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问题和社会民主党
卡尔·考茨基著 何疆、王禺译
前言
党执行局所设立的旨在审查国防问题的委员会,除要求其他同志外,还曾经要求我就目前正在德国热烈讨论并且不久就要在党代表大会上加以讨论的这个问题提出意见。我并不希望有这种要求,因为一年以来我一直在撰写一本关于这个问题的书。如果我现在就这一论题发表意见,那末我势必会在还没有详尽论证的情况下就过早地提出我将要在那本业已开始撰写的较长篇的著作中加以详细讨论的诸论点。我宁愿在党代表大会开会之前就向同志们提出我的那本书。可惜这件事无法做到,因为那本书的历史论述所涉及的范围很广。然而,由于建造装甲巡洋舰而引起的讨论却使我感触良多,以致我对这次讨论不能保持缄默,袖手旁观。
因此,尽管有上述的考虑,我还是决定满足国防委员会的愿望。我认为,我的那本书并不会因此而成为多余的,即使它要到下届党代表大会以后才出版。不管代表大会的决议内容如何,它只会在涉及党在最近的实际目标的限度内作出讨论的结论。关于我们在国防问题上的态度的理论根据的讨论,还会继续进行下去,因为它不单纯是一个德国的问题,而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只有国际代表大会才能有最后发言权,——纵然完全不考虑这一点:即无论国际代表大会或全国代表大会永远都只能决定实际的争执问题,永远也不能最终地杜绝有关科学认识分歧方面的研究和讨论。如果我的书不成为别的,只成为对党代表大会决议的一篇评论的话,那末我当然会非常高兴的。
我的那本书以及目前这篇意见书都不仅考虑到德国的情况,而且还考虑到整个文明世界的情况。这两部著作都不仅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为对象,而且还以社会主义国际为对象。
一 问题的意义和困难
四分之一世纪以来,没有任何其他问题像战争问题和备战问题那样在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引起了如此剧烈的长期争论。早在世界大战爆发以前,反对军备竞赛和反对大国奉行用战争来对我们进行威胁的政策的斗争,就已经日益成为我们最重要的实际任务了。后来,出现了可怕的世界大战的灾难,接着又出现了和平,和约的明文规定是想要使业已结束了的战争的灾祸再无穷延长下去并且使之更趋无限严重,同时还要造成一种使战争灾祸不断反复重演的新根源。
但是,与此同时,劳动群众中间正在增长着这种迫切的需要:即反对这种灾祸,尽可能防止这种灾祸。随着这种需要的热情日益增长,要在我们行列中讨论战争和国防问题的热情也高涨起来。可是我们认识的明确性和我们行动的统一性却因而受到了极度严重的威胁,而我们在这方面比在任何其他方面都更必不可缺地需要这种明确性和统一性。因此,必须反对那种道德说教式的评论,这种评论将扼杀一切争论。必须反对给人加上变节者和叛徒罪名的做法!
有些人认为,在战争和国防问题上没有什么可讨论的。问题十分简单:打倒战争,反对一切为战争服务的军备,反对任何参加军事行动的做法!有谁不在一切情况下都严格按照这种口号行动,那他似乎就是最卑鄙地触犯了社会主义的原则。
然而,谁若是注意最近几世纪的战争史以及社会主义政党史,他就很容易发现,问题并不像“打倒战争”这句口号所令人设想的那样简单。这本书里不可能说明这个道理。我将尝试在那本已由我开始撰写的书里来阐明它。
但是,观察一下我们时代的现象,就足以使人们认识到,战争和国防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而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它不能用道义上的口诛笔伐,而只能用实事求是的探讨来解决。
二 社会主义与和平主义
有一点是肯定的,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是要建立一种根本没有战争、没有战争威胁、没有军备的社会形式。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能承认这个理想的目标,并不是凭借对一个完美社会所作的乌托邦式的描绘,而是凭借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条件所作的考察。
对于剥削者来说,世人活着就是为了替剥削者的目的服务。剥削者把世人看成是服务于其目的的一种单纯的手段,并且也把他们当作单纯手段来对待。剥削者毫不尊重世人的自由、幸福或生命。正如强迫人们在矿场里或在令人得病的泥沼里为剥削者而受尽折磨那样,剥削者也同样毫不姑息地强迫人们到战场上去为他们而流血牺牲。反之,无产阶级则是最下层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结束一切剥削,就不能解放自己。
由此就产生了政治和社会平等的要求,由此就产生了对人类的自由、幸福和生命的最高度的尊重。民主共和国是唯一符合这种要求的政体。在一个由无产阶级组成的社会里,任何剥削均被取消。如果无产阶级在各国都居统治地位,那末一个民族剥削另一个民族的动力以及征服战和奴役战的动力从而都消除了。这一点以及对人类生命的高度尊重,自然而然地一定会造成一种永恒和平和国与国之间经常保持友好关系的状态。
由此可见,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就是最完美的和平主义。每一个充满社会主义精神的工人政党,都必须经常看到这个目标并且为这个目标服务。
三 民主和内战
毫无疑问,我们的最终目标必须决定我们的一切运动,任何运动都决不能使我们远离最终目标而不去接近这个目标。然而这决不意味着,我们今天就要抱这样一种态度来采取行动:即似乎最终目标已经达到了。
这个目标就是一种完全和平的民主制度。在已经争取到民主的国家里,我们谴责一切暴力行动。但是,在一个充满暴力行动的世界里,我们应该抱什么态度来行事呢?这里就开始产生了关于我们行动的困难和意见分歧;单单指出我们的最终目标,是不足以克服这些困难和分歧的。这里所需要的是:对于我们正在其中从事活动的世界,也要有确切的认识。
我们是否应该把原则上谴责一切暴力行动的态度发展到如此程度,以致使我们放弃用暴力来反对暴力的做法呢?这种看法并不是罕见的,但是如果更仔细考察一下,那末我们总会发现这种看法是一种由于国家权力无比强大而灰心绝望的表现;在这种国家权力面前,任何要诉诸暴力的做法都显得是神经错乱。从前,由于罗马皇帝力量强大,早期基督教时代的情况就是那样的。后来的观念还同早期基督教有联系;它们虽然谴责现存的暴君统治,但是认为用暴力来推翻这种统治是办不到的。譬如说,托尔斯泰的政治观念就是这样的,它反映了贫苦无依的俄国农民对于反沙皇统治的斗争的看法。
一个意识到自己有力量在国家里和社会上实现自己主张的阶级,必须拒绝这种对“恶势力”的抗议不见诸行动的学说,拒绝这种禁止对暴力进行暴力反抗的学说。这种学说也从来不是社会民主党的学说。
社会民主党一向维护人民的这一权利:即用同样的物质暴力手段来回敬那种使用物质暴力手段反对民主兴起的暴力政权。社会民主党谴责这种做法:即不是为了在那些用暴力方式拒绝给我们以民主或者剥夺我们民主的那些国家里争取或保持民主、而是为了在民主国家里达到政治或社会目的而使用这种物质暴力手段。
确实,甚至在最凶恶的军事专制统治下发动有准备的暴动,也是我们所一向反对的。这并不是因为原则上拒绝一切使用暴力的做法,而是因为这种有准备的暴动不能达到其目的。要用民主来推翻军事专制统治,就需要十分巨大的力量。只有全体人民的一场未被预见的突然爆发起来的强烈怒潮,才能具有这种力量。密谋行动永远只能局限在很小的圈子里,大多会被泄露,或者由于害怕被泄露而被迫过早地发动。密谋行动永远不可能一直等到群众中间产生适当的情绪时才举事。
因此,那种不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政变、而是为争取人民群众的利益而谋求推翻其政权的有准备的暴动,迄今一直是失败的,它除了使群众所身受的压力更加加重之外,从来也得不到其他什么成就。
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在他们之后的各国社会民主党人都反对一切暴动。但是他们确实也曾预料会有那种作为人民起义的后果而发生的暴力革命或暴力变革,这种人民起义是以统治阶级及其政府的不断的压力为远因、而以或迟或早总会在每一国发生的某种巨大灾难为近因而发生的。我们把全力参加这种起义并且在起义中发挥指导作用,看成是我们在其人民还没有获得民主的一切国家里的义务。
从这个观点来看,社会民主党历来就是一个革命的政党;这不仅从社会革命的意义来讲——社会革命实际上根本不可能是什么别的,而只能是朝着社会主义最终目标的逐渐发展的过程;而且也从政治革命、从一个不民主的政府制度突然由于内战——如果别无他法的话——而被推翻的意义来讲。
但是,只有一位职业革命家,也就是一位完全着了革命狂——这种狂病可能同议会狂不相上下——的政治人物才可能认为:因为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在军事君主制度下曾是政治革命家,所以我们就必须在任何情况下都依然是政治革命家,即使在革命胜利以后也如此。在我们起来革命并且争得民主共和国以后,我们现在就必须在民主共和国里力求通过又一次革命来推翻这个共和国——因为既然我们已经是革命家了。
毫无疑问,我们时代的民主共和国决不是一种理想的制度。但是民主共和国比任何其他的国家形式更能允许人民群众,首先是无产阶级结成独立自主的组织,进行独立自主的思考,了解现代知识中对于他们说来最重要的成果,得以从工人阶级的观点来自由研究现代社会,从而使无产阶级有能力来发挥其历史作用。
甚至在一种距离民主共和国还相当遥远的国家制度下,譬如说在军国主义的德意志帝国,恩格斯还认为已经具有足够的民主权利,足以替无产阶级的兴起创造条件。他并不把推翻现存的国家制度,而把维护这些条件看成是我们实际政策的当前任务。当然,在他看来,推翻这种国家制度,是不可避免和绝对必要的。但是这种推翻不会从我们的攻势中产生,而会从我们的守势中产生。在他的那一篇常常被援引的为马克思论法兰西阶级斗争而写的导言中(一八九五年),他特别强烈地强调这一点。他在导言中指出,甚至在德意志军国主义君主国里——更不用说在民主共和国里了——无产阶级政党在充分法治的情况下最能发展。反之,剥削阶级将因此而越来越苦恼。终于破坏法治和挑起内战的,恰恰会是剥削阶级。
恩格斯写出这些话以来,已经有一个世代了。从那时以来,这些话并没有过时,反而在最近这几年里越发变得十分活生生的了。无产阶级在民主国家里力量愈强大,统治阶级就愈是热中于力图雇用暴行分子来推翻民主。在意大利,他们做到了这一点。在许多其他国家里,资本主义阴谋家们为了上述目的而支持武装暴徒的兴起。
各国未必都会出现像意大利那样的情况。但是无论在何处,都存在着朝这个方向发展的趋势;如果无产阶级不懂得在以民主为基础来发展其政治力量的同时还使其他性质的——尤其是组织性的——实力手段发展到如此强大的程度,以致敌人因为看到这种团结和决心而丧失了对民主发动进攻的勇气,那末,上述趋势就会成为现实。
我们把任何在民主国家里挑起内战的人都看成是罪犯。但是如果我们的敌人在民主国家里犯了这种罪行,那末我们不能由于单纯爱好和平和反对流血而不采取任何行动来对抗他们,我们必须对进攻者坚决进行斗争,只要有获得成功的任何可能和希望的话。这不一定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武装斗争。群众性罢工已经证明是对付卡普叛乱指德国一九二零年发生的一次以东普鲁士的地方长官极端反动分子卡普为首的企图重建君主政体、恢复地主和资产阶级公开专政的叛乱。——译者注的极其有效的手段。在一定情况下我们要采用什么手段,这要视当时的斗争条件而定。但是,不能让我们的敌人对这一点有任何含糊:即他们想要推翻民主宪法的任何企图都意味着内战。即使我们并不想有这种内战,但是劳动群众也会自己奋起保卫民主共和国。
由于有这种认识,所以德国目前只有一帮流氓兵痞——他们的追随者是缺乏经验的愚蠢的年轻人和狂热分子——才常常想要用暴力来推翻宪法。但是,这帮人不会绝迹,因为有资力雄厚的地主和大资本家在支持他们和挽救他们,指望有朝一日还有机会能利用这批援兵来扼杀这个被他们憎恨的民主共和国。因此,无产阶级决不能放松随时随地的防卫准备。
四 殖民政策
前一章的论述看来似乎同我们的主题没有关系。实际上,那一章的论述同主题有极密切的关系。它已经论证了我们在战争和军备问题上应采取的态度的理由。无论就内战或者对外战争而言,我们原则上反对在民主国家里采取任何暴力行动的方针,还不足以就决定我们当时的态度。这种态度永远都还要受关于目的性的考虑的影响,这当然是这样一种目的性:它并不是服务于眼前目的甚至个人目的,而是服务于我们的解放劳动人类的伟大最终目标的。
我们已经看出,从无产阶级观点来看,我们的权利和义务在于:为了争取和保卫民主起见,对于那些用暴力来压制或压迫我们的分子,也能使用暴力,如果这能有获得成功的希望的话。
如果这种权利和义务只适用于对付本国的暴力分子,而不适用于对付那些力图用暴力手段来剥夺或蹂躏人民——包括我们在内的人民——的自决权或者把对民族加以分割或奴役的外国统治者,那就很奇怪了。
我们对于起来反对外国监护和奴役的欧洲以外的任何一国人民也一致寄以同情,不管他们是中国人、印度人或埃及人等。我们对殖民政策的原则立场就是以此为基础的。我们作为国际民主主义者,必须要求使任何民族享有最充分的自决权,不管这个民族居住在哪一洲。民族主义的民主主义者只要求使本国人民享有自决权。对他们来说,对其他民族的奴役和虐待并不引起任何良心上的谴责。
然而,无产阶级的解放不能局限于某一个别国家的范围之内,即使这种解放是从个别的特别先进的国家开始的。鉴于目前世界经济的现状,这种解放只有在蔓延到各国的情况下才得以完成和巩固。而且这种解放只有在国际阶级斗争中才能实现。这种解放要求落后国家的无产者迅速掌握那些在经济上先进的国家的无产者比他们先取得的成就。只有不作为民族民主主义而作为国际民主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才能胜利,才能完成它的历史任务。一国的社会民主党人为自己要求什么,他们也必须为别人同样要求什么。
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必须反对任何殖民征服和压迫的政策。决不能由于别国政府也犯有这种罪过,这种政策就能变得可以为社会民主党人所赞同。不能以此作为应该犯罪的理由。
无论在何处,我们的目标必须是确立殖民地人民的充分自决权。人们只能在下列问题上有不同的意见:即什么是达到这个目标的最妥善的方法。许多殖民地已经同宗主国建立如此紧密的经济关系,以致一旦突然切断这种关系,就不可能不造成重大损失;不仅宗主国要受这种损失,殖民地土著居民也要受这种损失,而在宗主国内,不仅剥削者要受损失,许多工人也要受损失。除此之外,还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即欧洲以外的许多国家在被白人征服之前就已经被暴君或掠夺成性的贵族所统治和剥削。纵然这种压迫通常没有欧洲人的压迫那么厉害,因为土著的统治者和剥削者留在国内,他们没有带着掠夺到的财物离开本国,而且他们也更了解本国的情况。最后还有一点:即他们的国家机器还比较不完善,因此这种国家机器所施加的压力比欧洲人所施加的压力要小一些。虽然如此,如果我们要解放殖民地,那末这种解放应该以下列方式来实现:即这些殖民地不致又沦入东方专制统治的阶段。
由于以上这一切,对于过渡到殖民地人民充分自决权的方法必须加以缜密的研究,并且适应各种具体情况的特点。但是一旦我们找到了正确的方法,我们就必须要求立即毅然决然地实行这种方法。现在也还没有一个殖民地是不可能毫不拖延地就实行一系列解放措施的。而且,并不是所有受到某一个白人国家威胁或压迫的非欧洲国家的人民都愿意一直等待,直到有关宗主国里那些赞成解放土著居民的力量充分地强大。无论在何地,工业资本主义,尤其是它的铁道事业,都在唤醒着劳动群众。最近几年的大规模战争也产生了同样的影响。一九零五年亚洲的日本人战胜欧洲的俄国人的那次胜利,极其强烈地震动了整个亚洲。世界大战也同样产生了这种影响;在大战中,欧洲军队中的亚洲人和非洲人对欧洲人作战,有时还打胜仗。由于上述种种因素,近东和远东就愈来愈坚决地奋起反对一切欧洲的桎梏。虽然我们如此希望世界和平,但是我们不能谴责这种运动。我们不必对每一次这种运动都盲目地感到兴奋鼓舞,因为并不是每一次都会成为真正的人民运动。但是,社会主义者更不能单单因为这种运动反对欧洲文明或甚至反对本国而盲目地加以谴责。我们通常会对这种运动表示同情;如果对本国政府施加压力而就能支持这种运动的话,我们就尽量通过这种方式给以支持。
五 侵略战争和防御战争
无论在何处,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只要共产党人自己不执政,他们总是要求打内战的。他们还要求由一切殖民地人民对宗主国人民进行战争。而在涉及欧洲国家——苏维埃俄罗斯不在此列——彼此之间的关系时,他们的态度就完全不同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谴责一切战争,不仅谴责侵略战争和征服战争,而且还谴责旨在反对外国统治者军事暴行的任何自卫。甚至防御据说也是可鄙地放弃了社会主义的神圣原则。实际上,无论第一国际或第二国际都从来也没有确定过这样的原则。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没有规定过,他们的学生中间也没有一个人规定过这样的原则。
当一八七零年德法战争爆发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没有谴责过这次战争,反而认为德国起来对法国作战是很正当的。在他们看来,有两点理由是决定性的:首先,他们认为拿破仑是侵略者。其次,他们还指望,若德国战胜,这就会替工人运动的壮大提供更良好的条件我在一九一四年十一月的《新时代》杂志上《国际主义和战争》一文中详细论述过这一点。——考茨基注。
当恩格斯(在一八七零年八月十五日)建议德国社会民主党应该抱如下的态度时,马克思是同意恩格斯的意见的:
一,参加民族运动——只要这个运动还局限于保卫德国(这并不排除在某些情况下为了实现和平而发动攻势),
二,同时强调指出德国民族利益和普鲁士王朝利益之间的区别,
三,反对兼并亚尔萨斯—洛林的任何做法,
四,一旦不是沙文主义的而是共和的政府在巴黎执政,立即争取同它实现光荣的媾和等等。请参阅伯恩施坦所著《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一八七零——七一年战争的第二阶段》(《新时代》,一九一四年十月)。——考茨基注
当法兰西帝国在色当溃败时,出现了这种共和政府,并且提出了实现光荣媾和的建议。俾士麦当时已被胜利冲昏头脑,拒绝了这种媾和,并且要求得到亚尔萨斯—洛林。于是,战争继续进行下去,从德国方面来说,战争这时已成为纯粹的征服战争。从这时起,不仅马克思和恩格斯,而且还有整个“国际”,包括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两个派别——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在内,都一致站在法兰西共和国那一边,尽管这个共和国是资产阶级共和国而且是由像老奥尔良派分子狄埃尔这样靠不住的共和分子所代表的。
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倍倍尔也是根据他对战争性质的判断来确定他在战争中的态度的。李卜克内西在一八七零年曾经想要对政府所要求的战费投反对票。倍倍尔走得没有像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远,他们两人把拿破仑看成是侵略者,因而丝毫不反对批准战费。但是倍倍尔认为谁是真正的侵略者这一点并不明确,因此主张弃权;李卜克内西终于也决定弃权。
倍倍尔毕生都坚持这一观点:对于我们在战争中的态度具有决定意义的是:战争是否由本国政府所挑起还是被强加于这个政府的。
在一九零七年埃森党代表大会上曾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在关于议会报告的辩论中,倍倍尔阐述道:“在一定的情况下,我们必须保卫祖国,如果遭到侵略的话。”(大会记录第 255 页)
至于人们在一定的情况下必须支持政府——如果政府自己没有任何过错而遭到外国侵略的话——这一点,代表大会上没有人对此发表过反对意见,连克拉拉·蔡特金也没有发表反对意见,她当时曾就这个问题发言。她也着重指出了“使祖国具有防御能力”的必要性。(第 250 页)当时毕竟出现了这种罕见的情况:我居然发言反对倍倍尔的意见。然而我决没有反对在国家遭受侵略的情况下同政府合作的正当性,我只是反对在这种情况下从一开始就使党承担支持政府的义务。我当时阐述道:
“在我看来,我们不能说定:每逢我们确信在受到侵略战争的威胁时,就该赞同政府的战争热情。当然,倍倍尔认为,我们今天已经比一八七零年时高明得多了,我们今天已经能够在任何情况下都确切地辨别:当前面临着的究竟是一场真正的侵略战争还是一场假想的侵略战争。——我不想承担这种责任。我不想担保我们随时都能知道政府究竟是在瞒哄我们还是在面临一场侵略战争的情况下真正代表着民族的利益。
但是姑且不管这些,我试问:各国社会民主党是否在任何情况下都有义务去参加真正的防御战争大会记录中误为“侵略战争”。——考茨基注?
譬如说,当日本对俄国发动进攻(一九零四年),当时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是否曾经为了保卫民族而被迫支持政府呢?肯定没有。我们没有被侵略战争抑或防御战争这个问题所左右,而是看无产阶级或民主的利益是否受到危害而行事的。譬如说,我们不妨考虑一下摩洛哥问题。昨天,德国政府是侵略的;明天,法国政府可能是侵略的;我们不知道,后天英国政府会不会是侵略的。这是不断在变的。但是,摩洛哥问题永远也不值得任何一个无产者去流血。如果在摩洛哥问题上爆发战争,那末我们必须坚决反对这种战争,即使我们是被侵略者。”(第 261 页)
在埃森党代表大会期间,在德国和法国都有人在讨论有关战争中的态度和对待战争的态度问题。即使在这种讨论中,人们也感到很难在一次国际冲突中确定谁是侵略者和谁是被侵略者。饶勒斯当时认为,测定政府态度的最可靠的试金石就是要求诉诸仲裁法庭。如果一国政府愿意在发生这种冲突时服从仲裁法庭的裁决,那末我们就必须支持它,如果这个政府拒绝这种要求而诉诸武力,那末不仅“国际”,而且本国的工人都应该把这个政府当作未来流血战争的罪魁祸首而与之进行最无情的斗争。
饶勒斯在他那本著作《新军队》的最后一部分提出了关于根据他所拟定的原则来组织法国国防军的法规草案。第十七条规定:
“事先未经公开依法提议用仲裁来解决冲突而径自参加战争的任何政府,均应被视为背叛法国和背叛人类,被视为祖国和人类的公敌。任何准许这种行为的议会,均犯有叛国罪(félonie),并且应被视为已根据公理予以解散。根据宪法和人民利益,公民有义务去粉碎(briser)这个政府并代之以一个正直的政府,后一政府将在确保国家独立的前提下向国外的敌人提议,以服从仲裁来预防敌对行动的发生或停止业已发生的敌对行动。”(《新军队》,一九一一年巴黎版,第 685 页)
尽管他们在关于我们在战争情况下负有什么义务的看法上有种种差别,但是他们却一致认为:他们拒绝在战时无条件地支持某一政府或无条件地反对某一政府。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根据每次战争的性质来作出每次的决定的。在这一点上,各不同方面提出了每次用以测定战争性质的不同标准。人们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即这些标准必须同国际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相一致。但是,单单承认这个最终目标还不足以就得出一种具有妥善根据的决定。还必须对各国人民之间和各国政府之间的国际关系加以深入的研究。马克思所撰写的第一国际的《成立宣言》在结尾时着重指出这一点决不是白说的:
“工人阶级的责任在于:精通国际政治的秘密,监督他们的政府的外交活动,在必要时尽全力去反对这些活动。”参阅《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第 361 页。——译者注
六 帝国主义
在世界大战的过程中,有些社会主义者没有坚持从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主张过的关于我们在战争中的态度的观点,而去主张另一种观点;在他们看来,这种观点是唯一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在当今社会的两国之间发生的战争中,两国政府仿佛永远是同样有错的,因此对双方都应该同样加以反对。这一点似乎从一开始就是肯定的,而且不需要每一次都进行特别的考察。如果有谁举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实例来反对他们,那末他们就会说,这种实例在今天已经不再是权威的了,因为我们今天生活在帝国主义时代,这时任何战争据说都是帝国主义战争。对于我们在战争中的态度来说,这已经成为一种如此重要的论点,以致于我们必须加以详细的探讨。
在战争问题上,共产党人和接近共产党的人士都用诸如“帝国主义”一词之类的寥寥数语来加以胡乱对待。同时,几乎没有什么人会想到去弄清楚他们对这个词是如何理解的。
对“帝国主义”这个词的理解通常包含两个概念。这是两个大不相同的概念,但是它们并没有被区分开,反而被任意加以混淆。
一方面,帝国主义这个词被人理解为任何要靠征服新的地区来扩张国土的努力。如果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这个词——通常都是这样理解的,那末用帝国主义来解释战争就并不比把 Armut 这个字溯源于 Poverté两词同义,均“贫困”之意,前者为德语,后者为古代法语。——译者注更高明些。这样,除了说征服战争是由力图征服的努力所引起之外,什么话也没有说。
但是如果从这种意义上理解帝国主义一词,那末下列的说法就完全错了:即战争直到最近几十年里才是帝国主义的结果,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未能对此加以考虑。
毋宁说,在这种意义上的帝国主义正像国家本身一样古老,帝国主义属于国家的本质。帝国主义本身就是从国家中产生的。
造成帝国主义(在这种意义上的帝国主义)的,就不是资本主义了。相反的,恰恰工业资本主义才产生了具有反对那种帝国主义的志趣和倾向的成分。我希望能在他处再详细论述这一点。这里只论述到这样的程度:工业资本在其初期是和平的,它与银行资本不同,后者是对战争感兴趣的。因为,银行资本就像旧的高利贷资本那样(银行资本是从高利贷资本中产生的),依靠不仅乘个人之急而且还乘那个向它借钱的国家之急来进行剥削而赚取最优厚的收益。战争使全世界民穷财尽,但是却使银行资本大发横财。
相反,工业资本却由于战争而失去工人和顾客。战争从工业家那里剥夺了他们所需要的货币资金,为的是在非生产性的活动中把这些资金耗尽。
尤其在英国,一俟其工业资本在技术上和经济上得以胜过各国的工业,它就很富于和平精神。在同各国保持充分友好并且在国内和在世界市场享有充分行动自由的情况下,它最为繁荣昌盛。迁移自由、自由贸易以及和平,都是英国的自由贸易主义——英国工业资本的派别——的口号。它拥护这些口号,也拥护世界和平,起先比无产阶级本身还拥护得有力。
正如英国的工业那样,英国的经济理论也是全世界的榜样。自从一八四七年自由贸易在英国取得胜利以来,争取国家和社会各方面的和平和自由,至少也成了在英国以外的——在法国以及在德国和美国的——资产阶级社会中的激进派的口号。
但是这个阶段不是永远存在着的。世界交通愈频繁,现代化的生产方法就愈迅速地渗入那些其居民在知识方面对于这种生产方法已准备好条件的国家里去。在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里,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工业优越性已完结了。从那时起,我们看到愈来愈多的工业国在寻求销售市场和原料供应地。同时,资本的积累已经具有如此的规模,以致它在各文明国家里都已经过度膨胀,在国内没有足够的投资可能性或者只有低利润的投资可能性。这种资本就愈来愈力求在国外进行投资。但是只有在那些由各该资本家的本国所统治着的地方,销售市场、原料来源和投资场所才是最保险的。于是,无论在何处,工业资本家这时也都对进行征服产生了兴趣。同时,在工业资本内部,重工业所占的比重这时也愈来愈超过纺织工业,而纺织工业原先是居领头地位的。尤其在目前正迅速壮大着的商船队的船只的建造方面,钢铁排挤了木材;铁轨伸展到了地球上最偏僻的地区;无论在何处,机器都在改变着工业的面貌。但是,值得注意的现象是:重工业资本家——不管他们的个性如何不同——毕竟都由于他们所代表的利益以及由于他们赖以致富的条件而比纺织业资本家更倾向于并且也被迫要采取残暴的方法。除此之外,重工业资本家还对军事装备有特殊的兴趣,这种装备对他们说来尤其有利可图。
而这对银行家说来同样也如此。工业愈需要贷款,工业中那种用股票来代替资本家个人的大企业愈来愈多,那末银行家对工业的影响就愈来愈大。银行资本永远是倾向于战争的。
除上述因素之外,还有这一个因素:自古以来,地主贵族就属于好战阶级之列。他们本来就是在战争中取得其土地并且在战争中巩固和扩大其土地占有的。后来,他们又使军官界里到处充斥他们的子弟。由于传统和生活地位的缘故,地主贵族是倾向于在内政和外交政策上采取残暴方法的。
工业资本原先是同地主贵族相敌对的。当无产阶级开始组织成为独立自主的群众性政党时,情况就发生变化了。这时,地主和资本家都心怀同样的恐惧,他们结成了联盟来对付共同的敌人。工业家听任地主们掌握国家的统治权,接受了他们的残暴统治方法,并且心甘情愿地用食品关税的高昂代价来报偿贵族地主们对他们所效的警犬之劳。
这种新联盟在德国的最初的表现形式就是社会主义者非常法;我们最近还纪念过这项法案的五十周年。
这种转变不仅表现在对内政策上,而且还表现在对外政策上。在国家幅员和地理位置方面有条件的一切资本主义国家,这时都开始了一个夺取殖民地和扩充海军军备的时期。严重的国际冲突和紧张局势出现了,这种冲突和紧张局势有时爆发为战争。
这个新的时代就被称为帝国主义时代。这个词起先在英国被用来称呼一种要实行较紧密结合的努力,一种要确保和扩大殖民帝国的努力。只有把帝国主义这个词用来称呼资本主义的一个特殊阶段的征服努力而不是用来称呼一般的征服努力,这个词才有意义。而且只有在把这个词用于这种较狭义的意义上时,才能说帝国主义构成一种没有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知的现象。
但是,国际生活中的这个新因素是否就使人们在确定其对未来战争的态度之前先去考察一下战争性质的做法成了多余的呢?
如果说帝国主义造成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引起战争危险,有时甚至引起战争,那末这并不因而就说明,在帝国主义以前引起过战争的那些原因就从而都已经消除了。帝国主义并不排除其他的战争原因,而只是作为一种新的原因而添加进去。帝国主义并不使每次个别的战争的性质问题变得简单化,反而使这个问题复杂化了。
确实,如果两个资本主义国家为了争夺一个殖民地而进行战争,那末我们必须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这两个政府,毋需事先详加考察谁是侵略者或者谁是被侵略者。但是,如果硬说这种争夺掠夺物的争端是帝国主义时代唯一的战争原因,那就可笑了。这种争端甚至并不构成最起作用的战争原因。在今年九月号的《社会》杂志上论《战争、和平和资本主义》一文中,维·施瓦尔茨很正确地指出:在最近几十年里,没有任何一次欧洲大国之间的战争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争端问题而爆发的。
“虽然如此强烈地渴望夺得殖民地,但即使是最大的殖民地也不值得在一次世界大战中为它而把大国的存在、资产阶级的享福生活和社会制度当作赌注,进行冒险。”(第 200 页)
欧洲国家彼此之间的一切帝国主义冲突都是通过会议来解决的。
甚至世界大战本身也并非直接就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
“毫无疑问,可以有理由说,战争的东欧起点不是帝国主义的。东欧还远远没有达到由帝国主义需要来支配其政策的程度。”
“而在战争爆发的时候,西欧并没有因任何帝国主义争端而分裂为两个对立的集团。这些争端都已经解决了。”(《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家联盟》,一九一五年十一月版,第 64 页)
自从世界大战以来,帝国主义对世界和平的威胁只有更进一步地减小了。殖民地世界已经被瓜分了,而且对欧洲宗主国的反抗愈来愈厉害。这些宗主国愈来愈难于保持它们已取得的果实。如果说欧洲国家之间偶尔为了海外属地而发生冲突的话,那末争执对象的价值已愈来愈小了。反之,斗争的代价和危险却大得惊人了。
大金融资本家要不断扩张和日益垄断其剥削地区的努力,当然仍然存在着;这种努力并没有减弱,反而加强了。但是他们知道用除了大国之间的战争以外的、其他费钱较少和危险较小的方法来实现这种努力。
我们已经处在国际卡特尔和托拉斯时期,财政资本国际组织时期;这个时期反过来又对大国的对外政策发生影响,姑且完全不论殖民政策所遇到的阻力多么强大;这种阻力来自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它在世界大战发生以前就已经尽量发挥了这种阻力。
由此可见,我们根本不需要由于帝国主义的兴起而在战时抱一种与我们的伟大导师不同的态度,任何战争还同以前一样都是一种复杂的现象,我们必须对这种现象加以确切的考察才能对它抱正确的态度并且维护国际社会主义的利益。
在研究一种现象时,当然可能发生意见分歧。如果这种研究是在一种人心激动的时期进行的而且是从那些具有不同的消息来源和历史传统的不同民族的观点出发来进行的,那末意见分歧就特别容易发生。这可能使“国际”,甚至使各国的社会主义政党都发生分裂,特别是如果由于战争状态而无法进行开诚相见的共同讨论的话。
这无疑是一个严重的缺点;这个缺点可以避免发生,如果我们规定这样一套死公式的话:这套死公式似乎毋须任何进一步的调查研究而从一开始就能适用于任何战争,适用于卷入战争的任何国家。但是很可惜,这套如此方便和简单的死公式却会带来另一个缺点:它使人难于认识现实,往往令人完全不可能认识现实,它很容易使我们完全违背现实,使我们把最宝贵的热情和力量浪费在毫无意义的、往往对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有害的行动,并且在长时期内使解放斗争完全崩溃。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宁可依然采取旧方法。这种方法愈是实事求是地加以执行,愈少讲空话,那末它就愈能维护“国际”的统一。因为,必须加以考察的事态,对于我们中间的每个人来说毕竟都是一样的。
七 制止战争
我们关于帝国主义的论述决不该表明:自从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来,在战争的实质以及我们在面临战争时的任务方面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他们两人所教导给我们的东西对我们来说已经够用了。情况肯定并非如此。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战争方面几乎专门研究的是关于引起每次战争冲突的原因问题,关于战争所包含的后果问题,以及关于社会主义政党因此而在这种冲突中所面临的任务问题。
甚至在目前时期,这些问题在某些情况下也仍然会发生。
但是另外有一个问题已经对我们说来变得重要得多了,我们的导师们几乎还根本没有考虑过它,这就是防止一次有发生之虞的战争的可能性和方法问题。
在短短几十年以前,还完全没有这种可能性和方法。当时无产阶级是弱小的,民主还没有发展起来,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在对外政策方面还完全是无知和缺乏独立见解的。工业资本家当时诚然是爱好和平的。但是他们从来就不懂得国家行政事务。他们的兴趣完全被他们的私人事务吸引住了;在自由贸易主义的时代,他们的愿望不在于掌握国家权力并且使国家权力为他们服务,而在于把国家的一切经济职权都剥夺掉,使国家成为“守夜人”。当然,他们如果没有一个国家政权来保护其财产还是不成的,但是他们却听任贵族去掌握国家政权,贵族提供了军官和外交官以及官僚机构的高级人员。而且在欧洲大陆,尤其在法国,高利贷资本和银行资本长期居于胜过工业资本的优势。而要争取高利贷资本和银行资本赞成战争冒险是很容易的。
因此,如果一个王朝以及由这个王朝所统治的国家的万名上层人物决心要进行战争,那末就没有任何势力能阻止它。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劳动群众来说,战争已成了他们没有能力来避免的根本性的灾难,无论战争会产生何等重大的破坏性后果。这是人们必须耐心忍受的由上帝安排好的命运,正像忍受鼠疫和荒年等由上帝的无限慈悲心所安排的命运那样。
但是在这个时期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确实,工业资本从那以后不仅已成长得很强大,而且它的和平思想也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了,它还同统治阶级的好战派结合起来。与此同时,这种经济发展使工业无产阶级获得了更为迅速的成长;随着它的成长以及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它的干预,民主获得了巩固;民主是所有下列这些设施的总体:它们使群众得以组织起来,受到教育,扩大力量,取得在国家中在社会上有势力的地位。
无论在何处,无产阶级都主张维护和平。而无产阶级在起这种作用时,能够比在反对资本和争取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中发挥更大得多的力量。因为在后一种斗争中,无产阶级几乎是孤立的。然而这一点并不适用于无产阶级所从事的其他活动,因为这些活动虽然是由于其阶级地位而产生的但是并不直接构成它反对资本的斗争的一部分。这种活动之一,就是无产阶级的维护民主;全国劳动群众都对民主感兴趣;正如无产者那样,小农和小手工业的群众,甚至还有某些资本家,都对民主感兴趣。上述活动还包括争取和平的斗争,在这种斗争中,无产阶级代表了几乎全体居民的利益。除了诸劳动阶级外,统治阶级中的个别阶层也对和平感到极大的兴趣。
在一定时期内要实行联盟政策的必要性,在不小的程度上是由此而产生的:即无产阶级除了为自己的较狭窄的阶级利益而斗争之外还为民主与和平而斗争。民主与和平这两者都是无产阶级解放的必不可缺的先决条件,同时这两者也被除了无产阶级以外的其他阶级和阶层以一种与无产阶级相同的迫切心情所企望着;民主与和平应该比无产阶级在全国的胜利更早些实现。没有什么比下列断言更错误的了:即只有实现社会主义之后才能有持久和平。据说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居统治地位,仿佛就不可避免地要不时发生战争。
若没有无产阶级的有力干预,民主与持久和平肯定不会来到。无产阶级是这两种现象的唯一最可靠的支柱。然而无产阶级今天就可能在它的领导下用争取民主与和平的口号,比用争取社会主义的口号动员起多得多的群众。民主与和平是社会主义的先驱;实现和维持民主与和平,在一定时期甚至比战胜资本主义还更加是我们当前实际任务的一部分,虽然我们就在今天也应该在一切存在着可能性的地方用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措施来开始战胜资本主义。
自从在上古时代国家建立以来,对维持和平感兴趣的居民阶层和阶级的力量,从来也没有像在我们的时代这样强大。自从世界大战以来,这种力量又大大增强。
与此同时,制止一切战争的必要性也大大增加了。因为资本主义以闻所未闻的巨大规模不但发展了生产力,而且还发展了破坏力;同时,由于交通工具的不断日臻完善,参加战争的人群以及战争所摧毁的地区都愈来愈广泛了。在今天,每次较大的战争都有变成世界大战的危险,参战者的人数多达好几百万,平民同前线战士一样受到战争恐怖的威胁。下一次战争有把整个拥有数百万人口的诸城市夷为平地的危险,并且要使我们全部文化淹没在鲜血和泪水的海洋中。
如果说从前曾经流传过这种看法:认为战争是民族所经受的一次钢铁洗礼,是一种使民族得以再生和繁荣的必不可缺的手段,那末,今天就几乎没有几个愚蠢的傻瓜和毫无良心的禽兽还敢再重复这种话了。未来战争的无法言状的恐怖使全世界都胆战心惊。不仅无产阶级分子,而且还有资产阶级分子,都满怀恐惧地在寻求阻止战争的方法。
必须这样做的必要性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么大,而获得成功的希望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大。国际无产阶级通过争取和平的斗争,比通过任何其他东西更有希望成为这个面临着更高级存在形式的文明世界的领导者。
八 战争技术和战争政策
有两种方法可以使战争无法发生:人们可以从技术上或者从政治上来制止战争。
可以用这种方法来防止战争:即在国内贯彻一种为和平服务的政策,并且争取议会不让任何一个其行为有引起战争之虞的政府能够存在。
但是,如果和平的朋友们不能争取到居民和议会的大多数,不能决定政府的行动,那末怎么办呢?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进行技术性的反对战争的斗争,应该用下列方法来制止战争:即至少那些在进行战争时缺不了的诸居民阶层拒绝参加战争。如果一宣战,军火工厂的工人和铁路工人等等就立即罢工,那末战争怎么打得起来呢?
如果他们罢工,全体飞行员和化学工人等等也都罢工,那末战争当然就不可能进行了。这就是,如果他们统统罢工,如果双方都罢工。因为如果只有一方罢工,那末这就并不意味着制止战争,而只意味着帮助对方,使对方获胜。而且,从一开始这一点就是清楚的:在无产阶级已经拥有强大力量的民主国家里比在无产阶级还弱小而且还受压制的不自由国家里更能实现罢工的口号。
由此可见,如果人们从一开始就“在原则上”替每个国家都规定上述的要求,那末这种要求就并不意味着制止战争,而意味着保证那些反动国家对那些更高度发展的国家的优势。
如果比方说霍尔蒂的匈牙利以其武装匪帮进攻奥地利共和国,那末根据这一“原则”,“国际”就必须在这方和彼方都要求军事工业的工人和士兵一律罢工。但是只有在奥地利,这种罢工才能实行,而不是在匈牙利。因此,这就会成为想要制止战争的荒唐办法。
我们在这里也再一次地看到了要了解每一次战争的特殊性质并以之为依据来采取相应行动的必要性。不该要求双方都举行罢工,而应该要求侵略国举行罢工。如果有力地举行这种罢工的话,也许就足以制止战争,因为被侵略的奥地利譬如说就肯定不会再继续进行战争,如果再也不需要去抵抗什么匈牙利军队的话。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求,应该用侵略者或征服者那一方的罢工来制止战争,这就是通常在无产阶级弱小的那一方,也就是无产阶级还没有能力去实行人们所期望于它的那种有力行动的那一方。
只有在无产阶级有力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的地方,也就是说,只有在无产阶级不需要采取如此孤注一掷的断然行动的地方,无产阶级才强大得足以实行上述行动。
要靠个别部分的人举行罢工和拒服兵役来制止战争的主张,是符合工团主义的论点的;这种论点是与社会民主党的论点背道而驰的。
这种主张要靠群众的力量优势来实现。这不仅要依靠在普选制基础上所争取到的多数。除了选举权之外,无产阶级还拥有一种特殊的斗争手段:在经济上缺不了无产阶级;这种特性使无产阶级在某种情况下得以使生产过程陷于瘫痪。但是这种斗争手段并不能在任何情况下都证明是无法抵挡的;只有在适当的地点、适当的时间、理智地加以运用时,它才能获得巨大的效果。然而这种效果也只有靠群众的、多数的压力才能取得。只有当一个企业或一个生产部门的大多数人举行罢工时,才有成功的希望,如果其他的因素——营业景况等等——不是太不佳的话。一次想要对全国施加压力的政治罢工若要获得成功,那末不仅各行各业的大多数工人必须参加罢工,而且罢工还必须获得其他居民群众的同情。一九零五年俄国的群众性罢工就是这样的;这次罢工曾迫使沙皇投降。一九二零年卡普叛乱时的罢工情况也如此。
工团主义者轻视这种经验。工团主义者是出现在这样的国家里的:它的个别部分的工人怀有高度的革命热情,但是它的群众却组织得很差,它常常只有极少的大工业,因而其无产阶级也很弱小。
因此,在他们看来,靠选举权来取得多数的道路显得太没有指望了,太漫长了。在现有的力量对比条件下,武装起义的道路是完全行不通的。但是他们希望靠小规模的零星罢工来这样激励群众,以便使这些罢工能产生巨大的政治效果。甚至在落后条件之下,即使没有长期的艰苦的宣传工作和群众组织工作,也有可能举行这种罢工。
这种罢工当然总会被镇压下去,如果它具有伟大的革命目标的话;因为它不仅会招致两三名企业主的反对,而且还会招致整个国家政权的反对。但是工团主义者的下列期望永远也不会实现:即从被镇压者的尸体上将会产生复仇者,由于失败而产生的愤怒将使群众受到感动并且义愤填膺。由于自己的错误而造成的失败,是不会产生激励人心的作用的,而永远只会令人灰心沮丧,并且把失败的愤怒首先转向自己行列中间的那些人:他们的错误就是失败的原因。
人们于是就会考虑,如果在困难情况下要采用工团主义策略,那末这种策略会造成什么结果:这种策略就会使战争爆发时在技术上不可能抵御外敌、保卫祖国。
这种罢工只有在不仅受到工资劳动者中的大多数而且还受到全体居民中的大多数支持时,才能获得成功。果真能获得这种支持的话,那末这种孤注一掷的斗争手段也就成为多余的了,因为在这样的人民情绪下,今天不再会有任何一国的政府还敢进行战争。
在群众认为有必要参加战争时,情况就不同了。诚然,今天无论在何处,群众都是十分爱好和平的。但是如果他们认为自己的国家遭到了侵略,那末在他们看来就迫切需要进行抵抗。在这种情绪下,如果指望那些恰恰在技术上负责作战的各部门中的那几部分工人起来违抗本国人民的广大群众,这简直就是一件犯罪行为,并且除了过早地牺牲某些最优秀和最有能力的分子之外不会获得任何结果;而这些人在以后是可能作出宝贵贡献的,如果争取和平的斗争在居民中间获得更良好的响应的话。
这种形势并不会因为战时法令在惩办一切违抗行为时的凶狠残酷而有所改善。
由于热烈地渴望维持和平,甚至许多以前完全没有工团主义思想的优秀的社会民主党人都被这种希望所俘虏了:即希望那些在技术上参加战争的工人们用罢工来制止战争。连瓦扬、饶勒斯和凯尔·哈第也拟就了一项这种性质的建议,准备在预定一九一四年八月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上提出。但是当战争在那个时候实际爆发之后,就没有人再想起这种建议了。
当时意大利的情况,与中欧同盟国和协约国的情况不同。在中欧同盟国和协约国里,双方的居民都觉得自己受到了侵略,甚至简直是受到了袭击,因而陷入战时恐慌状态;而这却并不适用于意大利。意大利的工人有充分的时间来考虑和准备。当意大利参战时,其参战并非为了自卫,而是为了征服。然而即使在意大利,也并没有试图用武器和军火工厂的罢工或者用铁道事业的罢工来制止战争行动的爆发。
而在那以前,当一九一一年九月意大利袭击的黎波里并且发动对土耳其的战争时,国家会因战争技术部门罢工而遭受到危险的情况是连影子都不存在的。意大利人民群众当时对本国政府很愤慨。尽管如此,那时在军事工业中也依然没有举行任何罢工。
在爆发战争之初,纵然从心理上讲也是根本不可能举行这种罢工的。只有当战争把人民折磨得如此厉害,以致人民感到继续作战比失败还更可怕;只有当他们迫切要求和平而且看到除了在那些服务于延长战争的工业中举行罢工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办法可以迫使那些刚愎自用的军国主义者同意媾和时——只有在上述情况下,才会具备这样的条件:它将使这种罢工成为可能并且使人民群众对此表示同情,以致能取得重大的政治效果。
而在战争爆发时,则迄今还从来没有过这种情况而且以后也几乎不会有这种情况。我们决不能依靠这种手段来制止战争。如果“国际”里竟有人企图把这种手段的采用作为一种无条件的义务而规定下来,那我们就必须坚决加以反对。
如果在一定情况下人们居然已经到了只有用罢工才能阻止敌对行动发生的地步,那末阻止战争的时机就已经错过了,这时无论在这方或他方,平心静气的考虑都已经被最疯狂的恐惧心理和仇恨情绪所窒息,战时法令对新闻事业的箝制使人无法报道稳定人心的消息。如果反对一次有爆发之虞的战争的斗争要获得成功,那末这种斗争必须在事先老早就进行,也就是在这样的时候:即只需要和还能够用政治手段来进行斗争,而且斗争所涉及的只是政府的行动,不是士兵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对于足以引起武装冲突的任何政策公开地予以极尖锐的谴责并且使之无法实行。
九 国际联盟
战胜国在世界大战以后建立的国际联盟,大大地便利了维护和平的斗争。战胜国起先确实把国联看成是实现它们在对待战败国方面的共同利益的工具。但是国联毕竟还是对劳动群众的需要所作的一种让步;当时只是以下列方式才取得了劳动群众对战争的同意的:即人们使战争显得是对邪恶暴行的抵御并且是作为将会导致永久和平的最后一次战争。协约国是把世界大战作为一次旨在消灭战争的战争来进行的。
国际联盟的情况就同俾士麦在一八六七年和一八七一年同意给予普选权时的情况相仿佛。俾士麦之所以给予普选权,是因为他把普选制看成是依靠农民群众来使那个与他敌对的自由主义陷于瘫痪的一种工具。但是其中还有一层原因是一种蛊惑人心的打算。俾士麦想要使工人们摆脱对自由派的追随,而来为他的政策服务。
但是过不多久,他就发现:他失算了,选举法已经从一种被他用来实行统治的实力手段变成了一种加强无产阶级并且使无产阶级独立自主的手段。他是很想再把选举法摆脱掉的。
战胜国的某些政治家现在对国际联盟的态度就是这样的。本来应该成为他们手中的一种实力手段的国联,有时对他们说来已经成为非常不称心的了。而且国联很可能会变成对他们说来还要更不称心得多的东西。
没有什么比挑出国际联盟的弱点和缺陷更容易的事了。但是这些弱点和缺陷只有一部分是从国联的组成方式中产生的。其最大部分是由此产生的:在欧洲起决定作用的国家中那些主张维持和平和国际谅解的政党还太弱小,以致还不能执政。在这里,人们也可以把国联同普选制以及同议会比较一番,普选制和议会制对于我们向它们所提出的任务来说同样也往往显得不能胜任。在这里,问题也不在于制度本身,而在于我们的弱点。无论在何处,无产阶级都还没有强大得足以单独在国内实行统治。这是很不愉快的事,但是对于无产阶级说来,除了民主的手段之外,没有其他手段可赖以贯彻在国家里的持久成就。少数派的暴力统治,不会导致劳动群众的专政,而会导致一个小派别的专政,这个小派别为了保持其执政的地位,将压制对于提高无产阶级力量所必需的一切东西,压制其自由的组织,压制自由的新闻事业等等。这种专政并不会带来无产阶级的统治,而会削弱无产阶级业已取得的实行这种统治的能力。
即使无产阶级在民主制度下没有居于统治地位,民主制度毕竟仍有助于无产阶级发展其管理国家和制定法律的能力。国际联盟今天已经同样发挥着这种作用。对劳动群众来说,对外政策迄今一直是一件这样的神秘事:劳动群众不懂得它,而且大多也很少去关心它。国际联盟中的谈判讨论,首先使劳动人民的代表人物,然后使劳动群众自己愈来愈多地考虑对外政策的任务、问题和办法。而这是任何成功的和平政策所必不可少的一个前提条件。和平政策的前提条件不仅在于那些有决心阻止战争的阶级和阶层的和平愿望,不仅在于为此所必需的力量,而且还在于对国际关系有透彻的了解。
但是国际联盟迄今并非单单因为这一点而起了有益的作用。人们也不应该因为它的失着而过低估计其成绩。迄今为止,国联的成绩当然与其说在于解决国际冲突,还不如说在于推迟国际冲突。但是这已经是和平事业的收获了。因为,不管各国彼此关系上的纠纷如何严重,最严重的坏事毕竟还是战争。阻止战争这件事本身就已经是一件功绩,虽然这当然还不够,如果威胁着和平的矛盾还没有解决或者受压迫的人民还没有独立自主的话。
国际联盟的单纯存在本身就已经意味着和平事业的一项伟大成就。国联提供了任何其他机构所不能提供的那种保障和平的办法。
如果国际联盟在一九一四年就已经存在,那末大概就不会发生那场灾难了。塞尔维亚就一定会乞援于国联,以便让国联来调解它与奥地利之间的冲突。奥地利的、尤其是德国的和平朋友们,首先是社会民主党,也许就会拥有这种力量:争取到人们对这种调解的承认并且把本国的战争煽动压下去。
只有独裁统治下的诸国还构成一种困难。如果这种独裁政权企图进行战争,难道人们在这种情况下能指望它会在本国遭遇这样一支反对力量:它强大得足以迫使它承认国际联盟的仲裁程序?
这时,我们可以确信无疑,即使在这种国家里,居民的大多数——不仅无产者,还有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甚至还有许多资产阶级人士——都会十分坚决地宁愿要事变的和平解决,而不愿要战争。他们只是缺乏那种可以使他们在国内发挥影响的行动自由和组织自由而已。
在这种情况下,不仅社会主义的工人国际有责任,而且国际联盟也有责任从外界去号召那些反对这个扰乱和平的政府的和平人士起来同这个政府进行斗争,并且向他们提供一切可能的支持——不仅是道义上的支持,而且还有物质上的支持。
在这种情况下,当别无他法可以挽救和平时,在我们看来,外界的干涉——当然是国联的干涉,不是某一个民族的干涉——不仅是正当的,而且甚至是迫切需要的,这即使将冒一种因而触发内战的危险。
当然,国际联盟的单纯存在还不足以确保和平。为此,我们还需要在那些对于世界政治起决定作用的诸国建立强有力的坚决捍卫和平的民主制度。但是另一方面,不管这种由无产阶级民主制度来构成其主要支柱的和平民主制度多么强大,它如果还缺乏实现这种和平民主的办法,那末它就不能确保和平。如果没有人来运用工具,工具是毫无用处的。反过来,人也不能完成一定的工作,如果他们没有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话。
国际联盟是最必不可缺的和平工具。除了国联之外,该由谁来解决国际冲突呢?
有些同志对国际联盟抱敌对态度,幸灾乐祸地、甚至兴高采烈地大谈国联的失败。这大概因为国联是一件“资产阶级”的产品。这简直就无异于因为普选制是俾士麦给我们带来的,所以我们就要取笑普选制的任何一次“不灵验”,取笑任何一次的竞选失败。
但是,正如每一次竞选失败对我们说来都是一次刺激——刺激我们以更大的努力来参加新的竞选工作——那样,国际联盟的任何失败和错误也都应该促使我们以更大的力量来加强我们在国际联盟中的影响以及我们对参加国联的诸政府的压力。但却不是对国联不加理睬并且任其自流。
这样做也许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我们有另外一个机构能同样地或更好地履行国际联盟的任务的话。但是哪里有这种机构呢?难道我们应该把当前的和平工作如此长久地推延下去,直到有朝一日出现这样的时机:即有可能建立一个新的更有效的被各国政府所承认的国际联盟?
或者我们是否想用某种无产阶级国际来代替国际联盟呢?但是,正如社会民主党或任何其他政党不能代替国家那样,无产阶级国际也同样不能代替国联。凡是在政党和国家混而为一的任何地方,两者都会受到损害。国家必须为各种思想力量在国家领域内的发展提供余地。一个政党永远只需要这种思想力量中间的某一些。如果政党想对各种思想力量都予以容忍并且对它们都敞开大门,那末这个政党就会丧失其明确性和力量。反之,如果国家不为从事各方面的、自由的思想活动提供可能性,那末这个国家就会在精神上陷于贫乏,最后在物质上也会陷于贫乏。如果国家和政党合而为一,那末两者就都会成为缺乏生命力的。
因此,如果由社会主义国际或者其他某一种政党组织的国际联合来代替国际联盟,那末这也是没有好处的。
因此,正如一国的社会民主党愈强大、愈有能力并且在国内起的作用愈大,这一国就愈能繁荣昌盛那样——因为社会民主党里包含着未来的力量,国际联盟也同样会愈适当和愈有效地进行工作,如果社会主义国际愈强大并且参加社会主义国际的各党愈统一和愈强大的话。没有强有力的社会主义国际,就不会有有效的国际联盟。但是“国际”不能替代国联。
那些想要使我们对国际联盟置之不理的人,大多倒也并不想用其他国际组织来代替国联;这种国际组织必然要比国联还更没有力量,因为这种国际组织只代表着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单独实行过统治的一个阶级或一种政党而已。他们是想用世界革命来代替国际联盟。
这种世界革命并没有被人理解为某种朝着社会主义方向的发展,一个必然的渐进的过程,而被理解为一种同时突然推翻世界上一切现存政府的行动,只有俄国政府例外,俄国政府将以这种方式取得世界霸权并从而能对一切向它屈服的各民族下令实现世界和平。
这种方法比国际联盟所能采取的方法更简单些,这是无法否认的。这种方法只有一个小缺点:即它是以十分幼稚的想像为基础的。它是从这种看法中产生的:即世界各国人民都渴望颠覆自己的国家,不管他们的经济发展达到什么高度,不管他们各阶级的状况和力量对比关系如何,不管他们的历史和宪法的情况如何。有人之所以相信这种世界革命,其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对俄国以外的各国人民情况的极度无知。
尽管如此,情况似乎对他们是有利的,因为世界大战已经把几乎全部参战国都极其猛烈地震醒了。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下列假定仍是荒唐可笑的:即固定结合起来的盎格鲁萨克逊诸地区的情况发展居然会同欧洲东半部的军事君主国废墟上的情况发展一模一样。但是这种荒唐可笑性在当时还没有像在今天——世界大战以后十年——这样明显。
实际上,那些宣扬世界革命和很想从世界革命中得利的人,为了使人们相信世界革命会到来,就不得不预言将发生世界大战,而且只要有可能,他们还要用散布虚假的谣言和煽动民族矛盾来为世界大战推波助澜。他们太软弱无力,以致不能获得成功。如果仅仅只有他们在威胁世界和平,那是用不着为世界和平而严重担忧的。但是无论如何他们证明了这一点:即要用以替代国际联盟的世界革命,并不被他们看成是一种消除战争的手段。相反的,他们需要战争来作为革命的序幕。
因此,虽然国际联盟并不使我们感到很大的满意,但是目前不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即用一个更好的更有效的机构来代替国联。我们有种种理由来对国联采取批判的态度,找出和暴露国联的缺点。但是正如对国家或议会的态度那样,我们对国际联盟所进行的批判并不是为了要使无产阶级藐视和无视国联,而是为了要激励无产阶级十分有力地去支持那些旨在加强国联和使国联的组织更为合理的一切努力。
十 战争的根源
原书目录本节标题为《我们时代的战争根源》。——译者注
甲 民族主义
主张奉行强硬有力和始终如一的和平政策的诸阶级和阶层的政治力量,自从世界大战以来已经比大战前强大得多了。世界大战以来,国际联盟已经形成一个执行和平政策的新工具。在这方面来讲,维护和平的条件在今天比在世界大战以前更为有利。但是,旧的战争原因的继续存在或甚至变本加厉以及新的战争原因的涌现会不会抵销上述的有利条件呢?
在这方面,情况也不是毫无希望的。
我们已经谈到这样一种看法,仿佛资本主义同帝国主义是含义相同的,两者都必然具有好战的本性;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战争危险仿佛也在不断增长。没有什么比这种看法更错误的了。迄今为止,帝国主义只引起过许多次殖民战争,但是却从来没有引起过任何一次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帝国主义诚然产生过不少战争危险,但是每次争执的标的物都不够大,不值得去冒一次普遍性大战的代价和风险,而且劳动群众的反抗每次都太大了。这一点在今天比从前还更符合实际。无论在何处,帝国主义都居于守势;再也没有任何新的巨大掠夺对象会诱使它去对一个欧洲对手进行战争。劳动群众对于明确无疑是帝国主义性质的战争的反对,在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同时,日益发展着的资本追求超额利润、新的投资范围、垄断地位的贪欲,在最近期间正在寻找另一种比较不那么费钱、不那么危险而又与帝国主义方法同样有效的方法。
如果人们在今天还大谈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险,那末所根据的是传统的陈词滥调,而不是对我们时代的考察。各个国家的资本家集团之间诚然还有帝国主义冲突,但是这种冲突并没有重大到非用九牛二虎之力就无法解决的地步。
不!我们时代的危险根源是属于另一种性质的。这些根源按其实质来说并不是完全新的,但是在当前时代的特殊条件下,它们毕竟具有一种完全特殊的性质。这些根源可以分成三类:一,民族主义;二,独裁统治;三,军备竞赛。
随着现代民主的兴起和加强,人们也愈来愈力图按照居民的需要来安排国家,这不仅指国家的宪法,而且还指国家的幅员和疆界。如今由异族分子来对一个民族进行的任何统治都是无法容忍的;把那些由于民族团结感而彼此休戚相关的民族加以分割并使之并入彼此不相统属的不同的国家里去的任何做法,同样也是无法容忍的。民族团结感大多是由于语言共同性而产生的。然而历史的发展也能产生其他种倾向于合成一国以及分裂成多国的因素。所以,讲法语的瑞士人和讲德语的瑞士人相互有紧密的团结感,他们会对于使他们在国家关系上彼此分离的任何做法予以有力的反对。另一方面,爱尔兰总觉得同英国合并是异族统治,尽管他们的语言是共同的。
正如宪法适应民主需要的遭遇那样,国家疆界对民主需要的适应也遇到那些从历史遗留下来的状态中得到好处的人的反对。如果说国家内部的民主大多是靠内战而取得的话,那末国家疆界的民主划定却往往是靠对外战争而得来的。但是,因为战争只是一种非理性的手段,所以甚至民主国家的疆界也常常是不大妥当的。尽管如此,欧洲先进国家都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即它们的疆界大体上符合民主的需要。纵然还有不足之处,那完全可以放心地推迟到如下的时候再来解决:届时国际联盟将拥有足够的超国家的权威并且具有充分民主的倾向,以致不靠战争就能消除那些较高度发达的欧洲诸国的一切美中不足之处。
欧洲东半部的这些军事君主大国——普鲁士及其波境诸省和丹麦兼并地、奥地利、俄国、土耳其——则都没有发展到上述的程度。它们都十分坚决地反对那些被迫而挤在其境内的诸民族或民族零散部分争取自决权的努力。土崩瓦解中的土耳其对此反对得最不成功。为了争夺土耳其所提供的掠夺对象的那种斗争,曾引起许多次战争,最后还引起了世界大战;世界大战则以所有上述四个军事君主国统统失败而告终。一系列的民族国家,就从这四国的地区中涌现,它们有些是新告成立,有些是获得扩大。近东的民族斗争本该从此告终,东欧的和平也本该从此获得确保。
由于解放了一系列以前一直没有独立自主的民族,一九一九年的和约确实清除了许多垃圾并且朝着民主方向取得了许多进展。但是根本没有在这方面征询过有关各国居民的意见。战胜国以最高权威者的姿态,根据自己的心意而决定了一切,而它们的心意则被仇恨、恐惧和实力的需要而且还在不小的程度上被极度的无知十分严重地引入了歧途。争取回到本民族怀抱的某些少数民族的问题虽然解决了,但是往往反而又代之以新的这种少数民族问题;新的这种少数民族甚至比从前的那些还更感到痛苦,因为它们的处境并没有因习惯而有所缓和,它们完全是新形成的,并且显然可以看出是由于粗暴的专横所促成的,而与此同时,唤起各民族觉醒的世界大战还使群众争取自决权的要求更强烈得多了。
人们把这种事态说成是东欧陷入巴尔干式的小国纷争状态;和约的规定还严重地加剧了这种状态。和约的规定使东方不断发生动乱,并且还产生了可以很容易酿成武装事变的诸种矛盾和冲突。而且因为当今的国家无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彼此都建立了愈来愈密切的相互关系,所以任何这种事变所波及的范围都有愈来愈广泛之虞。
与此同时,自从世界大战以来而且也在不小的程度上由于世界大战,远东诸地区也发生了普遍的动荡不安。这些地区也要求自决权,要求摆脱任何外国统治和监护。因此,战争危险是一直存在着的。
文明的欧洲诸国究竟应该对此袖手旁观,无所作为呢,还是应该用武力来镇压一切在它们看来是危险的运动呢?
前一种做法同后一种做法都是同样不幸的。武力的干涉必然会使那些争取自决权的民族的愤怒更加增长。这种愤怒可以暂时用堤防来拦住,但是一旦堤防决口,就必然汹涌外溢,造成更严重的灾难,而堤防决口又是迟早总会发生的事情。长远看来,暴力镇压不能平定近东和远东的这种运动,而只能使这种运动终于具有愈来愈粗野的形式,与其说它们起先会产生有益的影响,还毋宁说它们产生的影响是破坏性的。因为战争危险不会因此而消除,反而会更加扩大。
另一方面,由于在目前的交通条件下,地球上各国和各民族的命运都紧密交织在一起,也就不能让东方的一切事态单纯听任它们愿意怎样发展就怎样发展。我们能够而且应该为了增进和平而从我们的观点出发去影响这种事态。但不能用武力去影响。这是达到这个目标的最荒谬的途径。还有可供采取的其他更有效的手段。
人们不仅可以用武器来发挥力量,而且还可以双管齐下,依靠经济上和知识上的优越性来发挥力量。长远看来,这两方面的优越性证明比最强有力的战争武器还更加有效得多。譬如中世纪天主教会的强大地位就显而易见地说明了这一点。
文明欧洲的各民族(美国人也一样)通过自己的经济和文化的手段比通过军舰和飞机更能够维持近东和远东的和平。这当然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如此:即它们采用这些手段是根据民主的精神,是为了支持这些地区的群众为争取在知识上、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提高以及为争取更多的独立自主而进行的一切努力。这样,这些群众才能够不用战争暴力行动而争取到他们的权利,而且还能成功地对抗那些剥削他们的人——本国和外国的剥削者所采取的战争暴力行动。他们对那些居领导地位的文明国家的不信任和憎恨然后才会转变为信任。
在这方面,国际联盟也能提供许多帮助。然而世界大战的各大战胜国——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在这方面最能有所作为;他们部分地作为直接的统治者,部分地作为保护者,对近东和远东许多国家的人民发挥着最强大的影响。当然,它们首先可以在自己的属地上对于和平地实现被它们统治的居民的民族愿望作出贡献,尤其是英国人在埃及、中东、印度、中国。但是,东方的国家制度将以何种形式来适应东方诸国人民的需要,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法国人和美国人的态度。
这并不是说,其他国家人民——譬如说荷兰人——在这方面就不能也有所作为。
这就使那些在东方诸地区拥有殖民地和势力的各国的社会主义者担负了一项为和平而努力的重要任务。因为这些国家的政府和资本家是不会倾向于这种和平工作的,必须强迫他们去从事这种工作。
乙 法西斯主义
近东和远东的民族运动,是一个不断引起动荡不安和战争危险的因素。然而这种不安和危险是可以消除的,如果欧洲的统治国不是利用它们在经济上和精神上的优越性来阻止这些东方地区的民族和民主的兴起,而是用来确保这种兴起的话。在最严重的情况下,就可能用欧洲的干涉来使那种可能发生的武装冲突局部化,并且终于在不引起过分巨大灾难的情况下加以解决。
对欧洲本身来说,更大的危险会由独裁统治引起;这种独裁统治是作为世界大战的后果而在俄国和意大利以及某些处在这两国之间的国家出现的。我们在这里姑且撇开西班牙的独裁不谈;西班牙的独裁是一种独特的类型并且在目前并不威胁世界和平,尽管它在其他方面如此令人厌恶。
对任何政权来说,其对内和对外政策总是紧密联系着的。民主国家的诸劳动阶级不是自己毫无意志而听任他们的剥削者随意摆布的,而是能够实现独立自主的符合自己阶级利益的政策的,所以在民主国家里,对外和对内政策都同样不力求采用强暴的压迫方法。
与此完全不同的是如下这种政权:它在国内是靠暴力行动来实现自己的目的,这种暴力行动是由一个武装的、组织良好的政权对于没有武装的、无组织的而又不大守纪律的群众所施加的。这种政权在对外政策方面也喜欢对弱小的邻国采取暴力行动。而且最上层的领导人物确实不得不奉行这种政策,因为他们必须不断地在那些支持他们的武装分子面前显显本领并且为这些分子开辟新的掠夺地区。即使这些独裁者老爷们自己并不好战,他们也必须做得好像是好战的,好像是不会被任何人所吓退的,任何人都不敢冒犯他们。独裁者的心理是一种专爱惹事打架者的心理。
我们这个时代的一切独裁统治因而都威胁着世界和平。然而并非所有独裁统治的威胁都是同等程度的。
也许可以认为,俄国的独裁是最危险的,它拥有一亿五千万的人力,而且还直言不讳地宣布它同世界整个其他地区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但是实际上,这种矛盾完全不像它向全世界无产者所炫示的那么大。经济上的需要愈来愈迫使苏维埃国家去博得资本主义国家的信任和支持。因为,被布尔什维克党人称之为他们的社会主义的东西,所依据的是如此不充分的前提条件,以致工业以及随之还有农业都在这个过程中愈来愈衰退,国家单单为了苟延残喘就不得不愈来愈依赖外来的援助。这就是说,依赖外国资本家的援助。在目前,只有资本家才拥有可以进行施舍的大量剩余品。
这一点就足以迫使俄国政治家在执行他们的外交政策时表现出谦逊和耐心,不管他们何等激烈地在用傲慢的言词来掩饰自己的弱点。
除此之外,俄国只有在游牧经济时代才有能力来进行侵略战争。在十三世纪时,那些统治着俄国的蒙古人曾能不时地越出俄国的边界向西方顺利地进行劫掠。以定居的农民群众为基础的俄国,就很难再这样做了,因为它的居民稀少而且交通工具缺乏。俄国每平方公里大约有居民二十人,而德国约有一百三十人。而且在俄国的欧洲部分,每一万平方公里只有铁路一百五十公里,在俄国的东亚部分只有七公里,而在德国则有一千二百二十公里。
在俄国,情况是极端不利于进行侵略战争的;进行侵略战争有赖于极其迅速地把大量军队集结于国境沿线。况且俄国从来也不敢在没有盟国的情况下对一个大国进行侵略战争。在一九二零年,俄国甚至对付不了比它小得多的波兰。
就防御战来说,恰恰由于其居民稀少和交通工具缺乏,俄国的情况当然有利得多了。然而,即使在防御战方面,俄国也由于其工业的不起作用而大受妨碍;目前无论在何处,工业都已经成为战争中的决定因素了。
因此,几乎不用害怕俄国会对西方采取战争行动。虽然不能否认俄国是具有那种渴望进行征服的——正如现在人们喜欢称之为“帝国主义的”——特性(这种特性是任何独裁统治所固有的),但是俄国迄今一直是足够谨慎的,以致只是对那些十分弱小的邻国去施展这种特性;由于地理上的以及其他的原因,这些小邻国没有欧洲大国来撑腰,譬如格鲁吉亚、土耳其斯坦、蒙古。
在欧洲,俄国最可能同波兰发生冲突,在某种情况下也可能会同罗马尼亚发生冲突。俄国同波兰和罗马尼亚一样,都在世界大战东线战事之后不久发生的军事争执中各自并吞了一片乌克兰领土。三国中的每一国都想再多得一些。于是,乌克兰地区就经常处于动荡不定状态,因为乌克兰的大部分居民要求全乌克兰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而波兰和罗马尼亚的以及俄国的代理人更助长了这种动荡不定状态,因为俄国边界这一边和那一边的统治者们都指望能在可能发生的事变中混水摸鱼,捞一把。
但是,俄国的以农民居民为主的绝大多数群众,在经历了世界大战和内战的无法描述的破坏之后,首先想得到安宁。
在波兰,我们也看到一个有好战欲的独裁统治。这个独裁统治并不像俄国的独裁那么强大,以致能扼杀人民的任何自由运动,但是它对于世界和平来说,却在如下意义上还更加危险:即波兰的独裁统治所依靠的是一个在国内享有特权地位并且还在要求愈来愈多特权的军官团。而且领导着波兰的是一位屡战屡胜的将军。
幸而我们还在波兰看到了强有力的受过斗争考验的无产阶级,它能够而且愿意对任何力求使波兰政府进行侵略战争的政策进行有力的反对。在这方面,波兰无产阶级还受到国内许多少数民族的支持,尤其是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他们决不会乐于去参加一次对俄国进行的侵略战争。
有许多事情将取决于法国的态度;波兰在很大的程度上依赖于法国的军事工业和资本。如果违反法国的意志,波兰是不能冒然进行战争冒险的。若没有波兰,罗马尼亚一国也一事无成。
俄国边境上的和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国的态度如何以及法国居民中爱好和平的那一部分——首先是我们的同志们——对议会和政府的影响多大。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法国的现政府希望那里发生军事争端。似乎难于看出,法国政府目前在这件事上会有什么好处。
西欧诸国的政府中没有一国政府在计划对俄国发动侵略战争。这种战争会提供一个最理想的机会去激起俄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并且加强俄国政府作为民族领导者和保护者的地位。实际上,在最近期间内,斯大林政权在政治上主要是靠它在居民中间所散布的对欧洲侵略战争所怀的恐惧心理而存在的。
但是,如果对俄国发动资本主义的侵略战争,那末这在欧洲无产阶级中间也会引起强烈的反对运动。
对于欧洲和美洲的资本主义来说,布尔什维克已不再是危险的了。对欧美资本主义来讲,花费最少和最不危险的是:冷静旁观,不进行战斗,但是当然也不把那种目前被如此贪婪地乞求的支援给它,让独裁统治在它自己所造成的死气沉沉的泥沼里沉下去。
为了俄国人民自己,我们当然希望有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但是这个解决办法只能来自俄国人民中间,不能来自外界。
匈牙利贵族和军官的独裁统治,对于外国来说就不及俄国和波兰的独裁统治那么重要了。目前的匈牙利毕竟只有八百万人口,而俄国人口有一亿五千万,波兰人口将近三千万。
在匈牙利,贵族——包括小贵族、“下层贵族(Gentry)”在内——一直还是统治着和治理着这个国家的阶级。贵族始终力图利用国家政权来实现他们的个人目的。小贵族不能靠其土地为生,他们常常失掉土地。要由国家来帮助这些小贵族,给他们以军官、官吏这样的职位,或者在授予执行律师、医生等业务的资格方面予以优待。因此,早在战前就有人力图排除犹太人的竞争,也排除“斯蒂凡王室”治下的领土指十一世纪时的匈牙利领土,也即奥匈帝国时代以前的匈本土。——译者注(这片领土是无论怎么扩大也不嫌大的)上的其他非匈牙利的诸民族的竞争。从这个观点出发,一八七八年的占领波斯尼亚东南欧一地名,十二世纪起受匈牙利统治,十五世纪起受土耳其统治,一八七八年由奥匈帝国占领,一九零八年由奥匈帝国兼并,今在南斯拉夫境内。——译者注就大受欢迎了;这次占领是由匈牙利人安德拉西以外交大臣的资格来实现的。
奥地利的诸剥削阶级中间,没有一个像匈牙利贵族那样由于奥地利遭到失败和支解瓜分而蒙受如此大的灾难。匈牙利的贵族不仅丧失了二百万波斯尼亚人作为剥削对象,而且还丧失了匈牙利本国领土上的一千多万居民作为剥削对象;匈牙利在世界大战开始时拥有一千八百五十万人。匈牙利贵族不仅失去许多土地,而且还失掉国家和地方上的许多公务职位以及律师的许多顾客等等。
在匈牙利以及在其他国家,战胜国在解放被压迫民族方面有些地方做得太过分,甚至把纯由马札儿人居住的地区也划归邻国了。匈牙利的爱国人士要求归还这些地区;我们从民主的观点出发也不能谴责这种要求。
但是大大小小的贵族剥削者却要求更多:即按照匈牙利的旧疆界恢复全部匈牙利国家。而且在这一点上,他们不愿意等待到这种时刻,这时欧洲的民主加强到足以用国际联盟这个手段以和平方式来补救这种以及某些其他违反民族的自由自决权的现象。
由于目前的疆界而感到受压抑的不单单是他们,但是别人毕竟把战争看成是一种太不稳妥和太可怕的手段,以致不愿意靠战争来争取权利。与战争对比起来,目前的不公平就成了祸害较小的事了。
然而匈牙利的贵族及其走卒却并不这样想。他们不愿意等待,因为对于他们说来,恢复匈牙利乃是一个涉及个人飞黄腾达的问题,甚至常常是一个生存问题。
而且他们是一种残忍而好战的人,他们仍然像中世纪强权统治时代的骑士,从来就习惯于用暴力来镇压一切使他们感到不舒服的因素。在匈牙利,今天有些竞选还是用拳头和武器来进行的。在世界大战期间,在奥地利军队所到之地,居民特别害怕匈牙利军官的残暴。他们是不折不扣的匈奴人。
一九一九年在镇压了那次半民主的、半共产主义的、可惜社会民主主义太少的人民运动之后在匈牙利国内建立起的那种暴力统治,是骇人听闻的。为了同文明世界重新建立联系并且为了有可能使陷于混乱的国家在经济上重新建立起来,匈牙利的历届政府就不得不使这种暴力统治至少去掉那些对外发生影响的最丑恶方面。已被彻底镇压下去的无产阶级运动于是又慢慢强大起来。匈牙利开始复原了。但是随着力量的增长,军人英雄们的军事信心也增长了,甚至大胆冒失性也增长了。
即使他们先对其最弱小的邻国——对小小的奥地利——发出战争威胁,他们就会成为对和平的威胁。
匈牙利被许多比它强大的邻国(罗马尼亚将近一千八百万人口,捷克斯洛伐克一千四百万,南斯拉夫一千二百万,还有奥地利的六百五十万)包围着;就单单它一国而言,匈牙利是软弱无力的,如果那些国家联合起来而匈牙利又找不到同盟者的话。
但是匈牙利已经找到了它的同盟者,这就是同匈牙利贵族臭味相投的英国贵族及其政党——今天正统治着强大的英国的保守党——以及与霍尔蒂匪帮更加臭味相投的意大利法西斯主义。
只要这些同盟者在世界上还有某些发言权,那末匈牙利就一直会构成对世界和平的威胁。然而,匈牙利法西斯主义这种威胁的最深的根子,不在匈牙利本国,而在英国和意大利。
在意大利,支持法西斯主义的,主要也是那些想靠国家资助而不想靠自己劳动维生的寄生阶层。很久以来,意大利就苦于知识分子过剩,苦于各式各样的许多没落阶层的过剩,这些阶层倾向于从事各种冒险活动,尤其当机会有利时,还倾向于从事政治冒险活动。以前,他们成为无政府主义和暴动主义最主要的领导人物。工会和社会民主党的兴起,使他们受到抑制。世界大战又使他们获得了新的力量。大战使许多人不能再从事正规的劳动。这些人宁愿去当雇佣兵。此外,在大战以后,由于俄国的榜样,共产主义也加强了,共产主义很懂得去分裂无产阶级并从而极严重地削弱无产阶级,同时还用毫无意义的暴力行动使有产阶级受到极高度的惊吓和极强烈的挑逗。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政权从一开始就是软弱的。意大利的国家当时是从以王族和军队为一方、以革命分子为另一方之间的妥协之中产生的。
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们就要寻找更有效的保卫者。他们很懂得使那些迄今在乱世厮混的新手们成为维持秩序的队伍。他们收买了黑衫党,帮助黑衫党取得武器,并且扶植它的报刊。
于是,黑衫党的势力就扩大起来。旧无政府主义者和暴动主义者的这种继承者们出色地完成了颠覆并且向罗马进军,尤其因为他们与那些旧无政府主义者和暴动主义者不同,没有遭到王族、军队或有产阶级的反对并且很懂得使业已陷于分裂的无产阶级发生思想混乱。
现在他们已经得其所哉,他们不仅统治着劳动阶级,而且还统治着有产阶级;有产阶级以前是帮助他们或者毕竟还容忍他们的。
然而在一个问题上,这位新拿破仑——墨索里尼——是同老拿破仑处境相似的,尽管他们在其他方面显得何等地不相似。墨索里尼是依靠他的军队的武装优势来取得国家领导地位的。但是如果他不能使他的军队经常士气高昂,他就不能保持自己的地位。而这却要求每隔一个时期就开辟一些新的地区,供他的军队进行掠夺。
现有的国土很快就会嫌太狭小,不敷所需。为了使他的黑衫党徒称心满意,墨索里尼必须至少让他们对于意大利不久就会对这个邻国或那个邻国打仗这一点有所指望。最不危险的莫过于威胁奥地利。希腊看来也不是一个厉害的对手,希腊的人口比奥地利还少。瑞士也如此。但是墨索里尼这个“帝国主义”(它在下列意义上是名副其实的帝国主义:即墨索里尼宣布他是罗马皇帝的继承人并且想要恢复罗马皇帝的世界霸权)已开始同南斯拉夫发生争吵,甚至还同强大的法国发生争吵。与此同时,墨索里尼还在巴尔干半岛上怂恿一切捣乱分子;在阿尔巴尼亚和保加利亚都如此。此外还在匈牙利。
墨索里尼本人也许根本不是一心一意要打一次真正的战争的。这正像威廉二世当年的情况一样;他同威廉二世相像之处显得比他同拿破仑相像之处更多些。墨索里尼可能不仅个人懦弱。他也许还知道,他的黑衫党徒在战争中是不堪一击的。不靠任何理想、任何团结精神来维系的一群没落分子所组成的掠夺性匪帮,在人多势众而对方是手无寸铁的个别人的情况下,可能是很咄咄逼人的。但是如果碰到同样人多势众的对手或者干脆就是能打仗的对手,那末对这群匪帮说来,勇敢的妙处很容易就成为谨慎小心了。军人贵族出身的法西斯分子的情况当然不是这样的。
墨索里尼也许会记得,那不勒斯国王费迪南二世曾统率十五万人的军队。但是当加里波的在一八六零年五月只带一千人在西西里岛登陆时,他却打垮了这支庞大的但又破烂的优势兵力。
墨索里尼几乎不能信赖正规军。军队——正如王族那样——已经被他削弱得微不足道了。
墨索里尼也许会考虑上述那一切问题。他的耀武扬威可能正像从前威廉皇帝的做法那样,只是为了做戏给人看看而已。但是这种演戏所产生的影响却一定会同真的一样;这就是对那些热烈拥护这位领袖、这位统治者的自己人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对外国的影响:使外国产生深刻印象并且在外国造成恐怖心理。
这一点以及他所造成的经常性的战争原因,毕竟可能有朝一日会把墨索里尼带到威廉皇帝在一九一四年七月底、八月初所处的境地:在那种形势下,他认为自己不得不在战争和道义上的破产这两者之间选择其一。他一定会选择前者。这大概会给他带来像威廉皇帝那样的命运,但是这种结果要在战争已经造成极大的灾难之后才来到,因为很难使冲突局部化。
在目前,欧洲各国的命运彼此联系得如此紧,互相依赖得如此深,以致几乎不可能使两国之间发生的战争局部化。必须随时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即战火会蔓延开来。
然而,随着这种危险的增长,也由于同样的原因而相应地增长着这种可能性:即通过一种外界因素的干涉来制止一次在两国之间有发生之虞的战争。
不管意大利如何深切地感到自己是个大国,它的对外政策却并不完全随它自己的心意。如果墨索里尼不像霍尔蒂和贝特伦贝特伦在一九二一到一九三一年曾任匈牙利总理。——译者注那样欣然领受英国政府的怂恿,那末墨索里尼在对外政策上也许不敢放肆。实际上,如果说东北欧的和平能否维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国对波兰的态度的话,那末东南欧的和平能否维持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英国对意大利的态度了。
如果在下年度的英国大选中英国工党能够执政,那末这不仅对英国无产阶级来说,而且对整个国际无产阶级和世界民主与和平来说都是巨大的成功。可以指望,新的工党政府在对待墨索里尼时将比英国的亚里斯多芬萧伯纳不久以前的做法具有更多的专业知识和更高的责任感。
丙 军备竞赛
我们已经看出,对于世界和平说来,帝国主义的危害仍旧不过是微小的。而东方的民族意图和各种独裁制的危害看起来还更大。但是这些危险也并不是无法克服的,它们是可以避免的,在最严重的情况下——也即在当真发生战争时——是可以使之局部化的。
这里所涉及的永远只是一定的有限度的争执问题;如果加以认真的考察,那末对于那些居于权威地位的大国来说,为了这些争执问题中的任何一个而蒙受一次战争的破坏和灾难都是不值得的;而世界和平在实际上是掌握在这些居于权威地位的大国手里的。尽管有那些不时出现的种种激动的言词,但是这些大国之间却总是可以达成谅解的,如果国际局势没有被一种足以造成普遍不信任气氛的情况所毒化的话。当然,在这种普遍不信任的气氛中,最微小的争执问题都可能引起十分严重的后果,虽然这种争执问题在通常情况下本来是可以毫不费力地加以解决的。
这种正在毒化国际气氛的情况——它构成我们当代真正的巨大的战争危险——就是军备竞赛;军备竞赛是从不信任中产生的,并且正在各方面不断地制造新的日益增长的不信任。军备竞赛以人们对某种无法捉摸和无法估量的东西的恐惧心理来代替那种可以捉摸的争执问题;后者是可以衡量、可以估计并且可以就它达成谅解的;前者恰恰因为它是无法捉摸和无法估量而可能在人们的思想上具有极其巨大的规模。于是,军备竞赛的经济负担就变得愈来愈无法忍受,以致终于会出现这样一个时刻:这时人们宁可结束恐怖,不愿有那种无穷无尽的恐怖。
结盟政策也属于军备竞赛政策范围之内。一个联盟不是别的,而是用盟国的刺刀来增多本国的刺刀。正如一国的任何新武器和任何新部队都会迫使其他国家也使用新武器和建立新部队那样,一方的任何联盟同样会迫使他方也结成新的联盟。这终于会造成这种结果:全世界会分成互相敌对的两大联盟。因此,两国之间的任何冲突都会变成那种使世界分裂为二的两个联盟之间的冲突。这时,冲突的局部化就完全不可能了。
社会民主党一向就指出,军备竞赛政策和联盟政策无助于维护和平,而会使战争成为不可避免。在战争证明我们完全正确之前,我们发出的警告一直无人倾听而消逝。就在这次战争本身的期间内,我在以上已援引过的《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家联盟》一书中还指出过军备竞赛所应负的战争罪责;由于军事检查的阻挠,这本书只在很小的范围内流传。
“在战争爆发的时候,西欧并没有因任何帝国主义争端而分裂为两个对立的集团。这些争端都已经解决了。
乍看起来,目前的世界大战因此不是帝国主义战争。然而,它毕竟还是帝国主义战争,但是这只是在后来才如此的。既然帝国主义是军备竞赛的动力,那末就在这个意义上,帝国主义已经应对战争灾难负有罪责,军备竞赛后来当然使所有的大国都陷于它的魔力支配之下,不管它们是否都是被帝国主义动机所驱使的。这种军备竞赛如果不加以制止,就必然会成为战争的原因,即使能够用和平协商的方式来消除世界上一切帝国主义争端的话。
事实上,如果我们密切注意从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到战争爆发之间这个期间事态的发展,那末我们就会发现,战争情绪不是由于被一方提出而被对方拒绝的任何领土要求或经济要求而燃起的,而完全是由于相互动员这个事实而燃起的。因此,战争责任问题变成了各国动员令的日期和性质问题。这些国家为了确保和平而建立起来的出色的防务,在这些国家首次试图建立它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些国家拖入了战争。
由于这种特殊的根源,战争就具有特殊的性质。假若这次战争是直接由于帝国主义争端而燃起的,是由于摩洛哥之类的问题而引起的话,那末人民的战争热情就会很低,对战争的反抗就会很大。我们应该认为,任何帝国主义分歧之所以直到现在还都不能直接燃起(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除了其他原因之外,也要归功于上述考虑。
作为军备竞赛后果的战争,却是另一回事。这种军备竞赛本身,由于它愈来愈沉重的负担,很久以来就使人民群众——在他们还没有认识清楚以前——产生了对外国越来越强烈的憎恨,他们把军备竞赛负担的产生归咎于后者。随着军备的扩大,对于预期中的敌国集团的猜疑也愈来愈厉害,因为,如果不是打算完全灭亡对方的话,怎么会集中如此巨大的权力手段呢?动员和战争于是就使这种情绪高涨到沸腾的程度,并且由于缺乏任何一方面的任何特定要求,各方面都害怕在失败时遭遇最悲惨的结局,因而就造成了一种要本国军队获胜的火热般的狂热情绪。……
在由于军备竞赛和动员而产生的战争特殊根源中,不仅存在着各交战国的普遍战争狂热的原因,而且还存在着结束战争的重大困难。
在其他情况下,战争的爆发通常是因为两个主权国家不能就一定的要求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所以必须用武器的力量来较量一番。
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所涉及的问题从一开始就是西方国家和奥地利是否愿意许可俄国在牺牲土耳其利益的情况下进一步扩张;在一八五九年的战争中,涉及的问题是奥地利是否应该维持或丧失它在意大利的地位。同样,一八六四年的战争从一开始就是为此而发生的:石勒苏益格一霍尔斯坦是否可以继续是丹麦的领地;一八六六年的战争是为此而发生的:石勒苏益格—霍尔斯坦应该归谁;哈布斯堡家族对于德意志各邦的事务是否还应该有些发言权,还是应该让普鲁士成为德意志各邦中间唯一的大国。最后,一八七零年的战争从一开始在实际上——即使不是在形式上——就涉及这样的问题:法兰西帝国是否有权阻挠德国的统一。在几个星期之后法国溃败时,这个争端就已经解决了。法兰西共和国既没有阻挠德国统一的力量,也没有这样做的意图。这时出现了一个新的战斗目标:要求割让亚尔萨斯—洛林。
这些都是为之而战的完全特定的、从一开始就是有限的目标。
今天(二月底),战争已经进入第八个月,任何一个交战国的政府都完全无从知道,它是在为了什么要求而战。它们都是为胜利而战,都是为持久和平而战,但是还没有一个政府是为特定的要求而战。
所以,在现在,事物是按照着与通常相反的进程发展着。通常,各国首先确定要求,然后宣战,接着进行动员。这一次,不是为战争而宣布动员,而是为了动员而宣战,而且,为之而战的目标的确定,要看战争结局如何而定,而且人们要强迫敌方答应这种目标的实现。
怎么能用这种方式来获得和平呢?只要战争不是为了一定的要求而是为了一种没有限度的含糊的恐惧,那末各方为了不被击败就要使出它最大的力量。假若它能清楚地知道对方向它要求什么,那末它也许会发现,继续进行战争——即使它会战胜——比起就已经提出的要求达成协议来,会使它遭受更大的损失。”
我然后探讨了那些应该由并且已经由各国社会主义者提出的和平要求。这些要求基本上被归纳为如下两点:
“反对任何兼并,这就是说非经有关居民的同意不作任何领土变更,以及裁减军备。”(第 67 页)
可以看出,这两点就构成了我们在齐美尔瓦尔得代表会议(一九一五年九月)上所提出的和平纲领。
我得出如下的结论:
“拒绝任何兼并,这是从我们党的民主性质中产生的,同样也是从现代人民生活的民主感情所已经获得和正在日益增长着的力量中产生的。
而裁军的要求则是作为战争的理所当然的后果而产生的。正如以上已经指明的那样,战争是军备竞赛的产物。军备竞赛在战前就已经使各国处在最沉重的财政负担的重压之下;这种负担在战后,即使不增加,也会单单由于战争所需的以及治愈战争创伤所需的巨额财政开支而加倍地难以承担。但是军备的负担决不会停留在与战前军备相同的数额上,而会迅速地进一步提高,除非使整个制度停顿下来。军备竞赛的负担愈大,下一次战争的危机也就愈大。
这种前景是如此地可怕,以致于也许没有一个政府不打算在媾和时争取实现一种要强制实行裁军的条件。但是,如果裁军是片面地强加给战败国的话,那末裁军就具有一种与作为共同准则和根据互相协议而产生的裁军不同的性质。”(第 87 页)
我们当然只主张后一种裁军。
我之所以在这里如此详细地援引我在战争第二年开始时的言论,是为了能在这一点上把我的意思再重申一遍。
至多只需要再作这一点说明:即关于说帝国主义曾是军备竞赛的动力这一命题不完全确切。帝国主义是这种军备扩充的一个动力,但不是唯一的动力。在一八七一年以后,在对亚尔萨斯—洛林的强行兼并引起了法德两国之间经常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常常同疯狂的仇恨混杂在一起)并且促使双方进行规模庞大的愈来愈厉害的军备扩充(其他较大的陆上国家也仿效它们这样做)之后,军备竞赛就已经在大力地进行起来。在十九世纪末,正在兴起的帝国主义还进行了海上的军备竞赛;这种海上军备竞赛主要是在德国和英国之间进行的。
有人认为:如果把英德两国之间在世界大战以前几十年里的矛盾归因于一种在工业上的妒忌,归因于英国人对于德国工业的成长感到恼怒,那就是对这种矛盾作了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但是,与此同时,美国工业同样也有很大的发展;这虽然同样也使英国工业感到不快,然而美英两国却依然还是好朋友,在世界大战中甚至还是盟国。美国的海军舰队当时恰恰还很小。它并不威胁英国的海军,而德国的海军舰队则一天天地愈来愈被感到是一件针对着英国的危险的侵略武器。
今天的情况恰恰相反。德国的舰队已经不值一提了,反之,美国则在海上大肆扩军。请看看,现在虽然德国的工业又重新强大起来,但德国已不再是敌人,而英美两国之间的相互埋怨情绪却愈来愈厉害了。
现在,结盟也成了军备竞赛的补充。英法两国今天已联合起来对抗美国。
如果不及时制止这种发展,那末这种发展势必导致那种把各国人民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军费预算,导致毁灭性武器的大量储存——这将使战争成为灭绝整个人类和文化的过程——并且导致世界分裂为两个敌对阵营——这两个阵营彼此满怀猜疑、仇恨、恐惧,互相对立;简言之,就是导致这种气氛的重新出现:即像一九一四年在萨拉耶沃南斯拉夫一地名;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奥匈帝国皇太子弗朗茨·费廸南在此遭刺,第一次世界大战于是爆发。——译者注那样,一两响枪声就足以点燃一场世界性的战火。
毫无疑问,目前无论哪一国的政治家都不想有这种情况。人人都真诚地希望和平。
然而事物有其逻辑,这种逻辑比个人的意向还更强有力。在一九一四年,许多政治家的行为是完全荒唐的,这倒并不总是因为他们是儍瓜笨蛋或轻率的冒失鬼,而是因为他们已经陷入他们所无法控制的形势,在这种形势下,他们自己也莫明其妙地驱使他们的国家陷入灾难。
就在最近,哈里·凯斯勒伯爵在他所写的瓦尔特·拉登瑙德国通用电气公司总经理,一九二二年出任外长,曾与苏联签订拉派罗条约,同年遇刺身死。——译者注传记中回忆:拉登瑙曾在一九一四年秋季询问国会议员康拉德·豪斯曼:“豪斯曼先生,您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打这场战争?我不知道。”(第 185 页)
这就是这场并非由于具体的分歧问题而由于军备和联盟的气氛而引起的战争的特点;这些军备和联盟是为了维护和平而建立的。这种战争是一切战争中最可怕、最广泛和最荒唐的战争,同时也是最无法避免的,如果人们不能制止扩充军备政策的话。
这项任务从来也没有比现在更为迫切。完成这项任务的条件也从来没有像今天在当前情况下,在有了世界大战向我们所提供的经验之后更充分具备。
在这方面加紧发挥其全部力量并且率先向各国人民指出挽救的道路,这已经成为国际社会主义的最崇高和最富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任务。
十一 裁减军备
我们所能企望的唯一的裁军形式,就是全面裁军的形式。在这一点上,我也只能重述我在一九一五年在那本已援引过的关于《民族国家》等的书里所写的。——关于预期中的应该通过媾和来实现的裁军,我当时曾说:
“如果裁军是片面地强加给战败国的话,那末这(裁军)就具有一种与作为共同准则和根据互相协议而产生的裁军不同的性质。作为前一种的要求,裁军就会意味着较弱国家的竭力反对,就会意味着战争的继续,直到最后毁灭。反之,如果自愿就裁军问题达成协议,这就会尽快地促成媾和,并且结束可怕的屠杀和破坏。
只有关于裁军的普遍协议,才能具有持久的性质。反之,片面地强加于人的裁军,就会使战败国不断地要求尽快摆脱这种贬低其地位的义务,而不择手段和同盟关系。这样,和平就只能是一种休战,是复仇战争的准备。”(第 68 页)
实现裁军的方式,不仅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且也是一个技术问题。不吸收专家、高级军官参加,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不过很可惜,在我们的社会里,专家们通常也就是本人对于现状感兴趣的人。他们的兴趣往往不在于把自己的专门知识用来解决问题,而在于把这种知识用来阻挠或拖延问题的解决。而且专家们大多只是单方面的专家,在他们的本行方面是知识丰富和嗅觉敏锐的,但在其他各方面是完全无知和见识有限的。
必须使用专家,但是决不能被他们所支配,必须抱批判的态度来对待他们;这当然就要求使自己能熟悉那些有待解决的问题;或者较容易的是:在现有的专家中间找出最有远见和最无私的、最能用一般的广博的社会知识和政治知识来克服其专业狭隘性的、最能摆脱个人利益和职业利益支配的人。
但是我们首先必须防止我们自己的思想受到单纯军事观点的支配。
譬如说,我认为,如果有人把参加普遍裁军同“安全”的前提条件连结起来,那末这就是上述支配的一种。那就是说,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决定参加裁军:即具有那种永远保持军事优势的安全。在战争中是没有别种安全的。
但是这种绝对的安全是无法实现的,谁若是把参加裁军——要注意这指的是普遍裁军——取决于这种安全的话,那末他就是借此而把这种裁军推迟到无法预见的将来。
在“国际”总委员会关于德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中,马克思(也许更可能是恩格斯,恩格斯曾在军事问题上向马克思提供意见)批评了这样的德国爱国者:他们要求得到亚尔萨斯—洛林以保证德国免受法国侵略,并且以一种在军事上确保德国安全的必要性来作为这种要求的理由。
“如果要用军事利益来确定边界的话,那末这种要求将永无止境,因为任何军事边界都必然是有缺陷的,并且可以用兼并其他的领土来加以改善的。”
关于一般地确保安全问题,即不仅靠取得更加有利的战略边界、而且还靠诸如解除敌方武装之类的其他措施来确保安全的问题,总委员会的宣言说:
“这是全部历史的教训:对付民族同对付个人是一样的。为了剥夺他们发动进攻的可能性,必须夺走他们的全部防御手段。必须不仅扼住他们的咽喉,而且还把他们弄死。”
这是用以防备一个其敌对行动令人生畏的庞大而生命力旺盛的民族的唯一真正保险的办法。马克思—恩格斯的宣言指出,拿破仑一世在梯尔西特和约中强加给普鲁士的那种“保险”的办法是何等地无济于事。当这位法兰西皇帝在俄国遭到大败之后,这些办法也就化为乌有了。
有人也许这样设想:目前对德国一切防御手段施加的限制在使德国永远彻底处于解除武装状态方面所起的保证作用会比拿破仑当年对普鲁士的限制所能起的保证作用要更可靠得多。但是谁能预见技术和联盟的发展前途呢?
在法国,不仅统治阶级,而且劳动群众也都满怀忧虑地注视着毗邻的德国,这是可以理解的。法国人有四千万,而对方的德国人却有六千四百万;如果奥地利的并入德国付诸实现,则对方就有七千多万人。同时,德国人口每年大约增加五十万,而法国的人口则几乎没有增加。而且这个庞大的民族是充满着道义上、科学上、技术上的力量的。
确实,这是一个强大的敌人。这个敌人的可畏性在一八七零——七一年和一九一四——一八年已经充分得到了证明。害怕其敌对行动并且力图确保免受其害,这诚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只有出于军国主义的考虑,才会在军事措施中去寻找最理想的保险办法。
马克思—恩格斯说得完全正确:为了在军事上永远确保免受这种敌人之害,就必须“不仅扼住他们的咽喉,而且还把他们弄死”。人们当然不想这样做,而且即使人们要这样做,也根本做不到。既然做不到这一点,那末想要使一个民族永远保持比一个在人口上很快将两倍于自己而且具有同样高度文化水平的邻国更为强大的种种保险措施将会导致什么结果呢?
一方面,这种经常的压迫——没有这种压迫就根本不可能维持这样一种对比关系——毫无问题一定会不断引起被压迫者新的仇恨感,这种仇恨感即使在最平静的和平时期、甚至用最富于和解态度的宣传也无法加以消除。
如果那种要争取确保安全的努力同时还有碍普遍裁军,那末就会产生第二个后果,这个后果是毫无问题一定会出现的:即全世界将分裂成两大阵营。这时,上面所谈到的两个民族一定会处于互相对立的地位。两个民族之一也许会处于解除武装状态。但是它的盟国却不是没有武装的,它们会向它提供武器,而它则向它们提供兵员和知识。
如果比方说英国和一个民主的俄国同德国结成联盟,那末,面对着这个联盟,法国的处境就是完全走投无路的了,即使法国的斯拉夫族诸盟国还对它保持忠诚。
而且谁知道技术上的发展——比方说飞机和毒气战——今后将如何影响军事上的力量对比关系。
由此可见,防备一个强大邻国的那种永久军事安全的保证是没有的,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而寻求种种办法的政策也是完全荒谬的,这种种办法毫无问题只会达到这一点:即邻国的敌对态度和世界大战,也就是极度的不安全。
所以这种安全保证只有作为一种应急之计——即使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应急之计——才能被认为是有道理的,如果两个邻国的敌对态度是一种无论如何也不能消除的绝对必然的因素的话。如果情况不是如此,那末最好的政策,就在于实行那些足以促成和增进两个邻国之间友好共处的措施。
这种政策中首先包括参加普遍裁军和放弃想要使邻国得不到充分国际平等的任何努力。
争取确保安全的努力是很重要的。但是,如果要在安全获得保证之后才愿意裁军,那就是本末倒置了。毋宁说裁军倒是确保安全的前提条件之一。这种安全的确保就在于消除那种仇恨和不信任的气氛:这种气氛是从以前历次战争中产生的,由于军备竞赛而被保持和恶化了的,而且还会引起新的战争。
一旦这种气氛从世界上被消除掉而且代之以信任和友好的气氛,那末面对着本国人民以及企望和平的整个世界,任何要破坏和平的政府都是不可能得逞的。
如果普遍裁军使国际气氛澄清到这样的地步,以致任何和平破坏者都遭到全世界的普遍唾弃,那末,世界就能不用军事力量而制服这种和平破坏者。
必须不断强调,没有什么比这种看法更错误的了:即认为军事力量是决定国际冲突的唯一力量。军事力量从来也不是而且在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更不是这样的力量,因为现代文明国家彼此之间的文化和经济联系愈来愈密切,而这些联系又使这些国家之间不断地愈来愈互相依赖。如果说美国今天是最强大的世界性大国的话,那末它的这种地位既不归功于它的陆军,也不归功于它的舰队。
十二 兵役制
实现裁军有三种办法:首先是对个别武器种类(譬如坦克、潜艇、毒气弹等)的制造和使用加以限制或禁止。其次是规定各国军费预算都不得超出一定限度。
除了对军备加以上述技术上和经济上的限制之外,最后还有实行人员限制的第三种办法:即对于那些受军事训练并被配备武器的兵员人数加以限定。
后一种极为重要的裁军形式,在我们的不少同志中间——至少在某些国家里——引起了严重的疑虑。因为它是同普遍兵役制的原则相矛盾的;而普遍兵役制却一向是民主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要求。
现代民主制正在兴起(它是在同旧政权相对立的情形下兴起的),而旧政权是以对劳动人民实行军事镇压为基础的。各国的军队过去都不仅用于保卫祖国抵御外来敌人,而且要随时整装待命,准备镇压任何反对居于统治地位的剥削者的内部敌人。
适应这种目的的军队,是同其余的居民完全脱离的。人们很喜欢从居民的渣滓中去招募上述军队的士兵;这些人在居民中是无法立足的;对于经济过程来说,这些人也是多余的。人们主要是用招募方式把这些人弄到手的;这种招募说起来是自愿的,但却靠一种令人走投无路的强制或是虚伪的利禄引诱来实行的。如果招募还不起作用,人们就进而采取肉体强制、强迫抽拔的办法;但是同时他们也挑选那些最无依无靠的人,流浪汉、穷光蛋或者其家庭很想加以摆脱的吃闲饭的人。当兵成了变相的处罚,兵士往往受到与罪犯相同的鄙视和对待。这只是指兵士而言。
那些军官老爷是贵族,他们高居于“市民阶层”、“老百姓”之上,而“普通”士兵则居于其下。兵士们是完全任人摆布的,他们同人民群众没有任何联系,往往受到人民群众的鄙视;他们是指挥官手里的盲目工具,时刻准备从事任何冒险,从事他们的最高司令官要他们去干的任何坏事。
在这种军队制度下,不可能有民主。但是当民主主义兴起时,在欧洲大陆上,首先在法国大革命中,民主就同人数众多的王室军队互相对立。当民主制在本国居于统治地位时,它不能满足于解散旧军队,而必须建立一支新的比王室军队更优越的军队来替代王室军队。
这是在普遍兵役制的基础上实现的。要求实行普遍兵役制,这出于民主方面的考虑,然而也出于军事方面的考虑。
后一种考虑表明:把全民族中能服兵役的人全部武装起来,比起使兵员的补充局限于人民最底层这种做法来,能提供更庞大得多的军队。而且它同时还表明,一支由全体能服兵役的人一起参加作战的军队,同一支主要由文盲和落难者构成的军队相比,拥有完全不同的道义上和智力上的力量。
此外,革命军队当然还有如下的无比优越性:革命军队不是靠服从血腥纪律的那种盲从,而是靠伟大的振奋人心的理想而结合和鼓动起来的。
要促使普遍兵役制付诸实现的民主方面的考虑也有两种。
一方面,兵役的普遍化是平等或公平合理的要求所致。怎么单单只有那些一无所有和无依无靠的人要在战争中为国捐躯呢?当然,军官们也是用生命来冒险的。但是对他们来说,这是一场赌博,这场赌博中的幸运儿可以赢得一大笔:高官、荣誉、权势、财富。普通士兵是同军官分担战争危险的,但却丝毫没有获利的希望——除了偶而得到一些战利品之外;而这些战利品的收入很快就被乱花掉了,并不能改善他们的处境。而且他们必须忍受闻所未闻的艰苦和穷困,而军官是不必吃这种苦头的。
在这方面,必须实现民主的公平合理。全国每一个人,即使是最富有的和最显赫的人,必要时都应该为祖国献出其生命;照后方爱国诗人的说法,这是一件何等令人羡慕的事。军官团应该不再是一种贵族集团;任何对军事技能有特殊爱好和特殊才干的士兵都应该有机会进入军官团。
而另一方面,民主也要求军队不再充当某个最高司令官手中的盲目工具。军队应该不再是一种与人民脱离联系的特殊阶层,而应该同人民保持联系,并且构成人民中能服兵役的整个部分。兵士应该保持其全部公民权,不受任何特殊军事法庭的管辖,不关在兵营里长期同人民隔绝,不被强制在不值勤时穿军服从而经常同人民区别开。这样一支军队是不能被用来反对人民的,同样也不能被用于实现任何不被人民认可的目的。人民的多数也许会按人民中的阶级比重而奉行一种违背某种阶级利益的政策。但是在上述军事制度之下,就不可能用军队来为少数人的利益服务并且使人民的多数屈服于少数。
一种在这个意义上的彻底民主化,当然不仅要求实行普遍兵役制,而且还要求实行全民武装,即纯粹的民兵制。
这在世界大战以前也一直是德国和法国社会民主党的以及大多数其他社会主义政党的要求。为什么这个要求没有获得整个“国际”的一致赞同,这一点我们马上就能了解。
然而迄今为止,只有单单一个国家实行了纯粹的民兵制,这就是瑞士。
从贵族和专制王朝中产生的政权,对于那种绝对效忠中央政权的职业军队的依赖性依然还太厉害,以致这种政权不会自愿地同意建立民兵制。而无论在何处,民主力量都还过于软弱,以致无法迫使这种政权实行民兵制。此外,一旦无产阶级强大起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诸政党立即就会丧失对民兵制的兴趣。民兵制已越来越成为仅只是无产阶级民主力量的,也即社会民主党的要求。
各国统治阶级终于都出于军事上的考虑而不得不决定实行普遍兵役制,甚至在俄国也如此。但是统治阶级仍然坚持建立常备军;这种军队由于特殊的权利、特殊的服装、特殊的驻地而与居民相隔绝,它们要服从残酷的纪律,并且由职业军官来指挥;这种军官构成了一种傲慢的贵族阶级。士兵的服役期限被规定得尽可能长,这与其说是为了进行军事训练——这种训练只要较短时间就可以完成——毋宁说是为了要在士兵们的思想中培养一种特殊的阶级意识并且削弱他们同居民的联系。
为反对常备军而进行不屈不挠的甚至是残酷顽强的斗争——起先主要是争取缩短兵役期——就成了所有那些实行普遍兵役制而又有常备军的国家里社会民主党的最重要任务之一。不给这种制度提供一个人、一文钱,成了我们的口号。我们提出这个口号是为了取消这一支既威胁民主又威胁和平的军队,而不是为了剥夺人民用以抵御外侮的一切手段。我们的要求并不是要取消一切国防组织,而是要用一支训练期尽可能短的民兵来代替兵役期较长的常备军。普遍兵役制并不因此即被取消,反而因此才能充分发挥效用。
使全体能服兵役的人都在较长的兵役期内留在兵营里当兵,这单单从经济上的理由来考虑就已经是行不通的了。在保持常备军的情况下,实行普遍兵役制也许意味着国家享有征召任何能服兵役的人服兵役的权利,而并不意味着加以征召的义务。只有普鲁士首先从法国革命中采纳了普遍兵役制;其他诸军事国家——以法兰西帝国为首——则用下列方式窜改了普遍兵役制:即谁拥有必要的金钱数额,谁就可以买得免服兵役的权利。后来,由于普鲁士在一八六六年至一八七零年都获得胜利,各国就不得不取消了赎免制,进一步贯彻了普遍兵役制。然而就在这方面也还有那种在普鲁士被人发明的富人特权:即一年志愿兵役权。直到世界大战以前,无论哪一国都一直没有把全体能服兵役的人统统都调动出来。在大战期间,这一点当然彻底做到了。在这一点上来讲,战争已经使人们在军事制度民主化方面再没有什么可要求的了。与此恰成对照的是:军队里军官阶级以及特别受优遇的宠儿们所享的特权当然就显得格外突出了。
直到世界大战以前,普遍兵役制一直只有在民兵制度下才得以严格贯彻。民兵制度在这个意义上是与全民武装含义相同的,它所能建立的军队,若与人口数字相比,甚至比任何军事国家的军队都更庞大。
德国战败之后,战胜国剥夺了德国继续实行普遍兵役制的权利。德国不得不从帝国常备军式的军队过渡到实行共和国民兵制,而只能建立一支小型的以志愿募兵为基础的职业军队;按其构成来说,这支军队同瓦伦斯坦三十年战争中的德军著名统帅(一五八三——一六三四)。——译者注的军队或者同路易十四的军队之间的共同点,多于它同法国革命军队之间的共同点。看来这似乎是倒退到十七、十八世纪去了。
但是对于大多数战胜国来说,普遍兵役制还仍然有效。在法国,由于妇女在战时有义务从事各种劳务,普遍兵役制就实行得更加广泛了。在俄国,无产阶级的妇女甚至受到使用武器的训练,也就是为了国家而被训练成悍妇。
在权利多的国家和权利少的国家之间的这种悬殊,长远看来在我们的时代里是不能持久的。一个具有发达的民主制度并且拥有一种富于自觉和自决权要求的劳动阶级的民族,是不会让自己长期被贬低为一种只享有次等权利的民族的。贵族阶级倒较能甘心于这种处境,至少在如下的阶段里会甘心如此:即它感到自己已不再强大得足以依靠自己的力量来保住其在国内的地位,而寻求王室的庇护以对抗正在兴起的下层阶级。不少贵族认为如下的做法对他们有利:即在外国统治者征服他们的国家之后去替征服者效劳以获得优厚的酬报。不妨看一看那些替沙皇效劳的波罗的海诸国的男爵们和高加索的诸侯;受沙皇收买的波兰贵族也为数不少。许多德意志王公也曾同样被拿破仑一世所收买。
诸劳动阶级是永远也不能用这种方式来收买的,即使它们并没有像许多贵族在外国找不到卖身投靠的主子时那样大吹大擂地表白自己的爱国主义。
然而在我们的时代里,诸劳动阶级的要求迟早总是要付诸实现的,而且它们的民主要求还会比它们的社会要求更早实现。
德国(当然还有其他战败国——奥地利、匈牙利、保加利亚也如此)必须享有与所有其他国家同等的权利。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我们必须弄清楚这一点:我们朝什么方向去寻求这种一视同仁。
有两条途径通向这个目标。最简单和最方便的途径就是:在国防制度方面对战败国给以与各国所享有的相同的自由和主权。战败国可以重新实行普遍兵役制,建立庞大的常备军,或者过渡到实行民兵制,或者建立志愿军队,这完全由它们随意决定。
这从民主、平等和正义的观点来看是无可非议的。
但是还有另一条可能的途径。在战胜国的发号施令中已经能看出有这样的可能性:即替某一国规定其国防制度的条件,解除该国武装,禁止该国生产和使用一定的武器,对该国握有武器并受托使用武器的兵员人数加以限制。
经验已经表明,这种裁军很可能是行得通的,这种裁军不致因任何技术性困难而告失败。不过它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即具有实现这种裁军的必要的力量或诚意。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国际社会主义者面前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我们究竟应该努力设法重新撤销德国的局部裁军呢,还是应该反而把这种局部裁军提高为普遍裁军的起点?我们是否应该根据这种情况而向人民指出:如此必要的普遍裁军只是由于和平朋友们软弱无力和统治阶级缺乏诚意才会归于失败,我们的任务在于使各国群众都具有坚定的意志并且终于使他们有力量去促使各国都仿效德国的榜样?
但是,与此同时,普遍兵役制这个民主要求将会有什么结果?雇佣军岂不会危害民主吗?
民主确实只有在反对雇佣军的斗争中才能兴起;不过就在欧洲大陆上,民主为了自卫,也必须实行普遍兵役制。
在英国,由于其岛国地位,十七世纪历次反对斯图亚特王朝的革命都从来没有受过外国君主的威胁。
革命者只须自愿参加议会军,就足以对付王室的雇佣兵。
从那以后,在英格兰和在所有盎格鲁撒克逊国家里,在招募志愿兵的基础上建立军队的原则,就成为根深蒂固的了;由于英国拥有实力雄厚的舰队,外国敌人的任何登陆尝试都无法得逞,这就使上述原则更易于贯彻。
由于出现了一场像世界大战那样巨大的灾难,志愿募兵制的原则才不得不被突破,普遍兵役制于是才在英国得以贯彻。在和平时期,普遍兵役制又被取消了。在英国,最坚决反对普遍兵役制的恰恰是无产者。他们并不害怕一支受议会控制的小型雇佣军会危害自由。在无产阶级占人口绝大多数而且还有高度发展的工会的这一国家里,无产者并不害怕这种军队,尤其是这支军队的大部分士兵出身于无产阶级,那就更不用害怕它了。
同时,志愿募兵制度的性质决不排斥这样做的可能性:即大力实行军队的民主化,使这支军队不危害民主,反而成为民主的堡垒。在这一方面,今天的形势完全不同于专制主义时代的形势。
德意志国防军直到现在当然还决不是这样的民主堡垒。正像德国司法一样,这支军队还是这样一个毛病:即它的上层人员是从帝国留下来的。正像在司法官当中那样,在那些替皇帝效劳的军官当中也曾有系统地培养过对民主主义者和对无产阶级的仇恨,这些人被描绘成应予斩尽杀绝的毒蛇。
受过这种训练的军官团当然不适于用来保卫民主,正如母牛不适于吹笛子那样。然而,正如德国大多数司法官迄今所采取的态度并不能构成取消一切审判的理由那样,德国国防军大多数军官的态度也还不能构成根本取消这支国防军的理由。
关于国防军的民主化问题,现在已经有够多的实际建议了,譬如许青格尔同志的建议就是。
此外,今天国防军的主要缺点——即它的反民主的和反无产阶级的军官团——并不是志愿募兵制的军队所造成的结果,而是普遍兵役制军队所造成的结果。这确实是常备军所造成的结果。但是即使实行民兵制也并不能排除出现这样一种军官团的可能性。民兵制度下那些非军人出身的军官对无产阶级的敌对态度甚至可能还超过职业军官,因为他们绝大多数出身于资产阶级或者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
民兵诚然是防止发生人民群众所不愿意参加的战争行动并且是防止少数人企图压迫多数人的一种堤防。
但是在农民国家里,民兵很可能变成一支在资产阶级领导下的警察武装,用以压制城市无产阶级维护切身利益的活动,如果这种活动成为太令人不愉快和过于活跃的话。这里所指的当然总是一时发生的事件,而不是长期限制民主或者根本废除民主。
但毕竟还是有问题的。在一个享有广泛政治自由和拥有强大无产阶级的现代国家里,小型职业军队对民主和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所产生的危害,几乎不会比庞大的常备军或者那种主要由农民组成并且由满怀资产阶级思想的军官所指挥的民兵军队所产生的危害更大些。
于是这还涉及民主的另一方面问题,即平等和公平合理问题。
一旦发生战争,我们怎么会只让小型职业军队的官兵去冒生命危险,而让人民的其他部分心安理得地坐视这些人吃苦和战死呢?
这确实是支持普遍兵役制的一个极其严肃的论据。然而当今的作战方式却使这个论据丧失了力量;因为平民群众——至少其中的大多数——所受的艰苦和危险,几乎同前线战斗人员所受的不相上下。
虽然如此,尽管有了飞机和毒气弹,未来的战争中要受最惨重损失的毕竟总还是战斗人员。但是在和平时期,平民中间也有各式各样比其他职业更危险的职业,而我们却没有对这类职业实行普遍服役制。譬如在罪犯出没地区值勤的警察、防治传染病的医生和护士、在化学工厂和某些矿井里劳动的工人等等就是。
有些英国同志关于任何强制都是不合道德的这一论点,确实与其说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还不如说是无政府主义性质的。在必须由大批人来从事协同一致的行动时,不对个别人实行强制是不行的。我们在贯彻卫生措施时不实行强制也是办不到的,我们需要强迫入学。没有强制也就不会有人纳税。
就兵役制而言,问题并不在于强制在道德上或在原则上是否许可;问题在于使用强制的目的是否被我们认为是增进社会利益所必要的还是不必要的;问题在于志愿服役是否能比强制服役更好地维护社会利益。
如果我们认为某一次战争是非正义战争,那么无论是派遣志愿兵或是实行全民皆兵,都应该一律加以禁止。如果我们认为这次战争是必要的,那么普遍兵役制也就不可能是不道德的了。
问题仅仅在于,志愿募兵制是否能同普遍兵役制一样地保证人民能抵御外来敌人。
在今天,人们根据民主的考虑,已不再反对一支募兵制军队了,前提条件是应募必须出于名副其实的自愿,不是像迄今的募兵制军队那样暗中含有强制;比方说法国的外籍军团现在还有这种强制:几乎被招募来的全是走投无路的人,或者是对服役条件的设想完全错误的人。他们大多完全想不到他们将要陷入的地狱苦海的情况。一旦置身于其中,任何试图跳出去的人都要被处以死刑。
合乎我们观点的募兵制军队,必须基于完全的自愿,不是基于单单形式上的自愿。劳动人民参加工会的越多,失业救济工作越开展,应募者解除合同的手续越容易,那么就越能使应募基于完全的自愿。如果服役期长达十二年,而且没有任何可能缩短期限,那末这就意味着这支军队不是以自愿为基础的,而是以契约奴隶制为基础的。
就裁军而言,问题的实质在于应该如何使人们选定要实行的军事制度在和平时期付诸实现。如果一个民族受外国侵略到这样的地步,以致它的自由、甚至它的生存都受到了威胁,那末它就会竭尽全力来抵御敌人,而不会恪守和平时期的任何安排和制度。
当霍尔蒂匪帮侵入布根兰在奥地利东部。——译者注的时候,迅速前往迎击的不仅有奥地利的正规国防军,而且受到威胁的边境地区的不少工人也挺身而出,尽可能武装起来,帮助击退敌人。这样一支民军当然只可能以自愿原则为基础;但是它可以随时根据敌人种类和危险大小的不同而在实际上等于是征召了全体能服兵役的人。比方说,在奥地利,可以肯定会出现上述情况,如果墨索里尼的黑衫党徒竟然侵入奥地利的梯洛尔和凯恩吞的话。
在上述情况下,募兵制军队只会构成一堵卫墙,以便使人民群众能争取时间,用自己现有的武器或是用邻国朋友们所提供的武器来武装自己。
未来的战争会造成怎样的局面,这是哪怕对血腥杀戮最富于想像力的人也无法设想的。要在今天替未来的战争订出规则来,那完全是徒劳的。目前我们关于国防问题的讨论并不是为了这个目的。
实际上,今天我们在国防问题方面感兴趣的是这样的问题:在和平时期应该实行哪一种军事制度;这就是说,哪一种军事制度最能实现裁军并从而保持和平。
说起来,普遍兵役制构成了十九世纪的以及直到世界大战以前的军备竞赛的基础。这种兵役制使他们有可能几乎年复一年地把越来越多的人武装起来,并且把这些人编入常备军。不限制各国军队的人数,就根本不可能实现裁军。即使实行以普遍兵役制为基础的常备军制度,肯定也是可以对军队人数实行限制的。但是这种常备军的人数越少,兵役制的普遍性就越发只能是一纸空文并且越发是一场滑稽戏了。
我们不必坚持建立募兵制军队。其他形式也可能逐步缩小军队,以致最终完全消灭军队或者为了准备使军队过渡到单纯警察部队。但是如果我们一定要坚持普遍兵役制的原则,那末这就将意味着给裁军增添许多困难。
战胜国和战败国的国防制度必须彼此划一。我们并不想争取获得与战胜国不相上下的权利来实现这种划一,我们只要求战胜国按照它们自己所承认的义务来行事,并且自己也来做它们所强加于战败国的事,借此实现上述的划一。凡尔赛和约是为了下列明确无误的目的而要求德国实行局部裁军的:“为了有可能进行准备,以便使各国普遍限制其军备”。
我们必须坚决反对任何这种企图:即在今天就宣传把职业军队同民兵合并,组织一支小型常备志愿军,并且在和平时期就暗中组织一支准备进行战争的全民军队。
这或许是我们时代在军事上最完善的国防制度,但是它将意味着最高度的扩军,这对于裁军主张和对于保障和平来说都同样是极其有害的。它将使军备负担和各国人民的互不信任达到顶点。
布鲁塞尔国际代表大会关于军国主义与裁军问题的那项如此值得重视的决议讲得很对,它说,那种制度把民兵军队的缺点和危险同职业军队的缺点和危险都汇合起来了。
正如以上已经讲过的那样,我们诚然必须估计到,即使在拥有小型职业军队的国家里,居民在受到突然袭击时也会蜂涌而起,尽力进行防御。但是如果在和平时期就准备这种做法,如此而把居民组织起来和武装起来,那就是极其有害的了。
这样一种仓卒聚集起来的民军最多只能给入侵的敌人制造一些困难。它永远不会成为一支进攻的力量。反之,任何有准备的、有组织的部队却总是不仅能用于防御,而且也能用于进攻。站在闪闪发亮的盔甲背后的人,可能会把这种盔甲只看成是一种不让敌人逼近的手段。谁若是迎面来看这付盔甲,他就会把它看成一种威胁,使他感到惶惶不安。
而这正是我们在国防制度方面应该予以重视的决定性因素:要找到一种形式,它既能保护我们自己、而又不致令别人惶惶不安。如果能够找到一个这样的形式而又普遍实行的话,那么对世界和平的下列最严重危害就得以消除:这就是普遍的不信任。这种互不信任现在还存在着,因为每个人都把他的邻居看成是一有机会就要来割断他的咽喉的匪徒。
十三 海军舰队
从国际观点出发,我们必须反对这种作法:即从外界来强迫某一国实行裁军,而别国却并不同样裁军。我们希望各国都一律受全面规定而不受片面规定的约束。
但是这决不是说,每一个国家自己就不能或不该本着裁军精神而采取措施。我们必须坚决拒绝这种做法:只要各国没有就普遍裁军达成协议并且着手进行裁军,每个国家就都可以甚至应该倾其全力参加军备竞赛。
不,即使在目前,每个国家自己也必须尽可能独自裁减军备。但是这是各国的内部事务,不能从外界来加以强制或敦促,尤其不能由那些自己不裁军的国家的政府来强制或敦促。如果出现单方面裁军的情况,那只能是这个国家内部的民主力量和爱好和平的力量——首先是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日益强大的结果。
任何国家的争取单方面裁军的努力,必须成为普遍裁军的序幕。这种努力所取得的成就越大,就越能使裁军普遍化。
这一情况是同另一种迫切需要进行国际调整的规定——劳工保护规定的情况相类似的。
在那些应该实行哪怕是最低限度的劳工保护的国家里,资本家很久以来就喜欢以外国竞争为理由,借以在本国把那种被资本家称之为劳动自由的任何限制一笔勾销。他们所提到的外来竞争大多纯系借口,因为劳工保护法规通常不但不会降低工人的生产率,反而会提高生产率。
虽然如此,某一项保护工资劳动者的新规定,对某些企业来说,可能暂时还是一种负担。这项新规定可能使外国与本国工业在竞争中相对地获得有利条件。迄今为止的劳工保护都规定得太顺从资方了,以致从来也没有引起过上述的后果。但是,如果要实行有力的、真正起作用的劳工保护法规的话,那末同时还采取一些措施,消除那种从而使本国工业蒙受不利而使外国有利的任何可能性,那是会有好处的。
为了预防这种不利,我早在大约半世纪以前就曾经建议使劳工保护法规具有国际性。一八八零年我发表了一篇关于“国际劳动立法”的论文;当时我把这种立法称之为“旨在改善劳动阶级处境的必不可缺的办法”。
虽然劳工保护的国际性如此必要(如果劳工保护工作想要取得巨大进展的话),但是几十年来在实现国际性方面却毫无成绩。一定要等到世界大战爆发之后,才在一九一九年终于成立了国际劳工局和开始制订国际劳工法。虽然工作开始得如此小心翼翼,但是各国政府直到今天还在阻挠这项工作。资本家的担心并不是没有理由的,他们害怕一旦劳工保护的国际性获得普遍公认并且有了牢固的根基,它就会替劳工保护立法的迅速进一步发展扫清道路。
假如我们过去一直等待,直到争取劳工保护的斗争能有朝一日通过国际性协议来把劳工保护规定下来,那末各个工业大国的整个工人阶级在这个期间内早就因为在容易得病的工作场所从事过度劳动而身体败坏和意志消沉了。幸而各国工人阶级都没有空等这么久。他们在各国都特别为争取劳工保护而进行了斗争,尽力争取实行劳工保护,从而保护了他们自己以及工业本身免于没落。确实,正是由于他们在各国取得了单方面的进展,才替通盘的规定提供了基础;否则的话,通盘的规定是永远也不会有的。
我们不应忘记:在各国,工业都造成了同样的损害;无论在何地,工人在社会政治方面都有同样的需要,都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在一国所取得的任何进步都不会局限于这一国。它鼓舞着其他国家的工人去学习先进国家的榜样;并且他们迟早也会取得这种进步。很久以来,在关于由各国政府就一项国际性劳工保护立法达成协议的主张没有被提出之前,我们就看到,这种立法会不作为一种一劳永逸的明文规定但作为一种连续不断的过程而付诸实现。这个过程是由国际无产阶级开端而且是由它来不断推进的。
我们对裁减军备也必须采取类似的看法。我们必须要求裁军是全面的、国际性的,但是在没有实现这一点以前,我们不能袖手旁观,而必须在各国竭尽全力为实现国际性的裁军进行准备,通过尽量实现单方面裁军来为国际性裁军奠定基础。
当然非尽量不可。各国普遍裁军的目标是彻底解除武装,完全解散军队或者把军队裁减为单纯警察部队。无论在何处,单方面裁军几乎都不能做到这种程度,特别在法西斯主义时代——各国的法西斯主义都是武装到牙齿的——更不能如此。如果各民主国家根据和平主义的理由而在面对着这种敌人的情况下想要解除一切武装,那就是神经错乱。
我们已经指出过,我们不该要求先保证安全然后再实行普遍裁军。恰恰相反,如果各国同时实行同样的裁军,安全就获得了保证。
然而单方面裁军的情况就不同了。对于单方面裁军来说,安全问题是极端重要的。这种裁军不能做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从而削弱抵御外国入侵的能力。而在实行裁军时我们所考虑的只能是上述那一点,不能再有像“世界霸权”之类的其他方面的考虑。我们拒绝在裁军问题上对于统治或控制国外属地给予任何照顾。
对于单方面裁军来说,安全问题构成了它不能逾越的一个限度。然而几乎没有什么陆军和海军陆战队不可能在这个安全限度之内现在就实行一定程度的军备裁减和开支减削。
正像在一切庞大的社会机体中那样,在军队中,传统也起着很大的作用,尽管种种技术革命使军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此外,军队里还保留了许多从君主统治和宫廷排场时代——军队里还采用这种宫廷排场——传下来的演戏似的仪式;这些神气活现的仪式使军官老爷们感到称心如意,以致他们甚至到今天仍然还难于摆脱这种仪式。
当我在半世纪前到英国去时,我看到英国近卫军联队士兵还戴熊皮军帽,感到很诧异;这种熊皮帽使人回想起当年滑铁卢战役时代。然而更加令我惊奇的是:四年前我访问英国时,尽管已经发生过世界大战和历次革命,但是我仍然看到这种古老的熊皮军帽。
各国军队中的骑兵人数之多(他们往往还穿着光彩夺目的制服,至少在和平时期是如此),大概也由于传统的影响和戏剧式的或马戏式的热闹表演的兴趣所致,虽然飞机、汽车、坦克、电报和电话简直已经完全替代了骑兵的各种职能:侦察敌情、快骑传令、猛烈冲锋等等。
甚至在德国的国防军里,马匹头数之多也是出人意外的。在世界大战以前,旧军队里骑兵人数之多就已经同骑兵出战机会的日益减少不相称了。但是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军队中现役马匹的数字相对说来没有减少,反而大大增加了。在一九一四年,每八十万士兵有马十六万匹,而目前每十万士兵竟有马四万匹,也就是说,过去是每五人一匹马,而现在则几乎每两人就有一匹马。
废除那种由于传统和由于爱好排场而还在军队中保存着的繁文缛节,不仅意味着减轻经济负担,而且往往还意味着减轻士兵们的劳动负担;士兵们常常因为这一类无关紧要的外表动作(譬如说操练某些供表演用的握枪姿势和检阅步伐)而弄得疲惫不堪。而这些动作却是没有政治意义的。
但是关于把军队里那些无助于保卫祖国的武器和部队予以裁减的各项规定,倒是具有政治意义的。这样一来就可以十分强烈地突出一国的爱好和平和放弃一切侵略政策的特性;这对于扩大普遍和平气氛一定大有裨益。
这类规定从原则上来说不应该从一开始就对各国规定得一模一样。它们应该因国而异,并且在很大的程度上应取决于各国的地理位置以及邻国的特性,只有这些邻国才能威胁这个国家。
如果一个国家只有像丹麦或是荷兰那样拥有少量军队的和平邻国,那末它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实行裁军。但是如果一个国家毗邻着拥有强大武装并且奉行侵略政策的国家,那就不能劝它这样做了。倘若奥地利只同瑞士和德意志共和国为邻,那末它就可以尽管放心彻底裁军好了。对它说来,捷克斯洛伐克并没有会有朝一日成为危险国家之虞。但是如果在面对霍尔蒂匈牙利和墨索里尼分子的情况下,竟出于和平主义的理由而彻底解除自己的武装,那就是一件犯罪性质的荒唐行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所责怪于塞佩尔—鲍戈英政府的,并不是这个政府对国防军的关心,而是由于毫无天良的党派私心而使国防军被忽视和被瓦解。
在不同的地理条件下,不同的武器在国防上的价值也就大不相同。亚洲北部和欧洲东部辽阔平原上的游牧民族建立单纯骑兵部队,这种骑兵所发扬的不是防御精神而是侵略精神。这种骑兵部队从一开始就被用于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大肆进行征服战争。反之,最早期的瑞士行政区内山峦重叠,地区割裂,这里的居民是无法使用骑兵的。他们建立了步兵来对付骑兵,前者显得比后者优越,因为它既能用于进攻,又能用于防御。
这个道理尤其适用于战争中的战术问题;这一点我们在这里不拟加以论述。但是正像战术一样,人们所奉行的政策是同人们所使用的武器联系在一起的。
一支以步兵为主要兵种的军队,既能服务于征服政策,又能服务于防御政策。
一支强大的舰队却又像一支骑兵那样,通常是同征服政策,或者按今天人们喜欢用的说法,同广义的帝国主义政策极其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
一个民族或是一个政府,只有当它想把自己权力所及的领域扩大到国境之外时,才会去建立舰队。从前这种舰队当然也曾服务于保卫商人不受海盗袭击的和平目的。这项任务已不再存在了。为了要消灭目前还在这里或那里(例如在中国海域内)流窜并抢劫小型船只的一小撮海盗,是用不着庞大的远洋舰队的,只需有几艘海岸舰艇作为警察船只就行了。
但是,如果在欧洲两大海洋国家之间发生战争时要保护本国的海上贸易不受敌国搜捕船只的袭击,那末甚至连一支很居优势的舰队也还嫌不够,而一支较弱的舰队就根本不中用了。德意志帝国在参加世界大战时无疑是拥有一支强大舰队的。然而对于保护德国的海外贸易,这支舰队却丝毫无能为力。它只是能对别国的贸易进行一些(但不是厉害的)扰乱而已。
谁若是把舰队说成是保护贸易的手段,他就必须加上这一点补充:即他把这种舰队理解为一支比其他一切国家的舰队都更强大得多的海军。用小型舰队来保护贸易,这在战时是不够的,而在平时又是多余的。只有坚持不渝的和平政策才能确保贸易不受任何扰乱。军舰不能促进这一政策,反而会阻挠它。假如德国当年没有建立庞大舰队,那么大概也不会发生世界大战,也不致于使德国绝大部分的商船都损失掉。
舰队的扩建目前通常是具有侵略性质的。它并不服务于保卫国土,而服务于追求世界霸权和加紧参与世界政治的那种努力,这就是说,实行帝国主义政策(即使把它理解为狭义的帝国主义政策)。目前不是为了这种政策而建立起来的舰队,只能是一种不伦不类的工具,是昔日殖民政策和海盗精神的时代所遗留下来的残余;就像丹麦的舰队那样,它肯定不服务于帝国主义的目的,但又没有任何其他目的。
在各大国中间,英国据有特殊的地位。它的舰队不单单负有帝国主义性质的任务。这就是说,这支舰队原先不仅服务于对付外国的海盗和征服活动,而且还服务于推动本国的海盗和征服活动。但是在英国赢得海上霸权后,它的舰队也开始有了其他目的。英国仗着海上优势,便不参加陆上的军备竞赛,它把自己的陆军局限于很小的规模。但是与此同时,英国又在忽视农业的情况下片面地把工业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以致今天英国靠本国农产品几乎维持不了两个月。
为了要防止敌人登陆并且使人民的食粮在战时有某种程度的保证,英国需要有一支比任何其他国家的舰队都强大的舰队。这种局面是由于英国海军优势而产生的,并且现在又要求继续保持这种优势。因此在世界大战爆发前,英国广大人民,甚至连许多社会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在内,都由于德国舰队的来势汹汹的扩充而现出严重的惊慌不安。
现在,德国的海军舰队已覆没了。但是在这个期间内,一支完全可以同英国舰队分庭抗礼的还更强大些的舰队已经在美国出现了,同时还出现了飞机这种新式武器,飞机有使一切舰队都不起作用的危险。
于是,对英国来说,这样的时代已经到来:这时英国已不再能依靠扩大其舰队来保护其贸易,而只有通过维护和平才能给以充分保护。
德国的海岸地形提供了十分良好的屏障,以致它根本不需要建立远洋舰队来保卫海岸。这里所讲的德国海岸主要是普鲁士的海岸,而普鲁士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也根本没有力图建立庞大舰队来防卫海岸。一八七零年时,普鲁士的舰队远远落后于法国舰队,后者当时正在力图赶上英国的舰队。尽管如此,法国人在当时的战争中却根本不敢尝试在德国海岸登陆。
新建立的德意志帝国起先也只在陆上而不在海上进入军备竞赛的时代。在它过渡到殖民政策的时候,上述情况才开始发生变化;最初在八十年代初期,在俾士麦统治下,德国是扭扭捏捏地实行殖民政策的,后来在威廉二世统治下,德国就大规模地用武力来推行殖民政策了。这里就足以明显地说明,扩建舰队是同保卫国土没有关系的,而是同帝国主义政策联系在一起的。
世界大战期间,英、法两国舰队在一九一五年头几个月里对达坦尼尔的进攻所遭到的命运就表明:不用庞大的舰队,也是可以制止敌人登陆的。虽然土耳其并没有使用任何军舰,而且受攻击的据点在设防上也相当不巩固,然而协约国强大海军的进攻却被彻底粉碎了。
德国社会民主党一向就坚决反对从事陆上的军备竞赛。对于海上的军备竞赛,他们只要有可能发挥影响,他们总是尽量更坚决地进行反对的。我们知道,任何军备竞赛都会使我们更加接近战争。而且,用海上军备来加强陆上军备,必然还会产生这样的后果:即在不可避免的战争中,我们必然会遭到全世界的反对,因此也必然会失败。
假如当年听从了社会民主党的意见,世界大战本来会避免的,德国本来也会繁荣昌盛地屹立于世间!加强军备把我们引入了万丈深渊。
十四 德国的历史任务
德国人民在世界战争中受到了可怕的教训。然而却还有许多人仍然没有领会这次教训,他们什么也没有学到,什么也没有忘记。而在那些学到一些东西的人中间,许多人也学得不够。
有人误认为,德国的崩溃只是一场误会而已,这场误会是由可恶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引起的:他们硬要说服德国人民,要他们相信德国是战败了,虽然德国当时正处在胜利的边缘。这些幻想家和撒谎者顽固地拒绝承认真正的原因,而想要对抗这些原因,重新去试一试战争的运气,单凭自己的意志力量,赤手空拳地去战胜一切装备着重武器的敌人,以便把旧的帝国国旗胜利地插在它的一切敌人——不管在哪里,只要是他们能碰上的敌人——的尸骨上。
这种德意志民族的和国家社会主义的想法当然只有德国人民中的少数人才有。大多数人都知道,在当前的力量对比情况下,这种想法是神经错乱。陶醉于民族主义的高调对于民族所产生的效果,必然会像吸食麻醉品对于个人所产生的效果一样:暂时会虚假地产生一种幸福感和强大感,过后却会使机体完全败坏,结果不是被送进疯人院就是自杀。
但是在大多数比较理智的人当中,也仍然可以找到这样一种人:他们只是逼不得已才同旧帝国的方法分手告别。他们放弃这种方法,因为他们认识到,非放弃不行;但是他们内心却渴望一旦妨碍实行上述方法的强制被取消之后立即就再恢复旧制度。他们所希望的是,包括实行帝国主义政策,统治殖民地和建立庞大的舰队。他们死抱住从这个帝国主义阶段所遗留下来的残余不放,因为他们把这种残余看成是一旦条件有利就重新复活的胚胎。
那些想要和平的人们的态度必须与此完全不同。他们必须不是被迫地、而是自愿地起来反对殖民统治政策和扩充军备政策。他们不仅必须要求实行一种履行条约的政策,不仅必须力求使这种政策符合凡尔赛条约的规定,而且除此之外,还必须进一步拥护任何一种符合国家安全要求的裁军。当然这不仅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义务,而且是一切社会民主党在各该国的义务。在履行这项义务方面能取得多大成就,这完全取决于各国的阶级和政党的力量对比关系。
由于最近的装甲巡洋舰事件,人们应该更加强调一切社会主义者与和平朋友们在各该国所负有的这种共同义务。
表面上看来,整个这一事件在性质上是无关紧要的。诚然,在预算中出现了巨额赤字而且预算在同时又要适应许多亟待解决的社会任务的情况下,任何一笔没有必要而浪费掉的百万巨款都是令人感到痛心的。但是单单从国家财政的观点来看,损失却也并不太大,不致于要为此而展开一次大规模的全国性行动,这种行动有时可能威胁到这个有我们自己参加在内的政府。
然而这一事件却并不是单单由于我们行列中的运动而变成全国性行动的。这个事件之所以具有重要意义,毋宁说是由于德意志国家人民党、德意志人民党以及另外还有一些党派一心一意要建造装甲巡洋舰的顽固态度;装甲巡洋舰对于国防来说是极端多余的,甚至像埃尔哈特海军上校这样的具有民族主义观念的专家都把它称为军事上的玩意儿。
有人可能认为,许多方面的人士之所以主张建造装甲巡洋舰,是因为他们想要利用一切机会来在凡尔赛和约规定的范围内收容无处安身的军官。要在这种意义上利用舰队,这是不可能有疑问的,如果人们考虑到下列事实的话:即在六艘装甲巡洋舰和四艘小型巡洋舰服役后,就会有十三名海军上将、一百四十七名海军上校和一百六十七名海军中校领取薪饷。这些人对于任何缩减海军的做法都必然会感到很不愉快。然而这种袍泽情谊的观点充其量只能对国防部的诸位先生们以及同他们有联系的各方面人士来说才有重大意义。
但是除此之外,关于新建或者停建装甲巡洋舰的问题还作为一个象征而具有其重要意义。象征是没有份量的,从单纯物质观点来看,它什么也不是,然而它却可以震撼国家。夏姆波伯爵宁愿放弃王位,而不肯承认法兰西的三色旗。是采用黑白红三色还是黑红金三色作为国旗颜色的问题,在我国引起了何等的激昂情绪!
一块布究竟是这一种颜色还是另一种颜色,这自然是无关紧要的。但是情况会是不一样的,如果人们知道这两种三色旗都各体现着不同的政策,在它们后面是两种完全背道而驰、互不相容的政策。全德国都在为此而进行着最残酷的斗争。
装甲巡洋舰(甲级)也同样变成了一个象征。那些迷恋装甲巡洋舰的人,也正是那些念念不忘昔日的舰队威风并且一心一意要实行那种曾经使德国陷于毁灭的政策的人。他们想要立即又实行或者在一旦形势许可时随即又实行这种政策,以便使德国陷于新的毁灭和燃起一场新的世界大战——倒并不总是故意要这样做,但这是他们所作所为的不可避免的后果。
劳动群众感觉到了这一点,因此他们如此刚烈地反对批准这个法案;批准法案这一行动,本身并没有什么害处,但是它之所以具有重要意义,是因为只有如下这样的人才会十分顽固地一心一意要完成就其本身而言不仅无害而且无益的批准手续:他们内心深处仍然拥护旧日的舰队政策及其一切后果。
我们确实处在一个在海上也大肆扩军的时代。各国都在建造新的装甲军舰——战斗舰、巡洋舰和潜艇,没有一国在裁减军备。如果德国现在要建造的巡洋舰竟然比保持它原有舰队实力所需要的舰数少一艘,那末这就会是一种完全空前未有的举动了。
但是正因为这样,德国就能在各国人民心目中比那些在其他方面堪为典范而起带头作用的国家更优越得多。德国在世界上的威望也会因此而获得比新建巡洋舰更大得多的提高。
德国不是出于自己的抉择、而是在战胜国的强制之下实行裁军的。但是德国的得救和复兴将有赖于把这件被迫的事变成一种美德。这样一来,德国将首先实现一种在历史上空前的新型国家和新型政策。迄今为止,人们一向认为这是已成定论的:即如果一个国家不拥有一支强大的国防军,它就必然遭到失败并且归于毁灭。但是现在请看:十年来一直存在着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它并不是处于交通闭塞的边远地区,而是位于欧洲的心脏,处在世界交通的枢纽地带,同它毗邻的都是武装到牙齿的国家。尽管如此,它在这种形势下却并不拥有一支值得一提的军队,而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甚至还从极度屈辱中复兴起来,并且生活比较富裕和享有高度威望;这个伟大的国家就是德国。
德国在做到这一点时,不仅没有受到解除武装的妨碍,而且恰恰有赖于解除武装。如果当时没有对德国的军队加以限制,那末在签订和约之后德国本来会在普遍兵役制基础上立即开始重新建立军队,正如任何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所做的那样。由于德国负有巨额赔偿义务,这种做法就会使德国在经济上承受最沉重的负担,阻挠德国的经济复原,并且同时还会使战胜国经常保持不信任和仇恨。一俟德国国防军开始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壮大起来,这些战胜国随即就会感到有必要率先采取行动来防止这种威胁着它们的新危险,并且再一次把德国拖入战争,以便彻底击败德国。
在一八七五年春天,在法兰克福和约签订之后不过四年,毛奇和德国的参谋总部就曾经策划过这样的行动,以便在法国——当时法国已经开始在普遍兵役制基础上改组军队——尚未完成军队改组之前就将法国击溃。俾士麦后来自称他当时是反对战争的。但是接近官方的报纸当时却在进行战争煽动;如果没有他的同意,就不大可能有这种煽动。俄国政府当时认为自己是有功劳的,因为它向柏林施加了压力,从而挽救了和平,挽救了法国。
在一九一九年之后不久,德国本来会受到从前德国领导人在一八七五年给法国所安排的那样一种命运的威胁。然而在我们的时代里,也许不再有任何一个大国会在战胜国大发雷霆时挺身而出保护我们了。
已被解除武装的德国,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畏惧。虽然德国不得不支付巨额赔偿,德国却节省了维持庞大的军队和统治那些不驯服的殖民地的费用。因此,德国就有可能以这样的规模来重建其工业和恢复国家财政,以致德国今天又完全恢复了元气,屹立于世。同时,正是由于没有武装,德国才赢得了世界的信任;而在世界大战以前的几十年里,德国由于其铁拳而越来越被全世界所厌恶,在许多情况下(例如在中国),德国商人比任何其他欧洲国家的商人都更受欢迎。德国的科学成就受到普遍的推崇尊敬。德国还在国际联盟理事会中据有超然出众的地位。
德国这十年来的经验足以证明,在民主日益发达和国际间在经济上和科学上的交流日益频繁的当今社会里,还存在着除了战争武器以外的别种能起重要作用的实力手段。我们早就指出过,这种武器决不是唯一的实力手段。虽然如此,这种武器从前毕竟还是各国生活中最有决定意义的实力手段。今天,比起其他实力手段来,战争武器已越来越退居次要地位了;如果战争武器违反了民主的要求和经济发展的要求,那末这种武器所取得的成就将是十分短暂的。
哈里·凯斯勒伯爵在他所写的瓦尔特·拉登瑙传记中指出,拉登瑙早在一九零七年就曾经在一篇文章里批评过德皇的军备政策。他在文中写道:
“近代战争已不再像荷马时代那样决定于英雄们的单独战斗(这里的英雄应该改为装甲巡洋舰),也不决定于训练有素的掷弹兵,这个道理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战神的名字叫做经济力量。……但是,即使战争也难得会起决定作用。”(第 135 页)
他接着又说,一个国家的实力是由它“在道义、文化和经济价值方面的内在威力”来决定的。国际政治中起决定作用的手段已经是这种威力,而不是军备了。凯斯勒深信,这就是拉登瑙观点的总和。
一国对别国采取怎样的政策,这当然取决于它能调动怎样的实力手段。一种以军事优势为基础的政策,是会不同于一种只依赖经济、科学和道德方面的因素和手段的政策的。后一种政策必然比人们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平谈判中气势汹汹地采取的那种铁拳政策更为明智。
同样那么残酷无情的凡尔赛和约逼迫德国不得不使自己的国际政策完全依靠“道德、文化和经济方面的价值”。德国只是犹犹豫豫地走上这条新政策的道路的,因为德国受到那些愚蠢而狂热的民族主义者吵吵嚷嚷的大肆反对的阻挠。然而这种政策毕竟还是取得了成就。
但是,既然德国在一个武装齐备的世界里还能以这种方式保全自己,那末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在一个裁减了军备的世界里实行这种政策就会更加容易得多。
因此,德国的榜样构成了争取普遍裁军和争取世界和平的最有力的宣传。这种宣传确实还没有取得像我们所希望的那么大的效果,然而德国的榜样却是对世界各国的和平朋友们最重要的支持。由于这种榜样,和平朋友们强大起来了;由于它,他们在许多国家里(例如在英国和法国)正在接近胜利,如果德国的和平政策坚持不渝地继续执行下去的话。
那些嘲笑已取得的成就微不足道的人们,他们也许还怀念着这样一种命运:如果德国当初尝试去执行使国防军强大起来的政策的话,它本来是会繁荣昌盛的。
在战时,常常有人叫嚷:世界应该靠德意志精神而复兴。人们想要用这种说法来证明德国应该努力争夺世界霸权。这种努力已经悲惨地破产了。但是目前在另一种形式下又出现这种可能性:即世界是可以靠德意志精神而复兴的,如果全世界都效法这个由民主的解除了武装的德国给其他国家的人民所树立的榜样的话。
世界各国在裁军方面越能早日效法德国的榜样,那末对它们自己、对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就越有利。
用适当的政策来尽快树立这种榜样,这就是今天的世界形势向德国人民,特别是向德国无产阶级所提出的历史任务。
十五 结论
最后再把我所作出的各项论断扼要地加以归纳,这也许是有益的;这样做不是为了一般读者——他们在以下几页里只会看到一些重复的话;但是这样做是为了这样的同志们:他们——无论是受党的委托或是出于自己的要求——正在寻求制订国防计划的依据。
我向这些同志提出了下列诸命题,作为上述的那种依据:
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就是建立一个没有剥削的社会,也即建立一个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没有国家力求扩大其剥削地区的社会。也就是一个处处都保持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社会。
即使在当今的时代里,社会主义者的实践也应该符合这个最终目标;当今的时代里正充满着阶级斗争和国家间的冲突,这种斗争和冲突是由统治阶级在不顾人格尊严的情况下进行着的。
因此,凡是在已经争取到民主的地方,社会民主党都反对在阶级斗争中任何诉诸武器的做法。在那种有可能用仲裁方法来解决一切矛盾的制度建立之后,社会民主党同样也会反对在两国冲突中任何诉诸武器的做法。凡是在已经具备这种条件的地方,社会民主党不但要把燃起国际战争的行动宣布为犯罪,而且还要把燃起内战的行动宣布为犯罪。
但是如果某一个民族的武装力量想要剥夺民主,那末,用一切适当的手段来保卫民主就不仅是劳动人民的权利,而且也是劳动人民的义务。如果有哪一国政府拒绝把它与另一国政府之间的冲突提交国联或提交其他仲裁机构,而想用武力来解决这种冲突,那末起来反对这个政府也成了劳动人民的权利和义务。
如果一个民族的爱好和平的诸阶层没有力量去制止其政府的力求发动战争的政策,那末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和国联都有任务在道义上和物质上最强有力地支持这些阶层去反对这个好战的政府。
如果民主制度还没有获得免受种种扰乱的保障,并且存在着一种由武装匪帮起而推翻民主的危险,那末人民中的诸民主阶层就迫切需要对此有所戒备并且组织对民主的保卫工作。
上述种种也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只要还存在着不民主的国家,只要在主要的民主国家本身,劳动人民还没有通过民主来支配国家的政策。只能指望由劳动阶级来提供可靠的确保和平的保障。只有在劳动阶级摆脱了剥削阶级的领导的情况下,才能指望劳动阶级提供上述保障。
只要在最重要的大国里由工人来支配国家这一目标还没有实现,那末下列情况就只能构成一种罕见的例外现象:即一国在放弃用以防备敌国的一切手段后居然可以不危及其人民的自决权。但是一国军事力量的增长——有一部分靠军备,有一部分靠结成军事目的的联盟——在今天不会变成保障和平的手段,只会变成一种制造全面的不信任气氛、畏惧和恐怖气氛的手段,在这种气氛中,甚至极微小的冲突都会引起可怕的战争性的爆炸,这种爆炸能对全世界人民和文化产生毁灭性的效果。
扩充军备是我们时代最严重的战争危险。如果要继续保持和平和文化,如果要使人们有可能发展到更高级的社会组织并且有可能完全解放劳动,那末就迫切需要实行重大的和坚决的裁军。
裁军不能由于坚持普遍兵役制而受到限制。虽然普遍兵役制对于民主说来是十分重要的,但是裁军在今天已变得更重要了。而且在今天,小型的募兵制军队也能建立得符合种种民主的要求。
裁军的义务只能作为普遍的、对各国同样有效的义务来宣布和赋予。只有这样的普遍裁军,才能实行到这样的程度:即它能充分减轻各国人民的负担,消除经常的战争恐惧心理,代之以相互信任,从而最有效地保证和平。
然而在普遍裁减军备之前,几乎各国就都能在其本国安全所决定的一定限度内自行单独实行裁军。许多国家正不惜耗费浩大开支来使如下的武器和组织经常处于随时待命出动的状态:它们对于保障本国安全是多余的,它们只用于使外国人民继续处于附属地位,或者用于把本国政府的意志强加于外国人民。
无论在何处,只要本国有这种对于保障其安全所不需要的战争手段,社会民主党就有义务努力争取在普遍裁减军备之前就消除这种战争手段,从而为普遍裁军准备条件,并且便利普遍裁军的实现。
在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战胜国曾片面地强迫战败国实行这样一种裁军:其裁减程度甚至低于确保国防所必需的最低限度。德国人民懂得即使在这种毫无防御的情况下仍然保持自己在世界各国人民中间的地位,重新建设自己的工业、农业和商业,并且在整个世界——除了在战胜国的最疯狂的民族主义者中间之外——争取到比德国人民在战前所享有的更多的同情和更高度的信任。它被迫实行新的政策,这种政策不是依仗武器的优越性,而是依靠它的科学、它的经济,以及文化和道德,而且还在不小的程度上依靠它的工人的团结。
把这种政策不作为被强迫实行的政策而作为自愿实行的政策继续执行下去,通过这种政策的成就来争取使这种政策在世界各国人民中间获得其无法抵挡的示范力量并且促使这种政策在各国人民中间都见诸实现,这就是世界大战的结局对德国人民所提出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任务。引导德国人民顺利实现这项任务,这首先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使命。
根据柏林狄茨出版社一九二八年德文版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