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新休克医生——经济战争取代独裁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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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玻利维亚的情势可以很贴切地以罹患癌症的病人来比喻。他知道自己面对最危险和痛苦的手术，因为货币稳定措施和几种别的措施无疑是既危险又痛苦。然而他别无选择。

　　——森达格（Cornelius Zondag），美国驻玻利维亚经济顾问，1956年在政治论述中使用癌症会鼓励宿命论，以及为“严厉的”措施合理化同时大为强化这种疾病必然会致命的普遍看法。

　　疾病的概念从来就不单纯。但值得争论的是，癌症的隐喻本身就隐含着集体屠杀。

　　——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疾病的隐喻》（Illnessas Metaphor），1977年

　　1985年，玻利维亚置身于席卷发展中世界的民主浪潮。在之前21年中有18年，玻利维亚人生活在某种形式的独裁统治。现在他们终于有机会在全国大选中选择自己的总统。

　　不过，在这个特定时机赢得掌控玻利维亚的经济大权，看起来像是惩罚而非奖赏：它的债务高到玻利维亚积欠的利息超过国家总预算。在一年前的1984年，里根政府资助一项史无前例的行动，攻击该国种植可提炼出古柯碱的古柯农，而把这个国家推到边缘。这场围剿把玻利维亚的一大部分变成战区，不只是断绝了古柯交易，也切断约半数的出口收入，引发经济崩盘。正如《纽约时报》报道：“陆军在8月开进查帕尔（Chapare），截断毒品走私资金的路线时，震波立即重创欣欣向荣的美元黑市占领查帕尔不到一周，政府被迫调降比索的官方汇价超过一半。”几个月后，通货膨胀上扬十倍，成千上万人离开这个国家，前往阿根廷、巴西、西班牙和美国找工作。

　　就是在这种动荡不安的情况下（通货膨胀率高达14000％），玻利维亚进入它历史性的1985年全国选举。玻利维亚人对这场选举的两位竞争者都很熟悉一位是他们的前独裁者班塞尔（Hugo Banzer），另一位是前民选总统埃斯登索罗（Victor Paz Estenssoro）。得票数极为接近，最后结果将交由玻利维亚国会决定，但班塞尔的政党相信他们已经获胜。在结果尚未宣布前，班塞尔的政党求助于一位籍籍无名的30岁经济学家萨克斯（Jeffrey Sachs），请他拟订一套反通货膨胀经济计划。萨克斯是哈佛经济学系蹿升的明星，曾获得许多学术奖项，并且是哈佛历来最年轻的终身职教授。几个月前，玻利维亚政界的代表团访问哈佛，萨克斯抓住这个机会；他们对他的虚张声势印象深刻他告诉代表团，他可以一天内扭转他们的通货膨胀危机。萨克斯没有发展经济学的经验，但他自己承认，对于通货膨胀，“我以为我知道需要知道的一切”。

　　萨克斯曾深受凯恩斯的著作影响，尤其是诠释恶性通胀与法西斯主义在一次大战后的德国蔓延的关系。德国接受的和平协议带来严重的经济危机包括1923年高达325万个百分点的恶性通胀接着几年后又发生大萧条。在失业率30％和举国弥漫国际阴谋论的愤怒下，德国变成孕育纳粹主义的沃土。

　　萨克斯喜欢引述凯恩斯的警语：“要推翻既有的社会基础，没有比让货币贬值更阴险、更容易的方法了。这个过程牵涉所有经济法则看不见的破坏力量。”他与凯恩斯的看法一致，认为尽一切努力压制这些破坏力量是经济学家的神圣职责。“我从凯恩斯学到的是，”萨克斯说，“世界可能完全脱序这种深沉的悲哀和危机感，还有我们让德国陷入绝望状态实在蠢到无以复加。”萨克斯也告诉新闻记者，他认为凯恩斯以经济学家的身份参与政治、周游列国的生活方式，是他追求事业生涯的典范。

　　虽然萨克斯认同凯恩斯以经济学的力量对抗贫穷的信念，他也深受里根时代的美国影响；在1985年，美国正值一波由弗里德曼领导、反对一切凯恩斯所代表事物的浪潮。芝加哥学派宣扬的至高无上的自由市场，已迅速成为常春藤名校经济学系理所当然的正统思想，包括哈佛大学，而萨克斯也无可避免地受到影响。他景仰弗里德曼“对市场的信心，他永远坚持良好的货币管理”，说它“远比模糊的结构主义论述，或我们在发展中世界常听见的伪凯恩斯论述正确”。

　　那些“模糊的”论述，正是十年前在拉丁美洲遭到暴力镇压的相同论述也就是相信为了摆脱贫穷，拉丁美洲必须以土地改革、贸易保护与补贴、自然资源国有化，以及工作场所合作化经营等干涉主义政策，打破殖民时代的所有权结构。萨克斯没有时间推动这类结构化改革。因此虽然他对玻利维亚及其殖民剥削与镇压原住民的悠久历史，以及1952年的革命辛苦得来的成果一无所知，他仍然相信除了恶性通胀外，玻利维亚受到“社会主义浪漫思想”的荼毒与30年前美国训练的经济学家尝试在南锥打造发展主义乌托邦一样。

　　萨克斯与芝加哥学派正统思想家不同之处是，他相信自由市场政策必须有免除债务和大量援助的配合对这位年轻的哈佛经济学家来说，市场看不见的那只手还不够。这个歧异最后导致萨克斯与他更放任主义的同僚分道扬镳，专心一意在援助上。但这个歧异是在多年以后才出现。在玻利维亚，萨克斯的混种意识形态只造成一些奇怪的矛盾。例如，他在拉巴斯（La Paz）下了飞机，第一次呼吸安第斯山稀薄的空气时，他想象自己是现代的凯恩斯降临，来拯救玻利维亚人民免于通胀带来的“混乱和失序”。虽然凯恩斯主义的核心教义是，严重经济衰退的国家应该花钱刺激经济，萨克斯却反其道而行，主张政府在危机中厉行节约和提高价格与《商业周刊》当年形容智利政权为“刻意制造萧条的奇爱博士”采用同样的紧缩药方。

　　萨克斯给班塞尔的建议直截了当：只有突然的休克治疗可以治好玻利维亚的恶性通胀危机。他提议提高石油价格十倍，以及解除一系列的物价管制，并削减预算。在对玻利维亚美国商会的演说中，萨克斯再度预测他可以在一夕间终结恶性通胀，并报告说：“听众感觉很惊讶，并对这种预测很满意。”和弗里德曼一样，萨克斯坚决相信，在突然的政策休克下，“经济可以从绝路重新找到方向，从社会主义的绝路，或严重贪腐的绝路，或是中央计划的绝路，重新走回正常的市场经济”。

　　在萨克斯作出这些大胆承诺时，玻利维亚的选举仍在未定之数。前独裁者班塞尔对胜选信心满满，但他的对手埃斯登索罗仍未放弃。在竞选期间，埃斯登索罗并未提出如何克服通胀的具体办法，但他曾三度担任玻利维亚的民选总统，最后一任是在1964年被一场政变推翻前。埃斯登索罗是玻利维亚发展主义改革的代表，他把大矿场收归国有，并开始把土地分配给原住民农民，同时争取让所有玻利维亚人拥有投票权。和阿根廷的庇隆一样，埃斯登索罗是一位个性复杂、在政坛上无役不与的人物，经常为了抓住或重新掌控权力而突然改变忠诚。在1985年的选举，老迈的埃斯登索罗宣誓效忠他过去的“国家主义革命”，并对财政方针作出模糊的声明。他不是社会主义者，但也不是芝加哥学派的新自由主义者至少玻利维亚人这么认为。

　　由于谁将出任总统的最后决定将交给国会，这段期间党派和国会参众两院展开密室谈判，进行赌注极高的讨价还价。结果一位新当选的参议员桑契斯（Gonzalo Sanchezde Lozada）扮演了关键角色。他在美国居住的时间很久，甚至说西班牙语时会夹带浓重的美国口音。桑契斯返回玻利维亚时成了该国最富有的商人，拥有玻利维亚第二大民间矿场，且不久后将变成第一大。桑契斯在芝加哥大学求学，虽然他不是经济学家，却深受弗里德曼思想的影响，并且发现这套思想可以为矿业带来庞大的获利，而玻利维亚的矿场在当时大部分仍由国家掌控。当萨克斯为班塞尔的团队拟出休克计划时，桑契斯大为欣赏。

　　密室协商的细节从未披露，但结果却十分明显。1985年8月6日，埃斯登索罗宣誓就职成为玻利维亚总统。四天后，他指派桑契斯领导一个最高机密的跨党派紧急经济小组，负责大幅改造国家经济。该小组初期采用萨克斯的休克疗法，但后来的做法却远超过他的建议。事实上，日后小组提议完全拆解埃斯登索罗数十年前建构的国家中央经济模式。当时萨克斯已经返回哈佛，但他说他“很高兴听到（班塞尔的）国家民主行动党（ADN）与新总统及其团队，达成我们的稳定计划协议”。

　　埃斯登索罗的党不知道党领袖作了这项密室交易。除了财政部长和计划部长是机密小组成员外，埃斯登索罗甚至未告诉新组成的内阁有这个紧急经济小组。

　　紧急小组连续17天在桑契斯豪华宅邸的客厅开会。计划部长贝德雷格（Guillermo Bedregal）在2005年的访问中回忆说：“我们躲在那里，小心谨慎得像在搞秘密活动。”这是第一次有人披露当年的细节。他们密集商讨一套激进的国家经济改革计划，激进到历史上没有一个民主国家曾尝试过。埃斯登索罗总统相信，计划成功唯一的希望是采取迅雷不及掩耳的措施，让玻利维亚以激进闻名的工会和农民组织措手不及，没有机会采取抵制行动；至少他希望如此。桑契斯后来回忆说，埃斯登索罗“一直说如果你准备这么做，现在就动手，我没有第二次机会 ”。埃斯登索罗在选举后态度180度转变的原因，至今仍是个谜。他在2001年去世，从未解释他是否为了坐上总统大位而同意采用班塞尔的休克治疗计划，或者只是他的意识形态出现大转变。当时的美国驻玻利维亚大使柯尔（Edwin Corr）的说法让我恍然大悟，他记得曾与所有政党会面，并表明如果他们实行休克政策，美国将很快提供援助。

　　17天后，计划部长贝德雷哥已拟出休克治疗计划草案，内容包括取消食物补贴，解除几乎一切物价管制，以及提高油价300％。虽然明知这个极度贫穷的国家生活成本会大幅上升，这套计划还冻结了原已偏低的公务员工资一年。此外，计划也要求大砍政府支出，并开放玻利维亚边界不设限制地让外国产品进口，以及缩小国营公司规模来为私有化铺路。玻利维亚错失了70年代其他南锥国家的新自由主义革命；现在它将弥补那段失落的时代。

　　紧急小组完成草拟新法律时，他们还没准备好告诉玻利维亚的民选代表，当然更不知如何向从未把选票投给这类计划的选民开口。他们还有一件事要完成。小组成员一起驱车前往国际货币基金驻玻利维亚代表的办公室，把准备做的事告诉他。这位代表的反应是忧喜参半：“这是每一个IMF代表梦寐以求的事。但如果它行不通，我很庆幸有外交豁免权可以搭飞机逃走。”

　　拟订这套计划的玻利维亚人没有这样的退路，有些人害怕公众可能的反应。小组最年轻的成员帕拉度（Fernando Prado）预测：“他们会杀了我们。”计划主要起草人贝德雷哥尝试把小组比喻成攻击敌人的战斗机驾驶员，借以为众人壮胆。他说：“我们必须像轰炸广岛的驾驶员，当他丢下原子弹时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当看到冲上云霄的烟时，他说：糟糕，抱歉！这就是我们必须做的事，推动这些措施然后说：糟糕，抱歉！”

　　政策变革必须像发动出其不意的军事攻击，这是经济休克治疗师不断提到的比喻。在1996年出版、后来变成2003年入侵伊拉克行动蓝本的美国军事理论《震慑：达成快速掌控》中，作者群说明入侵的所有兵力应“掌控环境，并使敌人对事件的感觉与了解瘫痪或不胜负荷，让敌人无力抗拒”。经济休克也以类似的理论运作：其前提是人会对渐进的改变作出反应例如这里削减一些医疗福利，那里达成一个贸易协议但如果数十项改变同时从各方面进行，便会产生难以招架的感觉，使所有人陷于慌乱无措。

　　为了制造这种绝望的感觉，玻利维亚的规划者必须同时进行所有的激进措施，在新政府上任的100天内达成。埃斯登索罗的团队不以零散的新法律（新税法、新价格法，等等）提出各部分计划，而把整套革命纳入单一的《D.S.21060号》行政命令中。这道命令包括220项不同的法律，涵盖国内经济生活的每一层面，在规模和雄心上足以媲美芝加哥男孩为皮诺切特政变准备的厚重蓝图“砖块”。根据命令拟订者的要求，计划必须整套被接受或拒绝；内容不得修改。它是经济版的震慑。

　　写完计划书后，小组印制了五份：一份给埃斯登索罗，一份给桑契斯，另一份给财政部长。另外两份的下落则透露出，埃斯登索罗和他的小组很确定许多玻利维亚人会把这个计划视为宣战：一份送交陆军总司令，另一份则给了警察首长。不过，埃斯登索罗的内阁仍被蒙在鼓里。他们以为还在为同一个人效命，而那个人当年曾把矿场国有化，把土地重分配给人民。

　　在宣誓出任总统三周后，埃斯登索罗终于召集他的内阁，让他们接受他所准备的惊奇。他下令把总统府会议室的门关上，并“指示秘书暂不接听所有部长的电话”。贝德雷哥对目瞪口呆的听众宣读全部60页的计划。他承认自己紧张到“甚至念完几分钟后就开始流鼻血”。埃斯登索罗告诉他的内阁成员，这项命令的内容不容辩论；他已经在另一次秘密交易中取得班塞尔的右派反对党支持。他说，如果内阁成员不同意，可以辞职。

　　“我不同意。”工业部长宣布。

　　“请离开。”埃斯登索罗回答。那位部长留了下来。在通货膨胀仍然飙升、加上华盛顿暗示采取休克治疗方法将可获得大量金援的情况下，没有人敢离开。两天后，在一场以“玻利维亚命在旦夕”为题的总统电视演说中，埃斯登索罗对完全不明就里的大众丢出玻利维亚版的“砖块”。

　　萨克斯对提高价格可以结束恶性通胀的预测很正确。在两年内，通胀已下降到10％，以任何标准来看都很了不起。但玻利维亚新自由主义革命范围更广的影响至今仍争议不断。所有经济学家都同意，通胀快速上扬具有极大破坏性，无法持续下去，必须加以控制，这是一个在调整期间会带来许多痛苦的过程。争议的重点在于，如何推行一套可行的计划，以及不管在哪一种社会，谁将被迫承受最多痛苦。约克大学专门研究拉丁美洲的经济学教授格林斯潘（Ricardo Grinspun）解释说，凯恩斯学派或发展主义传统的社会会动员支持的力量，并透过“由主要的利益攸关者政府、雇主、农民、工会等参与协商过程。以这种方法让各方对工资和物价等所得政策达成协议，让稳定措施得以执行”。格林斯潘说，正统派的做法却呈鲜明对比，“是把所有社会成本透过休克治疗加诸在穷人身上”。他说，玻利维亚的情况正是如此。

　　和弗里德曼在智利作的承诺一样，更自由的贸易原本应为新失业的人创造工作，然而实际上并未如此，选举时的失业率为20％，两年后上升至25％到30％间。单是国营矿业公司埃斯登索罗在1950年代收归国有的同一家公司的员工，就从2.8万人缩编到只剩6000人。

　　基本工资从未恢复其实质水平，计划施行两年后，实质工资下降40％，后来还一度下降70％。在进行休克治疗的1985年，玻利维亚的人均所得为845美元；两年后减少为789美元。这些数字还是萨克斯和政府的统计，但已呈现出不进反退的窘状，实际上根本未反映许多玻利维亚人日常生活水平的退步。人均所得是计算该国的总所得，再除以人口总数的结果；它掩饰了休克治疗对玻利维亚和过去该区其他国家造成的同样效应：一小群精英变得远比其他人更富裕，而占人口绝大部分的劳动阶级则被经济完全摒弃，成为剩余人口。在1987年，玻利维亚的农民每年平均所得只有140美元，不到“平均所得”的五分之一。这是只计算“平均”的问题：它完全抹杀悬殊的所得差距。

　　一位农民工会领袖解释说：“政府的统计数字未反映愈来愈多家庭被迫住在帐篷里；成千上万营养不良的孩子每天只吃一片面包和喝一杯茶；数以百计的农民涌向首都寻找工作，落得在街头乞讨。”这是玻利维亚休克治疗背后的故事：数十万个有退休金的全职工作被裁撤，取而代之的是完全没有保障的临时工。从1983年到1988年，玻利维亚有资格接受社会福利的人数减少61％。

　　萨克斯在转型期间回到玻利维亚担任顾问，他反对提高工资以追赶食物与汽油价格的上扬，而支持以紧急基金协助受打击最深的人，尝试在扩大的伤口上贴急救胶布。萨克斯是应埃斯登索罗的要求回玻利维亚，直接为总统工作。他在众人印象中是一个顽强不屈的人物。据桑契斯（日后他也出任玻利维亚总统）回忆，当休克治疗引发公众反对的压力升高时，萨克斯协助加强了决策者的决心。“（萨克斯）在考察时说：渐进派的方法根本不管用，情况失控时，你们必须阻止它，像医生一样。你们要采取一些激进措施；否则你们的耐性会被耗光。 ”

　　这种决心的立即结果之一是，许多玻利维亚最穷的人被迫变成古柯农，因为可以拿到十倍于种其他作物的工资（这有点讽刺，因为最早的经济危机是起于美国资助围剿古柯农）。到1989年，据估计有十分之一的工人重操种古柯或生产古柯碱的旧业。这些工人包括莫拉莱斯（Evo Morales）的家人，他后来从激进派古柯农工会领导人变成玻利维亚总统。

　　古柯产业在玻利维亚经济复苏和击退通胀扮演重要角色（这个事实已被今日的历史学家承认，但萨克斯在解释他的改革如何成功压抑通胀中从未提及）。在投下“原子弹”短短两年后，非法毒品出口为玻利维亚创造的收入已超过其他合法出口的总和，且估计有35万人靠与毒品交易有关的工作维生。一位外国银行家评论说：“玻利维亚经济已染上古柯碱瘾。”

　　在休克治疗进行之初，很少玻利维亚以外的人谈论其造成的复杂影响。他们谈的是一个远为单纯的故事：《波士顿杂志》（Boston Magazine）报道，一位大胆、孩子气的哈佛教授，几乎单枪匹马地“挽救了玻利维亚遭通胀摧毁的经济”。萨克斯协助对抗通胀的胜利已足够使玻利维亚变成一则惊人的自由市场成功故事，就像《经济学人》杂志描述的，是“现代史上最了不起的成就”。“玻利维亚奇迹”让萨克斯在势力庞大的金融圈很快跃升到明星地位，成为当红的危机经济体专家，事业蒸蒸日上，在往后几年经常进出阿根廷、秘鲁、巴西、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

　　萨克斯赢得的赞誉不是在贫穷国家打败通货膨胀，而是他达成许多人宣称不可能办到的事：他在民主政体的环境下，未靠战争而协助推动一场激进的新自由主义转型，且造成的改变远比撒切尔或里根尝试过的更彻底。萨克斯很清楚他的成就在历史上的意义。“以我的看法，玻利维亚是真正第一个同时达成民主改革与改变经济体制的国家。”他在数年后说，“玻利维亚比智利更能证明，政治解放与民主可以和经济解放结合在一起。那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教训，两者同时运作，彼此互相强化。”

　　与智利作比较并非偶尔。拜萨克斯所赐《纽约时报》形容他是“民主资本主义的传道者休克治疗终于摆脱独裁统治与死亡集中营的恶臭，洗刷弗里德曼十年前历史性的圣地亚哥之行后如影随形的污名。萨克斯已经证明，与批评者的说法相反，自由市场的十字军不止能打胜仗，而且还驾驭着正席卷世界的民主浪潮。萨克斯更因为他对凯恩斯的推崇，以及从不讳言他怀抱增进发展中世界福祉的理想主义，所以是带领这支十字军进入这个更仁慈、更和平时代的最佳人选。

　　玻利维亚的左派把埃斯登索罗的命令，称为经济皮诺切特主义。就包括玻利维亚国内和国外的企业来说，这正是关键所在：玻利维亚引进了皮诺切特式的休克治疗，但少了皮诺切特的独裁，而且是在中间偏左的政府治理下。一位玻利维亚银行家赞叹地说：“皮诺切特以刺刀做的事，埃斯登索罗在民主体制下完成了。”

　　玻利维亚奇迹的故事不断流传转述，透过报纸和杂志文章、萨克斯的简介、萨克斯自己的畅销书，以及美国公共电视网三集的《制高点：世界经济之战》（Commanding Heights：The Battle for the World Economy）这类记录片。但有一个大问题：那不是真的。玻利维亚确实证明休克治疗可以在一个刚经过选举的国家实施，但并未证明可以透过民主方式、或不借镇压而实施事实上，它再一次证明情况恰好相反。

　　第一个明显的问题是，埃斯登索罗总统未获得玻利维亚选民授权改变整个国家的经济体制。他以国家主义的政纲竞选，然后突然在密室交易中背弃承诺。几年后，知名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威廉森（JohnWilliamson）为埃斯登索罗的作为创造一个名词：他称之为“巫毒政治学”（Voodoo politics），但大多数人则直接称作说谎。而且所谓民主体制这样的说法绝对不只有这个问题。

　　可想而知，许多投票给埃斯登索罗的选民对他的背叛极为愤怒，当命令下达后，成千上万人走上街头，尝试阻止这个意味着裁员和更多饥饿的计划。主要的反对力量来自该国的各大工会，它们发动全面罢工，导致工业生产陷于停顿。埃斯登索罗的反应让撒切尔对待矿工的手段相形失色，他立即宣布“戒严令”，陆军坦克开进首都街上，而首都则实施严格的宵禁。玻利维亚人要在自己的国家旅行，现在需要特别通行证。镇暴警察突击工会总部、一所大学、一家广播电台，以及数座工厂。政治集会和游行被禁止，其他集会则需要国家许可。反对政府的政治活动几乎遭到禁绝就和班塞尔独裁统治期间一样。

　　为了净空街道，警察逮捕5000千名示威者，以催泪弹驱散群众，并向据说攻击警察的示威者开枪。埃斯登索罗也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以确保抗议永远停止。当工会领袖进行饥饿罢工时，埃斯登索罗下令警察和军队围捕玻国最主要的200名工会领袖，用飞机将他们载到亚马逊偏远的监狱。据路透社报道，被囚禁的人包括“玻利维亚劳工联盟（Bolivian Labor Federation）的领导阶层，以及其他资深工会干部”，他们被带往“玻利维亚北方亚马逊盆地与世隔绝的村落，在那里他们的行动受到限制”。这是大规模绑架，赎金则是：如果工会停止抗议，囚犯就能获得释放，最后他们也都屈服。艾斯科巴（Filemon Escobar）是当年的矿工和走上街头的工会活动分子，他近日在玻利维亚接受电话采访时回忆说：“他们把工会领袖从街上掳走，送他们到丛林去喂虫子。当他们被释放时，新经济计划已经实施。”艾斯科巴说：“政府不应把人民送到丛林去施以酷刑或杀害，但这样他们才能推动经济计划。”

　　非比寻常的戒严令实施三个月，而因为计划要在100天内彻底执行，这表示整个国家在休克治疗的关键期完全被管制。一年后，埃斯登索罗政府进行锡矿场大规模裁员时，工会再度走上街头，激烈的事件再度上演：戒严令颁布，然后两架玻利维亚空军的飞机载运100名主要工会领袖，到玻利维亚热带平原的俘虏营。这一次被绑架的领袖包括两位前劳工部长和一位前参议员令人联想起皮诺切特在智利南部曾关过勒特里尔的“贵宾监狱”。这些劳工领袖在俘虏营被拘留两周半，同样的直到工会同意取消示威和饥饿罢工。

　　这有点像阳春版的军政府手法。为了让政权可以实施休克治疗，有些人必须失踪即使只是暂时的。虽然残暴程度轻微些，这种失踪达成了类似70年代的目的。拘禁玻利维亚的工会领袖使他们无法抗拒改革，为在经济上抹除整群的劳工人口铺好了道路他们很快就丢掉工作，并沦落到拉巴斯周围的陋巷小屋和贫民窟。

　　萨克斯在玻利维亚时，曾引述凯恩斯的警告说，经济崩溃会孕育法西斯主义，但他仍然拟订带来这么多痛苦的计划，以致必须靠准法西斯主义的手段来执行。

　　国际媒体曾披露埃斯登索罗政府的镇压行动，但只当作拉丁美洲的一般暴动报道了一两天。不过，在报道“自由市场改革”胜利的日子到来时，这些事件已没有人再提起（就好像与智利的“经济奇迹”如影随形的皮诺切特暴力，经常被轻轻带过）。虽然萨克斯不是下令动用镇暴警察或宣布戒严令的人，但在他写的《终结贫穷》（The End of Poverty）一书中，花了一章讨论玻利维亚如何战胜通货膨胀，但在他似乎乐于自居功劳时，却只字未提执行计划所需的镇压。他最迂回暗示镇压的词句只是“稳定计划初期几个月的紧张时刻”。

　　至于其他人，连如此迂回的承认也付诸阙如。桑契斯甚至宣称“稳定化已经在民主状态下达成，未曾违背人民的人权，而且让人民能自由表达”。一位埃斯登索罗政府的部长则作了未加美化的评估，说他们的所作所为“像独裁猪猡”。

　　这种不协调将永远是玻利维亚休克治疗实验历史的一部分。玻利维亚已证明，激烈的休克治疗要想实行，必须依靠对无辜的社会群体和民主体系发动休克式的攻击。它也显示，政商财团十字军可以采用这些恶劣的独裁统治手段，而仍然被赞美为民主，只因为举行过选举，而不管公民自由权在选后是否遭到镇压，以及民主的期望是否完全被忽视。（这个教训对日后的国家领导人如俄罗斯的叶利钦［Boris Yeltsin］，将特别有用。）玻利维亚以这种方式提供了一种更合世界口味的新独裁统治模式，一种文人政变，由穿西装的政客和经济学家发动，而非穿军服的军人一切都在民主政府的外衣下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