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美〕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

第二部分 党派政治，1919—1949



　　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上海成为日后工人运动向两个方向发展——反映了其主要成分的不同来源与劳动状况——的温床。当五四运动积极分子在份20年代涌入上海劳动市场时，他们发现有必要修订其行动目的以适应原已存在的传统。然而，这些没有经验的劳工组织者并非仅有的改变立场者。他们的开创行为乃是上海工人运动发生戏剧性转变的强力催化剂。
　　在1919年五四运动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三十年间，中国工人运动逐渐成熟。无论是以中国的还是国际的标准来衡量，上海都是这一时期工人运动当之无愧的舞台。其发展线索，由于以往学者的辛勤探索而轮廓毕具。[1]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时，中国工人在共产党人的激励下已经高度政治化，只是在1927年，他们沦为蒋介石四一二政变之“白色恐怖”的牺牲品。十年后，日本人入侵为激进的工人运动注入了新的活力，到抗日战争结束时，共产党人发动的罢工又成为都市生活一道闪亮的风景线。
　　如图表1所示，我们有可靠的统计资料证明：这三十年间，罢工事件波动明显。罢工之波深受当时政治经济形势的影响。就像经济学家指出的，罢工一般依据经济繁荣而增长，这一模式适用于整个产业领域。[2]爱德华·肖特〔Edward Shorter）和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将政治环境视为罢工浪潮爆发的促动因素。政治危机，如同经济增长一样，容易导致工人罢工水平的全面增长。[3]在上海，这些经济政治契机，既有国外的因素，也有国内的因素。该市多种政权并存，既有国外投资者，也有国内投资者，很容易卷入全球政治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漩涡。


图表l 上海罢工的频率，1918—1948年。a 包括与五四运动有关的33次罢工事件；b 包括与五卅运动有关的100次罢工；c 只包括当年8—12月；d 只包括当年1一7月。

　　上海罢工的第一次大浪潮发生在1919年反日的五四运动期间。当年，在56次罢工中，有33次与五四运动有关。六年后，在反对英日帝国主义斗争的影响下，一场次数更多、规模更大的罢工浪潮出现了。当年，在175次罢工中，有100次与历史性的“五卅”总罢工有关。次年，为了迎接北伐军进军上海，工人们发动起义。作为配合，上海至少发生了两次总罢工。
　　尽管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措施，但在国民党十年统治时期，仍不断爆发罢工，1937年达到高潮，总数达213次。那年罢工次数的显著增加，部分地可以归因于日本侵略前夕上海经济的相对繁荣。1937年8月，日本大举入侵（并伴随着大批难民涌入公共租界），给上海经济带来浩劫。但是到了1940年，生产又恢复到战前水平。[4]这一年经济的高速增长，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罢工浪潮：1940年上海发生罢工275次，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多。
　　1940年的罢工不单单是经济相对繁荣的反映，它们也是对无法抑制的通货膨胀的抗议。从1911年辛亥革命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上海的消费指数缓慢增长，年通货膨胀率约为2.5％。[5]然而，1937年8月以后，生活费指数迅速飙升——这股势头直到战后仍汹涌不止。1940年罢工次数的猛增以及此种情形在内战时期的再现，显然与当时严重的经济危机有关，并给上海经济带来危害。这一主题——比任何其他因素更重要——使都市人口团结起来，一致反对国民党。
　　中国近代史研究者对这些罢工浪潮很熟悉，它们都被认为是新兴知识分子激发出来的新生事物。研究工人史的学者往往将中国工人之命运与政党之命运联系起来，并认为前者乃后者之先驱，他们一般都满足于诠释共产党的政策。但是共产党人并非五四精神的惟一倡导者。国民党人在20世纪20年代初也曾花费相当精力深入工人之中。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两党的动员行动互相补益。然而，因为发生了蒋介石的四一二政变，两党的分裂加剧了他们对工运工作的竞争。
　　无论是忠于三民主义还是忠于马列主义，共产党和国民党的领导人都认为必须高度重视工人阶级。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都相信工业化是未来的希望，所以都花费极大精力，试图将工人运动纳入自己的政治旗帜之下。在此过程中，党和政府都经历了根本性的变革——如同工人自身的变化一样。
　　可以肯定，这些对立党派的意识形态有着实质性的不同。有鉴于共产党的工运组织者强调以团结的、有阶级觉悟的无产者为主导的阶级斗争的重要性，国民党着力于强调阶级调和（劳资合作）的必要性，即为了国家经济的发展，工人与资本家应当携手合作。[6]然而，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逻辑和国民党的工业化梦想都很难符合上海工人之实际。饱受苦难的工人削弱了劳资合作的可能性，但频繁的斗争也不表明他们具有一致的阶级觉悟。工人阶级中存在着深深的裂痕，国共两党都能利用其中的一些群体。
　　哪些工人接受共产主义革命者的领导？哪些工人倾向国民党政权？又是哪些工人抵制外来者介入、抵制其政治图谋呢？受过教育的人可能会猜测，共产党人在大工厂收入低微的非技术性工人中能站稳脚跟。毕竟，这些工人与无产者的定义最接近，理所当然地成为受马克思主义社会变革论影响的干部们的动员目标。国民党人则被认为有可能在赞成劳资合作、反对激进的共产主义工人运动的白领工人中发展势力。至于独立的工人运动的社会基础，我们自然会把目光投向工匠——他们有能力为了自身利益而采取激进行动，全世界都不例外。
　　对上海工人历史的初步调查为这些猜测提供了某些佐证。五卅运动——共产党领导的罢工运动的一个顶点——即开始于纺织厂，是典型的无产者行业（参见本书第四章）。国民党所控制的工人的一个基地是白领的上海邮政局。有几位高级国民党兼青帮领导人即从组织该局工人起家。（参见本书第五章）。最后，独立的工人运动确实存在于墨业工人中，他们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罢工中显然游离于政觉领导之外。[7]
　　然而，当我们由表及里加以探讨的话——正如本书剩余部分所要做的那样——上述猜测模式难以成立。党的干部们的思想和策略不一定能导致完美结局。本书第二部分名为“党派政治”，将要探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在争夺中国工人控制权过程中的表现。第四章名为“激进主义的全盛期”，对共产党人在该市的早期活动进行编年叙述。第五章名为“保守主义时期”，对国民党的巅峰时期即1927—1937年间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有关情况进行了论述。第六章为“激进派的复活”，讲述了从打败日本侵略到内战时期共产党恢复活动的情形。



[1] 关于1919—1927年间的情况，有谢诺（Jean Chesneaux）的开拓性著作: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1919- 1927（Stanford, Calif. ，1968）。1928-1948年间的情况，可参见: S. Bernard Thomas, Labor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n Arbor, Mich. ,1983）。关于整个这一时期中国工人运动的情况，有马超俊等人所著的多卷本《中国劳工运动史》,台北,1959年。

[2] Orley Ashenfelter and Jeorge E. Johnson," Bargaining Theory，Trade Unions and Industrial Strike Activity, "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9(1969) :35 ~ 49;John I. Grffn, Strikes: A Study in Quantitative Economics (New York,1939) ; Alvin Hansen，"Cyeles of Strik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1(1921) : 616~621; K. G.J. C. Knowles, Strikes (Oxford, 1952) ; JackW. Skeels, "Measures of U. S. Strike Activity ,”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Review 24(1971) :515 ~ 525 ;John Vanderkamp, "Economic Activity and Strikesin Canada," Industrial Relations 9 (1970) : 215 ~ 230; Andrew Weintraub ,"Prosperity Versus Strikes: An Empirical Review ,”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Review 19 (1966) : 231 ~ 238; Dale Yoder,“Economic Change and Industrial Unrest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48( 1940) :222 ~ 237.

[3] Edward Shorter and Charles Tilly, Strikes in France, 1830- 1968 (Cambridge ,Mass.，1974) ,P.104.

[4] Robert W. Barnett, Economic Shanghai : Hostage to Politics,1937-1941 (New York, 1941) ,p.104.

[5] 《解放前的上海物价》，上海,1961 年。

[6] 关于国民党领导工人运动的指导思想问题，特别参见潘公展：《中国国民党劳动政策的研究》,上海，1930年;以及陆京士：《中国劳工政策之理论与实际》，台北，1954年。

[7] 有关墨业工人的情况，可以参见刘石吉:《一九二四年上海徽帮墨匠罢工风潮》，提交近代中国区域史研究学术研讨会的论文，台北，中央研究院,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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