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和妹妹的生活道路




  听说,比谁都孝顺而且最老实的,学校里成绩一直优良的健吉,竟然干出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来了。

  这对于母亲来说,怎么也想不通。

  巡逻途中时常顺便来聊天的那位为人憨厚、脸色红润的派出所警察说;“世上有可怕的杀人罪,也有像抢劫啦、强奸啦那样的罪。但是要论什么罪可怕的话,那恐怕再没有比要颠覆日本这样的罪更可怕的了。”

  母亲心里思忖:让儿子到东京去,还是不行。

  “无论怎么样,在村子里,全家老小准会饿死。要是到了那边,我尽量多干些活,好让你们过得宽裕一点。”他就是这样笑着离开家里的,却不料……

  母亲那只老是夹着眼屎的眼睛,由于好多天没有睡,已经肿得发红,即使没有什么外界的刺激,也不由得会扑簌扑簌地流下泪来。

  在本地的地主开设的“角记”杂货铺帮佣的阿安,由于哥哥的事情而被解雇回家了。

  “阿安呀,健到底干了些什么啦?”母亲一只眼睛扑簌扑簌地流着眼泪,一边向挟了个小包裹回家的女儿打听。

  “说是什么共产党……”

  “什么,共……共什么?”

  “共——产——党”。

  “噢……?”

  可是,过了一会儿,这个名称母亲就忘掉了。

  “你哥哥的事怎么把你也连累了?真是……”健究竟干了些什么呢?”

  母亲好象自言自语地唠叨着。

  从小跟健亲密无间的阿安,打算今年秋天无论如何要去探望一次关在东京监狱里的哥哥。

  阿安由于在地主开的“角记”杂货铺里帮佣,因此她懂得,咱们农民的生活是何等悲惨,与“角记”杂货铺全家一天天的生活相比,是多么的不公平。因此,虽然由于哥哥的事,而立刻使母女俩感到在村子里“见不得人”,但阿安并不象母亲那样感到丢脸。

  阿安渴望能早日见到哥哥。

  健吉时常有盖着查讫印章的书信寄来。为了那位不识字的母亲起见,他的信都是用平假名或片假名写得很大,以便请邻居或妹妹读给她听。

  信一到,母亲就叫阿安大声念,她自己就闭着眼睛细听。

  阿安不知不觉因焦急而读得快一些,母亲觉得太可惜,就要她慢慢地对那一段信重读一遍。

  在下一封信寄来以前,这一封信总要反复读好几遍。

  秋收结束后,母亲与阿安到东京探监去了。

  母亲从来没有坐过那么长时间的火车,对什么都感到新奇。她一边探头窗外,眺望着一片片从眼前飞驰而过的田野,一边接连不断地说:“啊,这里还没有收割!”“这儿的庄稼长得真不错!”

  母女俩在法院的院子里慌慌张张地到处乱闯,甚至走错了楼梯,好不容易才从预审审判员那儿领到了探监许可证,便赶往监狱。

  监狱在市郊。

  前往监狱的路上,玻璃窗上装有铁栅的汽车有两次从母女俩身边开过。

  母亲起初似乎并不知道,以疑惑不解的眼光瞧着那囚车,后来,她的身子突然抖抖索索地打起战来。

  “阿安,那是监狱里的车子吧?”

  到了监狱门前,母亲不知想到了什么,忽然蹲在路旁,双手捂住了脸。阿安吓得赶紧摇了摇母亲的身体。

  母亲是特地乘了火车远道而来的,可是监狱的混凝土围墙比她原来所想象的更厚更高。这就足以使母亲吓得神魂颠倒。而且,一想到围墙里边那个孝顺的健吉穿着“红衣裳”,也许正在仰望那高高的小铁窗时,心中就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儿,接着眼前一片漆黑——母亲的贫血症又发了。

  毫无办法,阿安只得让母亲到一家“商店”的柜台那边等着,自己一个人去见健吉了。

  不久,阿安满面泪痕,跟一位陌生的城里女人一起回来了。阿安侧过脸去,不停地擤着鼻涕。

  那位妇女向母亲讲述她们正在进行的工作,并且安慰母亲说:“你那监狱里的儿子丝毫不用担心。”但是,母亲想到世上竟然还有这样的怪人敢来照顾那个干了象派出所老爷所说的那种可怕事情的儿子,却感到不可理解。阿安在旁边一边抽泣,一边告诉母亲,听说这位大姐在“救援会”工作,她的任务是给那些为了工农劳苦大众的利益进行斗争而坐牢的人们送东西,或者为其家属做些鼓励工作。临走时,这位妇女送了五张明信片给健吉。

  母亲特地为探望儿子才出来的,到头来却没有见到自己的儿子就回家了。路上,那位妇女跟阿安说了很多话。分别的时候,阿安再三向她道谢。

  “阿安,健怎么样……?”上了火车,母亲才象涉及到一件可怕的事情似地、提心吊胆地问道。

  “哥哥笑着对我说,比起劳动再卖力也吃不到饭的村子里来,那儿要快活得多。他还说,在他出狱之前,希望妈妈保重身体……”

  母亲一字不漏地听着。

  “那儿快活?我的天哪!他这是说什么话,什么话!”

  母亲用手巾掩住自己的脸。

  跟以往丝毫没有变样的、和蔼可亲的哥哥头戴斗笠,衣襟上缝着号码布,一看到这副神态,阿安就感到一阵心酸,本来准备要说的许多话,却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虽然我不知道别人会如何议论我的事情,但你应该根据自己每天所接触的生活,好好加以判断。懂吗……?”

  哥哥摆弄着斗笠,这么说。

  阿安一直思考着救援会的人和哥哥说的话。

  大约过了半年之后,救援会的那位妇女接到了一封来自农村的,用铅笔书写的信——这信是阿安写的:

  大姐说的话,现在我完全明白了。我们这儿大家身体都很好。从那以后,我们这里进行了减租斗争,我也参加了。大姐的话果然不错。母亲已经想开了。如今她给我做饭团子,这是为减租斗争做的饭团呢!不过,她仍然不会说“共产党”这三个字。

  写完这封信,我就给在“里边”的哥哥写信。我这才懂得,最能使哥哥高兴的,就是写这种斗争情况的信。好吧,祝您健康。我也要好好加把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