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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斯大林问题
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
（一九六三年九月十三日）
斯大林问题，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大问题，曾经引起了世界各国一切阶级的反响，至今还在议论纷纷。各个不同的阶级，代表各个不同阶级的政党或政治派别，意见不同。
估计在本世纪内，这个问题还不可能作出定论。但是，在国际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范围之内，多数人的意见其实是相同的，他们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而且越来越怀念斯大林。就是在苏联，也是如此。我们同苏共领导人的争论，是同一部分人的争论。我们希望说服这一部分人，以利于推进革命事业。这就是我们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中国共产党一向认为，赫鲁晓夫同志利用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是完全错误的，是别有用心的。
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信件指出，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是违反列宁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完整学说的，是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的。
苏共中央公开信对我们提出的原则性的论据，避而不答，只是给中国共产党人扣上了什么“个人迷信维护者和斯大林错误思想的传播者”的帽子。
列宁在反对孟什维克的时候说过：“不回答论敌的原则性的论据，硬给论敌扣上‘激动’的帽子，这不是争论，而是谩骂”（列宁：《对彼·马斯洛夫的‘答复’的几点意见》，《列宁全集》第十五卷，第二三一页）。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态度同孟什维克的态度是一模一样的。
尽管苏共中央公开信用谩骂来代替争论，我们却要用原则性的论据，用大量的事实，来回答苏共中央公开信。
伟大的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党和政府的主要领导人，起初是列宁，在列宁逝世以后，是斯大林。
斯大林，在列宁逝世以后，他不仅是苏联党和政府的领导人，而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公认的领袖。
从十月革命开始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到现在只有四十六年。斯大林作为这个国家的主要领导人，近三十年之久。无论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上说，或者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说，斯大林一生的活动，都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中国共产党一贯认为，怎样认识和对待斯大林的问题，不只是对斯大林的个人评价问题，更重要的是，怎样总结列宁逝世以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问题，怎样总结列宁逝世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的问题。
赫鲁晓夫同志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全盘否定了斯大林，对于这样一个关系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原则问题，事前不同兄弟党商量，事后又要强迫兄弟党接受既成事实。如果谁对斯大林的评价和苏共领导不同，谁就不仅被认为是“维护个人迷信”，而且是“干涉”苏共的内部事务。可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历史经验的国际意义，不能否认斯大林曾经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的这一历史事实，因而也就不能否认，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是关系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的重大原则问题。苏共领导人有什么理由禁止其他兄弟党对斯大林提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呢？
中国共产党历来认为，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全面地、客观地、科学地分析斯大林的功绩和错误；而不应当用历史唯心主义的方法，任意歪曲和篡改历史，主观地、粗暴地全盘否定斯大林。
中国共产党历来认为，斯大林是有过一些错误的。这些错误，有思想认识的根源，也有社会历史的根源。如果站在正确的立场，采取正确的方法，批判斯大林确实犯过的错误，而不是凭空加给他的所谓错误，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历来反对采取错误的立场、错误的方法，对斯大林进行不正确的批评。
斯大林，当列宁在世的时候，他曾经为反对沙皇制度和传播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斗争；在参加了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领导以后，曾经为准备一九一七年革命进行了斗争；在十月革命以后，曾经为保卫无产阶级革命的成果进行了斗争。
斯大林，在列宁逝世以后，他领导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同国内外的一切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保卫了并且巩固了世界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斯大林，他领导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在国内坚持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路线，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
斯大林，他领导苏联共产党、苏联人民和苏联军队，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
斯大林，他在反对各种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在反对列宁主义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布哈林分子和其他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斗争中，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斯大林，他的一系列理论著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朽文献，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斯大林，他领导的苏联党和政府，从总的方面来说，实行了符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对外政策，对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包括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给了巨大的援助。
斯大林，他站在历史潮流的最前面指导斗争，是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不可调和的敌人。
斯大林的活动，是同伟大的苏联共产党和伟大的苏联人民的斗争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是同全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分不开的。
斯大林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生。
斯大林，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他为苏联人民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建立功勋的同时，也的确犯了一些错误。斯大林的错误，有些是原则性的错误，有些是具体工作中的错误；有些是可以避免的错误，有些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没有先例的情况下难以避免的错误。
斯大林的思想方法，在一些问题上，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陷入了形而上学和主观主义，因而有时脱离了实际情况，脱离了群众。他在党内和党外的斗争中，有的时候，有的问题上，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处理这两类矛盾的不同方法。他领导的肃清反革命的工作，正确地惩办了很多必须惩办的反革命分子，但是也错判了一些好人，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曾经造成过肃反扩大化的错误。
他在党和国家组织中，没有充分地实行或者部分地违反了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他在处理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关系方面，也犯过一些错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他也出过一些错误的主意。这些错误，给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一些损失。
斯大林一生的功绩和错误，是历史的客观存在。斯大林的功绩同他的错误比较起来，是功大过小的。他的主要方面是正确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每一个正直的、尊重历史的共产党人，在总结斯大林的全部思想和工作的时候，一定会首先看到斯大林的主要方面。
因此，在正确地认识、批判和克服斯大林的错误的同时，必须保卫斯大林一生的主要方面，保卫他所捍卫过和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对于斯大林的只占第二位的一些错误方面，应当作为历史教训，使苏联共产党人和各国共产党人引以为戒，不再重犯，或者少犯一些，这也是有益的。正、反两面的历史经验，只要是总结得正确，合乎历史实际，而不加以任何歪曲，对于一切共产党人，都是有益的。
列宁曾经不止一次地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有些虽然犯过错误但仍不失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如倍倍尔、卢森堡等人所采取的态度，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完全不同。
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掩饰倍倍尔、卢森堡等人的错误，而是通过他们的错误例子，“学会避免这些错误，应当符合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更严格的要求”（列宁，《沃依诺夫（安·瓦·卢那察尔斯基）论党同工会关系一书的序言》，《列宁全集》第十三卷，第一五〇页）。与此相反，修正主义者对倍倍尔、卢森堡的错误，只是“幸灾乐祸”、“欢喜若狂”。为此，列宁引用了俄国的一个寓言讽刺修正主义者说，“鹰有时比鸡还飞得低，但鸡永远不能飞得像鹰那样高”。倍倍尔、卢森堡是“伟大的共产党人”，虽然他们犯过错误，但他们始终是“鹰”，而修正主义者，则是“工人运动后院粪堆里”的一群“鸡”（列宁，《政论家的短评》，《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一八〇、一八一）。
倍倍尔、卢森堡等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远不能同斯大林相比。斯大林是一个历史时代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的领导人，对他的评价，应当更加慎重些。
苏共领导人指责中国共产党为斯大林“辩护”。是的，我们是要为斯大林辩护。在赫鲁晓夫歪曲历史、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情况下，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我们理所当然、义不容辞地要起来为斯大林辩护。
中国共产党为斯大林辩护，是为斯大林的正确方面辩护，是为十月革命创造出来的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光荣斗争历史辩护，是为苏联共产党的光荣斗争历史辩护，是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全世界劳动人民中的声誉辩护。一句话，是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辩护。不仅中国共产党人要这样做，一切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人，一切坚决革命的人，一切正直的人，也都已经或者正在这样做。
我们为斯大林辩护，并不是为他的错误辩护。对于斯大林的一些错误，中国共产党人是早有切身体会的。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曾经犯过“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这些错误，从国际方面的原因来说，有几次就是在斯大林的某些错误的影响下产生的。早在二十年代末期和整个三十年代，随后又在四十年代的初期和中期，以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在抵制斯大林的某些错误的影响，并且逐步克服了“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终于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
但是，由于斯大林的一些错误主张，是被某些中国同志所接受和实行的，中国人自己应当负责，所以我们党进行的反对“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从来只限于批评我们自己的犯了错误的那些同志，而没有把责任推到斯大林身上。我们进行批评的目的，是为了分清是非，接受教训，推进革命事业。对于犯错误的同志，只要改了就好了。如果他们不改，也可以等待他们在实践经验中逐步觉悟过来，只要他们不组织秘密集团，暗中进行破坏活动。我们采取的方法是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正常方法，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因而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我们认为，这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敌我矛盾，所以应当采取这样的方法来处理。
赫鲁晓夫同志和苏共其他某些领导人，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来，对斯大林采取了一种什么态度呢？
他们不是对斯大林一生的活动进行历史的、科学的全面分析，而是不分是非，全盘否定；
他们不是用对待同志的态度对待斯大林，而是用对待敌人的态度对待斯大林；
他们不是采取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总结经验教训，而是把一切错误都推到斯大林身上，或者把任意编造的所谓“错误”硬栽到斯大林身上；
他们不是摆事实，讲道理，而是用煽动的、蛊惑人心的语言，对斯大林进行人身攻击。
赫鲁晓夫咒骂斯大林是“凶手”、“刑事犯”、“强盗”[1]、“赌棍”、“伊凡雷帝式的暴君”、“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混蛋”[2]、“白痴”[3]，等等。当我们不得不列举这些污秽的、下流的恶言毒语的时候，我们实在担心弄脏自己的纸笔。
赫鲁晓夫咒骂斯大林是“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这岂不是等于说，苏联人民在长达三十年之久的一段时期内，不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而是在“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的“暴政”下生活的吗？伟大的苏联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绝对不能同意这种诬蔑！
赫鲁晓夫咒骂斯大林是“伊凡雷帝式的暴君”。这岂不是等于说，伟大的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在三十年内向全世界人民提供的经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而是在封建主义“暴君”统治下的经验吗？伟大的苏联人民、苏联共产党人、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绝对不能同意这种诬蔑！
赫鲁晓夫咒骂斯大林是“强盗”。这岂不是等于说，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曾经在一个长时期内，是以一个“强盗”为首的国家吗？伟大的苏联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绝对不能同意这种诬蔑！
赫鲁晓夫咒骂斯大林是“混蛋”。这岂不是等于说，在过去几十年中进行着英勇革命斗争的苏联共产党曾经是以一个“混蛋”为其领袖的政党吗？苏联共产党人和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绝对不能同意这种诬蔑！
赫鲁晓夫咒骂斯大林是“白痴”。这岂不是等于说，取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苏联军队，曾经是以一个“白痴”为其最高统帅的军队吗？光荣的苏军将士和全世界一切反法西斯的战士绝对不能同意这种诬蔑！
赫鲁晓夫咒骂斯大林是“凶手”。这岂不是等于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几十年内竟然把“凶手”作为自己的导师吗？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包括苏联共产党人在内，绝对不能同意这种诬蔑！
赫鲁晓夫咒骂斯大林是“赌棍”。这岂不是等于说，各国革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斗争中，曾经是以一个“赌棍”作为自己的旗手吗？全世界各国革命人民，包括苏联人民在内，绝对不能同意这种诬蔑！
赫鲁晓夫这样咒骂斯大林，是对伟大的苏联人民的莫大污辱，是对苏联共产党的莫大污辱，是对苏联军队的莫大污辱，是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莫大污辱，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莫大污辱，是对全世界革命人民的莫大污辱，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莫大污辱。
在斯大林领导时期也曾参与党和国家的领导的赫鲁晓夫，现在这样捶胸拍案、声嘶力竭地咒骂斯大林，究竟是把自己放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上呢？是把自己放在“凶手”、“强盗”的同谋者的地位上呢？还是放在“混蛋”、“白痴”一类人的地位上呢？
赫鲁晓夫这样咒骂斯大林，同帝国主义者、各国反动派和共产主义的叛徒对斯大林的咒骂有什么不同呢？为什么对斯大林有这么深的刻骨的仇恨呢？为什么要采取比对待敌人更加凶恶的态度来攻击他呢？
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实际上是疯狂地反对苏维埃制度，反对苏维埃国家。在这方面，他所使用的语言，比起考茨基、托洛茨基、铁托和德热拉斯等叛徒，都毫无逊色，甚至有过之无不及。
人们正是应当用苏共中央公开信中的一段话来质问赫鲁晓夫：“对伟大列宁的党，对社会主义的祖国，对在世界上首先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在同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反革命的极残酷搏斗中捍卫了它的伟大成果、在建设共产主义的斗争中表现出英雄气魄和忘我精神的奇迹、对全世界劳动人民诚实地履行着自己的国际义务的人民，怎么能说得出这种话”！
列宁在《谩骂的政治意义》一文中说：“政治上的谩骂往往掩盖着谩骂者的毫无思想原则、束手无策、软弱无力、恼人的软弱无力。”那些时时刻刻都感觉到斯大林的阴魂在威胁着他们的苏共领导人，不就是用谩骂斯大林来掩盖自己的毫无原则、束手无策和恼人的软弱无力吗？
绝大多数苏联人，不赞成这样谩骂斯大林。他们越来越怀念斯大林。苏共领导人严重地脱离了群众。他们时时刻刻感觉到斯大林的阴魂不散，在威胁着他们，其实是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全盘否定斯大林表示非常不满意。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至今不敢拿出来同苏联人民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见面，其原因就在于这个报告是一个见不得人的报告，是一个严重脱离群众的报告。
特别值得人们注意的是，苏共领导人在百般咒骂斯大林的同时，却对艾森豪威尔、肯尼迪之流“表示尊重和信任”！咒骂斯大林是“伊凡雷帝式的暴君”、“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却恭维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都“得到绝大多数美国人民的支持”[4]！咒骂斯大林是“白痴”，却歌颂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明智”[5]！一面对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口诛笔伐，一面对帝国主义的头子颂扬备至，这种现象难道是偶然地联系在一起，而不是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必然逻辑吗？
赫鲁晓夫如果不健忘，就应该记得，正是他自己，一九三七年一月在莫斯科召集的一次群众大会上，曾经正确地谴责那些攻击斯大林的人说：“他们攻击斯大林同志就是攻击我们全体，攻击工人阶级，攻击劳动人民！他们攻击斯大林同志就是攻击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学说！”正是他自己，多次地歌颂斯大林是“伟大列宁的亲密朋友和战友”[6]，“人类最伟大的天才、导师和领袖”[7]，“伟大的常胜元帅”[8]，“人民真诚的朋友”[9]，“自己生身的父亲”[10]。
人们如果把赫鲁晓夫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讲的话，同他在斯大林逝世以后讲的话对照一下，就会看到，他对斯大林的评价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赫鲁晓夫如果不健忘，当然应该记得，在斯大林领导时期，正是他自己，特别积极地支持和执行当时的肃反政策。
赫鲁晓夫在一九三七年六月六日莫斯科州第五次党代表会议上说：“我们党一定毫不容情地粉碎叛徒匪帮，把整个托洛茨基右派集团从地面上消除掉。......这一点的保证就是我们党中央委员会的坚定领导，我们的领袖斯大林同志的坚定领导。......我们将一个也不留地全部消灭敌人，要焚尸扬灰。”
赫鲁晓夫在一九三八年六月八日基辅州第四次党代表会议上说：“雅基尔分子、巴利茨基分子、柳比奇分子、查东斯基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想把波兰地主引进乌克兰来，想把德国法西斯分子、地主和资本家引到这里来。......我们消灭了相当多的敌人，但还没有消灭所有的敌人。因此必须提高警惕。我们应当牢牢记住斯大林同志的话：只要资本主义包围还存在，敌人就会派遣间谍和破坏分子到我们这里来。”
在斯大林领导时期，曾经参与了党和国家的领导的赫鲁晓夫，曾经积极支持和坚决执行了当时肃反政策的赫鲁晓夫，为什么把斯大林领导时期的一切都全盘否定，并且把一切错误都推给斯大林一人，而把自己洗刷得一干二净呢？
斯大林做错了事，是能够做自我批评的。例如，他对中国革命曾经出过一些错误的主意，在中国革命胜利以后，他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对于清党工作中的一些错误，斯大林在一九三九年联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也是承认了的。而赫鲁晓夫呢？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作自我批评，他只知道把一切错误推给别人，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
赫鲁晓夫的这些丑恶的行为，发生在现代修正主义泛滥的时期，并不奇怪。正如列宁在一九一五年批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背弃马克思主义的行为时所说：“在讲过的话可以忘记、原则性可以丧失、世界观可以抛弃、决议和庄严的诺言可以扔到一边的今天，发生这种事情是不足为奇的。”（列宁：《给布哈林的小册子<世界经济与帝国主义>写的序言》，《列宁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九十四页）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来的一系列事件充分证明，由于苏共领导全盘否定斯大林，已经招致了何等严重的恶果。
全盘否定斯大林，为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提供了求之不得的反苏反共的弹药。就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闭幕以后，帝国主义利用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在全世界掀起了一次大规模的反苏、反共的浪潮。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铁托集团和各色各样的机会主义者，都乘机向苏联进攻，向社会主义阵营进攻，向各国共产党进攻，使许多兄弟党、兄弟国家处于严重困难的境地。
苏共领导反斯大林的狂热运动，使早已成为政治僵尸的托洛茨基分子死灰复燃，叫嚣要为托洛茨基“恢复名誉”。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闭幕的时候，一九六一年十一月，所谓第四国际的国际书记处，在《致苏共二十二大及新的中央委员会的信》中说，托洛茨基在一九三七年就说过，将来要“为受斯大林陷害者树立纪念碑”，“今天这一预言实现了。在你们的代表大会上，你们党的第一书记作了诺言将树立这个纪念碑。”这封信特别要求把托洛茨基的名字“用金字刻在为受斯大林陷害者树立的纪念碑上”。托洛茨基分子毫不掩饰自己内心的喜悦，他们认为，苏共领导的反斯大林运动，“为托洛茨基主义打开了门户”，“将大大有利于托洛茨基主义及其组织第四国际的进展”。
苏共领导全盘否定斯大林，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斯大林是在一九五三年逝世的，三年以后，苏共领导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大反斯大林；八年以后，苏共领导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又一次大反斯大林，并且搬尸焚尸。苏共领导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大反斯大林，是为了扫除这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中不可磨灭的影响，也是为了否定斯大林曾经捍卫和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他们全面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开辟道路。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正是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形成完整体系的。
事情越来越清楚地证明，苏共领导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学说，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学说，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学说，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等等，都是同他们全盘否定斯大林分不开的。
苏共领导全盘否定斯大林，是在所谓“反对个人迷信”的幌子下进行的。
苏共领导提出的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并不是像他们自己所宣扬的那样，要恢复什么“列宁主义的党内生活准则和领导原则”。而是恰恰相反，违背了列宁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相互关系的学说，违背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要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战斗司令部，就必须正确地处理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的相互关系，就必须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织起来。这样的党，要求有一个比较稳固的领导核心。这个领导核心，要由一批久经考验的、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领袖们组成。
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不论是中央委员会委员，还是地方委员会委员，是在阶级斗争中、在群众的革命运动中产生的，是对群众忠心耿耿，同群众有血肉联系的，是善于把群众的意见正确地集中起来和坚持下去的。这样的领袖，是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这样的领袖，是群众公认的。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有了这样的领袖，是这个党在政治上成熟的表现，是无产阶级事业胜利的希望。
列宁说得完全正确：“在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能取得统治地位。”（列宁，《我们运动的迫切问题》，《列宁全集》第四卷，第三三一页）他又说：“培养一批有经验、有极高威信的党的领袖，这是一件长期的艰苦的事情。但不这样做，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 意志统一' ，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列宁，《给德国共产党员的一封信》，《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第五〇五页）
中国共产党历来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学说，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相互关系的学说，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我们历来坚持集体领导，但是反对贬低领袖的作用。我们重视领袖的作用，但是反对对个人进行不符合实际的过分颂扬，反对夸大个人的作用。早在一九四九年，中共中央就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决定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企业的名字。
我们这些一贯的、正确的主张，同苏共领导提出的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是根本不同的。
事情越来越清楚，苏共领导提出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并不是像他们自己所说的，是为了什么发扬民主，实行集体领导，反对夸大个人的作用，而完全是别有用心的。
苏共领导的所谓“反对个人迷信”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
揭穿来说，无非是：
一、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把党的领袖斯大林同党的组织、同无产阶级、同人民群众对立起来；
二、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丑化无产阶级政党，丑化无产阶级专政，丑化社会主义制度；
三、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抬高自己，打击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者，为修正主义的阴谋家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开辟道路；
四、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干涉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内部事务，力图按着自己的意愿颠覆兄弟党、兄弟国家的领导；
五、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打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赫鲁晓夫提出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是一个卑鄙的政治阴谋。这种人，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如果说他在理论上一窍不通，那末他在干阴谋勾当方面却是颇为能干的。”（马克思，《致弗·波尔特》，《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本）第二卷，第四六七页）
苏共中央公开信说，他们“在揭露个人迷信并克服其后果的同时”，“高度评价”那些“享有应得的威望的活动家”。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苏共领导在把斯大林踩在脚下的同时，却把赫鲁晓夫捧到天上。
他们把十月革命时还不是共产党员的赫鲁晓夫，把这个在国内战争时期的低级政治工作人员，吹捧成“红军的积极缔造者”[11]。
他们把苏联卫国战争中的决定性战役的巨大功绩完全归功于赫鲁晓夫，说什么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十分经常地听到赫鲁晓夫的声音”[12]，赫鲁晓夫是“斯大林格勒人的灵魂”[13]。
他们把核武器和火箭技术的伟大成就，完全归功于赫鲁晓夫，说他是什么“宇宙之父”[14]。但是，谁都知道，苏联造成原子弹和氢弹，都是斯大林领导时期苏联科学技术人员和苏联人民的伟大成就。火箭技术也是在斯大林领导时期奠定基础的。怎么能够把这些重要历史事实一笔抹煞呢？怎么能够把一切功劳都归于赫鲁晓夫呢？
他们把修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并且认为列宁主义已经过时的赫鲁晓夫，吹捧为“创造性地发展和丰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光辉范例。”[15]
苏共领导在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口号的掩饰下所作的这些事情，正如列宁所说，实际上是“把一些胡说八道、满口谬论的新领袖拉出来代替那些对普通事物还能持常人见解的老领袖”（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二十四页）。
苏共中央公开信把我们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诬蔑为“企图把个人迷信时期盛行的那些制度、意识形态和道德以及领导的方式方法强加给其他党”。这种说法，进一步地暴露了所谓“反对个人迷信”的荒诞无稽。
按照苏共领导人的说法，苏联在十月革命结束了俄国资本主义时期以后，又出现了一个所谓“个人迷信时期”。这个时期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道德”，似乎不是社会主义的。在这个时期里，苏联劳动人民遭受了“沉重压迫”，笼罩着“毒化人民生活的恐惧、怀疑和彷徨的气氛”[16]，苏联社会的发展遭受了阻碍。
赫鲁晓夫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九日在苏匈友好大会上的讲话中大讲什么斯大林的“恐怖”统治，说斯大林“是用斧头维持自己的政权的”。他描绘当时的社会秩序说，“在那个时期，当一个人去上班的时候，常常不知道他能不能回来，能不能看到自己的妻子，能不能看到自己的儿女。”[17]
苏共领导所说的“个人迷信时期”，简直是一种比封建主义时期、资本主义时期还要“可恶”、还要“野蛮”的社会。
按照苏共领导的说法，由十月革命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几十年来，并没有解除了劳动人民所受的压迫，并没有加速了苏联社会的发展。只是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进行了所谓“反对个人迷信”以后，才解除了劳动人民所受的“沉重压迫”，才突然“加速了苏联社会的发展”。
赫鲁晓夫说：“唉呀！斯大林如果早死十年，那多好啊！”[18]人们知道，斯大林是一九五三年逝世的，如果早死十年，那正是苏联卫国战争开始反攻的一九四三年。在那个时候，盼望斯大林死去的是谁呢？希特勒！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敌人，利用所谓“反对个人迷信”之类的口号，诽谤无产阶级领袖、破坏无产阶级事业的勾当，并不是什么新鲜的玩艺，而是早已被人识破的卑鄙伎俩。
第一国际时代的阴谋家巴枯宁，曾经用这类口号咒骂过马克思。起初，这个阴谋家为了骗取马克思对他的信任，曾经写信给马克思说：“我是你的学生，而且我是以此为荣的”[19]。后来，当他篡夺第一国际领导权的阴谋失败之后，就咒骂马克思说：“作为一个德国人和犹太人，他从头顶到脚跟是一个权威主义者”[20]，是一个“独裁者”[21]。
第二国际时代的叛徒考茨基，也曾经用这类口号咒骂过列宁。考茨基诽谤列宁“像一神教的神一样”，说列宁把“马克思主义不仅仅降到了一个国教的地位，而且是降到了中世纪或者东方迷信的地位”[22]。
第三国际时代的叛徒托洛茨基，也同样用这类口号咒骂斯大林。他说，斯大林是“专制君主”[23]，“斯大林官僚创造了卑鄙的领袖崇拜，给领袖加上了神圣的品质”[24]。
现代修正主义的铁托集团，也利用这类口号来咒骂斯大林，说斯大林是“个人极权制度中”的“独裁者”[25]。
可见，苏共领导提出的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是从巴枯宁、考茨基、托洛茨基、铁托一脉相传下来的，是他们用来反对无产阶级领袖，破坏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机会主义者们用诋毁否定不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赫鲁晓夫用诋毁也否定不了斯大林。
列宁指出，特权地位并不能保证诋毁得到成功。
赫鲁晓夫可以利用自己的特权地位，把斯大林的遗体从列宁墓中搬走，但是要想利用自己的特权地位，把斯大林的伟大形象从苏联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心目中搬走，那是永远不会成功的。
赫鲁晓夫可以利用自己的特权地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做这样或那样的篡改，但是要想利用自己的特权地位，把斯大林和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捍卫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打倒，那是永远不会成功的。
我们劝告赫鲁晓夫同志一句诚恳的话，希望你迷途知返，从完全错误的道路，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上来。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伟大革命学说万岁！
注：
[1] 赫鲁晓夫1961年10月22日同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谈话
[2] 赫鲁晓夫1962年在苏联政府“五一”招待会上的讲话
[3] 赫鲁晓夫1961年10月22日同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谈话
[4] 赫鲁晓夫1962年10月28日给肯尼迪的复信
[5] 赫鲁晓夫答苏联《真理报》和《消息报》总编辑问，1963年6月15日苏联《真理报》
[6] 赫鲁晓夫：《斯大林和苏联各族人民的伟大友谊》，1939年12月21日苏联《真理报》
[7] 赫鲁晓夫在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1939年3月15日苏联《真理报》
[8] 赫鲁晓夫等人给苏联红军全体指战员的信，1945年5月13日苏联《真理报》
[9] 赫鲁晓夫：《斯大林和苏联各族人民的伟大友谊》，1939年12月21日苏联《真理报》
[10] 赫鲁晓夫：《各族人民斯大林式的友谊是我们祖国不可战胜的保证》，1949年12月21日苏联《真理报》
[11] 《生活为了人民》，1961年12月7日苏联《东方曙光报》
[12] 《党创造和教养出来的》，1963年第二期苏联《鼓动者》杂志
[13] 崔可夫在纪念苏联卫国战争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61年6月22日
[14] 格·斯·季托夫1961年10月26日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15] 柯西金1961年10月21日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16] 1963年7月14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
[17] 赫鲁晓夫1963年7月19号在莫斯科苏匈友好大会上的讲话
[18] 1963年7月14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
[19] 巴枯宁1868年12月22日给马克思的信，1914年11月号《新时代》
[20] 引自梅林《马克思传》
[21] 引自恩格斯1873年6月20日致奥·倍倍尔的信，《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本）第二卷，第四七六页
[22] 考茨基：《社会民主主义对抗共产主义》
[23] 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
[24] 托洛茨基：《斯大林主义的官僚政治和基洛夫的暗杀》，1934年12月28日
[25] 卡德尔：《七年之后》，1953年6月28日南斯拉夫《战斗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