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打拚为尊严——大同工会奋斗史

[第一章]

致董事长的一封公开信

· 劳教小辞典1 什么叫做怠工(sabotage)?


  怠工结束了,然而对许大同员工而言,这次「意外」的集体行动却震撼了他们的心。这些工人们跟曾水鉴一样,许多是农家子弟,从中南部离乡背井来到台北讨生活,他们进入大同公司后只知道要认命工作,靠工钱勉强维持家计。这次意外的怠工,让他们第一次体认到:他们并不孤独,他们需要的是一个集结工人力量的地方,一个自主的工会。 



  一九八八年二月五日,农历年前一个干冷的清晨,在大同总公司上班的曾水鉴,带着好几捆的传单,来到大同员工搭乖交通车的板桥亚东工专对面,将传单交给正要上车的工人。
  「这些传单……你们拿去到工厂发给大家。」
  「喔,好……。」接过传单的工人愣了一下,接着脸上闪过会心的微笑。坐在车上的员工们纷纷围了过来。
  「谈判年终奖金的问题?另一张写啥?」
  「致……董事长的一封…公开信……」
  「抽几张起来看一看!」

看到传单,双手就发软!


  ……大同公司多年来年终奖金都不足一个月,而公司令年盈余大增,希望董事长今年能发放二个月的金额薪资,这是员工普遍的心声……。
  同业年终奖金知多少?
  台湾松下三点五至四个月,国际电化四至四点五个月。三洋电机二至二点五个月,歌林公司三个月,新力公司三至四个月……。[1]
  传单在前往三峡、桃园厂的交通车上散发开来,曾水鉴自己也骑着机车,载了一捆传单上班。清早刚开工不久,随着传单飘散到工厂的各个角落,大同员工们的情绪也跟着浮躁起来。看着传单上的「同业年终奖金一览表」,想到今年又只有半个月的年终奖金,加上限期三个月内使用的大同电器礼品券,每一个工人的心情都跌入了谷底。不要说发红包给小孩,就连过年拜拜的贡品都不够花!想到这里,平时被训练得极有规律的双手就变得不听使唤,想动也动不了。由大同总公司的录放影机第一中心开始,一直到三峡、桃园,大同集团旗下各工厂的生产线,自动一条接着一条停下来,工人们站起来伸懒腰、上厕所,过了不久便开始聊天,平常就比较冲的员工,更对公司的年终奖金、福利制度等问题破口大骂!
  「工会的人除了每年发礼品之外、拢在做啥?」
  这实在是个好问题,然而谁不知道,以往工会的干部都是由人事处主管「御笔亲点」的乖乖牌。三峡厂的许守活一面心里想着,一面把这些抱怨公司的大嗓门、在怠工中「带头作乱」的员工都记录下来。不过,他可不是人事单位的「抓耙仔」。
  早在四个月以前,许守活一边做纪录,一边心里这么想。就在这时候,隔壁厂房的刘庸走过来串门子。许守活以前并不认识刘庸这个人,更没有想到,他们之后会成为三峡厂工会里经常「答嘴鼓」的战友。

怠工风波越滚越大


  二月六日起,板桥厂的一千多名员工,在生产线上坚持怠工达五天之久,是怠工时间最长的厂区。由于电冰箱厂部份生产线未能配合,支持罢工的工人们甚至愤而锤凹了数台冰箱。接着北投厂员工也加入了怠工的行列。消息传到大同关系企业位于中和市的台湾育信公司,员工们开始在工厂大门口悬挂抗议布条,并提出四项诉求。第一、年假自十六日起至二十日放五天;第二、年终奖金发放两个月全薪;第三,台通公司将组成劳工委员会,劳工代表由员工自由投票选出;第四、此后员工调职,应征得员工的同意。大同公司方面虽然宣布年假延长为六天,希望缓和员工的不满,但怠工的风潮仍像瘟疫般持续地蔓延,二月七日,大同大龙厂也陷入了停工的状态。
  大同各厂区的管理阶层除了在媒体上否认有停工事件以外,对这次的怠工束手无策,一方面是因为怠工完全没有组织,连打压的对象都找不到,另一方面是因为所有的大同员工都知道,包括林挺生的儿子——总经理林蔚山以及各厂厂长,在大同公司里都没有任何实权,除了董事长出面,各厂高阶主管的任何承诺都不能算数。因此,只要董事长不出面,怠工就会延续下去。
  二月八日,台通公司数百名员工手持标语,从厂区内游行到厂区外,总经理林昭阳告诉劳方代表黄基财等人:「我要向上反映!」「年终奖金我无权决定!」就在同一天,大同转投资的中华映管公司,也有一千多名员工加入了怠工的行列,曾水鉴等总公司员工代表十余人,则带着一百多人连署的陈情书,到台北市劳工局检举大同公司强迫加班,违反劳基法。
  大同工人的行动起了带头的作用。中坜市的福特六合汽车公司一千七百名员工走出厂房,聚集在厂区的办公大楼外,要求福特公司在过年前发放红利,金额至少要比照同业。台北新亚电器公司已四年未发放年终奖金,工会常务理事曾圳中向公司顾问反映,竟然遭采购课长等管理人员架住,被打得头破血流,资方扬言将以恐怖手段对付工会理监事,引发怠工工人更强烈的不满。远东化纤劳资协助破裂,低薪资的女工不满情绪高,工会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全厂一千八百名员工十日上午八点起全面怠工。第二天,苗栗的台湾日商欧丽旺电机公司一千一百多员员工,也在这股怠工风潮的激励下,集结在厂区内的广场停工抗议。
  二月九日,由于大同公司方面仍未能给员工一个合理的交代,总公司电扇厂、具件课、基板课与录放影机第一中心持续停工。终端机日产量八百台的北投厂,全天只生产出七十一台。三峡厂七个生产中心有五个毫无动静,台通、板桥厂处在全厂罢工的状态。大龙厂怠工的员工则在工厂门口集结抗议。
  直到二月十日上午,在出身于大同公司的全国总工会秘书长邱清辉、大同工会理事长陶育忠与人事处副处长王守德拟定解决方案,并获得林挺生的首肯之后,资方宣布将大同公司春节假期延长为六天,年终奖金则由原先的三千多块,增加到一个月全薪,平均每个员工约一万四千元。听到这项消息,工人的不满情绪才逐渐平复,陆陆续续回到生产线上工作。

劳资双方大梦初醒


  一九四九年,大同第一批国产电扇,在台海两岸政治动荡不安的环境下问世,一台要卖一两黄金。「大同大同国货好」的歌声、大同宝宝的玩偶、有拉门的老式电视机,和多数台湾人第一次看电视的记忆连在一起。由营造业、制钢业、家电与机电业到今天的电子业,大同曾经创下好几个台湾第一的记录:最早成立的家电厂商、第一家民营股票上市公司、第一个外销电子产品的企业等等。
  「没烦没恼,住到大同倒」、「吃呼肥肥、装呼锤锤、穿呼水水,等领薪水」,这是一九七○年代在大同公司中流行的一些俏皮话。对刚出社会的年轻人来说,当时大同公司是个令人向往的工作场所,蓝色的制服上绣着大同的标致,代表一种荣誉。但是事过境迁,公司长期不合法的剥削,使得员工对公司的荣誉感,变成了厌恶感,抗争的情绪在生产线上发酵。
  一九八四年,台湾劳工法律支援会成立,这是台湾第一个不受国民党控制的劳工团体,成员以知识分子、党外律师为主,业务仅限于个案法律咨询。一九八七年底,台湾的社会运动与政治运动冲击着党禁和报禁,国民党威权体制面临重大考验,年终奖金风波也开始酝酿起来。一方面,从党外到民进党所领导的政治反对运动,冲垮了戒严体制,有利于自主工会蓬勃成长,另一方面,基层工人、政治异议人士以及知识分子也开始集结力量,发展基层自主工会组织,甚至成立劳工政党。劳支会、自主工联、工党与劳动党等工运团体,都渐渐活跃起来。
  就在这种大环境下,曾水鉴等人所发动的怠工事件,加速了大同工会的自主化,三峡厂产业工会的组成,则顺利打响了颠覆工会政权的第一炮。
  发起怠工的灵魂人物——曾水鉴,一开始并没有期待能让工会变天。
  四十五年次的他,由于台南白河老家种植莲花的六分地,养不起四个兄弟姊妹,国中毕业后就离乡背后,只身来到台北半工半读。一开始,曾水鉴在联勤印刷厂当学徒,学习排版、铸铅字,但是在役毕之后,印刷技术与市场都有很大的改变,他只有另觅新职,辗转进入大同关系企业台通公司工作。几年下来,他对于大同资方种种不合法的权威,感到相当不满,曾经为了反对公司限制女作业员上厕所一事,与分组长起冲突,而成为上司的眼中钉。
  一九八五年,由于电信局订单萎缩,台通公司开始裁员,曾水鉴被调到台北总公司的录影厂继续上班。一九八七年底,眼看着戒严解除,强人崩殂,民主运动如火如荼的展开,曾水鉴把希望寄托于民进党。每天下班回家之前,骑车经过台北桥、大汉桥下、重新路边的民进党服务处,他就会停下来听一听尤清、洪奇昌等人的演讲。
  「如果这些人都不会被国民党抓去关的话,那争取年终奖金应该也不会怎么样吧!顶多是失去工作而已。」
  怀着此忑不安、随时准备丢掉饭碗的心情,曾水鉴打电话到民进党位在板桥的服务处寻求协助,然而接听电话的党工却告诉他:
  「年终奖金喔,这要看头家的良心啦,这款代志阮唛没法度帮忙……。」听到这一番话,曾水鉴心里凉了半截。
  几天之,曾水鉴在报端读到工党支持劳工争取年终奖金的消息,他收拾起之前的失落感,开始和工党联络。在工党中常委汪立峡、侯晴耀等人的协助下,曾水鉴制作了「致董事长的一封公开信」与「谈判年终奖金的问题」两张传单,影印了数千份,然而面对可能被解雇的命运,心里总是七上八下。
  眼看着一月底开始,各地争取年终奖金的工潮风起云涌,连日来北起台北山中电子、厚生橡胶、新海瓦斯、正大尼龙、大洋塑胶等厂,桃园国瑞汽车、新竹亚洲水泥、新埔远东化纤厂、裕隆三义厂、华夏头份厂、华隆头份总厂,南到高雄县永丰余久堂厂,总计有数万名劳工以怠工形式发动抗争,桃园客运工会更召开会员大会,对外宣布不惜以罢驶来瘫痪桃园县市交通,曾水鉴终于鼓足勇气,在二月五日将这些传单散发出去,并且在工党的协助下召开记者会、前往劳工局陈情。他万万没想到,这样的作法竟然就可以使得大同公司两万名员工进入罢工的状态,长达五天之久!
  怠工结束了,然而对许多大同员工而言,这次「意外」的集体行动却震撼了他们的心。这些工人们跟曾水鉴一样,许多是农家子弟,从中南部离乡背井来到台北讨生活,他们进入大同公司后只知道要认命工作,靠工钱勉强维持家计。这次意外的怠工,让他们第一次体认到:他们并不孤独,他们需要的是一个集结工人力量的地方,一个自主的工会。
  有一个人比怠工的工人们更加地震惊,他就是统治大同公司将近半个世纪,身兼全国工业总会理事长、台北市议会议长与国民党中常委,集党政高层宠爱于一身的台籍大资本家,自封「教授校长董事长」名号的林挺生。
  过去大同员工曾发动过多次无组织的怠工,其中以一九六九年的年终奖金怠工最为,曾导致保一总队进驻大同总公司。在国民党威权统治的时代,只要镇暴部队进驻工厂,就能顺利「消除」员工的不满,但是林挺生却对这一次怠工束手无策,还从口袋里掏出一亿多新台币的年终奖金,怎么能不心痛!
  一九八八年的怠工行动,惊醒了大同公司的工人,也惹火了「教授校长董事长」林挺生,他这四十多年来「大同之内,莫非王土,朕即王法」的管理权威,第一次受到如此强烈的挑战,年终奖金加上怠工一星期的数亿元损失,更是搔到他的痛处。究竟林挺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大同公司的管理权威为何会令人诟病?大同公司的政商网络,与林挺生的权威性格,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劳教小辞典1

什么叫做怠工(sabotage)?


  怠工乃属争议行为样态之一种,是指劳工根据工会之指示,以不正规的工作态度集体降低工作效率,不完全履行依劳动契约内容属应负劳务提供之义务;换言之,即劳动者在形式上仍然提供劳务,但故意让作业效率降低之争议行为。一般怠工的型态包括以下几种:减速劳动(slow down)、拒绝出差、拒听电话、收款罢工(例如在交通运作事业中,随车工作之劳动者即司机或车掌未向乘客收取车资之行为)、无言战术(劳动者在工作场所内拒绝与雇佣或其代理人说话,藉以使雇主在指挥管理上产生不便)、集体用餐(劳动者利用集体用餐之行为,导致特定业务停摆,如柜枱无人服务)。上述这些怠工的型态,一般劳动法上称之为「消极性怠工」,若属于破坏作业设施、故意生产不良产品之型态者,则称之「积极性怠工」;就怠工之合法性言,除我国等少数国家以外,多数国家对于消极性怠工皆予以承认,但对于积极性怠工则多采否定态度。我国现行法第二十九条第七款,禁止工会「命令会员怠工之行为」是一个相当不合法的规定,应予以修改。但「怠工」行为之发动,就劳动法理探讨上,如欲有正当性,仍应符合以下几点原则:第一,必须是预告性怠工;第二,不得因怠工产生工作场所之危险;第三、不得违背劳动义务中之诚信原则。过去我国曾因怠工而发生重大劳资争议事件的工厂,除大同公司外,尚有铁路局高雄检车段、台湾三美公司前镇厂、高雄县大明公司仁武厂、白砂电机等。
  一般而言,怠工经常于厂场地位针对劳动条件的控制,我们不妨称为「经济性怠工」。但是怠工也是一种政策控制的手法,台湾规模最大的一次「政治性怠工」,就是一九九四年底,台湾劳工阵线反对全民健保法草案中劳工须负担四成保费比例的「一一○一」全国怠工,据估计有三万名劳工参与了这个活动,虽然劳委会认为「政治性怠工」违反现行法令,但是在这一波工运控制施压之后,经过立法院的党政协商,将产业劳工的保费分担比例降到了三成,可见政治性怠工的潜力。




[1] 上述两张传单原稿皆已亡佚,只能找到受访者记忆所及与报纸引用的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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