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

福尔曼诺夫日记摘抄


瓦尔金在鼓动(1925年3月25日)
罗多夫主义的恶劣表现(1925年3月31日)
关于富尔曼诺夫的背叛(1925年4月18日)
我的“右”倾(1925年4月22日)
斗争(1925年4月23日)
阿维尔巴赫和李别进斯基的电报(1925年4月24日)
战斗之前(1925年5月5日)
我在莫普党团会上关于罗多夫作风的报告(1925年5月5日)
致莫普和瓦普理事会党团(1925年12月11日)

  编者按:上述日记摘抄中,1925年3月25日、4月18日、4月22日、6月5日夜12时等篇,选自《富尔曼诺夫文集》第4卷,国家文学出版社,1961年,第348-365页,其余各篇选自《十月》杂志1937年第6期,第268-272页。译文按时间顺序排列,1925年春,富尔曼诺夫(当时担任莫普理事会书记)发动了一场反对瓦普和莫普内部以罗多夫为代表的错误倾向的斗争。这场争论涉及到一系列原则问题,当时斗争甚为激烈。富尔曼诺夫的日记记录了双方斗争的情况和原则性的分歧。


瓦尔金在鼓动

(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五日


  最近一下子九个人都需要和我谈话。所有的人都说有紧急的事。所有的人都说有机密的事相商。每一个人都认为大致以下列方式开始谈话是自己的责任:

  “米佳依,我有事找你谈一谈。什么时候有空?不过请你快一点。很重要。最好是今明两天。在什么地方?在你家?在我家?一切只在你我之间说说,不要告诉别人”等等。

  我觉得有些莫名其妙,但知道他们大家——瓦尔金、阿维尔巴赫、佐宁、罗多夫等,讲的都是一回事。

  第一个谈的是佐宁,并要我下保证这次谈话的内容不对任何人讲。今天瓦尔金来谈。昨天是先卡。列奥波特尚未打定主意。[1]瓦尔金说(也要我下保证):

  “米佳依,当你不在的时候,我们九人小组内斗争接连不断,现在情况大致是这个样子:一边是罗多夫、列列维奇,得到别泽缅斯基的消极支持;另一边是剩下的所有我们这些人,至少有阿维尔巴赫、佐宁、我、尤尔卡、拉斯柯尔尼科夫,不知道瓦拉伊季斯和佐宁怎么样。[2]

  分歧如下:

  一、我们说,岗位派报应作为一个完全定型的核心而存在,不必把它与瓦普和莫普搅在一起,因为那里有广泛的民主,那里也有‘锻冶场’和‘锻炼’(Гарт)争,那里有很多不敢自称为岗位派的人,但他们是瓦普成员……

  二、接着我们认为,九人小组应当存在下去,而‘他们’不反对解散它。

  三、最后关于九人小组的组成问题……他们——不错,这也是大家的意见——决定:五人组成的编辑部只有编辑部自己才能改选(九人小组没有被赋予这样的权利),而同样,也只有这个五人小组才能缩小或扩大九人小组的名额……[3]我对此不完全同意,但是通过了。”

  我静静地听瓦尔金说,一声不吭。然后我自己也说了话,看来这些话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他没有预料到的。哎,对啦,他还说:

  (1)罗多夫、列列维奇赞成把你开除出九人小组,而我们坚持说,我们不是小宗派,我们内部允许有不同意见——这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将是这样,这是正常的。于是没有把你开除。
  (2)《十月》编辑部增补了佐宁和别列佐夫斯基。
  (3)决定让你积极参加瓦普理事会的工作。

  我全明白了,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只有一点还不怎么有把握,瓦尔金是不是所有他们这些人商量好派来试探我的?他们是不是这样想的:

  对米佳依说,罗多夫、列列维奇等主张解散九人小组——米佳依就会赞成保留,对他说,列列维奇、罗多夫等主张给瓦普贴上岗位派的商标——米佳依由于反对罗多夫,也将反对这样做等等。但这个推测只是一闪而过,我考虑到这一点,但没有根据这个推测说话。我明确地、清楚地知道的只是这样一点:他们担心,我作为莫普的一个有声望的工作人员,为解散九人小组,赶走罗多夫等等,将会从下面造反,在我们的各小组、团体和支部里进行宣传,由于怕我这样做,他们决定把我从莫普“光荣地”调到瓦普,也就是说,把我弄到真空之中。

  对此,我向瓦尔金坚决声明:

  一、我反对罗多夫作风的斗争是誓不两立的:有他无我。但我不会乖乖地束手就擒。莫普理事会书记处我决不自愿退出。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不服从九人小组的决定,只服从理事会的决定。

  二、再说,九人小组目前采取的是这样一种彼得·威尔霍文斯基[4]式的骇人听闻的组织形式:罗多夫分子不管决定什么,你就得默默地服从。不能有自己的发言权,任何地方都不能坚持自己的意见。因此我认为九人小组完全不是必须服从的。我认为我、你、尤尔卡、列奥波特、佐宁之间有时协商协商是必要的,但这是单纯的协商,事后每个人都有在有争议的问题上保留他觉得怎样合适就怎样干的权利,而所有事情(没有什么可担心的!)都应在莫普和瓦普的理事会内解决。我们自己给自己搞了十三个稻草人吓唬自己,在根本没有敌人的地方看到了敌人。

  三、将《在岗位上》作为瓦普的机关刊物,由瓦普理事会指派编辑部人员,而不是由某个永远抱成一团的五人小组委任。这在组织上是一种多么荒唐而愚蠢的事!五人小组自己给自己增补人,缩减人——够了!真荒唐。这是对无产阶级文学的各个组织的令人愤慨的嘲弄。

  瓦尔金显得焦急不安,看来他没有料到会得到这样的答复。他先讲了讲无政府主义,讲到我身上旧东西的复活,劝我把列宁的某些著位,如象《左派幼稚病》等,读它两三遍。

  没有取得任何一致意见就分手了。什么一致意见也未取得。瓦尔金后天就走,到梯弗里斯去。明天上午他想在家里召集岗位派开会,最后把事情商妥。而我上午要到中央组织分配部去,因此不参加。斗争——斗争!一场针对罗多夫作风、伪善、歪曲真相、制造纠纷、纠缠琐碎小事的生死斗争——直到取得胜利!


罗多夫主义的恶劣表现

三月三十一日


  这些天很不安。昨夜一宿没有睡着,罗多夫主义的恶劣表现折磨着我。P[5]本身只不过等于零。但这些添加的、添在他身上的洛尔卡、萨什卡、尤尔卡[6]却很有分量。这些傻瓜扬言,如果把P开除出“十月”社,他们就和他一起退出。这就棘手了。他们在各小组的威信不象罗多夫那样。如果他们到处攻击我,还不知谁占上风,很可能是他们!P本人自然会退居一旁,替他出面的将是这些短视的傻瓜,他们已成为整个运动的累赘。这个坏蛋、老狐狸役使他们,靠他们支撑着。啊,真见鬼,他是那样的诡计多端,以至于每一分钟(甚至在夜里)都可能于出新的卑鄙勾当来,都可能产生卑鄙的新花样。


关于富尔曼诺夫的背叛

四月十八日


  他们抛出几个置人于死地的、引人注目的结论,自然是极为有利的,诸如:

  富尔曼诺夫是妥协分子。富尔曼诺夫是沃隆斯基派(内心的),以及富尔曼诺夫是叛徒等,因为他去找“(在文学事务上)与我们不一致的、敌对的中央,去找无产阶级文学的敌人瓦列伊基斯[7],与他谈了我们的事”。

  这听起来很能说服人,能吸引人们的注意,但事情不完全是这样。

  一、我去找中央出版部代表,是因为我认为就某些问题去向中央请示,根本不是不体面的事,如认为无论什么事都不能找中央请示,这只能用小团体的恶意,只能用心胸狭窄,甚至用毫无觉悟来解释。

  二、再说我没有到瓦列伊基斯那里去,而去找了纳尔布特[8],后者列列维奇本人公开称他为无产阶级文学的好朋友(昨天在党团会议上),因此猜想这里一定会有卑鄙行为——这本身就是丧失理智和卑鄙的表现。就我所知,奥尔明斯基、列别杰夫-波梁斯基等人在报刊部具有同样声望,可不可以就类似这些问题找某个象他们那样的无产阶级文学的“朋友”谈谈呢?自然是可以的,而且谁也不会把这种做法称作对我们利益的背叛。问题不在于此,问题在于一般说形成了一种传统,认为在中央,在报刊部都是一些不可救药的人(除已故的卡纳特奇科夫[9]外),与这些人不仅不能保持和建立任何联系,而且应当“从无产阶级文学的利益出发”……经常不断地触怒和刺激他们。

  三、至于我找的不是瓦列伊基斯,而是纳尔布特,可由下列事实证明,我与纳尔布特见面地点不是在中央,而是到土地和工厂出版社去找他的,不过在那里我强调是把他当作中央报刊部的正式代表和他谈话的。瓦列伊基斯显然不可能在出版社(他也不在莫斯科)。

  四、他们的路线吸引不思考问题的人之处在于简单和“明了”:“我们是一小批忠实信徒,而周围都是敌人——打倒他们,揍他们,消灭他们这些下流胚!如持这样的观点,那么无论是政策还是行动方式,当然就会特别简单化:永远都是我们一小批人正确。我们的政策要复杂和困难得多,由于困难可能吓住一些人,使另一些人莫名其妙,不能立刻理解,我们的政策要求竭尽全力,集中精力,施展本领和手腕,因为它实际上既不能把中央和市委,也不能把“锻冶场”一“创造!”、“锻炼”、同路人(其中最优秀的和最接近的)置于自己的作用范围之外,我们应当与所有人建立这种和那种方式的接触。我们路线的困难之处、它正常的曲折性(而不是大棒似地率直)就在于此,它的优越性也在于此。

  五、最后,我和纳尔布特谈了些什么?四月十六日莫普理事会党团会上在我离开前向我宣布:富尔曼诺夫关于罗多失作风的报告不在“十月”社做了——这样就确定了下来。于是我到中央去打听,理事会党团有没有权取消在“十月”社党团会议上的报告,既然这报告是该社党团要求做的。那里对我说:不,没有这个权利。可是现在列列维奇又瞎说什么他们并不想加以禁止。第二个问题是调我到瓦普、调列列维奇到莫普的问题,这个问题完全不是个人问题,而是原则问题:是两个派别的斗争问题。这是个重要问题,因此根据过去我与列列维奇签订的协议,我们应当邀请中央报刊部代表参加这次会议,可是没有去邀请。我就问纳尔布特,我出于组织手续的考虑,不同意在没有中央代表在场的情况下解决这个问题,这样做对不对?纳尔布特回答我说:“毫无疑问是对的。”这就是我全部背叛的事实。如果说这是背叛,那么我们大概就应该回避中央和它的一切非岗位派的工作人员,离得远远的!啊,这些头脑迟饨的公羊!


我的“右”倾

四月二十二日


  把我的倾向不称之为右的,而称之为正确的,这样要更确切些,但既然他们愿意那样——就让他们那样说吧!倾向是有的.其实质非常简单。我认为“岗位派”在很大程度上是言过其实、自吹自擂的东西;这里思想常常用来装潢门面,是故意用来让人产生更深印象的,以便把事情吹得大得不得了,好让它的二、三、五个带头人因而差不多能名扬整个宇宙。

  我们与“锻冶场”之间没有那样尖锐的矛盾,百分之五十是瞎扯。“锻工们”,甚至象利亚什科这样的人,可以而且应该变成我们中间的人,是这样的!

  把阿尔焦姆和多罗戈伊钦科从我们这里赶走,行同犯罪,是犯罪行为。

  与象谢芙琳娜、巴别尔、列昂诺夫这样的同路人迟迟不建立联系,也行同犯罪,他们已经可以被吸收到受我们影响的范围中来了。

  这就是倾向一一你们觉得这是“右”吗?唉,你们这些沽名钓誉的空谈家,你们只不过是害怕实行正常的选举制,因此就抓住一切不放,儿年来就是靠这一点支撑着的。


斗争

四月二十三日


  现在是深夜一点半。刚才中断了(不是结束了!)莫普理事会党团会议。决定把莫普党团会议挪到星期五。这真正是我们的一场最后的、决定性的战斗!尽管对方人多势众,但我们一定、定、一定会取得胜利!

  这次会上,自然也吵得一塌糊涂。互相之间什么不好听的字眼都用上了。列列维奇抓住“锻工”(巴赫梅季耶夫、革拉特珂夫)的每一句话喊道:“请把这一点写入记录……请写入记录!……”

  例如,巴赫梅季耶夫承认,我与列(列维)奇相比,目前更适于当莫普的书记,因为列列维奇将继续闹无原则的纠纷。这一点(为什么?)列列维奇也要求载入记录,看来想有朝一日挖苦我,说我博得了锻工们的喜爱和欢迎!

  罗多夫这一次似乎躲不掉了。我不仅与罗多夫和列列维奇,甚至与萨什卡[10]之间的关系全都搞坏了。莫普内人们的确情绪激昂,想拼一个你死我活!

  列列维奇一直叫我把提纲给他。为什么我要现在就把提纲给他,帮助敌手来攻击自己呢?以后,过一些时间会错的,甚至可能还要发表,而现在……不,不给。他把这叫做“政治上的卑鄙行为”,就让他知道,我把武器交到敌方手里对我不利,他们可以逐行加以歪曲,接着就会大搞不利于我们的蛊惑性宣传!现在——不给。在星期五以前又要赶着作准备,给各个团体和小组做工作,主要任务都落到我一个人身上……哎,真累,脑袋白天黑夜都疼……


阿维尔巴赫和李别进斯基的电报

四月二十四日


  电报抄件
  发自西梅伊兹,No21723416
    发往莫斯科,第三苏维埃大厦
      富尔曼诺夫收

  坚决主张制止分歧扩大形势要求协商问题向外扩散者为敌人分裂分子赞同瓦尔金的电报——阿维尔巴赫,和李别进斯基

  全苏联都开始唠唠叨叨,现在又接到阿维尔巴赫和李别进斯基的电报。还是那一套。毫无用处。徒劳无益。一不做二不休。如再采取他们过去那种折衷调和的做法,无产阶级文学势必至于还要在好多年内,继续在罗多夫派的卑劣行径的污泥中打滚、挣扎,把自己弄得肮脏不堪。够了!去他妈的,够了!我们不想让这些卑鄙龌龊的行为再继续下去,因此决定豁出去了。

  我们决定把自己的文学工作搁它几个星期,其目的是为了用几个星期换来整整几年可以工作的时间;

  我们要把自己在各机关的行政工作放一放,缩减一些,把全部精力、全部思想和言谈话语都集中到当前的事情上;

  我们决心把自己的病放下不管,治病的事暂且去它的吧,哪怕两脚朝天,开会开到深更半夜,人人头脑嗡嗡作响,疼痛欲裂,就是这样也干。

  我们准备象野狗那样咬架,用极其刻薄的字眼互相辱骂。

  这一切就让它这样吧——要知道我们是在与最恶劣、最有害的东西作斗争,我们要把它从我们当中连根拔掉。

  应当进行到底。因此瓦尔金、阿维尔巴赫、李别进斯基的这些电报,我看起来觉得可笑。


战斗之前

五月五日五时三十分


  时间快要到了,现在是五点二十分。六点开莫普党团的全体会议。我将在会上做关于“罗多夫作风”的报告。报告是否由我做?是否还让我做?弄到后来会不会由列(列维)奇做报告?不管谁做,也都会引起一场激烈的争吵。战斗将会是极其残酷的!昨天晚上我们开了一个会,似乎一切都讨论过了,都预计到了。有这样的传说,说”他们”己写信要把列普的代表团叫来……不知道事情确实不确实,但完全有可能,这正是罗多夫派的作风,善于导演“各地表示反对”的戏……使人感到有些孤掌难鸣,因为我们这方面还没有真正的团结一致,如能团结一致(而又是这样的牢固!),那就能干脆利索地把这些恶棍收拾掉!

  我是不慌不忙、信心十足地去参加战斗的。问题已经十分清楚,只有用罗多夫的那种卑劣手段才能设法加以遮盖,暂时把它放在一边。这个下流胚象蛇一样爬着。他不愿意死,但感到死期已到,感到我们已用钉子鞋踩住了他的喉咙。应当把他踩死,一下子踩死,要不然会活过来的。因此,如果我们在“党团会议”上获胜,我们就想立刻提出召开莫普非常代表会议和改选理事会的问题,他们那些坏蛋一个也不选,新成立一个理事会:每一个小组、每一个团体出一个人!让四五个人担任负责的工作,事情就完了。不写了。参加会去。如果今天晚上败下阵来,弄得疲惫不堪,脑袋和胸口都疼起来,回到家里还写些什么呢?还将写些什么呢?


我在莫普党团会上关于罗多夫作风的报告

五月五日夜十二时


  午夜。我在家。既不好一一也不坏。可以说不清楚。我和列列维奇做了报告。有四至六人发言。时间很晚了。休会。星期六,即三天后继续开会,这对我们要比对他们更为不利,因为他们组织得好,将都来参加会议,而且还将拉今天未到会的人来,而我们呢,你去拉那个费佳·革拉特珂夫试试,他对一切厌恶透了,说:“我要扔下一切,只摘写作,再也不来开会了!”赫马拉是唯一可靠的帮手,他星期四要到克里木去。我们事情坏就坏在这里。

  表面的效果如下:

   佐宁提议让列列维奇首先做关于瓦普情况的报告,然后由我做关于罗多夫作风的报告,也就是说,让列列维奇能在“客观”报告的幌子下先说关于罗多夫作风的应该说的一切。

  赫马拉提议由我做关于罗多夫作风的报告。

  我们占了上风。这是第一个胜利。

  我们的失败是:会议主席没有选别列佐夫斯基,而造了拉斯柯尔尼科夫。

  我报告结束后,大家一齐鼓掌。

  列列维奇做完报告后,一阵死寂的沉默。

  这也对我们有利。这是一种征兆。还有十分不妙的是罗曼突然翻了一个筋斗,完全支持他们,发了一通糟糕透顶、模棱两可的倾向他们的言,拒绝在我们的决议上签字(拒绝签字的似乎还有叶弗列莫夫、马拉霍夫,波洛西欣[11]几乎也是这样?)这不妙。下层的情绪是支持我们的。但愿这几天对方不会暗中活动,不要把他们拉过去才好。

  幸好最近看来没有什么会议,只在星期四巴乌曼区有会,但那里我们可安排莫德扎耶夫斯基[12]去。这些天要密切注视各小组的动向(尽可能地),要把所有的人,即坚持不去的人,拉去参加星期六的会。

  不妙之处还在于:很多人意见向着这个最无用的研究反罗多夫材料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可能把整个事情断送掉。索洛维依[13]也支持这个委员会,而人们把她看作是莫斯科市委的代表。

  纳尔布特没有到会一一这个鬼东西。星期六一起把他拉来。

  罗多夫本人这下看来要完了,列宁格勒方面也反对他。

  我的心情很平静,但胸中仍然稍微有些不安,因为人们确实太没有组织性了,他们一疏忽,就会不来开会。但是仍有百分之八九十的把握我们能大获全胜。这不是自我鼓励,我讲的是实际情况。

  一、罗多夫作风是什么?

  无产阶级文学队伍中产生了不安,不是惊慌失措,是为整个运动内部的统一感到不安,因为我们的组织患了痼疾。

  无产阶级文学的敌人很敏感,他们正紧张地期待着我们的毁灭性的分裂。针对敌人的期望,我们应做的不是把发现的毛病深深地包起来怕人知道,而是大胆地说出来,与它进行积极的斗争:进行公开的、彻底的批判,有把握地解决各种错综复杂的问题。

  我们要与之进行无情斗争的疾病,叫做罗多夫作风,这是将在于无产阶级文学战线上的一整套政客作风和投机取巧的方法、形式和手腕。

  我们把我们当中的这一套能传染人的和极其有害的做法叫做罗多夫作风,只是因为它在罗多夫身上得到了最充分、最完整、最明显和最集中的表现。但这也是一大批同志的通病,在我们看来,这些同志在创立无产阶级文学的斗争中正在走着一条错误的道路。

  罗多夫之流直到如今都善于随风转舵,制造分裂,挑拨离间,这种作风在其产生之初曾有过某种意义,因为那时分裂作为同明显敌对的阵营划清界限的手段曾是历史地必需的,因为那时无产阶级文学的组织还过于弱小。而如今,我们的组织已拥有几百个、几千个积极的成员,在自身发展的道路上牢牢地站稳了脚跟,罗多夫作风的那些过时的、有害的和毫无意义的方法,已是这种正常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严重的和危险的障碍。我们的时代,主要不是分裂的时代,相反,是创造、制造有价值的作品的时代。对这个创作过程来说,对这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来说,罗多夫作风是完全不适合的,因为它整个过时了,因为它完全是一些搞分裂和玩露骨的政客手腕的方法。

  对我们这个质量上和数量上变得十分强大的组织来说,罗多夫派的方法仍然象是裹在健康的、强壮的小伙子身上的襁褓一样,它只会束缚他的力量,阻碍正常的发育。

  二、关于我们的思想旗帜和文学旗帜

  罗多夫作风象一种特别容易传染的疾病,正在传染给我们无产阶级作家大家庭中许多真正有用的成员。

  罗多夫作风是一种伪装得很巧妙、隐蔽得很深的一种折磨人的疾病,治疗起来特别困难,与它作斗争要动员起强大的力量,要做细致的和长期的准备,这就是我们迟迟未能起来公开反对这一套已在我们当中形成的做法的唯一原因。显然,这一套注定要灭亡的作风的代表人物一定会急于宣布我们是妥协分子,甚至还可能给我们戴上同路人、沃隆斯基派诸如此类的头衔,但是大家立刻就会清楚看到,这不过是一种狡猾的、骗人的花招,这种花招只能欺骗无知的人,是必然要失败的。十分明显,简单明了和坚强勇敢的岗位派观点,并没有变得模糊不清,并没有败坏自己的名声,也没有被庸俗浅薄的罗多夫作风弄得面目全非,它们仍是我们的旗帜。

  我们坚决维护唯一为广大无产阶级作家理解和接受,负有事件的历史进程所赋予的发展无产阶级文学、为它扫清道路并为它而斗争的使命的岗位派观点。

  三、组织问题

  无产阶级作家协会近年来顺利进行的斗争,经历了一系列的阶段,采取过各种形式,现已达到了顶点,到了在艺术创作上吃拿出具体的典范作品来巩固自己的阶段。

  可是,由于罗多夫派已形成一套专制放独裁作风,无产阶级作家在组织工作上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实际上要大大超过花在创作工作上的时间和精力,这是与无产阶级作案协会代表会议的各项决议相违背的。组织工作和创作工作的过程,同样都是必需的,应当在实践中实际上加以平衡,而不应象罗多夫派所傲的那样,把创作工作仅仅当作是说明组织工作的实例。为此,我们各个组织应当严密注意某些人过分热衷于搞组织工作的现象,这种人通常与创作活动稍微只有一点点值得怀疑的关系,一味把自己的全部时间花在各种各样会议之类的事情上,还把真正有才华的、有出息的无产阶级作家也完全拖进去,坑害他们。

  组织工作压制创作的现象,必须坚决制止,这两个都很必需的过程,应当求得有机的平衡。

  四、关于创作

  我们对文学小组做的实际工作,毫无疑问正大大促进着初学写作的青年的顺利成长。

  同时应当承认,还需要在认真提高无产阶级作家的理论水平方面,在批判地研究材料方面,在根据理论材料和生动实例系统地分析研究各种创作问题方面,在培养作家的独立性方面加强这项工作。但是应当完全抛弃罗多夫派实行的那一套有害的推荐制度,他们赞扬人不是看本质,而仅仅只从策略上考虑是否有益和有利,他们人为地制造阿谀奉承的人,他们根本没有识别真才实学的本领。

  创作和作家正常成长的问题,不应与在内部耍低级的和有害的政治手腕的问题搅在一起,因为一个初出茅庐的无产阶级作家完全不应当是某个争权夺利的小团体手中的工具,不应被它用来巩固自己不稳固的地位。

  五、关于独裁者和独裁作风

  由于一大批主要的无产阶级作家忙于党的、苏维埃的和其它方面的工作,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兼管无产阶级作家组织中的工作,因此在我们组织中就有个别的人,他们企图推行一条纯粹是独裁的路线,破坏和违背集体工作的方法,强加和塞进这样一些决议,这些决议就其实质来说,在另一种条件下是不可能作为组织的意见塞进来的。专制独裁——这是臭名昭著的罗多夫作风的重要特点之一,要根除和克服它,不能采用某些治标的办法,只能采取打垮和推倒罗多夫作风的整个骗人体系的作法。

  六、关于政治和政客作风

  创立无产阶级文学的斗争事业是十分巨大的、同时又是正确的事业,要引导它前进,只能采用在政治方面和创作方面进行广泛的和公开的工作和斗争的方法。

  而罗多夫派企图把我们引入歧途,使人们不搞政治而搞政害手腕,使通过正常选举产生的组织无法广泛地开展工作,而各种拼凑成的、摘幕后交易、行动诡秘和事先就把事情决定好了的小团体的活动盛行,这些小团体居然拥奋某种不知如何建立、扩充和解散的独裁中心的职能和权利,背地里关于这一类秘密机构自相矛盾的谣言四起,结果合法选出的机构的正常的、有益的工作完全陷于瘫痪,给整个事业带来了危害。

  因此我们的基础、工人通讯员的文学小组开始觉得自己是独断独行的组织争权夺利和取得自身的统治地位的工具,很自然地连正常选举出来的领导机关也不信任了,因为对选进这些机关的人真正是名副其实的和需要的工作人员还是通过某种巧妙的阴谋手段混进来的这一点没有把握。

  七、关于对党的机关的态度

  全苏和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组织事实上还把自己摆在这样的地位上,以至于上从中央下至莫斯科市委,没有任何一个党的机构认为这些作家组织是从属于自己的,因为这些作家组织的所作所为,绝不是要努力地去靠近党的机构,恰恰相反,是在分庭抗礼,从而遭到了党的机构的反对,同样也遭到许多同志的反对,这些同志本来是无产阶级文学的朋友,至少也是持中立态度的,现在正在变成敌人。无产阶级作家组织的策略,不是为了结成某种帮派而闭关自守,不是为了树立一批又一批的敌人,相反,是为了把作家变成有益于社会的人,这些人既应取得党的信任,也应得到社会的重视。譬如最近几个月沃隆斯基派的死灰复燃,我们认为在很大程度上由于我们当中罗多夫方法的猖獗,它使得所有党的机关与无产阶级作家组织对立,结果招致沃隆斯基派的暂时复辟。

  八、关于《在岗位上》杂志

  无产阶级文学的战斗的机关刊物《在岗位上》杂志,应当成为全苏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机关刊物,它的编委会和责任编辑应由该协会理事会选举和任命。目前,《在岗位上》杂志在组织方面的地位完全是荒谬的,因为它的编委会保有扩大和缩小本身组成人员的特权,瓦普理事会实质上与该杂志编辑人员的变动毫无关系,而实际上《在岗位上》杂志在任何时候却是以瓦普、莫普等组织的名义活动的。这种令人愤慨的不正常状态应立即根除,并使《在岗位上》成为瓦普的正常机关刊物,并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组织上的后果。

  九、关于无产阶级文学阵线的统一

  关于无产阶级文学队伍实行联合的不止一次的决定和决议,终于在组织上得到实施:“锻冶场”和“创造!”组织上与莫普合并了。这次合并,必须理解为至今互相敌对的双方真正的和实际上的合并,双方都希望和力图在共同工作中弄清在斗争和激烈论战过程中造成的误会和激化的矛盾。同心协力和开诚布公地共同工作,无疑将在实际上有助于这种联合。

  与此同时,某些同志倾向于把这种联合仅仅看作是一种策略手段,不相信并且不想相信和采取步骤达到实际合并和真正的同化。这种情况有在无产阶级文学队伍内部造成新的分裂、新的混乱和引起新的长期的、折磨人的、毫无益处的斗争的危险。我们认为完全有必要加紧努力实际上根除各种矛盾,真正地、在实际上、在共同工作中把无产阶级文学队伍联合起来。

  十、我们为什么而斗争

  一、我们认为,无产阶级作家组织今后继续遵循罗多夫方法是可耻的,对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是有害的,相反,我们认为必须改变这些极其有害的秘密工作和投机取巧的方法,最大限度地加强通过正常选举产生的无产阶级作家机构的活动。

  二、在维护负有为顺利发展无产阶级文学而斗争的使命的岗位派观点的基本原则的同时,我们认为有必要细心保护它免受罗多夫派的歪曲,后者把岗位派引上了帮派的和毫无意义的恶意攻击的邪路。

  三、当前主要是和其他同类组织中那一部分积极靠拢我们的人实行联合和建立联系的时候,而不是搞分裂和在次要问题上挑起分歧的时候。无产阶级文学阵线无论如何应在实际上联合起来;同时,非无产阶级作家中最接近我们的人都应吸引到我们这一方面,无产阶级作家应当真正拿起笔来认真地创作出艺术珍品来。

  应当特别重视提高工人通讯员文学小组的年轻作家的理论水平,组织他们学习,吸收他们对小组创作的艺术作品进行认真的评论。

  四、在日常工作中与相应的党的机构建立最紧密的联系,同样,我们认为这些机构对发展无产阶级文学的事业实行经经常的领导,是无产阶级文学取得顺利的和迅速的发展的前提……


致莫普和瓦普理事会党团

十二月十一日


  我产生了一种非常坚定的看法,认为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协会(莫普)和全苏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瓦普)处在一种软弱无力的状态,只有采取非常措施,才能把这些组织引上生动活泼地进行工作的道路。我暂不对情况作总的分析,且不说工作条件、作家的物质状况、各个不同的文学组织相互关系的历史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所有这一切,自然对无产阶级文学团体的状况起着重大作用,但在这封信里,我只想涉及整个问题的一个方面,这个方面比其他各个方面能更快、更容易地得到改进,我指的是莫普和瓦普的领导班子问题。

  这个班子必须百分之百地更新,彻底摧毁过去闹无原则纠纷的大大小小的团体、派别、三人五人组成的小组等等,应当完全委托新人来领导这些组织,这些新人应把实际工作、而不是把关于工作的空谈当作是莫普和瓦普布在的主要目的。罗多夫派——无产阶级文学队伍中的腐朽流派——不会随着罗多夫这个人物一起消失而不留痕迹。罗多夫作风是一种恶劣的和最有害的讼棍伎俩和欺诈手段,它以不同形式和在不同程度上,几乎传染了最近几年所有领导过上述组织的人。正因为如此,今年春天我们一些同志在莫普内部发动一场激烈斗争时,并不限于把矛头指向罗多夫个人,我们进行这场斗争,也反对整个工作方式,即反对罗多夫作风。

  领导班子内部如此争吵不休,以至于每天都可能不断出现派别之间的组合和重新组合,发生新的混乱、新的斗争,而把时间花在这种毫无益处的事情上,既可惜又有害。

  作为健全瓦普和莫普的第一步,我建议两个组织的理事会采取措施,迅速更新领导班子,因为现在的班子正在丧失最后剩下的一点点可怜的威信,使得人们丝毫也不指望它能够用卓有成效的工作来代替连绵不断的内战。

富尔曼诺夫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张捷 译





[1] 先卡指罗多夫,列奥波特即阿维尔巴赫。

[2] 尤尔卡指李别进斯基。

[3] “九人小组”和“五人小组”是岗位派人为地建立的领导小组,用以代替莫普和瓦普通过选举产生的各机构。

[4]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群魔》中的任务,是一个奸细和冒险家。

[5] 指罗多夫。——原编者注

[6] 指列列维奇、别则缅斯基和李别进斯基。——原编者注

[7] 瓦列伊基斯在一九二五年是俄共(布)中央报刊部部长。——原编者注

[8] 纳尔布特是俄共(布)中央报刊部负责工作人员。——原编者注

[9] 卡纳特奇科夫是职业革命家、文学家。一九二四——九二五年间任俄共(布)中央报刊部部长,这里所说“已故”二字,应从借喻的意义上理解,因为当时卡纳特奇科夫已不当俄共(布)中央报刊部部长了。——原编者注

[10] 指别则缅斯基——原编者注

[11] 赫马拉、罗曼(波戈尔热尔斯基)、叶弗列莫夫、马拉霍夫、波洛西欣等人——诗人和作家,莫普成员。——原编者注

[12] 诗人,俄共(布)中央报刊部工作人员。——原编者注

[13] 俄共(布)莫斯科市委报刊部负责工作人员。——原编者注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