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英〕亨利·佩林《英国工党简史》(1977年)

第八章 重掌政权之路(1960—1966)



(一)


  工党在1960年稍受挫折之后,恢复之快,异乎寻常。复元的原因一部分是由于盖茨克尔在1961年和1962年成功地巩固了他在党内的地位;一部分是由于国家政治出现了新的问题,而还有一部分则是保守党政府未能有效地处理这些问题,其中有些问题是由政府自身惹起来的。

  盖茨克尔与左翼斗争胜利的主要得利者是哈罗德·威尔逊,1963年,威尔逊作为盖茨克尔的继承人被选为工党领袖,这里面存在着一些命运的嘲弄。然而,威尔逊在某种程度上把他在党内掌权归因于他长期对左翼表示同情上面,这些左翼大部分是天生的造反者。过了一些时候,他在基层党员中的老朋友才认识到,威尔逊不仅继承了盖茨克尔的衣钵,而且还继承了党的领袖对待选民中的温和意见通常所有的那种亲切。到1964年大选时,威尔逊的最高权力是一致公认的,工党给人们的印象是它至少和对手一样团结。

  1964年10月,工党虽以微弱的多数票重新执政,但照例加强了党的领袖的地位。在随后的十七个月中,没向选民提出重新选举之前,很少有人想去攻击这位在议会中只比反对党略占上风的首相。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对他奉行的某些国内外政策没有深切疑虑,但是对一个不得不要求早日恢复其权力的政府,一个依靠外国银行家来恢复其经济偿付能力的政府,一个不得不顾及下院中每一个最右翼的后座议员的固执态度的政府,人们是大有理由予以体谅的。

  1966年3月的选举使威尔逊政府获得了大大超过正常任期所需要的足够的多数票,这次选举的成功再次提高了首相的威信。因为自从上次选举以来,与新的保守党领袖爱德华·希思相比,威尔逊的个人才能显然给选民留下更好的印象。但是,毫无疑问,工党议员们今后将会在议会里更随意地批评、甚至在议会外拒绝支持他们自己的政府,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做不可能推动政府的更迭。在意见最多的对外政策方面,特别是关于加入共同市场问题,分歧几乎是无法避免的。但是,1966年议会的工党要比其任何前任可更不受教条的立法程序的束缚,或者更不受老的工会压力集团强加于他们的义务的约束。因此,可以在国内政策方面获得最大的机会,把大臣们的才智与后座议员们的蓬勃生气结合起来,使党内多年以来的左右翼分歧完全成为过时的东西。

(二)


  1960年秋,盖茨克尔决定尽快推翻斯卡巴勒会议关于支持单方面核裁军的决议。在这一年的冬季和次年春季,盖茨克尔在全国各地展开游说活动,耐心向那些往往抱敌对态度、有时捣乱闹事的听众,说明他的立场。由于不仅在议会党团执行机构内,而且在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其中大多数成员是工会提名的)和职工大会总理事会内反对单方面核裁军的成员仍占多数,这一情况使盖茨克尔的争取支持的工作获得很大便利。这三个团体的代表召开会议起草了一项题为“争取和平政策”的新防务政策声明,这项声明在1961年初即提交工党所属工会和选区党组织予以考虑。

  此时,在工会和地方党组织内的盖茨克尔的支持者第一次开始采取共同行动,使他们各自的组织靠拢盖茨克尔一边。成立了一个称为“民主社会主义运动”的团体。这个团体虽然不象“核裁军运动”那样,没有进行群众性游行示威,但确已将那些赞成推翻斯卡巴勒会议决议的许多党内骨干工人和工会领导人的活动协调超来了。事实上,主张单方面核裁军的人在党内一直是少数,因此,“民主社会主义运动”实际上是在顺水推舟。它立即取得了成功。到同年夏季,三个主要工会——店员、个体及联合工人工会,机械工人工会和铁路工人工会——都决定改变它们的态度。同年10月在布莱克普尔召开的工党年会上,党的领导提出的政策以几乎三比一的多数通过了。值得注意的是,在选区党组织中——这些组织在斯卡巴勒和布莱克普尔两地的投票中赞成盖茨克尔的是多数,凡是其地方议员是支持盖茨克尔的,领导地位也随之有了显著的提高。

  盖茨克尔的胜利对于恢复工党在广大群众中的声望是很重要的,但是政治局势中还有另外一些因素,使党能迅速恢复声望。1961年7月,财政大臣塞尔温·劳埃德由于担心英国出口业的竞争地位,宣布了“冻结工资”,这就是建议雇主们对正在谈判中的增加工资问题一律停止考虑,同时,为了给私营工业树立榜样,作出了冻结公务员和其他政府雇员工资的硬性决定。“冻结工资”这项措施是非常不得人心的,尤其是许多由国库支付薪金的人,例如教师和公务员,他们由于生活费用上涨和私营工业提高工资水平已是牢骚满腹。差不多与此同时,政府作出重要决定,要开始谈判英国加入欧洲共同市场的问题,这一决定不仅有搞乱现有的英联邦关税优惠制的危险,并且要把英国卷入某种欧洲联盟中去,从而势必引起强烈的争论,在保守党内部就更不用说了。

  这些事件的影响不久就在全国民意测验中反映出来,甚至更引人注目地在补缺选举中反映出来。在1961年的最后几个月中,保守党显然在国内已失去决定性程度的支持,1962年3月,自由党进行最明显的挑战,在以前保守党稳得议席的奥尔平顿选区,现在竟不选保守党,而选出了一个自由党人。几个月后,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决定内阁大改组,免去了塞尔温·劳埃德等一些老资格的大臣,提拔了一些比较年轻的人担任重要职务。虽然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这些人事变动可能是有益的,但在当时,却不能不认为是政府虚弱的表现。

  同时,在工党内部也正滋长着许多反对加入共同市场的意见,工党左翼叫得尤其激烈。盖茨克尔居然也有这种看法,这倒使他一些最有力的支持者感到意外。1962年在布赖顿召开的工党会议上,他发表的演说博得了非常热烈的喝彩,在这篇演说中,他呼吁维护多种族的英联邦,并把参加共同市场比作是“一千年历史的结束”。当弗兰克·卡曾斯表示,他的工会愿意为印刷一百万份或者更多一些的这篇演说稿承担费用时,看来在过去十年中由于党内分歧而引起的创伤终于开始愈合了。政府的防务政策与工党领袖的防务政策之间日益增长的分歧帮助促成了这种康复,这一分歧使工党的防务政策多少有些接近于主张核裁军者的最低目标。由于为核武器提供发射系统而引起的技术问题日益增多,使政府处于不得不购买美国导弹来用于“独立的核威慑力量”这种荒谬的局面。同时,核裁军运动因为对极端激进派“百人委员会”的各项战术问题内部意见不一致而正在解体。

  然而,全国对工党越来越支持,其力量可能大都是由于当时的经济困难而产生的。1962—1963年冬季,出现了多年来未有的严重失业现象,某些地区诸如北爱尔兰和英格兰东北部尤为严重。人们认为责任在于早几个月塞尔温·劳埃德的限制性财政政策。此外,该年冬季气候特别寒冷,使失业现象更为恶化。同时供电减少也引起了困难,政府因没有足够的备用发电设备而受到指责。政府在经济事务上所采取的主要主动措施是试图加入共同市场,但这一企图终于因为1963年11月戴高乐宣布反对而落空了。

  就在这时,休·盖茨克尔因患一种罕见的传染病而突然去世,年方五十六岁,正处在他的精力和威望的极盛时期。他在党内进行了长期斗争并取得了胜利,这一点提高了他的声望,许多人把他看作几乎是肯定的未来首相。最初很难决定谁能代替他,因为在他最亲密的支持者当中没有一个人具备必须有的能力和才干,副领袖乔治·布朗虽然具有许多优秀品质,但人们认为他个性反复无常,不适宜担任最高职务。工党最能干的前座议员发言人哈罗德·威尔逊是一位左翼人士。威尔逊这位艾德礼内阁的“神童”不仅是一个经济事务专家,而且也是一个敏锐机智的辩论家。他出身微末,是靠奖学金和真正的行政才能而平步青云的。他似乎也代表英国社会中一种新兴重要力量。摆在议会党团面前的问题是到底根据过去的争论,还是根据未来的机会来决定领导人选呢?这次工党的工会一派大概起不了什么强有力的引导作用。新的职工大会书记乔治·伍德科克并不希望同党牢固联系,一些较大的工会的书记观点也不一致。结果威尔逊在投票选举中战胜了他的两个对手-—乔治·布朗和另一个盖茨克尔派詹姆斯·卡拉汉,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第一次投票选举的结果是威尔逊一百一十五票,布朗八十八票,卡拉汉四十一票。第二次投票选举结果,威尔逊以一百四十四票对布朗的一百零三票而当选。

  如果说广大群众对这次选择还有任何疑虑的话,在补缺选举结果和民意测验中并没有迹象表明出来。威尔逊力求强调,尽管领袖更迭了,但是党的政策仍一贯不变。在布莱克普尔会议通过的声明《六十年代的路标》中早已规定了下届大选的竞选纲领纪要。钢铁工业将重新实行国有化,并将成立土地委员会,收购建筑房屋的土地,除此以外,纲领中的各项建议的中心问题是利用各种财政和行政措施来刺激经济的增长。1963年在斯卡巴勒举行的一次会议象是要驱除1960年的魔鬼,在这次会议上,威尔逊发表了一篇演说,大谈其在新技术时代科学和高等教育的重要性。他这篇演说在党内外留下了颇为深刻的印象。

  1963年夏秋期间,政府继续处于困难状态。6月,陆军大臣约翰·普罗富莫因企图隐瞒他卷入了一件卑鄙的丑闻,而不得不辞职。这件事,和其他一些影响较小的事件一起,使人对反间谍活动的保安系统的效力产生了严重的怀疑,人们认为首相个人应对此负责。10月,哈罗德·麦克米伦因动手术后身体虚弱,被迫辞去首相职务,保守党内部对选择他的继承人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就报界和公众来说,巴特勒似乎是明显的选择对象,但是,最后外交大臣霍姆勋爵作为新首相而“登场”。许多人认为他几乎不大懂得经济事务,对内阁中较年轻的和较为进步的人士也不抱同情。由于伊恩·麦克劳德拒绝参加新政府,并且拼命攻击他以前的同僚,更增加了人们对霍姆的这一印象。

  但是在随后几个月中,保守党政府却有了一些转机。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爵士(霍姆勋爵放弃贵族爵位后的称号)在下院中和电视上十分有力地顶住了。同时由于恢复了较充分的就业,和与之俱来的消费品畅销,民意测验表明,保守党在1964年秋季的选举中可能获胜。甚至好象气候也站在保守党一边,因为在1983—1964年温和的冬天之后,紧接着又出现了一个近年来最好的夏天。唯一伤脑筋的事是出口没有达到预期目标,贸易支付上出现逆差,造成进出口差距显著增大。

  当选举终于在10月进行时——正好是议会的任期届满时————两党能够在旗鼓相当的条件下进行竞选。工党可以利用政府以往的缺点和塞尔温·劳埃德的限制发展政策可能老调重弹。保守党可以强调充分就业和现有的高生活水平,暗示工党的各项政策将毁灭这一成果。两党尽量不理睬自由党的挑战,这种挑战在自由党的候选人名单大大增加中已表现出来。工党建议放弃的“独立核威慑力量”问题,对竞选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选举结果极精确地反映了两大党是势均力敌的。净增五十六席的工党在新议会中总共只领先四席。具体数字是:工党三百一十七席,保守党三百零四席(包括议长在内),自由党九席。这次选举结果比1950年差距更接近。尽管选民态度模棱两可,但威尔逊在这次竞选中获得的个人成就是肯定无疑的。的确,他亲自主持党的日常记者招待会,借此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他身上。他凭了在自己选区里获得的出色成就,以及深信全国都把他看成可能比他前任更好的一位首相,在这次选举中崭露头角。

(三)


  选举一经结束,威尔逊立即进行组阁。乔治·布朗当上副首相兼经济事务大臣——这是从财政部分出的一个新部门,负责计划发展经济。其他主要任命人选是:詹姆斯·卡拉汉为财政大臣;帕特里克·戈登-沃克为外交大臣;丹尼斯·希利为国防大臣。有两个内阁职位不是由党的通常领导成员担任;运输工人工会的书记弗兰克·卡曾斯担任技术大臣的新职务;杰出的律师和法律改革家加德纳勋爵为大法官,除卡曾斯以外,入阁的另外两名左翼人士是殖民大臣安东尼·格林伍德;海外发展大臣巴巴拉·卡斯尔夫人——海外发展部是另一个新设立的部。内阁很大,有二十三名阁员,几乎所有的阁员都比首相年长,首相四十八岁,他比罗茨伯利以来的任何一位首相都年轻。

  新政府要想搞出成绩来的朕兆并不妙。在下院里没有充分起作用的多数而想通过立法之困难,从1950—1951年的情况中就可以一清二楚地想见。总的看来,工党简直还得不到选民的承认,竞选获胜也并非由于支持工党的人有所增加,相反倒比1959年还要少。选民对保守主义已经厌倦了,但是他们没有转向工党一边,他们不是弃权就是改投自由党的票。自由党在五十四个选区中各列第二,它的势力如何尚有待确定。新的大臣们发觉他们讲过经济危机即将开始终于一言成谶。预料这一年的贸易逆差至少有八亿英镑;如果不立即采取措施,灾难性的英镑外流看来是无法避免的了。

  工党领袖们从技术上来说对处理经济问题,似乎比上一代的所有前辈条件都好,首相就更不用说了。他们立即决定防止英镑贬值,为了保护英镑,他们征收高额的进口附加税,这是一项国外很不喜欢的临时措施。他们还向外国银行借进大量信贷,从而克服了立即要发生的危机;这种办法引起了一些反应,其中包括银行利率提高到七厘,这中间,政府得以安下心来制订使贸易达到平衡的长期措施。

  经济部着手拟订经济发展计划,并打算在物价政策和收入政策方面取得工业劳资双方的一致。技术部将鼓励在工业中采用新技术,并确保诸如工作母机和计算机等关键性产品的发展。财政部将限制包括国有化工业在内的公共支出的增长。

  由于关心经济危机,使大臣们在新政府成立初期未能充分注意与公众的关系。首先,这些关系是完全不愉快的,计划增加养老金及疾病和失业津贴等原来是竞选时所许下的诺言,却以行政困难为理由推迟到圣诞节以后才实现。但是,大幅度提高议员的薪金却立即付诸实施。结果是外交大臣戈登-沃克在大选中失去了在斯梅西克选区的席位,这时他又谋求在预料席位稳为工党所得的莱顿选区重新当选,不料在1月份的补缺选举中竟惨遭落选。他被迫辞职。而由迈克尔·斯图尔特接替了他的职务,这样政府在议会的有效多数票就从五票下降到三票——这意味着任何命运中的意外都可能把它对议会事务的日常控制置于危险境地。

  威尔逊和他的同僚面对这些艰险毫不动摇,而是继续推进各项必要的紧急政策决定,就此声名大振。他们还着手进行防务计划的审查,同时不顾飞机制造业公司和职工的抗议,取消了几项费用浩大的自制新式英国飞机的计划。12月,乔治·布朗获得了雇主和工会双方对一项有利于制订物价和收入政策的“意图声明”的支持。4月,成立了国家物价和收入委员会,来考虑交给它处理的物价上涨或要求提高工资等问题,并就此提出报告。该委员会没有法定权力,但是后来宣布将采取立法手续,以实行事前通知打算提高物价和要求提高工资的办法。卡拉汉的春季预算中提出了资本利润税和公司税,尽管在议会内只有微弱多数赞成,但是一份非常复杂的财政法案在各个阶段陆续通过了。钢铁国有化法案没有表决,但是提出政府接管建议的白皮书在5月份正式通过。使政府感到为难的是议会中的两位右翼支持者伍德罗·怀亚特和德斯蒙德·唐纳利对此措施表示敌意。

  虽然实际上工党议员总是感到不得不在议会投票时支持他们的政府,但对政府的某些政策却抱有很大的动摇(除钢铁国有化外),这种情况照例在左翼议员中表现得特别明显。争论主要可以划分为三个范围。一个是有色人种从英联邦移居入境的问题,移居人数在六十年代初期急剧增加。在大选以前和大选期间,工党发言人曾经指责保守党对从英联邦移居入境的人实行限制。但在象英国中部地区等移民过多的地区,从选举的结果可以清禁地看到,已经产生选民们抛弃工党或者弃权的后果。实际上,戈登-沃克最初失去斯梅西克选区的席位很大程度也应归咎于这一问题。新政府不久就决定比过去更加严格地限制移民。这个限制固然附带有防止歧视业已移居国内的移民的建议,然而,放弃这个以前争论过的原则,必然要遭到党内的强烈反对。在对外政策上,也有一些常见的冲突,当时的主要争论是由美国卷入越南战争引起的。南越政府在对付由北越政府援助的共产党游击队的斗争中多少显得无能,美国介入南越战争的规模逐渐扩大,美国轰炸机对越南南方和北方的目桥进行猛烈袭击,轰炸目标逼近中国的边境。工党议员,不仅是左翼,都为英国政府在外交上支持美国政府而深感不安。但是,迈克尔·斯图尔特却拚命为他的外交部的政策辩护,并且强调指出北越政府拒绝参加任何谈判。

  最后一点是乔治·布朗的收入政策,特别是实行对要求提高工资必须事前通知的办法,这一建议使工会领导人担优,一个由运输工人工会领导的重要的少数派提出反对。因弗兰克·卡曾斯参加内阁,运输工入工会现在由另一个左翼人士、助理总书记哈里·尼古拉斯领导。但人们认为卡曾斯本人是同情他工会的态度的,尽管这种态度与乔治·布朗的政策有抵触,对于这种政策,卡曾斯作为一个内阁大臣,理应承担责任。

  在1965年9月的工党会议上,对所有这些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辩论,并进行了凭卡投票表决。对政府来说,正是亏得它在议会中的地位不稳,才保证大臣们受到客气的待遇。而且不管怎样,很多知名的左翼发言人,特别是卡曾斯本人、格林伍德和卡斯尔夫人等,都因他们是内阁成员而只得保持沉默。在所有的问题中,赞成政府观点的占大多数。

  第二年秋天,罗得西亚政府坚持要无条件脱离英国而独立,大家的注意力才从这些问题上转移开。这是一种对少数白人来说的独立,对多数非洲黑人逐步掌权的问题却没有丝毫保障。双方曾进行了关于用宪法解决的谈判,但是找不出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方案。虽然威尔逊作出了最后努力,想打开僵局,访问了罗得西亚首都索尔兹伯里,但在11月,罗得西亚总理伊恩·史密斯发表了一份独立宣言。英国政府一方面表示不使用军事力量来恢复对当地的控制,一方面采取经济制裁,企图迫使当时罗得西亚的非法政府就范,但是这些制裁即使有效的话,也只能指望在几个月之后。与此同时,英国政府在联合国中和通过其他渠道进行活动,争取国际上对它处理这一局势的方法予以合作。

  罗得西亚问题虽然棘手,但在这些早期阶段,它却关系到恢复人民对工党政府的信任问题。威尔逊的政策同前保守党政府已经开始奉行的政策并无显著差别,他得到保守党影子内阁的勉强支持。然而,在保守党内部有一个由索尔兹伯里勋爵领导的直言不讳的少数派,他们同情伊恩史密斯而反对一切制裁。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爵土不久前已从保守党领导地位上引退,他的继承人爱德华·希思在保守党对政策如此分歧的情况下要想维护他的权威是有困难的。

  由于没有反对派,同样也由于政府本身的成绩,政府在1965年年底赢得了人心。卡拉汉的财政政策也起了作用,他似乎在经济上消除了很多通货膨胀的压力而没有引起失业。这年年底的民意测验表明工党大为领先,并且出现了提前大选的传说。1月份在赫尔举行的补缺选举中工党的票数比率大为增加。因此,在3月初,威尔逊解散了议会,不无理由的宣称,英国需要一个足够多数的政府。

  这次选举总的说来是冷冷清清的,虽然有好几项旧的政策已经放弃或经过相当大的修改,但是没有向选民提出新的重要的政策。威尔逊本人表现出一个果断但又稳健的领袖形象——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注重实效的”。工党竞选的口号是“你们知道还是工党政府行”。知识分子社会主义者们不喜欢这个方式,《新政治家》埋怨这次选举是“一片沉闷的荒野,道理被排除在外,摆在选民面前的是一种纯粹部落式的选择:要希思还是要威尔逊?”然而,结果证明了威尔逊的办法是正确的,全国有百分之二点七的选票转向工党,工党议员当选的总数为三百六十三席,保守党二百五十三席,自由党十二席,爱尔兰共和军一人。除议长外——当时是第一个担任此职务的工党议员霍勒斯·金博士,工党总共领先九十六票,工党赢得了总选票的百分之四十七点九,但是实际投票的选民还是比过去少。自由党虽然获得了席位,他们的表现基本上是令人失望的。这次选举的荣耀完全归于工党,它使工党在它的政治生命中第二次有了一段真正掌握实权的执政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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