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2003年版

第三版修订说明



  这已经是本书的第三版(即第二次修订本)了,从1993年我开始研究朝鲜战争至今,已经二十年了,我想在此谈谈自己研究这一课题的历史,也是本书修改出版的曲折过程。
  我在1919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时,最想做的研究问题有两个,一个是波匈事件,一个就是朝鲜战争。原因很简单,就是我对当时教科书和官方史学中关于这两个历史事件的说法心存很大疑问。波匈事件真的是反革命事件吗?朝鲜战争究竟是如何爆发的?不过在那时,这两个题目对于学术研究来说,在政治上都过于敏感,不宜作为硕土论文的研究题目。后来,在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朱庭光的安排下,我师从齐世荣先生,开始对20世纪20年代苏联新经济政策进行研究。
  十几年过去了,当我离开商场重返学术界时,自己确定的研究方向是苏联史和中苏关系史,并开始为此收集资料。1993年夏,与我同做《文白对照〈资治通鉴〉》的好友陈东林说,吉林文史出版社想约稿,出版一套披露历史真相的学术专著,问我有什么选题,我当即说出,朝鲜战争值得研究。经过联系后,东林告诉我,出版社对这个选题很有兴趣,于是我便决定立即开始作此研究。这是我经商10年后,第一次做学术研究,所以非常兴奋,非常投入,不到一年就把研究所需资料基本收集、梳理完毕。1994年夏末,我决定开始写作,需要找一个没有干扰的清静地方,就想到了老朋友张木生。那时,他在西藏林芝地区做专员。在那里写作绝对清静。木生欣然允诺,我便到了林芝,住在他家里。不久,木生去北京参加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我就一个人在林芝写作,只有他的“黑利”(德国牧羊犬)陪伴。整整3个星期过去,20多万字的初稿写就,题名《三八线困扰世界——关于朝鲜战争起因的历史考察》。那时,有关朝鲜战争起源的中国档案很少〈主要是《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俄国档案也才刚刚解密,只能看到零星的英译本。我的研究多数还是依赖已经发表的第二手资料,重点在于说明这场战争并非美国策划、韩国发动的,同时也描述了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冋到北京后,我很快就完成了书稿并交给出版社。然而,得到的答复是,此书目前不宜出版。我的第一部学术专著是在硕士论文基础上完成的,并且在我下海经商期间已经出版。这本关于朝鲜战争的书是我返回学术界后的第一部新作,不想如此遭遇,心中颇有不忿。于是,就托我在社科院时的同事、好友张宏儒拿到香港出版。1995年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了这本书,不过改了一个商业化的书名——《朝鲜战争揭秘》。
  在此期间,俄国档案已经大规模解密,特别是有关朝鲜战争的原始档案,不断披露出来。我在收集俄国档案的过程中,对此十分留意,且收获颇丰。这样,我决定结合对苏关系的研究,重写一部关于朝鲜战争的书,主要是从中苏同盟的角度描述这场战争的起源。到1997年,我完成了《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的写作。为了能够通过出版审查,我主要叙述历史过程,很少做政治性的结论,但仍未能在国内出版。1998年,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了《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
  此后,有关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文献不断地、大批地呈现在研究者面前,我几乎毫无遗漏地收集到这些文件,除叶利钦交给韩国的200多件外,还有500余件。在此基础上,我撰写了不少有关朝鲜战争的专题论文,但考虑到出版的困难,一直没有再写专著。2000年我受中山大学邀请做学术演讲,题目就是“朝鲜战争的历史真相”。2003年正赶上朝鲜战争停战签字50周年,我对这原书稿进行了修订,交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一次终于通过了出版审査,不仅如此,该书稿还将作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的重点图书推出。但非常遗憾的是,当广东人民出版社通知我这一消息时,离要求交稿的时间只有15天,重写或修订都来不及了。经与出版社商议,决定在原香港繁体字本的基础上作如下改动:1.书名改为《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兼论冷战在亚洲的起源》。2.除个别文字和技术性改动外,正文基本保留原貌。好在经过几年的研究,我发现自己以前的看法基本没有改变,现在掌握的更多、更新的材料只是进一步充实和加深了对问题的理解。比较重要的改动或需要说明的地方,以“再版注”表示。3.原书的注释方式欠规范,便按照国际学术惯例加以全面调整。4.鉴于有关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文件中文本我已编好,并交由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正式出版,故删去作为原书附录的十余件俄国档案译文。5.作为补充,选择几篇近年发表的论文附于书后,以便读者了解本人有关朝鲜战争历史的最新研究成果。
  该书出版后,确实在国内引起很大轰动,虽经两次加印,但盗版书还是铺天盖地。2007年的一天,广东人民出版社突然通知我,鉴于图书市场盗版现象猖獗,出版社决定对此书修订再版。我答应支持出版社打击盗版的行动,决定立即开始修订。不过,给我的时间只有月余。这一年,该书修订本(第二版)出版。
  这本书也引起了国外学者的注意。2005年美国国务院退休官员苏礼文(Neil Silver)在上海找到我,说他对这本书很感兴趣,并认为应该让美国人了解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苏礼文先生曾在美国驻苏联、日本和中国使馆工作,俄文和中文都很好,而且对远东问题颇有研究。退休后他受聘在美国国务院历史学家办公室(Office of Historian)工作,专门负责解密美国的外交档案。对于他的建议,我当然非常高兴,只是觉得这本书仓促而就,不太正规,余论部分所占比例太大。我提议,待我修订后再译。不想,修订本出版时也是因为时间仓促,未做根本改动,全书还是分为正文和余论两大部分。于是,我去美国与苏礼文先生商议并确定,请他在翻译英文时进行改编,把余论中的相关内容融合到正文中。此后不久,韩国青年教师崔挽源来函,也要翻译这本书,我向他提出了同样的建议。2010年,韩国善仁(Sunin)出版社出版了崔挽源翻译的《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基本上是原书的正文部分。2012年,苏礼文编译的英文本由英国罗德里奇(Routledge)出版社出版,全书改为8章,并加了一个副题《1950年代共产主义阵营的三角关系》(Trilateral Communist Relations in the 1950s)。
  看了英文本后,我知道英译者下了很大功夫进行改编,这多少令我有些不安,因为这本来应该是我的工作。恰在此时,广东人民出版社通知我,有德国和意大利出版社提出翻译出版这本书的意向。我当然表示同意,但提出必须给我3个月的时间进行修改,我需要把原来的正文与余论进行整合,重新写作。出版社答应了我的条件,我便立即开始了修订工作。说是修订,其实改动较大。但基本史料和观点都没有大的改变,内容也都是第二版书中所有,但是写法很不一样了。
  第一章讲述战后苏联的对外政策及其变化,重点在斯大林的对华政策和对朝政策,说明在保障苏联的远东战略利益的条件下,斯大林希望东北亚地区保持稳定状态,以维持根据雅尔塔协定所形成的国际体系和地缘结构。
  第二章讲述中苏同盟建立特别是中苏同盟条约签订的过程,重点在于说明,中苏条约谈判的结果与以往人们的理解不同,主要不是毛泽东在莫斯科受到了冷遇和屈辱,而是斯大林被迫对中国做出了重大让步。这一让步,将导致苏联失去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使其在远东乃至亚洲的战略利益受到严重损害。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斯大林开始改变了对朝鲜半岛的政策。
  第三章讲述朝鲜战争爆发的全过程,主要是斯大林对金日成想要用武力方式统一朝鲜半岛这一计划从反对到支持的转变过程。与第二版夹叙夹议的写法不同,这里的重点首先是对历史过程的叙述,而在最后一节集中讨论斯大林同意和支持金日成的决策动机。这一节完全是新写的,分析了以往研究者在这一问题上所作推断的逻辑漏洞或史实错误,并进一步论证了笔者自己的推断——斯大林同意发动朝鲜战争的主要目的在于维护和保证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利益。
  第四章讲述中国出兵朝鲜的全过程,并报据不同的背景把这一过程分为六个阶段,分析了中国出兵的客观条件的变化,以及由于条件变化而导致的毛泽东所设定的行动目标的变化。同前一章一样,这里的重点也是历史叙事,而在最后一节集中讨论毛泽东决策出兵的动机。从条件和目标的变化可以看出,毛泽东的决策动机是多重的,并且有所变化,既有表面的,也有内在的,有的是临时处置,有的则贯穿始终。从总体上讲,中国出兵朝鲜是为了保持中苏同盟的有效政治态势,从而在根本上保障新政权的稳定和发展。这一节基本上也是新写的。
  第五章讲述中苏同盟在战争中得到巩固和加强的方方面面,特別是在战略决策层面中国与朝鲜之间发生的诸多分歧和矛盾中,斯大林都支持了毛泽东,这说明毛泽东的出兵决策实现了其根本目标。因此,这个决策是必需的,也是正确的,虽然带有一定的风险。
  本版的余论只保留了一篇,讨论中国在1951年初拒绝联合国停火议案的问题。这是笔者的最新研究成果,意在说明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战略性失误并不在于出兵朝鲜的决策,而在于没有适时收兵,在最有利的条件下结束这场战争,并因此付出了本来可以避免的过于沉重的代价。
  我在这里需要表示感谢的,除了本书第一版后记中提到的众多前辈、学者和友人外,还有在后期研究中为我提供帮助的一些青年教师和我的学生,他们是邓峰、姚昱、詹欣、张民军、崔海智、吕雪峰、董洁、李金辉、张扬、郝亚坤。这里还要特别提到在北京大学任教的韩国学者金东吉,他在收集和解读韩文史料方面对我帮助很大;美国纽约长岛大学教授夏亚峰,他不但经常为我借阅和传送英文资料,而且及时向我介绍美国学者的研究状况:最后,要对广东人民出版社的编辑杨小虹和余小华表示感谢,没有她们的努力,这本书也是很难一版再版的。
  在国际学界研究朝鲜战争的领域中我还算是一个专家吧,但仅此而已。即使这样,我也不敢忘记恩师齐先生在序言中的鞭策,他用明末淸初大儒顾亭林的一段话提醒我:“昔日之得,不足以为矜;后日之成,不容以自限。”我会水远记住这句话,在历史学的海洋中继续奋勇搏击。

沈志华
2012年9月于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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