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清洗石板——恐怖的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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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清洗石板——恐怖的效用

　　阿根廷的灭绝行动并非临时起意，并非偶尔，也非无理性；它是有系统地毁灭阿根廷“一大部分”的全国团体，其目的在改变这些团体，重塑其样貌、社会关系、命运与未来。

　　——费尔斯坦（Daniel Feierstein），阿根廷社会学家，2004年

　　我只有一个目标——继续活到明天……但不只是活着，而是知道我还活着。

　　——维塔尼（Mario Vittani），关在阿根廷酷刑集中营四年的幸存者

　　1976年，勒特里尔重回华盛顿特区，不再是大使的身份，而是进步主义智库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的行动主义者。数千名同僚和朋友仍被关在军政府的集中营面对酷刑，让勒特里尔魂牵梦系，他利用重获的自由致力于揭发皮诺切特的罪行，并对抗中情局的宣传机器，为阿连德的事迹辩护。
　　他的倡议与奔走证明有效，皮诺切特面对了举世谴责他的人权记录。但让同时兼具经济学家身份的勒特里尔灰心的是，尽管全世界对监狱里的处决和电击大为震惊，大多数人对经济休克疗法保持缄默；或者就国际银行给军政府巨额贷款来说，仍显得视若无睹，迷惑于皮诺切特拥抱“自由市场基本原则”。勒特里尔驳斥经常被引述的说法，说军政府有两套截然划分的计划——一套是在经济转型上的大胆实验，另一套则是残暴酷刑与恐怖的邪恶体制。这位前驻美大使坚称只有一套计划，而在这套计划中，恐怖是自由市场转型的核心工具。
　　“侵犯人权、体制化的残暴、严密控制和镇压任何有影响力的异议分子，这些现象向来被认为，与军政府实施的正统放任式‘自由市场’只有间接关联，甚至完全没有关联。”勒特里尔在《国家》（The Nation）杂志上发表一篇强烈控诉的文章。他指出：“这种特别方便的社会制度观念，认为‘经济自由’与政治恐怖可以共存而互不干涉，使得这些财政发言人能够一方面支持他们的‘自由’观念，另一方面又夸夸其谈为人权辩护。”
　　勒特里尔甚至写道，弗里德曼身为“现在管理智利经济的经济学家团队的思想建构者和非正式顾问”，应该为皮诺切特的罪行负部分责任。他驳斥弗里德曼为自己辩解的说辞，自称鼓吹休克治疗只是提供“技术”建议。勒特里尔说，“以弗里德曼的方式建立的自由‘民间经济’和控制通货膨胀”，不可能和平达成。“这种经济计划必须执行，而在智利的情况下，只有靠杀害成千上万人、在全国遍设集中营、三年内监禁超过10万人才能达成……大多数人的退化，以及少数特权阶级的‘经济自由’，在智利是一体的两面。”他写道，“自由市场”与无尽的恐怖间，存在“一种内在的和谐”。

　　勒特里尔引发争议的文章在1976年8月刊出。不到一个月后的9月21日，这位44岁的经济学家在华盛顿特区开车经过大使区中心时，一颗安置在驾驶座下的遥控炸弹爆炸，把汽车炸飞并炸断他两条腿。勒特里尔被炸断的脚留在人行道上，人被紧急送往乔治•华盛顿医院；抵达医院时他已回天乏术。这位前大使与一位25岁的美国同事莫菲特（Ronni Moffit）共乘汽车，她也在攻击中丧生。这是皮诺切特政变以来最令人发指和最具挑衅意味的罪行。
　　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发现，炸弹由皮诺切特的资深秘密警察汤莱（Michael Townley）制作，他后来被联邦法院定罪。杀手持假护照进入美国，且中情局知情。
　　皮诺切特2006年12月去世，高龄91岁，当时他面临各界尝试让他为在位期间的罪行接受审判，这些罪行包括谋杀、绑架、酷刑、贪渎、逃税等。勒特里尔的家人数十年来尝试让皮诺切特为华府的炸弹攻击受审，并要求美国开放该事件的档案。但这位独裁者寿终正寝，逃过所有审判，并发表一封死后公开信，为政变和使用“最大力量”防止“无产阶级独裁统治”辩护。皮诺切特写道：“我多么希望根本不需要1973年9月11日的军事行动！我多么希望马克思-列宁意识形态未侵入我们的祖国！”
　　有些拉丁美洲恐怖年代的罪犯没有这么幸运。2006年9月，阿根廷军事独裁统治终结23年后，一位重要的恐怖执行者终于被判终身监禁。这位被定罪的人叫艾契科拉兹（Miguel Osvaldo Etchecolatz），在军政府年代担任布宜诺斯艾利斯省警察局长。
　　在历史性的审判期间，关键证人罗培兹（Jorge Julio Lopez）却失踪。罗培兹在70年代曾经失踪、遭残暴刑讯，然后获释放——现在同样的事再度发生。在阿根廷，罗培兹以第一个“两度失踪”者闻名。直到2007年中，他仍杳无音讯，警方几已确定他遭绑架是为警告其他可能挺身而出的目击证人——和恐怖年代一样的老伎俩。
　　该案的法官是阿根廷联邦法院55岁的罗桑斯基（Carlos Rozanski），他判决艾契科拉兹犯六项杀人罪、六项非法监禁罪和七项刑讯罪。他在宣判时采取一个不寻常的做法，他说，有罪的判决无法惩罚真正的罪行，但为了“建设集体记忆”，他必须再加注，判决是针对“1976年到1983年间，阿根廷共和国发生的集体大屠杀所犯的所有违反人性的罪行”。
　　借由这项判决，法官改写了阿根廷历史：70年代对左派分子的杀戮不是数十年来官方描述的“肮脏战争”，不是两方冲突且各自进行不同的罪行，失踪的人也不是疯狂的独裁者沉迷于虐待和个人权力的牺牲者。真正发生的是更科学、更骇人听闻的理性所造成。就像法官说的，那是一个“由国家的统治者执行的灭绝计划”。
　　他解释说，杀戮是体制的一部分，早已计划好，并在全国各地以一致的方法加以复制，且其明显的意图并非攻击个人，而是摧毁那些人所代表的部分社会。种族屠杀是尝试谋杀一个群体，而非个人的集合；法官指出，因此那是种族屠杀（Genocide）。

　　罗桑斯基知道“种族屠杀”的措词将引发争议，因此写了一篇长篇判决文以佐证他的决定。他指出，联合国的“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Convention on Genocide）定义这种罪行为“意图摧毁一个国家、人种、宗教或族群的全部或一部分”；该公约并未包括消灭以政治信念为区分的群体——例如发生在阿根廷的情况——但罗桑斯基说，他认为此种排除并不合法。他举一段鲜为人知的联合国历史，解释在1946年12月11日，联合国大会针对纳粹大屠杀一致投票通过一项决议案，禁止“造成种族、宗教、政治和其他族群全部或一部分被毁灭”的种族屠杀行为。两年后“政治”这个词被从公约删除是应斯大林的要求。斯大林知道，如果毁灭一个“政治群体”算种族屠杀，他的血腥整肃和大批囚禁政治反对者将符合公约的定义。斯大林获得其他领袖的支持，因为他们也想保留铲除政治异己的权利，所以政治这个词遭删除。
　　罗桑斯基写道，他认为原始的联合国定义更加合法，因为尚未受到这种自利的妥协的干扰。他也举出西班牙国家法院的一项判决，在1998年让一名恶名昭彰的阿根廷刑讯者接受审判。该法院也判决阿根廷军政府犯下“种族屠杀罪行”。它把军政府尝试扫除的群体定义为“压迫者认为不符合国家建立的新秩序模式的人”。一年后的1999年，以发出皮诺切特逮捕令闻名的西班牙法官贾松（Baltasar Garzon），也主张阿根廷发生种族屠杀。他也尝试为被当作灭绝对象的群体下定义。他写道，军政府的目标是“建立新秩序，像希特勒希望在德国达成的一样，而这个秩序容不下某些类型的人”。那些不符合新秩序的人“不符合阿根廷新国家的理想配置”。
　　当然，70年代拉丁美洲政商统合独裁者的罪行，在规模上无法与纳粹和1994年卢旺达的情况相提并论。如果种族屠杀意指的是纳粹那样的大屠杀，那么拉丁美洲的罪行不属于这个范畴。不过，如果种族屠杀是依照这些法院的定义，意指企图消灭阻碍政治目标的群体，那么这个过程不只发生在阿根廷，而是发生在所有不同程度上变成芝加哥学派实验室的许多国家。在这些国家，“阻碍理想”的人是各阶层的左派分子：经济学家、施粥所的员工、工会分子、音乐家、农民组织分子、政治人物。这些群体的所有成员都被一个明确且遍及全区域的策略锁定，亦即以根除左派为目标的大兀鹰行动。
　　共产主义崩解后，自由的市场与自由的人民一直被视为单一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这个意识形态宣称可以避免人类重蹈集体坟场、大杀戮和酷刑室的历史覆辙，而且是唯一且最好的对策。从芝加哥大学地下室脱逃的当代放任式自由市场宗教，最先应用在真实世界的地方是南锥，但它却未带来民主；反而它是建基在一个接一个国家被推翻民主政治的情况。它也未带来和平，反而需要借助夺取数万条人命的体制性谋杀，以及对10万到15万人施予酷刑。

　　就像勒特里尔说的，肃清社会的行动与这个计划的核心意识形态间，有一种“内在和谐”。芝加哥男孩和他们的教授们提供建言，并在南锥军事政权中占据高位，他们信仰一种纯粹本质的资本主义，他们的体制完全建基于对“平衡”和“秩序”的信仰，并且必须依靠去除干预和“扭曲”才能成功。因为有这些特质，一个承诺忠实采用这种理想的政权，便无法接受其他与之竞争或妥协的世界观。为了达成理想，它必须独占意识形态；否则，根据其核心理论，经济信息就会变扭曲，整个体系将失去平衡。
　　芝加哥男孩几乎找不出比1970年代的拉丁美洲南锥更适合的地方，来进行这种绝对主义的实验。发展主义异军突起意味这个区域特别刺眼，采用的是芝加哥学派视为扭曲或“不经济的思想”（uneconomic ideas）的政策。更重要的是，这里百花齐放的平民与智识运动，都与放任资本主义针锋相对。这些运动并非居于边缘地位，而是大多数民众的想法，且反映在许多国家的多次选举中。芝加哥学派的转型在南锥受到热烈欢迎的可能性，大概和无产阶级革命在比弗利山庄发生的可能性相当。
　　在恐怖行动降临阿根廷前，华尔士曾写道：“任何事情都无法阻挡我们，不管是监狱或死亡。因为你无法囚禁或杀死所有人民，因为绝大多数阿根廷人……知道只有人民将拯救人民。”阿连德在看到坦克开至包围总统府时，发出的最后一通无线电也充满同样的顽强不屈，他说：“我确信我们在成千上万智利人的良知中播下的种子，绝不可能被根除。”这是他对人民最后的遗言。“他们拥有蛮力；他们可以征服我们，但他们无法借罪行或武力阻止社会的进程。历史站在我们这边，写下历史的是人民。”
　　这个区域的军政府将领和他们的经济帮凶，对这些真理知之甚详。几位阿根廷军事政变的老兵解释军队的思维：“在1955年，我们相信问题是庇隆，所以我们推翻他，但到1976年，我们已经知道问题出在劳工阶级。”整个区域都是如此：问题既广且深。这种了解意味如果新自由主义革命想要成功，军政府必须做阿连德宣称不可能的事——完全根除拉丁美洲左派高涨时期撒下的种籽。皮诺切特独裁政权在政变后发表的《原则宣言》中，形容其使命是一个“改变智利人思想的长期而根本的行动”，呼应20年前智利计划之父、美国国际发展署帕特森说的：“我们需要做的是改变人的形成。”
　　但是如何办到？阿连德所说的种子不是孤立的想法，也非一个政党团体或工会。在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拉丁美洲的左派是主流大众文化——它是聂鲁达（Pablo Neruda）的诗，哈拉（Victor Jara）和索莎（Mercedes Sosa）的民歌，第三世界教士（Third World Priests）的自由神学，波瓦（Augusto Boal）的解放剧场，弗雷勒（Paulo Freire）激进的教育学，贾利安诺和华尔士的革命新闻报道。它是过去和当代从阿蒂加斯（Jose Gervasio Artigas）、波利瓦（Simon Bolivar）到切•格拉瓦等传奇英雄与殉道者写下的历史。当军政府决心挑战阿连德的预言，把社会主义连根拔起时，它是向整个文化宣战。

　　这种必要性反映在巴西、智利、乌拉圭和阿根廷军事政权使用的主要譬喻上：那些法西斯主义者等着清除、洗刷、拔除和治疗。在巴西，军政府对左派分子的搜捕代号为清洗行动（Operation Cleanup）。在政变当天，皮诺切特形容阿连德和他的内阁为“那些即将毁掉国家的垃圾”。一个月后，他保证“铲除智利邪恶的根本”，进行“道德清洗”，以“净化罪恶”——遥遥呼应《第三帝国》（The Third Reich）作者罗森伯格（Alfred Rosenberg ）呼吁的“以铁扫帚无情地清扫”。

　　文化清洗

　　在智利、阿根廷和乌拉圭，军政府进行大规模的意识形态清洗行动，焚烧弗洛伊德、马克思和聂鲁达的书，关闭数百家报社和杂志社，占领大学，禁止罢工和政治集会。
　　一些最恶毒的攻击，则保留给芝加哥男孩在政变前无法打败的“粉红”经济学家。芝加哥男孩大本营天主教大学的死对头是智利大学，那里有数百名教授因为“怠忽道德职责”而被开除（包括法兰克这位曾气愤地写信回芝加哥母校给前教授的异议分子）。在政变期间，法兰克报告说：“六名学生在经济学系大门口被当场射杀，以对其他人起杀鸡儆猴作用。”军政府在阿根廷夺得政权后，士兵开进布兰卡港的南方大学，以“教唆颠覆”的罪名囚禁17名学者；同样的，这些人大多来自经济学系。“我们必须摧毁喂养、塑造和灌输颠覆分子的来源。”一位将军在记者会上宣布。清洗行动中总共有8000名左派教育者，被以“意识形态嫌犯”整肃。在高中，他们禁止学生作分组报告——因为分组报告被视为潜在的集体精神的迹象，可能危害“个人自由”。
　　在圣地亚哥，传奇民歌手哈拉被带到智利体育馆，他受到的待遇充分展现那股想让文化噤声的狂暴决心。据智利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调查，士兵先打碎他的双手，让他无法再弹吉他，然后射击他44次。为了确定他无法在坟墓里激励人心，军政权下令销毁他伟大的录音作品。阿根廷音乐家索沙被迫流亡外国，革命戏剧家波拉在饱受酷刑后逃离巴西，贾利安诺从乌拉圭出走，而华尔士则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街头遭谋杀。一个文化就此被蓄意灭绝。
　　在同一时候，另一个消过毒、清洗过的文化取而代之。在智利、阿根廷和乌拉圭独裁统治之初，唯一被准许的公众集会是阅兵典礼和足球比赛。在智利，女性穿着宽松的长裤就可能被逮捕，男性留长发也一样。“全国上下正进行彻底的清洗。”阿根廷一家军政府控制的报纸在社论中宣称，并呼吁大规模刷洗左派分子的涂鸦，“很快所有外表将焕然一新，借肥皂和清水就能解除梦魇”。
　　在智利，皮诺切特决心打破人民走上街头的习惯。连小规模的集会都被以高压水枪——皮诺切特最爱的群众控制武器——驱散。军政府拥有数百辆水枪车，小到可以开上人行道，对成群散发宣传单的学童喷水；甚至送葬行列如果太喧闹也遭到残暴压制。这些无所不在的水枪车被称作原驼（guanaco），取其像一种习惯吐口水的美洲驼，它们把群众当垃圾般清除，让街头闪闪发亮，清洁而空虚。
　　政变之后不久，智利军政府发出一道命令，要求公民借报告外国的“极端主义者”和“狂热信仰的智利人”，“对清洗国土作出贡献”。

　　谁被杀害，以及为什么

　　在突击中被扫荡的人大多数不是军政府宣称的“恐怖分子”，而是被视为对经济计划造成最大障碍的人。有些人是真正的反政府人士，但许多人只是被认为不符合革命的价值观。
　　清洗运动呈现的体制性，从人权与真相委员会报告记录的失踪日期和时间就可明确验证。在巴西，军政府到60年代末期才开始大规模镇压，但有一个例外：政变一发动后，士兵就立即逮捕工厂和农场的工会领袖。根据《巴西：毋忘教训》报告，他们被送往监狱，许多人遭到酷刑，“理由只是他们受到当局反对的政治思想激励”。这份真相委员会的报告引述军方自己的法庭记录说，大型工会联盟工人指挥总部（CGT）在军政府的法庭程序中，被当作“无所不在的恶魔，应加以驱除”。该报告直言不讳地下结论说，“1964年掌权的当局，对‘彻底清除’这个部门特别仔细”，原因是他们“担心抗拒会从工会蔓延到他们的经济计划，而计划的基础则是紧缩工资和把经济去国有化”。
　　在智利和阿根廷，军政府都利用政变初期的混乱，对工会运动展开猛烈攻击。这些行动显然都事先经过审慎规划，从政变的第一天就展开有系统的突击。在智利，当所有人都注视被包围的总统府时，其他部队也被派往“人称‘工业带’的许多工厂，展开突击和逮捕”。在接着数天，智利的真相与和解报告指出，又有数家工厂被突击，“并大规模逮捕人，部分人遭杀害或失踪”。在1976年，80％的智利政治犯是工人和农民。
　　阿根廷的真相委员会报告《永远不再》（Nunca Mas），记录了同样对工会有计划的攻击：“我们发现一大部分（对工人）的行动，是在政变当天进行，或政变后立即进行。”在攻击工厂的清单中，有一项证词特别暴露出“恐怖主义”被用作搜捕非暴力工人活动分子的借口。曾被关在珍珠（La Perla）酷刑集中营的政治犯吉尤娜（Graciela Geuna），描述士兵因为一次即将进行的电厂罢工而监视她。这项罢工准备“示范如何抗拒军事独裁”，当然不为军政府所乐见。吉尤娜回忆说：“集中营里的士兵表示，他们决定把罢工‘蒙特内罗化’，让它变成非法。”（蒙特内罗是已被军队完全肃清的游击队组织。）罢工者与蒙特内罗毫无关系，但那已无关紧要。“珍珠营的士兵自己印制上有‘蒙特内罗’签名的宣传单——呼吁电厂工人罢工。”然后这些宣传品就变成必须绑架和杀害工会领袖的“证据”。

　　企业资助酷刑

　　对工会领袖的攻击往往在工厂业主的密切合作下进行，而近几年向法庭提出的报告提供了明确的文件证据，显示外国跨国企业在当地的子公司也直接参与。
　　在阿根廷政变之前的年代，左派激进分子的崛起曾影响到外国公司，包括在经济和个人方面；从1973年到1976年，菲亚特（Fiat）汽车公司有五名主管遭暗杀。军政府取得权力并执行芝加哥学派的政策后，这类公司的命运大幅改观；现在它们可以把进口产品倾销到当地市场，支付较低的工资，任意裁撤员工，而且不受管制地把利润汇回母国。
　　数家跨国公司热烈地表达它们的感激。阿根廷军事统治后的第一个新年，福特汽车公司刊登一则庆贺的报纸广告，公开表明支持军政权的立场：“1976年：阿根廷再次迷途知返。1977年：对所有怀着善意的阿根廷人带来信心与希望的新年。阿根廷及其人民的福特汽车公司，将全力投入创造祖国的伟大命运。”外国企业不只是感谢军政府的贡献，有些公司还积极参与恐怖运动。在巴西，数家跨国公司通力合作，资助它们自己的民间酷刑队。1969年正当军政府进入最残暴的阶段，一支不受法律管束的警察部队成立，取名侦察行动（Operation Bandeirants），简称OBAN。据《巴西：毋忘教训》，这支部队由军官组成，靠许多跨国公司的捐款资助，包括福特和通用汽车公司。报告说，由于OBAN不在军队和警察的正式编制里，因此“在使用审讯手段上享有弹性和免受刑责”，并很快以无与伦比的残暴声名远播。
　　不过，最不避讳参与恐怖行动的跨国企业，是福特汽车的阿根廷分公司。该公司供应车辆给军方，绿色的福特猎鹰轿车被用在成千上万次绑架和失踪的行动。阿根廷心理学家兼剧作家帕夫洛夫斯基（Eduardo Pavlovsky），形容这种车是“恐怖的象征，是死亡之车”。
　　福特供应军方汽车，军政府则提供福特它擅长的服务——为工厂除掉制造麻烦的工会分子。在政变前，福特被迫对工人作出重大让步：午餐时间从20分钟延长到1小时，每辆汽车销售的1％用于社会服务计划。这种情况在政变那天完全改观，反革命从此展开。福特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南郊的工厂变成一座武装军营；在接下来的数周，工厂聚集了各式军用交通工具，包括坦克车和天上盘旋的直升机。工人作证说，一个有百名士兵的军队长期驻在该工厂。“我们在福特感觉好像在打仗。而军队是冲着我们工人来的。”工会代表卓伊安尼（Pedro Troiani）回忆说。
　　士兵搜寻整个厂房，抓住最活跃的工会成员并将他们戴上头罩，工厂的工头则协助指认他们。卓伊安尼是从生产线被拖出的人之一，他记得“在囚禁我之前，他们押我在工厂游行。他们公然这么做是想让所有人看到：福特利用这种手段消灭工厂的工会组织”。最令人惊讶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卓伊安尼并未被送到附近的监狱，据其他人转述，士兵把他们带到在工厂大门内设置的羁留所。就在工厂内几天前他们谈判合约的地方，这些工人遭到拳打脚踢，其中有两个人遭电击。他们被带往外面的监狱后，酷刑仍持续数周之久，有些长达数个月。工人的律师指出，至少有25位福特工会代表在这段期间遭绑架，其中有半数被拘禁在公司的厂房里；阿根廷的人权团体现在正在游说，把福特的工厂正式列入前秘密羁押所的清单。

　　2002年，联邦检察官代表卓伊安尼和其他14名工人，对福特阿根廷公司提出刑事控告，指称该公司应为在其厂房发生的镇压负法律责任。“福特（阿根廷）及其主管共谋绑架自己的员工，我想他们应为这件事负责。”卓伊安尼说。奔驰（Mercedes-Benz）也正面临类似的调查，该公司遭指控在1970年代与军方合作，肃清旗下一座工厂的工会领袖，涉嫌交出16名工人的姓名和地址，后来他们全部失踪，其中14名从此未再寻获。
　　据拉丁美洲历史学家罗伯特（Karen Robert）的调查，到独裁统治结束时，“几乎所有工厂代表都已从阿根廷最大的工厂失踪……例如奔驰、克赖斯勒，以及菲亚特协和（Fiat Concord）。福特与奔驰都否认他们的主管在镇压中扮演任何角色，司法案件仍在进行中。
　　不只工会分子遭到先发制人的攻击——任何人若抱着非纯粹追求获利的社会价值观，都是攻击对象。在该区域各地最残暴的攻击，都是针对曾为土地改革而抗争的农民。阿根廷农地联盟（Argentine Agrarian Leagues）的领导者——他们曾散播农民有权拥有土地的煽动思想——遭到搜捕和酷刑，往往就在他们工作的农场边，在众目睽睽下进行。士兵用卡车电池为刺牛棒通电，把这种处处可见的农场工具用在农民身上。在另一方面，军政府的经济政策让地主和牧牛场业主坐享其成。阿根廷的狄霍兹解除牛肉价格管制，使肉价飙涨超过700％，为业主带来空前的获利。
　　在贫民窟，先发制人的攻击目标是小区工人，其中有许多是教会工作者，他们组织社会最贫穷的一群人，要求医疗、公共住宅和教育——换句话说，就是芝加哥男孩想解构的“福利国”。“穷人不再有任何福利可以照顾他们！”他们一面这么告诉阿根廷医生黎伍斯基（Norberto Liwsky），一面“电击我的牙龈、乳头、生殖器、腹部和耳朵”。
　　一位与军政府合作的阿根廷传教士解释行动的指导原则说：“敌人是马克思主义。是教会和我们祖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新国家面对的危险。”这种“新国家面对的危险”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军政府的许多受害者如此年轻。在阿根廷，3万名失踪者中有81％的年龄介于16岁到30岁。“我们现在的工作是为了往后20年。”一位恶名昭彰的刑讯者对他的受害者说。
　　最年轻的受害者中有一群高中生，他们在1976年联合请愿，要求降低公车票价。对军政府来说，集体行动显示这些青少年感染了马克思主义病毒，其反应是屠杀者的愤怒，有6名敢于提出这种颠覆要求的高中生遭到酷刑并杀害。2006年终于遭到判刑的警察局长艾契科拉兹，是参与这次攻击的关键人物。
　　这类失踪案例的模式很清楚：在休克治疗师尝试抹去经济中的集体主义遗毒时，休克部队则把那种文化的代表从街头、大学和工厂扫空。

　　一些站在经济转型最前线的人不防备时会承认，达成他们的目标有赖大规模镇压。博雅公关公司（Burson-Marsteller）公关主管伊曼纽尔（Victor Emmanuel），负责把对企业友好的阿根廷军政府促销给世界，他告诉一名研究人员，为了打开阿根廷“受保护的国家主义”经济，动用暴力有其必要。他说：“但没有人会投资一个卷入内战的国家。”然而他承认，死的人不只是游击队。“许多无辜者可能也被杀害，”他告诉作家费特罗维兹（Marguerite Feitlowitz）说，“但在那种情况下，需要用到极强大的武力。”
　　皮诺切特的芝加哥男孩经济部长卡斯特罗负责执行休克治疗，他说，如果没有皮诺切特的铁腕支持，他不可能办到。“舆论强烈反对（我们），所以我们需要强人来维系政策。我们很幸运皮诺切特总统了解而且拥有能抵挡批评的个性。”他也认为，“独裁政府”最适合保卫经济自由，因为可以“不掺杂个人情感”地使用权力。
　　和大多数国家恐怖一样，设定目标的杀戮有双重目的。第一，杀戮去除了计划的实质障碍——那些最可能反击的人。第二，让所有人目睹“麻烦制造者”失踪，发出不容误解的警告给可能想抗拒的人，因而去除了未来的障碍。
　　而这些手段确实有效。“我们既困惑又苦恼，乖乖等着接受命令……许多人开始退化；他们变得更依赖和害怕。”智利精神医生帕拉（Marco Antonio de la Parra）说。换句话说，他们处在休克之中。因此当经济休克造成物价飙涨和工资下跌时，智利、阿根廷和乌拉圭的街上依旧干净和平静。没有抢粮暴动，没有大罢工。家庭借着默默节衣缩食度日，喂他们的婴儿喝可以抑制饥饿感的传统饮料马黛茶（mate），在日出前起床以便走路几个小时上班，省下公交车费；因为营养不良或伤寒死亡的人则被悄悄埋葬。
　　十年前，南锥国家的工业还突飞猛进，中产阶级迅速崛起，医疗与教育体系十分健全，俨然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希望。现在，富人与穷人被抛进截然不同的经济世界，富人可以在佛罗里达取得荣誉市民身份，其他人则被推回落后国家的火坑，而且两者的鸿沟将随着后独裁时代的新自由主义“再造”不断加深。这些国家不再是激励人心的楷模，而是对梦想从第三世界升起的贫穷国家的恐怖警告。这种转变可以与经历军政府酷刑营的囚犯相提并论：光是说还不够——他们被迫放弃最珍视的信念，背叛他们的爱人和孩子。那些屈服的人被称作“破碎者”。南锥也一样：这个区域不只被打败，它被打成碎片。

　　酷刑“治疗”

　　当政策尝试把文化中的集体主义切除时，监狱里的酷刑则尝试从人的心智和精神将之切除。就像一篇1976年阿根廷军政府的社论说的：“心智也必须清洗，因为那是错误诞生的地方。”
　　许多施酷刑者采取医生的姿态。好比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使用痛苦但必要的休克治疗，这些审讯者想象他们施加的电击和其他折磨具有疗效——他们只是给囚犯某种医疗，而囚犯在集中营则被称为脏病者（apestosos），被视为肮脏或染病的人。他们将为囚犯治疗社会主义或集体主义思想的疾病。他们的“治疗”当然会带来痛苦，甚至可能致命，但这是为患者着想。“如果你的手臂有坏疽，你必须截肢，对不对？”皮诺切特在响应外界对他人权记录的批评时，不耐烦地反问。
　　整个区域内各国真相委员会报告的证词显示，囚犯都描述一套强迫他们背叛内心最深植信念的系统。对大多数拉丁美洲左派来说，他们最珍视的信念就是阿根廷的激进派历史学家拜尔（Osvaldo Bayer）所说的，“团结是唯一的超越神学”。施酷刑者也知道团结的重要，而且决心借休克来消灭囚犯内在的社会联结冲动。当然，所有审讯都为了取得有价值的信息，因此必须强迫囚犯背叛，但许多囚犯报告折磨他们的人对信息兴趣不高，因为他们通常已掌控信息，反而他们热衷的是达成背叛。这种做法目的在于对囚犯内在造成无可修复的伤害，这部分的内在原本把协助他人摆在第一位，也是他们参与社会运动的原因，但在伤害之后留下的是羞愧和屈辱。
　　有时候背叛完全不是囚犯所能控制。例如，阿根廷囚犯韦兰尼（Mario Villani）被绑架时身上带着行事历，里面记录与一个朋友约好会面；士兵突击会面地点，让失踪在恐怖机器的运动分子又增加一名。韦兰尼的酷刑手用这件事折磨他，他说：“他们抓到霍基是因为他准时赴约。他们知道告诉我这件事，对我的折磨会远超过220伏特。那种懊悔几乎令我无法承受。”
　　在这种环境下，终极的反抗是囚犯之间表现的小悲悯，例如照料彼此的伤口，或分享稀少的食物。如果这类关爱的举动被发现，他们会遭到严厉惩罚。囚犯会被刺激成尽可能自私自利，不断有人提供他们浮士德式的交易，例如选择自己承受更多折磨，或让其他囚犯受更多酷刑。在一些案例中，囚犯被彻底瓦解，以致同意拿刺牛棒对付其他狱友，或上电视公开放弃他们以前的信念。这些囚犯代表折磨者的终极胜利：囚犯不仅放弃团结，而且为了生存而屈服于放任资本主义核心的割喉特质——借用ITT主管的话：“追求自利。”
　　在南锥工作的两类“医生”——将军与经济学家——都以几乎完全相同的比喻形容他们的工作。弗里德曼描述他在智利的角色像医生，提供“医疗技术建议给智利政府，以协助终结一场医疗瘟疫”——“通货膨胀的瘟疫”。芝加哥大学拉丁美洲计划主持人哈伯格的比喻更直接，他在独裁统治结束很久后，对一群阿根廷年轻经济学家发表的演说中说，好经济学家本身就是治疗——他们扮演着“对抗反经济的思想与政策的抗体”。阿根廷军政府的外交部长顾塞提说：“当国家的社会身体染上会侵蚀内脏的疾病时，它会产生抗体。这些抗体不能被当作病菌。当政府控制并摧毁游击队，抗体的活动才会消失，就像已经发生的情况。那只是生病身体的自然反应。”

　　这种语言当然与纳粹当年的思想架构没有两样，纳粹辩驳他们是借由杀害社会“生病”的分子，以治愈“国家身体”。就像纳粹医生克莱恩（Fritz Klein）宣称的：“我想挽救生命。而出于对人命的尊敬，我会从一个生病的身体移除坏疽的盲肠。犹太人是人类身体的坏疽盲肠。”赤棉使用相同的语言辩解在高棉的杀戮：“受感染的部分必须切除。”

　　“正常”孩子

　　最令人不寒而栗的比喻，莫过于阿根廷军政府如何对待酷刑营里的小孩。联合国有反集体屠杀的公约规范，明确的集体大屠杀行为包括“采取意图阻止群体人口出生的措施”，以及“强迫转移一个群体的儿童到另一个群体”。
　　据估计，有500名婴儿在阿根廷的酷刑营诞生，这些婴儿被立即纳入一个再造社会和创造新品种模范市民的计划。经过短暂的哺乳期后，数百名婴儿被卖给或送给大多与独裁政权有直接关系的领养夫妻。据辛苦找到数十名这些小孩的人权团体5月广场的祖母（Abuelas de Plaza de Mayo），领养的夫妻以军政府认定为“正常”和健康的资本主义与基督教价值教养这些小孩，而且从未告知他们的出身。婴儿的父母被视为病势太重而不值得拯救，几乎都在酷刑营里遭杀害。盗窃婴儿并非出于个人罪行，而是有组织的国家行动。在一桩法庭诉讼中，1977年内政部的官方文件被提出当作证据，文件的标题是“对遭羁押或失踪之政治与工会领袖，处理其未及龄子女的程序指示”。
　　阿根廷历史的这一章，与美国、加拿大和澳洲原住民儿童遭大规模盗窃极为相似，这些原住民儿童都被送进小区学校，禁止他们说母语，并被责打成“白人”。在70年代的阿根廷，类似的族群至上思维显然也在运作，其根据并非人种，而是政治信仰、文化和阶级。
　　政治杀戮与自由市场革命最明确的关联，要到阿根廷独裁统治结束四年后才被发现。在1987年，一队摄影人员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区最豪华的太平洋购物商场（Galerias Pacifico）地下室，惊骇地误闯一座废弃的酷刑中心。调查发现，在独裁统治期间，第一陆军兵团把部分失踪者藏匿在商场地下室；地牢墙壁上仍看得到那些早已死去的囚犯的字迹：姓名、日期，以及哀求解救。
　　今日的太平洋商场是布宜诺斯艾利斯购物区皇冠上的珠宝，是专为吸引国际消费而开设的明证。拱形的屋顶和精致的壁画，装饰了各式各样的品牌商店，从克丽丝汀迪奥（Christian Dior）、劳夫罗伦（Ralph Lauren）到耐吉（Nike），价格贵到绝大多数本地人买不起，但拣便宜的外国人却蜂拥而至，享受阿根廷币贬值的好处。
　　对了解本身历史的阿根廷人来说，这座商场代表的是可怕的记忆。就像更早的老式资本主义征服建立在该国原住民的大坟场上，拉丁美洲的芝加哥计划则建立在曾关过成千上万不同信仰者的酷刑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