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
关于党的文学政策[1]
Л.阿维尔巴赫
编者按：本文选自《在岗位上》1925年第1期（总第6期），《在岗位上》杂志合订本，联邦德国威廉·芬克出版社，1971年影印版。本文是对奥新斯基发表于《真理报》上的文章的反驳。作者Л.阿维尔巴赫（1903-1939）是著名的政论家和文学批评家，曾任拉普总书记、《青年近卫军》、《在文学岗位上》主编等。
《真理报》开始了对我们党的文艺政策问题的讨论。每个同文学工作有关的人都一定会认为这样做是很及时的。一些团体的同志间的分歧是如此之大，如此之分明，人们只能对《真理报》的这个开端表示欢迎。但我们和能不感到遗憾，这次讨论中发表的第一篇（即奥新斯基同志的）文章很少有助于使讨论在党所面临的那些问题的范围内进行，很少有助于创造这样的气氛，即只有那些真正具有原则性的、要求党来答复和作指示的问题，才向党提出。奥新斯基同志的文章，在一切方面都是作者素有的那种恶意的吹毛求疵的绝妙样板，如果为着同奥新斯基进行争论来组织我们的文章，那只会使我们偏离正确的道路。之所以没有必要这样做，还因为岗位派主要不是同奥新斯基进行争论，尽管后者也以通常的谦虚谈论文学，这种谦虚乃是我们知识界冒牌的共产主义绅士们最突出的特点之一。从争论的实质看，他们是反对作为主要思想家的托洛茨基同志和作为主要实际组织者的沃隆斯基同志的，尽管奥新斯基常常在我们的反对者中间扮演发起人的角色。这位奥新斯基，他为了达到自己策略上的目的，就给自己的每－次表演镀上一层薄薄的原则的金。
我们还是转到争论的实质方面来吧。我们主要的原则分歧，是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在过渡时期创造无产阶级文学的可能性问题。我们岗位派是从列宁关于文化革命时代的原则出发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请你们看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收在第十八卷第二部分里的全部文章和演说。伊里奇的最后一篇文章讲到“整个的文化革命”，讲到“我们的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先于我们目前正面临的文化变革。”学习的号召和对我们活动的当前时期的分析，象一根红线贯穿着整个这一卷；在当前，我们国内工作的重心转到了文化建设上，转到了开展人民教育事业、根除我们“半亚洲式的文化落后状态”的工作上．“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组织‘文化’工作上面去了。假如不是因为国际关系，不是因为必须为我们在国际范围内的阵地进行斗争，我可以说，我们是应当把重心转移到文化建设方面的。如果把国际关系撇开不谈，只就国内经济关系来说，那末我们现在的工作重心的确是转向文化建设了。”[2]
只有当我们把一切可以作为“别人的手”而加以利用的阶层都吸引过来时，社会主义建设才能顺利地进行，这一点对列宁来说是很明确的。这一点之所以明确，正是因为他在这里是从同那些“共产主义自大狂”作斗争出发的，这些人使得受他们管辖的事业和机关放任白流，对它们不闻不问，而有时它们甚至在反对我们。列宁所说的“别人的手”是作为对这样的问题深思熟虑的结果提出来的，即不提高文化我们就不能前进，有时我们的读者不理解我们应当从资本主义留给我们的那份遗产出发来建设共产主义。不妨顺便指出，列宁在制定党对专家的关系的正确路线时，正是在同奥新斯基作斗争。[3]但是，奥新斯基同志从一个极端堕入另一个极端。列宁主义者奥新斯基在反对反列宁主义者瓦尔金的斗争中，歪曲了列宁对问题的提法。当然，如果把列宁的立场理解成是把无产阶级置于仅仅是学生、批评者和监督者的地位，那倒可以对列宁的“作战部署”进行修正。我们认为不需要作这种修正，因为这种修正使人感到，似乎列宁对无产阶级的力量估计不足，而我，也就是奥新斯基，则要比列宁走得远。——我们只要把列宁对问题的提法加以正确的叙述就已经足够了。“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一个党所能实现的。只有千万万人学会亲自做这件事的时候，社会主义才能实现。”[4]（着重号是我加的。——阿维尔巴赫）对列宁来说，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唤醒新的，首先是被压迫的阶层参加社会生活，吸引他们积极工作，使他们到社会实践中去并在社会实践中培养他们，越来越广泛地和继续不断地把劳动中的先进分子输送到各种工作中去，用他们去代替旧专家。——伊里奇是这样提出问题的。“我们不怕犯错误，只要这些错误是自觉地对待建设事业的群众犯的，因为我们依靠的只是自己的经验和自己的双手。”——列宁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我们应当把足够数量的有实际经验的无限忠诚的工人和农民派到各机关去担任小型委员会的委员、主任助理或政治委员．关键就在这里！这样你们就能有更多的工人和农民来学习管理工作，要他们在学习时一直跟旧专家在一起，将来代替专家的位置，执行同样的任务，使我们非军事部门即工业管理部门和经济管理部门也象我们军事系统己进行的那样，为改变领导成分作好准备工作。”[5]
列宁完全不认为借用别人之手来建设社会主义在原则上是必要的；对他来说，这只是沉重的，不可避免的事，这种不可避免性应当更顽强、更迅速、更切实地加以克服。他认为“工人阶级必须增加本阶级出身的管理人员，开办学校，由国家大力培养工作干部”[6]。伊里奇从来都把我们对专家的政策看作是由于自己缺少文化所支付的赎金，是我们向自己征收的一种租税等等，这决不是偶然的。伊里奇指望的是群众的历史创造，是他们不断增长的实际经验。奥新斯基却忘掉了这些，忘掉了群众，而热衷于“别人之手”。一九〇八年，伊里奇在总结第一次革命时曾经写道：“千百万群众在形式极为多样化的真正群众性的和直接的革命斗争（直到举行“总罢工”，驱逐地主，焚烧地主的庄园，举行公开的武装起义）中获得了实际的经验。革命前就已经是革命者或觉悟工人的人不是马上就能够充分理解这个事实的巨大意义的，因为这个事实根本改变了以前对政治危机发展的进程、对危机发展的速度、对群众实际创造的历史的辩证法的种种看法．群众吸取这个经验的过程是一个不显著的、艰苦的、缓慢的过程，它的意义比国家政治生活表面上的许多现象重要得多。”[7]
一九二二年，伊里奇正是从群众的这种经验出发来谈文化革命闲时代的。如果大家把上面的一段引文同“文化工作时代”联系起来，估计到群众积累的丰富经验，估计到这一时期以来群众发生的根本变化，以及由于最近一次讨论在群众中特别表现出的对我们革命的基本关键问题的关心，奥新斯基的主要错误就完全清楚了。
而且，奥新斯基过分重视别人的手的问题，很明显是政治性的。《俄罗斯》杂志第四期刊登了列日涅夫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文章。这篇文章的社会意义，在于它用一种我们已经忘却的鲜明性提出知识分子是国家的最优秀分子的问题。《俄罗斯》杂志反映了我们相当大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情绪。我们从党早经确定的对知识分子的原则性观点出发，把知识分子吸引到自己这一边来，同他们协调工作。我们没有必要掩盖这些原则性观点，知识分子本身更不需要吞吞吐吐的含混不清或夸大其辞。列日涅夫的文章，首先对知识分子本身是有害的．奥新斯基比列日涅夫更夸大知识分子的作用和“别人之手”的意义，这是在为谁摇旗呐喊？我们没有可能专门来讨论这个问题，但这种对知识分子作用问题的提法在政治上的危险性，是任何人都非常清楚的。
岗位派也是从列宁关于文化革命时期的观点出发的，并且，这里他们同布哈林同志完全一致。在这一群众性学习的时期，无产阶级在一切领域所积累的经验开始在增长、扩太、深化和系统化。在国内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受到了锻炼的工人阶级开始在一切文化领域中显示出自己的才华。显然，在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各个领域，这一过程并不是平衡的。很明显，在有的领域中，我们进展得快些，在另一个领域中比较慢些，在第三个领域中，我们只开始懂得点，在第四个领域中则还仅仅只是开始学习。从另一个方面看，我国初步的群众性的文化高涨，即便是拿扫除文盲来说，就已经不仅为解决初步的问题，而且还为解决最复杂的问题积累和集中了文化上的动力。在这个时期，过去只不过是萌芽甚至只是些迹象的一切，都完全地展现出来，正如同鲜花盛开一般。无产阶级文学也是这样。俄国工人运动高涨的年代，产生了工人诗歌的初期萌芽。它们不是波格丹诺夫的卡普里学校培育出来的，不是在那种什么训练班的温室里培育出来的。不是的。它们是无产阶级开展的阶级斗争创造出来的。最初一批工人作家是团结在一九一二年的《真理报》周围的。无产阶级革命后，工人作家和农民作家开始大量涌现，这是很自然的。列宁在一九一九年说，在我们这里，“往往把最时髦的矫揉造作冒充为某种新东西，并且在纯粹的无产阶级艺术和无产阶级文化的幌子下，抬出某种超自然的和荒谬的东西。”这是完全正确的。伊里奇以类似的方式嘲弄留里克·伊夫涅夫们的胡闹及波格丹诺夫主义，这是完全正确的……必须断然地声明，——我们的全部实践证实了这种观点的正确性——岗位派成员中没有一个人赞同波格丹诺夫的观点，我们始终同他们进行斗争，我们的对手在证明不可能人为地编造无产阶级文学时，他们是打不到岗位派头上来的，因为我们在讲无产阶级文化时，从来不曾想到无产阶级文化派的训练班，而是在事实上组织和建立了广阔的文学运动，它既包括初学写作者，也包括已经形成的工人作家。同时，我们是以我在中央召开的五月会议上已经提出的观点为出发点的产无产阶级作家产生的过程，同过去的艺术家产生的那些形式有本质的区别．他不是简简单单地一个人从某个地方出现的，而是只能从广泛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产生、成长，因为我们把作家组织看成是从工人通讯员开始的那一链条中的一环。”我们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漫长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无产阶级为保住自己的政权而斗争，对整个社会进行改造，吸收和改造旧文化，并在掌握旧文化的过程中辩证地加以改造，从而使得自己在文化上成长起来，由此出发，岗位派认为，无产阶级文学正是从这些工人文学创作的大量萌芽中产生出来的。托洛茨基同志持完全相反的观点。他认为，无产阶级简直没有时间创造自己阶级的文化，而它能创造出来的只是一些社会主义艺术的萌芽。我们常常说，在古典作家的作品中有许多“全人类”的成份。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在过去的作家那里是“全人类”的东西，到了我们的作家这里就会变成是社会主义的，而且愈是往后，社会主义的东西就会愈超过阶级的、无产阶级的东西。在这里，托洛茨基同志是从那样一种观点出发的，即认为“在原则上，无产阶级专政不是新社会的生产-文化组织，而是为它而斗争的一种革命的战斗制度”。[8]
我们觉得，把生产-文化组织同革命的战斗制度对立起来本身，是不正确的，是静止地看问题．用革命的方法破坏旧事物和建设新事物的过程，要经历好多年。难道它因此就不是某种生产-文化的组织，难道它不是整整一个时代？而我们认为，过渡时期的艺术即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繁荣的时代的艺术就是无产阶级的艺术；社会主义艺术不是从过去的文学中产生的，而为了使无产阶级艺术变成社会主义的，需要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在托洛茨基同志那里，问题是这样的：资本主义——这是一种社会制度，而社会主义——则是另外一种与之对立的社会制度。事实上，它们之问“从一种社会——文化制度”到另一种制度的“短暂过渡”（托洛茨基语），是一个漫长的时期，而且“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后的一定革命阶段上的文化问题必将成为整个革命的中心问题”[9]。布哈林同志认为，我们来得及，我们应该创造无产阶级的文化，而且它一定会创造出来。请回想一下，伊里奇是怎样举出鞑靼人的历史作为例子来说明文化问题的全部迫切性的。如果我们在掌握旧文化的同时，不创造出自己的文化，不在文化上成长起来，我们就会落到鞑靼人那种情况，——我们就要缓慢地、默默无闻地，但却是不可避免地蜕化。如果象托洛沃基同志那样理解无产阶级文化，我们不晓得无产阶级是否来得及创造出包罗一切的阶级的文化，这种文化把新的原则带到各个领域，并且它就是这些新的技巧和新的原则的系统化。但是我们知道，在那些问阶级斗争有直接关系的领域里，无产阶级会创造出自己的东西。而现在，甚至连奥新斯基都不想对认为文学在我们的条件下乃是阶级斗争的重要工具这一点加以嘲笑了。无产阶级正在不断地创造自己本阶级的文学。这就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是我们首要的和基本的分歧所在。正是这一点，决定我们和沃隆斯基同志通过实际行动提出的和尽可能付诸实施的文学政策方面的不同。
党是否应当有文学政策呢？党是否应当给作家以影响，在对待文学方面它是否应当有自己的某种目的呢？这是要求回答的第二个问题。而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深感惊讶的是布哈林同志所表现的明显的不彻底性。尽管在出发点上，我们存在有共同点；尽管布哈林同志竭力表现出对无产阶级作家们的同情，可是他却还是坚持“自由的、无政府主义的竞争原则”。[10]实质上，在这里，布哈林同志采取于比托洛茨基同志更加绝对化的立场。非常清楚，在艺术领域中，党同样哪怕是一天也不能持“laissez faire,lais-sez passer（任其自流）[11]的原则。
布哈林同志在文学策略问题上的立场，怎么也不能同他的原则性观点结合在一起。在我们引用的那本小册子中，布哈林同志在对待意识形态的问题上甚至有些过了火（例如第29页）。指出下面这一点是很有意思的，即在他论文化的一本小册子中，布哈林同志完全没有提到在无产阶级革命及长入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存在农民文化形式的问题。而且十分明显，在我们的条件下，提出指靠无政府主义的竞争不能不意味着是对初学的无产阶级作家的打击，而不是别的。难道这会是一种在平等条件下的平等竞争吗？绝对不是。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作家有许多的优越性，他们的阶级能给予他们的文化要比工人阶级给予自己的作家的文化多得多。在今天谈论自由竞争，意味着对任何作家提供帮助，只有工人作家除外。谁都不反对创作竞争、创作竞赛的方法；一般讲，它们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决不意味着无产阶级不应当给自己自发增长的阶级文学的发展以更多的帮助。在这里，托洛茨基同志发表意见说：“艺术应当用自己的两只脚走出自己的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不是艺术的方法。党领导的是无产阶级而不是历史过程。”这是什么意思呢？第一，领导无产阶级就是领导历史过程，后者是由一系列的因素决定的，无产阶级在这些因素中不是最后的因素，但有时却是决定性的因素；第二，“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不是艺术的方法”是什么意思？当然，艺术有自己发展的内在规律，但是，难道我们不是按马克思主义加以理解的吗？难道不是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解释它们，并为我们提供对艺术发展的内在规律以这样或那样影响的基础吗？
“艺术不是党应该去指挥的领域。党可以而且应当信任那些真正诚意努力想接近革命的各个不同艺术团体，这种信任是一种有条件的贷款，目的在于帮助革命，使之在艺术中得到反映。在任何情况下，党都不能而且也不会站到一个文学团体的立场上，哪怕这个团体正在同其它的文学团体进行斗争，而在某种程度上只不过是在进行竞争。”在布哈林同志这里，干脆就是这样：小伙子们，大家都上啊，堆儿小，往上挤，互相用拳头打；在托洛茨基同志那里，则比较文明点：大家都来啊，打啊，但小心着点，——我们还在看着呢，对太粗暴的，我们就要出来加以制止。事实上，托洛茨基同志代表的是一条什么样的路线呢？善意的中立？是的，是善意的中立，一种表示支持无产阶级作家的空洞愿望和依靠同路人的方针。在沃隆斯基同志那里，这个政策把特别的重点放在同路人方针上，它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轻视无产阶级作家，而在最坏的情况下则是合伙反对无产阶级作家。
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我们这里在文学方面进行活动的只有革命的无产阶级作家。旧作家成批地去国外侨居。同路人伴随着革命开始成长起来，这是一些多少带有农民思想的作家、城市小市民和担任公职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家等等。新经济政策使所布这些作家登上了文坛。新经济政策是对无产阶级文学的打击，因为：第一，在一部分作家中间自然地出现了颓废情绪，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些无产阶级作家脱离了本阶级，孤立起来，开始出现退化为行会的现象等等，第二，新经济政策不可能不打击刚刚诞生的大批工人作家的幼芽。资产阶级的出版物立刻开始出现，而且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通过文学大肆泛滥．党应该怎么办呢？第一，应当为本阶级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积聚力量和创造一切可能，第二，应当对同路人施加共产主义的影响，分化他们，把他们之中尽可能多的人吸引到自己一边来。但受党的委托实际主管文学工作的沃隆斯基同志在干什么呢？奥新斯基同志又写了些什么呢？沃隆斯基同志在和同路人建立联系之后，就听命于他们，受他们支配，无产阶级作家却被置之脑后。奥新斯基同志则一直以评论阿赫玛托娃的文章自吹自擂，在那些文章中，他企图在阿赫玛托娃这个神秘主义色彩的超级个人主义者身上寻找某种同时代相一致的东西，——同时，他打击工人作家，他不分析他们的毛病，不给他们指出正确的道路，却一味打棍子。奥新斯基的言论的客观含意，就是要为扩大和加强不属于我们的意识形态的言论和表现提供可能，无怪乎在不久以前发表的那篇文章《一年的文学总结》中，他说他的任务是“为了帮助文学解除战时共产主义的文学解除战时共产主义的枷锁吗？而岗位派给自己提出的是另一些任务。当然，用不着再一次指出，如果不相信创造无产阶级文学的可能性，当然也就不能指望它，否认无产阶级文学的可能性就必然把希望寄托到同路人身上。况且，同路人却辜负人们寄予他们的过大的希望：而无产阶级文学则愈来愈巩固，愈来愈发展壮大，如果说它还没有能立即提供出一些大作家，那么它还是培养了数以千计的学生，他们之中必然会日益迅速地出现，而且已经出现了“真正的作家”。岗位派也是在这一时期登上文坛的。岗位派观点——这不是什么别的，而是一种信念，即相信无产阶级不能不创造而且必将创造出本阶级的文学。应当竭尽全力帮助创造这种文学，应当把我们的作家置于注意的中心，应当停止执行依靠同路人的方针，要组织力量对同路人进行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使他们同无产阶级作家建立联系并使后者成为对同路人施加影响的基础。而最后，岗位派是这样的一些人，他们要求党有某种文学政策，它在职权分配上对我们的报刊、出版社等等应是统一的、协调一致的。《在岗位上》杂志提出了这些口号，并在这些口号下进行了建立无产阶级作家小组并把它们联合成全苏规模的组织的工作。
现在是停止以不需要小组为题进行廉价的嘲笑，或以轻视的态度对待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时候了！应当懂得，小组和协会对一个工人作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工人作家和通常的资产阶级作家不同，他们只有在小组里，在集体工作的基础上，才可能得到成长；在那里，他将克服自己的羞怯，学习并完善技能，思想上成熟练达起来。
围绕着对待同路人态度问题出现的错误最多。如果听信奥新斯基和沃隆斯基的话，岗位派无形中被描绘成那种阴暗恐怖的家伙，他们生活的目的就是－心要在某个角落用棍棒把同路人打死，或者把同路人抓越来，进行恶毒的侮辱，直到把他们折磨死。这一切？全是胡说八道．所谓岗位派是粗暴的棍子的叫嚷，实际只是为了在无产阶级作家和同路人之间散播不和，为了扼杀我们所亟需的、彻底的马克思主义批评的组织工作。所有这些叫嚷，只是出于掩盖沃隆斯基同志的实际错误的需要，他的错误在于把自己的注意只集中在同路人身上，不能真正为我们对他们施加有组织的影响创造条件，在于他把在一九二一年曾经在原则上是正确的策略搬到新经济政策开始阶段不同的条件下来。岗位派即便是在开头时做得稍稍有点过火，那也只不过是一种自然的反应，一种必要的和有成效的反应，但他们从来也没有讲过要摧残同路人。尽管有人在岗位派对同路人的态度问题上进行种种恶意宣传，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协会还是把同路人当中那些最革命的团体吸引到自己这一边来了，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同农民作家，同“列夫”（马雅可夫斯基、阿谢耶夫、特列季亚科夫等等），同构成主义者（薇拉·英贝尔、图曼内依、谢尔文斯基等等）签订了协定。请大家严肃地看待对同路人施加影响的问题。为了施加影响，党难道不应该有自己的支柱、基础吗？把同路人团结到我们作家组织周围的政策，难道不是最为适宜的吗？为了弄清奥新斯基关于“夺权”的言论的全部欺骗性，这样提出问题就足够了。奥新斯基把掌握文化同夺取文化对立起来。但是，奥新斯基企图把我们看得如此愚蠢，完全是徒劳的。大家都清楚，在瓦尔金同志对问题的提法中，“夺权”乃是掌握文化的漫长过程的结果，因为“夺权”——这不是别的，而是由于我们的作家成长的结果而取得最后的优势和领导权。谈论文化时，看来应当向奥新斯基同志指出，不妨记住文化的阶级性。伊里奇并不是这样同波格丹诺夫对问题的提法作斗争的。伊里奇说：“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社撰出来的，如果认为是这样，那完全是胡说。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12]早在一九〇五年，列宁已经讲到创造自己的文学的必要性：“资产阶级的作家、艺术家和演员的自由，不过是他们依赖钱袋、依赖收买和依赖豢养的－种假面具（或一种伪装）罢了。我们社会主义者揭露这种伪善行为，打破这块假招牌，不是为了要有非阶级的文学和艺术（这只有在社会主义的没有阶级的社会中才有可能），而是为了要使真正自由的、同无产阶级公开联系的文学，去对抗伪装自由的、事实上同资产阶级联系的文学。”（着重号是我加的。“公开”一词的着重号是列宁加的。——阿维尔巴赫）岗位派对同路人的策略，正是以问题的这种提法为基础的。但是，这里我们又回到关于创造无产阶级文学的可能性这个基本分歧上了。如果象奥新斯基那样，认为“我们正是在知识分子作家当中，才看到有人非常广泛而又合理地掌握（艺术文化的——阿维尔巴赫）所有这些成分，这一行业的能工巧匠都集中在这里，并且还要长期集中在这里”，[13]如果象托洛茨基同志那样由此作出结论，说什么“无产阶级也需要创作传统的不间断性。对这种不间断性，它现在主要不是直接地而是间接地实现的，是通过多少有些倾向于无产阶级或想从它那里捞点好处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实现的；而无产阶级对这些知识分子的态度，则是容忍他们之中的一部分，支持其另一部分，把第三部分收作干儿子，对第四部分，则使自己完全同他们同化”[14]，那就很自然，我们之间发生了策略上的分歧。在对待同路人方面，岗位派策略的整个不同之点在于它依靠无产阶级作家而不是依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于它希望创造一种公开同无产阶级相联系的文学。
至于讲到重新教育、同志式的联系等等，对这些问题，岗位派从来也没有表示过任何的怀疑。无论是谁，无论什么时候，都没有在无产阶级文学同全民族文学之间划等号；在过渡时期，整个文学不可能是无产阶级的，这是常识，谁都清楚；最后，还应当估计到这样一个事实，即现在，随着农材的普遍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大批不“土里土气”而是真正的农民作家干部——这是无可争议的。但是由此难道不应再一次得出这样的结论：必须使无产阶级文学成为核心，以便在这个核心的周围组织一种农民文学并保证给它以思想意识上的影响。关于作家还是文学、关于一翼还是一种文学的争论，其实质就在于奥新斯基对无产阶级作家采取取消主义的态度，而不是别的。昨天还在称道阿赫玛托娃，昨天还在讨好同路人，昨天还在伤害我们的作家的奥新斯基，今天却把阿赫玛托娃抛到一边，怀疑分析自己原先对同路人的热衷并企图瓦解无产阶级作家，把他们当中的这一部分同那一部分对立起来，把赌注押在全苏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分化上。从奥新斯基提出的“共产党员站到批评的阵地上来”的口号可以明显地看出他所进行的关于一翼还是一种文学的争论的含义，既然只搞批评，那么文学呢？怎么，难道把文学租让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吗？——我们要这样问奥新斯基同志。奥新斯基谈论一翼，是因为他不希望有无产阶级文学，不希望无产阶级文学在文学中占领导地位。奥新斯基讲到蛊惑宣传、阿谀奉承和恐怖恫吓。他在克服了难以置信的困难才建立起来的整个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只看到阿谀奉承等等，这不足为奇，难怪列宁曾经说过：“奥新斯基的特点就是把一切看成是政客手腕。”奥新斯基这样做是白费力气的。不管奥新斯基们怎么样，无产阶级文学成长起来了，也不管他们如何，无产阶级文学将沿着自己正确的道路前进。骄傲自满、自以为是等等——无疑是危险的，但无产阶级文学将会努力避免这种危险而不需要奥新斯基来帮倒忙。阿谀奉承、蛊惑宣传、恐怖恫吓，——这是有人企图用来破坏全苏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手法，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些罪名回敬奥新斯基。瓦解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协会没有成功，要消灭全苏无产阶级作家协会也一定不会成功。算了吧，奥新斯基同志！
结论。托洛茨基同志说，党连一个文学小组也不应依靠，他用这句话来掩盖他依靠同路人而不给我们的文学以帮助的作法。我们也反对党授给某个文学团体以特权，但我们主张党采取依靠群众性的工人作家的方针，要求党支持全苏无产阶级作家协会，使它得以巩固，希望党注意在我国建立彻底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使无产阶级文学成为党对作家施加影响的杠杆和支柱。
托洛茨基、沃隆斯基和奥新斯基等同志的观点是否就是托洛茨基主义在文学中的运用？现在让读者自己来回答。让读者去考虑，什么叫托洛茨基主义——它是不是一种意识形态？如果是一种意识形态，那末它是否应当特别在文学问题上表现出来？如果应该，那末它又表现在哪里呢？奥新斯基把自己排除在“拴在一起、编了号的托洛茨基分子”之外，他企图引卢那察尔斯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为同道。第一，我们同布哈林同志特别是同卢那察尔斯基同志的分歧，和同奥新斯基的分歧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第二，我要就“捆在一起的人”的问题说几句话。奥新斯基讥笑罗多夫同志是不久前才成为正统派的。恰恰正是罗多夫同志，他在上一次争论中是不属于反对派的。许多岗位派成员，其中包括我，却是反对派。但在那时，我们同托洛茨基同志在文学问题上就已经有了分歧。我们觉得，只有我们才是彻底的反对派，因为我们反对派的立场的基础，是相信托洛茨基执行的是列宁的路线，并认为中央委员会执行的是蜕化变质的路线，而且在文学问题上，我们从来都认为托洛茨基同志的路线客观上是蜕化变质的路线。我们大家认识到了自己在党内犯的错误，克服了自己对托洛茨基的爱，并在全党面前说明了这一点。但我要指出，就是在当时，即在我们作为反对派时，假如和奥新斯基这个顽固的老牌反列宁主义分子无意中结成联盟，这对我们大家也是最难受的事，他这个人，人们可以用手指头把他指给大家看——从他的脸就可以知道，这就是那个反对列宁的路线的人。
所以，应当解决的争论问题是：1）在过渡时期无产阶级创造本阶级文学前可能性；2）是否需要有党的文学政策；3）如果承认党需要有文学政策，那末就要指出党的基本方针是依靠无产阶级文学还是依靠同路人。问题就是这样，而且只能是这样。对奥新斯基抹煞这一问题的企图，我们将以应有的尖锐性加以指出和揭露。这不是无关紧要的问题，而是一个大问题，是关于党的思想路线的纯洁性问题，是关系到思想战线一个重大领域的问题。
不管怎么样，未来和不远的未来是属于无产阶级文学的，我们不怀疑这一点，我们记得列宁的话：“当新事物刚刚诞生时，旧事物在某些时候总是比新事物强些，这在自然界或社会生活中都是常见的现象。讥笑新事物的幼芽嫩弱，抱着知识分子的轻浮的怀疑态度等等，——这一切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手段，是保护资本主义而反对社会主义。”[15]
列宁的这些话难道不是反对他们的吗？难道不是整个地、完全地反对沾染上对新事物的幼芽抱知识分子的怀疑主义和老爷式的轻蔑态度，在文学和建设中都依靠知识分子——“别人的手”的奥新斯基们的吗？[16]
靳戈 译
[1] 本文是在《真理报》（1925年2月11日）发表奥新斯基的文章之后立即写成的。文章未能及早发表，我们现在没有作任何改动。我们这篇报纸用的逐点分析奥新斯基同志论点的文章的一切缺点，就是由此而产生的。——原注
[2]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87页。
[3] “在奥新斯基看来，这句话是很可笑的。他想把托拉斯的组织若变成‘普通的工作人员’。如果这种言论是出于诗人所描写的‘年方十五，不会多一点？……’这种年龄的人的口中，那是没有什么值得惊奇的。可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学习了不利用大资本主义所达到的技术上和文化上的成就，社会主义便不可能实现的理论，竟讲出了这种话，这就未免叫人有此奇怪了。这里已丝毫嗅不出马克思主义的气味。”（《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3卷，第555页。）——原注
[4] 《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卷，第483页。
[5] 《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14-215页。
[6] 同上，第434页。
[7] 《列宁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44页。
[8] 着重号是作者加的，《文学与革命》，第110页。——原注
[9] 布哈林，《无产阶级革命和文化》，第31页。——原注
[10] 见他在党中央五月会议上的发言。——原注
[11] 《文学与革命》，第163页。——原注
[12] 奥新斯基指责我们是波格丹诺夫派。众所周知，波格丹诺夫是要建立一种同政治平行的特殊的文化运动。任何一个同路人都懂得，谁客观上把文学同政治分离开来，谁反对后者的优先地位——是我们还是奥新斯基。——原注。引文见《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8页。
[13] 见奥新斯基同志在《真理报》上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原注
[14] 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第169页。——原注
[15]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14-15页。
[16] 正象读者所看到的那样，我们的文章是用与奥新斯基的文章完全不同的语调写的。这绝不是因为我们不想礼尚往来，用奥新斯基争论时所用的话如“三个乳臭未干的人”这样尖刻的话加以回答。把艺术家与专家庸俗地等同起来，肯定超阶级的艺术文化界的存在以及诸如此类的说法，使我们有很多理由采用奥新斯基非常喜欢的语调。但是这一次我们认为还是克制一下我们的“岗位派脾气”为好。——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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