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美〕迈克尔·哈灵顿《另一个美国》(1962)

第七章 被扭曲的心灵




  我们可能发现,与富人相比,穷人更不愿意把神经机能病治好。因为等他们康复后,等待他们的将是艰苦的生活,这对他们没有任何吸引力,而疾病可以让他们有更多的理由要求别人给自己帮助。

  ——西格蒙特·弗洛伊德



  在美国,没几个人会赞同卢梭的说法,即原始粗野的“高贵的野蛮人”,会比文明人更自然,更优越。在以技术进步作为最核心价值观的社会里,卢梭的那种想法几乎不可能继续存在下去。虽然偶尔有人会做做白日梦,想“远离喧器”,回到田园诗般的乡村,但这些幻想通常只是过眼烟云而已。
  不过,卢梭的神话残存的痕迹中,有一点确实很重要。这就是人们的一种信念:就情绪困扰和精神疾病而言,穷人是高贵的野蛮人,而富人则是心情紧张和心理冲突的受害者。
  有文献说,管理人员遭受着折磨,住在郊区的人容易得神经病,财富和休闲容易带来危险。这并不是说,有哪个人会因为穷人被剥夺了物质财富而认为穷人的心理更健康。相反,穷人只是跟往常一样被人遗忘了。不论是小说还是通俗的社会学读物,都是中产阶级写的,说的也是中产阶级的事,很有点自怜的味道。由此给人们一种印象,在社会的顶层,有很多人适应不良,这是有钱人为其权力所付出的代价。这种理论隐含的论点是,收入水平越低,生活即使不那么心烦意乱,也会越加单调无聊(不过,应当指出,帕迪·查耶夫斯基很好地记述了白领阶层内心深处的绝望)。
  事实几乎正好相反。穷人要比其他群体都更容易患精神疾病,而其遭受的困扰往往要比其他任何阶层严重。这一结论来自于过去几十年所做的一系列研究。虽然对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依然存在不小的争论,分歧较大,但事实本身是毋庸置疑的。
  实际上,在这里,把贫困视为一种文化、一种生活方式,再恰当不过了。贫困人格在某种意义上是存在的,贫民窟的折磨制造了一种人。另一个美国的穷人对世事的感触与其他美国人不同。他们往往消极被动,很无助,容易动粗;他们与世隔绝、孤独寂寞,往往对人不友善,很苛刻。穷人不单只是被剥夺了这个世界上的物质条件。他们带着一颗被扭曲的心灵,进入了另一个美国,一个致命的、没有希望的世界。


  有关贫困对穷人心灵的影响的研究,最经典的(尚有争议),也许要数奥古斯督.B.霍林斯海德和F.C.雷得里希合著的《社会阶层与精神疾病》一书。该书1958年出版,它概述了一项在康涅狄格州的新港地区开展的研究项目。这是本学术著作,书中的统计数据描述了穷人生活的地狱。
  霍林斯海德和雷得里希俩人将新港地区的居民分为五个阶层。位于最顶端的(第一阶层)是富人,他们通常是有钱的传统权贵。位于他们之下的是职业经理人和专业技术人员,他们属于新贵阶层。接着是中产阶级,其下是待遇还过得去的工人阶层。第五阶层,即底层,由穷人构成。穷人分为两类,半数是半熟练工,半数是非熟练工。底层男子的受教育年限不到6年,妇女则不到8年。
  结果表明,这种五个阶层的划分法比人们通常采用的三个阶层划分法(上、中、下)更能说明问题。因为它表明,第四层和位于底层的第五层之间,出现明显的断裂。从心理学的角度说,有一技之长的工会员工生活更像中产阶级,而不是像穷人。霍林斯海德和雷得里希发现,第四阶层和第五阶层之间存在断层。该断层代表了有工作的美国人和另一个美国的穷人之间的巨大鸿沟。有工作的美国人虽然有时也会遇到困境,但他们却有某种安全感,活得也还算体面。
  霍林斯海德和雷得里希发现的最令人震惊的关键数据,也许是新港地区每10万人就诊的心理疾病率,结果如下:

表7.1不同阶层心理疾病发病率
阶层每10万人发病人数
第1、第2阶层556
第3阶层538
第4阶层642
第5阶层1659

  从社会顶层参加了工会的工人(第4阶层)之间,虽然有些差异,但这种差异相对而言并不大。不过,从第4阶层到第5阶层,患病率却一下子就上去了,穷人的心理疾病发病率几乎是其他阶层的3倍。
  然而,穷人不仅心理疾病发病率高,而且患的病也更重。第1阶层和第2阶层的患者中,65%都是神经机能问题,精神错乱的只占35%。而在底层,第5阶层所患的疾病中,90%都是精神错乱,神经机能病只占10%。简言之,不论是心理疾病的发病率,还是心理疾病的严重程度,都以穷人为高。
  批评者从专业的角度指出,霍林斯海德和雷得里希用的数据说的是就诊的精神疾病(实际去看医生或到诊所就诊的),而非不同人群精神病的“实际发病率”。不论这种批评与研究的其他部分有何关联,它都说明,这些数据都低估了问题的严重性。阶层越高,越有可能把精神病当回事,去找人治。而在社会底层,往往是根据法院的判决才去做心理治疗。因此,与霍林斯海德和雷得里希所说的数据相比,穷人的精神病发病率只会高,不会低。
  不过,就情绪困扰的严重程度而言,这种批评可能还是有些道理的。接受心理治疗的穷人中,神经机能病仅占10%。然而在社会上,患神经机能病的穷人是最不可能去看病的。他还能做事,虽然神智不太健全了。如果能改变此种状况的话,完全有可能在另一个美国看到更多的心理疾病,也看到更多的神经机能病。
  然而,没必要为了证实霍林斯海德和雷得里希的主要结论而篡改数据,玩文字游戏。20世纪50年代期间,康奈尔大学心理系在纽约的“中镇”居民区做了一项大规模的研究。调查了17万来自不同阶层的居民,其中99%都是白人(把黑人排除在外,有可能会低估贫困问题的严重性,特别是受歧视群体的精神疾病)。研究目标是发现“真实的发病率”。研究方法除问卷调查外,还有深度访谈。
  康奈尔大学的研究人员设计了一套测量“精神健康风险”的工具。他们将居民分为三个阶层,研究结果因此之故没有新港地区那么夸张。不过,研究的基本结论是一样的:社会底层的精神疾病风险比社会上层高40%。这再次表明了穷人所遭受的心灵折磨和情绪困扰。
  另一个美国的穷人遭受着心理疾病的折磨,这已经没什么疑问了。不过,是什么因素导致这种状况的出现,却众说纷纭。虽然我目前还不能简明扼要地概括这些争论的要点,但如果要理解贫困文化的话,有些分析还是很有启发的,不妨看看。
  其中一种观点非常有趣,是康奈尔大学基于纽约“中镇”的研究提出来的。研究人员设计了一套与个体的精神健康风险相关的“压力因子”。儿童时期的压力因子,包括父母的精神健康状况欠佳,父母身体不好,经济剥夺,家庭破裂,孩子对父母的负面态度,家庭不和,以及孩子青春期时与父母的严重分歧。成年时期的压力因子,有身体不好,工作压力,经济压力,亲朋好友少,婚姻压力,以及养育孩子的压力。
  接着,康奈尔大学的研究团队进行了统计检验,看这些因素与精神健康之间是否有关联。他们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显著关联。出现上述13个压力因子的人患精神疾病的风险,比一个压力因子也没有出现的人高3倍。事实上,研究者得出结论,压力因子的数量比压力本身的大小更重要。出现3个压力因子的人患精神疾病的风险,要比只有2个压力因子的人高。
  康奈尔大学研究团队得出的结论如果被进一步的研究证实的话,那么,它就修正了过去某些广泛流传的有关精神疾病的看法。弗洛伊德的理论强调,童年经历以及创伤(比如父母的死亡)对心理疾病有重要影响。而这种理论更凸显了累积的压力对精神疾病的影响:在一段时期内,接踵而至的压力会加大出现心理困扰的可能性。这将是对弗洛伊德理论的重要补充。
  如果该理论成立的话,那么,另一个美国的穷人之所以会出现心灵上的苦痛,其原因就相当明显了。康奈尔大学研究团队所列举的那些压力因子,正是穷人生活中的家常便饭:身体不好,家庭破裂,工作压力,经济压力,等等。贫民窟的劳碌生活压迫着穷人的神经。由于贫困的悲惨经历,穷人的人格和心灵都受到了损害。穷人,似乎跟着他们住的破旧房子一块塌了。
  这种情景太严酷了。有些学者提出了“飘流”理论,试图让严酷的情景有所缓和。他们认为,之所以有较多的穷人出现心理困扰,其原因并不在于城乡贫民窟的状况,而是因为穷人是一个由众多被其他社会阶层抛弃的人所组成的一个群体。如果这一观点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贫困人群中,有不少人来自于原先社会阶层较高的群体。
  霍林斯海德和雷得里希对该理论进行了检验,他们并未证实该理论。精神不健全的穷人,绝大部分生来就是穷人。他们是因贫致病,而不是因病致贫。同样,在“中镇”的研究中,没有证据表明,遭受情绪困扰的穷人是被其他阶层抛弃的人。当然,例外是有的:如前所述,酒鬼常常原本社会阶层较高,后来才沦为活得最惨的穷人。仍然,现有的研究表明,贫困的经历和情绪困扰之间有直接联系。
  在“中镇”的研究中,有一个结论颇具有讽刺意味。研究发现,对于少部分贫困者来说,身患某种神经机能病不无好处。强迫性神经官能症患者常常获得成功:患病是他从另一个美国上升到主流社会的一种途径。不过,这可能会为以后的危机埋下了伏笔。在商业社会的中下层,勤奋、不失小节,等等,能够保证个人成功立业。但如果这个人越出了边界,被放在了一个需要他做決策的位子上,很可能就会崩溃了。


  有人遇到了麻烦,有人很痛苦,邻居吵架,别人出殡,这些都给他们的生活增添了不少颜色,给他们带来意外的惊喜。

  ——西恩·奥卡赛



  穷人的感觉,穷人的情绪,穷人的态度是不同的。但不同于什么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弄清楚,穷人怎么应对乱七八糟的贫困世界。
  下定义的人、社会科学家、道德学家,都来自中产阶级。他们的价值观并不把“邻居吵架”看做“火红的花朵”。然而这在美国却是事实(奥卡赛谈的是爱尔兰;他的描述完全适用于美国的任何一个贫民窟)。在探讨穷人所遭受的情绪困扰前,最好先理解这一点。
  以流氓团伙为例。他们是暴力组织,根据中产阶级的标准,他们是反社会的、扰乱社会治安的非法组织。但在贫民窟中,暴力和乱子却往往是常态,是司空见惯的生活事实。在另一个美国的穷人看来,加入一个“动拳脚”的团伙,很可能并不是什么离经叛道的事。相反,为了能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上生存,可能还必须这样做(在圣路易斯的一所学校,有两名小女孩打架,有位老师制止了她们。她跟她俩说“好女孩不打架”。其中一位女生答道:“啊,你昨晚肯定在酒店见过我妈!”)。
  事实上,在我所看过的研究中,有项研究特别让我沮丧,该研究谈的就是这一点。20世纪40年代初,H.沃伦·邓哈姆曾仔细研究了芝加哥40位患了紧张症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他发现,这40人中,参加过流氓团伙或被中产阶级视为反常的活动的,一个也没有。事实上,他们试图遵守社会的规范,而不是遵从贫民窟的价值观。“患了紧张症的年轻男子,是一名男孩,社会机构想向社区青年灌输的那些优良品质,他样样不缺。”
  中产阶级并不理解他的判断有多狭隘。更糟糕的是,他还将之奉为信条,仿佛这就是人人认可的普遍真理。在新港地区,霍林斯海德和雷得里希发现,有两名女孩碰到的问题几乎一模一样。两人都乱搞男女关系,最后被警察逮住了。来自第一阶层的女孩被捕后,立马就被保释了,新闻报道也被压下去了。保释出来后,有私人心理医师给她做心理治疗。来自第五阶层的女孩被判刑了,去了管教所。两年后她被假释了,很快又被捕了,随后被送往康涅狄克州教养院。
  不久前,我听过詹姆士·鲍德温的一次演说,他从这个角度谈黑人问题,很是精彩。他说,白人无法想象黑人的生活是什么个样子:危险,目光短浅,成天提心吊胆。他接着说,黑人的问题其实是白人的问题。对黑皮肤、鬈发的人置之不理,看见他们就害怕的,不是黑人,而是白人。要消除美国的种族敌对,要求白人进行深刻的反省,看看自己到底有几斤几两。这种反省甚至要比黑人自身的反省还要深刻才行。
  在另一个美国,所有的青少年犯,所有有精神病的人,都是这样。说句不好听的话,他们的病往往是他们跟病态的环境相联系的一种方式。除非人们能理解到这一点,心理不正常的穷人可能会继续伤害自己,直到有朝一日被警察抓起来。当他最终得到治疗时,用的也是公家的钱,其质量也不如富人得到的心理治疗好(根据霍林斯海德和雷得里希的说法,在新港地区,穷人获得机体疗法——比如电击——而非漫长的个别的专业治疗的可能性,是富人的5倍)。
  就此而言,有些研究者认为,无知是导致穷人精神病高发的一个主要原因。那些令中产阶级邻居震惊的、应该接受治疗的行为,在贫民窟里,人们往往会觉得很正常。即使有人经常喝得酩酊大醉,痛打他老婆,人们提到这个人时,也就会说,“嗯,他有点怪。“在地位较高的社会阶层中,如果有人出现这样的问题,他自己(或他家人)会觉得不对劲。他懂得怎么去求助,也有钱去求助。
  有位研究者特强调弗洛伊德模式(母亲,父亲,兄弟姐妹),认为该模式“普适通用”。他把无知视为最关键的因素。他就是劳伦斯·库比。对库比博士而言,影响精神健康和疾病的根本因素是一样的,并不存在阶层之分。不过,文化、收入和教育将决定个体是否会解决他面临的问题;是否把自己当成病人;是否会寻求帮助,等等。该理论没有推翻传统心理分析的基本假设,不过,就像其他研究贫困问题的理论一样,它也承认,穷人有些地方是不一样的。
  富人,甚至还有待遇不错的工人,会把精神崩溃、神经机能病、精神错乱当病看,他们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治疗。但穷人却不仅遭受着心理疾病的折磨;受折磨时还浑然不觉。他们并不觉得自己精神有问题,他们会认为,那就是自己的命。


  如果看看1960~1961年的寒冬,对此就会有很直观的感受。那时,失业率居高不下,生产疲软,经济滑坡。那段时间,报纸经常报道国内生产总值的数字。这些数字背后,是社会悲剧和情绪困扰之间的关联。
  在此期间,安居与邻里中心全美联合会通过各地的分支机构搜集了不少数据。其中有些谈到了另一个美国的穷人的境况;另一些数据则描述了经济衰退对参加了工会的工人的影响,这些工人原本拿着不错的工资,现在却被打入了经济底层。透过这些数据,人们能感觉到贫困对人格、对婚姻的影响,感受到穷人的绝望:

  罗切斯特(纽约州):我们尤其关注经济衰退对家庭生活的影响。失业常常导致夫妻不和,导致男人遗弃妻儿老小,导致更多的人吃救济,导致犯罪特别是偷盗抢劫增多,导致青少年和成年人酗酒成风。
  ……“A”家庭:夫妻俩带着6个孩子。父亲不在家,失业前每周给家里35美元。母亲领取未成年子女救助,她申请了补充救助,但工作人员却告诉她,她上高三的大儿子因超过了年龄限制不能获得救。虽然给了她救助,但母亲却把压力传给了儿子,大儿子觉得自己该退学,找份工作养家(这并不现实)。安居中心应提供支持,让孩子安心上学,帮助母亲别把自己的忧患传染给儿子。孩子学习成绩很好,体育很棒,上大学的希望很大。家里出现经济危机前,他自己也一直想上大学。而現在,他有点想打退堂鼓了。
  芝加哥(伊利诺伊州):自1960年9月以来,失业人数上升了30%。……
  这导致社区出现了一些新的犯罪因素。有的试图申请政府的救济,导致救济人数增多。由于养不起家,他们觉得很没面子。
  就在7小时前,一位33岁的男子在自己家里上吊自杀了。这位男子我们认识,他之所以心灰意冷,显然是因为找不到工作,失业补偿金也花光了。他老婆带着4个孩子离开了他,回到了密西西比,7年前他们就是从那儿迁来的。他家拖欠了好几个月的房租,在芝加哥的寒冬腊月里,家人缺衣少食。
  施尼克塔迪(纽约州):儿童和青年人拒不给小费,没有零花钱买点心和流行歌曲唱片,很少看电影。他们担心社交舞会的费用,在乎自己的穿着打扮,谈着参军的事。
  年轻人找工作时不那么起劲了,他们很少谈自己的未来,成天说要离开这个城镇。他们对团体活动越来越冷淡,越来越把自己封闭起来——他们聚成狭隘的小圈子,一块喝啤酒、打牌、看电视。
  克利夫兰(俄亥俄州):扣发债务人的工资,透支信用卡,导致吃救济的人增多,犯罪率上升。
  洛雷恩(俄亥俄州):请求私营机构和公共机构救助的人数暴增。家庭的种种遭际,不少孩子生病,很多大人精神出问题。家长们怕找医生,因为没钱看病。有一位孩子差点死于肺炎,家长被控告监护不力。做父亲的,觉得自己必须抛弃家室,以便让自己的妻儿老小能更早得到救助。
  芝加哥(伊利诺伊州):这里的形势严峻,可能跟芝加哥别的地方一样严峻。问题因这里的人而变得错综复杂了。他们大部分都没什么技能,缺乏教育,语言不通,也没什么工作经验。这意味着他们只能干一种工作。一旦这份工作没有了,他们很难找到别的工作,也很难获得提拔。
  这里尽是忧心忡忡的男男女女,谁还管什么眼镜、医疗保健和药品等健康需要。这里有被驱逐出来的房客,有被家人遗弃的妻儿老小,有因为不能付清欠款而被债权人收走家具、汽车的债务人。这里的人,吃不饱也吃不好。
  团体工作人员汇报说,这里的孩子没钱坐公交;上裁缝课的女生没钱买料子;孩子缺衣少穿;没钱理发……
  底特律(密西根州):俱乐部的老会员交不起50美分的年费。孩子们说,他们从不奢望圣诞节会有人给他们买玩具或新衣服。大人成天待在家里。安居中心的工作人员来家访时,他们看起来很无助、很消沉,对参与邻里之间的活动也不感兴趣。他们问道:“有啥用?”。我们看到,借酒消愁的男女越来越多。有些人在喝哈达卡尔这种专利药。
  去年7月组织的家庭夏令营中,领导们发现,没吃早餐的孩子喝牛奶喝得津津有味。这些孩子的母亲找各种借口,试图掩饰不给孩子吃早餐的原因。一位孩子多的母亲说,她回家就给孩子准备面包和细面条。还有一次,搞家庭生活聚餐时,这位母亲带来了一块蛋糕,样子很难看,蛋糕的酥皮也很古怪。她的白人邻居、黑人邻居都擅长做蛋糕,他们拒不吃她做的蛋糕,那蛋糕最后只有工作人员吃。
  芝加哥(伊利诺伊州):失业以及对失业的担心,加剧了家庭内部的不和。孩子们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离经叛道的行为。几乎每个家庭都问题重重。
  西雅图(华盛顿州):人们意气消沉,失去了个人价值。有位住在救济房的男子跟我们说:“我都9个月没工作了。我觉得自己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这些人中,有的显然是另一个美国的穷人。不过,有的却是被打入冷宮的工人。上述这些报告还传递了一个信息:由于工会运动而获益的中产阶级,其生活水平因经济萧条而大受影响。再有,上述这些报告只是记录了经济萧条带来的一部分影响。然而,在贫困文化中,这些状况却是永久性的;不论经济是好是坏,他们都一直存在。婚姻的破裂,酗酒,社区犯罪,在另一个美国都是家常便饭。
  在此背景下,人们完全可以对“萧条”一词作双重理解,它既指经济的萧条,也指人的精气神的消沉。那些被打入冷宮的人,觉得自己的社会存在就像命运的安排,无力回天——这些人大大增加了新港及纽约中镇有精神健康问题的人数。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贫困人格——另一个美国的“典型公民”——正在浮出水面。
  中镇的研究人员在描述“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个体”时这样写道:他们“顽固,多疑,相信宿命论。他们做事没有计划,这一特征与他们的宿命论密切相关。他们容易抑郁,容易觉得自己没用。他们缺乏归属感,对人不友好,也不信任别人。”用数字来说,这意味着社会底层情绪消沉的比率是社会上层的3倍(底层36.2%,上层11.1%)。
  还有一点,美国人有一种自我影像,觉得自己是参与者和实干家。美国有各种各样的社会俱乐部,慈善机构,社区组织,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教会一直发挥着重要的社会作用,往往把个体的社会地位划分出来了。然而整个结构,都只是中产阶级的事。有人曾在印第安那州的富兰克林做了一项研究,该研究报告称,社会底层没有参加任何社会组织的比率,是高收入阶层的8倍。
  奇怪的是,导致穷人与世隔绝的一个重要因素,竟然是因为美国人认为美国不存在阶层之分。由于这个原因,美国很少有根据收入和阶层的高低不同而成立的社会组织或公民组织。社会学家在描述英国等国时所说的“工人阶级文化”,在美国并不存在,或至少没有那么明显。穷人可能会想参加某个组织,但却畏首畏尾。因为与群体里的其他人相比,他或她学历低,收入低,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想法。他们于是游离在组织之外。
  因此,对“二战”时的民权组织的研究表明,这些组织的成员几乎都是清一色的白领。有人可能会想,穷人住得很密集,会有更多朋友。然而事实上,有研究表明,穷人在这方面也遭受着剥夺。有项研究报告称,47%的底层妇女说她们没有朋友或好友。
  这种生活是孤独的,也是不安定的。在新港地区,霍林斯海德和雷得里希发现,在社会底层中,认为自己的工作稳定,只有19%。耶鲁大学的研究团队称,45%的穷人人都是“逆来顺受”,他们的箴言是“我们随遇而安”。
  然而,这种宿命论的影响,并不单单局限于个人的经历,也不单单局限于个人对就业和家庭的期望。它事实上渗透到了个人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它是一种看待现实的方式。盖勒普1959年给《视野》杂志做过一次调查,以预测人们在20世纪60年代会有什么期望。调查发现,社会阶层和政治悲观之间有显著关联。社会底层更有可能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到来,经济衰退就在眼前,来年自己不会去度假。随着收入的上升,人们对世事的看法也变得更阳光了。
  这种悲观主义与穷人的基本立场密不可分:他们不会推迟享受,他们不储蓄。他们往往会及时行乐。自鸣得意的中产阶级理论家可能会悲叹,说穷人没有美国人的传统美德。事实上,对于一个生活困苦、没有未来可言的人而言,这种行为模式是合情合理、自然而然的。说起来有点伤心,它是一种现实,而不是罪恶。
  与及时行乐相关的是,穷人常常“用行动来发泄”自己的情绪。他们我行我素,有时还带点暴力。有些肤浅的观察家对穷人的暴力行为加以卢梭式的美化。他们说,穷人的暴力证明穷人充满生命的活力,证明穷人并没有被礼仪之邦的陈规陋习所束缚。这种说法真是大错特错。首先,穷人的暴力是贫民窟的环境造成的,是人为的。它是人群密集和贫困的产物。它非但不是穷人健康的象征,而是驱使穷人伤害自己的又一种方式。
  如果看看另一个美国的家庭生活,就会看到,社会底层的家庭并不美满,家家压力重重。
  比如在新港地区,霍林斯海德和雷得里希发现,第5阶层(穷人)的17岁以下儿童中,父亲或母亲离世、被父母遗弃、父母分居或离婚的,高达41%。当然,这对孩子的人格有深远的影响(在这点上,弗洛伊德对精神疾病的传统解释可以适用于另一个美国的穷人。家庭结构不稳定,再加上父亲或母亲不在,将对个人的人格带来破坏性的影响)。
  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耶鲁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的穷人的家庭结构类型。约44%的儿童生活在父母和孩子组成的“核心家庭”。但有23%的孩子生活在“几代同堂的家庭”,不同代的人住在一起,其中往往会有一两位离异的家庭成员。在这种条件下,不同代的人很可能发生无休无止的冲突和纷争(如果家里的老人是从国外移民过来的,这种冲突会更厉害)。
  男女性关系是此种家庭模式的另一个方面。研究人员发现,在新港地区的贫民窟里,年轻女子未婚先孕的现象很普遍。我在圣路易斯也看到了类似的情形。在那里,孩子们年少老成,男女性关系对他们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住在拥挤不堪的房子里,亲眼目睹男女性爱(虽然他们看到的往往都是酒鬼酒后兽性大发的场景),他们早就知道男女性关系是怎么回事了。在这个意义上,他们要比中产阶级的儿童老练得多。
  然而,穷人对性却并非真的了如指掌。如前所述,穷人的生活中充斥着很多悖论,穷人对性的了解也一样,他们对性有很多误解。比如,年轻女子接受的月经期常识,很多是错误的。虽然他们对性很老练,对性却又往往很害怕,有罪恶感。
  最后,穷人家庭跟其他穷人家庭住得很近。如果某家碰巧有片刻的和平的话,其他家庭的争吵声、打架声,会不绝于耳。其他家打开收音机、电视,以免听见这种声音,就是很好的证据。大家都一样生活,但并非在一块生活。
  于是,青少年在大街上游荡。对年轻人来说,待在家里纯属遭罪。街道能让人缓口气,放松放松,街道能令人激情澎湃。家庭,本应是穷人的心灵港湾,环境却把它给毁了。
  在这种背景下,有些很虔诚的话语,无意间也具有了某种讽刺意味。比如,在谈到很黄很暴力的吸毒女孩在帮派火并中的作用时,纽约市长瓦格纳说道:“当然,他接着说道,要从根本上预防青少年犯罪,必须从家庭做起。他说,但凡政府能做的事,都不能取代父母对子女的管教。”
  对这种解决方案,人们并不陌生。唯一的问题在于,青少年犯罪始于家庭,而这些女孩很可能正在逃离家庭这个“杀人”的场所。等着父母重新树立起自己的权威,无异于让我们一直等下去,等到地老天荒。政府和社区首先必须让人们有个“家”,一个名副其实的家。当然,那意味着对另一个美国的贫困文化采取大规模的行动。


  维持贫困,很费钱。
  在各个城市的预算中,用于应对本章所描述的内心冲突和混乱的费用都是一大笔支出。有些城市,每年有四分之一的预算资金都用于贫民窟的火灾、治安和卫生问题。一年又一年,让这些人活在底层(而非让他们的生活有实实在在的改变)的成本是相当高的。
  几年前,厄内斯特.M.格伦伯格和赛穆尔.S.巴林测算了贫困带来的另一种高昂成本。他们估计,美国有900万人“深受各种机能失调之苦。”(这里的失调指的是情绪和心理失调)其中150万是住院病人(但如果随时去看的话,只有半数在医院内),这些数据并不包括150万智力迟钝的人。
  根据这些数据,在美国,每16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因为情绪困扰而影响了生活。格伦伯格和巴林认为,由于精神疾病的严重程度,美国每年损失的工资收入达10亿美元。根据他们的测算,美国政府用于治疗精神疾病的支出略高于10亿美元(不包括私营机构的支出)。因此,这些疾病的直接成本在20亿美元以上。
  其中的很大一部分损失,是由另一个美国的穷人承受的。如前所述,他们的苦痛也是他们面对现实的一种形式。
  如同本章开头引用的弗洛伊德的话所暗示的那样,穷人的情绪困扰是穷人在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时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是穷人在一个不管他人死活的社会中获得人们的注意和关照的一种手段。由于这种“防御”,这些人要跨入主流社会,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实际上,情绪困扰是贫困恶性循环的一种主要形式。美国社会的结构对这些人是充满敌意的;他们缺乏恰当的教育,没有合适的工作,甚至连工作也没有。由于这一缘故,为了能在不利的社会条件下生存,穷人往往变得悲观绝望,意气消沉;他们及时行乐,而不是为未来的幸福而储蓄;他们用行动发泄自己的情绪。
  一旦这种心态,这种心照不宣的哲学变成了一种事实,那么,即使社会变迁,即使经济衰退终结,人们却还是没有改进的动力。情绪低沉已经内化了。中产阶级看着这一过程,他们看到的是“不想进步的”“懒”人。人们很是敏感,不会要求瘸子去赛跑。然而,他们却要求穷人站起来,像其他人那样去行动。
  穷人不像其他人。他们是另一种人。他们的想法不同,感受不同;他们看到的美国,不是中产阶级眼中的那个美国。深受这个社会的紧张和冲突之害的,不是绝望的职员,不是倍受折磨的经理人,而是他们这些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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