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专题】1927年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张维桢同志谈上海三次武装起义

(1978年5月)


  编者按:1978年5月,中国革命博物馆请张维桢同志谈了上海工人运动的一些情况。现将其中有关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部分发表于下。(《党史研究资料》第一集P313-P317。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


  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没有什么群众性,只是决定纠察队员以钮永键的军舰炮打高昌庙为信号举行暴动。当时我们没有什么武器,只是租了很多空房子,纠察队员分散藏在里面。但是我们一直没有听见炮声,就跑出来了。实际上钮永键并没有放炮,他欺骗了我们,他是国民党右派。

  接着,又积极准备第二次暴动。这时我在沪东,是老怡和纱厂的支部书记(我是第三次暴动时离开老怡和的),上海总工会由李泊智(即李震瀛,天津人)代汪寿华召集积极分子会议,准备第二次暴动。这次会是在电车工人俱乐部召开的。这是一个公开机关,在杨树浦榆林路,“五卅”后,英国巡捕房被迫发了执照,所以成了公开的俱乐部。参加会议的有一百多人。肖义也参加了会。他是肖石月的哥哥,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参加了黄色工会,我们争取了他。这里是公开机关,什么人都能来。当时有个包打听叫小滑头到这里玩,听见楼上有声音,就要上去,收发室的同志不让他上去,他就报告巡捕房去了。巡捕房闻讯把我们包围了。会场上靠近桌子坐的五人,他们认为是负责任的,都被抓走了。其中有李泊智、帅朝冷。其实坐在桌旁的这五人不一定都是负责任的。巡捕把他们带到了李宝章的司令部。到了这里就是要杀头的。提篮桥有一个包打听头目叫刘文喜,买通了提篮桥监狱的人,由老怡和纱厂包工头丁玉崑、张荣生在东亚饭店吃了顿饭表示感谢。……这次被捕的一共有一百多人,其中有王克全、陈云和我。只跑出去三、四个人。这几个人跑出去通知各单位设法营救。各单位都打电话给巡捕房要人,声言不放工人就要罢工,电车公司的外国人把王克全第一个保出来,我是第二个出来的,是由老怡和的外国人保的,陈云到晚上九点钟才保出来。最后,被捕的人都放了,没受什么损失。

  第二次暴动有群众基础,但缺乏组织。沪东有五万工人参加罢工,都集中在韬蓬路。小滑头从老怡和纱厂门口经过,我们就抓住了他……把他枪毙了,工人很高兴。瞿秋白为此还给中央写了一封信登在刊物上,信内提到二次暴动枪毙了什么人,工人积极性很高,并批评陈独秀,认为中央对群众的热情不支持。二次暴动时,工人从韬蓬路走到郑家木桥,警察都跑光了,那时我们傻得很,看见巡捕房挂的枪也不知道拿,只把房子里的东西搞得个乱七八糟。后来别的地方的警察打来了,我们就走了,人一散,暴动也完了。这次因为我们枪毙了小滑头,不敢马上回市里,怕巡捕找我们,于是派了好多工人到市里去了解情况,未见动静,我们才回来。

  当时的口号是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但暴动要达到什么目的我们不知道,只听说夏超要在杭州起义,我们在上海举行暴动配合他,结果夏超没有搞起来,我们也就散了。当时没有枪,见到枪也不要。当时我和赵世炎经常见面,他是江苏省委组织部长、上海总工会的党团书记。……第一、二次暴动时,罗亦农是江浙区委书记,暴动时没有出来。赵世炎、汪寿华也没有出来。现在全总职工运动研究室有的材料说,赵世炎亲自演讲,指挥工人罢工,并说第三次暴动时,赵世炎亲自到闸北打警察局,这不符合事实。汪寿华未出来,连李泊智也不出来,他们在上面领导,我们这些人在前面冲。

  1927年2月,第二次暴动后,周总理到沪东来了,他是一个人来的,当时穿的是西装。他主要是来准备第三次暴动的。他在沪东区委召开会议,区委在杨树浦司文里华德路。参加会议的人不多,有张淑平、我、王阿宝(恒丰纱厂支部书记,是女工的头头,该厂罢工搞得不错)、张之凯(后来跑到台湾)。周总理了解沪东共有多少人?多少党员?党团员中有无当过兵的?要我们找当过兵的人训练纠察队。周总理给我们送来枪,并派了一个从苏联回国的同志叫瞿航安(这个人“四·一二”后就消极了)任沪东纠察队的总指挥,组织军事训练。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我们在老怡和纱厂找到一个团员,名叫孙长生,是当过兵的,但这个人当时表现不好……。后来周总理给我们送枪来,我们就在沪东华德路寿平里(租界)租了间房子,在里面进行训练。训练后有些人会打枪了,但人数不多。

  第三次暴动是3月19日开始,21日结束的。我们从沪东出发,武装队伍只有11个人,孙长生站在最前面,当时沪东区的武装就这么一点,别的区也不会多多少。后面跟的群众很多。武器只有十个盒子枪,一箱手榴弹,都是买的。19号中午12点开始行动,八十万工人全体总罢工。在这之前,工人已不做工,都等着。我们开始在虹口的警察署缴了一些枪。当时除孙长生外,我们都不会打枪。警察跑了,我们就追,他们跪地求饶,我们说,你别害怕,起来教我们打枪,教会了就放你走。一会儿我们就学会了上子弹、瞄准、卸壳。警察教会了我们,他走他的,我们也不管。以后向郑家木桥进军,沿途警察见到我们的队伍,敬个礼就交枪,根本不用打。我们有武装的队伍打天通庵路,没有武装的队伍打北火车站,指挥的是瞿航安。周总理是总指挥,还有分指挥部。有的文章说,康生指挥攻打闸北。那是吹牛皮,我就在北火车站,康生没有指挥。在北火车站,我们没有别的武器,只有一个四寸头的手枪。当时北火车站一个人都没有,职员都跑光了。群众都高兴得很,因为过去老百姓不能随便到火车站去。那时我们希望北伐军来,有些人听铁轨响,以为北伐军来了,结果看到孙传芳的旗子,是孙的部队来了,我们就撤退。可是人很多,指挥撤退很困难,结果苏乃有(又叫苏又农)朝天放了一枪,一面撤,一面向总指挥部报告。这时敌人开了机枪,打死了好几个人。第三次暴动时,我所知道的就这些,有局限性,只了解在北火车站的情况。

  到3月21日一早,战斗结束了,队伍集合起来真好看:有穿一只鞋的,有穿敌人军大衣的,有戴礼帽的,有背三、四根长、短枪的。这时上海总工会公开了。22日,陈独秀在上海总工会(湖州会馆)讲了一次话,人很多、声音不大,已记不起来他说了些什么。

(林谷良整理)


(《党史研究资料》第一集P304-P312。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