的亲身经验为根据，同时也参照和补充了另外一些资料，特别是官方党史和托洛茨基的著作。在二十年后的今天，我不能认为我是卷入斗争的任何一个集团的成员。特别要注意的是，我对托洛茨基的立场作了深刻批评——当然，我对这位伟大革命人物永远怀有的崇敬，并不因此而有丝毫减少。但是，对于反对派的状况以及我个人这些年代中的经历，本书并没有加以详尽阐述，涉及的只是同主要题旨——国家党在德俄两国的发展——有关系的部分。托—季联盟的斗争在思想方面是如此丰富，它的许多插曲是如此富有启发性和引人入胜，它所涉及的许多杰出人物是如此具有魅力，以致理当有一部关于它的专著，使它得到更详尽更丰富的阐述。本书只是在俄国党历史的迷雾中标出一条道路，这个党的历史在未来的年月中将越来越吸引人。当国家政治保卫局人员把托洛茨基，苏维埃国家的缔造者之一，拖到郊区的一个车站上，把他送往阿拉木图的时候，同时代的观察家曾说过，反对派的斗争以这一桩极其富有戏剧性的事件告终了，斯大林从此将高枕无忧，统治着他那天下太平的帝国。可是，反抗的根子不是把一个人除去就可以斩得断的：曾几何时，斯大林昨日的盟友布哈林、托姆斯基和李可夫——又成了对他的极权主义专政进行新斗争的中心。他们的斗争属于一个新的时期，1929—1933年国家党制度在欧洲兴起的时期，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将在本书的续编中加以研究。

　　托洛茨基虽然居住在中央亚细亚一个荒僻的角落，在那里，有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严格监视，横隔着千万里的俄国荒原，他同国家的中心和自己的支持者完全不通声息。可是，甚至连这种状况都还威胁着斯大林的独裁政权，因此，他在1929年被放逐到了土耳其。几个月前，布哈林已经被排除出共产国际主席团，实际上，他在其他一切决策机构中的地位也已经丧失；此后，在三十年代中叶以前，他一直躲在党内的一个偏僻角落过着苟延残喘的生活。米哈伊尔·托姆斯基在1929年的被免职，标志着工会的最后一点独立也全部消失。在过渡时期，当斯大林正集中全力对付十月革命一代人的反对活动时，农民曾得到一段喘息时机。现在，到1928—1929年，更为强大的国家机器便再一次掉转头来全力对付农民。只要俄国社会的主要部分基本上还处于国家控制之外，斯大林的国家党理想便没有实现；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政策，是他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俄国的这场“二次”革命，或者更确切地说，反革命，完全改变了俄国的经济和社会面貌。

　　列宁曾认为，只有同一个或更多个技术先进的国家、特别是同德国联合起来，社会主义在俄国才有可能获得胜利。这种理论的具体含义是：由于工业将有可能改变俄国农民的古老生活方式，使他首先成为一个富裕农民，然后成为富裕的合作农民，这样，俄国农民就会被推动参加革命。列宁曾在许多场合和许多情况下以许多方式维护他的这种工农联盟信念。他多次不厌其烦地指出，农民有权只是逐步地适应于国有化将给他们带来的新生活，但也有权过这种新的生活。列宁从没有忘记俄国是一个农民国家，典型的俄国人是农民，一个工人政党可以同农民共同执政，但如果要统治农民，便只能依靠极其巨大和不断增长的恐怖。他作为一个农民国家中政治领袖的天才——不同于，譬如说，农民国家匈牙利的库恩·贝拉或西欧社会主义一般倾向的地方，就表现在他能够使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配合农民革命的主流。1904年，在布尔什维克党形成的年代中，列宁曾创造出一个“工农民主专政”的名词，其意义是对资产阶级和地主实行专政，在工人和农民中间实行民主。

　　列宁在来自各方面的攻击下捍卫着这种思想，从右边攻击他的是孟什维克，从左边攻击他的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这个理论实质上意味着，工人在沙皇俄国取得胜利以后，只能通过影响深远的社会主义经济措施来加强它，才得以保持这种胜利。[7]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争论内容，涉及革命将要引起的变化的每一个方面。孟什维克坚决认为，俄国的社会条件还没有成熟到可以实现社会主义，因此，他们的任务应该是领导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列宁完全同意——和后来人们编造的列宁主义相反——他的论敌孟什维克的看法，即希望从推翻封建沙皇统治出发就能在俄国实现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一种痴心妄想。他同孟什维克的基本分歧主要在于判断哪一个阶级，自由资产阶级还是农民，应该是革命的动力。列宁宣称，自由资产阶级的胜利既不会是农民获得全部自由，也不会把工人推到中枢地位；它将不会根本改变俄国的帝国主义性质。因此，工人政党应该同农民而不是同自由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并且通过这种联盟来取得胜利。胜利了的工农不会在一个国家中实现社会主义；俄国社会将被彻底革命化和民主化，它的封建残余将被扫除干净。俄国技术设备低劣这一不利的客观条件，将迫使胜利的无产阶级在实行社会主义政策时不得不自我克制。列宁说，假如我们在1905年曾以为我们能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我们就会蒙受巨大的政治损失。

　　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人数虽少却得以夺得政权，并不是因为他们策划了一次万无一失的政变，而是因为他们利用了农民革命浪潮的浩大声势——在内地，农民革命早就执行了几个月后才被布尔什维克接受过来的革命口号。领导着这支农民大军，布尔什维克便能够在初期克服人数很多的城市集团的反抗；到后来，当外国干涉和白卫分子的重新集聚使苏俄缩小到只有莫斯科大公国那样的面积以后，也是依靠农民，布尔什维克才粉碎了一切反革命企图，并把入侵者赶出国界。列宁鼓吹农民夺取土地，并且同许多反对这样做的西欧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卡尔·考茨基和罗莎·卢森堡展开辩论，这两个人抽象的证明，大规模耕作的生产力高于土地经营。这种农业学上的理由也许是正确的，将来有一天也许会变得很有关系，但是在俄国，要采取这种抽象得讲来更为可取的纲领，其方法却只能是保存封建所有制或者由国家强迫成立国营集体农庄。

　　在实行工人管理和地方分权的流产试验逐渐消失以后，农民对大庄园的没收便成了十月革命留下的唯一德政。这样做本身并不能解决俄国的农业问题；已被削弱的解体的工业不能满足农业要求的局面继续存在，并且日益严重。在过渡时期，不论是在工业或农业领域，斯大林的政策都是摇摆不定的；他既没有全部接受他表面赞同的鼓励农民发家致富的布哈林纲领，也没有全部排斥他表面上不赞同的使工业高度集中化的反对派纲领。在这一段时期，他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到一项中心任务上了，这就是：建立一个以他自己为中心的国家党，并且使它同国家的每一个行政部门都联系起来。通过更加紧地运用他的恐怖机器，斯大林达到了这个目的，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党却同国内一切有生机的力量都断绝了关系；虽然他疏远了工人，他并没有因此把农民吸引到身边。托洛茨基被流放到阿拉木图以后，斯大林反而比他1922年开始争夺权力的时候更要孤单。他先后摔开了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这时，他在政治局中却遭到布哈林、托姆斯基和李可夫的反对，他们几乎取得了反对他的多数。党不能再吸引任何阶级支持它，于是变成了一种征集强迫劳动大军的恐怖机器。在内战时期的紧张环境中曾悄悄露过头的思想和方法，这时全部复活了，并且在已经改变的环境下被发展到卑鄙可耻的程度。这种在俄国的广大国土上把数以百万计的人赶出家园流放异乡，这种以原始的方法完成革命巨大的工程，只有亚洲专制君主的丰功伟绩才可以相比。俄国农民失去了他通过十月革命获得的一切——他的土地、个人尊严、参政权和行动自由；他又一次被束缚到土地上，只是过去的地主没有了，代替他们的是集体农庄的感觉经理，或者是强迫劳动营的国家政治保卫局监工。

　　在内战时期，俄国农村中的恐怖就像战争本身一样残酷、野蛮和可怕。首先是农民本身对他们的压迫者地主及其走卒自发地采取了行动，然后，各党各派的游击队——白卫军和红军、无政府主义者和复辟主义者等等——把这种行动继续了下去。由工人和贫农组成的共产党游击队的恐怖，是新兴阶级反对旧专制阶级的恐怖。另一方面，斯大林的新恐怖则是一个独裁的国家政权对付一切阶级的恐怖，包括对付统治党党内的反对派。内战在农村中进行得非常激烈；无数房屋被烧毁，无数农民被杀害。每一支赶走了敌人的军队，在占领或收复一座村庄以后，都要吊死几个敌方的领导人，把能够找到的粮食全部拿走。不过，农民的主体仍然存在着；千百万农民并没有全被赶出家乡，越过几千俄里的苔原流落天涯。正如斯大林经常爱做的那样，他接受了过去的革命经验，而把它们应用于现在的不同环境；他对农民发动的战争称为反对富农的斗争。他的集体化政策给极权主义语言增加了一个新词——“消灭富农运动”。

　　1928年2月15日，也就是托洛茨基被流放到阿拉木图三星期后，《真理报》发表了一篇显然是斯大林写的未署名文章，指出新经济政策的措施不能使军队和城市得到足够的粮食。通过一系列迅速采取的步骤，这种警告便化为全面的农业集体化纲领。规定“进一步利用罪犯劳动力”的第一道法令，于3月26日颁布。[8]

　　在这一时期拟订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其主要新特点并不是策划整个工业，甚至也不是对所有国营工厂作扩大安排，而是这种土地的强迫集体化。从1929年到1934年，有好几百万农民，不分男女老幼，被迫离开他们祖祖辈辈居住的乡村，迁徙到俄国遥远的角落去。这种惩罚措施——在谈到它时，我们必须考虑到俄国的落后交通措施、俄国气候的严寒和酷暑——是1918年以来标志着当代特点的大规模强迫移民的第一场，是正当纳粹踏上欧洲历史舞台的时候实行的。在强迫劳动营——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个重要的和不可分的部分——中，被赶出家乡的农民遇到了被流放的工人。当俄国的饥馑在1932—1933年严重到顶点的时候，大多数农民都已经集体化——不是在强迫劳动营中，就是在集体农庄上。在集体农庄上，农民完全同革命前一样，有一小块远不足以养家活口的自留地，而他的大部分劳动时间则被迫用在耕种主人的土地上。恐怖已经从阶级斗争中的武器变成了一种新型经济的动力。

　　只有对照这种强迫集体化的背景，才能了解苏联少数民族的地位，在这里，十月革命的原来倾向又被转向了他的反面。列宁革命政策的最重要部分之一，就是支持民族独立，在维护这一点上，他甚至发展到了承认少数民族有权退出沙俄大混合体。斯大林在1923年以恐怖手段镇压反抗的格鲁吉亚人，是促使列宁同他决裂的重要原因。乌克兰民族主义强烈地反映在乌克兰共产党年，把这种情绪镇压下去的人之一，就是那个在德国干了同样工作的曼努伊尔斯基。随着消灭富农运动的展开，解决“民族问题”就容易多了，因为那些渴望摆脱大俄罗斯统治的少数民族，都可以被扣上富农和反革命的帽子。强迫集体化剥夺了他们保持民族独立的最重要条件——在同国人当中始终作为一个集团存在的权利；今天，由于俄国少数民族已经被打散过二三十次，本来可以用二三十种语言伴随着二三十种民族舞蹈歌颂斯大林的权利，也就减少到比用一个手势还要简单。

　　在消灭富农时期的这种开头，必然有其合乎逻辑的发展，于是，数以百万计的人被大规模强迫移民便成了苏俄生活中一个经常的和重要的特点，成了它那另一部无形宪法的中心条款。根据1941年8月28日最高苏维埃的命令，取消了日耳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其六十万人口有三分之二被强迫迁移到西伯利亚。1943年，卡尔梅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二十万居民，从伏尔加河下游和顿河下游之间的原来领土上被全部赶走。哈拉查伊自治区的二十八万公民中，有一半以上被强迫迁徙。人口在七十万以上的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从北高加索被整个搬走。这三个民族是在1943年战时迁徙的；胜利以后，在1945年，由于一百万鞑靼人被强迫迁走，克里米亚的大片地区成了无人区。从远处被运到这些腾空了的地区来安家的人表现得也不可靠，于是，强迫移民继续进行；正如1923—1924年期间的格鲁吉亚一样，土地不得不“重新开垦”。

　　对内政策的这种特点成了对外政策最有效的辅助手段之一。在1939年的德俄条约把波兰瓜分以后，几乎有一百万波兰人被内务人民委员会强迫迁徙到西伯利亚，另外一百万人则被盖世太保抓去，在波兰和德国从事强迫劳动。在俄国的这部分人大约有十分之一已被释放，关于苏联经济这一方面的情况，这些人为我们提供了最详尽和最有文献根据的报导。[9]大规模强迫移民是东普鲁士、波罗的海沿岸诸国和巴尔干诸国俄国化的一个重要手段。对德国也应用了同样的强迫移民方法，数百万德国人从苏台德区和东方被赶回德国。有几十万人在路上死去。

　　在以恐怖手段消灭党内反对派的过渡时期，控制社会的新科学开始产生；一旦在那里得到发展，这种制度便愈来愈严密，规模愈来愈大，直到把地球上六分之一的土地和一亿七千万人口都置于它的统治之下。反对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斗争好像是一个小规模实验场 在这里，各种新型的杵槌和钳子经受着试验。虽然反对派被粉碎和消灭了，反抗仍在继续，而且日益发展；在军队中，在政府里，在党内，在城市和乡村，每一阵恐怖的浪潮都引起了反抗的回响。只有一种情况改变了：不会有人打算以不合法的方式进行斗争；从此以后，反抗只是以一个道地极权主义的国家中所能容许的形式和方法进行的。这样，从党的中心发出的恐怖便在全国及其各种机关中绕行了一圈，最后又回到党内。在执行第二个五年计划（1933—1937）的同时，党内的反斯大林集团一个一个地都被无情消灭——从1934年的基洛夫被暗杀到1938年3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布哈林审判。。在这些审判中，被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牵连的，不仅有布哈林及其同伴，而且有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雅戈达和红军元帅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10]。在这些审判中，不是实行思想控制而是防患于未然的原则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迄今为止，只有小说家和记者对这些“审判”作了探讨；如果对它们进行透彻的分析，我们就会看到，在恐怖主义的纪律背后，在党的上层集团中始终是离心离德的，始终存在着派系的对立。[11]

　　消灭富农运动和清党给外界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只是在今天，在德国和日本被战败以后，我们才有可能估价这种社会控制方法对欧亚两洲潜在极权主义力量的刺激。

　　列宁的全盘战略以德国革命为基础，而斯大林的德国政策则以担心德国会发生革命为基础。在1929—1933年纳粹逐渐得势的时候，他在德国进行的操纵有一个出发点，即决心不让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采取联合行动反对日益增长的国家社会主义危险，以免干扰他在欧洲的更大雄图。德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发展得相当壮大，这不仅表现在以前那种间接影响上，而且表现在党员人数和选民的支持上。在莫斯科的操纵下，它实行了——不顾人们的责骂——同纳粹取得默契而恶毒攻击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的政策。这一政策是通过斯大林亲自说明的“社会法西斯主义”新定理来执行的。工会，社会民主党——也就是说，在这一时期最不具有极权主义性质的德国社会阶层，它们正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被说成比公开的法西斯主义者更坏，被认为是最危险的敌人，是第一个攻击目标。正当纳粹的兴起已经是旧日的仇恨变为陈迹、正当共同斗争的迫切需要已经开始使人们捐弃前嫌的时候，散布这种斯大林主义理论的群众宣传机器却煽风点火，重新挑起德国内战时期的宿怨。在经济萧条时期，工人对魏玛共和国普遍感到的失望情绪已经转变成强烈的怨恨，工会也正处在转变的初期，处在抛弃艾伯特和诺斯克传统的过程之中。当纳粹的威胁在它的眼前日益增长的时候，1930年的德国工会主义者比从前进步多了，他们非常愿意摆脱过去的消极传统，采取任何切合实际的新政策。但是，共产党人这时的行动却使他们陷于瘫痪。此外，由于军界和保守力量都围绕着反动派的极端——纳粹团结起来，这也促使一切自由主义的和共和派的集团走上了另一个极端。1930年的德国分成了两个几乎相等的部分：一方面是纳粹军事阵营，由于内部的日益团结而变得肆无忌惮、胆大包天；另一方面是反纳粹阵营，这个阵营中的人看到纳粹正在为一场新的战争作准备，预见到纳粹可能获胜，德国人民可能在新战争中被毁灭，可是，尽管如此，他们却无法达成他们自己也知道是必不可少的团结。反纳粹阵营内部又有分裂，它被斯大林用一把大斧——称为“社会法西斯主义”的大斧——拦腰斩断了，结果，反纳粹阵营中的共产党那一半，便被变成了希特勒心照不宣的盟友。

　　1933年，第二个充分发展的国家党制度在欧洲的主要地区之一获得胜利。隐藏在希特勒的与斯大林的反法西斯主义相对抗的反布尔什维主义这种意识形态的幕布之下，为1917年以来破坏了欧洲原来面貌的强权政治冲突所推动，这两个极权主义社会在它们主要的组织特点上越来越相互接近。在消灭德国劳工力量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希特勒恐怖的特点，受到了斯大林恐怖的推动和加强；希特勒在1934年7月30日对纳粹党内的罗姆左派集团实行的圣巴托罗缪之夜[12]式的大屠杀，也标志着俄国大清洗的开始。另一方面，斯大林俄国实行的数百万人强迫移民，在希特勒德国被奉为楷模，它在大战时期输入了大约一千二百万奴隶。

　　德国在欧洲的地位仍然是不稳定的，因此，它力图从东西方两面都得到好处，竭力挑拨东西方相斗以便自己坐收渔利。那些施拉格特分子——他们曾经同情地谛听过拉狄克的民族布尔什维主义宣传，曾经梦想过欧亚联合成为一个反西方巨人——现在都加入了纳粹党，在党内，他们仍然认为同苏俄的合作总会有一天实现。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则始终希望俄国可能通过同德国的联盟而摆脱自己的孤立。有一段时间，至少是在外表上，这样一种政策好像很少有希望实现。1935年，俄国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正式开始了十年反法西斯运动；1936年，在德国主持下缔结了反共产国际公约。但是，这两个步骤都不是明确的；它们都部分是政策的直接反映，部分是间接的威胁和建议。据克里维茨基说，他在这一时期曾奉斯大林的特殊命令，竭力想保持他在德国的联系，但是未能如愿。在1936—1938年的莫斯科大审判中，在这面镜子的歪曲反映之下，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事实：两国仍在合作，但是规模缩小了。在拉狄克、罗森戈尔茨[13]，特别是克列斯廷斯基的证词中，揭发了一部分情况；这种特意安排的证词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警告德国：两国之间仍然保持着的政治联系也可能破裂。但是希特勒是不热情的；正如尼德尔迈埃向一个朋友所说的，“最高者”并不认为德俄结成联盟是当务之急。不过，破裂的只是两国军队之间的关系；秘密的政治联系始终也没有完全断绝，并且在1938年慕尼黑事件以后又重新加强。就在英法驻莫斯科大使馆的鼻子底下，纳粹为1939年8月的条约奠定了基础，这个条约标志着一场新战争的开始，而对那些把共产国际反法西斯呐喊全部信以为真的人来说，则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

　　德国军队始终也没有能恢复它在威廉时代的沉着自信，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它的一部分——正规部队——被减少到只有十万人，更大部分变成了非法存在的黑师，在这种情况下，它对于国家社会主义的兴起深感震惊。但是，尽管处境如此不利，通过保存它的上层，德国军队仍然维持了它的存在。在内战时期，它曾利用过自己的私生子——志愿团，可是在秩序恢复以后，到过渡时期，它便把这些臭名昭彰的志愿团头目再一次藏匿起来。志愿团里的这些亡命之徒，后来大都变成了冲锋队员；从一开始起，纳粹党便得到军队的支持，起初这种支持是不太关心的，到后来便越来越注意。可是，也是从一开始起，军队中就存在着这种反对这种培育革命分子政策的强烈趋势，随着纳粹的日益发展，他们也日益看到了这个平民阶级混血儿同他们的危险竞争。上层将帅之间的这种分歧，引起了军队反对第三帝国的一系列武装叛变，这种活动从1933年开始，经过一个又一个流产的计划，最终在1944年7月20日发展到高潮。几乎直到最后，总参谋部的两个派别都保持着这样一种幻想，以为权力基本上是由军队掌握着的，什么时候方便就可以在什么时候把那些纳粹乌合之众一脚踢开。

　　德国将军们习惯于掌握数量庞大的人群；在1914年，他们已经指挥着一千一百万士兵。希特勒在1935年3月16日颁布的恢复义务军训的法令，一下子便被军队控制下的人数从凡尔赛条约限定的区区十万人增长到六十万。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总参谋部周围的密谋者曾企图动一次小手术——把希特勒除掉。可是，希特勒凭借他那争夺权力的惊人本能，总是在适当的时机插进手来，通过贬黜某些心怀异志的将军和提拔另一些将军，使他们的阴谋遭到粉碎。[14]

　　斯大林收到了关于德国总参谋部中这种分歧的情报，毫无疑问，他从德俄战争一爆发就以最大的兴趣注视着这方面的情况。为了未来的利益，过去的民族布尔什维主义口号又被搬了出来，以便为拉过一部分德国军队来（如果有可能的话）作好准备。1941年10月8日，在那个“著名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如记录上称呼他的那样——瓦尔特·乌布利希的主持下，在莫斯科举行了东线德国战俘的第一次会议。[15]这样开头以后，接着便在整个东线展开了巨大的宣传运动，以斯大林自己的方式重复了1918年对德国士兵的呼吁。安在战地的扩音器把民族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论灌输进许多有接受能力的人的耳中——在这些人当中，有年轻的军官，也有年长的军官，前者仍然抱着他们借助德俄联盟就能统治全世界的希望，后者则更为清醒，打算通过这样一种政策的改变使德国摆脱希特勒。

　　1943年7月，当德国第六军在斯大林格勒城下被击溃以后，在莫斯科成立了自由德国委员会，以共产党人埃里希·魏纳特[16]任主席，以俾斯麦的一个直接后裔冯·艾因济德尔[17]伯爵任副主席。1943年10月11日，该委员会又成立了一个分支组织“德国军官联盟”，其领导人是第六军情报处长汉斯·京特·冯·霍芬[18]上校。[19]当德军在东线投降的时候，一批又一批重要的将领加入了这一运动。在这些人当中，比任何人都参加得迟而且更为惴惴不安的陆军元帅弗里德里希·冯·保卢斯[20]，作为一个富有号召力的人物被推到了最前面；瓦尔特·冯·宰德利茨[21]将军成为他们这群人的领袖。他们得到特殊优待，有充分的便利条件在战俘中进行宣传：有一笔用于军事和宣传活动、设立广播站、办一直周刊《自由德国》等等方面的经费。

　　自由德国委员会在1945年8月正式宣告解散，但在俄国境内直到今天仍然秘密存在着德国军队。这支军队曾一度驻在东德和波兰，执行肃清残敌的任务。希特勒倒台后，不论是保卢斯或宰德利茨——以及埃德蒙·霍夫迈斯特[22]这类德国将军——都没有返回德国，也没有在俄国作为战犯受审。保卢斯在纽伦堡出现过很短一段时间，但很快又回到他的莫斯科总部去了。

　　以这个自由德国委员会为中心，展开了一个大规模运动，力图把全世界各式各样的德国难民和反法西斯主义者都吸收进一个由莫斯科控制的组织。在西半球，它的总部设在墨西哥城，在那里，大约有八十个德国斯大林主义者建立了自己的出版社。[23]它在美国以及几乎每一个拉丁美洲国家都设有支部；在欧洲，主要的支部设在英国、法国和瑞典。自由德国委员会在希特勒德国产生的影响，也比迄今已经被揭示出来的更为深刻。莫斯科无法同战线后面的军队集团建立联系，但是由一群最知名的封建世家的后裔领导的一个德国军官组织，却在计划暗杀希特勒，改变德国的政策，从此倒向东方。

　　这些得到宰德利茨委员会鼓舞的胸怀大志的军官，同那些反对希特勒而又动摇不定的亲西方文武官员之间的显著不同，在吉泽维乌斯[24]的回忆录中鲜明地表现出来。作为一个反纳粹的保守分子，吉泽维乌斯参加了战前和战时一个接一个的反希特勒计划，所有这些计划都经过长期的周密准备，但总是以流产的政变告终。密谋者围绕着莱比锡市长卡尔·格尔德勒[25]博士，他通过斯德哥尔摩和瑞士同英美谍报部门有联系。三个贵族——舒伦堡[26]、施陶芬贝格[27]和赫尔多夫[28]——参加了这个集团，他们立即以一种新的敏锐的行动主义打断了无休止的讨论。这三位国家社会主义派伯爵都赞成同苏俄紧密合作；舒伦堡曾担任德国驻莫斯科大使。

　　在1944年7月20日发动政变前的最后几天，这一小群密谋者激烈地讨论着一个重大问题——究竟倒向哪一边，东方还是西方？在柏林的一个地窖中，分别以格尔德勒和施陶芬贝格为首的两派人讨论着——这种讨论经常为空袭警报所打断——摆脱希特勒德国的两条可能出路。“倒向东方”意味着希特勒将被杀死，俄国战线上的德军将放松压力，听任红军长驱直入地开进柏林。针对这种政策，吉泽维乌斯和格尔德勒提出“西方路线”。

　　“我再一次提出〔吉泽维乌斯写道〕我们已在瑞士多次讨论过的‘亲西方’解决办法。我所提出的这条路线意味着：我们将放弃暗杀希特勒以及在柏林搞暴动的计划，而代之以在西方采取单边行动。假如克卢格[29]和隆美尔已经下定破釜沉舟的决心，那么就让他们拒绝服从希特勒，并且向艾森豪威尔建议单独休战。这实际上意味着西部战线将被突破，英美军队将在抵抗很少或根本遇不到抵抗的情况下，越过齐格飞防线涌入德国。在最坏的情况下，他们也会赶在俄国人前头赶到到达柏林。”[30]

　　这项计划遭到上校克劳斯·申克·冯·施陶芬贝格伯爵的反对；他所代表的青年军官们不需要一个由资产阶级和反动过时人物领导的文官政府。他们所需要的是

　　“让能够打破贪污腐败风气的军人来拯救德国，他们将建立一个井井有条的军政府，鼓舞人民作一次最后的巨大努力。简单归结为一句口号，他要求德国保持尚武精神并变成社会主义的……

　　施陶芬贝格要求由‘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实行军事独裁。现在，纳粹的统治已经失败，希特勒已经暴露出是一个笨拙的战略家，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由军人出来独当难局，挽狂澜于既倒。施陶芬贝格要求保留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一切极权主义、军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因素。

　　施陶芬贝格一直在和我捉迷藏。几星期以前，他还在指望挑拨东西方相争而我们坐收渔利；现在，他却又在幻想德国军队和红军联合起来，胜利地踏平实行财阀专政的国家。最近的军事惨败是否加速了这种重新倒向东方的激进倾向的发展，还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31]〔不仅如此，有一点也是很难否认的。为什么俄国人要成立宰德利茨委员会呢？为什么西方列强不给我们以任何希望呢？〕”[32]

　　1944年7月20日，希特勒差一点被炸死。陆军元帅欧文·冯·维茨勒本[33]和路德维希·贝克[34]试图组织一次反对希特勒的军队暴动；暴动失败后，贝克自杀，维茨勒本以及三个将军和四个参谋部军官被纳粹法庭判处死刑，并当众绞死。

　　德国军界在希特勒统治下掌握的权力并不算小，假如总参谋部曾利用这种权力，完全可以让德国真正的反纳粹力量得到机会，领导德国摆脱由于希特勒统治而陷入的绝境。一批以施陶芬贝格为代表的军官表现了普鲁士容克阶级的最优秀传统——一个人的勇敢和为了祖国牺牲自己，但是没有任何效果。总参谋部分裂成纳粹和反纳粹两派，反纳粹又分裂成亲西方和亲东方集团，再加上个人之间的矛盾使这些政治分歧更为复杂和加深，这样，它便不能把德国从一败涂地和被瓜分的命运中拯救出来。

　　斯大林的无数组织一直在工作着，把世界各地的德国难民都收罗到共产党和同路人团体中去，这些组织早就作好了接收政权的准备。[35]主要的接收大队来自莫斯科，其领导人是威廉·皮克，他那个穿着俄国少校军服的儿子阿图尔[36]伴随着他。同乌布利希一道，他组织了同唯一的重要竞争者社会民主党的剧烈斗争；一年以后，斯大林的代理人终于分裂了苏占区的社会民主党人，把亲俄派并进了统一社会党，这个党把它的两个极权主义先驱者——共产党和纳粹的特点结合了起来。



[1] 托洛茨基：《斯大林》，第250页。——原注

[2] 加科莫·马泰奥蒂（Giacomo Matteoti，1885年5月22日——1924年6月10日），生于意大利维内托大区罗维戈省一个富裕家庭，毕业于博洛尼亚大学。1907年参加意大利社会党（Partito Socialista Italiano，PSI），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反对战争。曾于1919年、1921年和1924年三次当选众议员。1924年6月10日，因公开批判法西斯主义，而惨遭法西斯分子绑架杀害。

[3] 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第89—90页。——原注

[4] 波波夫：《苏共简史》，第2卷，第276页注。——原注

[5] 维德昆·亚伯拉罕·劳里茨·约翰森·吉斯林（Vidkun Abraham Lauritz Jonssøn Quisling，1887年7月18日——1945年10月24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911年毕业于挪威高级军事学院。1918年任驻彼得格勒使馆专员。1922—1923年任国际俄国救济委员会哈尔科夫办事处主任。1927—1929年任驻苏联公使馆秘书。1930年加入祖国联盟（Fedrelandslaget）。1931年加入农民党（Senterpartiet, Sp）。1931—1933年任国防大臣。1933年5月效仿纳粹党模式，创立国家统一党（Nasjonal Samling）并担任党主席，但在议会选举中多次失利。1939年起同纳粹德国合作，并于1940年挪威沦陷后组建傀儡政府。纳粹德国垮台后，于1945年5月9日被迫自首。同年9月10日被判处死刑，10月24日被处决。

[6] 里夏德·布利克勒医学博士：《德国是否无可救药？》，纽约1943年版。——原注

[7] 参看托洛茨基：《1905年的俄国革命》，特别是题为“我们的意见分歧”的那一章，第222—231页。在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论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拥护者之间，一直进行了一二十年的烦琐论战。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的实现，已经使这场争论的历史形式变得毫无意义，但却使它的内容具有了新的重要性。——原注

[8] 参看大卫·达林和鲍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基：《苏俄的强迫劳动》，纽黑文1947年版，第206页。达林继续说：“其目的在于‘通过广泛利用在社会保护措施下被判处徒刑的个人的劳动力……极其节约地实现一系列经济计划’。同年7月，司法人民委员下令对所有身体健全的犯人实行强迫劳动。”——原注
　　大卫·尤里耶维奇·达林（Давид Юльевич Далин，1889年5月24日——1962年2月21日），生于白俄罗斯罗加乔夫（Рогачёв）。曾就读于彼得堡大学法学院。在大学期间因参加反抗沙皇专制的学生运动，而在1910年被捕。随后流亡国外。二月革命后回国，参加了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并当选为莫斯科市苏维埃委员。在1917年8月的孟什维克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在同年年底的非常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1921年流亡德国，担任孟什维克流亡组织的领导。纳粹德国上台后流亡波兰，二战爆发后于1940年流亡美国，进入《新社论》（New Leader）编辑部工作。1962年在纽约逝世。
　　鲍里斯·伊万诺维奇·尼古拉耶夫斯基（Борис Иванович Николаевский，1887年10月20日——1966年2月21日），生于巴什基尔别列别伊（Белебей）。1901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至1906年是布尔什维克。1906年参加孟什维克。1917年脱离孟什维克，在第一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18年参加萨马拉的白军政府，1920年当选为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委员。1921年被契卡逮捕，1922年被驱逐出境。流亡德国后，与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合作，整理了大量的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档案与手稿。纳粹上台后流亡法国，1940年流亡美国。1948年与达林合著《苏维埃俄罗斯的强迫劳动》（Forced Labor in Soviet Russia），这是最早一批揭露苏联劳改营真相的书籍之一。1966年在纽约逝世。

[9] 关于被强迫迁徙到俄国去的波兰人的命运，有一本具有永久价值的匿名著作《明月的黑暗面》，该书由埃利奥特作序，纽约1947年版。波兰人的故事使德国集中营的全貌大白于世，关于这些集中营的详细情况，直到战后才被人们知道。在好几百部论述德国集中营的书中，有两部最引人入胜的著作，这就是贝奈迪克特·考茨基（卡尔·考茨基的儿子）的《魔鬼和被诅咒的人》（苏黎世1946年版）和奥伊根·柯根的《党卫军王国：德国集中营制度》（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1946年版）。柯根的研究尤其令人感到兴趣，因为他分析了集中营作为一个日益重要的希特勒经济部门的作用。除去波兰人和德国人的著作以外，法国人深刻的心理学研究为它们作了补充，在这方面，特别以大卫·罗塞的两本书最为有名，它们是《集中营世界》和《我们死去的那天》，巴黎1946年版。把关于德国集中营的大量著作和达林关于俄国强迫劳动营的这类作品比较一下，就可以明显看出二者在组织方式上的相似。——原注
　　奥伊根·柯根（Eugen Kogon，1903年2月2日——1987年12月24日），德国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出身于一个犹太人家庭。1927年移居奥地利，曾在基督教工会中央理事会工作。1936年、1937年两次因反对纳粹党而被捕。1939年被关押进布痕瓦尔德集中营。1945年4月越狱逃走，同年参加了基民盟。二战后担任美军心理战部顾问。1946年创立《法兰克福汇报》。1947年作为证人出庭了多个审判。二战后鼓吹成立欧洲联邦，并于1949—1954年任欧洲联邦主义者联盟德国支部（Europa-Union Deutschland）主席。1950年当选为德国语言和诗歌学院院士。1951年起在大学任教。1951—1953年任德国欧洲运动委员会主席。1969年支持新东方政策。1987年逝世。

[10]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图哈切夫斯基（Михаил Николаевич Тухачевский，1893年2月16日——1937年6月11日），出身于破落贵族家庭，1914年任少尉，参加了一战。1915年2月被俘，1917年8月逃回俄国，十月革命后于1918年4月参加红军和布尔什维克党，在内战期间功勋卓著，屡建奇功。内战后，先后担任过一系列红军高级职务。1937年在大清洗中遇害，1957年平反。

[11] 对担任国家秘密警察领导职位达十六年之久的雅戈达的控告，是各次审判中最具有关键意义的一点。如果竟能控告处于这样一种地位的人，说他利用自己的职权策划和执行了毒死许多高级官员的阴谋，那么，斯大林的法庭的确可以说是拜占庭迫害异己法庭的再现。在这种新型的世界中，风传着各式各样的谣言；在这种气氛中，说斯大林毒死了列宁的一个特殊谣言（参看托洛茨基：《斯大林》，第377—379页）在一定程度上流传了开来。这些器官是危险的，必须把它们安到某一个人、某一个除斯大林以外的人的身上去，从而使它们不再作祟。这个对象必须是布哈林，斯大林消灭富农计划的主要反对者。这些同恐怖制度作斗争的人暗中获得的人望，必须被连根摧毁；必须证明：同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一样，布哈林从1917年以来也就是工人国家的敌人，早在1918年，他同列宁的合作就已经只是表面上的了；必须证明：现在被控告图谋暗杀斯大林的这批人，在他们开始从事卑劣的叛逆活动时，也曾策划过暗杀列宁。为此，在1938年的做样子审判中，又把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危机旧事重提，而这一插曲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因为它既集中表现了斯大林主义社会的恐怖制度，又集中表现了加强这种恐怖的办法。
　　在这一斯大林主义历史的壮观中，有一批前左派共产主义者（雅科夫列娃、奥新斯基、曼采夫）和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卡姆科夫、卡列林）粉墨登场，举出了许多细节证实被告的罪行。但是，尽管有这么多帮手，维辛斯基仍没有能迫使布哈林承认他曾打算暗杀列宁。在整个审讯中，布哈林始终坚持这样一点：他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谈判期间反对列宁政策的活动，不能被说成是阴谋和恐怖主义，而必须被理解为更换纲领的斗争。当时，布哈林在党和政府中都拥有多数，他试图以合法方式使自己的政策得到执行。
　　“维辛斯基〔对布哈林说〕：在这段时期，你进行过反对苏维埃政权的非法活动没有？
　　布哈林：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分清楚不同的时期。如果指的是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签订以前的时期，从这个字的严格意义上说来，当时是谈不到什么‘非法’问题的，理由很简单，因为每一个人都知道这场斗争，有一种进行这种论争的公开机关报，谈话都是公开的。……
　　维辛斯基：你是否公开谈过要逮捕列宁、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
　　布哈林：谈到过逮捕，但不是肉体消灭。这不是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签订以前，而是在和约签订以后。在和约签订以前，‘左派共产主义者’的主要宗旨，是要通过合法手段在党内获得多数。
　　维辛斯基：什么合法手段？
　　布哈林：开会讨论、投票表决等等。
　　维辛斯基：这种希望是在什么时候消失的？
　　布哈林：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签订以后。我要澄清这一问题，以便反驳雅科夫列娃的证词。她谈到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缔结以前的时期，这显然是胡说八道，因为那时我们和托洛茨基分子在中央委员会里居于多数，我们希望在党内赢得多数，因此，谈到当时进行密谋活动是胡说八道……
　　维辛斯基：你当时在情感上是不是怨恨到了极点？
　　布哈林：这不是对某些人和某些领袖的私人仇恨问题。
　　维辛斯基：我的问题是，当时的气氛是不是够激烈的？
　　布哈林：不错，从派别斗争这方面说来，是非常激烈的。
　　维辛斯基：气氛非常紧张吗？
　　布哈林：是的，非常紧张。
　　维辛斯基：在这样一种气氛里，逮捕，在某种情况下，也许还有暗杀的念头，不是不可能想到的吧？
　　布哈林：谈到逮捕，我承认；至于暗杀，我一点也不知道这回事。
　　维辛斯基：可是气氛——
　　布哈林：气氛是气氛。
　　维辛斯基：在某些人激动的头脑里，这种气氛不是很容易激起这种念头和计划吗？
　　布哈林：也许它们真在某个人的头脑里起了这种作用，但是我个人并没有看到这种征象。
　　维辛斯基：没有人在这方面鼓动过你吗？
　　布哈林：没有，没有人。
　　维辛斯基：没有人提出必须把列宁、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除掉吗？
　　布哈林：没有，总检察长公民，没有人。”
　　——录自《反苏维埃“右派和托洛茨基分子联盟”案法庭审讯记录》，莫斯科1938年版，第447、508页。——原注
　　瓦尔瓦拉·尼古拉耶夫娜·雅科夫列娃（Варвара Николаевна Яковлева，1884年（或1885年）？月？日——1941年9月11日），190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5年参加了莫斯科武装起义。此后多次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1917年当选为立宪会议议员。1918年1—3月任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布列斯特谈判期间是“左派共产主义者”。1918年任彼得格勒契卡主席。她支持左翼反对派，1923年签署了“四十六人声明”。但1926年又与左翼反对派断绝关系。1922—1929年任副教育人民委员。1930—1937年任财政人民委员。1937年被捕。1941年遇害。1958年平反。
　　瓦西里·尼古拉耶维奇·曼采夫（Васили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Манцев，1889年？月？日——1938年8月19日），1906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多次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回国。1918年加入契卡。1921—1922年任全乌克兰契卡主席。1922—1924年任乌克兰内政人民委员。1923—1924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3—1937年任工农检查院委员。1924—1936年任副财政人民委员。1936—1937年任最高法院副院长。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1956年平反。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卡列林（Владими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Карелин，1891年2月23日——1938年9月22日），1907年加入社会革命党。多次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任哈尔科夫苏维埃主席，并参加了全俄民主会议。十月革命后主张建立“清一色的社会主义者政府”。1917年11月发起成立左派社会革命党并担任中央委员。1917—1918年任财政人民委员兼立宪会议议员。1918年7月领导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1919年被捕。此后在哈尔科夫从事律师工作。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1993年平反。

[12] 在1572年8月24日圣巴托罗缪节，法国胡格诺教徒惨遭大屠杀。 ——译者注

[13] 阿尔卡季·巴甫洛维奇·罗森戈尔茨（Аркадий Павлович Розенгольц，1889年11月4日——1938年3月15日），190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了1905年革命。1917年参与了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1918年加入红军。1919年是“军事反对派”。1923—1925年任红军空军司令。1925—1927年任苏联驻英国大使。1927—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0—1937年任外贸人民委员。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1988年平反。

[14] 参看汉斯·贝恩德·吉泽维乌斯《苦战到底》，苏黎世1946年版；并作一卷的英文节译本于1946年问世，出版者是波士顿的霍士顿·米富林公司；并参看法比安·冯·施拉布伦道夫：《反对希特勒的军官》，苏黎世1946年版；乌里希·冯·哈塞尔：《冯·哈塞尔的日记：1938—1944年》，纽约1947年版；福尔克·贝纳多特伯爵：《戏唱完了：第三帝国的末日》，纽约1945年版。——原注
　　法比安·路德维希·格奥尔格·阿道夫·库尔特·格拉夫·冯·施拉布伦道夫（Fabian Ludwig Georg Adolf Kurt Graf von Schlabrendorff，1907年7月1日——1980年9月3日），德国律师。早年担任普鲁士内政部副国务秘书，并秘密参加反纳粹抵抗组织。1942年起充当东线中央集团军群总部与抵抗组织之间的联络人。1943年3月13日实施了对希特勒的炸弹袭击，但因天气寒冷，炸弹未能引爆。1944年“七·二〇政变”后被捕，遭到盖世太保残酷虐待。1945年起被陆续关押在几个集中营，同年5月4日被美军解救。纽伦堡审判期间担任美国战略情报局局长顾问。1955—1956年任联邦德国国防军人事考核委员会委员。1967—1975年任联邦宪法法院法官。1975年退休。
　　克里斯蒂安·奥古斯特·乌里希·冯·哈塞尔（Christian August Ulrich von Hassell，1881年11月12日——1944年9月8日），提尔皮茨的女婿，出身于贵族家庭。1909—1911年任德意志帝国外交部评估员。1911—1914年任驻热那亚副领事。一战期间参加了马恩河战役，在战役中身负重伤。1914—1918年任提尔皮茨的私人秘书。1917年9月参加德意志祖国党。十一月革命后加入民族人民党。1920年卡普暴动期间预定担任外交部长。此后返回外交部工作。1932—1938年任驻意大利大使。1933年加入纳粹党。1937年反对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二战初期参加反希特勒抵抗组织，并预定担任外交部长。1943年以后脱离抵抗组织。1944年“七·二〇政变”后，于7月29日被捕，9月8日遇害。
　　福尔克·贝纳多特·格拉夫·冯·威斯堡（Folke Bernadotte Graf von Wisborg，1895年1月2日——1948年9月17日），瑞典慈善家。出身于瑞典王室，脱离王室后被封为贝纳多特伯爵和威斯堡亲王。1939—1940年任纽约世界博览会瑞典总专员。1943—1948年任瑞典红十字会副主席。1946—1948年任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常务委员会主席。1948年任瑞典红十字会主席。1948年9月17日因干预巴以问题被犹太复国主义者刺杀身亡。

[15] 参看《在苏德国战俘列兵和军士第一次会议》，莫斯科外文出版社1941年版。——原注

[16] 埃里希·伯恩哈德·古斯塔夫·魏纳特（Erich Bernhard Gustav Weinert，1890年8月4日——1953年4月20日），德国作家。1912年起担任绘画教师。一战中应征入伍。1928年参与创立无产阶级革命作家协会。1929年加入德共。纳粹党上台后流亡萨尔盆地。1935年流亡法国。1937—1939年期间参加国际纵队。1939年流亡苏联。1943—1945年任自由德国全国委员会主席。1946年回国，并担任大众教育管理局副局长。1953年在东柏林逝世。

[17] 海因里希·格拉夫·冯·艾因济德尔（Heinrich Graf von Einsiedel，1921年7月26日——2007年7月18日），德国作家、俾斯麦的曾孙。1939年入伍。二战期间担任战斗机飞行员。1942年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被击落，当场被俘。1943—1945年任自由德国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47年回国，参加了统一社会党。1948年在美国占领区被捕，获释后逃往西柏林并退党。1957年加入社民党。德国统一后，于1992年退党，转而参加了民主社会主义党。1994—1998年任联邦议会议员。2007年在慕尼黑逝世。

[18] 汉斯·京特·冯·霍芬（Hans-Günther van Hooven，1896年10月27日——1964年9月27日），德国军官。一战中入伍，战后以中尉军衔退役，转而担任公司经理。1935年重服现役。1942—1943年任第6集团军新闻负责人，参加了斯大林格勒战役，1943年被俘，同年9月创立德国军官联盟并担任副主席，同年12月当选为自由德国全国委员会委员。1950年回国，在东德旅行社工作至退休。

[19] 《德国人，你们何去何从？》，自由德国全国委员会与德国军官联盟成立大会记录，由保尔·梅克尔和阿诺德·维特·冯·戈尔森瑙作序，墨西哥城1944年版。——原注

[20] 弗里德里希·威廉·恩斯特·保卢斯（Friedrich Wilhelm Ernst Paulus，1890年9月23日——1957年2月1日），1910年入伍。一战期间曾参加凡尔登战役。1918年加入自由军团。1919年进入国防军工作，同情卡普暴动。1931年起在军校任教。二战期间历任第10集团军总参谋长、第6集团军总参谋长、总参谋部首席军需官、第6集团军总司令、南方集团军群团长。1943年1月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战败，在被俘前晋升元帅军衔，同年11月参与创立自由德国全国委员会。二战结束后，于1946年的纽伦堡审判中出庭作证。1953年返回东德，在大学任教。

[21] 瓦尔特·库尔特·冯·宰德利茨—库尔茨巴赫（Walther Kurt von Seydlitz-Kurzbach，1888年8月22日——1976年4月28日），出身于军旅世家。1908年入伍。一战期间参加了索姆河战役。二战期间参加了法国战役和斯大林格勒战役，1943年1月被俘，同年9月参与创立德国军官联盟并担任主席，同年11月当选为自由德国全国委员会委员。1949年被捕。1950年被判处死刑，后改判25年徒刑。1955年获释后返回西德定居。

[22] 埃德蒙·霍夫迈斯特（Edmund Hoffmeister，1893年3月4日——1951年2月20日），德国军官。一战中入伍，战后进入国防军工作，曾担任国防军与苏联红军之间的联络官。二战期间历任第383师团司令和第31装甲部队司令。1944年7月在巴格拉季昂战役中战败被俘，同月参加了自由德国全国委员会，并呼吁结束战争。二战后被流放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1951年死于流放地。

[23] 参看《我们反对希特勒的斗争》，墨西哥自由德国运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议事录，墨西哥城1943年版。——原注

[24] 古斯塔夫—阿道夫·蒂莫西·汉斯·贝恩德·吉泽维乌斯（Gustav-Adolf Timotheus Hans Bernd Gisevius，1904年7月14日——1974年2月23日），出身于官农家庭。1929年加入民族人民党，主张同纳粹党合作。1931—1933年任民族人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纳粹党上台后进入内政部工作，反对扩张盖世太保。1935年辞职。1938年起参加反希特勒的活动。1944年“七·二〇政变”后转入地下。1945年流亡瑞士。1946年在纽伦堡审判中出庭作证。1950—1955年期间在美国工作。晚年往返于瑞士和西德两国。1974年死于西德。

[25] 卡尔·弗里德里希·格尔德勒（Carl Friedrich Goerdeler，1884年7月31日——1945年2月2日），出身于公务员世家。1905年起担任律师。1911年起进入法院工作。1912—1922年任索林根（Solingen）市议会议员。一战爆发后入伍，参加了坦能堡战役。十一月革命后回国，参加了自由军团，并参与镇压了1919年三月罢工，同年2月加入民族人民党，鼓吹复辟君主制。1920—1930年任柯尼斯堡市长。1930—1937年任莱比锡市长。1933年当选为德国法学院院士。1934—1935年兼任价格监测专员。1937年辞职，1937—1939年期间赴国外考察，竭力阻止战争。1941年起在柏林秘密成立抵抗组织。1944年“七·二〇政变”中，计划在政变成功后出任临时政府总理。政变失败后，于8月12日被捕。1945年遇害。

[26] 弗里德里希·维尔纳·冯·德·舒伦堡（Friedrich-Werner Graf von der Schulenburg，1879年11月20日——1944年11月10日），生于贵族家庭，1901年进入德国外交部工作。1922年至1931年任德国驻波斯大使，1931年至1934年任德国驻罗马尼亚大使，1934年至1941年任德国驻苏联大使。因卷入反希特勒的“七·二〇事件”，而被纳粹德国处死。

[27] 克劳斯·菲利普·玛丽亚·查士丁尼·申克·格拉夫·冯·施陶芬柏格（Claus Philipp Maria Justinian Schenk Graf von Stauffenberg，1907年11月15日——1944年7月21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926年入伍。二战期间参加了波兰战役、法国战役。1943年在突尼斯与英军交战时身负重伤，后返回柏林，晋升为陆军上校，期间秘密参加了反希特勒抵抗组织。1944年6—7月任陆军预备役军队总参谋长，期间秘密与社民党和德共地下小组会面。1944年7月20日实施了对希特勒的暗杀行动，暗杀失败后，于次日被捕，旋即遇害。

[28] 沃尔夫—海因里希·尤利乌斯·奥托·伯恩哈德·弗里茨·赫尔曼·费迪南德·格拉夫·冯·赫尔多夫（Wolf-Heinrich Julius Otto Bernhard Fritz Hermann Ferdinand Graf von Helldorff，1896年10月14日——1944年8月15日），德国军官。一战中入伍，参与签署停战协议。十一月革命后参加了自由军团。1920年参加卡普暴动，叛乱失败后短暂流亡意大利。1924年加入民族社会主义自由党（Nationalsozialistische Freiheitspartei）。1924—1928年、1932—1944年任普鲁士邦议会议员。1930年加入纳粹党。1932年任纳粹党普鲁士邦议会党团主席。1933—1944年任国会议员。1935—1944年任柏林警察总监。1938年起秘密参加反希特勒抵抗组织。1944年因卷入“七·二〇政变”而被处死。

[29] 君特·阿道夫·费迪南德·（冯）·克卢格（Günther Adolf Ferdinand (von) Kluge，1882年10月30日——1944年8月19日），出身于军旅世家。1901年入伍。一战期间参加了第二次佛兰德战役和凡尔登战役。一战结束后进入国防军工作。1935—1939年任第6军团司令。二战期间参加了波兰战役，历任第4集团军司令、中央集团军群司令、B集团军司令等。1940年晋升为陆军元帅。1943年起与反希特勒抵抗组织有联系。1944年因卷入“七·二〇政变”，于8月19日被迫服毒自尽。

[30] 吉泽维乌斯：《苦战到底》（霍士顿·米富林出版公司1947年版；弗雷茨与瓦斯穆特出版社，A—G，1947年版权），第528页。本书此处和下面的摘录业经美国出版公司同意。——原注

[31] 吉泽维乌斯：《苦战到底》，第503、504、516页。——原注

[32] 方括号中的这几句话在美国版中被删去了，这里是根据德文原本第2卷，第319页译出的。——原注

[33] 乔布·威廉·格奥尔格·埃尔文·艾尔德曼·冯·维茨勒本（Job Wilhelm Georg Erwin Erdmann von Witzleben，1881年12月4日——1944年8月8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892年入伍。一战期间参加了佛兰德战役、香槟战役和凡尔登战役。一战结束后进入国防军工作。1934年起即反对纳粹主义。1937年起开始筹划推翻希特勒的活动。二战期间参加了法国战役，1940年晋升为陆军元帅。1940—1942年任西方面军总司令。1942年转入预备役。1944年“七·二〇政变”中预备担任国防军司令，政变失败后，于7月21日被捕，8月8日遇害。

[34] 路德维希·奥古斯特·特奥多尔·贝克（Ludwig August Theodor Beck，1880年6月29日——1944年7月21日），出身于军官家庭。1898年入伍。1913—1914年期间在德军总参谋部工作。1916—1918年任皇太子集团军最高司令部总参谋长。1919年进入国防军工作。1935—1938年任陆军总参谋长。1938年因反对希特勒而辞职。二战爆发后转入地下，领导反希特勒抵抗组织。1944年“七·二〇政变”中预定担任国家元首，政变失败后，于7月21日自杀身亡。

[35] “元首”在柏林的废墟中自杀后才几个星期，一个刚从莫斯科来的德国共产党诗人约翰内斯·贝希尔就又向德国人民抬出了一个新元首：

“在重新建立起的工厂中，
每当机器再一次开始轰鸣，
它们总是唱起那人人懂得的赞歌
——感谢你啊，斯大林！

每当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行走，
再一次播种，永不受欺凌，
他常会停步佇立，凝望远方，
开始感恩地祝祷：斯大林……

每当清晨人们又开始去工作，
在走出自己的房间以前，
总要仔细地看一看你的像片，
这样早啊，你就浮现在他的心田。

如果再一次见到了和平的王国，
我们会为它感激你神圣的辛勤。
大地以万紫千红的鲜花向你志谢，
人们感谢你——你使自由再次新生。”

　　（见德文版《国际文学》，文学出版社，莫斯科，第15卷，1945年6—7月。这一官方期刊的战后第一期，就以上面这首诗作为发刊词。）——原注

[36] 阿图尔·海因里希·瓦尔特·皮克（Arthur Heinrich Walter Pieck，1899年12月28日——1970年1月13日），威廉·皮克的儿子。1916年加入斯巴达克斯同盟。1917年流亡荷兰。十一月革命后回国，参加了德共（斯）。1922—1923年任苏联驻柏林贸易代表团雇员。1927年参与创立国际工人戏剧协会。1932年创立国际革命戏剧协会，同年移居苏联。1938—1941年期间在共产国际新闻部工作。1941—1945年在红军政治部工作。1945年回国。1955—1961年任汉莎航空公司总经理。1961—1965年任交通部副部长兼民航中央管理局局长。1965年退休。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