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休克力量消退　人民重建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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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休克力量消退　人民重建兴起

　　我希望告诉你们，希望告诉集中住在玻利维亚这里的我的印第安兄弟，五百年来的反抗运动并非徒劳无功。这种民主、文化的斗争是祖先们奋斗的一部分，是原住民反殖民领袖柯塔利(Tupac Katari)战斗的延续．是格瓦拉战斗的延续。

　　——莫拉雷斯(Evo Morales)宣誓就任玻利维亚总统后发表的谈话．2006年1月22日

　　人民最清楚知道自己小区里的每一个角落和每一个细节。他们也知道自己的弱点。

　 ——拉塔库(Pichit Ratakut)，亚洲灾难准备中心执行理事，2006年10月30日

　　西班牙裔小区的人民建立这个城市两次：白天我们替富人盖房子，到了晚上和周末，我们团结一致，盖我们自己的家、盖我们的小区。

　 ——安提塔诺(Andres Antittano)，加拉卡斯居民，2004年4月15日

　　2006年11月弗里德曼去世后，很多篇追悼文字都充满了恐惧的感觉，担心他的去世代表一个时代的结束。弗里德曼最忠诚的信徒柯克兰(Terence Corcoran)在加拿大《国家邮报》 (National Post)上，问起这位经济学家发动的全球运动是否可能延续下去。“身为自由市场经济学的最后雄狮，弗里德曼留下了一片真空……在世者没人拥有同样的地位。若没有新一代坚定、有魅力、有能力的智者领导，弗里德曼终生奋斗和宣扬的原则能够长存吗？很难说。”

　　那年的11月，不受限制资本主义的追求陷入困境，柯克兰悲观的评估不足以道尽其境况。弗里德曼在美国的传人，也就是发动灾难资本主义体系的新保守派，正处在历史最低潮。1994年共和党赢得美国国会多数党的地位，是这个运动的最高峰；弗里德曼去世前九天，共和党再度败北，民主党取得多数党的地位。共和党在2006年期中选举中败北有三个重要因素，分别是政治贪腐、伊拉克战争处理失败，以及获胜的民主党参议员候选人韦伯(Jim Webb)说得最清楚的一种感觉，就是美国已经偏向“以阶级为基础的制度，偏向美国从19世纪以来所没有见过的制度”。在上述每一种因素中，芝加哥学派经济学的核心理念，如民营化、解除管制和减少政府服务，都奠定了共和党败选的基础。

　　1976年，这场反革命最早受害者之一的勒特里尔坚持说，芝加哥学派在智利造成的大规模财富分配不公，“不是经济上的负债，而是暂时性的政治成就”。勒特里尔显然认为，独裁者的“自由市场”规则达成了目标：不是创造出十分和谐的经济，而是把富人变成超级巨富，把有组织的劳工阶级变成可以弃之不顾的穷人。在芝加哥学派意识形态获得胜利的每一个地方，这种阶级化的形态一再出现。1970年时，阿根廷最富有的10％人口所得，是最贫困10％人口所得的12倍，到了2002年，富裕和贫穷阶级的所得差距增加到43倍之多。智利的“政治成就”的确推广到全球，2006年12月，弗里德曼去世后一个月，联合国一项研究发现：“世界最富有的2％成年人拥有全球家计财富的一半以上。”美国的这种变化最明显，1980年里根开始发动弗里德曼式圣战时，企业总裁的所得是一般劳工的43倍，到2005年，总裁赚到的钱是劳工的411倍之多。对总裁来说，1950年代在社会科学大楼地下室开始的这场反革命的确成功，但胜利的代价却是大家普遍对自由市场的核心承诺失去信心、对增加的财富应该由大家分享的理念失去信心。诚如韦伯在期中选举时说的一样：“滴漏效应经济并没有出现。”

　　我们已经知道，世界人口中的一小撮人取得这么多的财富，并不是靠着和平的过程，而且经常不是靠着合法的过程。柯克兰质疑这个运动领导阶层的才干，问得很对，但问题并非只是没有名义上的领袖能够填补弗里德曼的地位，而是许多领导世界众多地区市场自由化、摆脱所有限制的人，当时困在一系列令人震惊的丑闻和刑事犯罪调查中；丑闻和调查涵盖最早期在拉丁美洲的实验、到最近在伊拉克的实验。芝加哥学派存在的35年历史中，都是靠着有力企业人士、信念坚定的改革派和强人政治领袖之间的密切合作来推展目标。到2006年，这三个阵营中的重要成员不是关在牢里，就是遭到起诉。

　　第一个把弗里德曼休克疗法付诸实施的皮诺切特，当时遭到软禁(不过他在遭到贪腐或谋杀罪嫌审判前死亡)。弗里德曼死后隔天，乌拉圭警方逮捕博达维里，罪名是涉嫌在1976年杀害四位著名的左派分子，当时博达维里领导乌拉圭，在乌拉圭残暴推动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并聘请弗里德曼的同事和学生担任高级顾问。阿根廷法院剥夺了前军事执政团领袖的豁免权，判决前总统维德拉(Jorge Videla)和海军上将马赛拉无期徒刑。阿根廷独裁统治期问，担任中央银行总裁、后来在民主政治期间实施全面休克治疗计划的卡瓦洛也遭到起诉，罪名是“公共行政管理诈欺”。卡瓦洛2001年和外国银行签订债务协议，耗费了阿根廷数百亿美元。冻结卡瓦洛1000万美元个人财产的法官认定，卡瓦洛施政时，“绝对知道”施政的有害后果。

　　玻利维亚前总统桑契斯曾经在自己的客厅里，完成所谓的经济“原子弹”，现在也因为多项罪名遭到通缉，罪名包括射杀抗议人士、涉嫌违反玻利维亚法律和外国瓦斯公司签约。在俄罗斯，不但哈佛帮遭到诈欺罪定罪，而且在哈佛帮协助推动的民营化计划中，很多靠着良好关系一夜赚到数十亿美元的企业大亨，不是入狱就是流亡外国。石油业巨擘尤科斯公司前首脑霍多尔科夫斯基，在西伯利亚监狱里服八年徒刑，他的同事和大股东聂夫斯林(Leonid Nevzlin)流亡以色列，另一位企业大亨顾新斯基(Vladimir Gusinsky)也一样。声名狼藉的贝瑞索夫斯基(Boris Berezovsky)在伦敦定居，担心遭到诈欺罪逮捕，不能回莫斯科。但是这些人全都否认犯罪。布雷克(Conrad Black)因为拥有报业集团，成为在加拿大推广弗里德曼主义最有力的宣传家，但是他在美国遭到何林杰国际公司(Hollinger International)股东控告诈欺；检察官说，他把公司当成“自己的银行”。另外，美国安然公司的雷伊(Ken Lay)于2006年7月死亡，死前已经因为阴谋与诈欺定罪，可以说是能源业解除管制不利影响的范例。弗里德曼学派思想家诺吉斯特(Grover Norquist)说过“我不想废除政府，只希望把政府的规模缩小到可以拖进浴室、在浴缸里淹死”，因而让进步人士十分愤慨，他这时也因为深深陷人配合华府说客艾布兰莫夫发挥影响力以图利的丑闻中，无法自拔。不过他还没有遭到起诉。

　　从皮诺切特、卡瓦洛、贝瑞索夫斯基到布雷克，虽然每一个人都试图说自己是莫须有政治迫害的受难者，但这份绝对说不上完整的问题名单，却代表严重背离新自由派创造的神话。新自由派推动经济圣战时，努力用正直与合法自我粉饰。现在这层虚饰被公开剥除，暴露出经常靠着丑陋犯罪助长而成的严重贫富不均制度。

　　除了司法上的问题外，还有一片乌云隐隐出现。原本极为完整、足以产生意识形态共识的幻象开始消失。早期的受害者华尔士认为，芝加哥学派在阿根廷取得的优势只是倒退，不是永久的失败；军事执政团采用的恐怖手段虽然使阿根廷成为遭到震撼的国家，但是华尔士知道，从本质来看，这种震撼是暂时状态。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街头遭到射杀前，曾经估计要花20到30年的时间，恐怖的效果才会消失；阿根廷人将会重新站定脚跟，恢复勇气和信心，准备再度为经济与社会平等奋斗。到了2001年，也就是24年后，阿根廷爆发示威抗议，反对国际货币基金规定的紧缩经济措施，然后在短短的三星期里，迫使五位总统下台。

　　这段期问我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听到大家不断宣称：“独裁统治刚刚结束了！”当时我不了解大家这种欢欣鼓舞说法的意义，因为独裁政治已经结束17年，现在我想我了解了，休克状态终于消失了，就像华尔士预测的一样。

　　随后几年里，反抗休克的风潮蔓延到过去推动休克治疗的很多国家，包括智利、玻利维亚和黎巴嫩。大家从坦克和电击棒(配合突然的资本外逃与严苛的经济紧缩)造成的集体恐惧当中解脱，要求实施更民主的制度，要求对市场实施更多的控制。这些要求成为弗里德曼主义的最大威胁，因为这种要求挑战弗里德曼主义最核心的理念：资本主义和自由是同一个不可分割计划的构成要素。

　　布什政府仍然极为坚定，希望继续维持这种错误的联盟，因此2002年美国的国家安全策略中，列出下列文字：“在20世纪自由和极权主义的重大斗争中，最后自由的力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自由、民主与自由企业成为国家追求成功唯一可以依靠的永续模型。”这种说法有美国的全部军力作为后盾，却不足以对抗公民利用各种自由，抛弃自由市场正统学说的浪潮，连美国也一样。2006年期中选择后，《迈阿密前锋报》(Miami Herald)一则头条新闻的标题说得好：“民主党靠着反对自由贸易协议，大获全胜。”几个月后，《纽约时报》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联合民调发现，64％的美国公民认为，政府应该保证医疗制度能够涵盖全民，而且受访者“表示极为愿意妥协”，以便达成这个目标，包括愿意每年多缴500美元的税。

　　在国际舞台上，最坚决反对新自由派经济学的人一次又一次赢得选举。2006年，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打着“21世纪社会主义”的政见，得到63％的选民支持，第三度当选总统。布什政府虽然企图把委内瑞拉抹黑为假民主，这一年的一项民调却发现，57％的委内瑞拉人对自己国家的民主政治感到满意。在拉丁美洲国家中，这么高的支持度仅次于乌拉圭；乌拉圭左派联合政党广大阵线党(Frente Amplio)胜选后，推动一系列公民投票，阻止大规模的民营化计划。换句话说，这两国的投票形成了对华盛顿共识的真正挑战，公民对民主制度改善人民生活的力量恢复了信心。和这种热情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经济政策大致不变、忘记竞选时所做种种承诺的国家。在这些国家里，民调一再显示人民对民主制度的信心降低，反映出来的是选举投票率下降、对政客的怀疑十分严重，还有宗教基本教义派兴起。

　　2005年内，自由市场和自由人民之间在欧洲爆发了更多的冲突；欧洲两个国家的人民在全国公民投票中，拒绝了欧洲宪法。法国是其中一国。法国人认为欧洲宪法是企业至上秩序的法典，这次公民投票是法国公民第一次有机会，针对自由市场规则是否应该统治欧洲的问题直接说出答案。结果法国公民抓住机会说不。就像巴黎作家兼行动主义者苏珊·乔治(Susan George)说的一样：“大家真的不知道整个欧洲会这样压缩，全部都写在一份文件里……一旦大家开始引用其中的内容，就会发现里头究竟是什么名堂，发现宪法化是怎么回事。而且宪法不能修改、不能修正，大家都吓得要死。”

　　大家用很多不同的方式，包括用反动和种族主义的方式，强力拒绝法国人所说的这种“野蛮资本主义”。美国人对中产阶级萎缩的怒火轻易地转移方向，变成要求建立边界围篱。有线电视新闻网节目主持人陶布斯更把晚间新闻时段变成反对“非法外国人入侵，对美国中产阶级发动战争”的运动，指责外国人抢夺就业机会、散布犯罪、带来“具有高度传染性的疾病”。 (这样把外国人当成代罪羔羊，引发了美国史上最大规模的移民示威抗议，超过100万人参加2006年的一系列抗议大游行，这是经济震撼受害者表现无畏无惧新精神的另一个迹象。)

　　2005年荷兰的欧洲宪法公投同样遭到反移民团体劫持，变成比较不像反政商财团主义秩序的投票，比较像是投票反对波兰工匠涌人西欧压低工资的可怕现象。促使法国和荷兰很多选民投票的原因是“担心波兰水电匠”入侵，或是照欧盟前执行委员雷米(Pascal Lamy)的说法，是“水电工人恐惧症”。

　　同时在波兰，大家对90年代造成极多人十分穷困的政策反弹，也促使波兰表现出一系列令人困扰的恐惧症。团结工会背叛推动工运的劳工时，很多波兰人转而投入新组织，最后把超级保守的法律与正义党(Law and Justice Party)推上执政地位。波兰现在由卡钦斯基(Lech Kaczynski)总统统治，卡钦斯基是脱离团结工会的行动主义者，担任华沙市长时，因为禁止同性恋尊严日游行，参加“正常人尊严活动”而闻名^[1]；卡钦斯基和他的双胞胎兄弟加洛斯罗(Jaroslaw，现任总理)大致上靠着攻击芝加哥学派政策的言论，赢得2005年的大选。他们的主要反对者承诺要废除公共退休金制度，推行15％的均一税，两者都直接取材自弗里德曼学派的剧本。这对双胞胎兄弟指出，这种政策会劫贫济富，让大企业与收受贿赂政客组成的核心发财。不过法律与正义党执政后，把目标转向比较容易攻击的人，如同性恋、犹太人、女性主义分子、外国人和共产党徒等。就像波兰一位报纸编辑说的一样：“他们的计划，绝对是控诉过去的17年。”

　　很多俄罗斯人认为，普京时代同样是对休克治疗时代的反弹。俄罗斯还有几千万变穷的公民没有享受到经济快速成长的好处，政客要激起民众怒火、反对90年代初期的问题并不难。大家经常说，这些问题是外国人的阴谋，目的是要让苏联帝国屈服，把俄罗斯交给“外国人管理”。虽然普京对几位企业大亨采取的司法行动大都是象征性行动，同时，新一代的“国家企业大亨”依附克里姆林宫崛起，但很多俄罗斯人一想到90年代的混乱，就会感谢普京恢复的秩序，不顾愈来愈多新闻记者和其他批评者神秘死亡、秘密警察似乎享受全部免责权的事实。

　　因为社会主义仍然和数十年来打着社会主义名号的暴政息息相关，大众的怒火除了透过民族主义和原型法西斯主义发泄，没有多少管道可用。以种族为基础的暴力事件每年大约增加30%，到了2006年，几乎每天都发生这种事件。“俄罗斯人的俄罗斯”口号得到将近60%人口的支持。反法西斯主义行动人士傅多文(Yuri Vdovin)说：“当局完全了解自己的社会与经济政策缺点很多，不足以提供大多数人民可以接受的生活状况，但是，所有的失败都可以归咎于信仰错误宗教的人、肤色不对的人或其他种族背景的人。”

　　十分讽刺的是，俄罗斯和东欧国家推动休克治疗所造成的痛苦影响，经常被人解读为防止德国魏玛时代重演的唯一方法，也就能防止纳粹思想兴起。自由市场意识形态随意把数千万人排除在外，重演了同样可怕的爆炸性状况。有尊严的人民认为自己遭到外国势力侮辱，希望把目标对准人口中最脆弱的人，以便恢复国家光荣。

　　在芝加哥学派最早的实验室，拉丁美洲反弹的方式显然让人觉得比较有希望。反弹不是针对脆弱的人，而是从根本针对排他性的经济意识形态；而且拉丁美洲和俄罗斯与东欧的情况不同，拉丁美洲有一种无法压制的热情，想要试验过去遭到推翻的理忿。

　　虽然布什政府宣称，自由市场在20世纪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打败所有形式的社会主义，但很多拉丁美洲人却十分清楚，在东欧和亚洲若干地区失败的是威权共产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已在许多地方实施，不仅是社会主义政党靠着选举取得执政地位，还包括以民主方式经营管理的工作场所和土地拥有权：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到意大利艾米丽亚—罗马涅区(Emilia—Romagna)历史性的合作经济，都是这样。1970到1973年问，阿连德就是希望在智利推行这种糅和民主制度与社会主义的版本。戈尔巴乔夫有一个比较不激进的类似设想，希望依据斯堪的纳维亚模式，把苏联变成“社会主义灯塔”。在南非争取自由的长期斗争中激发梦想的《自由宪章》，是一脉相承的第三条路：不是国家共产主义，而是市场和国有化的银行与矿场共存，所得用来兴建舒适的小区与体面的学校，借以追求经济与政治民主。1980年创立团工会的工人保证不和社会主义斗争，而是支持社会主义，最后工人赢得以民主方式管理工作场所和国家的权力。

　　新自由派时代有一个卑鄙的秘密，那就是上述理念从来没有在比较大的理念战场中遭到挫败，也不是在选举中遭到反对，而是在政治上重要的关键时刻遭到镇压。秉持这些理念的人如果激烈抗拒，就会遭到公然的暴力，遭到皮诺切特、叶利钦镇压。否则就是遭到威廉森(John Williamson)所说的“巫毒政治”背叛，例如玻利维亚总统埃斯登索罗当选后推动秘密经济计划，大规模绑架工会领袖；非洲民族议会透过秘密协商，放弃《自由宪章》，改采姆贝基秘密之至的经济计划；或是团结工会的忠实支持者在胜选后为了换取纾困，因而屈服于经济休克疗法。真正的原因是经济平等的理念极为深入人心，极难在公平的战斗中挫败，因此才会从一开始就采用休克主义。

　　华府总是认为，民主社会主义的威胁比集权共产主义还大，要破坏共产主义的名声、把共产主义当成敌人很容易。1960和1970年代期间，华府对付深入人心、构成妨碍的发展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时，喜欢把这些理念和斯大林主义相提并论，刻意忽略两者间的明显差别(今天美国也是采用同样的方法，结合所有反对力量对付恐怖主义)。这种策略有一个明显的例子，出自芝加哥学派发动圣战初期，深深埋藏在解密后的智利政府档案中。美国虽然透过中央情报局出钱，发动宣传攻势，把阿连德描绘成苏联式的独裁者，但阿连德胜选真正让华府担心的地方，表现在1970年基辛格交给尼克松的一份备忘录中：“智利马克思主义政府胜选的例子，一定会对世界其他地方产生冲击，对意大利尤其如此；甚至会成为典范，传播到其他地方，被人模仿，进一步严重影响世界局势和美国的地位。”换句话说，在阿连德的民主第三条路扩散前，必须把阿连德拔除。

　　他代表的梦想却从来没有遭到挫败，而是像华尔士所说的一样，是遭到暂时性的镇压，被恐惧打入地下。这就是为什么拉丁美洲从数十年的震撼中恢复时，旧理念再度百花齐放、出现基辛格极为担心的“模仿扩散”现象。从2001年阿根廷崩溃以来，反对民营化成为南美大陆明确的主张，力量足以造成政府上台或下台；到2006年下半年，这种反对实际上形成了骨牌效应。鲁拉(Luiz Inacio Lula da Silva)竞选巴西总统连任胜利，主因是他把大选变成针对民营化的公民投票。他的对手出身1990年代大卖巴西国有财产的政党，为了应付鲁拉，他出现在公开竞选场合时，样子好像是全国房车竞赛协会(NASCAR)的社会主义代表，穿着夹克、戴着棒球帽，上面贴满还没有卖掉的公营公司标志，选民却不为所动。鲁拉的政府虽然贪腐丑闻缠身，令人失望，仍然得到61％的选票。不久之后，尼加拉瓜前桑定游击队 (Sandinistas)领袖欧提佳(Daniel Ortega)在竞选中，主打全国经常停电，赢得选举；他宣称，问题的根源是国营电力公司在米契飓风后卖给西班牙联合能源公司。他声嘶力竭地告诉群众：“父老兄弟们，你们每天忍受出卖这些国产的影响！谁把联合能源公司引进尼加拉瓜？当然是富人的政府，是为野蛮资本主义服务的政府。”

　　2006年11月，厄瓜多总统选举变成同样的意识形态战场。43岁的左派经济学家柯利亚(Rafael Correa)击败香蕉大亨兼号称全国首富的诺博亚 (Alvaro Noboa)。柯利亚用扭曲姐妹(Twisted Sister)唱的《我们不接受》作为正式竞选歌曲，呼吁全国人民“打倒所有新自由主义的错误”。他当选总统后宣称自己“不是弗里德曼的粉丝”。这时，玻利维亚总统莫拉雷斯已经就职将近一年，已经派出军队，把天然气田从跨国企业“强盗”手中夺回，还进一步推动矿业部门部分国有化。同期间，墨西哥2006年的选举因为弊案频传，结果人民成立史无前例的“地下政府”，和政府对抗，还在街头和墨西哥市政府大厦外面的广场上投票。墨西哥欧萨迦省(Oaxaca)的右派政府派出镇暴警察，镇压要求提高年薪的教师罢工，引发了全省性的起义，和贪腐的政商财团主义省政府对抗了好几个月。

　　领导智利和阿根廷的政客，都自称反对本国所实施的芝加哥学派实验，不过他们采用的替代路线到底有几分真实性，仍然值得深人探讨，然而，这种象征本身就代表胜利。阿根廷总统科钦纳(Nestor Kirchner)内阁中的好多位部长，包括科钦纳本身，都曾经在独裁统治期间遭到监禁。2006年3月24日，也就1976年军事政变30周年纪念日时，科钦纳在母亲们为失踪子女每周守夜一次的5月广场上，对示威群众演说：“我们回来了。”他指的是70年代遭到恐怖镇压的一代。他说，聚集在广场上的极多群众当中：“有3万个失踪先烈的脸孔，今天重回这个广场。”智利总统巴奇雷(Michelle Bachelet)是皮诺切特恐怖统治期间成千上万受害者中的一位。1975年，她和妈妈监禁在格雷莫笛村(Villa Grimaldi)的隔离牢房遭到拷问，木制的隔间小到犯人只能缩成一团。她的军官父亲因为拒绝参与政变，遭到皮诺切特的手下杀害。

　　2006年12月，弗里德曼死后一个月，拉丁美洲领袖在玻利维亚科察班巴市(Cochabamba)，举行历史性的高峰会，这个城市的人民很多年前曾经起义反对供水民营化，迫使贝泰公司离开玻利维亚。莫拉雷斯揭开高峰会序幕时，引用厄瓜多尔作家贾利安诺的名著《拉丁美洲淌血的矿脉：五个世纪的掠夺》(Open Veins of Latin America:Five Centuries of the Pillage of a Continent)，誓言要愈合“拉丁美洲淌血的矿脉”。莫拉雷斯引用的这本书以感性的笔调，记录拉丁美洲因为遭到暴力掠夺，从富裕的大陆变成贫穷大陆的情形。阿连德居然大胆推动智利铜矿国有化，试图关闭对外开放的矿脉，因而遭到推翻前两年，正巧是这本书初版的1971年。阿连德遭到推翻开启了疯狂掠夺的新时代，南美大陆发展主义人士兴建的众多设施都面临废弃、拆除和出售的命运。

　　今天拉丁美洲人民忙着恢复多年来遭到暴力打断的计划，很多新政策听来很熟悉，包括重要经济部门国营化、土地改革、教育、识字率与医疗的重大新投资。这些政策不是革命性的理念，却代表政府无怨无悔、协助追求平等的设想，也代表明确反驳弗里德曼1975年对皮诺切特说的：“在我看来，相信可以用别人的钱行善是极大的错误。”

　　拉丁美洲当代的群众运动，显然吸取了长期强硬路线的经验，却不是直接复制过去的例子。所有差别中，最明显的差别是深切了解必须寻求保护，避免遭到过去的休克冲击，包括避免遭到政变、外国休克治疗专家、美国训练的刑讯专家，以及80和90年代债务休克与货币崩溃的冲击。拉丁美洲的群众运动发挥力量，推动众多左派候选人赢得选举，现在正在学习怎么在自己的组织模式中建立避震器。例如，群众运动组织没有60年代那么中央集权化，现在想靠着消灭若干领袖来瓦解整个运动比较难。查韦斯虽然搞起声势惊人的个人崇拜，又采取行动集中国家层级的权力，委内瑞拉的进步网络同时却高度分权，权力透过成千上万个街坊委员会和合作社，分散在草根和小区阶层。把莫拉雷斯推上台的玻利维亚原住民运动用同样的方式运作，而且明白表示，他们不是无条件支持莫拉雷斯，除非莫拉雷斯谨守民主路线，否则立刻会失去他们的支持。这种组织方式使查韦斯能够熬过2002年的政变企图，存活下来。群众革命遭到威胁时，他的支持者从加拉卡斯周围的贫民区拥进首都，要求查韦斯复职。这种群众动员的方式在70年代政变中，从来没有见过。

　　拉丁美洲新领袖也采取大胆措施，预防将来由美国支持、企图危害他们既有民主胜利的政变。委内瑞拉、哥斯达黎加、阿根廷和乌拉圭政府全都宣布，不再派遣学生到“美洲学校” (School of the Americas)去，这所学校现在叫作西半球安全合作研究所(Western Hemisphere Institute for Security Cooperation)，设在乔治亚州的班宁堡(Fort Benning)，是声名狼藉的警察与军事训练中心。拉丁美洲有极多恶名昭彰的杀手，在这里学习最新的“反恐”技术，然后立刻受命对付萨尔瓦多的农民和阿根廷的汽车工人。玻利维亚似乎决心切断跟这所学校的关系，厄瓜多也一样。查韦斯已经明白表示，如果玻利维亚圣克鲁斯省(Santa Cruz)的极端右派分子实现对莫拉雷斯政府的威胁，委内瑞拉军队会协助捍卫玻利维亚的民主制度。柯利亚决心采取最激烈的措施，目前南美洲最大的美军基地设在厄瓜多尔的曼塔港(Manta)，这里是美国针对哥伦比亚发动“反毒战争”的集结待命地区。柯利亚政府已经宣布，有关这个基地的协议2009年到期后，厄瓜多尔决定不再续约。厄瓜多尔外交部长艾斯皮诺沙(Maria Fernanda Espinosa)说：“厄瓜多尔是主权国家，国内不需要任何外国部队。”如果美军失去了基地或训练计划，发挥休克治疗的力量会大为减弱。

　　拉丁美洲新领袖也做了更好的准备，知道怎么应对市场震荡造成的休克。最近几十年里，资本可以迅速外移是最具破坏性的力量之一，商品价格突然暴跌，可能摧毁整个农业部门。但是拉丁美洲大部分国家都经历过这些休克，留下像鬼城一样的工业郊区、也留下数量惊人的休耕农地。因此新左派在这个地区的任务变成收拾全球化留下的残局，重新利用；这种现象表现最明显的地方，是巴西的无土地农民运动组织(Landless Peoples Movement)，这个组织150万农民会员组成数以百计的合作社，重新开垦没人利用的土地。在阿根廷，这种现象表现最清楚的地方是“企业复活”运动：200家破产企业在员工的努力下死而复生，变成以民主方式经营的合作社。合作社不必担心碰到投资人撤资造成的经济震撼，因为投资人已经离开。从某方面来说，这种重新利用的实验是新形态的灾后重建，是从新自由主义造成的缓慢灾变中重建，和灾难资本主义体系在伊拉克、阿富汗与墨西哥湾区的重建模式截然不同。拉丁美洲重建计划的领袖是受到灾难影响最严重的人，因此，他们的自发性做法看来很像真正的第三条路，一点也不足为奇。这种路线正是第三条路，是芝加哥学派在全球各地以震撼方式极为有效排除的路线，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实施的民主制度。

　　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把推动合作社列为最优先的施政项目，允许合作社优先取得政府的合约，而且提供合作社经济诱因，鼓励合作社彼此交易。到2006年，委内瑞拉大约有10万家合作社，雇用的员工超过70万人。很多合作社是把国家基础建设的一小部分，例如收费站、高速公路维修、医疗诊所……交给小区经营，这种做法和政府外包的理念正好相反；不是把国家的一部分卖给大企业，因而丧失民主控制。利用这些微少资源的人获得管理资源的权力，至少在理论上，能够创造就业，也能够创造比较积极因应顾客的公共服务。查韦斯的很多批评者当然嘲笑这种做法是施舍和不公平的补贴。但是同期内，哈利伯顿连续六年，把美国政府当成自己的提款机，光是用伊拉克合约的名义，就提走200多亿美元，在墨西哥湾或伊拉克，还拒绝雇用当地员工，然后为了对美国纳税人表示感谢，还把企业总部(连同所有附属的税务与法律利益)搬到杜拜。相形之下，查韦斯直接补贴平民，看起来远不如哈利伯顿那么激进。

　　拉丁美洲要对抗未来休克与休克学说的侵害，最有力的防卫之道是摆脱华盛顿金融机构的控制，这是拉丁美洲各国政府加强合作的结果。拉丁美洲国家成立玻利维亚美洲之路组织(ALBA，Bolivian Alternative for the Americas)，反击美洲自由贸易区，使政商财团主义分子希望把阿拉斯加到火地岛(Tierra del Fuego)变成自由贸易区的梦想寿终正寝。虽然ALBA才刚成立，却像巴西社会学家萨德(Emir Sader)说的一样，承诺要变成 “真正公平贸易的典范：每个国家提供自己最擅长生产的东西，换取自己最需要的东西，不受全球行情左右”。因此玻利维亚以稳定的低价提供天然气；委内瑞拉把得到大量补贴的石油供应给比较贫穷的国家，而且和别国分享开发油气蕴藏的技术；古巴派出几千位医生到拉丁美洲所有国家，提供免费医疗，同时在古巴的医学院里训练其他国家的学生。这种做法和1950年代在芝加哥大学开始的学术交换不同，当时拉丁美洲学生学习的是唯一的僵硬意识形态，回国后，在南美大陆一起实施。这种做法主要的好处是ALBA基本上是易货制度，各国自行决定某种商品或服务的价值，而不是由纽约、芝加哥或伦敦的交易员替他们决定价格。这样交易就安全多了，不会像过去一样，深受摧毁拉丁美洲经济的价格突然波动伤害。拉丁美洲在混乱的金融领域中，创造了一个经济相当平静与可以预测的区域，在全球化时代，是大家认为不可能的事情。

　　这种加强整合表示，如果一个国家真的面临财务困难，不需要向国际货币基金或美国财政部求助。对拉丁美洲国家来说，这种情形很幸运，因为2006年的美国国家安全策略说得很清楚，华府仍然积极采用休克主义，“如果危机爆发，国际货币基金的反应必须强化每个国家的经济决策责任”。这份文件声称：“重新聚焦的国际货币基金，会强化市场制度和金融决策方面的市场纪律。”这种市场纪律只有在他国政府向华盛顿求助时，才能执行；就像费歇尔在亚洲金融危机时说的一样，国际国币基金只有在会员国提出要求时，才能提供协助， “但是国家短缺资金时，没有很多地方可以求助”。不过现在情形不同了，因为油价高涨的关系，委内瑞拉已经变成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主要放款国，让这些国家不必再看华盛顿的脸色。

　　这种情形造成了惊人的影响。巴西长久以来因为债台高筑，受到华盛顿的重重约束，现在却拒绝再跟国际货币基金签订新约。尼加拉瓜正在谈判退出国际货币基金的事宜，委内瑞拉已经退出国际货币基金与世界银行，连华盛顿过去的“模范学生”阿根廷都加入这个趋势。阿根廷总统科钦纳在2007年的国情咨文中说，阿根廷的外国债主曾经告诉他：“你必须和国际货币基金签约，才能清偿债务。”我们告诉他们：“先生，我们是主权国家，我们希望还债，但是绝对不再跟国际货币基金签约。”因此，在南美大陆上，80和90年代力量极为强大的国际货币基金，不再是什么强权。2005年，拉丁美洲国家积欠的债务占国际货币基金全部放款金额的80％；到2007年，南美大陆向国际货币基金借的钱只剩下1％。只不过是两年间，就出现这么惊人的变化。科钦纳宣称：“摆脱国际货币基金后，还能活着，而且是过很好的生活。”

　　这种变化已经扩散到拉丁美洲以外的地方，短短三年里，国际货币基金全世界的贷款金额已经从810亿美元，萎缩成118亿美元，剩下的资金几乎全都是贷给土耳其。过去国际货币基金把危机当成获利机会，现在在非常多国家里，都被人视为贱民，开始萎缩。世界银行也面临同样悲惨的命运，2007年4月，厄瓜多尔总统柯利亚透露，他已经停止向世界银行贷款，而且采取特别的措施，宣布世银代表是不受欢迎人物。柯利亚解释说，两年前，世银利用1亿美元的贷款，打败原本要把石油收益重新分配给厄瓜多尔穷人的经济立法。柯利亚说，“厄瓜多尔是主权国家，我们不再接受这个国际官僚机构的勒索。”同时，莫拉雷斯宣布，玻利维亚要退出世界银行的仲裁法院，因为这个机构容许跨国企业控告伤害它们利润的国家政府。莫拉雷斯说：“拉丁美洲国家政府从来没有打赢过官司，我想世界各国也一样，跨国企业总是赢得官司。”2007年5月，沃尔福威茨被迫宣布辞去世界银行总裁职位时，情形很清楚：世银需要采取紧急措施，解救自己严重的信用危机。沃尔福威茨事件发展期间，伦敦《金融时报))报道，现在世界银行经理人在发展中国家提供建议时“都遭到嘲笑”。再考虑2006年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破裂(很多人因此宣称“全球化已经死亡”)，这三个以经济必要性为名义，推展芝加哥学派意识形态的主要机构，如今变得前途茫茫，可能无法继续生存。

　　我们有理由可以认定，反新自由主义的起义应该在拉丁美洲发展到最先进的阶段。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休克实验室落脚的地方，有最多的时间可以重新找回自己的方向，多年的街头抗议产生了新的政治组织，最后得到的力量不但可以接管国家的权力，也开始改变国家的权力结构。迹象显示，其他旧有的震撼实验室也走在相同的道路上。2005到2006年间，南非贫民区因为备受忽视，决定抛弃长久以来忠于非洲民族议会的传统，开始抗议执政党背弃《自由宪章》的承诺。外国记者指出，从黑人城镇起义反抗种族隔离制度以来，已经好久没有见过这种起义了。

　　任何策略如果是以利用强力休克创造的机会为基础，都极为依赖惊异因素。休克状态的定义是：快速进行的事件与解释事件的信息之间，有一段时间差。已故的法国理论家布什亚(Jean Baudrillard)说，恐怖事件是“超量的现实”；这么说来，9·11攻击起初只是纯粹的事件、只是原始的现实，没有经过故事、叙述或任何可以拉近现实与理解落差的东西处理过。如果没有故事，我们就像9·11之后的很多人一样，非常容易受到准备利用混乱状态达成目的的人伤害，我们一接触针对休克事件表达看法的新故事后，我们就接受了再教育，一切就开始变得又有道理了。

　　刻意造成休克与退缩的监狱侦讯人员很了解这种程序。中情局的手册中，强调隔离犯人和有助犯人建立新故事的任何事物很重要，原因就在这里。这些事物包括犯人自己的感官输入、与其他犯人甚至包括和警卫的沟通。1983年的中情局手册指出：“犯人应该立刻隔离，从逮捕那一刻起，就必须维持生理与心理的隔离。”侦讯人员知道犯人会交谈，会互相警告可能的命运，会互相传递纸条。一旦发生这种情形，抓人的那一方就失去优势；他们仍然拥有造成犯人身体痛苦的力量，却失去了操纵和“破坏”犯人，使犯人困惑、迷惘与惊异的最有效心理工具。没有这些因素的话，就不会有休克。

　　比较大的社会也一样，一旦大家深入了解其中的机制，整个社会会变得更难以用惊异震撼、更难以困惑，变成能够对抗休克。9·11以后，灾难资本主义极为暴力的特性取得控制力量，原因之一是由于比较小的休克，如债务危机、货币崩溃、被历史背弃的威胁大致上因为过度使用，已经失去大部分的力量。但是，今天连战争与天灾之类惊人的休克，也并非总是能够引发足以实施不必要经济休克疗法的迷失水平。世界上有太多人有过直接的经验：他们知道这种方法怎么运作，跟别的囚犯交谈过，传递过纸条；惊异的重要因素已经消失了。

　　2006年以色列攻击黎巴嫩后，国际贷款机构规定：提供黎巴嫩重建援助的条件是黎巴嫩必须实施自由市场改革。几百万黎巴嫩人对这种要求的反应是明显的例子。不管怎么说，这个阳谋应该都行得通，黎巴嫩从来没有这么迫切需要资金，即使在战争之前，黎巴嫩已经是世界上负债最多的国家之一；以色列攻击道路、桥梁和机场跑道，大约又造成了90亿美元的新损失。因此，2()07年1月，30个富国代表在巴黎开会时，承诺要提供76亿美元的重建贷款和捐赠，各国代表自然认为，不管援助附带了什么限制，黎巴嫩政府都会接受。这些条件很常见，包括电话与电力民营化，提高燃料价格，减少公共服务，提高已经引发争议的消费税。黎巴嫩经济学家韩丹(Kamal Hamdan)估计，加税和涨价会使家庭支出增加15％：这是典型的和平惩罚。至于重建本身，当然是要交给灾难资本主义的国际大公司，不能规定必须雇用本地人或转包给本地公司承做。

　　有人问美国国务卿赖斯，这么全面的要求是否构成外国干预黎巴嫩事务。她回答说：“黎巴嫩是民主国家，不过黎巴嫩也必须进行一些重要的经济改革，攸关重建是否能够进行。”黎巴嫩总理辛尼欧拉(Fouad siniora)在西方的支持下，轻易同意了这些条件，还轻松地说：“民营化不是黎巴嫩发明的。”为了进一步表示他愿意配合，他聘请跟布什关系良好的监视巨擘布斯艾伦汉米尔顿公司，负责中介黎巴嫩电信事业民营化。

　　然而，很多黎巴嫩公民却显然比较不合作。虽然很多人的家还倒在一片废墟中，却有成千上万的人，参加由总工会和包括伊斯兰真主党等政党发动的大罢工。示威群众坚持说，如果接受重建资金表示要提高受到战争蹂躏人民的生活费用，根本就不能叫作援助。因此，辛尼欧拉虽然在巴黎一再向捐款国保证，但罢工和路障却使全国陷入停顿状态，这是第一个针对战后灾难资本主义发动的全国性起义。示威群众也采取静坐抗议的方法，静坐抗议进行了两个月，把贝鲁特市中心变成了帐篷城市和街头嘉年华的网络。大部分记者认为，这些活动是真主党在展现实力，但是纽约《每日新闻》 (Newsday)中东采访办事处主任贝西(Mohamad Bazzi)认为，这种解释忽视了活动的真正意义：“这么多人在市区露营，背后最大的动机不是伊朗或叙利亚，也不是逊尼派对抗什叶派，而是困扰黎巴嫩什叶派几十年的经济不平等，是穷人和劳工阶级的起义。”

　　静坐示威地点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解释，说明为什么黎巴嫩人这么能够对抗休克。抗议在居民称为索立迪尔区(Solidere)的贝鲁特市中心进行，这个地区里的一切，几乎都是由名叫索立迪尔的民间开发公司兴建和拥有。索立迪尔区是黎巴嫩上次重建的成果，1990年代初期，黎巴嫩经过十五年的内战后，国力耗损、债台高筑、没有钱可以重建。亿万富豪企业家(后来出任总理)哈利利(Rafiq Hariri)提出建议：把整个市中心核心地区的土地所有权交给他，让他和他新设的不动产公司索立迪尔，把市中心变成“中东的新加坡”。2005年2月在汽车炸弹爆炸案中死亡的哈利利，把还没有倒下的所有建筑物几乎全部铲平，把市中心变成一块白纸，小艇码头、豪华公寓大楼 (有些大楼还附设大轿车用的升降机)和豪华购物中心取代了古老的露天市场。这个商业区里的一切，包括建筑物、广场、保安人力，几乎都属于索立迪尔公司。

　　对外界来说，索立迪尔是黎巴嫩战后重生的闪亮象征，但是对很多黎巴嫩人来说，索立迪尔总是像一种全像摄影。在这个超现代化的市中心外面，贝鲁特市的大部分地区都没有从电力到公共运输之类的基本建设，内战在很多建筑物外表打出来的弹孔根本没有修补。真主党就是在闪亮市中心四周备受忽视的贫民区里，建立了忠诚的群众基础；真主党设置了发电机和发射台，推动垃圾清运，提供安全。破败郊区居民闯进索立迪尔的国度时，经常被哈利利的私人警卫丢出去，因为他们会吓坏观光客。

　　贝鲁特社会运动人士哈土姆(Raida Hatoum)告诉我，索立迪尔开始重建时，“大家都非常高兴战争结束了，街头开始重建了，等到我们发现所有街道都被政府卖掉，变成私人土地时，已经太晚了，我们不知道那些钱是贷款，我们将来还得还债”。这样猛然惊醒，发现最可怜的人民必须负担只对少数精英有利的重建费用，使黎巴嫩人变成了解灾难资本主义运作的专家。就是这种经验协助黎巴嫩在2006年的战争后适应和组织，示威群众选择在索立迪尔泡沫内部进行大规模静坐抗议，同时巴勒斯坦难民在维京超大商店(Virgin megastore)和高档咖啡厅外露营。 (一位抗议人士说：“如果我在这里吃一份三明治，我会破产一星期。”)抗议群众这样做，发出了明确的信息，表示他们不希望另一次索立迪尔式泡沫和残败郊区混合重建，不希望看到堡垒化的绿区和怒火冲天的红区，而是需要全国性的重建。一位抗议人士问：“我们怎么可能再接受这个抢劫我们的政府？接受兴建这个市区、欠下这么惊人债务的政府？这笔债谁要还？是我要还，我死后，是我儿子要还。”

　　黎巴嫩抗拒休克的力量不只表现在抗议上，也表现在影响深远的平行重建工作上。停火后几天，真主党的街坊委员会就考察过很多遭到空袭的房子，评估损害，而且已经发给每一个流离失所的家庭1．2万美元现金，让他们租一年的房子加上购买家具。就像独立记者诺圭拉(Ana Nogueira)和高莎莉(Saseen Kawzally)从贝鲁特报道的一样：“这是卡特琳娜飓风生还者从联邦应急事务管理署得到补助的六倍。”真主党领袖纳斯瑞拉(Sheik Hassan Nasrallah)在电视演说中告诉全国人民：“你们不需要恳求任何人帮忙，不必到任何地方排队。”这些话在卡特琳娜飓风幸存者听来，就好像美妙的音乐一样。真主党的援助没有透过政府或外国非政府组织发放；真主党也没有像在喀布尔那样兴建五星级旅馆，或是像在伊拉克一样为警察训练专家兴建奥运级的游泳池。斯里兰卡海啸幸存者雷努佳告诉我，她希望别人帮忙她家人的方式是把援助直接交给他们，真主党的做法就是这样。真主党也把小区成员纳入重建工作中，聘用本地建筑工人(他们用工作换取搜集到的废金属)，动员1500位工程师，并且组织义工队伍。所有这些援助表示炮击停止一周后，重建工作已经大规模展开。

　　美国媒体几乎一面倒，嘲笑这种行动是贿赂或依附主义，是真主党试图在引发破坏国家的攻击后，购买民众的支持(弗鲁姆甚至说，真主党发的钞票是假钞)。毫无疑问，真主党是在从事政治操作，也是在行善。伊朗的资金使真主党可以这么慷慨，但在这种效率当中，同样重要的是真主党是在地组织、是从重建小区崛起的政党。真主党和外国重建企业机构不同，不是利用进口的管理人员、民间保安人员和译员，不是把遥远国度外国官僚机构的设计强加在本地小区中。真主党能够快速行动，原因是真主党了解每一个小巷、了解每一台临时发报机，也知道可以靠谁把工作做好。如果黎巴嫩居民感谢这种结果，也是因为他们知道另一种结果是什么，就是索立迪尔区。

　　我们并非总是用退化来应对休克，有时候，我们面对危机时会快速成长。2004年3月11日，西班牙就明显表现出这种冲动，当时四颗炸弹炸毁通勤列车和马德里几座铁路车站，炸死将近200人。艾斯纳(Jose Maria Aznar)总统立刻上电视，要全国公民谴责巴斯克(Basque)分离主义分子，也支持他参与伊拉克战争。他说：“我们不可能、也不希望跟在西班牙全境散布死亡这么多次的杀手谈判，只有坚定的决心才能终止攻击。”

　　马德里著名的报纸编辑索乐(Jose Antonio：Martines Soler)说：“西班牙人对这种谈话的反应很差，我们仍然听到佛朗哥(Franco)的回音。”索乐曾经在佛朗哥独裁统治期间遭到迫害：“艾斯纳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手势、每一句话都告诉人民，他站在正确的一方、正义站在他那边，不同意他的人就是他的敌人。”换句话说，9·11恐怖攻击后，美国人在布什总统身上看到的“坚强领导”特质，在西班牙人看来却是法西斯主义崛起的恶兆。这时离西班牙全国大选只有三天，选民想起恐惧主宰政治的时代，用选票逼退艾斯纳，选择决心从伊拉克撤军的政党。这种情形和黎巴嫩一样，对过去休克的集体回忆，使西班牙人能够对抗新的休克。

　　所有休克治疗专家都刻意消除记忆，卡梅伦一直认为，他必须消除病人心灵中的一切，才能重建病人的心灵。占领伊拉克的美国人觉得不必阻止强盗抢劫伊拉克的博物院和图书馆，因为他们认为，或许这样可以让他们更容易达成任务。但是就像卡梅伦医生过去的病人卡斯特纳一样，自己用纸张、书籍和清单构成的错综复杂结构，可以重建记忆，可以创造新的故事，个人和集体纪忆都会变成最有力的避震器。

　　虽然主管机关在非常多的地方，成功地利用2004年的海啸，但是同样受到海啸侵袭的一些地方，尤其是泰国，记忆却成为有效的反抗武器。泰国有几十个沿海村庄被海啸夷为平地，但是泰国的情形跟斯里兰卡不同，很多泰国乡村在几个月内就重建成功。其中的差别不是政府不同，泰国政客和其他国家的政客一样，都急于利用海啸作为借口，赶走渔民，把土地所有权交给大型度假村。但是泰国与众不同的地方是，村民十分怀疑政府的所有承诺，拒绝在难民营里耐心等待官方的重建计划。数以千计的居民在几个星期内，就开始他们自称的“重新占地”。他们手里拿着工具，大步前进，走过开发商雇用的武装警卫，开始在旧房子的所在地划界，有些村子的村民立刻开始重建。在大海啸中失去大部分家人的孔瓦迈(Ratree Kongwatmai)说：“我愿意为这块土地牺牲性命，因为这块土地是我们的。”

　　泰国原住民莫肯族(Moken)渔民演出了最大胆的重新占地行动。莫肯族也叫作“海上吉普赛人”，几个世纪以来，泰国政府都剥夺他们的公民权，因此他们不再心存幻想，不会以为好心的政府会用一块适当的土地，交换政府从他们手中夺走的海岸土地。攀牙省班东华村(Ban Tung Wah Village)居民的演出特别具有戏剧性，泰国一个非政府组织的报告说：“村民自行集结，走回老家，用绳索把遭到摧毁的村子圈起来，象征他们的土地所有权，因为整个村子的人都在那里露营，主管机关很难把他们赶走，尤其是媒体还密切注意灾后重建。”最后村民和政府谈好条件，放弃一部分海滨土地，交换其余祖传土地的法律保障。今天重建后的村子是莫肯族文化的橱窗，设有博物馆、小区中心、学校和市场。现在下级地区官员来班东华村，学习怎么推动“人民管理灾后重建”，同时，满载研究人员和大学生的巴士来到这里，研究“原住民的智慧”。

　　遭到海啸侵袭的整个泰国海岸上，这种直接重建变成了标准。小区领袖说，他们成功的关键是“人民从占领土地的优势，谈判土地所有权”；有些人把这利，做法叫作“用手谈判”。泰国的幸存者也坚持不同形态的援助，不接受施合，却要求提供工具，自行重建。例如，数十位泰国建筑系学生和教授自愿协助小区成员，设计新房子，画出重建计划；造船大师训练村民，自行建造比较精密的渔船。结果小区变得比海啸侵袭前还强而有力，班东华与班乃来(Baan Nairai)泰国村民建造的高脚屋漂亮而结实，和外国包商提供的闷热组合屋相比，高脚屋比较便宜、比较大、也比较凉爽。泰国海啸幸存者小区联盟草拟的宣言说明其中的哲学：“重建工作应该尽量由本地小区自行推动，禁止包商参与，由小区负责建造自己的房子。”

　　卡特琳娜飓风侵袭一年后，泰国草根重建运动领袖和新奥尔良飓风幸存者代表团之间，进行了令人惊异的交流。美国访客参观了好多个重建好的泰国村庄，对村民快速重建完成深感讶异。新奥尔良“幸存者村庄” (Survivors’ village)创办人贾卡里(Endesha Juakali)说：“我们在新奥尔良等待政府替我们办理，但是你们在这里全都白行负责。”他保证：“我们回去后，你们的模式是我们的新目标。”

　　新奥尔良小区领袖回国后，新奥尔良确实掀起直接行动的风潮。贾卡里自己所住小区还是一片废墟，却纠集本地包商和义工，组成小组，清理小区里每一栋遭到洪水损害的房子内部，然后进展到下一阶段。他说，到海啸灾区考察，让他得到“很好的看法，知道新奥尔良人民必须抛开联邦应急事务管理署，抛弃市政府和州政府，开始主张‘我们现在能够做的就是不管政府，而不是依赖政府，开始重建我们的小区’”。同样到亚洲考察的华盛顿 (Viola Washington)回到自己住的新奥尔良珍特利(Gentilly)小区后，态度也完全不同了。她“把珍特利分成很多个区段，为每一个区段组织代表委员会，任命领袖，开会讨论重建的需要”。她解释说：“我们和政府对抗，设法拿回我们的钱时，不希望自己无所事事、不努力找回自我。”

　　新奥尔良还有更多的直接行动。2007年2月，布什政府打算拆除的公屋计划居民团体开始“重新占领”自己的旧房子，定居下来。义工协助清理公寓，帮忙出钱购买发电机和太阳能板。彼特公屋计划(C．J．Peete)居民威廉斯(Gloria williams)宣称：“我家就是我的堡垒，我要收回来。”重新占领变成了小区庆祝会，还有一个新奥尔良的铜管乐队来助兴，他们有很多值得庆祝的地方：至少到现在为止，这个小区逃过了自称重建的庞大文化推土机。

　　有一个共同的主题贯穿人民自行重建的所有案例：参与行动的人说，他们不只是修理房子，也是在自我治疗。这样说很有道理，熬过重大休克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经验，就是有一种彻底的无力感：面对可怕的力量，父母失去拯救子女的能力，配偶人天永隔，提供保护的家园变成了死亡陷阱。要从无助中恢复，最好的方法是出力自助助人、是得到参与小区重建的权利。新奥尔良下九区马丁·路德国民小学助理校长说：“我们的学校重新开学，代表这个小区很特别，我们不只是因为住得近而紧密结合，也是靠着精神、血缘和回家的愿望团结在一起。”

　　人民重建运动代表了与灾难资本主义体系特性对立的精神，后者永远追求白纸和白板，好在上面建立模范国家，与之相反，人民重建运动就像拉丁美洲的农业与工厂合作社一样，天生就具有即兴的特质，将就利用有幸存活下来的人，利用没有遭到扫除、破坏或偷走的所有生锈工具。地方人民重建运动与天国的幻想不同，不是巨灾横扫一切后，让真正信徒逃避的世外桃源；地方人民重建运动的起点是认定大家无法逃避自己创造的重大乱象，而且已经有足够多的东西遭到毁灭，包括历史、文化和记忆。这种运动并不追求从零开始，而是宁可从一片残垣败瓦中开始。如今政商财团主义圣战急剧没落，因而改用加强休克，希望破除日渐增强的抗拒，在此情形下，重建运动指出了介于各种原教旨主义运动之间的一条道路。这些男男女女，他们唯一激进的地方就是强烈的务实精神，他们植根在自己居住的小区里，认为自己只是修理匠，乐于接受残存的东西，好好修理和补强，使一切变得更好、更公平。最重要的是，他们正在建立适应能力，应付下一次来袭的休克。

^[1] 这种偏见并非波兰独有。2007年3月，伦敦市长李文斯顿(Ken Livingstone)警告：“同性恋权利的反动风暴，吹袭整个东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