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民主与未来
维·勃兰特、布·克赖斯基、欧·帕尔梅著 丁冬红、白伟译
理论与实践中的民主社会主义——代前言
从昨日被高估的经济与社会资料中,再也得不出有理性的前途了。五六十年代发展的繁荣假象已经消逝。西方工业国家正在争取一个还能继续繁荣的经济机制。面对这项任务,它们按照共同承担责任的准则,应付着完成国家和跨国计划的必要性工作。然而,这一准则却是私人资本主义所不具有的。生产石油的发展中国家的新兴投资力量,以及第四世界的数百万饿殍,给人类提出了世纪性的全球社会问题。在这仅被少数欧洲人认为是根本性挑战的形势下,民主社会主义思想获得了一次在自由环境下逐步得以实现的新机遇。
在社会民主党的选民范围内出版《理论与实践中的民主社会主义》丛书的设想问世时,在大多数领域内准备进行改革的气氛正笼罩在联邦德国上空。议院外反对党和社会主义德意志大学生联盟,即 APO 和 SDS,在它们处于高潮时期所具有的道义能量和富于才智的信念力量,这些就是在所谓市民界也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迹。联邦德国社会变得更为自由化了。新左派阐述了他们的理论要求,从而挑起了同社会民主党人,以及社会自由选民内中、老年一代的对话。对于所有参与者来说,要做出完满对答,就要对自身理论基础进行深思。民主不再是不言自明的,它又一次成为学习过程。
正当这套丛书前三本已经问世,其他旋即成书之际,出版者及其同事们的计划遇上了 70 年代风云多变的政治气候。某种反改革的倾向在联邦德国及西柏林开始抬头——动荡的时局推波助澜。参与的因素多种多样:保守势力和反动派、能源价格危机连同世界范围的经济萧条,然而更为混乱的是,民主主义左派阵营自身内一系列理论上的过激主张,以及在连续性和可信性上,即在具有政治特征的行动上的缺陷与失误。大、中学生中的新保守主义——青年工人再一次采取了不同的态度——迫使现代青年社会主义者第一次面对着一大批强大的反潮流年轻人。这些人中一部分是机会主义的,另一部分要用矫枉过正的方式去打破年轻就等同于左的观念——1969 年时,肤浅的观察家们不折不扣就是这种看法。此时,德国大学生击剑联谊会的年轻成员们以重新唤起的激情,摆出了一副如他们自称的、未来“精英”的派头。
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必须更加坚定地、以通俗的方式同政治实践相结合。为此,我们愿将这套以维利·勃兰特、布鲁诺·克赖斯基和欧罗夫·帕尔梅的《承担责任的勇气》一书为权威性开端的文集不定期地、在更广泛的专业领域中出版下去:从当代社会民主党关于科研和技术方面理论探讨的总结,直至国际货币体制和币值的问题、消费问题以及作为妇女解放手段的社会政策。这套丛书对各种大相径庭的倡议和讨论文章均敞开了大门,只要它们与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有关,并准备同对方进行深入探讨。
要求实践家们具有理论概念,是指他们对党的内在关联有政治上的自我意识。从事政治活动的人的状态要起到富有启发性的作用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承担政治责任的人,在宣传媒介中通常被描写得太无个性——似乎主体状态不对客观形势产生影响。
欧罗夫·帕尔梅说:“民主社会主义是一场争取自由的运动”。这条对民主社会主义者来说一切前提中最为重要的前提,被保守派的右翼,首先是被反动政客和决策者们用蛊惑民心的宣传歪曲了。社会民主党人在回击这种常见的、对他们的历史成就和当前意愿的歪曲时,总是缺乏民主的权力意识和精神上的自信。这有其历史根源: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一个本世纪从建筑工地上诞生的政党——有时候它的成员的口袋里免不了还会掉下灰尘。这个政党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处在反对党的地位、它已经习惯于在同工人协会及其后辈——工会的共同奋斗中实现它的社会目标,逐步从少数派的地位中走出来。在德国没有任何一个劳动者——除非他是一小撮高高在上的特权阶层的成员——不将切身实际中的社会与经济成就归功于一代社会民主党人的政治活动。在德国没有任何政党能像德国社会民主党那样,为创建与获得德国的社会民主而广泛和长期地工作、忍辱负重、无私奉献。没有任何政党能像社会民主党人那样,在反抗国家社会党人专制的斗争中坚韧不拔地渴望自由,他们中的许多人为此在集中营里和在被迫流亡的路途中献出了生命。
面对以上事实,一切诽谤中伤都成为好斗的谎言而暴露无遗了。右翼保守党人和反动派利用这些诽谤竭力将民主社会主义思想说成是没有自由、丧失个性和激进主义的专制思想。介于不能实践民主——以及联邦德国基本法——的私人资本主义体制,以及如同滥用社会主义概念的希特勒国家社会主义的极权国家资本主义体制之间,民主社会主义者没有放弃第三条道路的设想和第三条道路的逐步实现:即具有民主性质的自由、正义和团结的具体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所依据的不是整齐划一的意识形态或世界观——相反它依据的是每个人自身个性中合乎理性的共同点。
然而,社会民主党人也要受到责备,在他们的讨论、决议和纲领中,他们的宗旨在某些要点上被当成一种“希望原则”,相当含糊,就像维利·勃兰特一再指出的那样。1959 年的哥德斯堡纲领就是在“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这两个名称之间犹豫不决——当新党员提出疑问时,得到的解答是,它们两个是一个,即相同的概念,大体上没有多大区别。1975 年 11 月中旬曼海姆党代会上,就“85 发展大纲”这个中心议题所进行的 1976 年联邦议会竞选斗争展望讨论,能否在民主社会主义概念的理解上取得大多数人的明确一致意见,仍有待分晓。本书发表的是三位社会民主党权威人士的书信和谈话,这三位又都是各自党的主席,在这些书信、谈话中反复出现了一系列有说服力的阐述,但并没有可以拿来作为民主社会主义最终解释的考答定理。
更确切地说,这是对通往共同目标的某条道路的描述。在我们未来的路途上布满了弯道与岔路。只有当人们——实现了局部目的——能够清楚看到下一步时,他们才能鲜明地对之做出抉择。由此看来社会民主党人都是进步的实用主义者,这些实用主义者不夸海口,也没有掌握什么唯一正确的学说。1965 年成为社会民主党员的一代年轻理论家们——尤其是在同自由民主党人共同执政中受到社会民主党政府职责的约束,始终没有在联邦参议院中获得足够的多数席位——越来越表现出反对革命的改良党在行动上的原始特征。因此就有必要重温一下自从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建以来,自从关于修正主义的争论开始以来,社会民主党几代人的经历;重温一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尤其是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分裂与重新统一。谁被这些吓倒,谁对此认识不足,谁由此变得心灰意懒,谁就可能缺乏实现政治主张的根本性先决条件:即兼有坚毅的忍耐性、宽容和实干能力。
维利·勃兰特以联邦总理的身份提出旨在解散第六届德意志联邦议院的信任案之前,于 1972 年 9 月 17 日周末的信中写道:“责任必须建立在良心基础之上”。在提前举行的大选中所发生的一切,是迄今为止德国人民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百年历史上对社会民主党人最大的信任的证明。从此以后,世界在方式上得到了改变,民主社会主义的任务在各地都变得更为明确和紧迫——而且这绝不限于欧洲。1976 年在围绕着联邦德国最佳可行性政策的新讨论中,以及在此后的几年中,赫尔穆特·施密特作为联邦总理,维利·勃兰特作为党的主席仍将领导着德国社会民主党——他们的合作是为了产生出新的动力。愿“理论与实践中的民主社会主义”丛书能为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更接近现实的事业这一基础添砖加瓦。
编者 1975 年 8 月
维利·勃兰特 1972 年 2 月 17 日的信
亲爱的布鲁诺,亲爱的欧罗夫:
我们曾经商定,就社会民主主义政策的一些原则问题交换意见,同时特别要探讨一下“党的纲领和政府实践”这个难题。
我们中的每一位都是政府首脑,同时又是党的主席。因此我们或多或少总要把我们的实际政策置于对它的批评之中来衡量,这种批评期望的是一个较为坚定的根本方向。对我来说,这种批评在许多场合下不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我也抱有同感,因为一个处于领导地位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日常工作,不可能总是十分明确地遵循着根本方向的。
我今天的开场白涉及三个题目: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对国家的理解,以及关于人的政策。
1.难道不需要重新深入地讨论一下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吗?
让我先谈一点个人体会吧:你们知道,1959 年 11 月,德国社会民主党经过详尽的讨论制定了哥德斯堡纲领。这一纲领在党内和党外都经受住了考验,它帮助德国社会民主党摒除了偏见,加强了自身,并能够承担起联邦政府的领导职责。但是,刚刚过去近 12 年,我们就不得不指出,哥德斯堡纲领中的许多内容已经变得肤浅和陈旧而不再为人所保留或体验。因此我们常常听到这种使人生厌的说法: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哥德斯堡——为了赢得选民——只不过是放弃了对社会化的绝对信任,终于承认了国防并与教会化干戈为玉帛。德国社会民主党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推崇实用主义。它明确提出要成为一个没有世界观的党。的确如此,我们只需同时补充,作为人民的党,我们当然还愿意继续是一个思想共同体。
现在我不想在讨论中泛泛地谈哥德斯堡纲领,而要集中谈谈它的简明扼要的基本价值部分。我们在纲领中谈到,社会民主主义者或相同含义的民主社会主义者,所追求的是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每一个人的个性都可以得到自由发展,同时作为社会共同体的有用之材能够负责任地在人类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共同发挥作用。”自由与公正互为前提是我们的出发点。社会主义意愿的基本价值就是自由、公正与团结,即“从共同联合中产生出的相互义务”。
接着我们指出,民主社会主义——“它在欧洲植根于基督教伦理、人道主义和古典哲学”——并不想宣布什么终极真理,也就是说,“不是由于对世界观和宗教真理不理解与漠不关心,而是出于对人类信仰抉择的尊重,其内涵既不是哪个政党也不是哪个国家可以决定的。”我们德国社会民主党作为一个思想自由的党认为,一个由不同信仰、不同思想倾向组成的人类社会,“它的协调一致是以共同的道义上的基本价值和相同的政治目标为依据的。”最终,基于此立场,我们将社会主义释义为:“一项持久的、为自由和公正而奋斗、进而捍卫它们、并从中经受考验的任务。”
现在我还看不到,对此有什么需要修改的地方。假如我们的党今天就它的纲领进行表决,我会很高兴地看到,这一纲领将会再次被推荐给我们党,对我来说——但我很想知道你们的意见——问题不在于这个纲领是否仍然正确,而在于它是否充分。自由、公正(平等)、团结(博爱)这三个概念非常清楚地表明,我们是启蒙运动的后代,这并没有什么不光彩。然而我的确觉得,有必要继续发扬和落实这些概念,而且团结的概念在这方面会起到关键作用。去年夏天,我和维利·艾希勒(Willi Eichier)——他曾积极地参加了我们基本纲领的制定——都谈到,一方面,基本价值的解释已经比较清楚了,正因为此,这种基本价值能作为评价标准对每项政治决定做出评判;另一方面,还必须对之进行更激烈的讨论。艾希勒过早地去世了,他当时认为,有必要以下面三个重要领域为重点对基本价值作进一步的深入解释:
a)民主社会主义在基本价值方面的建树;b)从基本价值内在的相互关联方面对基本价值的一般概念性解释,在党的政治决策中的运用;c)在党的具体目标的制定中,将基本价值作为必要的依据和“实际的”即及时的、政治上可能的指导。
我已经向我们党的领导机构提出建议并得到赞成,把这里初步拟定的任务转交给一个特别工作小组。这项工作不应受到时间的限制,它进行期间要考虑 1973 年我们在联邦议院的选举,关于如何安排这项工作,我很乐意随时向你们提供最新情况。此刻我感兴趣的是,在你们的党内是否有类似的问题及相应的需要,以及我们的朋友们是否能在这个问题上彼此从对方得到好处。我觉得最为重要的是,我们对基本价值的研究要能使它作为我们政策的伦理学砥柱,作为我们行动的道德驱动力——同样在政府职责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并日益显著。
2.论国家的作用
在社会民主党的历史上,自由的概念被局限,人们常常把它只看成是经济结构和政治制度变化的结果。现在我们比过去认识得清楚一些,经济结构和政治制度的变化过去和现在都需要,而自由却不容易被“发现”。它必须是“被争取到的”,但也是被实行的并由此得以生存的。它是一种被提供的东西,可惜仅仅是一种被提供的可能性。我们的政策必须这样看待人,似乎他愿意(而且能够)利用这种被提供的可能性,只有这样,人才有可能得到自由。一种政策若不持续地努力争取这样一个先决条件,即尽最大可能使国人实现自由的人的存在并改变与这种自由的人的存在对立的社会情况,那么它对我来讲就不属于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境界。
现在,我们大家特别是我们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都成了挨过烫的孩子。因此,我们在哥德斯堡纲领中,确立了自由、公正与个人良心判定之间的明确关系。纲领中写道:“人的生命、尊严和良知是先于国家被赋予的……为使个人能够在自由的自身责任和社会义务中得到发展,国家应该提供先决条件。”另外在其他段落还提到,民主必须“成为普遍的国家秩序和生活秩序,因为它本身就是人类及其固有责任的特征。”
每当我重新读到这些警句时,我总觉得,这里对有关国家和公民相互间的关系阐述得有些不够。事实上,应该在我们一些朋友的主张中——而不仅仅是在评论家提出的那些能由政府实现的主张中——觉察到一种对国家的理解,它是从几代社会民主党人的经验中得出的——在瑞典理所当然地不如在奥地利和德国那么鲜明。社会民主党人处理同国家的关系并不容易,老实讲,这种关系也不是那么好处理的。
正是由此产生了针对国家的一种倍加抵触甚至挑战的态度,这种态度不可能正确地对待当今的各种可能性与必然性。许多人期望,国家把它的国民从摇篮到坟墓都完全包下来,我认为,对于这个被期望的国家,我们需要有个新的经过周密考虑的看法。这个国家要照顾到所有问题,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生活质量。这个国家还必须肩负起日趋广泛的使命。如果社会要继续生存下去。除了政治民主的出现和逐渐增长的对经济事务的影响之外,尤其是通过社会政策,发生了一种给现代国家以新的规模和质量的变化。
在处理国家事务中做不到心胸坦荡,就制定不出完美的政策。社会民主党人必须同国家权力有一个轻松、自然的关系。布鲁诺·克赖斯基曾经就此指出,最为重要的是,权力不仅是控制,而且首先还是道德限定。
我们的联邦总统古斯塔夫·海涅曼(Gustav Heinemann)不久前创造了这样一个简明的说法,国家就是“我们大家及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本身”。我认为,我们必须把文明、民主的国家理解为人民的,有组织的,负有安全、自由和公正使命的法制团体。把数百万社会的门外汉变成享有平等权利的国家公民,正是工人运动的一项历史使命,我们必须用这个事实努力克服在这个问题上的顾虑和拘束。
在 1971 年 11 月我们党的波恩特别党代表大会上,我已经研究了对国家理解的问题。与此相联系,我想再拟定几个题目并把它们引入我们的讨论:
(1)既然世界就是这个样子,既然我们就是这样的人,那么民主国家没有权力结构就不能组织起来。为了保障国内的和平,为了保卫法制,为了同犯罪行为作斗争,国家必须行使尊严的主权,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使用统治工具。
(2)除了边界局势如紧急自卫的情况之外,只有国家及其机构才有权行使暴力,此外无人具有这项权力。社会民主党人是站在渴望生活于安全之中的同胞们一边的。
(3)为了警惕地、富有战斗力地反对民主的敌人,我们的国家需要这样一个权威,他由大家的信服和一致同意而产生,他经过选举和任命被推举出来,他必须对自己的所做所为给以说明,而且他是可以被废除的。他必须还是一个已经由道德上的资格认定和思想上的诚实正派证明自己身份的权威。
(4)在现代工业社会的条件下,对民主的理解不能从国家与社会之间原则上的分离出发。我们把民主理解为一个广泛的原则,不过在不同的领域,它需要不同的形式。(这是理查德·略文塔尔[Richard Löwenthal]在阿尔弗雷德·瑙斯[Alfred Naus]65 周年诞辰纪念文集里的著名评论《民主与成就》中阐明的)谁在原则上不想扩大民主,谁就是在促使民主缩小。
(5)由选举产生的中央民主机构,决不允许成为强权利益集团的傀儡。或换句话说:谁希望国家具有多元的、发扬自由的机能,他就不能容忍把国家统治权按等级瓜分。经选举产生的议会必须保有最后决定的权力。
(6)对国家和社会的需求必须与人们对国家和社会所应当承担的责任有个适当的比例。“在民主问题上冒更大的风险”,也就意味着承担更多的共同责任。我们也需要平衡的力量,以反对那种由于粗暴地推崇集体利益而显得突出起来的过份做法。
我知道,关于这个题目恐怕还有很多可谈的,但我想今天就先提出这几点吧。
3.我们怎样把什么是“关于人的政策”搞得更清楚些?
这个题目我今天也只能简单提一下。每当我谈到这个问题时,当然不仅仅是出于“贩卖”政策的需要,这一点我们的确不应该低估;而首先也是出于自身安全的需要,因为我们一方面面对着冷酷的教义,另一方面面对着苍白的技术统治,我有这样一个印象,我们的右派敌人,他们虽然在内容上提不出新东西,有时却更清楚,如何识别众多个人的愿望和利益。另外,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决不允许忽略针对个人的政策的意义及后果的问题,因为对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会使我们和共产党人的根本区别变得清晰。
去年夏天,我在土岑新教学会政治俱乐部的一次演讲中,一开始就已经认可,那些只是围绕着人的政策上的担保,必须容忍某些怀疑。如果沙拉的质量没有多大改变,那么世界各地就有太多的人需要这种像沙拉油似的空洞言词——人们立刻会提出一个问题,对于人来说,什么才是“好的”,以及谁能对此作出决定?我们并不代表这样一种自以为是的思想,这种思想的代表者自以为有权力强使人们幸福,有权力替人们把其他一切都考虑好。相反,我们以这样一种信念为准则,自由的讨论能提供最好的机会,从中可以找到对人们来说是好的东西。
我在土岑的那次演说中,已经试图阐明我们关于人的基本需求的实际政策和改革计划:关于包括住宅在内的物质福利,关于健康,关于包括参与和共同决定的保证,这除了要作经济和社会进程的主体而非客体之外,并不意味着别的。我还把当今社会中妇女的作用问题也纳入了这一考虑,这就像是布洛赫和现代理论家们同样称作“希望原则”的那些问题。
我建议把这个附加问题也引入有关的讨论:如何为这场围绕着推翻体制的改革或是围绕着“仅仅”改善体制的改革的讨论定性。我把二者的区别视作人为的区别,因为无可置疑,这两种改革都包含有自由空间、进一步深入的改革以及一个体制变动的因素,欧罗夫·帕尔梅不久前在他同德国电视台的采访谈话中已经非常清楚地指出,那些想搞革命的人自己务必明白,他们在革命的日子之后还得作为改良主义者或改革者从事活动。在并非思想激进的青年人那儿——以及在部分传统的民主社会主义者那儿——仍旧或者重新会遇到这种想法,人们在接管政府的当天,就可以把几乎一切都彻底改变,或一下子把一切都抓在手里。
欧罗夫·帕尔梅或许可以接着这条线索写下去?
致以衷心的问候!
维·勃
欧罗夫·帕尔梅 1972 年 3 月 17 日的信
亲爱的维利,亲爱的布鲁诺:
有关执政和党纲的讨论,使你们产生出极大的兴趣,因为社会民主党远远超出了一个有责任统治社会的政党。确切地说,我们的任务是要改变社会。对长远目标深入地从思想上进行讨论,贯穿我们的全部历史。我们所经历的一直是现实可能性和我们未来目标的矛盾对立。
此时我觉得有必要进行讨论的直接原因,是我感到民主社会主义正面临着挑战。现代社会发展的特征是给人类造成混乱与不安的各种对立,这些对立不仅包括日常问题,而且还包括将来的问题。
毫无疑问,今天的社会比战后更为“政治化”了。对我们自己的根本问题,以及对有关整个人类的问题,人们的社会思想意识变得尖锐了。但与此同时可感觉到一种“反政治”倾向,以及对政治、政治工作和有代表性的民主的鄙视。我们的右派和左派敌人都利用了这种观点,各方面都断言,我们在议会和政治团体中只忙于枝节问题。人们指责政治家不关心人类继续生存的根本问题——如人口增长、技术发展和环境受到摧残,或避免表明观点。同时很明显还有些完全不同的、以及类似的问题没有解决——例如价格上涨、职业前景、生活水平、家庭保障、在移居地区的就业机会。现时提出的要求中有的是要限制经济增长,另外一些如果得到满足则必会导致经济膨胀。
多数人大概都会认为,生病就须受到照料,穷人不该受到冷遇。同样我们认为孩子或年轻人受教育的机会理所当然不该取决于父母的收入。
如果我们在这方面观点一致,就该共同感到有义务为休戚相关的政治做出牺牲。我们今天所经历的是人们向社会提出越来越多要求的时代。这些要求是有根据的。这指的是更能保证安全及平等的合理要求。但是同时又很难解释清楚,必须赋予社会哪些它所需要的手段,使之能完成其职责。民主与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将不同的和部分相矛盾的要求进行综合,也就是通过一项建设性政策,以及通过给予人们美好未来和把今天的问题与未来结合起来的民主过程来进行综合。
民主社会主义是一场争取自由的运动。工人阶级为解放而进行的奋斗在工人运动中获得了组织上的表现。他们的奋斗是多方位的,主要是针对提高生产、更有效地发展生产、以其他方式组织生产。同样重要的是,通过税收政策、通过颁布法律以及通过为所有公民的安全及平等而制定的社会政策性措施,实现社会产品的公平分配。
但争取自由的奋斗并没有终止。资本家在工业部门借助他们所运用的经济权力而施行压迫,工人阶级要从中解放出来 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实现民主,用民主的工作方式和民主联盟替代权力的行使,以前是、现在仍然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核心。
虽然保守党派也准备在这条路上同行一段,但由于它们的每种观点都基于自由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所以它们参与经济生活的意志和可能性就受到了限制,尽管公民的充分就业和安定需要这种参与。
民主社会主义在社会各阶层中为民主而进行的奋斗表明,我们与保守主义相反,代表的是积极、乐观的人的形象。保守主义将人看成一种必须由当权者中的一小部份精英和阶级社会的等级制度用各种方式控制的生物。经济阶层和社会阶层被当成行使这种控制的手段。按照我们的观念,它会导致人们的狭隘,使他们自我实现的可能性受到限制,并阻碍社会中真正社会团体的诞生和发展。当然民主社会主义同样是一种思想意识,具有自己的主张,它要求扩大自身承担的责任并重视公共福利和公共事业,它对团结的要求很高。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将他们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并创造自己的未来。否则他仍必须认真考虑,他们的未来将如何被匿藏的势力、技术统治或经济权力结构所塑造。
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必须阐明民主社会主义的任务是什么。假如我们不能成功,我们的社会就会失去唯一可能的政治选择,而向保守主义和资本主义发展。我认为,维利·勃兰特请我参加的这场对民主概念和对“改良主义或者革命,即体制变革性或者体制改善性的改良”的讨论是应该开始了。
民主和社会主义对我们是不可分割的。我们的党很早就选择了自己的道路,同时我们具有我们能为它牺牲的悠久传统。我认为有必要不断回顾工人运动的基本立场和那些选举得以产生的条件。我们也许就会相信,民主最终能彻底地实现。我们最近几年所经历过的激烈辩论说明,每代人都须了解民主和改良主义的意义与要求。瑞典工人运动史表明了为民主而进行的奋斗和坚定不移地捍卫民主的特征,它的最初形势同其他国家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最初形势是一样的。
严酷的社会环境给人们的日常生活打上了烙印。工人运动曾有一种要对统治关系做出解释的世界观,同样它也指出了一条通向更好的社会体制的途径。
抗议本身是不够的,所以人们创立了一个要实现此种变化的组织。在这点上人们是一致的,但是道路上的分歧却很大。有些团体准备完全打破社会体制,并准备为此积极努力。革命可以帮助他们取得政权,在旧社会的废墟上建立起一个新社会。
另外一些团体则想用和平方式改变社会,强调忍耐和责任,同时宣传变革、为实现目标所必需的果敢和坚强。人们选择改良主义的道路,部份原因是历史传统和现实造就的。这也就是说,普及的国民教育为民主工作创造出了较好的先决条件。
在瑞典,全民的民主运动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有时间建立民主传统,在这方面我们也取得了成就。
这条经验对我们的革命暴力观念产生了影响。我们当然承认有那种将革命看作是最后的、绝望的出路的社会情况。许多国家就是靠这种方式取得民族解放的。但就是在反对外来势力的斗争中,人们也是将暴力视为经过多年试图用言论和证据去说服后才选择的最后出路,因为人们希望避免暴力。无疑人们知道,斗争的代价是巨大的牺牲、撕裂开无法治愈的伤口,为此也许还需要牺牲整整一代人。我访问过一些长期不得不用武装暴力为它们的解放进行斗争的国家。参加过革命的人不认为革命是理想化的。拿起武器并不是为了斗争,而是因为人们想创造建设的先决条件,因为革命后开始的是正常的工作。
有意思的是第三世界的许多国家正在寻求将民主过程引入到建设工作中去的途径。但是,我们不能期望那些没有我们这种民主传统的、经历过殖民压迫和残酷专制的、人民大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国家能马上具有我们观念中的民主。我们必须将允许人民大众影响体制的努力更多地看成是积极的。
我们和那些将暴力视为理想化的人是有区别的,他们将暴力当成政治斗争中惯用的工具。暴力行为——无论语言上还是行动上——都是少数人的革命暴乱策略的表现。
在西欧工业国家,赞同将革命性暴力当成改变社会的必要方式的每一个人,不管他们自称是共产主义者还是无政府主义者,几乎无一例外地代表着精英的观念。他们过去和现在都认为,工人阶级应由一个经过艰难培养出来的、优秀分子组成的党所代表,它的成员是精心挑选出来的。但这丝毫不符合工人们的意愿。他们将自己视为此角色是因为他们根据自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认为他们拥有一门非常伟大的学问。
在此我们又有了区别。社会民主党不是精英党,而且也从未是过。我们是、而且仍将是全民运动。社会的改变只能在绝大多数人同意时才能实现。这一思想在社会主义中是根深蒂固的。人们积极地为民主尽义务有一种自身价值。其成就到底有多高,尤其是当我们自己也参与了的时候,是我们所无法评价的。让独裁者或让自称为精英的人去造就未来,绝不会好于靠不知名的力量去实现它。
我一直很难理解,为什么精英思想家和革命暴力的追随者能够标榜自己是植根于西欧和西欧人道主义之中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继承人。由于他们是靠他们对马克思、尤其是对列宁“真正”学说内容更完善的理解和广博知识来奠定其代表工人阶级的主张的,所以这群人就热衷于要成为比其他人更好的经典诠释者。这就导致了分裂和宗派。
不久前,罗伯特·海尔布罗纳(Robert Heilbroner)教授在一篇文章中就某些马克思主义者的倾向指出,他们将哲学并入了神学,将其他一切、连同他们自己同意的道路也骄横地摒弃了。这样马克思主义就变成了教条。
按此看法得出的结论是,放弃所有正在进行的改良。然而这种放弃的根由不可能在社会的和为个人的改良的现实意义中找到。它主要是因为改良是由改良主义者、民主的社会党人所进行的,他们从一开始就只赞成改良在质的方面使体制得到改善。因为单纯的改变体制,对他们来说就是完全的清除。至于革命将会带来什么,是得不到重视的。罗伯特·海尔布罗纳称它为利用革命“拯救现实”。
民主、大范围的民众运动和改良主义是连在一起并相互制约的。我们在所有的方面都维护着这一思想。忠诚于民主,尊重奠定在法律上的秩序,拒绝使用暴力作为政治斗争工具,政治应形成于广大范围的讨论中的要求——人们在瑞典所经历过的这一切,为他们提供了安全。他们知道在这些与社会有关的问题中,社会民主党是值得信赖的。
我们的目标是将社会民主化过程引伸到各个新的领域中去。但是绝不允许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在实现目标的工作中忘记对民主的义务,哪怕只是一瞬间的忘记。捍卫人们为民主而进行过的奋斗,是在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中能否扩大民主活动范围的先决条件。
我们社会中的革命追随者在最近几年分裂成越来越多、越来越小的宗派。在这些宗派内他们又忙于澄清“纯理论”的内讧。我们则没时间去为那些革命的空想进行争吵,因为我们为了改善社会还有许许多多的事情要做。我们不能去做任何使用暴力的机会主义游戏,不仅言论上不行,而且行动上也不行。对我们最重要的是保障人们的安全以及他们在和平共处和民主选择中的信任。
同样,当民主意味着安全的同时,它本身也成了一种改变体制的力量。当它生根之后就不会消退。但是,我们经常还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某些社会领域不该对民主透明和向民主监督敞开大门?民主应如何扩展、怎样找到新的形式?
谁反对民主的进程,谁就会最终失去将社会发展建立在人民尽义务和信任基础之上的机会,失去将民主的可能性当作改变体制的力量的机会。由此还证明了他对普通公民问题的冷漠态度。
我们生活在一个其传统是由各种思想和伦理价值观决定的文化圈内。民主社会主义在欧洲就像维利·勃兰特从哥德斯堡纲领中引证的:“植根于基督教伦理、人道主义和古典哲学之中”。这种传统在我国是根深蒂固的。
但是,人们主要接触的还是日常问题。仅仅是一种抽象的思想不足以让人们去尽义务。思想和实际问题之间的关系必须理清。如何解决问题的途径必须指明。一个贫穷的发展中国家长期为之奋斗的是从殖民统治中获得独立。为什么民族独立的原则能赢得人民?是因为由此找到了建设社会和摆脱穷困的实践机会。口头上说我们必须改变体制是不够的。这方面的所有奋斗必须同解决人们的问题,同他们对安全、进步及发展的需要结合在一起,并以此为基础。
这与我们为全局所做出的努力有关联。社会主义作为政治意识形态和哲学提出了很高的明智主张。但它同时也具有非同一般的实践性。我们能够通过大范围的民主讨论实现深奥的理论同实践工作之间的结合。
30 年代,瑞典社会民主党人在实践上解决就业危机时成功地转变了基本立场。由此奠定了我们党参与改变社会的基石。
30 年代的失业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而且同时也是民主危机。民主必须表明其社会活力。但是自由主义地理解民主也有一定的限度。照此观点,民主国家就不该为保障其公民的工作和安全去干涉市场经济。已实施的解决方法在实践中说明,民主已经从这种制约中解脱了出来。现在我们又一次面临着相同的问题:收入的差别有加大的危险;惊人的人口流动以及资本和人口的集中愈演愈烈;工人丧失了他们的工作;我们的环境受到与日俱增的破坏的威胁。
这是人们主要的、很容易引起对未来不安感觉的日常问题。如果民主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就有出现无政府状态的危险,出现精英意识逐渐发展或者反民主力量夺取政权的危险。
该让民主从根本上振兴、更新了。人们日常生活中所遵循的民主决定机制,会因为技术变化、经济集中、人口迅速流动和难以对付的官僚体制所引起的危险而荡然无存。工业民主的发展由此成为中心议题。
民主也必将扩展到国家级和新的领域。技术和经济力量对未来的形态起着决定性作用。人们自己要是接受它就必须民主地掌握、控制住这些力量。这表明我们必须考虑有更多的计划经济。举个例子,在瑞典我们目前正在制订应如何利用国家的全部土地和耕地的计划。
我认为市场经济不可能为这些问题提供解决方案。我们面临着对社会发展有重大意义的任务。恰当的选择不能让位给私有经济利益。我们不能够允许谋求利润和竞争思想去决定环境形态、就业保障或技术发展。我们的任务所指的不是计划经济和经济生活中更多些民主,而是指这种计划经济应该怎样建立和如何才能有民主影响。
衷心问候!
欧·帕
布鲁诺·克赖斯基 1972年 5 月 2 日的信
亲爱的维利,亲爱的欧罗夫:
在我们对社会民主党政策基本问题的意见交换中,我今天想就首先提出的几个问题,将我的文章送交给你们。
我认为现代社会民主党人的标志是,他们充满了承担责任的杰出勇气。不是“为自己”取得权力,而是出于在我们社会现发展阶段实现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责任是一项历史使命的社会意识。
因此,组成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少数派政府的目的,就不是为弥补因组阁失败而出现的短暂真空。当时只有少数人能和我们一样,将少数派政府视为摆脱困境的方法,因此有必要让人们从执政纲领中认识到,该纲领在长远的重要规划中,反映出当前政治局势下社会民主党政府工作的基本原则,可以让奥地利公众清楚地了解奥地利社会党承担责任的志向,当时公众中笼罩着意外多于恐惧的气氛。那时对于自己党内的朋友,我们也是用我们的执政纲领来使他们理解我们行动的现实政治范畴。
“策略”这个词在政治上经常带有不体面的色彩。但是,当策略明显隶属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说的“伦理信念”时,我认为这种认识就是完全不公平的了。我们曾经要利用机会打消奥地利大多数人对社会民主主义政府的顾忌甚至恐惧。因为显然在以往 25 年中,他们已形成了顾忌和恐惧;虽然奥地利人民逐渐使我们强大了起来,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仍反对我们。无论以前还是现在,对我们重要的不是“夺取政权”,而是统治,我们的统治要足以使奥地利人的大多数愿意共享我们的意愿。这正是我们的魄力所在,它建立在对国家责任感的基础之上。任何权欲的放肆行为与我们毫不沾边。当时我们必须全力冲破偏见的壁垒——我们成功了。
10 月 10 日,奥地利社会党获得大多数选票和议席,公众自然明白,结果只能是一个奥地利社会党的独家政府。1971 年 11 月 5 日的政府声明是以这样一些话——全新的说法——结束的:
“……它——联邦政府——不愿否认,它在其改良工作中受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指引,受百年来以决定性的方式影响着现代民主的发展、并不断把我们的社会生活引向彻底人道化。”
这段措辞完全有理由引起对社会民主党政策的基本原则的疑问。如果它被别有用心的人出于宣传目的提出,我们就有义务严肃对待这个问题。假如这个问题不是天天由我们的政敌而是由我们自己党内的朋友们给我们提出,我们也有责任去解答它。因为迟早我们将不断地围绕着在实践政策中,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受我们的基本原则指引这个问题发生冲突。毫无疑问,执政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工作就是要让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意义公之于众。然而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意义自身也需要进行明确、深入地探讨。或许有人会问,“今天的理论探讨到底有什么用?难道我们真有必要去进行?”无论何处,也包括在我们中间,政治理论就像一种间歇疗法,并且主要就是为那些还不能治理的事物而存在的。下个问题步其后尘接踵而来。的确经过长期讨论,我们制定、通过了自己的纲领规划,它们是适用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它们是在具有社会政策性意义的城堡和平时期之后产生的,城堡和平是因冷战以及民主受到威胁而发生的。那时各政党纷纷躲到一种超意识、干脆说是民主的保护伞下。冷战平缓之后——其征兆主要是缔结了奥地利国民协议——在民主国家里重新开始了政治分化,几乎所有欧洲国家的社会民主党都修订出了新的基本纲领。
自从我们修订了我们的纲领以来,世界上出现了许多变故。在短短几年间发展超前,其社会深处的影响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在我们的维也纳纲领中写道:“社会主义者要的是这样一种社会秩序,即以人的个性能得以自由施展为目的的生活和人际关系秩序。他们要消除阶级、公平分配社会劳动成果。社会主义是不受约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民主;社会主义是尽善尽美的民主。”
而问题在于,如何才能使我们的社会达到这个水平、这一秩序。
马克斯·阿德勒(Max Adler)在他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宣言”中谈到了“民主和社会主义之间观念联系的必然性”。他将民主分为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他的划分——尽管只有少数人因此而赞同他的其它结论——与以往相比,今天更为恰当。因为社会主义就是——如同 1958 年维也纳纲领所明确的——“不受约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民主”。这里所指的是在实现社会民主时,一个不间断的辩证过程。我也是有意识这样说的。未来的社会是——在此我不怕引用马克思的一句话——“经过历史进程的一系列结果,人如同各种问题一样得到彻底地改变”。
当然我们必须用我们已掌握的对现实和相对可能性的认识开始做这一切工作。另外我们必须摆脱那种知识分子的傲慢。有些人就因有这种傲慢而对所有一切都提出质疑,我们要避免同他们提出的质疑周旋。但我们又必须反对那种将一切都简单化的做法,共产主义的追随者们就懂得用这种简单化的方式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上同我们周旋。
我不久前讲过,人们在政治活动中对未竟事业必须具有勇气。许多人都因缺少这种勇气,而无力去做有必要完成的事情——确实有许多人就连沾一下边都惧怕。
我们必须时常注意,既不在例行的管理和组织公事中变得僵化,也不在传统的思想范畴内变得麻木。同时,我们不应只在我们党内同志的小圈子里对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意义进行广泛讨论,而应明确希望将讨论扩展到与我们信念相同的人的范围之内,以及请所有愿意同我们合作、解决现实问题的人参加这场讨论。我们应向各方敞开我们党的大门:民主社会主义各宗旨的总体不是不可分割的。因为许多人想同我们走相当长一段路,在解决某些问题时他们愿与我们合作。但目前他们还不希望就为同行一段路而完全献身于我们的奋斗目标。只有甘愿开放和坦诚相待,才会使那些愿与我们只同行一段路的人了解我们,也才能使我们免受虚伪孤傲的伤害。孤傲不仅扼杀掉了势单力薄的政治派别,而且在它的诱惑下各大党也不得安宁。我认为这场广泛的讨论成功与否,将主要取决于我们能否找到大多数人参加这场讨论的方式和方法。
我们拥护我们社会的民主化原则。但是为了实现民主化,就需要人们情愿、而且有能力投身这旷日持久的、培养意志的进程。如果我们了解到,虽然有近 90% 的人民愿意参加选举,但大约 40% 的成年人不想接受政治咨询,不想同我们一起选择时,那么我们就该明白,我们要做这些人的工作。如果我们不能给人们提供让他们提高认识的机会,促使他们参与的话,我们就不能满足持久的民主活力所提出的要求。我们从自身实践中已深知,有时候我们做出决定是多么困难;此外,我们寻求尽可能多的人有意识地参与又是多么重要。在此人们的意见有了分歧:一些人赞成英雄论,因为只有英雄才“了解人民的真正意愿,并能使其成为现实”,而另外一些拥有自己的政治原则的人要让越来越多的人直接参加培养意志的进程。
对那些想实现和拥有社会民主的人;我曾多次说过,要使民主思想充满社会各个领域,必不可少的前提是,在现阶段要求吸引尽可能多的人了解情况、参与决策。只有当沟通信息这项任务用新的方法完成,参与才会更有意义,有了这两条,民主向前发展才有保障。伟大的法国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爱得华·赫里欧(Edouard Herriot)曾强调指出,只有当人们不间断地将民主当成一场运动,也就是说民主在发展,它才能得以巩固。我坚信,在扩大信息和参与方面的任何民主性改进,必然涉及到社会政治体制改良的性质。民主的质量以及它的生气和发展能力,最终不取决于个人具备多大能力去反抗当权者的独裁决定。
下面我想把话题转到社会民主党政策的另外一些问题上。经济的集约过程由于跨国康采恩的出现,目前具有一种特殊的表现,即这一趋势毫无疑问大大促进了欧洲经济的一体化。在西欧大约有 25 家大康采恩属于“跨国集团”的上流社会俱乐部。这些康采恩实质上是“跨国”的,因为它们在不同国家进行生产,因为它们的投资在世界市场上提供着资金,还因为它们的管理人员越来越多是由不同国籍的人组成。
在国际舞台上活跃的大康采恩能轻易迈过去的国界变成了控制它们日益增长的权力的障碍。因此发动“跨国的”、或者不如说是国际的公众舆论,使之能作为调整措施抵制权力的增长,是社会民主党国内和国际政策最重要的任务。
我还想简短谈谈计划经济思想。很遗憾,计划经济思想经过共产主义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明显而彻底地降低了价值。我们队伍中有些人因反面教训草率地将计划经济思想说成是没有指望的,还有人以各种方式说它是陈腐、无效的。这是一个例子,说明一种思想由于没有经过充分的政治实践,由于没有经受内部的矛盾冲突,是怎样被论证为荒谬的。今天面临经济作用的规模和复杂性,我们正在一定的范围内为计划思想恢复名誉,这是社会主义理论家和实践家们做梦都想不到的。但是我有必要补充的是,今天,我们通过控制论利用科学方法制定规划和计划。的确,我甚至还想这样说,只有这样,计划思想才能在我们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中从理论转变成实际的可能性。它不仅适用于具体规划、企业规划和行政管理规划,而且它今天对社会规划也是适用的。由此,人们今天实际上已自动肯定了他们长期以来一直反对的这一社会性任务。
不久前几位英国学者出版了《论生存计划》,书中指出了令人警惕的一些事实:环境损耗每年以 5—6% 的速度上升,人口的增加对环境不断提出新的要求——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资源有限的星球上。他们断言,如果我们不愿意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面临生物、医学、经济、政治和社会无法忍受的重压,那么已经到了从根本上找出解决办法的时候了。环境保护不能被简单地看成是保健卫生问题,它应被当作具有重大意义的社会政治任务。如果工业社会不受阻碍的发展危害了人们的生存条件,那么思考与探讨我们社会更完善的制度到底还有什么意义?我认为我们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有欠缺之处,因为在这方面社会主义政治和科学的联盟必须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由于另外一个原因这个问题也成为一个首要的社会政治问题。因为赢利问题明确地提了出来。写《论生存计划》的几位学者强调指出,经济预算必须按新的原则加以制定;我们头脑中国民生产总值的观念按其方式是有损于环境的;经济和生态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正如欧洲人权协议所表明的,民主承认每个人都拥有“接受不带官方色彩的报道以及观点”的自由。但是我们知道,这种自由如同著名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样是有问题的。阿纳托·弗朗西(Anatol France)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曾这样说过,法律根据庄严的平等对穷人和富人都禁止在桥下安歇,哪怕是无家可归的人;禁止去偷面包,哪怕是就要饿死的人。从这句话中我们认识到,提供报道和信息同样有鲜明的选材立场。由于我们非常清楚新闻媒介对政治意识的意义,我们不禁首先就想到了新闻媒介中存在的问题。社会民主党的政策不但不允许动摇新闻自由的原则,恰恰相反——它必须一如既往是社会民主主义政策最强有力的代言人。但是社会民主主义也不能对人们今天所说的手腕认识不清。我们在几周前已领略过手腕在实际上是如何被利用的。
当前,在所有民主国家都发生了大众媒介手段之间表面平静、实则不断的争斗。广播、特别还有电视表现出了新闻界与日俱增的竞争,尤其是在电台能做广告的部门,他们还用各种报纸争取各家公司的广告预算。此外我们也见到了政治党派机关报在新闻事业中受压制的、令人不快的变化过程。
民主必然产生出各种政党,政党又正表现为是民主的一个前提,政党有责任形成某种意志,如果这些是正确的,那么一旦政党被迫放弃自己进行交流的基础,就是十分危险的了。
接着我想再谈谈社会民主党与宗教团体之间是什么关系这个问题。社会党人认为,宗教信仰以及非宗教世界观是每个人的内心个人选择。
这项基本方针使教会和社会主义运动之间形成了一种新型的关系。
教会——我在此谈到的主要是罗马天主教会——有一种双重表现形式:它一方面是教徒的团体,另一方面它又积极在社会政治领域内开展活动。在拉丁美洲它的活动最为突出并最进步。多姆·海尔德·卡马拉(Dom Helder Camara)主教和越来越多的主教、神甫及教徒在那里开展活动。他们传播对福音的信仰,这是人们摆脱精神上和物质上贫困的信息。他们反对非人的苦难和剥削,并有意识地为崭新的、公平的社会制度做出奉献。他们愿意在与其他社会团体的合作中建立起这种社会制度。他们拥护——也许可以这样说——一种民主的、人道的、独立的、适宜于拉丁美洲国家和人民的社会主义。多姆·海尔德·卡马拉和他的伙伴们坚信,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只能通过和平方式、在各阶层人民参加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实现。多姆·海尔德·卡马拉认为权力和对权力的反抗是螺旋发展的,在它的终端会产生出一种新的专政。现在需要打破螺旋发展,用人道的方式进行解放斗争。
我们应该对这个问题一起进行一次详尽深入的探讨——因为这里存在着具有直接历史意义的结盟可能性。
致衷心问候!
布·克
维利·勃兰特 1972 年 9 月 17 日的信
亲爱的布鲁诺,亲爱的欧罗夫:
夏季休假期间我准备了 8 月 20 日在库特·舒马赫逝世 20 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你们肯定已经看到,我在纪念会上关于“民主社会主义任务”的论述与我们书信往来中所讨论的题材有着联系。本周末,我向联邦议会提交信任案之前给你们写信,是因为根据我们的基本法,提交信任案是我能够解散议会、以及还能向公众提出真正的信任问题的唯一程序。当初,我于 2 月 17 日倡议进行通信时认为,我们——经过 4 年立法会议任期——有可能在 1973 年秋季进行大选。你们虽未身临其境,却一直关注着在我们联邦德国出现了哪些强硬的变化,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也确有过几次机会,就这个问题进行两人之间的探讨。4 月份议会没能通过对政府的不信任案,5 月份国会批准了联邦政府同东方国家间的协议,但是少数几个生事惑众的议员又迫使议会的日常工作瘫痪。因此有必要让选民进行选择。
不是相互间的自我吹嘘,我赞同布鲁诺在他的信中所精辟地指出的,现代社会民主党人的标志是,他们充满了承担责任的勇气,而这对他们来说又不可能是“权本位”。当然我自己对魏玛共和国命运的教训仍记忆犹新。另外我一贯赞同,现行的方针政策明显隶属于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伦理信念”这种观点。责任必须建立在良心的基础之上。明察秋毫并非一项可以在官方解释中作出界定的预定目标。但是 1969 年 10 月我就说过,我们要力争“成为对内对外都友好相处的民族”,那时对我来说这个对和平政策与国内改良政策的说明,同时也是对精神—伦理纲领的说明。
自从 4 月底——议会对政府的不信任案未能通过的第二天——反对党以相同票数取得阻挠联邦预算讨论的胜利以来,重新进行大选的议题就摆上了我的日程。我们三方需要认真考虑:如果有可能就应该使莫斯科及华沙协议——还有柏林规定——克服障碍;尽管所有民意测验都表示赞同,在大选中东方政策要受到特别重视。此外,议会通过这些协议之后,就必须尽可能使反对派很难在这届执政期余下的时间内再度将政府抓到手中。再则很自然还应考虑到,人们可能期望联合政府——尤其是联合政府中的盟友——在什么时候会举行新的大选。所有这些考虑的结果是,瓦尔特·谢尔(Walter Scheel)和我于 6 月底宣布了我们的共同愿望,以及我将于 9 月 20 日带着信任案走上联邦议院的讲台,也就是说出于公开的目的,让信任案得到不积极的反响,以及能够借此建议联邦总统解散议会。此外,今年初我就对我们党的领导成员特别有意识地明确指出:“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期望是很高的,很可能比它所能够做的要多得多。我们必须对我们的朋友们明确说明,世界正在关注着我们,我们不仅要能够胜任承担国家的责任,而且还要能够胜任承担国际的责任。”
1
我想先就我们交换意见中所涉及到的几点与欧罗夫·帕尔梅的信联系起来。也许我们还要再商讨一个民主概念与“改良主义和革命——改善旧体制的或打破旧体制的改革”这个问题。
由于最近几年就这个问题再次展开的大讨论,使我们肩负起向每代年轻人重新解释民主和“改良主义”的意义与要求的任务。事实上在无损于一切现行政治任务的前提下,执政的社会民主党人恰恰应该在这些基本问题上花费时间。
今后我们在思想和行动上将要长期处于我们的长远目标与各种可能性的对峙之中。我们的哥德斯堡纲领正是以此认识为依据的。我在纪念库特·舒马赫(Kurt Schumacher)逝世 20 周年的发言中曾有意识地突出强调,民主社会主义是一项持久的任务,即“为自由与平等而进行奋斗的、为捍卫它们并从中经受考验的”任务。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多年来有着巨大影响的格哈德·魏塞尔(Gerhard Weisser)就曾大意上这样写过,就是民主社会主义取得了战略上的胜利,它仍肩负着永久性的任务。
1959 年通过我们的纲领时,我们疏忽了去解决这个预料到的核心问题,没有在有关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与目标”的讨论之后标上这个惊叹号,这场讨论事实上从我们自己的理解来看,其内容已经是很清楚的。它尽管在思想上与本世纪初期爱德华·伯恩施坦、卡尔·考茨基同奥古斯特·倍倍尔之间所进行的关于修正主义和革命的著名讨论十分相似,但不能完全理解为伯恩施坦经常引用、却又常被误解的那句口头禅:“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由此我认为,我们应该在此公开承担逻辑上、事实上和实践中的一切后果,而不应遵循伊格纳茨·奥尔(Ignaz Auer)对爱德华·伯恩施坦的众所周知的劝说行事:“埃德,这么做可别这么说!”
有别于形形色色的共产主义者,民主社会主义者在从理性上、也就是从理论上确立他们的目标和行为时,应该有意识地摒弃那种唯一的、而且只对自己负责的政治理论或哲学。因为按照我的理解,它们代表的是并非完整的意识形态或者说是不成熟的世界观。这方面所指的也正是我对欧罗夫·帕尔梅的阐述的一点不同意见,而对他所阐述的所有其他重要问题,无论内容上、观点上以及在术语方面,我们的意见都是一致的。
在这个问题上同他的差别仅仅可能是盎格鲁撒克逊思想的传统表现得比较突出,所以我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精英思想家和革命暴力的追随者能标榜为植根于西欧和西欧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继承人”。毫无疑问,在西欧存在着具有布朗基和雅各宾主义传统的社会主义思想。显而易见,马克思和恩格斯脱离了这种传统的社会主义思想,但是在他们的论述中这些传统的影响仍旧依稀可见。而列宁着重地将这些历史上的联系继承了下去,——他不仅于 1902 年在《怎么办?》中发展了骨干党的学说和社会主义只能从外部灌输给工人阶级的理论,而且他主要在 1917 年的《国家与革命》中发展了夺取政权的战略和策略。
罗莎·卢森堡用她伟大的分析天赋、她的敏锐洞察力和她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思想和政治传统方面详尽的了解,在她的《论俄国革命》中警告列宁和他的朋友们,雅各宾主义的思想和行为传进了他的国家——一个落后、封建的农业社会。她不但预见到了“民主集权主义”即斯大林主义的结局,而且她也并未从 1912 年的“巴塞尔钟声”中对第一国际各党派没有能力阻挡大崩溃产生错觉。我是有意识地不想将“古典”社会主义中的雅各宾主义和精英思想的痕迹抹去,去年 12 月我在奥斯陆发表讲话时曾说过,“就是在欧洲民主的传统中,除人道主义之外还存在着会导致君主专制的教条主义特色。解放之后仍将会出现被奴役的现象。”
我还要对“乐观的人物形象”、对民主社会主义“既然同样是一种意识形态,就要提出要求”的话题,或者对社会主义“作为政治思想体系和哲学”提出了很高要求的说法,随便谈谈我的看法。更符合我的经验与想法的见解是,我们民主社会主义者所代表的是一种具有“原则希望”意向的、讲求实际的人物形象,因为我们了解人的矛盾性和局限性。另外,就是从乐观的劳动假说出发,人也有能力进行理智的、自由的选择。
就这个问题我在奥斯陆曾说过:“今天我们知道,人们在他们的可能性方面是如何同时既有很大选择余地,又受到制约的。我们熟悉他们的侵略性和博爱精神。我们知道人有能力将他们的发明用于自己的幸福,但同时也会用于反对人本身,使自己毁灭。让我们同一切可怕的过分要求告别吧。我相信积极的同情也是人们的责任,以及和平所必备的条件。作为民主社会主义者,我们思维和工作的目的就在于改变。我不想改变人的模式,因为如果人们把自己强塞进一种体系,他们就毁了自己。但我相信人际关系的可变性。”
我完全赞同布鲁诺·克赖斯基的意见,社会民主的实现是一个持久、辩证的过程——它意味着辩证的即矛盾的,而并不意味着受某种历史观的禁锢——尽管“未来社会”被理解为一系列历史进程的结果,由此人以及各种事物都会得到彻底的改变。我仍深切感到对马克思的引证所具有的局限性。我认为十分清楚,大概是黑格尔的“世界精神”在马克思的这种预见中作祟,同样它会使我们的拥护者对历史进程重又产生误解,认为在“最终时刻”会出现由量到质的毫不费力的突变,以及著名的恩格斯的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
经历过“日全蚀”、奥斯威辛集中营、广岛、纽伦堡和美莱之后,我们的确认识到了人能倒退到何种野蛮之中、阻碍和平计划与人道社会的力量有多么强大。不论是高度的经济水平,还是灿烂的文化历史,都不能保证人们心中的仇恨不会爆发出来、各国人民不至落入灾难之中、国际关系的纽带不被撕裂以及具有生存价值的人道的秩序不受到破坏。
我认为我们应该放弃对未来社会的梦幻。未来社会完全是另外一种社会,那时的人完全不同于以往和现今,是另外一种人。我们必须学会用怀疑的眼光去生活,因为怀疑具有创造性。我们必须同寻求某种真理告别,并学会与真理共存。我们必须与道德力量、坚忍不拔和忠于信念以及警惕而自信地与国际上的和社会中的各种各样冲突共存,同时必须坚持不懈地处理这些冲突,使它们得以和平解决。正因为是为了每一个人和各国人民,我们不仅要保障人类的生存能继续下去,而且还要为所有人创造一种具有人类尊严的生活;正因为我们对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提出了高要求,所以我们作为民主社会主义者就自觉地以具有人类尊严、自由、平等和团结的,不可放弃的基本原则作为我们的依据。为在本阶段胜任民主社会主义的使命,我们不需要去谋求某种封闭的意识形态或世界观的靠不住的庇护。
2
在我这封信的第二部分中我想就“威胁”这个问题说几句。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今天人们已意识到威胁无处不在,同时我们也可以根据动荡和不安得出威胁存在的形势。对此我们既不能持一种蓝眼睛的乐观主义态度,当然也不该采取悲观主义听天由命的态度去纵容它。只有当人们公开面对现实威胁的挑战时,才能有效地应付挑战。
人类战胜过瘟疫,在许多国家祛除了饥荒、抑制住了资本主义,并且现在也使能毁灭一切的战争危险从政治上受到了控制。由于德国政策能够为缓和作出贡献——在它的最初阶段你们曾给予我有益的支持——,我比以往更深刻地认识到,经常不断地对问题重新进行深思是多么必要。
历史感使我们不必对未来充满忧虑。今天我们当中几乎没有人会回忆起前工业社会、回忆起绝望的贫困、无视法律的暴力以及在我们这部分世界里使人们受尽折磨的瘟疫。早期资本主义造成了什么!世界大战和第三帝国带来了多少困苦、不幸和死亡!一旦我们从根本上比以往更为强大并承担起对技术发展的责任,使人类和大自然不受技术发展的辗压,那么社会民主党对人类的责任就有助于消除非人的境遇,同时我们的政策也就不会中断。
麻省理工学院用计算机演算的科学家们用他们的工作进行了一场有益与富有成果的讨论;“增长的极限”和“生活的质量”同样也写进了我们正在波恩准备的大选政治目标之中。“罗马俱乐部”在对人类未来悲观的预测中,没有考虑、或者说不想考虑两个很重要的因素。其一是:人们有能力通过创造发明去解决问题;其二是:个人和社会的意愿能够抵御已经意识到的危害。
只有社会思想意识跟上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就是有一天赶到了自然科学的前面,才能稳固地赢得更加人道地塑造世界的胜利。基于惨痛的教训,社会民主党摒弃了陈旧的、近乎盲目的进步观念,可是它至今仍“相信”一个更为美好的未来,但却不会勉强同意依照老生常谈的“稳定”就能争取实现稳定的经济与社会。稳定只能意味着我们在不断变化的、无论愿意与否终究是会发生的过程中,坚持不懈地为防范各种灾难,在认识上采取先期行动。
“从经济到生态”这句时髦的口号不应成为“反对增长的论点”。但是我们的确要让我们的经济增长在某种程度上有所改变,使它能有质的改善。假如我们让有意识地降低效益的思想泛滥,那无疑是行不通的。社会成就的公益性必须变成公众的准则,对此我们绝不会避而不谈。此外,要将净化设施和空气净化设备,以及医院和学校的建设如同有损环境设施的生产一样,当作“增长提高”纳入国民经济预算。这些公益设施对社会活动同样具有积极作用。当然我们在开放的国际市场上就曾遇到过诸如需要制定环境保护国际标准这类问题。
我在 12 年前竞选时曾说过,环境和城市改革问题在不远的将来必定会具有类似 30 年代大量失业那种意义,但那时许多人对这些问题还不甚理解。还有,在我说鲁尔区上空必须要再变蓝时,公众的反响不是迷惑就是嘲笑讽刺。在此之后公众的觉悟发生了变化。大家都认为有必要、也有可能纠正以往的发展。但是我们应该着重强调:环境保护是国际团结行动的一项紧迫任务,此外在今年斯德哥尔摩国际会议上,人们才第一次突出注意到这一必不可少的进程。
有许多事情是我们想要实现的,但往往却进展得很缓慢。但是历史和我们自己的经验没有让我们失去勇气。对工人肆无忌惮的剥削虽然最初只遭到少数人的反抗,但大多数人的反对和道义上的谴责紧随少数人的反抗之后,随后又出现了社会立法。在生态问题上,我觉得其过程有雷同之处。经济预算必须按新的原则加以制定。我们不得不改变许多事物,正是为了获得、保护和重新赢得生活所必需的东西。在社会思想意识有助于我们的情况下,落实现行政策的可能性总要大一些。我完全赞成社会本身必须要提供各种可能,使社会上不问政治的倾向——正如欧罗夫·帕尔梅所说的——和社会上具有鼓动性的政治安抚之间的矛盾得到克服。这将会使人们对民主产生信任,促使一部分人积极投身进来,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一个更为完善的信息社会。
它取决于大多数人的积极合作。无疑它包括——如同布鲁诺·克赖斯基所写的——“人们情愿而且有能力投身这场旷日持久的、培养意志的进程。”
在这方面,教育是个极其重要的先决条件。各级教育改革——学前教育、在校教育、职业教育事业、高等教育、成人教育——是一件我们必须一贯严肃对待的事情。
我所一贯理解的“民主化”就是系统地削弱特权。它包括全面改善个人生活机遇、发挥寄寓于群众中的才能、将他们各种形式的参与决定当作共同承担责任以及和平解决社会冲突的手段。对我来说这不但是一种看法,而且也是一个经得起论证的事实。民主的每一项改进对于在教育、扩大信息和增加参与决定方面的公民权力的实现,都“具有社会——政治体制改良的必然性质”。这正说明了右翼保守势力对于社会、经济领域以及教育事业中政治民主原则的根基是极力反对的。这个问题在我国或许要比瑞典突出些,因为我们有一个受到过强烈破坏的民主传统,但是我赞成这种说法:无论在何处,只要民主生了根,就很难再走回头路。自我标榜为“革命者”的人以及右翼保守势力也清楚这一点。基于这个原因,他们共同反对真正的改良政策。
各种变化和改良均应被团结奋斗的战友们当作一项必不可少的和共同承担的任务来认识、落实和推动。无疑它的前提是社会民主党——在此我非常同意布鲁诺·克赖斯基的一个重要论点——具有甘愿开放、坦诚相待和忍耐宽容的态度,这也是为了勉励那些虽然最初只准备与它同行一段路的人,鼓励他们在特定时期内——例如在执政期——支持社会民主党所推行的政策。这就要求同心同德和团结一致,当然也包括道义上的同心同德和团结一致。社会民主党一系列目的的设想并非是不可分的。由于我们这个时代充满了各种问题,以及许多问题又不能预见,所以它们也不可能是不可分的。有勇气去完成未竟的事业应该是一项需要紧迫采取的政策。
右翼保守势力没有着手处理、或者说根本没有掌握住各种新问题,一方面是他们不愿意,另外一方面是他们也没有能力。除环境和教育问题之外,我还能列举出城乡矛盾、几代人尤其是老年人的社会协调问题、由社会分工要求造成的对人类尊严的危害以及从东西方问题到高度工业化国家同第三世界敌对的重大外交问题。这都是些事实,政治实践必须面对这些事实经受考验。重要的是要充分宣传这一认识,即这些问题不能随便拖而不决,社会要具有参与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以使它获得实现自身自由的真正机会。
3
在第三部分中,我想介绍一下在我们的讨论中社会党国际对形势和工作方法的几点想法。夏季休假之前在维也纳召开的上届社会党国际代表大会上我们已经能够确信,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对于今天几乎是不言而喻的和平政策的构思、阐述以及实施做出了一些贡献。共同为和平、人民的交流与国际团结服务,在我们党内有着稳定而良好的传统。这种传统应该保持下去,因为我们不允许任何失望情绪转移我们的目标或干扰我们的方向。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我想就各社会民主党之间的合作谈几点看法。毫无疑问,我们党内许多党员——还包括无数朋友——将他们在其他党派身上落空的希望寄托在被我们称之为社会党国际的联盟身上。
现实的社会党国际是什么样呢?它具有虽不很纯洁、但却不失伟大的传统,拥有基本信念和一项在所有重要领域中能发挥作用的纲领,它的成员党对各自国家的发展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另外在世界其他地区也存在着其他社会民主主义的党派,在很大程度上,这些从根本上说还不是我们社会民主党概念中的政党和运动,却与社会民主党相类似。
基于以上的观点,我想追根溯源找出部分与我们社会党国际的体制有关、部分又与它的工作方法有关的是什么:为了促使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团结强大牢固,并具有更好的质量,我认为,寻求世界范围内团结的愿望不允许我们去阻碍解决那些——主要也就是这些——急待解决、而且有可能解决的问题。当然我所说的欧洲社会民主党,是我从战略角度所指的政党,是在直接或间接扩大了的联盟中的政党。各社会民主党虽然在已经组建起来的联盟内部要共同完成某些任务,但是最主要的问题是这些政党——当然也包括那些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与联盟有着关系的政党——要能够、而且也应该在更大的范围内,在大多数问题上共同发挥作用。
与真正的社会党国际和超越欧洲的联合有关的问题是,我无论如何不愿意削弱同任何一个真正的、活跃的社会民主党,或者更确切地说,社会主义的党的合作关系。我也不想削弱同受到追捕、在流亡中坚持工作的志同道合者们的团结。我所想要说的是:我们的纲领和我们欧洲党的经验不允许我们阻碍同世界上其他地区相似政党与运动发展更为亲密的关系,它们能够并愿意与我们、我们也能够并愿意与它们并肩走相当长一段路。这些政党与运动分布在南、北美洲、非洲和亚洲。只有这样或许才会得出实践上的结论。我们应该举行诸如世界各社会民主党及有关的进步党的国际会议,以便能够坦诚、自由和友好地讨论它们认为需要共同做什么。
与我们社会党国际的工作方法有关的问题是——尽管要尊重已有的成绩和做出成绩的人——,我觉得在这方面我们要抑制住只会做决议的倾向。这种倾向不但收效甚微,而且还会招惹来讥讽。要取代这种倾向,人们应该思想一致地集中注意解决根本大事,并同时多做些实际的相互配合工作。也就是少作一些决议,多做一些实际细致的工作。有幸举行的几次欧洲政党首脑会议已经朝这个方向指明了一条可行之路。
必须不断学会把握住变化多端、可供利用的机会,当然有关团体、研究机构和基金会也包括在内。此外我不能理解,创办一份欧洲——国际刊物为什么就没有可能呢!
我们当中没有人相信会有一个社会民主党国际“总参谋部”。我们各党必须坚定地依靠共同信念,以各自国家和地区的条件为指导,并能够不屈从外来的任何指令。同时这种形势要求我们检验我们在合作的效率方面是否只是部分地达到了时代的水平、我们是否不必做更多的工作就能在重要领域里共同利用我们党的影响。我坚信,如果社会民主党通过它们的欧洲联盟以及国际合作比以前作出更大的努力,我们就能够从根本上促进共同的宗旨。社会党国际必须、也能够做出更多扎实的工作成绩。
这封信实际上早该写完,而我却长时间没有脱手。同时我也清楚,我没有对你们提出的重要问题进行探讨,其他问题也只是顺带谈谈。我认为,在西欧由于跨国康采恩的崛起而出现的经济集中过程所提出的问题也很重要,此外还有民主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新闻界的集中过程以及社会利益方面的土地规划和地产利用问题。
除此之外,我特别关注由于恐怖主义而造成的附加安全问题、安全与欧洲合作会议的问题、10 月份最高级会谈的准备工作和——最后并非是最不重要的——集中同国内政敌进行有攻势的争论。如果你们旋即能够将交换意见续接下去,我将十分欢迎。
致衷心问候!
维·勃
布鲁诺·克赖斯基 1973 年 5 月 8 日的信
亲爱的欧罗夫,亲爱的维利:
维利·勃兰特在上封信里除其他问题之外,建议将我们关于民主和市场经济关系的讨论深入下去。我认为这是进行一系列思索的一个良好开端,在这封信里我要把这些思索提出来讨论。首先我想简要地从民主与市场经济之间关系形成的历史谈起。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针对贵族、教会和专制国家提出了人人平等和个性自由的要求。启蒙运动和人道主义的宗旨代表着全人类,从而受到了维护。可以说,自由的经济体制给这样一个社会提供了保证,在这个社会里更为平等和自由的、谋求个人私利的经济主体之间的竞争,给所有人带来了福利。在正统的议会制中,这些观点在政治上都有相应的反映。
由于议会制所施加的影响,新生的雇佣工人阶级暂时还不享有在财产和受教育方面进行政治上共同抉择的责任。
工人运动的历史功绩就是靠获得普选权冲破了这一限制。
诚然,资本主义后期新的统治体制得到了发展,使传统的和议会制的原则发生了变化。这时我想起了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分离,这一分离——人们把它看成现代欧洲议会的成分——进一步暴露出合权的陈腐。例如,在某些议会领导人或者某些官员身上明显暴露出的身兼数职现象,自然重新提出了正常的权力监督问题。
仅仅这个例子就已表明,对我们的民主职能经常进行审查的必要性。议会在民主政体中无疑能够完成一项中心的、但绝不是仅有的任务。在议会之外同样已经、并且仍在不断出现导致政治对抗的诱因。我认为注意这些诱因应该是现代社会民主党的根本任务。如果我们想要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富有成效地满足、落实我们对民主化的要求,我们就必须十分严肃地研究新的、适用于不断变化的权力体制的监督方法。
我们知道,生产资料私有制最初是立足于如何对权力进行监督的政治考虑之中,因为那是当时的条件所要求的。
今天这个前提在许多国家里已经有了根本性的变化。某些经济部门——例如重工业——已实现了国有化或者变成公共经营,私有制对生产资料的传统模式也就部分地被废弃了,或者被新的统治形式所替代了。这样看来马克思关于“对剥夺者的剥夺”这个概念也就根本不再适用了。
在一些经济部门内,许多大型企业是靠国家定货和投资扶助才得以生存的,如飞机制造业、电子工业以及原子能行业。我们时代的标志是各种所有制形式彼此并存。
当然这不是说生产资料的使用权和经济的职能作用问题变得多余了,而是恰恰相反。加尔布雷思(Galbraith)和许多作者在对现代工业社会内权力体制的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是,绝大部分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处于一种屈从的关系之中,位于那些能支配社会生产资料的人之下,但社会生产资料并不因此就是后一种人的财产。在新型资本主义之中存在着管理者统治阶层,它是一个“寡头政治自我补充的团体”。除此之外,工业管理者的这种权力通过与现代高级官僚的共同合作进一步得到了扩大,这样就出现了统治阶级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个人、国民在经济生活中却无足轻重的现象。
加尔布雷思在《经济、和睦与嘲笑》中甚至讥讽了美国的经济巨头。在他们智穷计尽时,最终所求助的有效办法就是,将他们难以维持的企业托付给社会化。
市场经济的存在主要是为了中、小企业——当然这只是部分原因——,然而这些企业相反却被排挤到经济的边缘地带。众所周知的商人在市场上的选择自由,由于“消费行为受到操纵”而受到了束缚。
在我们的福利国家内部已经出现了新的对抗。福利国家里的公民——无论是工人,还是职员以及个体人员——几乎每天都生活在与福利国家的机构和它的行政官员的对抗之中。
下面一点所要谈到的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的重要性衰退了,人们的实际生活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取决于个人工资收入高低,而是依赖社会福利的因素决定。例如工人、职员和小农根据我们最近几年才在奥地利实施的政策,能够免费乘车上学、免费得到教科书以及享有学生补贴,收入增长因素恰恰有利于社会上经济收入比较差的那部分人。类似的情况也适用于社会福利的其它领域,如卫生保健和环境保护等。这些都远远超过历年经济增长指数的收入提高。在相对长时间里持续发展的经济繁荣虽然曾被短暂的经济衰退打断过,但是它表明了“不可摆脱的资本主义危机”至今没有到来,并且已经有可能以不可预料的方式促进经济界的科技进步。电子学及其利用的有效推广创造出了新的选择可能性,同时也提高了我们的选择能力。
所有这一切都与经济集中过程有着密切的关系,欧洲的经济集中过程,在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形成中保持了它的政治历史规模。
写到这里,有必要重申我去年在维也纳社会党国际代表大会上所说的在东欧,在共产主义国家,人们也开始逐渐认识到,目前拥有 3 亿人口的欧洲经济共同体正逐渐成为事实;而且,常常被预示会来临的崩溃瓦解,“资本主义末期畸形产物的分崩离析”,很明显是不会出现了。假如共产主义国家的理论家们真能应用非常行之有效的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方法,他们早该发觉,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巩固是一种发展的必然。这种发展与这一地区生产力今天的水平是相适应的,也就是与现代工业社会相适应的。
这种深入发展总结起来可以突出地说明;在那些已实现政治民主的国家,政治民主的先决条件无疑是自由主义创造的。当然在西方民主体制中政治民主事实上并不充分。只有当它进入一个新的、更高一级的阶段,即社会的、社会民主的阶段时,它才能发挥作用;也就是说,民主的基本原则在社会各个领域都得到施展的机会,而不是将它限定在政治的狭隘范围之内。
正如我去年在我们党代会上作报告时所详尽指出的,在两次大战之间的老社会民主党内,这个问题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当时对我们来说——用马克斯·阿德勒的话——就是革命和改良这对矛盾,“前者被称作变革和同现状的决裂,后者被视为现状内部的变化”。
忠诚于资产阶级法制立宪国家法律的、民主化生活的改良实践,和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只能是革命道路这一认识之间的矛盾,当时在党内是如何消除的?长期任社会党“工人报”总编的奥斯卡·波拉克(Oskar pollak)1930 年就这个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表态说:“国际工人运动的当前历史形势是阶级斗争中的阵地战,是在新的工业革命开始彻底改变经济形式并借此改变政治条件的同时,革命与革命之间的政治‘休战’。”
在历史的进一步发展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他们双方是如何错误地固执己见。这样说改良主义者是因为在灾难性的经济危机时期,随着几百万失业大军、随着他们从未有过的烦恼与绝望,他们的全部热情和努力都付诸东流,丧失了意义。在这段时期广大群众失去了信心,他们也成了法西斯独裁运动的顺从殉葬品。而革命者也遭到了挫折,因为这次巨大的世界危机没有发展成资本主义危机,也没有引起革命。危机之后出现了更强大的法西斯独裁,爆发了战争。
战后,也就是战败后,西方工业国家里从未出现过什么革命运动,相反只有资本主义列强的军事胜利。同样在东欧,共产主义也只是靠苏联的军事实力被抬上了权力的宝座。
两种社会民主党的观念,改良的和革命的,全都钻入死胡同之后,出现了追求一种新方案的必要性,靠这种方案能够将社会各阶层的民主化过程继续开展下去。在这点上我认为,当前经常讨论的变革体制与维护体制改良之间的区别,有助于我们阐明与社会民主主义相应的观点。社会民主党在它认为有必要进行超越社会政治通常范围的改良的领域内都要进行改良。这意味着它必须在那些出于社会政治上的考虑,认为有必要的领域内,为变革体制的改良做出原则上的努力。
由此就很自然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维护体制与变革体制的改良之间的界线在哪里?对这个问题我认为有个相当简单的答案,这个答案是从传统的辩证论中推导出来的:改良的规模或者某种改良的深度并不是完全由数量决定的,但是数量随时会向质量转变。我完全赞同维利·勃兰特的看法,这一过程不应被误解成毫不费力的自动控制过程,它只能是向每一代人阐明我们对政治、经济、社会民主要求的不懈努力的结果。有意思的是,有几位左派思想家,如吕西恩·戈德曼(Lucien Goldmann)和安德烈·高兹(Andrè Gorz)对改良持完全不同的态度。基于以上的观点我认为,社会民主主义不是传统观念中的革命势力,而是一场高标准的改良运动。
关于共产党国家应该说,在这些国家夺取政权的过程中,通过政党或者武装力量,政治相对于经济的绝对特权已经得以实现。在这些国家里,除了经济过程中国家官僚主义的僵化造成的无能之外,它主要表现为明显缺乏消费品和投资能力,还暴露出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是特权阶层的政治,归根到底只不过是开明专制主义的新变种。这不仅是社会民主党方面的评价,而且三、四十年代大批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科学家和艺术家背离了“红色救世主”也表明了这一点。一种受伪意识保护、表现了以强权政治为动机的反抗、并让一种独一无二的社会形式得以形成的新型集权已经出现。它最有说服力地表明这是场悲剧,证明马克斯·阿德勒——像我在上封信中所引证的——所说的“民主和社会主义在概念上联系的必然性”是多么正确。
在现代工业社会里,如何才能有效地监督新型的统治形式?我认为,首先必须专心研究一下企业和机构内部参与决定所适用的各种方式。
这种参与决定可以被视为全社会民主化进程中的一部分,就像它在中小学、在大专院校、在各党派和其他机构中所进行的一样。如果像 30 年代那样对资本主义大谈“绥靖政策”,无疑是错误的。这里所指的绝不是将培养意志的工作最终只授权给中央委员会,要求它去了解一切基本需要和利益。我们所要做出的不懈努力就是要能够使我们有别于开明的专制主义形象,使有关群众在政治交流和教育的全过程中具有自主选择的能力。这种状况不可能明天早晨就实现,我们不应因此就失去社会民主党最重要的宗旨而误入歧途。
找出知识交流的新方式是很有必要的,它比当初进行不下去、只能到边疆落户的全民教育运动具有更大的意义。在这方面我认为社会科学的繁荣具有特殊的意义,它现在开垦而今后必有收获。我们必须考虑到这种可能性与必要性,即通过新的中介形式使成百上千人面对现代社会学、现代政治学和现代国民经济学的知识。这方面包括那些在行政、群众利益代表机构等等不同部门工作的人,应能够掌握推动社会科学繁荣的知识。
接着我想就一个我与你们观点不一致的问题谈下去。就并不认为在民主“已经扎了根”的地方,就像欧罗夫·帕尔梅所写的,它再也不会退缩了。即便我们在现代工业社会内已经建立了某些民主的“落脚点”,并且有迹象表明,进一步发展民主的重要先决条件已经具备,但是我还想告诫过分的乐观主义,在一个经济和技术飞速变化的世界里,建立持久的民主会遇到些什么样的问题。任何权力行使都不可能避免那种在各因素影响下政权转而反对建立它的民主方式的危险。要使政权不衰退,它就需要行之有效的权力监督机制作补充。因此为了社会民主党的自身利益,必须让它在行使政权时服从一种更有效的监督。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党为了在思想教育的较量中经受考验所需要的、那种有创造性的形势。我们必须坚持完全地拥护政党之间真正的思想竞争的原则!我们的政治对手根本不想正视的正是:我们不仅能够容忍一种对政权更完善的监督而且还能够促进它。他们同样不理解,我们能超越执政期去思索,我们是具有历史意识的政党。我们最大的忧虑就是,不在行政例行公事和由此造成的墨守成规地考虑问题中变得僵化,否则在我们沉湎于完成执政任务中,被开除出政籍的那一天不久就会来临。当我们准备好在意识的冲突中宣布,我们时刻接受挑战,我们也就具备了用更慎重的方式进行思想论战的能力。我们将来所急需的也正是这种能力,因为我认为将来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不过我相信,人们 30 年代所熟悉的经济危机不再是注定要发生的了。今天我们能自如地运用各种手段,防止发生这类严重的经济危机,当然在这方面必须具备政治意志力。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就是在这个问题上仍存在着意见分歧:人们知道克服价格上涨这类问题有各种方法,价格上涨必然会导致失业与滞胀,尽管人们不承认这一点。
在就业水平这个问题上我逐渐认识到,我们在现代工业社会里迈进到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里某些就业群体在技术发展进程中轻易地失去了工作;这不仅在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内那些经济上不再具有代表性的部门里,而且在有可能大规模采用合理化措施的部门里,例如在银行业内部。以美国和其他国家为例,我们预见到我们将会面临一种结构性失业,它促使我们要用新的眼光去看待某些事物,从而提出了诸如某些至今由妇女从事的职业是否真的只能是“女性的”职业这类问题。
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使我预见到奥地利将会遇到危机。比如说我们拥有过多的电子学家,但是保健事业的力量却很薄弱。所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基于他们掌握的技能全都相信,任何手工劳动都不会有多大的作为。然而我们必须反对对手工劳动价值的贬低,因为生产力现今虽然已达到很高的水平,但是手工劳动对我们社会仍然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在此我看我们将要面临的主要问题预计会在 70 年代末蔓延开。社会民主党只能和工会中的社会民主党人一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不热衷于幻想这个社会以及在就业政策方面将来不会遇到任何麻烦。所有这一切都要求树立起问题意识要求计划思想的全面复苏以及继续发展,就像我已经在上封信中所阐述的那样。
下面这个远远超出就业政策范围的问题就是外籍工人问题。在一些欧洲工业国家里,如今就业工人的 10—40% 来自其他、主要是南欧国家。由于他们中许多人不想充当临时客人,随之出现了某种同化过程。作为社会民主党人勿需强调,我肯定同化过程。这种同化过程会在今后几代人中以一种——如同我所相信的——富有创造性的方式,在欧洲工业国家里对工人和职员的面貌产生影响。我们奥地利人了解这种情况;以前整个维也纳各区的工人都是由外籍人员构成的,例如传统的受宠行业——有名的“波西米亚砖窑工”。在奥地利许多地区,同时也在其他国家,往日都发生过类似的同化过程。
接着我要谈谈上封信中已提到的,关于环境保护的一些想法,并想再进一步深入下去。
国民经济总决算的结果,在整个战后时期被当做人们富裕程度可信赖的标志。这个标志总体看来符合于那个建设时期的具体情况。最近几年来,科学家以及公众日益认识到,以往的收入和财富增长是用对我们环境巨大的、从未有过的破坏换取来的。一种主要是用市场交易中的、并靠市场价格决定价值的财产与效益,去衡量富裕水平的方式,如果被视为个人和社会富裕程度的标志,那么在财产与效益创造中没有通过价格机制反映出来的一系列负效益就会被忽略,它在传统的经济决算中被当成了“外在的”因素。只要空气、阳光和水被看作是“自由财产”,在生产中被当成利用物和垃圾的载体,可以不受限制地加以使用,这些自然环境基本成分的破坏就不会被理解为是社会生产的降低和人类富裕水平的下降。
关于经济行为和生态不平衡之间的关联,除大的趋势外我们只有很肤浅的了解。因此我觉得有必要将我们在自然科学研究方面的一部分潜力,引导到对这种关联的研究上来。在这个问题上我同维利·勃兰特完全一致,将来“技术与经济必然会得到应该如何为人类服务的明确提示”。
用国民经济总决算对富裕水平进行衡量时出现的一系列曲解的另外一个根源在于,社会性服务和教育事业服务工作的完善充实——人们的实际生活情况越来越多是要由它来决定的——没有按有关人士的期望和预料被计入对富裕水平的衡量之中,而只是归纳在国家开支范畴之内,在至今采用的官方的生活水平统计方法中,根本忽略了许多对此有影响的、极其重要的分配政策见解。我不沉湎于盲目信任对社会实际情况的估价,而期望着“社会征兆”日益重要的作用,借助它就能将社会安全、业余活动的方式方法以及其他等等包括在生活水平统计之中。这就出现了最终会导致转变社会产品概念的发展。
我想另外给讨论提个建议,它与维利·勃兰特关于社会党国际工作方式的值得注意的论述有关。一条有助于欧洲社会民主党“更为强大坚固、改善质量”的具体道路,就像维利·勃兰特的合理要求一样,可能就在于,在社会党国际的专家之中我们肩负着为国民经济总决算制定一项新方案的任务,其中心就是生态协调的发展,用社会党的观念去顾全“社会征兆”。由此我完全可以预料,社会党国际与在这方面做出重要准备工作的国际组织之间,如欧洲共同体统计局、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工作组、联合国统计委员会、“罗马俱乐部”等等,会出现富有成效、放眼未来的合作。
我曾经说过的社会科学新繁荣如能同与社会问题有关的自然科学结合起来,就可能有助于决定性地改善我们规划的先决条件。我请你们认真考虑此提议,希望下封信中谈谈你们的看法。
衷心问候!
布·克
欧罗夫·帕尔梅 1973 年 5 月 10 日的信
亲爱的布鲁诺,亲爱的维利:
正当我们这里关注着西德大选时,收到了维利·勃兰特的上封信。现在我们已经获悉社会民主党取得了全胜。作为社会民主党人我们当然对与我们有着密切联系的兄弟党所取得的成就感到欢欣鼓舞。自然,联邦德国的大选结果不仅仅是由于这个原因让大家兴奋,而且从中还看到了战后欧洲的转折点。你们给政策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历史结论得以结清。从而也出现了建立长久和平秩序的可能性,该秩序没有德国的合作是不可能完成的。
德国的缓和政策以及有可能使欧洲各国人民更安全的政策,体现了具有现实性的指导思想。我想先就维利·勃兰特写过的现实人物形象说几句。可以想象到,我所代表的是一种非常乐观的观点。但愿我们之间的分歧不会很明显。
维利·勃兰特论述现实人物形象时说:“经历过日全蚀、奥斯威辛集中营、广岛、纽伦堡和美莱之后,我们的确认识到了人能后退到何种野蛮之中,阻碍和平计划与人道社会的力量有多强大。”我也持这种观点。几年前我曾在报纸上写过一篇关于美莱的文章。我得出的结论是,其他战争、其他国家和其他社会体制的这类结果和类似事变表明,“人在社会的监督职能受到削弱,憎恨、恐惧和自卑得以放任发展的特定情况下,相互之间很容易变得凶残,他完全悖逆了文明社会的一切概念。这些当事人绝不是要成为残暴肆虐之徒。虽然他们将要受到摒弃,但他们全都是普通的常人。我们中大多数人心中恐怕也高悬着一道幕布,将凶残和非人道化遮挡了起来,因此也就无人知晓我们在相同的情况下会做出什么反应。”
我的人物形象是乐观的,因为我相信人具有巨大能力促进团结、增加对他人的了解、为了共同的未来一同承担责任。但是我的乐观主义并非是无条件的。正如维利·勃兰特所说,我们经常得到新的论证,说明在我们内心深处隐藏着那些不可窥见的憎恨与野蛮。可是恶性并不是绝对的。野蛮在特定的环境中才会暴露出来。所以必须——这也是极为重要的——寻求防止我们陷入这种环境的方法。当然它再次明显地变成一个政治问题。
同样,我们在瑞典目前也面临着将会是异常艰难的大选。其结果我尚不能做出任何预测,但是在最近几个月里我们增强了信心,因为充满经济问题的那些年月我们已经安然渡过了。所有席卷过各工业国家的动乱在我国也很引人注目。我们那时被迫在议会里不占多数的情况下处理各种问题。在这种形势下政府责任往往变成精神负担,它不仅使内阁和国会中议会党团感到压力沉重,并且还必须要求党员忠贞不渝、信念坚定。可是社会民主党不能逃避责任,否则就有可能在人民中引起更大的混乱。我们成功地克服了这些困难,这首先要归功于党。使我一直不断感到惊讶的是,我们党承受了多么大的压力呀。我心中经常想,这种抵抗能力和忍耐性不正体现了民主的支柱作用吗?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的认识十分明确,社会民主党需要经常更新政策。对改良主义来说,把握住机会就在于通过政策的更新寻求现实社会问题的解决。
在这个问题上,我能够直接将我们观点和维利·勃兰特所说的生活质量问题结合起来。我们大家几年来一直在讨论增长与它的界限、物质进步与代价的问题,为了增长与物质进步我们付出了人类和大自然的巨大损耗。保护我们的环境以及勤俭利用易受破坏的自然资源的必要性,有权在政策中获得优先地位。这是对我们大家极为重要的具体问题,这些问题与我们是否有能力改善生活质量,或者我们不得不接受它的恶果有着最密切的关系。
当我们考虑这些问题时,我们得出了一个本应是不言而喻的结论:要想持续地在质量方面改善人类的生活条件,就必须从工作的具体情况入手。
我的意思不是指工作条件方面可能忽视了某一领域。诚然人们或许会有权说,战后其他工作占居了首要位置。工人运动初期为之奋斗的是改变工人的健康保护,以及力求实现八小时工作制、法定休假,劳动保护等等。随后工会的奋斗进一步指向了物质条件的改善上,其前提不但首先是要解决充分就业问题,而且还要组织一种有效的生产。这些奋斗受到了社会的支持。当时采取的措施主要是针对职业以外的问题。这样,我们通过良好的学校教育使青年人具备了谋生手段,通过社会保险措施照顾到了病人和失业者的保护,通过对退休保险的改革为所有不再从事劳动的人创造出了一个从根本上得到改善的环境。
同时我们取得了有意义的经验,知道用哪些方式能够影响和改善人们的经济地位。工会的劳资谈判亦包括在内。工会的工资政策原则上具有改变体制的性质:通过劳资协议使劳动市场失去了传统观念中市场的意义。传统的市场经济的确是以一种真正的竞争为前提,就是说工人通过相互间的竞争才能得到工作。劳资协议的实践使人们不必在限定的工资条件下从事劳动,工人不必为谋求工作而相互倾轧。
通过税收政策、通过按照社会福利观点改变收入分配和其他社会福利措施,我们成功地推动了各个人口群之间的经济平衡。
由于某些轻视倾向,为了预期的物质进步和有意识地促进增长的政策,引起了当前关于增长界限和生活质量问题的讨论。我以为这种轻视态度说明它对老一代人经过贫穷困苦的磨砺得来的经验缺乏尊敬,正是他们的经验曾促使老一代人为战胜困苦付出了全力。尽管如此,仍有许多人的生活水平还很低下。前几代人由此也就意识到,例如工业民主意味着什么。我们的运动最初所进行的纲领讨论主要就是围绕着这个主题。但那时只是停留在表明观点的阶段。现在我们已接近了将这些问题进一步向前推动的阶段。日常工作中的各种关系对整个社会的性质具有决定性意义,这已经不是什么新的认识了。今天不由得出现的这类想法与我们被迫面对的实践问题有关,也与扩展“福利”概念的努力有关。“福利国家”这个概念使人们首先联想起诸如疾病、失业、老年等等社会保险问题。但是人们当然也可以给它一个更进一步的定义。
用几个例子也许能够说明这个问题。其中一个是对人们的福利有着极其重要意义的健康方面的情况,我们曾成功地抑制住了典型的、因贫穷引起的疾病,从根本上铲除了由困苦和贫穷造成的、有损健康的弊端。肺结核、婴儿死亡已不再出现在统计之中。如果人们想将已出现的其他影响健康的问题——例如极度疲劳、常见的早衰现象、脊椎病等——形象地加以描绘,就会发现相当显著的社会性差别。这说明许多人的健康在他们的工作岗位上受到了危害。对儿童和年轻人我们还能限制住对健康的危害,但对成年人却不行。经过 30—40 年后,那些从事重体力劳动和经常受噪音及气流影响的人,他们的健康有可能就被毁了。如果随后出现了结构性倒退或手工劳动作业被新技术工艺取代,或企业被迫倒闭,通常他们不是被裁员就是提前退休。泛指的健康事业在我国虽然已经差不多是在奉行无阶级的原则,但是现代工作条件造成的保护穷人的问题与无阶级性完全是另一码事。
第二个例子与环境保护的讨论有关。我们现在正在采取积极行动,保护空气、水源和土壤免受污染。丧命于工业废水的鱼类、中毒的鸟类和其他动物在这方面已经不断发出了提醒我们的警告信号。有毒原料和有害自然的生产过程必然首先会伤害工人自己,这种观点是容易理解的。长年来工人呼吸着受污染的空气,使用着有毒原料,在令人不满的岗位上受到了伤害。我们从中得出的结论是,以减少健康危害为目的,在生产内部改善劳动条件同样表明是为保护外界环境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
我们对现代社会的批判并不是针对生活水平提高、有效生产和使社会得以改善的经济增长这些特征。我们的批判主要是针对为进步所支付的代价和经济增长的模式。我们正寻求着人类能否协调效率与人道的答案。当然我们相信这个答案最终会从劳动条件的改革中得出。
这种改革得以实现的途径部分取决于社会要对发展承担更多的责任。只有制定出规划我们才能对各种决定可能出现的结果更好地做出判断,更有效地对无法弥补的自然资源的开发进行保护。因而有必要在这些方面采取法律措施,使社会无法逃避它的责任。这方面的几个例子是:多年来我们致力于为瑞典全国制定出一项应该如何节约利用土壤和水源的规划。目前这项规划已经制定出来,并已由国会批准了。它的出台使我们在预防对地产的各种要求造成的纠纷时,具备了比以前优越得多的先决条件。另外工业界也清楚了哪些领域在将来是不允许用于工业目的的。几年来我们在制定发展规划的同时也在为它制定着指导方针,其目的是使生产、服务和其他经济活动分散于全国。这项计划现在也由国会通过了。这样我们就可以随时运用一般性指导方针,这些指导方针在实现全国地理性均衡分布——控制大城市增长、为人口稀少地区提供更好的服务行业、避免出现工业集中区——的努力中会成为一个帮手。市场经济完不成这项任务,所以市场的力量必须受到遏制。
我的第三个例子属于另外一个方面。我们有义务站在消费者一边全面改革立法。我们建立消费者举报机构就是要共同设法加强消费者对销售者的法律和经济地位。
对日常工作进行一次社会性改革,最主要的就是要求每个人的合作。工作并不是一种养家糊口的方式,对人类来说它不但是、而且仍将是实现自我的最重要的途径之一。由于工作变得毫无意义或者失去自行或同其他人共同支配工作的可能性而使人丧失机会,这也是一种贫困。但是这个论断不能被理解成人们所从事的工作似乎必定是需要特殊技能的。如果各种简单的社会活动能够置于更大范围的社会联系之中,它们对人类就是有意义的,因而工作生涯中的民主化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所以在我们的改良努力中,我们非常重视将能给人们的工作带来更大安全的法律同民主化措施结合起来。把人们参与决定的权力在法律中确定下来,工会组织和工人的事业由此就能在日常工作中给这项权力增添内容。只有这样,工会才能在当代培养出成千上万可以承担起保证工人发挥更大影响这项任务的会员。
工作生涯中的民主化刺痛了那些将民主化视为异端和有威胁的人。他们感到目前经济活动中所适用的规矩受到了危害,他们必然会起来反对。在这方面经济力量的自由作用毕竟是受到了牵制,权力被瓜分了。同样的论调也曾用于反对对政治民主的追求、反对工人以工会的形式组织起来的奋斗以及也正反对着当前事实上已经出台的一系列社会改良。由于民主化措施,权力关系发生了变化。但是,权力关系的变化是否会使社会在质的方面发生恶化或者使自由受到限制,这种担忧并没有得到证实。我对人类的看法是这么乐观,足够使人们以至那些最初持怀疑态度的人都能被说服了吧。不久前塔格·埃尔兰德(Tage Erlander)曾说过,我们期待民众有能力对最复杂的实际问题和各类关系形成自己的意见,例如对汇率与货币储备、经济过程、外交问题。如果他们的见解只涉及到最平凡和最简单的问题——比如怎样组织劳动、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应占据什么地位——,而那是其他人也能决定的,由此工人也就不再会被看成是有发言权的人了。
我们目前竭力争取对劳动条件实行改革说明,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放弃了战后增长时期发达工业国家里多次受到推崇的一个主导思想,即人们认为工作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坏事。只有业余时间才有解放和自我实现。人们需要远离工作,通过提高消费得到自我补偿。
我们必须学会懂得,工作在我们能预见到的未来,在人们的生活中仍将继续起决定性的作用。只有在工作中才能寻求解放和更高的生活质量,否则在工作范围之外的生存领域里,我们决不能实现生活质量方面的重大改善。
为实现这一点,人们必然要根据现有的条件对不同的道路加以选择。我们和工人组织的代表共同制定了下面这个大纲,该大纲目前在瑞典大选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劳动环境必须得到改善,工作岗位上的危险必须排除。这主要是要通过完善的立法得以实现。立法的中心是,工会、负责劳动问题的干部的地位要从根本上得到加强。
2.就业机会的保障要用法律形式规定下来,比如大幅度延长解雇通知期限和实施解雇保护措施。
3.劳方将获得更多地了解企业内部情况和对企业的一切领导意图发挥更大影响的权力,确切地说,其方式是劳方可以派代表进入监督机构。这样不久将会有 8 万名工人进驻监督机构。
4.我们——不但和工人工会而且还和职员工会意见一致——向国会建议,国家退休基金应获得购买私人企业股份的权力。退休基金是由工人交付的退休保障费构成的,目前它已达到 600 亿克朗。其中 5 亿克朗应该用于购买股份,使工业资本受到指导,并由此使就业机会得到保障。总的来说就是要实现工人在经济上发挥更大影响的目的。
5.今后我们要加强工人在谈判桌上的地位,扩大他们的席位,使他们能够通过自己的组织以工会的形式代理他们的利益。目前一个特别专家委员会正在研究这个问题。
这个大纲由许多部分组成,其中各部分都很重要。但首先它应该被视为一个整体。它允许工人在各个经济领域发挥更大的影响,即从工作岗位的日常问题直至广泛的抉择过程。我们就是要将安全和进步的要求与经济和技术发展更广泛的监督要求结合起来。
我相信对于工业国家的社会民主党来说,这里面包含着一项最重要的任务。完成这项任务会使人类赢得更大的意义:将物质方面的进步同远大的社会目标统一起来。无论是资产阶级政党,还是共产党都没有能力承担这项任务。它们二者的纲领表现出了很强的精英特征。依照它们的天性,扩大民主是反精英的。资产阶级政党——就算他们能同行一段路——由于他们坚持经济力量的自由作用而受到了妨碍。面临紧迫的社会问题,他们这种态度如何导致停滞以及全面的贸易瘫痪,以往我们领略过的这类例子不胜枚举。如果要有效地解决现代工业社会的问题,还要经过几次反复。
西欧共产主义政党这几年开始重新考虑他们几十年来一直沿用的教条主义原则。在瑞典出现了共产党分裂的痛苦变化过程。共产党人在政治上没有发展,长期以来对国内的政治讨论没有提出过任何自己的建议。西欧共产党人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走斯大林和列宁的老路,要么跨上一条全新的、与民主社会主义传统相联系的道路。第一种选择一方面虽然有可能给共产党人带来新的自我信任感和价值感,另一方面也只能解决他们党内的问题,而不可能解决社会和个人的问题。但是假如他们做出第二种选择,就说明他们在实践上越来越背离了共产主义最原始的论点。
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地更新工作生涯并由此引起全社会质量上的改善这项任务就只能由社会民主党来承担。
我相信这也是西欧各社会民主党之间合作的开端。在此我想起了维利·勃兰特所说的:“我们应该促使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团结强大牢固,并具有更好的质量。”工作生涯的问题对西欧所有工人都有着直接的实际利益。由于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这些问题在讨论中自然具有提出的价值。我们满怀信心地希望,我们正在迎接欧洲缓和与安全时期的到来。随着共同体的扩大以及它与不结盟国家有了贸易协定,西欧重大的贸易政策问题得到了解决。这两件事对世界上这一地区是非常有利的。现在有必要制定出一项欧洲工人政策,这项政策要能够从社会福利方面为已实现的进步做出更深一层的定义。这些想法无疑与布鲁诺·克赖斯基所论述的、与工会有着直接利益的跨国康采恩和经济权力集中问题同出一源。我认为这就有机会从根本上进一步发展工会运动同社会党国际之间的联系。
谨致衷心问候!
欧·帕
维利·勃兰特 1973 年 7 月 30 日的信
亲爱的布鲁诺,亲爱的欧罗夫:
正如你们可能已经知道的,在我们四月份的汉诺威党代会上,理论与我们政策的基本方针问题占据了显著的地位。那就是不仅确定了从年轻一代里增补评论家的方式,而且党的领导对自身也提出了许多建议,其中积极的被采纳了:例如基本价值的适用范围、关于我们现行政策的理论与基本点的系列文章。同时进一步在原则上确定了我们的“85 发展大纲”中要继续做的工作。
1
除了某些其他任务之外,我们今后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尽可能详尽地对“生活质量”这个概念的含意加以理解。我觉得在这方面有两个根本的要素现在已经清楚了:我们要想具体推动一项为了人类的政策,就必须在千变万化的条件下,对于什么是人道的生活,以及它有什么要求,保持不断更新的清醒认识。同时我们必须放眼未来、胸有成竹,知道现在需要做什么,以及今天的努力今后会产生什么结果。要求更完美的生活质量旨在改变政治行为的方向:这条道路从片面的、以盲目的有时甚至是不可控制的经济增长为方向,转到一项——不是以天数计算——为经济和技术预先规定下明确目标并以人类的需要为方向的政策。
没有一种对战后理论匮乏的批评能够剥夺我们的基本选择,我们是否可以在我们这部分世界上放弃市场经济的利益——在这方面应该严肃地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并且愿意承担中央管理经济的风险。我认为一切合乎情理的经验都反对我们放弃这条道路,相反它们赞成我们让市场和竞争的力量进一步尽可能全面地得到发展。尽管条件千变万化,哥德斯堡纲领的一般法则在这个问题上仍是适用的:市场有多大的可能性.规划就有多大的必要性。
此外,我不同意我们现在似乎正值社会科学繁荣时期的乐观主义认识,至少目前没有见到那种能够积极促动我们对政策做出新规定的科学成果。没有人能帮助实干的政治家和有责任感的公民做出哪个目的更完善和哪条道路能通往目的地的选择。关于用什么样的方式实现我们的目的以及我们的行动会产生什么后果,我们只能并且应该不断向科学请教。科技时代的政策越发需要更为现代和更为灵活的规划,也就是说,远见的学识与政治抉择要统一。对更广泛的社会民主的要求同掌握更多社会性知识的努力是紧密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如果所有知识不能被、也不能为直接利益者和有关事件转变成选择方案,一方面它们就有可能只具有极低的价值,另外一方面也将使逐步深入的社会生活民主化最终不能解决繁多的问题,不会为所有选择过程的参加者提供足够的对自我以及对环境的认识。
承担责任的政策永远要求实践和理论经验的相互补充与渗透。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了解年轻人同老年人、“理论家”与“实践者”为什么会采用不同的论证方式和行为方式,有时比某些能够设想出的结果本身更为重要。从这一判断出发就会促进社会民主党的团结,保障为了人类而采取的、超越一切定理的行为,无论是从全局还是从局部看,这对我们都应该是十分重要的。我的朋友艾哈德·埃普勒(Erhard Eppler)曾这样描述过它的特征:“当我们认为自由和参与抉择是生活质量的组成部分时,我们如何确定生活质量的方法也就自然成为生活质量的一个组成部分。换言之:发掘与贯彻生活质量的民主过程就是在行使生活质量。反言之:如果说生活质量总是被确定的和是凭强权推行的,那么它刚一开始就受到了破坏。”这说明要求更高生活质量的核心就是要求有更充分的自我决定机会和对我们的社会生活条件有更深入的认识。在这方面仅做出理论上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
有意识地抛弃单一因果理论或世界观,认识到民主社会主义不该是“现状”——无论是在当前的阐述中,还是在设想的最终目标的确定之中——,而实际上应是在矛盾状态中发展的过程,这种认识将使我们丢掉发展是没有矛盾的错觉。因此我在汉诺威党代会的发言中特别强调,我们承受紧张关系的能力是“对我们生存质量”的衡量尺度。我们争取人民自主、民主和自由的社会主义的历史,也就是献身、历经忧患、受尽痛苦和具有忍受痛苦能力的历史。没有人会再次希望年轻人重蹈几代人历受痛苦的老路。但是假如有人的确甘愿为了共同的利益和个人信念去承担一定的牺牲,那倒也是件好事。
取得竞选巨大成果刚刚半年多一点,在我们这里今天就不乏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现状与未来充满忧虑的呼声。有些人似乎已经忘记,去年的成就并不是很有把握的,它不但是由于反对肆无忌惮的敌手,而且也是由于反对自己队伍中的欠缺与怯懦才取得的。与此同时有些地方仍然存在着重大的党内对峙,当然这种对峙不一定必然有害,但是有时由于不切实际的最高纲领主义,危险倾向会明显暴露出来。但是,不仅去年、而且最近几个月,有好几次机会使我相信,我们全党具有很强的免疫力。现在要做的就是将观察力与创造力重新统一起来,但是没有耐心的素质也不会制定出完好的对内、对外政策。
我们四月份的党代会表明,我们党是个生机勃勃、乐于探讨和履行政治义务的党。它将不会给它的对手以分裂的可乘之机。相反,经历过一些坎坷之后,我们党新的团结统一开始得到了发展。它以行动的基本依据与政治行为本身之间不允许出现鸿沟这一认识为依据。宏观关系意识使社会民主党成为卓有远见、勇于在人道判断的范围内制定规划的政党。我与你们二人的意见相同:与其他自认为具有很强精英特色的政党相比,社会民主党具有更好的机会,从理性上把握住现代工业社会的问题和在政治实践上施行改变体制的改良。
我基本同意布鲁诺·克赖斯基关于“维护体制的”改良和“改革体制的”改良的论述。基于德国讨论的特点,我经常提到应逐步深入成为“改革体制的”内部改良,——当它足以成为“改善体制的”之时,自然也就对社会与经济秩序的良性变化产生影响。在我们的党内讨论中对“稳定体制的”改良与“推翻体制的”改良这对矛盾的关系是这样认识的,我们政策的一些评论家、特别是年轻的社会主义评论家认为,只要生产资料没有实现社会化,这种名义上的体制就不会发生变化。一切不能消除这个“基本矛盾”的政策最终只能起“稳定体制的”作用,不可能在所有制范围方面采取真正严厉的立场。他们论点的依据是,所有制关系的改变是改善人们地位的重要杠杆,其他一切都很容易成为“稳定体制的骗术”。
如果我的看法正确,那么相反,我们大家都要以此为出发点,即现代社会民主党的思想应放弃随着所有制关系普遍的和模式上的改变,人类可以实现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突破,以及由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形式的消除就会自动产生出人类更大自由的幻想。社会状况受多种因素影响,绝不是、也远不是仅仅受所有制条款的影响,相反却主要是受支配权力的不同形式的影响,此外还受对现代社会研究潜力的支配权力、经济和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文化教育中有机构成的方式的影响。要持续改变人和社会的状况,从而使之得到改善,就必须运用众多的杠杆。改良——这也是最近几年我们在执政中得出的德国经验——必须抓住人们日常生活中突出的问题,并在实际去做的客观效果中引出更好的生活质量。
欧罗夫·帕尔梅讲的有道理,要想持续地在质量方面改善人类的福利,就必须从日常工作的具体情况中着手。这项任务与布鲁诺·克赖斯基在他的信中所关注的重要题目有着直接关联,社会民主党首先面临的迫切任务是“对一种方法的要求,借助这种方法能够将社会各阶层的民主化过程继续开展下去”,其次,如果社会民主党想把握住并想完成它的改良任务,就必须“用新的方法制定出对新产生出的权力体制的监督方法”。
这些任务和问题今天至少具有欧洲的规模。我完全赞同我们在增强的欧洲合作中要为此做出努力,并且尤其是要按广大劳方阶层的利益,认真地利用欧洲政策所提供的机会。
2
欧洲共同体各国的社会民主党年初在波恩举行的国际会议上通过了“为了一个社会福利性欧洲”的 40 条,其中是这样确定的,欧洲政策的各方面,均应以社会福利性目标为方向。改善欧洲人民的生活与工作条件应该是衡量一切政治行动的尺度。
现在我们彼此都是老年了,在过去的时日里国际上通过的决议留下了不同寻常的印象。就实际情况有必要再一次阐明,各社会民主党在共同体各国内的影响是迥然不同的。由于我们工党朋友们的政策而产生出的特异之处不在此列。基于这种关系,我还想再次指出,在我们这部分欧洲大陆上,社会民主党的合作应尽可能广泛地包括那些非直接隶属于共同体、但——至少在经济上——与共同体紧密相连的国家。
就此我要强调一下上面提到的波恩会议的意义。的确,令人兴奋的是,各社会民主党作为欧洲共同体内目前唯一的政治集团,成功地起草了一项将长远和近期目标合并成现实步骤的社会福利和社会政策纲领。由此使得去年秋季在巴黎最高级会议上决定的任务,即马上向共同体组织呈送一份关于社会政策的行动纲领,通过波恩会议以有一定益处的强迫方式得到实现。这项获得批准的纲领绝不是一份空洞的宣言,相反这项纲领为各个社会民主党在共同体各国政府和议会中的政策做出了具体的说明。
几年来我曾多次指出,从共同体的社会政治尺度可以看得出来,它的准备工作必须适应向“社会联合体”的方向转化。与此相应在巴黎会议上提出了德国的倡议。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工会联盟成立之后重要的是更有效地开创各社会民主党的合作。这种合作由社会福利政策一直扩展到其他社会政治领域,还包括例如区域政策,当然主要是经济政策——更确切地说包括尝试研究出如何才能有效地控制跨国康采恩的共同方案。如何能使共同体组织更加民主化的问题不久前也提了出来。
波恩会议上深入讨论了人道的劳动条件的要求,也正是瑞典的经验在讨论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对曾多次被片面地理解成环境问题的改善“生活质量”问题有了一个新的解释。工人们几乎每天超过三分之一的时间是消磨在工作岗位上。如何设置工作岗位和它的社会环境应是什么样子,是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凭证。其中几点在我们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已经能够规定在新企业法之中。
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为使对更高生活质量的研究不至于枯燥得深入不下去,就必须对社会征兆加以明确的解释。在这方面寻求出适当的检测方式是个学术问题,目前就这个问题正在国际机构中、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进行着研究。如果通过社会征兆反映出的物质水平的提高能够同时具有“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方向,那么对社会征兆的选择施加影响就有了重大的意义。这里指的并不是毫无价值的哲学范畴,而是基本价值的方向。对社会征兆充分地分类整理则尤为重要。
结合汉诺威党代会,我已经就“政治—经济发展大纲”提到过我们至 1985 年的工作。由于这个大纲的构思而引起的党内讨论看来表明了,生活质量和富裕的确定——也就是说:由社会福利内涵带来的、物质富裕的实现——不能单纯依赖专家团体,尽管国内外专家的合作现在是、并且仍将是重要的。
提高“生活质量”的一个最为重要的观点体现出的要求是,从根本上改善劳动条件。我们上次的竞选纲领已就此做过说明,而且今年初与我们的联合伙伴一起在政府宣言中又提到了它。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与工会中,劳动条件的人道化和参与决定的思想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虽然改善劳动环境的要求与工人对更广泛参与决定的渴望只有部分相同之处,但是二者之间却有着紧密的关系:因为一方面可以认为,提高工作生活的人道化将加强工人对公共(经济和政治上的)参与的意志;另一方面,在企业中一种强化的参与决定,这也指就业机会上的参与决定,有可能很容易做到劳动的人道化。德国工会联合会主席海因茨·奥斯卡·费特尔(Heinz Oskar Vetter)就人道化、民主化和参与决定的区别和关系做过如下的阐述:“人道化首先提到的是劳动内容方面的形态,而民主化主要包括意志形成和做出选择的过程。如果选择过程的民主化不想只被限定在研究机构组合形式上的变化之中,那么人道化和民主化就是互为补充的,也必须互为补充。没有各个领域行之有效的参与决定,最终也就不会实现劳动人道化。因此对工厂和企业中参与决定的人士也就提出了劳动领域人道化方面的一项具体的创作任务。”
在这个问题上,还得谈一下社会民主党将来要提出的另外一个问题:有关人士参与的可能性归根到底就是对真正民主更热切的愿望,只要不同的社会团体在创立条件和实际权力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它就必然不仅寄寓于企业内部,而且也以普遍问题的形式存在于社会上。我们的工会期待着劳动人道化,就像海因茨·奥斯卡·费特尔所发现的:“只要工人在他们的劳动中能够显示出明确的自我意识、只要他们能够阐明他们工作的含义和意义,就会对他们其余的社会政治要求、尤其是对扩大参与决定的要求产生越来越强烈的影响。”
我在其他场合曾经说过,所有重要社会领域中的民主化过程,即“社会内部的民主爆炸”,不能同谬论等量齐观。国家范围内民主作用的方式,应该或者有可能概括地套用在经济生活以及一切生活之中。此外布鲁诺·克赖斯基还曾正确指出,参与决定不能简单地被“拔高”。正是这句话提出了我们彼此清楚明瞭的、附加的复杂问题,并迫使我们对什么方面具有哪些意义、以及借助哪些应该选择的代表形式做出说明。如果劳动和教育继续像现在这样在两个完全隔离的领域中发展,人类就肯定不会胜任更大的自主、参与决定以及共同承担责任。布鲁诺·克赖斯基断定,全民教育运动“进行不下去”,并只能到边疆落户。无疑与这种观点有关的认识正是,教育已不再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在“老”社会民主党中那样,主要被理解为解放的一项事业,这至少说明我们的教育政策并没有停滞不前,同样也还有工作可做;除此之外——与“老”工人运动相比——在这段时间里出现了无法比拟的大量信息和受教育机会。不管怎样,依照某种观点,教育已成为所谓业余生活社会里的一项消费事业;而我们的前辈在为工人的权力奋斗中,它曾是提高自我意识和实现解放的一项事业。
我想找出以上事实同欧罗夫·帕尔梅的论断之间的联系,使我们能够防止战后增长时期发达工业国家内多次受到推崇的基本指导思想再度出现,并同它划清界线,——该基本指导思想就是,人们应该将工作视为一种必不可少的坏事,而将解放和自我实现看成是业余时间进行的事业,以及对不满意的工作“另外通过提高消费而得到补偿”。这种论调应该促使我们同蒙昧和幻想做斗争。它就是那种“好”消费对于“差”工作是适当的补偿的认识。另一方面,还存在着认为一切令人不快和不舒畅的工作全是多余的那么一种绝对错误的、脱离现实生活的见解。当然,在这个问题上重要的是,劳动机构本身要努力为学习和培训增加吸引力与机会,并努力提高各阶层工人的文化素质。基于这一观点,我们必须进一步发展我们的初、高级、特别是成人教育体系。在联邦德国我们正特别关注着作为一种平行培训体系的职业学校教育的改良。我们在这方面的经验是,联邦独立决定制恰恰在教育政策方面会阻碍创造平等的生活机遇。我们重要的历史任务之一将是,通过民主监督的、充分有效的决定体制,创造各种均等机会,在此基础之上各方有关人士的广泛参加,将会抵消特权的强化。
在对参与决定问题的讨论中我满意地认为,这场讨论最近更接近了“德国式”和“瑞典式”立场。就在参与决定的讨论在瑞典集中于工作岗位和工作环境时,我们联邦德国正值战后工人要求参与企业各种决定受到普遍重视的时期。正当改善“生活质量”的要求给我们提出了对劳动条件和劳动内涵进行认真思索、并进一步对劳动岗位上的参与决定加强重视这个问题的时候,在我们的瑞典(也可以说是斯堪的那维亚)朋友那里,加强对企业领导实行民主监督的要求有了更深的意义。这种立场上表现出来的接近,大概可以归因于经济越来越集中,以及它的错综国际关系,为此至少有必要在欧洲范围内制定出一项工人运动的共同基本方针。
曾多次提到的波恩会议上的协商充分表明,目光短浅就很难在所有友好党之间对参与决定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会议的“第 32 条”要求,“在企业的经济决策中也有工人监督”——但是强调这种监督“应考虑各国的条件”。此说明主要是针对法国和意大利社会党人大相径庭的意见。它涉及到一些基本问题,像工人的参与决定和民主监督与国有化(社会化)是否处于选择关系之中,或者说,为了避免企业内部出现工人的技术统治约束,参与决定与民主监督——与大型企业的所有制形式无关——是否确有必要。所有与会党派一致认为,要在监督形式与参与决定方面加强经验交流。此外我希望我们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正如我们在执政纲领中宣布的那样——,在现执政期内成功地在参与决定方面向前迈出重要的一步。诚然这只能在我们同联合政府中的执政伙伴自由民主党相互理解的基础之上才有可能实现。我之所以很自信是因为我们在上届执政期完成了一项经过精心修订补充的企业法。10 年前大部分人都会认为,同我们“自由人士”的这种相互理解是极不可能的。由于企业的国际间“跨国形式的”错综联系,出现了工人对工会超越国界的劳资政策明显感兴趣的现象。但是现在明摆着的情况是,人们目前只是处于对跨国社会进行认真研究的准备阶段。
我在讲话中总是反复强调,我们的基本法没有规定出条分缕析的经济制度,更确切地说,我们将来必须尝试用政治规划解释和完善市场经济过程。市场经济和竞争最终要成为社会机制,这种机制通过确实完成期待它所完成的任务而得到证实。我预计,要解决未来的问题,除必要的机制外还将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公共监督手段。
在我们的上届党代会上,以投资控制和监督为题也曾讨论过对投资选择加强公众影响的问题。当今天的投资选择决定着未来的生活质量时,这种公众影响是有必要的——这个问题不仅仅是由于环境破坏才被越来越迫切地提出来的。例如可以设想,某种会对环境造成破坏或者在一定程度上要占用公共基本设施的大规模私人投资必须遵从申报批准规定。这种投资监督手段有可能成为市场机制的补充,也就是在运转明显不畅时,它能部分地取代市场。
这种灵活的监督手段还有可能开创出一些新的途径,以便对那些能够给各国和欧洲经济政策构成日益巨大危害的跨国企业实施监督。单纯诋毁跨国康采恩的经济霸权只能是一无所获,而且也过于简单。但是对它们的权力我们还要保持警惕,因为
——通过国际卡特尔协议,它们能谋得对各国贸易政策施加不可估量的影响,它们甚至能主宰国际贸易;
——有先例表明,它们还能运用直接的政治权力,而且也曾运用过;
——它们前 10 名中任何一家的产值都超过了联合国约 80 个会员国的国民生产总值;
——它们的财政储备大到了足以随时对货币施加压力的地步;
——它们几乎不受限制地在各个国家决定着自己的亏损或赢利,借此还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自己的捐税;
——它们的增长指数成倍地超过其他企业。
基于这些论断,产生出了要让跨国康采恩服从一种有效的跨国监督。在我们这里就是欧洲监督的要求,同时还有对参与决定这个题目的新概念加以认识,以及拟定出适用的模式的要求。需要搞清楚的问题是,这些世界经济巨人是否、以及通过什么方式才能够为人类进步服务。
我怀着极大的兴趣看到,正如我们的瑞典朋友们所说的,通过以附加退休基金的方式购买股票,也可以实现更多的公众影响。我们的努力朝着略不相同的方向:我们上届党代会上通过了一项关于财产构成的草案,其目的是让工人参加生产能力的新增长过程。通过大型企业的捐税,其形式应该是提高投入比例和上交地方及中央的基金,使这些受公众监督的基金可以当作投资资金使用,并能在某些方面共同影响企业的政策。但是目前还不能预见这项草案在哪些范围和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得以实施。
3
我还想简单再提一下误解问题,从而避免各种反对民主的倒退。布鲁诺·克赖斯基纠正这个误解做的很对。顺便提一下,我还清楚地记得 1966—1967 年间,我们这里只是稍有倒退,右翼极端主义分子——将他们说成是新纳粹还不太恰当——后来就获得了大批选票。我绝不能相信今天的几代德国人会像他们的前辈在 30 年代那样放弃责任,历史也不会那么轻易地出现反复。此外我对大部分西欧国家民主议会制当前表现出的、如此突出的思想混乱和四分五裂倾向充满忧虑。
具有很大吸引力的应该说是——尤其是赫尔辛基外长会议取得了令人鼓舞的中期结果——着手研究欧罗夫·帕尔梅称之为有可能出现的“欧洲缓和与安全时期”的可能性。也许今后真有那么一天?
这封信是我在夏季休假期间写出的,我加倍祝愿 9 月份瑞典大选取得成功。
谨致友好问候!
维·勃
1973 年 12 月 2 日在施朗恩巴德的谈话
1973 年 12 月 2 日,为了就当前问题交换意见,勃兰特、克赖斯基和帕尔梅在施朗恩巴德举行会谈。由于所谓的赎罪日战争,石油输出国组织各国的石油政策已经极端激化,显而易见,谈话的一部分内容即集中在这一问题上。下面的谈话记录是根据录音整理的。
维利·勃兰特:
我们在联邦德国以及各工业国家,应该如何对付石油生产国限制供应的直接影响和油价上涨,在我看来还是相当模糊的。可以确定的是,一个更深刻的转折将持续下去,工业国家必须做出巨大的调整。没有节约能源的措施——而且是长期的——是不行的。我们的经济体制一定要——有时是痛苦的——使自己适应这一形势;因为在某些行业里必然将随之失去一部分就业岗位。这对我们的国家来说肯定是巨大的困难。虽然不是所有人,但许多人将要亲身经历这些困难。这就需要我们同舟共济,甚至做出牺牲。然而这种现代危机也会使我们看到这样一点:公民常常是更为明智、更富于牺牲精神的,正如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不过这种牺牲精神的理由必须是通情达理的。人们目前明显地准备节约的做法——在燃油的消耗上,在汽油的消耗上,放弃使用免费的塑料袋——已经相当清楚地表明了这种兆头。仅仅几个星期以前,我们之中有谁能相信公民们会乐意在周末放弃使用汽车,而且在平日容忍时速限制呢?
我们还将继续同国际货币体制的巨大干扰进行周旋;我认为很明显的是:工业国家国际收支差额赤字已达 10 位数,而其他国家却搁置着应该重新派用场的过剩资金。
还有一个涉及实际的、立刻要解决的问题需要加以说明,即我们如何最好地确保我们自家的石油供应。当然,我们还在磋商定量配给石油和宣布最高价格规定是否恰当。目前,因为仍未掌握住事态,我们只知道从非政府的公司购进石油比买不到要强些。以较昂贵的价格购进石油,比完全得不到总要好些。由于我们已经通过了能源保障法,我们还算有了一些准备。
布鲁诺·克赖斯基:
各国提出的石油供应问题是不一样的。在我们国家,这个问题比起例如联邦德国就完全不同。所以我们就不那么容易发现某个共同的观点。我们拥有一部分依靠我们国有化工业的自己的石油生产,另外还具有必要的设施以实现储存石油的想法:即具有国有化的石油公司。通过国家的石油公司,我们很容易贮存石油以备国家供应。同时其他石油公司如果贮存石油,便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国家资助;但是,这些大公司所承担的贮藏职责或多或少又是由它们自己斟酌决定的。这就是所说的各国的不同国情。我们也买石油,但是我们有控制,因为我们知道石油应该值多少钱。如不这样就得听从外国石油公司的摆布。然而我们这儿每天也很紧张。这是指在西方石油公司和奥地利石油管理部门之间存在着一种持续的紧张状态。这种情况——当前已日趋明朗——有着一系列的好处。我的推论是,为了进一步的讨论我们要先明确,这场危机非常清楚地表明了什么:假如人们对重要原料的进口不具有至少是一种局部的国家影响,那么人们简直就成了大公司的一个随意摆布的对象——而这恰恰是人们当时竟然完全不予重视的一种认识。这一点人们现在已有所警惕了。
如果根据依靠私有经济得不到足够储备的体验,人们就会采取国家必须以适当的方式进行自救的立场,今天也就不会有人认为并声称这是向极权主义迈出的一步。假如有一条亏损的铁路或公共汽车线路要继续运行,同样也会要求国家去接管它。我相信,今天在这个问题上人们还能提出类似的论证;我们推行的并不是反对人们意志的国有化,因为如今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获得了公众的支持。而这对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欧罗夫·帕尔梅:
我也有同样的看法。这场短期的危机已经表明,我们应该制订出一个国家规划,在哪些领域有必要进行部分的直接国家参与。但在这方面还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与我们的社会结构有关的问题:西方工业社会部分地是建立在获得廉价能源的意图之上的。现在我们知道,我们在这方面要与一个长期的问题打交道。廉价能源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将在各个方面带来我们社会结构的巨大变革,当然这一变革只有在社会协作下才能进行。不过这仅仅算是个追求富裕的问题。环境保护方面的朋友们可以很轻松地说:“能源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呀!我们反对扩大水力,反对扩大核能,反对扩大提炼厂。没有这些,能源问题同样也一定能够解决。”现在我们知道,情况完全不是这样。相反我们看到,随着石油供应暂时减少 25%,后果有多么深远。今后我们还将需要更多的能源,而且必须有计划地扩大能源开发。因此我们将不会草率从事。但我们将从哪些方面取得较高的富裕水平呢?可能是这样,富裕程度不一定依赖于“能源贵贱”,而往往由其他因素决定,例如取决于社会服务。在这个意义上,社会服务并不存在什么“能源贵贱”的问题。
所有这些问题,无论是当前的还是长远的,将导致部分经济结构的改变。然而对于决定生活质量的重要问题,我们仍然是有影响的。因此,就能源危机引起了我们的思考这一点来说,它还是有益处的。
维利·勃兰特:
眼下我不想再深谈国有化的问题了,虽然我同意,在这样一种形势下,拥有自己的影响是有好处的。只在不久前,可以说已经很晚了,我们才有可能获得这种影响。我要考虑的是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在这样一种供应、这样一种紧缩供应的危机中,从我们想象的角度出发。难道也不存在机会了吗?我相信机会总是有的。但是我们必须十分注意,如何对此进行表达。否则人们就可能认为,一般人或许会赞同这种说法,即比起迄今为止他们已经经历过的情况来说,这些对他们好处并不多。但是我想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会有一个从个人交通到短途交通的结构改变过程,这指的是工业集中地区的公共短途交通,由于这种危机,运输能力从公路到铁路的转移可能被加快。一件可能通常要持续几年的事情,现在可以加速实现;短途交通网的扩建对国民经济将更为有利。这是一点。另外一个例子是,我相信,如果危机持续一段时间,一直持续到后果显露,就会出现一个技术上的飞跃,否则我们就要沿着慢节奏、按部就班的道路发展技术。前几天,我有一次带点嘲讽地同人谈起,战后,同盟国帮了德国人的忙,拆走了我们的工厂。人们今天在英国还能参观到一些落后的工厂。我们德国人当时便被迫建立现代化的工厂。这就是对被人称为“奇迹”的 50 年代和 60 年代我们经济发展的一个解释。现在依我看,我们要在 80 年代才实施的某种规划,今后三四年内将在西欧强力推行,这是完全不成问题的。
对于到底是公共的财产形式还是非公共的财产形式的问题,我早就认为,人们应该从面临的任务而不是从信条出发来回答这个问题。有一种或另一种信条就已经足够了。联系到石油危机,我们所必须履行的职责就是要注意到,改革的过程将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在这种外部压力下较快地进展。
布鲁诺·克赖斯基:
我相信,就公共费用而言,我们将取得新的优先权。
这样,人们必须把一部分过去已经准备用来扩建公路的钱,理所当然地供扩建铁路之用。人们还必须考虑到其他的赢利观点。以铁路支线为例,至今人们认为是不赢利的,基于这种认识,对铁路是一种不污染环境的交通工具就完全不予理睬。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必须以新的观点、新的标准作为基本认识。我相信,在这方面,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不仅在短途交通上,而且在长途交通上,人们都必须有一个“复兴”铁路的观念,我一直就不相信,只要谈现代化就必定得是高速问题。在这方面,尤其是在有把握方面还有许多事情可做。从根本上来讲问题在于,好些道路是否一定要这么快,就像人们如今仍然认为是理所当然的那样。我的意见是,人们应该确确实实地估计一下,假如把速度快放在较为次要的地位,在其他方面会产生哪些好处;很可能这样会有一系列好处。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件事情,我认为在这种关系中也是起了很主要的作用,就是社会政治关系上的轻率。在这方面已经出现过一次特别冒险的发展。当时人们曾认为,像 30 年代初那样的危机不会再次重复出现。现在我们一天天看到,我们的经济形势在世界范围内受到的危害,是怎样通过政治事件引起的——而这场危害,人们在几个月之前还不曾认为它是可能的。人们想象着,世界范围的发展将在全新的道路上进行。人们经历了一场繁荣,尽管它受到了几次经济衰退的干扰,这些经济衰退或多或少持续了一个长时期,但是没有出现真正的险象。现在人们突然发觉,我们面前出现了一个不能简单低估的发展。与此同时,一切对我们社会的经济改革必不可少的计划都变得有意义了;而且人们又开始考虑社会主义的思想财富了。我觉得这本身并没有什么令人高兴的,相反我认为,重要的是人们去实现这些思想。因此,我重申我在通信中已经概略提到的观点:我相信,我们正处于计划经济思想复兴的初始阶段。这种思想与以往相比将会是面貌一新的,但又是建立在我们积累的经验之上的。我认为十分重要而且我们必须有勇气做的是,把这一切开诚布公地讲出来。这样我们将得到公民们广泛的赞成。他们将不会把我们的措施同一切那种几十年来在共产主义国家一再试行的徒劳的计划相提并论。
欧罗夫·帕尔梅:
这当然是对的。但这里还有另外一个纲领性的问题。我们已经在我们的经济政策和发展政策中确立了社会灵活性。各种社会的紧张关系通过灵活性也可以部分地消除。在这种情况下,国民生产总值不会使我们棘手,而我们也就能够解决某些问题。我们还对人们说过,虽然他们过去过得很好,但他们的孩子们将会过得更好,那时我们就会有能力大规模解决各种问题。我们许诺他们比其父辈更好的教育,更好的就业机会。但是在现有的这种新的形势下,对我们来说,社会均衡要比社会灵活性重要得多。而这是一项困难得多的任务。一旦分配不再增多,分配问题就会遇到巨大的困难。但是人们必须逐渐接受这种思想。除了社会主义运动,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运动有可能处理这一问题。因为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增长方面都是完全机械行事的。
布鲁诺·克赖斯基:
它们在这段时期已经大有长进。
欧罗夫·帕尔梅:
当然,这也不是一下子就能转变的。看上去问题只有很小的差别,但还是存在着政治主张的差异。在这方面需要的主要不是社会灵活性,而是更多的社会均衡性。
维利·勃兰特:
这意味着为了公平分配,要把我们的努力提到一个新的高度。这样说是因为,我们从社会产品是按相当高的比率持续发展的设想出发,在很大程度上只局限于重点关心突如其来的问题,保健方面或通过其他方式受到亏待的问题,也就是说,只关心了那些在福利社会的荫影下生活、并完全成了它的牺牲品的人们。现在这种发展通过它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使我们面临着新的、也正是社会正义所致力完成的任务,同样它也针对着那些并非以这种方式受到的亏待。
这样,具体来说,重要的是阻止收入增加造成的更大裂痕,此外,低收入比高收入要相对提高得快些。然而更重要的是要取消特权。所谓各大众阶层最终也能间接地从特权中获得好处的说法,将越来越难以维持。
布鲁诺·克赖斯基:
对此我十分理解。我也知道,在特定情况下使多数人相信,他们必须为了他人而放弃某种利益或其他好处,将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在此我还想提出另外一个问题。我根本不相信,我们过去在资源使用上是合理的,因此我们现在必须立即改换到另外一条路线上去。例如我们很清楚,我们在消费能源时也浪费着能源。我们鼓励人们、并促使经济部门尽可能地对这一切进行宣传,尽管我们非常明白这是多余的。我们勉励他们在能源消费方面支付一定的开销,这项消费以往对于生活水平和经济增长都像是九牛一毛。另外我们以前也没有充分利用能源领域里许多发展的机会。因此尽管那些研究这些问题的人认识到了真正的欧洲联合的意义,这种联合至今也没有出现。假如有了这种联合,现代能源危机就很可能不会发生,此外我们还可能为了欧洲人民的一体化、为了他们的合作做出巨大贡献。我相信,只要我们不放弃经济增长政策,一种明智的、正当合理的经济增长政策,在许多不同领域里同样存在着无数我们能够并且应该利用的机会。不过我认为,只要我们还没有对我们的经济和我们的资源做出合理的安排,利用这些机会恐怕还为时过早。这一认识同样适用于其它领域中数不清的各种情况。但是目前在我看来,其中某些情况并非那么不明智。关于发展援助,我今天不想就其各种观点和细节进行探讨,但我认为,它现在通过自己的所做所为显得有点荒谬。这有些像武力均衡;只拥有原料的国家,意识到了它们的原料的价值,并为此要求更多的钱,也就是说,要求更多的商品。这样,在新的水平上出现了新的进出口交换比率,它不仅具有纯粹的经济意义,而且具有高度的政治意义。正如我们已经在其他场合听到的,它同样适用于各种原料。原料生产国的进出口交换比率不断恶化的时代,看来真的过去了。或者说——它目前还是个大问号——我们正陷入一次真正的经济萧条之中,因为人们不需要这些原料,所以这些国家自然也就不能用原料换回什么。
维利·勃兰特:
既没有石油又没有原料的发展中国家,它们将怎么样,迄今为止还是一个完全没有解决的问题。养活人口所需的化肥到底应该怎样偿付呢?请让我来发表一点补充意见。如果不考虑直接的原因,即把石油当作政治武器加以利用,那么这些国家容忍有目共睹的急迫的供应危机和世界范围的就业危机的做法,就可能会受到谴责。因此我认为,根据最近几年我们以低价购买石油的情况,我们几乎没有权力谴责这些国家之间已商定提价的事实;而最多是,由于这一事实的突然出现,我们必须另外对多国石油康采恩的作用及其缺乏信息的问题,再做深入细致的研究。
事实上也可能是这样,发达国家是靠石油和原料输出国来养活的,而且过得并不太坏,所以至今一直是受益者。此外,我警告,要提防与过去帝国主义强权政治的形式重新勾搭的企图。目前,国际合作,亦即国家之间的平等协作,包括那些现在特别落后的国家在内,愈益具有重要意义。
鉴于我们通过原料问题所了解到的事实,再多谈一下有关局部市场的组织问题。我本人早就对一种主张感到非常怀疑,尤其是这种主张涉及到一些已经为其开辟了局部市场的农产品,但却没有产生完全令人信服的效果。事实上除了努力在消费国和生产国之间达成一个双方都接受的交换条件之外,不存在别的理智抉择。我已经提醒过,危险在于,有些国家不仅说,它们过去卖原料所得太少,现在必须得到更多,无论如何要大大多于以前,这些国家还想利用这次机会发展它们自己的国家。此外,还有另外一些国家,它们不可能有这种机会,或者好像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打算。所以,在这些国家的收入中,一年就要多流失 350 亿到 400 亿美元。这个数额在明年会升高到 500 亿到 600 亿美元,并成为我们正要治理的世界货币体系紊乱的原因(我不知道是哪一类紊乱)。
布鲁诺·克赖斯基:
据我看,只要令人烦恼的美元投机得不到控制,徒劳无益的冒险就会继续存在。一旦事实上真是这样,即人们靠投机而不是通过自己的经济发展,就能够轻易地搞到几十亿美元,那么任何整顿世界货币体系的努力都是根本无用的。这就像是西西弗斯的苦役。我相信在这个问题上,人们恐怕不得不寻找另外的解决办法。
欧罗夫·帕尔梅:
我们所要做的,是改变多种原料或某些原料的进出口交换比率。但是从纯理智方面考虑,就是我们一贯表示赞成的,很简单的被剥削的原料生产者的权利平等问题。
布鲁诺·克赖斯基:
到目前为止,只要人们用原料来投机,那么原料价格在一般情况下是上升的。现在我们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占有原料的国家想要有一个更高的原料价格。
欧罗夫·帕尔梅:
但是石油却可能来自其他区域。假如人们能够把局部市场和国际计划作为保障和调整价格的一种方式加以利用的话,那么我们一贯是赞成局部市场的。这里也存在着某种相互利益。然而难就难在进出口交换比率的特殊变化上。这并不意味着穷国和富国之间的一种均衡,而主要是某些本来已经相当富裕的国家会更富有。这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交易。因为它会成为一场赌博,看谁能得到什么。
布鲁诺·克赖斯基:
这就是碰运气。
欧罗夫·帕尔梅:
是呀。但这恰恰就是问题之所在。许多国家在本国都把社会投资摆在首位。因为它们看到,较高的收入能够怎样利用。另有些国家不这样做;它们的收入作为投机的费用放到了国际市场上。这些国家并不太倾向于达成国际协议。这样它们不仅可以利用国际市场,它们还几乎不受国际市场的制约。至于怎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至今没听到什么建议。肯定地说,人们应该关注这些拿钱在富裕的工业国家里投资的国家。但是这并没有解决全世界的问题。人们曾说,他们应该在贫穷的国家投资,但是这对他们来说并不合算。他们的所得比起把钱存放在工业国家的储蓄银行里还要少。剩下的问题是,第三世界的原料生产国面对其他国家,今后将采取什么态度。这一点现在的确很难预料。
维利·勃兰特:
归根结底只有一条路,就是把石油生产国收入的、但不用于本国投资的钱,通过工业国家引入贫穷国家。至于技术上能够如何进行,现在我也不知道。
布鲁诺·克赖斯基:
我相信,人们是能够解决所有这些问题的。而最终这一切都归结为一个政治问题。在世界某一地区有些国家,它们很富有,因为它们有原料,而且能以此要高价。但是问题在于,它们这种情况能维持多久:直到这些原料全数用完为止。再者,在同一个地区还有一些国家,它们没有这些原料,于是就很穷。因此正如我所料,出现了一种敦促解决问题的政治形势。所以我们不可能单独按我们的意见去解决第三世界的社会政策、社会问题。在我看来,例如,阿拉伯民族革命的问题就重要得多。谁来支配阿拉伯世界巨大的原油储备呢?
应该是几个家族呢?还是人民?依我看,首先,如果人们正确地看待这些人民的政治利益,并且不转移视线,那么这个问题迟早有一天必不可免地会提出来。正如已讲过的那样,我认为,决定一亿人命运的历史时刻就要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