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血腥星期五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美〕法雷尔·多布斯《卡车司机的造反》（1972）

第十章血腥星期五

　　1934年7月19日，星期四中午，警察局长迈克尔·J·约翰内斯叫警察集合，然后下了特别命令。据《明尼阿波利斯论坛报》（Minneapolis Tribune）报道，他说的是：“咱们要去运货。当心别挨打。霰弹枪都发下去了，你们也都懂得怎么用。运完这批货，就去运下一批。”

　　他说的“运货”，其实是专门给工人下的圈套。到了下午，有150多名警察，拿着霰弹枪，上了警车，开往市场区的乔顿—斯蒂文斯公司（Jordon-Stevens Company），那是一家食品批发商。他们护送的是一辆载重五吨的卡车，上面装着六个箱子，总重量差不多有一百四十斤。卡车上面贴着“医疗用品”的字样，这样记者和摄影师就可以把这次行动说成是运输“慈善物资”的活动。一些报纸出了特刊，大肆宣扬：在卡车把货送到埃特尔医院（Eitel Hospital）之前，这次行动就已经“成功”了。其实这完全是多此一举，因为只要是运输医疗用品的卡车，工会都会发通行证，不要什么条件，而老板们就利用这一点，布下了圈套。

　　老板们想让工人看到，就算没有拿到工会的通行证，只要有警察护送，他们照样可以让卡车运货，他们想用这种办法来打击工人的士气。他们还想让城里的人都以为罢工会影响医院的工作。他们最想要的，就是逼工会动手，这样警察就能开枪杀人，在宣传上还能占理。我们可不会上当。我们把巡逻队都撤了回来，让卡车直达医院。

　　在下一期《组织者》上，我们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都讲了个明明白白，然后指出：“老板们的报纸异口同声，故意把这件事说成是罢工战线的重大失败。这只是为了给他们的失败挽回点面子。幸好《组织者》能够把真相告诉全城的工人。我们的纠察线坚不可摧！我们仍会继续战斗！”老板们气得要命，他们马上调动大批警察去骚扰叫卖《组织者》的报童。

　　就在老板们设下圈套的前一天夜里，联邦特别调解员弗兰西斯·J·哈斯^[1]神父从华盛顿赶来这里，跟邓尼根一起进行调停。雷·邓恩和我是工会的谈判代表，所以哈斯一到城里，就想见见我俩，我俩就跟他约好星期四下午见个面。警察刚好就在那天下午挑衅我们，所以我们马上通知哈斯，说我们不去了，只要警察还在挑衅，以后也别见面了。然后哈斯就跟奥尔森州长商量了一下，他们一起叫约翰内斯在四十八小时内（也就是到7月21日星期六那一天）停止进一步行动，这样哈斯才能跟工会谈判，尽量谈成协议。

　　后来奥尔森说，约翰内斯“向哈斯神父和我保证，在星期六晚上之前，不会再搞护送卡车的行动。”可是约翰内斯坚决否认，说根本没这回事。不过约翰内斯承认，在星期四下午的挑衅之后，他马上去拉迪森旅馆，跟老板们碰了头。约翰内斯说：“老板们说，他们绝不接受停战，还要我继续派人护送卡车。”在本城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警察暴行，也就是“血腥星期五”发生之后，《明尼阿波利斯每日星报》在7月21日（星期六）做了报道，把这些情况统统曝光了。这次惨案之后，约翰内斯得了个外号叫“血腥麦克”，他的名字成了工人阶级的骂人话。

　　老板们想用屠杀来“解决”罢工，所以他们跟警察局长要人，来完成这个血腥的计划。在7月20日星期五那天，他们下了两步棋。他们先给全体罢工工人写信，要工人在三天之内复工，不然就找工贼来顶替他们。同时，他们又安排了大批武装警察，护送另一辆卡车。这一次，这辆卡车就不伪装成给医院送医疗用品的车了。他们的打算，就是要公开运送普通货物，只要工人敢阻拦，就叫警察开枪。他们这是明明白白地跟罢工工人说：“赶快滚回来上班，不然就让工贼顶替你们。要是你们敢阻拦工贼，就等着吃枪子吧。”19日那天，他们找了记者和摄影师，想在挑衅工人的时候拍照，20日这天他们也是这么做的。老板们想用报道和照片让全城工人明白，自己这回是要动真格的了。

　　工会领导猜到老板们会在星期五再搞一次破坏罢工的行动，而且很可能是在市场的批发区搞。我们有不少纠察队员可以出动，而且搞点行动也能鼓舞士气——形势一直都很平静——所以到了星期五早上，我们派了大批纠察队员到市场区巡逻。哈里·德波尔担任现场指挥。虽然市场里也有一些警察，但他们一开始并不像要找茬的样子。哈里后来给我写了个报告，里面讲了警察原先的态度：“早上有个警官过来找我商量，他说现在华盛顿大道（Washington Avenue）上游客来来去去的，你们放这么多纠察队在华盛顿大道上，对市里影响不好。我就说要是警察先撤，我们也撤。我们留一车纠察队员，你们也留一辆〔警〕车，但是不许让卡车上路。”

　　这次商量没有产生什么效果，这恐怕是因为那个警官很快就接到了约翰内斯的新命令。警察的态度马上就变了，就在这时候，在第三街和城北第六大道（Six Avenue North）路口附近的斯洛克姆—贝格伦（Slocum-Bergren）批发商店，发生了一些不寻常的情况。有人想用卡车运货。罢工总部得到这个消息后，马上派人支援，现场的纠察队员有五千人左右。这些纠察队员完全没有武装。我们都知道，自己的武器怎么都比不过霰弹枪，我们只能发动一场和平的群众抗议，阻止老板们破坏罢工的阴谋。

　　就在这个时候，萨姆·K·戴维斯（Sam K. Davis）带着一队共产党员，过来找哈里·德波尔，想搞极左冒险。这充分暴露了共产党的“第三时期”路线的愚蠢。哈里在报告中也讲了这件事：“我正在现场指挥的时候，斯大林派的一个代表团……过来找我，叫我们不要为了一辆卡车浪费时间，应该去攻打法院。幸好我还懂一点托洛茨基主义的方法，再加上我也很清楚，照他们那么做根本就是送死，所以我就说，拉倒吧你。”

　　这是西北果品公司寄给罢工工人威廉·肖纳的威胁信，收录在574分会档案库里，这封信正好是在“血腥星期五”那天寄出的。
　　在现场有五十来个警察步行巡逻，都拿着霰弹枪、左轮手枪和警棍。到了下午两点左右，他们变得非常紧张，过了几分钟，来了一辆工贼卡车，停在斯洛克姆—贝格伦公司的装卸区。有一百来个警察，分乘好几辆警车，保护那辆工贼卡车，他们躲在警车里面，把霰弹枪伸出车窗，朝外面瞄准，看起来就像刺猬一样。工贼卡车的驾驶室外面包着铁丝网，车牌也被拆掉了。车上装着几箱货，纠察队员在一旁嘲讽干脏活的工贼。然后工贼开着卡车，开出了装卸区，开上了大街。纠察队的一辆卡车跟在后面，那是一辆运垃圾的卡车，车斗上没安车篷，上面站着九个还是十个纠察队员，都没拿武器。

　　突然间，警察不经警告就向那辆纠察队卡车开枪，而且是朝着要害打。一下子就有两个纠察队员倒在车斗上，不省人事。其他的纠察队员不是中了枪倒在街上，就是趴在地上，想爬出这个死亡陷阱，而警察还在朝他们开枪。四周的罢工工人都冲过来帮忙，他们像狮子一样顶着弹雨勇猛前进。在营救伤员时，又有不少人被警察打伤了。警察杀红了眼，朝四面八方开枪，大部分受害者都是在逃跑时背后中枪的，他们倒下后，警察还用警棍打他们。警察乱射一气，甚至还射中了一个警察小头头。

　　后来，州长成立了一个特别调查团，经过调查，证明了警方的暴行具有犯罪性质。调查团发现：“警察直接瞄准纠察队员的要害开枪。……警察的人身安全根本没有受到威胁。……卡车上的纠察队员并未携带武器。……纠察队员根本没有袭击警察，而且他们对这样的袭击显然毫无防备。”

　　大批纠察队员在血腥星期五那天被捕，但在受审时，因为根本找不出一点能证明他们犯罪的证据，法官就释放了全部的纠察队员，这更加暴露了警方的罪恶。为了更加清楚地揭露警方的残暴，《组织者》还刊登了一位愤怒的女服务员的证词，她证明“血腥麦克”在惨案之后还吃了一顿大餐：“肉汤、牛排、土豆、菠菜、黄豆、沙拉、馅饼、奶酪、咖啡，还有一大根雪茄！”

　　正在约翰内斯享受由工人的苦难做成的美餐时，纠察队员却在拼命逃离地狱一般的市场区。工人奋不顾身，把几乎所有伤员都救了出来，送回罢工总部。玛维尔·肖尔在日记里记下了伤员被送到罢工总部时的情况。她还描写了这起惨案对在总部工作的妇女造成的影响。

　　她是这么写的：“血腥星期五那天，我们的人被打死了，被送回罢工总部后，那一天特别难熬，我们记得那天早上，天阴沉沉的，云很厚，一看就是不祥之兆。天一亮，后援会就跟往常一样，忙着做这做那。厨房跟以往一样开张了。救济工作跟以往一样多，要印《组织者》，纠察队员来了，然后又出去巡逻了。……可是，一切又都跟以往不太一样。可能是因为总部里的男人一个个都不见了，都到市场区了，才产生了这种气氛。……到了吃午饭的时候，食堂开门了，可是来的只有几个男人，我们都开始担心了。食堂委员会主席卡尔（Carle）太太就跟我说：‘准是出什么事了，多布斯太太。凯利今早一辆巡逻车都没给我。比尔〔·格雷〕（Bill Gray）也说值夜班的人几乎都没回来。可我还是把饭菜都做好了。要是他们回来了，准会一下子都跑进来的。’那天的饭菜没有吃掉多少。午饭时间过后，总部里空荡荡的，安静极了，怪渗人的。……要是能来个电话，也能让人安心一点。突然，总部一下子闹腾起来了。救护车的警笛声响起来了。医院里面原本是一片白茫茫的，也被染成了血红色，可吓人了。

　　“〔返回总部的纠察队员把〕第一个伤员运回医院时，”她继续写道，“他昏迷不醒，脸色灰得跟水泥一样，嘴角冒出了泡沫，有人被吓得叫出了声。一下子就来了47个人，都躺在临时做的担架上，全都中了枪。马上行动起来！清水、酒精、纱布都来了，人人身上都有吓人的伤口，血从里面渗出来。赶紧剪开衣服。给躺在担架上的男人点烟，他们握紧拳头，咬紧牙关，不让自己叫出声来。有个红头发的小伙子，是路过的报童。给他递烟时，他摆了摆手，笑了一下，轻轻吐出一句‘不用了，夫人’，然后就昏过去了。还有一个是亨利·内斯，他的衬衫被剪开，露出了背部，全被打烂了。他迷迷糊糊地想起身，把过来帮他的医生推开；然后又倒下了。又传来了救护车的警笛声。大家都让开！再后退一点！让救护车进车库！别的都不许进！救护车一辆接一辆开进来了，装上伤员，又开走了。最先被运走的是内斯和贝洛。舒格伦已经不省人事，别人把他抬起来……很快就送上了救护车。哈里·德波尔躺在担架上。有人过来帮忙，他就生气地说：‘别管我，先去帮别人。’哈里腿上中了一枪，子弹就卡在膝盖上面一点的骨头里。只要是能站起来的，都塞进了救护车里，都快塞不下了。然后救护车一辆一辆地开回去了，最后，四十七个人都被运到了医院，但是有的人却再也没有回来。”

　　受伤的总共有六十七人，其中有五十多人是纠察队员，剩下的是被警察打中的路人。绝大多数伤者都是背后中枪。麦克里蒙医生向工会报告说，他给三十四人做了手术，他们身上共有160块弹片。伤势最重的是亨利·内斯（Henry Ness）、约翰·贝洛（John Belor）和奥蒂斯·舒格伦（Otis Shugren），最后只有舒格伦一个人活了下来。在惨案发生后，要不是J·A·恩莱特（J.A.Enright）医生和B·I·萨利特曼（B.I. Saliterman）医生及时赶来帮麦克里蒙医生的忙，还要死好多人。有许多人赶来献血。至少有二十五个注册护士表示，只要用得上她们，她们随叫随到，不收一分钱。为了帮助伤员，妇女后援会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处理医院的日常工作。各行各业的人拿着水果、甜点和书来到罢工总部，慰问住院的罢工工人。

　　老板们按照事先的部署，在各大报纸上做广告，向市民发问：“难道你们想让自己的城市落入赤匪之手吗？”在惨案之后，《组织者》针锋相对，在头版上提出了目前的真正问题：“难道你们想让自己的城市落入杀人犯之手吗？”《组织者》直接向老板们发话：“你们以为，你们可以用枪杀死574分会，可你们只会让574变成全城有自尊的工人的战斗口号。你们以为可以把群众和领袖分开，可你们只会让群众和领袖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组成一支坚强善战的大军。你们以为可以在工人运动中孤立574分会，可你们只会让工人运动的每一个部分向我们的事业靠拢。”

　　《组织者》这番话没有丝毫夸大。警察枪杀工人的消息，还有警察正准备占领罢工总部的传闻，迅速在全城工人中间传开了。马上就来了三十五个钢铁工人，个个拿着铁棍，来帮助保卫总部。其它行业的工人也学他们的样，拿起自己的工具当作武器，就来我们这里了。有成百上千的工人，他们代表着工人阶级的每一个部分，自愿在夜里保卫总部，不让警察来占领。在总部周围一带，可恨的警察都被赶跑了，纠察队员自己指挥交通，这证明了工人的态度是坚决而认真的。一些迹象表明约翰内斯确实有过占领罢工总部的计划，但他看见工人的态度这么坚决，就改变了主意，改为加强市政厅一带的防御。

　　在星期四遭到警察挑衅之后，574分会原本打算在7月20日晚上，在第七街和城南第四大道之间的空地上举行露天集会，抗议警察的挑衅。然而，会还没开，警察就制造了惨案，所以，当大会召开时，来了一万五千名愤怒的工人。574分会的领导，几个劳联的干部，还有农民假日协会的一个发言人都在会上讲了话。独立店主协会（Independent Grocers Association）的一个干部D·T·波纳（D.T. Boner）也在会上讲话，号召抵制惨案发生地的批发商。大会通过决议，谴责制造惨案的贝恩布里奇市长和“血腥麦克”，并发誓将坚定地支持574分会。

　　到了这个时候，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斗争，已经在明尼阿波利斯变成了赤裸裸的阶级战争。公民联盟想帮卡车运输业老板们的暴行洗白，却激起了全城人的仇恨。它想用“共产主义”和“革命”这样的抽象词汇，去掩盖罢工中的具体问题，但它失败了。城里大多数人都觉得，现在必须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选边站了。而全城工人已经群情激奋，恨不得马上就跟老板们拼个你死我活。就连中间阶级当中都有相当多的人支持工会，尽力帮助工会同公民联盟作斗争。老板们的暴行不但没有打垮罢工，反而给罢工注入了新的力量。

　　其它工会都给574分会捐钱，有的工会还把会员一天的工资都捐了出来，帮助罢工。城里的几个农工党俱乐部还主动找到罢工委员会，愿意给罢工出力。妇女后援会在574分会会员的家属当中发展了五十多个新会员，还有不少妇女以同情者的身份帮助后援会的工作。工会的理发师在罢工总部里开了个免费理发店。总部周围总是挤满了人，想从扩音器里听到最新的公报和通知。《组织者》登出了这样一条报道：“斯隆（Sloan）兄弟请求罢工总部宣布：总部的扩音器已经拥有了呼号；它现在是五七四广播电台。”

　　到了星期六早上，聚集在总部的纠察队员和巡逻车至少是星期五早上的四倍之多。在前一天受了伤的纠察队员缠着绷带，坚持回来报到。其中一个是参加过大战的老兵，他对《组织者》记者说：“我以前去法国打仗是被逼的，可我要把现在这场仗给打下去，这才刚刚开始呢。”黄色出租车公司在6月4日跟工会签订协议后，出租车司机就一直按照合同上班；按照工会的决定，他们在7月20日之前也要一直上班。但在惨案发生后，他们自发地把车子开回车库，来到工会报道，请求参加纠察队，罢工坚持多久，他们就会坚持多久。

　　574分会请求全体运输业工会在7月23日（星期一）罢工一天，抗议警察的暴行。我们解释说，这并不是要发动全市总罢工，因为形势“还不成熟”。我们这样解释，是顾虑到一些跟奥尔森州长和劳联官僚有关的策略性问题。奥尔森已经出动了国民警卫队，他正在找机会干涉罢工。要是用总罢工来抗议，就会让劳联官僚抓到把柄，他们会趁机请奥尔森干涉，那样一来，奥尔森就会像五月罢工时那样出卖我们。所以，我们只请求运输业工会跟我们一起罢工，而这次罢工也按时举行了，我们获得了基层会员的强烈支持。但在抗议罢工那天，司机甚至拒绝运输国民警卫队。就在同一天，洗衣工也举行了罢工，宣布支持574分会，并向洗衣店老板们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失业工人，主要是那些参加了由紧急救援署赞助的“以工代赈”项目的工人^[2]，也掀起了支持574分会的新高潮。在7月20日以前，已经有几百个失业工人通过明尼阿波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登记注册，愿意参加574分会的纠察任务。在星期五的惨案中，有十几个失业工人负伤，这也表明他们积极参加了纠察工作。他们一般是在不参加紧急救援署提供的赈济工作时，才来参加纠察队，所以分给他们的工作时间比较少。在星期五惨案后，这种情况改变了。7月24日，在联邦公共工程中工作的工人派出代表，举行大会，号召紧急救援署的全体工人举行罢工。罢工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支援574分会，另一个是向联邦政府提出自己的要求——主要按照工会的协议加薪和每周工作三十小时。五千多名紧急救援署工人响应了号召，成立了自己的罢工委员会，并与574分会的百人罢工委员会密切合作。

　　在此期间，亨利·B·内斯在同伤痛进行了两天的战斗后，还是去世了，留下了寡妇和四个年幼的孩子。在玛维尔·肖尔的帮助下，他的寡妇弗丽达（Freda）办完了他的葬礼，玛维尔·肖尔记下了这段经历：

　　“今天下午，我跟内斯夫人，还有她的妹夫一起，给她和孩子们买了葬礼上穿的衣服。我们给两个男孩买了棕色和白色的亚麻布衣服，给大女儿买了漂亮的裙子，又给小婴儿买了可爱的童装。还买了鞋子和内衣。孩子们的衣服根本不够穿。能穿上‘商店里卖的衣服’，他们就很高兴了，真是太可怜了。他们家里家徒四壁，城里有好多靠救济过活的家庭，都是这样子的。屋里满是贫苦的气息。不多的几件家具也都破破烂烂。孩子们又瘦又矮，苍白的小脸上满是期待——就像期待圣诞老人或复活节兔子^[3]光临一样。他们都是贪婪的资本家的受害者，难道这就是下一代人的父母吗？

　　“内斯太太要了一套丝质衣服。她没买丧服，只买了一套实用的裙子——以后在其它场合也可以穿。她向我恳求：‘多布斯太太，我不要黑衣服，我们这辈子过得够苦的了，就是穿套浅色的衣服，我的心也还是沉甸甸的。’内斯太太，我们不买黑衣服。就让那些富人披着厚厚的绸缎吧。他们的记性可没有你们那么好！”

　　亨利在7月24日（星期二）下葬，葬礼特地选在晚上举行，这样就能让上班的工人在下班后过来参加。我们先在殡仪馆举行了告别仪式，那家殡仪馆正好就在五月罢工期间的罢工总部对面。然后，灵车缓缓驶向第八街上的罢工总部，后面跟着两万人。庞大的送葬人群，让交通暂停了几个钟头，但是，在阴沉的送葬队伍面前，连一个警察都没有出现。574分会派出巡逻队指挥交通，送葬队伍的纪律维持得非常好，完全可以成为工人阶级的卓越表率。罢工总部升起了黑旗，总部门前搭了个讲台，让人上去向参加葬礼的群众致悼词。比尔·布朗是亨利·内斯的朋友，他想致悼词，但是他悲不自胜，没法讲下去。

　　阿尔伯特·戈尔德曼发表了悼词，后来刊登在《组织者》上。他说：“逝者是我们的兄弟，他的一生，是全体工人生活的典型。这个社会体制逼得他无路可走。早年他要拼命工作，挣钱糊口，给他的老板赚取利润。后来，他跟其他工人一起，被送去参加世界大战，去杀人和被杀。这是为了什么？为了自由吗？不，是为了利润，是为了帮老板们夺取帝国主义市场。记住我的话！世上只有一种战斗是对工人真正有好处的。那就是工人反抗资本的战斗。……反抗压迫的战斗并不轻松。警察、军队和法庭都站在老板们一边。市长根本不肯保护罢工工人的生命。他只想保护老板们的财产，保护老板们用低工资和穷困来奴役工人的权利。……兄弟们，姐妹们，在离开葬礼时，我们要牢牢记住：我们要把内斯兄弟的斗争进行到底。我们绝不能辜负他！我们要为他报仇！我们必须这样做，才能赢得罢工的胜利，才能摆脱剥削者，建立新社会，让工人都能尽情享用自己的劳动果实。”

　　亨利·内斯牺牲后，7月23日的《组织者》头版。
　　戈尔德曼讲完后，送葬队伍跟着灵车，继续前往十二街和城北第一大道的路口。街道两旁有成千上万的路人，他们大都脱下帽子，向574分会的烈士致敬。有些人没有脱帽，别人就帮他们拿下帽子。游行结束后，大批574分会的会员按照罢工委员会先前的指示，回到总部，继续执行纠察任务。剩下的好几千人坐着几百辆汽车，前往城北墓地。亨利在一战中曾出国作战，所以国外战争退伍军人协会（Veterans of Forein Wars）从斯内林堡（Fort Snelling）调了一队联邦士兵，在墓地按照全套军礼给他下葬。参加送葬游行的，在罢工总部参加葬礼的，在墓地参加下葬的，加起来超过四万人。参加葬礼的有各行各业的工人，有参加了工会的工人，有还没参加工会的工人，还有几千名失业工人。

　　这次送葬游行规模很大，它推动了抗议警察暴行的其它行动。惨案发生后，刚过几个钟头，就有人要求解雇约翰内斯，还要求市议会弹劾贝恩布里奇市长。虽然我们知道这些要求不可能实现，但574分会还是围绕这些要求发动了大规模的宣传运动。我们这样做，是因为宣传运动的压力，可以让老板们有所顾忌，不敢滥用警察暴力镇压罢工。老板们也同样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们也发动了反宣传。资本家的媒体拼命吹捧警察的“勇猛”。统治阶级的各种组织，像什么同济会^[4]、扶轮社^[5]、狮子会^[6]，还有什么“市民组织”，什么“商会”，都表示支持警察的暴行。

　　为了弹劾市长，我们举行了征集市民签名的运动，有十四万人签了名。群众的压力实在太大了，在农工党党团的提议下，市议会只好同意举行公开听证会，对贝恩布里奇进行调查，决定是否弹劾他。举行听证会的时候，市议会里挤满了人——支持工会的人，统治阶级的代理人，都来了不少。鲜明的阶级对立，使人群中间爆发了激烈的争吵。但是，市长和警察局长最后还是保住了官位，这也符合阶级斗争的基本原则之一。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警察的主要职能就是破坏罢工，镇压其它抗议统治阶级的政策的行动。警察也有一些民事职能，比如指挥交通和呼叫救护车，但这些都只是附带的，它的主要职能还是镇压。个别警察的个人倾向并不能改变警察的这个主要职能。全体警察都必须服从统治阶级的命令。所以，警察的镇压，是资本主义压迫人权、迫使人权服从私有制的要求的最赤裸裸的表现。镇压是警察的主要职能，他们接受的训练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但是，他们就跟他们的枪一样，在不执行这种致命的职能时，也有可能生锈，所以他们在执行镇压任务时，有时也会失灵。

　　警察组织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警察在具体情况中的性质，取决于两个基本因素：一是警察在执行任务时的社会气氛，二是警察队伍中间的人员变动。一个没有经验的警察，在执勤的时候可能会比较顾虑他人，特别是在阶级关系比较缓和的时候。但是，就算是在阶级关系缓和的时候，警察仍然必须不断改造自己，使自己更加适应资本家的需要，包括随时向危害私有财产的人开枪。不然的话，一个正直的警察，不是被踢出警队，就是几乎没有晋升的机会。在阶级关系比较平稳的时候，警队不断地把不符合这些总路线的人清除出去，使自己能够符合资产阶级的要求。

　　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就是这样子的，以前，它在破坏罢工方面的经验，也就只是偶尔袭击一些领导不力、力量薄弱的行业工会。但在1934年，阶级斗争的形势发生了剧变，结果，警察发现老板们交待的新任务太困难了，自己完成不了。阶级力量对比发生剧变后，警队要想完成老板给他们定的任务，就必须经历剧烈的震荡。约翰内斯下发镇暴枪时，有几个警察不肯接受，他们马上就被停职了。有几个警察领了枪，但不肯使用，他们也被停职了。在开了枪的警察当中，有两三个人可能是被造成的伤害吓坏了，交回了自己的枪和警徽。被停职的警察当中，还有一个巡警队长约翰·哈特（John Hart）。经过这番震动，明尼阿波利斯警队变成了一群穿着警服的杀手，只要接到命令，他们随时可以枪杀罢工工人。

　　同时，574分会的纠察队员也用大无畏的战斗精神武装起来，准备迎击警察的袭击。在惨案发生后，许多纠察队员负伤逃跑了，但他们马上又拿着各种各样的武器回来了。他们现在有了霰弹枪、猎枪、左轮手枪、猎刀和一战时期的各种纪念品，这些纪念品是曾在法国参战的退伍军人带回来的。在五月罢工中，工人在械斗中战胜了警察，而他们现在又做好了枪战的准备。虽然工人的事业是正义的，虽然他们勇气可嘉，但是，如果真的进行枪战，那绝对是一个严重的战术性错误。

　　跟使用棍棒械斗的时候相比，现在的情况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棍棒虽然也能打死人，但它一般不被当作致命武器。所以，在五月罢工期间，使用棍棒自卫，在战术上是正确的，这有几个理由：这种自卫是由大批纠察队员进行的，而纠察队得到了全城的普遍同情；出于前面讲过的各种原因，奥尔森州长很难出动国民警卫队镇压工会；由于这次斗争局限于本市，加上本地政治的缘故，罗斯福总统也不太愿意出动联邦军干涉罢工，而且他也没有比较好的借口。所以，五月罢工中的战斗，仅限于纠察队员和本地警察之间的械斗。

　　但是，在血腥星期五之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枪和刀都被当作致命武器。所以，如果用这些武器自卫，用它们跟持枪警察对抗的话，资产阶级宣传机器就会歪曲事实，说罢工工人想要“叛乱”。一发生流血冲突，老板们就会大喊“杀人啦！”，把这当成是我们要搞革命而不是建工会的证据。他们就会叫奥尔森和罗斯福出兵镇压工会。奥尔森就会觉得自己获得了充足的政治理由，可以一举解决这个烫手山芋，所以他很可能会答应出兵。要是奥尔森没有及时出兵，罗斯福很可能就会宣称，为了粉碎“叛乱”，他不得不出兵。

　　574分会可能会遭到军队镇压，但它的斗争却又没能冲出明尼阿波利斯。在国内能够呼应我们的斗争的，只有托莱多的汽车工人和旧金山的码头装卸工人，可他们的斗争跟我们一样孤立。总体来看，美国工人阶级组织和参加工会的浪潮才刚刚起步，工人阶级的主力还没有做好战斗准备。在这种情况下，574分会从外地得不到多少真正的支持，一旦军队重拳镇压，它是抵挡不住的；罢工会被打垮，工会会被粉碎。

　　这就是罢工的中央领导层面临的情况，它必须迅速作出决定。不然的话，在领导讨论政策的时候，纠察队员说不定会在冲动之下，跟警察交战，那样就会给工会的事业造成无法补救的伤害。我们只能立刻收缴纠察队员的武器，而且还得由工会领导人亲自来做。每一支巡逻队出去执勤之前，凯利·波斯特尔都要把武器收上来，雷·邓恩和我也要帮他。

　　这项任务很不容易，也让人很难受。我到现在都觉得这是我这辈子干过的最艰难的任务。不难想象，这给我们招来了不少闲言碎语。但是，由于工会纪律严明，由于我们赢得了很高的威望，武器最后还是全都收上来了。574分会的战士都是好样的，他们再次用赤手空拳去迎接警察的镇暴枪。

　　罢工委员会马上开会，讨论了我们的做法，我们也解释了这样做的原因。经过激烈争论后，罢工委员会批准了我们的政策，下达了相应的纠察命令。《组织者》发表了这个命令，里面有一句故意说得很暧昧的话：“全体纠察队员要像以前一样，继续执行和平纠察的战术。但是，在遭到袭击时，他们应当自卫。” 我们并没有让警察明白纠察队员是否带有武器，所以警察也弄不明白纠察队员会怎样“自卫”，再加上他们明白罢工工人的怒火一点就着，所以他们也就不急着去搞清楚这个问题。

　　在这种险恶的局面下，纠察队员该怎么处理情况，很大程度上要看纠察队长的能力和威望。在“血腥星期五”惨案中，哈里·德波尔为了在枪口下营救受伤的纠察队员，自己也负了伤，这就给我们造成了一个问题。在组织纠察队的行动时，都需要有人到现场去指挥，哈里就是最重要的现场指挥员之一，他负伤之后，必须找人顶替他。我们现在面临着非常复杂的战术局面，所以必须调整指挥体制。凯利·波斯特尔辞去了纠察队总调度员的职务，改当现场指挥员。我们改变战术后，为了适应战术的需要，雷·雷因波尔特和杰克·马洛尼也改行当了现场指挥员。罢工委员会让亨利·舒尔茨（Henry Schultz）接替凯利·波斯特尔，担任总调度员；舒尔茨是火车制动手，他是自愿来帮助574分会的；雷·邓恩和我继续给舒尔茨当参谋。

　　星期五惨案之后，约翰内斯继续用各种花招来对付工会，而我们的任务就是不让他得逞。他小心翼翼地试探，想重新动用警察护送工贼卡车。他先是派四十辆警车，每一辆上都坐满了拿着镇暴枪的警察，去护送区区一辆卡车。574分会派出了机动巡逻队去包夹，而且人数远远多于警察，但纠察队员并没有拦阻卡车，只是让警察明白：要想让卡车动起来，得派更多的警察护送。接下来，约翰内斯增加了工贼卡车的数量，但减少了护送每一辆工贼卡车的警察数量。他的主意，显然是要逐渐增加每次护送的工贼卡车的数量，最终打垮罢工工人的士气，逐步削弱工会的力量。

　　约翰内斯派出去护送工贼卡车的警察逐渐减少，我们则逐渐增加了包夹工贼车队的机动巡逻队的数量。警察每次护送工贼卡车，警察和纠察队员之间的力量对比都会变化，对警察越来越不利，所以，工会拦阻工贼卡车的危险也就越来越大，而警察还弄不清楚纠察队员到底有没有携带武器。约翰内斯觉得他必须增加护送工贼卡车的兵力，这样一来，他就必须减少工贼卡车的数量。在这种拉锯战中，老板们发现，他们无法让卡车运货量恢复到有实际意义的水平。所以警察还是完不成自己的任务。就连冷血屠杀都不能阻止574分会。

（翻译：龚义哲）

^[1] 弗兰西斯·约瑟夫·哈斯（Francis Joseph Haas，1889年3月18日——1953年8月29日），生于威斯康星州拉辛市（Racine），从神学院毕业后，1913年在天主教密尔沃基总教区担任教职。1943—1953年任密歇根州大急流城教区主教。——译注

^[2] 在大萧条期间，有几百万工人失业，加剧了阶级矛盾。为了缓解阶级矛盾，罗斯福上台后，在1933年成立了紧急救援署（Emergency Relief Administration，ERA），兴建大批公共工程，用“以工代赈”的形式吸收失业工人就业，试图在减少失业人口的同时刺激经济增长。——译注

^[3] 复活节兔子（Easter Bunny）是西方传说中在复活节给孩子送去礼物的兔子。——译注

^[4] 国际同济会（Kiwanis International）于1915年1月21日在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市成立，它是一个以关怀儿童福利为主要宗旨的公益组织。——译注

^[5] 扶轮社（Rotary Club）于1905年2月23日在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成立，它是一个国际性的公益组织。——译注

^[6] 国际狮子会（Lions Clubs International）于1917年6月7日在美国伊利诺伊州橡木溪成立，它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服务性社团。——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