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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诽谤的革命:通过文献了解越南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历史》
(The Revolution Defamed: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Vietnamese Trotskyism , Socialist Platform Ltd , 2003)


第三章 越南托派在自己言论中的形象



  本章收集的资料旨在证实前面几章的叙述:越南托派在重要的转折点是如何应对与国内外斯大林派的冲突的。或许在我们外人看来,这些越南托派的言论显得理论化而无明显的托派特点;但我们要提醒大家不要忽视殖民统治的环境,这一环境迫使他们采用了一种不容易被大众理解的语言习惯,迫使他们在严格的框架内进行活动,屈从于严厉的审查机关,并面临监禁和拷打的威胁。
  这些资料中只有谢秋杜的文章《声讨人民阵线的背叛》(Against the Popular Front of Betrayal)是个例外。我们要阿姆斯特丹的国际社会史研究所(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History in Amsterdam),CERMTRI的同志们慷慨地向我们提供了所有的资料,使得我们能够从他们的杂志上翻译出所有这些资料。

让我们保卫工人出版社!
让我们支持“斗争报派”(La Lutte)![1]


  斗争报集团以八票支持、一票反对的优势通过了一项反击狡猾敌人的方案。
  他们这样做是为了生存的自卫,因为有人正四处散播谣言,说他们是反共产主义的。
  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保卫整个工人运动和进步运动的广泛利益。
  一如既往,无产阶级一直相信工人阶级的出版物是他们最好的斗争武器。尽管内部时有分歧,无产阶级总能够认识到如何达成共识以保护自己、对抗敌人。
  一如既往,资产阶级也明白了,他只有使工人阶级的出版社闭上嘴巴,才能够安心地剥削和压迫工人。佩吉(M Pagès)总督禁止公职人员阅读《斗争报》的目的正在于此。
  一如既往,法西斯分子、资本主义的热心代理人都知道,如果容忍工人出版物的存在,就不可能消灭共产主义。他们的目的是从物体上消灭工人的报纸,包括砸碎他们的办公室,杀害工人报刊的记者。
  这帮人正在通过散播恶毒的流言——这种只有法西斯才惯用的手段——中伤《斗争报》。
  或许在佩吉总督和警察的诱惑下,“斗争报派”出了内奸。他们竟然没有去利用工人运动中的派系斗争来分化瓦解“斗争报派”,这一点让我们很吃惊。
  要反击这个内奸的诡计,我们就不应该事先为工人运动的斗争趋势设定限制。
  我们要树立列宁引用的拉塞尔的观点:“工人阶级的思想通过相互批评可以变得更清晰,工人运动由于内部斗争而变得更强大。”
  在反击内奸们阴谋的斗争中,我们需要的是阶级觉悟和无产阶级的纪律观念。
  但同时我们希望“那些休止的宗派主义不要那虚妄的借口来抨击《斗争报》,这些借口在第三国际和第四国际看来都是不充分的”。
  对于这些可能将“脱离罪名”的人(指内奸——译者注),我们要说:“不要把法西斯的手段引入工人运动,当你们在摧毁工人出版社时,你们是在玩弄帝国主义的手段。”
  我们向有阶级觉悟的工人们以及所有与我们持相同观点的人呼吁:
  让我们抛开界限来保卫《斗争报》。谴责威胁其存在的那帮人。
  虽然我们有权利严厉地批评其(指《斗争报》——译者注)策略,但我们还没有权利使它闭嘴。

选举胜利了,现在怎么办?[2]


  工人的胜利已经是明确无疑的了。我们的候选人已经当选,他们是谢秋杜(765票),阮文绍(736票),杨白梅(715票)。
  选举结果已公布,马上就有几千名工人、政府职员和青年人聚集在镇中心礼堂的前面,向当选的同志和“斗争报派”表示祝贺。随后他们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游行:约有3000多人高呼着胜利的口号从礼堂走到《斗争报》的办公室。在那里,阮文绍向大家表示了谢意。一些积极分子挤上了几辆汽车,把胜利的消息传遍全城。
  西贡的庆祝活动也是同样的热烈。
  要知道这次选举的重要意义,我们就要弄清楚帝国主义费尽心机安排这次选举的真实目的。
  去年12月至今年1月是我们的大罢工时期,而这次选举恰恰被安排在这之后的平静时期。正如布莱维尔(Brevié)所说,几个月以来,贫民区的媒体一直都在有计划地通过宣传前所未有的苦难、歪曲的事实、谎言和错误的警告来反对那些“职业的造反者”和正在“破坏秩序的人”。达莱斯(Darles)、盖提诺斯(Gattegnos)和纽曼斯(Newmanns)根本就不相信他们正在修补的是一块烂的不能再烂的破布。但这又有什么关联呢!只要法国的人民阵线政府顽固地反对那些可恶的“秩序破坏者”,只要人民阵线政府放弃了革命,只要占代表绝大多数的公仆们(其中佩吉总督直接任命的有2402人)投票反对共产主义,只要他们能使人民相信大部分人是反对“斗争报派”和阶级斗争即可。
  看吧,佩吉总督策划这次选举的意图再清楚不过了。
  对他们而言,斗争报派的失败就意味着这样一个信号,他们可以放手镇压任何来自工人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抗争;
  对他们而言,斗争报派的失败就意味着这样一个信号,他们开始全面攻击工人们在去年斗争高潮时获取的胜利——增加工资和进行改革;
  对他们而言,斗争报派的失败就意味着这样一个信号,他们将对工人阶级先锋队、工人报刊、以及工人阶级进行前所未有的镇压,压制任何轻微的反抗;届时每个人都将受到铁拳的打击。
  我们不是在危言耸听。巴黎的朋友们不是已经告诉过我们:勃拉姆和莫奈已经降“斗争报派”列为危险组织,准备将它取缔;除此之外,他们再也找不出更好的方法来服务于印度支那银行和尼德兰银行的利益了。
  这就是佩吉、达莱斯、盖提诺斯和纽埃曼斯等人赋予这次选举的意义。
  他们明白,只要“斗争报派”失败了,他们就可以野蛮镇压工人阶级先锋队,他们就可以对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进行铁腕统治。
  他们知道佩吉总督任命的2402名代表执行这一个阴谋:发出镇压的信号,发出全面反击增加工资的信号,发出阻碍任何自由倾向的信号。
  他们也明白击溃工人阶级只是这些帝国主义代理人的绅士们计划中的第一步。只要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被击垮,他们就可以通过强力手段建立起独裁统治。
  所以,他们对出局和镇压的政策直截了当地说“不”。
  但这只不过是一场选举的胜利。
  可以确定的是,这为我们反击莫奈的阴谋(解散“斗争报派”)提供了重要的思路。他们会到处给我们造谣中伤,他们会让我们在法国的公共舆论中是这样一个形象:“虽然佩吉总督自己任命的代表们是支持我们的,但我们一直是被大众谴责的对象。”
  这在斗争中将是一场口水战,但这并不能取代斗争本身。
  无数的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应首先关注的是如何粉碎人民阵线政府要解散我们的阴谋,然后才是进行胜利的游行。
  工友们,农友们,被压迫的小资产阶级同胞们,警惕起来!

查封《斗争报》


  巴黎的一些朋友告诉我们,勃拉姆-莫奈的人民阵线政府把“斗争报派”列为危险组织,并准备“查封《斗争报》”。
  看到这条消息人们都会嘲笑。怎么能解散一个根本就不存在的“组织”呢?因为“斗争报派”只有一些编辑和被选出的代表。
  “按照我们的理解,如果勃拉姆像对待红十字联盟那样,取缔了其组织,却允许其出版物继续存在,那么这样的查封倒也没什么好怕的。相反,如果不是那样,你就应该嘲笑政府正在进行一场唐·吉柯德式的斗争。”这是几个知识分子听到这个消息后发表的看法。
  他们是太天真了,因为殖民政府根本就没想过用这种方式解散我们。难道他们没想过印度支那国会期间莫奈的两封电报引起的事件吗?
  现在他们只是在等候老板同意(不管多么含糊)进行镇压。至于找借口是很容易的了:他们可以让下面的官员粗暴地执行他们的命令,然后再辩解下面的官员误解了首相的意图,首相当时已经离开了,等等。
  因此,对《斗争报》的查封就意味着禁止其发行,逮捕其编辑,残酷镇压其读者,使整个国家陷入恐怖之中。这才是殖民地独裁政府的意图所在。
  从现在开始我们要采取积极的行动反对这个“查封”。退却就意味着死亡。拖延时间也意味着死亡。
  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发动一场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迫使独裁者们退却。

警察搜查了斗争报社[3]


  上周五警察们突然搜查了《斗争报》的办公地。这是“人民阵线政府镇压印度支那人民运动”这出冗长而不幸的戏剧的第一幕。
  我们工人先锋队实际上早已经习惯了警察的搜查。我们不止一次地接待过警察的不期而至。但我们从未像今天这样感到受一种严重的恐吓。
  是的,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恐吓。
  殖民政府,它根本不想进行任何有益于老百姓的改革,它到处招致不满,它不容置疑地使人民陷入动荡不安的局面,现在它想不惜代价地置我们于死地。
  法国的人民阵线政府,得到了斯大林派无穷支持,也正计划消灭我们。查封《斗争报》是确定无疑的了。看来他们的策略是经过仔细研究的,因为斗争报只是一个单纯的报社,而不是一个政治团体,因此直接查封它是有困难的。从上周的突然袭击我们可以想象出他们的下一步策略就是把斗争报告上法庭,审判其编辑,查禁其报纸。
  难道这死亡的威胁只是针对我们自己吗?我们可以看看近期的一些情况:人民阵线政府压制东京地区的记者协会,查封了Nhanh-Lua和Tuong-Lai;兵工厂的老板们开始向工人们进行反攻,逮捕了人民代表陈文甫(Trinh Van Phu)和劳苦报(Travail)主编阮文邱(Nhuyen Van Tien),并宣判劳苦报所有编辑在搞“破坏行为”,今天还在Can Long进行可恶的审问;看到这些事实,我们仿佛回到了可怕的1930-31年。这说明人民阵线政府执行的完全是反对工人阶级、发对民主、对抗人民大众的反动政策。
  一旦斗争报的骨干发挥不了作用,整个工人运动就没有了主心骨。斯大林派、托派或工联主义者组织的增加工资待遇的运动就将破产。这势必会影响到每一个革命行动的成败。
  斯大林派明白当今的局势吗?在巴黎的印度支那斯大林派在破坏印度支那议会时发生了分裂,现在他们就像我们描述的那样,已经向莫奈政府提供了查封我们的虚假借口。道格拉斯(Jacques Duclos)的暧昧态度已经表示出他半推半就地赞同对斗争报的查封,这进一步增强了政府的反革命意图。
  国内的斯大林派怎么样呢?他们能接受这种暧昧态度的羞辱吗?他们会赞同人民阵线政府对人民大众和进步运动采取的杀人政策吗?
  有些人会对我们说一些风凉话:“你们托派会很高兴地接受人民阵线政府对你们的囚禁的。这样你们就会声名鹊起。政府将你们囚禁了,不正好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向印度支那的人民大众证明了改革之路已经彻底封死,只有革命的途径了。这不正是你们的观点吗?”
  如果事实真象上面说的那样的话,我们一点也不害怕进牢房。但我们再说一遍:政府的反革命行为绝不是仅仅针对我们个人的,它对抗的是整个印度支那群众运动。现在我们认为非常有必要采取措施制止人民阵线政府的反革命行为。
  让我们抛开一切隔阂共同对抗这死亡的威胁!
  让我们和斗争报团结起来!

谢秋杜:声讨人民阵线的背叛[4]


  我发誓,我根本没有兴趣与 Hong Qui Vit(Ha Huy Tap的笔名)同志争论。
  当一个人已经长篇累牍地讲了好久,却对你说:“我还没讲完呢!”然后又警告你“如果他还没有反驳你对法国与西班牙人民阵线政府的批判的话,那并不是因为他没有自己的观点,而是因为他还没空谈到这些问题……”时,请问你认为跟这种人还有可能进行有价值的讨论吗?
  这是怎么回事呢?
  在读过vit同志的文章后,我一直在问自己,是否真的应该进行回应。因为他所批评的具体观点实际上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们可怜的唐·吉柯德是在挑战风车。

  多阶层参与的社会活动

  我不知道有哪些情况让Vit就断定“谢秋杜根本不想让无产阶级去组织多社会阶层参加的社会活动”?
  我曾在给Ninh的第二封公开信中引用了列宁的话:“社会民主党必须、总是、不断地把工人运动扩大到现代社会的各个社会政治领域。”这句话的意思是不言自明的。
  我当时只是想警告同志们要提防,其他阶级、小资产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会用自己的意识形态组织一些从事阶级调和与阶级投降的多阶层参与的社会活动。
  Vit向我保证:“我们第三国际的76个支部没有一个梦想否定阶级斗争的原则。”
  这只是他的一个臆想。我是有证据的,读者们也可以看到我从第三国际最重要的法国支部机关报《人道报》(L’Humanité)引用的大量原文。在其1937年3月26日的报纸上有一篇并未带有轻蔑口吻的大标题——“萨罗(Sarraut)总统”下面有一个小标题:“共和国的法律在阿尔及利亚必须得到尊重”,文章还要求政府逮捕兰伯特[5](Abbé Lambert),在文章结尾说到:“对法律的尊重,关系到阿尔及利亚的秩序与安宁,也关系到法兰西国内与国外的利益”。
  阿尔及利亚的秩序与法律难道不是资产阶级的吗?
  这些支持资本主义体系下的“法兰西国内安宁”与“国外和平”的人难道还会接受阶级斗争的现实吗?他们还会去推翻自己的“资产阶级同胞”吗?“
  同样在1937年3月26这一期报纸上,在祝贺完毕摩洛哥行动委员会(Moroccan Action Committee)的机关周报《行动阵线》(Action populaire)之后,话锋一转,“这些文章都是赞成法国人民与摩洛哥人民亲密合作的,还赞扬了法国的摩洛哥总督诺盖(Nogués)将军”,报纸最后以这样一篇文章结束——“取缔摩洛哥运动党”:
  会有两个前景。第一是这个党会招惹那些从摩洛哥人民的苦难中获取巨大利益的人。这样的话,将会是一个遗憾的丑闻,因为剥削者们是以一种异常的方式从摩洛哥获益的。
  第二个前景是,这个党的活动会与国外的法西斯势力相结合,危及法兰西的安全。据说这将驱除有的误解和混乱。
  换句话说,如果摩洛哥运动党威胁到法国的安全,共产国际的法国支部是会赞成取缔该党的。
  我记得曾有过一段时间,共产国际的法国支部“被起诉密谋危害法国的安全的!!”
  Vit同志可以对这些摘抄发表自己的观点。我确信我们再也找不到1926年的那个《人道报》了,那时候的它经常发表很多抗议殖民地不公平的文章。
  1937年3月27日,《人道报》公布了法国的元帅、将军、总督、驻外大使、上诉法院与高等法院大法官,以及邮差、警察、灯塔守望人等等的月薪,该报虽然强调了他们工资的巨大差别,并呼吁提高人民的最低工资,但也感到有必要保守一点:“不要把罢工归因于任何有利的职位”,根据文章,我们不难看出这有利的职位就是指那些元帅、总督等等。
  你能相信一个迷信高官们的美好意愿的政党,它还会去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吗?
  在《人道报》里再也找不到“阶级斗争”的词汇了,再也找不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言论了。它充斥着“尊重法律”和“国内和谐”的“共和主义气息”。Vit同志,你怎么解释共产国际法国支部机关报在语调和宗旨方面的这些变化呢?
  我们再来看一看人民阵线吧,这个集团已经用激进主义之水完全熄灭了共产主义与无产阶级之火。
  既然是这样,我就不再对人民阵线不抱有期望了,我的朋友也是这样的态度。
  我们将不期望人民阵线在世界上做任何好事情。我们宁愿被视作法西斯的代理人。因为我们已经在1937年4月9日的《人道报》看到:
  不要让他们自己盲目地跟随那些试图在印度支那推行玩弄法西斯主义手段的人,我们的同志谢秋杜和杨白梅现在再一次投入到了西贡地方当局的选举中,一旦他们获得了代表的身份,将有助于人民阵线实现其造福印度支那人民的伟大任务。
  既然今天我们在玩弄法西斯的手段,那么明天我们就可能成为法西斯的代理人!
  Vit同志,难道你觉得Bui Quang Chieus、Tran Van Khas和纽埃曼们(Neumanns)称我们是多余的,把我们当成鼓动家还不够吗?
  你觉得让支持你的所有人都把我们当成敌人有必要吗?
  Vit,你又是什么样的人呢?你真的笃信你跟我谈论的“左派”、“纯粹革命”的口号吗?
  别把口号观点混淆了。
  难道我不曾为提高苦难的工人、农民、劳动者的些许待遇而斗争过吗?
  关于人民阵线遏制任何群众性活动,取缔印度支那国会,制定一个纯粹革命的左派口号这些事实,你能告诉印度支那的群众背后的真相吗?
  虽然你谈到了策略的灵活性,但是我担心这种策略的灵活性太大了。
  再强调一遍:我们的斗争目标是进行紧迫的社会改革,并中立化反革命力量。我们要使用的是简单明了、贴近群众直接生活需要的口号。这样的话,我们就没有必要再在刽子手面前弯着腰了,即使我们面对的是人民阵线。
  没有必要和那些犹豫不定、试图拖我们后腿的人搞联合。我们能够和所有的民主进步力量达成一致就足够了。
  我从来没有认为那些支持罢工运动的共产主义者是“新宪政主义者”,我只是反对阶级合作。关于这一点,我不得不很遗憾地说,Vit同志,你是在恶意地撒谎。
  正如你让我说的那样,列宁从来不会被那些不合格的宪政民主党拖累。你这是在严重地混淆视听。

  不能孤立无产阶级

  这是一个很经典的承认。Vit很同意把无产阶级革命变成民主革命。我今天不是来讨论印度支那革命的性质的。我想说的是这个革命要么是无产阶级的,要么根本就不会发生。但Vit却认为必然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
  但是我确实说过这样的观点,对于无产阶级革命而言,在任何一个国家,特别是今天的法国,资产阶级民主的因素是比社会主义的因素力量强大。
  我也谈论过工人政党和工人运动的发展情况。
  关于工人运动,我指的是包括内部外部两种形式。但是我排斥人民阵线的形式。
  工人阶级的外部运动跟这些“自发自觉的危险理论”毫无关系。
  Vit害怕“其他社会阶层”或自我组织起来,或通过资产阶级政党组织起来。我也害怕这一点。但是Vit还没有佩吉总督看得清楚。在最近的印度支那民主党被批准成立前夕,其他社会阶层(尽可能地排除了社会上层)是完全屈服于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这种对我们有利的形势已经消失了。民主党从一开始就听命于总督的内阁,并吸收了很多犹豫不定的社会因素,但它还没有控制整个中间阶级。这个领域对我们还是有宣传和组织的空间的。为什么在底层团结还存在的情况下搞一个高层的集团呢?
  Vit用来反驳我的例子,只是砸了自己的脚。布尔什维克党是能够动员农民和中间阶级反对他们的领袖的,他们不需要任何的人民阵线。德国无产阶级的失败是因为共产党甚至拒绝与社会民主党搞联合阵线。

  没有群众参与,就没有革命

  Vit同志证明了他根本不知道群众一词的含义。有工人群众,这是我们有必要争取的;有农民群众,这也是我们要争取的;还有中间阶级,我们要赢得革命的胜利,就有必要把他们和其阶级的反革命领袖们分离开。
  “群众”一词并不是包含资产阶级在内的全体国民。而且当我谈论这项任务历史地落在了其他社会阶级身上时,我的意思是指我们必须为了社会主义的目标把中间阶级组织起来,这样做既不是为了尊重私有财产(禁止工厂占有),也不是为了尊重资本主义的利益(强制仲裁和国家强权的法律事实上取缔了罢工的权利)。
  现在是时候破除这个迷信了:正是人民阵线使我们免于法西斯的统治。
  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统治的一种可恶形式。而人民阵线(资产阶级民主)则是资本主义的另一种统治形式。
  资本主义是很容易从民主形式过渡到法西斯形式的。M Lebrun总统是完全可以扮演兴登堡的角色的。例如,一旦出现金融(预算或国库)危机,他就有可能赶走布拉姆(M Blum),召唤达拉第(M Daladier)、或塔迪厄(M Tardieu)[6]或拉罗克(De La Rocque) 或多里奥(Doriot)[7]
  法西斯主义的威胁只会随着资本主义消失而消失。现在的人民阵线通过遏制无产阶级革命、压制了工人与农民来拯救资本主义,这才使法西斯的威胁迫在眉睫。
  啊,我听到你在说:“但是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我们没有农民,没有中间阶级。”
  我已经收到了太多的空头支票了。
  如果布尔什维克党没有一个果断的态度的话,农民和中间阶级不会跟随它进行革命的。法国的农民和中间阶级(不是他们的阶级领袖)需要的是改变和行动,这与分裂人民阵线没有关系,而是要对工人、农民和中间阶级大声说:“人民阵线是在保卫资本主义体系。你们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必须从现在就开始从“意识上”武装工人群众,并为无产阶级革命而准备。
  Vit同志指责社会主义的真正支持者正在迎接法西斯的到来,这使我们想起了1917年进行二月革命的孟什维克。我再强调一遍,法西斯主义和资本主义是与生俱来的,只有无产阶级革命取得了胜利,才能彻底根除法西斯。
  资本主义今天处在自己的最后阶段——帝国主义时期。
  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机已经成熟。以任何借口拒绝从意识和实践上武装无产阶级与工人群众,就意味着背叛他们,是在促成了法西斯的胜利。

  团结起来,统一行动

  Nihn和Vit同志都没有明确地定义他们的“印度支那人民阵线”。
  他们两人继续停留在理论上。让他们忽视实践吧。我们邀请他们来看看《斗争报》。我们正全心地投入他们所抛弃的实践工作。让他们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对谁演讲,我们应该做什么和写什么。
  如果他们不愿意来,那么就让我们告诉他们,我们联合所有的进步因素的步骤是什么,摆在我们眼前的紧要任务是什么,我们所遇到的困难有哪些?
  当Vit说到资产阶级的自由正在接近我们[8]时,他是完全正确的。人民阵线的纲领完全没有革命的口号,议会机构仍然在法律的规定内运作。
  至于他的结论,似乎并不比我高明。
  Vit嘲笑我给Nihn的第一封公开信中的结论。通过谈论“这个时代罪恶的新马克思主义修正派”,他毫无自信地乖乖地把踢出的球捡了回来。而我则要深信不疑地给那些妄图使我们脱离阶级斗争道路的人, 贴上“罪恶的新宪政主义的”标签。

  谢秋杜


 托派赢得了1939年的西贡市议会选举[9]


  西贡市政大厅,4月30日上午10点
  当省里的部分选举结果已经证实《斗争报》的候选人已经当选时,当着一个警察督监的面,就有一些同志在计票厅里唱起了《国际歌》。这是一次《国际歌》被用来欢呼选票的宣读:“谢秋杜、潘文秀、陈文昭当选!”
  聚集在广场的人们,激动地等待着结果。
  谢秋杜在《斗争报》骨干的簇拥下出现了。
  ——“第四国际的候选人全部当选了!”
  ——“谢秋杜万岁!”
  广场上响起了持久而热烈的欢呼。人群在谢秋杜和《斗争报》同志们的带领下,向各个方向欢呼。
  “托洛茨基万岁!”“第四国际万岁!”“谢秋杜万岁!”“谢秋杜为西贡!”(Ta ThuThâu for Saigon)“特赦政治犯!”“跟着民主阵线走!”“工农联盟万岁!”
  游行队伍虽然走到了rue d’Espagne,但在前往中央监狱的途中遭到了一群警察的干涉。因此游行队伍转向了the Boulevard Bonnard。
  “释放政治犯!释放政治犯!”
  当游行到达《斗争报》办公地时,呼声又起:“谢秋杜万岁!”西贡的工人们到处高兴地谈论着印度支那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的这次伟大胜利。





[1] From Le Militant, second year no 5, 23 March 1937. Our translation was made from the reprint in “L’ Opposition de gauche en Indochine entre 1930 et 1937”, Les Cabiers du CERMTRI, no 100, March 2001, p 67.

[2] From Le Militant, second year no10, 27 April 1937. The translation was made from the reprint in “L’ Opposition de gauche en Indochine entre 1930 et 1937”, Les Cabiers du CERMTRI, no 100, March 2001, pp.69-70.

[3] From Le Militant, second year no10, 11 May 1937. Our translation was made from the reprint in “L’ Opposition de gauche en Indochine entre 1930 et 1937”, Les Cabiers du CERMTRI, no 100, March 2001, p.71.

[4] Translated from La Lutte, 13 May 1937.

[5] 他是奥尔良市的市长,支持摩洛哥的民族主义。

[6] 达拉第和 塔迪厄曾任法国总理。

[7] 这两位是法国法西斯政党的领袖。

[8] 这是指人民阵线。

[9] 译自 “Après la proclamation des résultats du scrutin, des milliers de travailleurs manifestant aux cris de ‘Vive Trotsky’, ‘Vive la IvéInternationale’”, 《斗争报》1939年5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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