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2011)

第一章


当前西方反马克思主义观点之一


  马克思主义结束了。在那个工厂林立、到处充满饥饿暴动的世界里,那个以数量众多的工人阶级为标志的世界里,那个到处都是痛苦和不幸的世界里,马克思主义还多少有些用处。但马克思主义在今天这个阶级分化日益淡化、社会流动性日益增强的后工业化西方社会里,绝对没有一点用武之地。如今,仍然坚持支持马克思主义的都是一些老顽固。他们不肯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的世界已经取得了极大的进步,而过去的那个世界再也不会回来了。

  “马克思的时代过去了”这样的话使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如释重负。这意味着他们终于可以离开罢工游行与纠察的队伍,回到心急如焚的家人们温暖的怀抱中,在家里度过一个平静的夜晚,而不用去准备冗长的会议发言或者激情喧嚣的演讲了。马克思主义者最大的愿望不见得就是永远做马克思主义者。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完全不同于做一个佛教徒或者亿万富翁。马克思主义者更像一名医生。在一般人眼里,医生都是跟自己过不去的人,虽然他们深知病人痊愈后自己就将失去价值,但他们还是尽心竭力地救治每一个病人。同样,政治激进分子的任务就是努力让自己早点退出历史舞台,因为那样就意味着他们为之奋斗的目标已经实现了。这时候他们就可以安心地退休,烧掉他们的格瓦拉海报,拿起已经放了很久没碰的大提琴,聊聊比亚细亚生产方式[1]更有意思的话题。如果二十年之后,这个世界上还有暴动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者女权主义者的话,那将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马克思主义应该仅仅适用于一个临时性的历史阶段,所以那些将全部身心都奉献给马克思主义事业的人恰恰没有抓住马克思主义的实质。马克思的时代终将过去,但之后的生活会更加美好。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要义之所在。
  不过这个看上去十分吸引人的想法有一个问题,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作为有史以来对资本主义制度最彻底、最严厉、最全面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大大改变了我们的世界。由此可以断定,只要资本主义制度还存在一天,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消亡。只有在资本主义结束之后,马克思主义才会退出历史的舞台。而从近些年的情况来看,资本主义看上去迅速衰败的迹象并不明显。
  今天,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者都对此表示认同。不过他们宣称,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早已不是马克思当年描绘的那个样子了,如果不与时俱进,马克思的思想就会失去价值。在认真地审视这样的说法之前,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马克思本人是十分清楚资本主义在不断发展变化这样一个事实的。资本主义不同历史阶段的划分更是来自马克思主义:商业资本主义,农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帝国资本主义等等。既然马克思早已洞察了资本主义不断变化的本质,最近几十年中资本主义的形态变化又怎能影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可信度呢?另外,马克思本人曾经预言工人阶级数量的锐减和白领工人的增加(稍后我们将谈到这一点)。他还预见到了所谓的全球化—一个真正思想陈旧的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而且,马克思的这种“陈旧”恰恰是他的观点仍然适用于当今世界的关键之处。资本主义的捍卫者们在批评马克思主义陈旧过时的时候却忽视了一点,那就是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的不平等程度甚至可以与古老的维多利亚时代相提并论。
  一九七六年,马克思主义在西方有很多拥护者;而到了一九八六年,马克思主义就已经失势。在这十年的时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难道真的只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昔日的支持者们为了养家糊口疲于奔命,而放弃了当初的理想?还是因为某项震撼世界的新发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谬误?抑或是我们偶然中发现了一份失落已久的马克思手稿,马克思亲口承认这一切都只是一个玩笑?马克思主义的衰落并不是因为我们失望地发现马克思其实是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事实上,我们一直都清楚这一点。如果没有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那从事纺织品制造业的父亲开设的磨坊,马克思恐怕根本活不到能对织布厂老板进行口诛笔伐的那天。
  在这十年里确实发生了一些事情。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开始,西方的制度经历了至关重要的变革[2]。传统的工业制造业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取而代之的是消费主义的“后工业时代”—文化、通讯、信息技术和服务业。小规模的、分散的、多功能的和摒弃了等级结构的企业成为了这一时期的主流。各国政府纷纷放宽了对市场的限制,工人阶级运动无论从法律上还是政治上均受到猛烈攻击。传统的阶级忠诚日益淡化,区域、性别和民族的身份问题日趋突出。对政治的管理和操纵也都渐渐得到加强。
  新的信息科技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全球化过程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而全球化进程本身就是一部分具有强大实力的跨国企业为追求利益而在世界各地进行生产和投资活动的过程。大量加工业被外包给“欠发达国家”劳动力价格低廉的地区,让一些鼠目寸光的西方人误以为重工业已经从这个星球上彻底消失了。随着国际人口流动性不断增加,大量贫困国家的劳动力涌向发达经济体,造成了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抬头。一方面是“边缘”国家不得不接受血汗工厂、公共设施私有化、社会福利锐减和不公平的贸易条款,在残酷的环境中为生存而苦苦挣扎,而另一方面则是发达国家衣冠楚楚的经理们摘掉了领带,解开了衬衣领口,开始为员工的精神生活而操劳。
  发生这样的变化,并不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高枕无忧。相反,正如大多数攻击性行为一样,资本主义制度这种强硬的姿态源于一种深层次的焦虑。深度的担忧往往会使一种体制变得疯狂。造成这种重组的首要原因就是战后经济繁荣的消退。愈演愈烈的国际竞争不断压低利润率,并消耗着大量的资金,使全球经济增长的速度大大放缓。连社会民主主义如今也已经成了过于激进而昂贵的政治选项。在这样的背景下,里根和撒切尔得以横空出世,他们破坏传统的制造业,遏制劳工运动,放任市场巧取豪夺,并着手增强国家机器压迫人民的能力。他们提倡的社会哲学正是厚颜无耻的贪婪。资金源源不断地从制造业涌向服务业、金融业和通讯产业,这只是对长时间经济危机的应激反应,而不是除旧布新的完美跨越。
  即便如此,那些从前的政治激进分子之所以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改变心意,仅仅是因为这个世界上的棉纺厂越来越少了吗?恐怕也不尽然。他们并不是出于这个原因就剪掉了连鬓胡子,摘掉了头巾,抛弃了原来的主张,而是因为他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到,他们对抗的是一个难以摧毁的体制。最终证明最具有决定性的,并非是新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各种美好幻景,而是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理想的破灭。当然,有一大批曾经的社会主义者转而宣称根本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体制,也完全没有这个必要,以求为自己背弃马克思主义寻找借口。但他们最终下定决心,还是因为看不到除了资本主义之外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工人阶级运动惨遭挫折,付出了血的代价,左翼政治团体又退缩不前,马克思主义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失去了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对于某些左翼人士来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晚期苏联的解体推动了这种“觉醒”,当代最成功的激进思潮—革命民族主义—此时也已成强弩之末。后现代主义对所谓的“宏大叙事”不屑一顾,并满怀自豪感地宣称“历史的终结”[3]。这一思潮主要植根于以下这样一个信念:未来不过是现在的重复。或者如一位著作等身的后现代主义者所说,未来不过是“现在加上更多选择。”
  由此可以看出,普遍的政治无力感是让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失去大众信任的主要原因。的确,当变革已经成为空谈,很难说服人们维持对变革的信念,但这个时候人们最需要的恰恰就是追求变革的坚定信心。因为,只有做到“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才能真正明白这所谓的“不可为”之事是否真的不可为。如果那些意志力不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当初能把他们的信仰坚持到二十年后的今天,他们就能有幸见证那个在他们眼中坚不可摧的资本主义制度如何在二〇〇八年陷入全面危机,甚至连商业街上的自动提款机都险些面临关闭的命运。他们会见证巴拿马运河以南的整个区域如何果断地转向政治上的左翼。不管怎样,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坦然了。此前也有过比这更剧烈的“阵痛”。只要掌权者掌握着更强大的暴力机器,政治的天平就永远是朝他们倾斜的。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那些草率的预言和泡沫般随时可能破灭的希望将此次的经济危机酿成一杯苦酒,让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难以下咽。
  如此看来,让马克思主义失去信心的并非资本主义制度的改头换面。事实恰恰相反。让马克思主义失去信心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资本主义制度仍按照以前的方式运行,并没有进行任何改进。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其原因在于它所对抗的资本主义社会秩序不仅没有丝毫软化,反而变本加厉地愈发无情和极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也因此而愈加中肯。从全球范围看,资本的集中度和侵略性都有增无减,而工人阶级的数量也在实际上大大增加了。照这样的态势发展下去,我们甚至可以想象在未来的世界里,超级富豪们居住在守卫森严的私人社区里,而数以十亿计的穷人则蜷缩在散发着恶臭的茅屋里勉强度日,终日生活在灯塔和铁丝网围成的包围圈中。在这样的情况下,断言马克思主义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就像说纵火的手段比以往更狡猾、更多样,因而救火已然无用一样不可理解。
  就像马克思曾经预言过的那样,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财富分配不均已经大大加深。今天,一位墨西哥亿万富翁的收入相当于一千七百万最穷困的墨西哥人收入的总和。资本主义制度创造的财富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多,但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惊人的,不仅仅体现在那些极端贫困的人们身上。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二〇〇一年全球有二十七亿四千万人依靠平均每天不到两美元的收人勉强维持生活。在未来的世界,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之间会因为争夺稀少的资源而频繁交战,而这种资源匮乏的状况很大程度上就是资本主义的“杰作”。有史以来第一次,占人类社会主导地位的生活方式不仅会滋生种族主义,散播愚民文化,迫使人们相互争战,驱赶人们进入劳动营,还具有了将人类从这个星球上彻底抹去的能力。资本主义制度的逻辑就是:只要有利可图,即便反社会也在所不惜,而这就意味着将有许许多多人死于非命。曾经耸人听闻的世界末日的传言,如今看来不过是对现实的清醒认识。传统左翼党派的口号“进入社会主义,还是退回野蛮社会”,如今看起来不再是花里胡哨的表面文章,而是振聋发聩的警世箴言。在这样生死攸关的紧要关头,正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4]曾提到的,“马克思主义必将重现人间。”[5]
  巨大的财富和权力分配差距,帝国主义战争,得寸进尺的剥削,压迫性越来越强的国家……所有这些可以用来概括当今世界现状的重大问题,其实都是马克思主义两百年来一直不断思考并着力解决的,有人甚至会指望马克思主义可以为生活在今天的人们带来一些启示。当年在马克思移居的国家英格兰,大量农民因失去土地而流入城市,成为城镇工人阶级。这种曾让马克思深感震惊的暴力掠夺过程如今正在巴西和印度等国重演。正如特里斯特拉姆·亨特[6]所指出的那样,麦克·戴维斯[7]的作品《布满贫民窟的星球》,真实地描述了今日拉各斯或达卡随处可见的“粪便堆积成山”的贫民聚居区,堪称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现代版。对于中国逐渐成为世界工厂这一事实,亨特的评论是:“广东和上海的经济特区总让人不免想起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曼彻斯特和格拉斯哥。”[8]
  或许过时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恰恰是资本主义本身呢?根据马克思的看法,早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格兰,资本主义就表现出后劲不足的征兆。全盛时期曾大大推动了社会发展的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人类进步的绊脚石。在马克思眼中,资本主义社会无论怎样以自己的现代性为傲,它都充满了奇异的幻景和拜物教的狂热,以及一戳就破的肥皂泡般的神话和盲目的崇拜。资本主义的启蒙,也就是它对超凡理性自鸣得意的信任,本身就是一种迷信。如果说资本主义可以取得惊人的成就,那么从另外一个意义上说,它必须花更大的力气才能保持现有的水平。马克思曾评价说,资本主义最终的制约就是资本本身,因为资本持续不断的复制正是资本主义无法超越的边界。所以,这个历史上最具活力的体制中其实包含着一些静态的和不断反复的奇怪因素。资本主义内在逻辑的稳定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体制的多数批判时至今日仍有其道理。只有当资本主义体制可以冲破自身的边界,开创一个崭新局面的时候,才能改变这样的状况。但资本主义恰恰没有能力创造一个与现实完全不同的未来。当然,所谓“更多的选择”也就更无从谈起……
  资本主义为人类创造了大量物质财富。但它在全面满足人类需求方面做得并不比之前的制度更出色,虽然它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曾经展示出这样的潜力。我们还准备给资本主义多少时间?为什么我们还相信这种生产方式创造出的财富假以时间便会被所有人共享的神话?这个世界会以同样谦和的容忍态度对待极左翼提出的类似观点吗?一些右翼人士承认资本主义体制中总是难以避免地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现象,但他们同时又宣称资本主义毕竟是一种牢固的制度,有着其他制度无可比拟的优势。这样的说法当然漏洞百出,但那种直面事实的态度至少比那些宣扬事情总会好起来的人要来得诚实。如果世间的贫富之分像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差别一样,那纯属巧合,就像奢望那些身无分文的穷人也许早晚能从腰缠万贯的富翁那里沾点光。不过当今世界的贫富之别更像侦探与罪犯的共生,只不过人们常常会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先有罪犯,才有侦探……




[1] “亚细亚生产方式”由马克思在一八五九年最早提出。马克思在著作中将之前的人类社会依次分为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四种形态。现在一般将效率偏低的劳动密集型传统农业作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代表。

[2] 虽然这些变革的重要性受到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的质疑。参见阿列克斯·卡利尼科斯著《反后现代主义》,剑桥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五章)。

[3] “历史终结论”最初由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一九八八年一次讲座上首先提出:一九八九年,美国新保守主义期刊《国家利益》发表了福山在此基础上撰写的论文《历史的终结》。“历史终结论”认为,苏联解体和冷战的结束不仅标志着共产主义的终结,更证明了人类历史的发展只有西方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这一条道路;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而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社会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

[4]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 1934-),生于美国克里夫兰,当代西方著名思想家之一,在后现代主义文化批判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代表作有《理论的意识形态》。

[5]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理论意识形态》(伦敦,2008年,第514页。)

[6] 特里斯特拉姆·亨特(Tristram Hunt),历史学家,工党下院议员,伦敦大学历史系讲师。

[7] 麦克·戴维斯(Mike Davis),美国城市理论家。《布满贫民窟的星球》预言二十一世纪的地球将成为一个贫民窟密布的星球,并指出城市贫困的不断加剧带来的严重经济、政治、社会和环境问题。

[8] 特里斯特拉姆·亨特,《唇枪舌剑》(《卫报》2009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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