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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克梅主义的早晨

О.曼杰利什塔姆


  编者按:本文作者О.曼杰利什塔姆(1891-1938)是俄国现代班诗人,曾在彼得堡大学学习古法语和文学,接受法国象征主义影响,后转向阿克梅派。革命后从事文化教育工作和诗歌、散文创作。未参与文学团体间的斗争。本文选自《文学宣言》第40-50页。最初刊载于双周画刊《汽笛》创刊后第2年。第4-5期,1919年1月30日,沃龙涅什,第69-74页。


  虽然艺术作品能够强烈地激动人的情感,但在讨论艺术问题时,最好还是保持最大的沉着。在大多数人心目中,艺术作品之所以诱人,只是因为它多少透露出艺术家的处世态度。其实,对艺术家来说,处世态度只是一种工具和手段,就象石匠手中的小锄头一样。因此,唯一现实的东西乃是作品本身。

  艺术家的最高自尊是存在。除了存在之外,他不祈求别的天国。因此在人们同他谈及现实时,他只是苦笑,因为他知道有一个无限令人信服的艺术显示。看到一个数学家不假思索地将一个十位数进行自乘,我们会有些吃惊。但诗人往往把现象自乘十次,这却常常为我们所忽视,而且艺术作品的平凡的外观又常常愚弄我们,使我们看不出作品所具有的惊人地浓缩了的现实。这一现实在诗歌中就是词语本身。现在,举例来说,我在尽可能用精确的、但完全不是用诗的形式表达思想时,实质上我在用意识,而不是用词语在讲话。聋哑人能够彼此理解得很好,铁路上的信号机执行着相当复杂的任务,但并不求助于词语。这样,如果要把意思看作内容,那么词内所含有的其它一切只好算作简单的机械的不必要的附件,它只会有碍于迅速地表达思想。“词本身”这个东西是缓慢地产生的。词的各种成份渐渐地、逐个地成了形式的概念,只有那自觉的意思,即逻各斯,[1]迄今仍被错误地、任意地认为是内容。这种不必要的尊重只会使逻各斯受损,逻各斯只要求和词的其它成分享有平等权利。自觉的意思,作为一种创作材料,未来派制服不了它,轻率地抛弃了它,实质上是重蹈了他们的先驱的覆辙。

  在阿克梅派看来,词的自觉意思,即逻各斯,如同象征派心目中的音乐一样,也是一种美的形式。

  因此,如果说词本身在未来派那里是处于爬行状态的话,那么在阿克梅主义的创作中,词首次在相当程度上直立了起来,而且进入了它生存的石器时代。


  阿克梅主义的锋芒并非颓废主义的匕首和矛头。为了那些被建设精神所迷醉的人,阿克梅主义并不胆怯地推辞重荷,而是乐意地接受它,目的是要唤醒和利用那些从建筑学角度看正潜伏在其中的力量。建筑师说:我在建筑,这就意味着我是正确的。意识到自己是正确的,这在诗歌中是我们最宝贵的东西。我们鄙弃未来派玩弄的那套雕虫小技,他们的最大乐趣就是用编织针去钩扎难词,而我们则在词与词的关系中引进哥特式建筑,正如塞巴斯梯安·巴赫把它确立在音乐之中一样。

  有哪一个疯子会答应建筑房子,如果他不相信材料的现实性,而他又必须克服这材料的强度。在建筑师手下圆石头变成一个实体,谁要是听不出碎石的凿子声是一种玄学的证明,谁就天生不是搞建筑的。面对灰白色的芬兰圆巨石,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感到了一种神启式的恐惧。大块的花岗岩石的无声雄辩,好象是一种居心不良的魔力,使他忐忑不安。但是在丘特切夫的笔下,石头“不知是自己滑下抑或是被一只思索着的手推下,它从山上滚下,落在山谷中”。这一块石头是一个词,物质在这次突然坠落中发出的声音,听起来活象字句清晰的言语。只可用建筑术来回答这种召唤。阿克梅派把丘特切夫的神秘石头虔诚地拣起,并把它作为自己学识的基础。

  石头似乎渴求起另一种存在来了。它自己显露了潜藏在其中的活动能力,好象它在渴求准许它进入“十字形拱顶”,参加同它相似的石头的欢乐协作。


  象征主义者是一些在家里完全呆不住的人,他们喜欢旅行。但呆在自身的机体这只笼子中和呆在由康德借助一些范畴建造起来的那只宇宙笼子中,他们感到不自在、不舒服。

  要成功地进行建筑,首要的是虔敬三维空间,把世界看作一座上帝所赐予的宫殿,而不是把它看作一种累赘或一种不幸的偶然。如一个人利用主人好客,依靠他生活,而在内心中又鄙视他,还一味地施巧计骗他,对于这样一个负心的客人,您究竟能说些什么呢?三维是一切建筑学的条件,只有为了“三维”才可进行建筑。正因为如此,建筑家才应该是一个安心呆在家中的人,而象征派却是一些蹩脚的建筑师。建筑就是同空虚作斗争,使空间服从自己的意志。哥特式钟楼如一支美丽的利箭,它是凶狠的东西,它的全部意义就是要刺破天空,指责天空是空空荡荡的。


  人的特殊性,即是那种使人成为个体的东西,对我们来说是不言而喻的,它包括在一个更有意义的有机体概念之内。在对有机体和人体的爱好上,阿克梅派是和在情欲生有独创的中世纪相同的。十九世纪因追逐精致性而把真正的复杂性的奥妙丢掉了。在十三世纪看来是合乎逻辑地发展了有机体概念的东西(哥特式大教堂),现在却作为一种怪异的东西(巴黎圣母院)在给人以美学感染,是情欲的节日,是情欲的大发作。我们不想在“象征之林”中散步,并以此来娱悦自己,我们有着一个更为茂密的处女林,神妙的情欲,我们诡秘的机体所具有的无限复杂性。

  中世纪按它特有的方式确定人的比重,在每个人的身上,它感觉到这种比重并且予以承认,完全不管一个人的功绩大小。教师的称号被毫不犹豫地欣然采用。最平凡的手艺人,最低级的文牍员都通晓庄重自尊的秘诀,通晓这个时代所特有的虔敬尊严的秘诀。的确,在抽象的存在和毫不粉饰的个人生活被看作一种英勇行为的时代,欧洲经历了精巧细致的文化迷宫。这样就有了那种把一切人联系起来的高贵的亲密关系,其精神是与大革命的“平等与博爱”格格不入的。不存在平等,不存在竞争,有的只是一些实际存在着的人串通起来反对空虚和无生的共谋行为。

  要比爱物本身更甚地来爱物的存在,要比爱自身更甚地爱自己的存在——这就是阿克梅主义所信奉的至高无上的圣训。


  A=A[2]:这是多美的诗的题材。象征主义曾因同一律而感到烦恼和苦闷,阿克梅主义则把同一律作为自己的口号,并把它提出来代替尚有疑问的a rea1ibus ad realiora。[3]

  表示惊奇的能力是诗人的一大美德。怎么能对最有益于发展的规律——同一律不表示惊奇呢?谁对同一律充满虔诚的惊讶,谁就一定是一个诗人。承认了同一律的主权,诗歌就永远无条件无限制地拥有万物。逻辑乃是一个突然性的王国。逻辑思维——这就是无休止地表示惊奇。我们已经爱上了论证的音乐。在我们看来,逻辑关系不是一支歌唱金翅雀的小曲,而是一首伴有吟咏和大风琴演奏的交响乐曲。这是一部艰难而又充满灵感的交响乐,乐队指挥必须施展全部才能,方可使演奏者都听从他的指挥。

  巴赫的音乐多么有说服力,它具有多么巨大的论证力量!论证,无休止地论证!在艺术中对一种东西信以为真,是与艺术家的称号不相称的,这样做既容易又枯燥……我们并不在飞翔,我们只是在登攀着自己有能力建造的钟楼。


  中世纪使我们感到可贵,是因为它在很高程度上具有界限和间隔的感觉。它从来不把各种不同的方面混淆起来,并极其镇静地对待彼世的东西。理性与神秘主义的高尚混合物以及对世界是一个实际均衡物的感觉,使我们与这个时代亲近起来,促使我们从1200年前后在拉丁语系的根基上产生的作品中汲取力量。我们将要这样来证明自己的正确,让原因和结果的整个链条从头至尾颤动起来,作为对我们的回答,我们将学会“更加轻松和自由地”戴上“生活的活动的镣铐”。

朱逸森 译





[1] 逻各斯,古希腊哲学中“普遍规律”的意思,后含有“精神的原起”、“神明的理智”等义。

[2] 这是维亚切斯拉夫·伊凡诺夫提出来的一个象征主义的公式。见《关于象征主义的一些想法》,载于《犁词和田界》文集。——原注

[3] 拉丁文:从现实到更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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