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斯大林意识到自己失策

第十五章　斯大林意识到自己失策

　　内务部的侦讯人员们万万没有想到，斯大林并没有因为把老布尔什维克送上法庭受辱而感到满足，居然没把他们送回监狱或集中营以保留其生命。真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被告人被统统枪毙这件事在内务部工作人员中间引起的震惊，绝不比全体苏联人民的震惊小。

　　只有象切尔托克和尤日内这样的迫害狂，才依旧挂着一副了不起的神态，活象他们是履行了自己的公民义务的英雄。而大多数侦讯人员却垂头丧气，心灰意冷，对刚刚结束的审判避而不谈。不少人忙着预订火车票，想尽快离开莫斯科，去度过他们早就该得到的休假。然而，等待他们的，却是大失所望。八月底，他们又被召到秘密政工局。莫尔恰诺夫向他们宣布了一项意外而惊人的通知：“今年，你们不得不忘掉休假，因为侦讯工作并没结束，还仅仅才是开始！

　　莫尔恰诺夫告诉到会人，政治局委托他们准备第二次审判。这次要指控的，是拉狄克、谢列布里亚科夫、索柯里尼柯夫等人。对斯大林交下的这一新任务，没有任何一个侦讯人员敢说个“不”字。当然，也有少数抱怨说，连续几个月的审讯和熬夜，已经把他们折磨得筋疲力尽，现在再也无力去审新案子了。但无人理睬这些嘻嘻话。

　　有个审讯员试图逃避这项新任务，他散会后就跑进内务部医院，真真假假地诉说了一番病情，指望弄张病假条。可是这个“门子”也很快被堵死了。

　　就这样，内务部又投入了第二次审判的预审工作。这次审判将把列宁的另一批战友送上被告席。

　　而在这项工作开始之前，心报手毒的斯大林还实施了一起独裁行动。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他召见亚果达，下达了一道连最残忍的剑子手听了也舍不寒而栗的密令。

　　那一天，即枪毙了那些他亲口许诺要保全其生命的老布尔什维克后的第六天，他又命令亚果达和叶若夫，从监狱和集中营里挑选五千名当年参加托派最积极的布尔什维克党员，予以秘密枪决，尽管他曾经也答应过不伤害他们的生命。

　　在苏联历史上，这是首次对共产党员的集体大屠杀，而且连形式上的审判也没进行。后来，一九三七年夏天，当叶若夫成为内务人民委员之后，斯大林又命令他准备了第二批五千人的原反对派成员名单。这五千人也同样未经审判就被集体枪毙了。这样的屠杀究竟发生过多少次，我不清楚，大概，在最后一名原反对派成员没被消减之前，血腥的杀戮就不曾停止过。

　　一九三六年底。我被派往西班牙，担任共和国政府顾问。远离祖国，我不可能再亲眼目睹旨在消灾老布尔什维克的第二次和第三次莫斯科审判的准备情况。但是，通过一些被派来法国和西班牙执行任务的内务部“消息灵通人士”之口，我仍然了解到大量有关这两次审判内幕的情况。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在第一次审判中，斯大林强加给出庭的原反对派领导人的罪名只有一个——从事暗杀和恐怖活动。他当时认为，仅凭这一条罪名就足以置对方于死地了，因为根据刑法，象“阴谋暗杀党和政府首脑”这样的罪行，其行为人是要判死刑的。而且，斯大林还认为，说惨遭失败的政治反对派决心用极端的恐怖手段来夺回手中失去的权力，听起来合乎清理，不会引起国内外舆论界的怀疑。

　　正是基于这种判断，斯大林又开始筹划第二次审判。一九三六年底，内务部侦讯人员得到指令：迫使拉狄克、谢列布里亚科夫、索柯里尼柯夫练犯人承认自己参加过所谓的“平行总部”。按照斯大林的设想，这个“平行总部”本来打算在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总部”的成员们被捕之后，即开展恐怖活动，但还没来得及实现自己的犯罪预谋就被捣毁了。

　　其实，对于侦讯人员来讲，要迫使自己的受审人接受这一罪名并不十分困难，因为这与上次硬栽给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人的罪名有很大区别，这次的被告人不是被指控策划并实施了具体的恐怖行为，而仅仅是被指控参加了某个并无实际作为的“平行总部”。仅仅根据这一点就可以让受审人相信自己绝不会被枪毙。

　　然而，这一正在落实中的侦讯方针，却突然发生了变化：内务部领导有一天突然下令，中断一切审讯，等候新的指示。侦讯员们都莫名其妙：莫非，斯大林看见第一次莫斯科审判的结果引起世界舆论的嘲笑和愤慨，就决定不再搞这种审判了吗？然而，才过了几天，侦讯人员们又被莫尔恰诺夫召去开紧急会议。会议下达的指示，照他们看来，无异于痴人说梦；强迫受审人承认企图借助德、日两帝国的力量夺取政权和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侦讯人员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如果不是看见叶着夫一本正经地坐在会议室里，他们一定会认为莫尔恰诺夫疯了。

　　按照这一新的说法，被告们就将从罪过较轻的“平行总部”成员“升级”为德国法西斯的间谍了。考虑到侦讯人员会因此而难以向自己的受审人交待（要知道，他们都曾向自己的受审人许过愿，作过说明）。莫尔恰诺夫命令他们相互交换受审人。这样，面对一个新的受审人，审讯员就用不着对自己过去的许诺或说明负责了。

　　强加给这批老布尔什维克的罪名，带有明显的挑拨性，而且极其荒谬。可是，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斯大林这么干呢？他为何要突然改变自己原先为审判定下的调子呢？

　　说起来，这也不足为奇。斯大林从休假地回到莫斯科后，听取了亚果达的情况汇报，供从中得出一个令人不快的结论：刚结束不久的第一次莫斯科审判，对他来讲是得不偿失。当然，除掉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米尔诺夫，可以算是斯大林的一大胜刺。但从其它各个方面来看。审判却不能不说是一场惨败。首先，国外国论界认为，这次审判是一场拙劣而荒诞的闹剧，纯粹是斯大林公开报复并剪除政治对手的行动。从法律上看。那些牵强附会的拙劣举证和颠倒黑白的“事实”也逐渐暴露在全世界面前。其中最丢人的，莫过于那个在哥本哈根根本不存在的“布利斯托里饭店”事件。而更重要的是，这次审判激起了苏联劳动人民对被镇压者的同情，而且，这种同情的程度越来越强，许多人甚至为这些老革命家没能谁拥斯大林独裁政权而深感遗憾。亚果达曾在一份密报中反映。莫斯科某些工厂的墙上出现了这样的标语口号：“打倒杀害十月革命领袖的凶手！”“真可惜，他们没能干掉这个格鲁吉亚恶棍！

　　这一切都表明，局势十分紧张。而且，还有一种情绪令斯大林寝食不安。自从出现过“民粹党”这个有名的恐怖组织之后，革命恐怖主义就在俄国青年人头脑中成了某种为正义事业而开争的英雄主义和献身思想的象征，对此，斯大林是非常清楚的。而现在。他散布出老布尔什维克要暗杀他的谣言，实际上就等于亲自在群众中散布革命恐怖主义，因为，他让人民产生了一种极其危险的看法：连列宁最亲密的战友们也不得不把恐怖活动看作是唯一可以使祖国摆脱斯大林独裁的途径。总之，苏联劳动群众把历史曾赋予民粹党英雄们的那种称誉给了在莫斯科审判中被处死的老布尔什维克，这可是斯大林万万没有想到的。

　　内务部头头们在准备第二次莫斯科审判的过程中，跟过去一样，又用了几个自己内部的特工人员来扮演被告人的角色。这种冒牌货究竟有多少，我不清楚，但我知道至少有两个，即舍斯托夫和格拉舍。

　　在内务部编制内，有一种类似“耳目”的秘密工作人员，舍斯托夫和格拉舍就在其中之列。他们作为一种特殊的密探，被安插进各个企事业单位，负责暗中搜集有关该单位领导和职工的活动情况。这种内务部特工人员都有正式职务作为伪装，所以一般不会引起所在单位人员的怀疑。

　　舍斯托夫是内务部派往西伯利亚库兹涅夫煤矿的“耳目”。经济局一位领导曾经向我透露过，舍斯托夫干特务工作被公认为很有才干，只是在经济问题上手脚不那么干净。另一名暗探格拉舍，则在莫斯科化工局对外关系处担任领导职务。他的公开职责是聘请外国专家并安排他们来苏联后的工作，而秘密任务则是领导该局职工中的秘密情报网，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对外国专家实施监视。

　　在内务部经济局内，格拉舍是个很有用的工作人员。他出生在奥地利，情通好几个欧洲国家的语言，很善于同外国专家拉关系。在他的工作下，不少外国专家都成了内务部的间谍，即使回国后也持续和内务部保持联系，并经常将自己所在企业的工业情况出卖给苏联驻该国的情报站。

　　舍斯托夫和格拉舍在第二次莫斯科审判中表现都很积极，他们认为自己是在执行党中央和内务部（实际上内务部就等于党中央）的重大任务。可这两位忠诚的党员未必能想部充当冒用被告也将被判处死刑，而且立即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