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新芽破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打拚为尊严——大同工会奋斗史

［第三章］

新芽破土！

　　这些劳工终日与机器为伍，根本没机会接触公共事务，所以读书会刚开始并不是很顺利，但是俗语说「互相漏气求进步」，就在吵吵闹闹的过程中，成员学会了开会的经验、说话的技巧、尊重别人的态度，以及民主的程序。工会的雏形，就在工厂外的小天地中悄悄萌芽。

　　戒严解除之初，台湾人民的政治启蒙才刚开始，更不要说组织工会了。大部份工人对工会干部的印象，与管理阶层、国民党党务人员差不多，会员对工会运作的理解，仅止于每逢劳动节赠送的保温杯、肥皂等礼品。工会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为什么要组工会？筹组大同三峡厂产业工会的工作开始进行时，干部们所面对的就是这些基本问题。
　　其实，任何一个吃人头路的受雇者都知识，在面对资方的权威时，劳工都是孤立无助的，个人情绪化的反弹或抗争，只会造成失业与饥饿。所以，无论是蓝领或白领受雇者，在面对资方或管理监督时，都不可能单打独斗，只有团结起来，组织工会采取集体行动。团结就是力量，这是三岁小孩都知道的道理。
　　但是在解严之前，台湾的工会组织却无法集结劳工的力量，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台湾工运受到国民党威权体制的长期渗透与打压。一方面，由于戒严法实施长达四十年，任何民间自发的集会结社、游行抗争，都会遭到白色恐怖无情的镇压；另一方面，国民党又对工会采取由上而下的扶植，生产事业党部与调查局的特务渗透工会、把持会务，使得工会失去了抗争的能力。
　　什么样的公鸡不会斗？答案当然是「阉鸡」了，台湾劳工就把这种被国民党或资方把持、不会斗的工会，戏称为「阉鸡工会」。
　　大同工人推翻阉鸡工会的故事，应该从三峡厂开始说起。

三峡厂工会的创造者

　　早在一九八○年代初期，三峡马达厂的许守活、江清通、涂星满、王苏华等，这一群「不听话」的员工，就常常利用吃饭或下班时间聚在一起，讨论公司里的安全卫生等问题。大同的安全卫生委员、福利委员及劳资会议代表选举，过去都是资方暗中操盘，董事长钦定的人物当选，根本无法为员工争取权益。但是在一九八四年的选战中，资方竟然「头壳坏去」，贴出公告，允许员工参与选举。这个突如其来的转变，给了许守活等人一个大好机会。为了和资方暗中推派的人选较劲，劳方第一次在工厂内张贴海报，宣传劳工意识及参选的意义。
　　海报炒热了选举的气氛，让资方颇为紧张。后来，涂星满当选三峡厂的劳资会议代表，王苏华和许守活则选上福利委员。然而在选战之后，劳方才发现总公司的工会，是由资方把持的阉鸡工会，在阉鸡工会推派的安全卫生委员、福利委员阻挠下，根本不能为劳工争取权益。脱离总公司、改组新工会的想法油然而生。

　　「我们缴钱给总公司工会，它居然不为我们讲话，这不是『养老鼠、咬布袋』，又是什么？所以，我们要取而代之。」

　　木讷、害羞是许多人第一次看见许守活的印象。三十八年次的许守活，淡水工商三专毕业，拥有当时的高学历，却自认为不适合朝九晚五坐办公室的生活，而选择了劳工工作。三峡厂的管理阶层大概没有想到，筹组工会的发起者，竟然是害羞、有时讲起话来还会结巴的许守活。

　　「其实我的个性是属于比较叛逆的，这是受到我阿爸的影响，因为我阿爸在学生时代就碰见过谯叭年事件，他常常会和我说一些日据时代的事情…，而且我二哥也经历过二二八事件，他们常常会和我谈这款的代志，所以我对政治事件有较早的启蒙。」许守活回忆说。

　　由于这样的家庭环境，再加上喜欢读书，各种党外杂志，「自由中国」、「政论杂志」等等，都成为许守活钟爱的读物。高中时代，由于「堵烂」国民党，他不愿成为党员，到了当兵的时候，全连包括他在内，就只有三个人没有加入国民党，在军队中备受刁难。
　　役毕之后，许守活在三重埔的一家电线工厂上班，工作环境非常恶劣，老板根本漠视工厂法的规定，员工一天常工作超过九小时，一个月也只放二天假。就连国定的选举假，老板都只让员工休息两个钟头出外投票，之后必须再回工厂上班。大部份员工根本不知道投票日可以放假，只有许守活例外，他整天没去上班。老板要处罚他，他却老神在在地说：
　　「报纸上早就说投票日全国放假一天，而且法令上也是如此规定，我只是行使法律赋予我的权利」。从此以后，那间电线工厂再也没有人在投票日上班。面对老板知法犯法，许守活常常在工厂会议中拿着六法全书和头家理论，迫使老板修改工厂的规定。渐渐地，许守活开始有筹组工会的念头。
　　许守活筹组工会的愿望，随工厂搬迁而落空。从电线厂离职之后，他进入大同公司三峡厂，从一名生产线上的仓库工开始做起，虽然苦无机会，但他的心里还是惦记着组织工会这件事。
　　创造三峡厂工会的另一位关键人物江清通，则行动务实、不擅多言，在样身上看到的就是台湾劳工吃苦耐操的纯朴性格。「清通仔」来自云林贫穷的农村，职业学校机械科毕业，由于家境贫寒，当完兵第二天就上台北找工作，想赶快赚钱，减轻家里的负担。
　　北上之后，江清通曾在台湾三洋电机工作过，之后又到南亚纤维厂，纤维厂八到十二小时的轮班制使他身心俱疲，兴起换工作的念头。进入大同公司后，江清通从品管工作做起，之后调到设计单位。由于设计单位常在外面和客户接触，使得江清通有更多的机会增长见识，开启了他的视野。
　　此后，清通仔开始阅读党外的民进报，利用出外或下班时间，站在龙山寺前听党外人士演讲，或者到党外侯晴耀人的竞选服务处溜跶。一九八七年八月，他经过台北县长侯晴耀人尤清的竞服务处，无意间收到「台湾劳工法律支援会」举办劳工教育课程的宣传单，对于当时完全没有劳工意识的江清通来说，根本不知道劳工教育是啥米碗糕，只是抱着好奇的心态，就把报名表拿了回来。

　　「当时劳教的讲师有林子文、唐云腾、汪立峡、郭吉仁及赖劲麟，大伙儿那时都不知道上课的内容是些什么东西，只是觉得看起来好像还不错，就决定一起去报名上课。」江清通说。

　　一九八七年十月，许守活、江清通、涂星满三人参加了劳支会开办的「劳工讲习班」，一个月共上了十二堂课，让他们对劳工法令与工会组织有了初期的认识。后来，许守活利用一九八八年的元旦假期，单枪匹马到乌来迷你谷参加劳支会所举办的工运干部营队。在这次营队中，活跃的远东化纤工会、桃园客运工会的干部们，在上课期间的高谈阔论，让许守活觉得很震惊。

　　「我突然发现别的工会干部都很冲，大家甚至敢谈工人革命之类的话，那次会议，打开了我的眼界。」

　　与江清通、涂星满、郭淑宝等好友分享这次经验之，大家已经有了组织工会的共识，年终奖金怠工更有推波助澜之效。在怠工期间，许守活成为工人们的情报中心，记录了许多带头抗争者的名单，然而他却对同事们说：

　　「莫名其妙起来的抗争，一定会莫名其妙地倒下去，它不能持久，我们要长期争取权益，需要一个组织化的工会。」

　　心思细密的许守活认为，如果组工会要一举成功，所有发起人都必须有批判体制、反抗公司的意识，才能抵抗资方强大的压力。于是，许守活、江清通先从看党外杂志的同事开始着手，拉了大马中心的黄宗溢、钢铣中心品管课的郭淑宝、以及钢铣中心的杨福富来商量，又透过杨福富找来了刘庸、庄仁诚等人。
　　从小生长在三重文化南路的刘庸，十六岁国中毕业后就进入了大同公司。小时候的生长环境龙蛇杂处，附近除了有警备总部、眷村、还有各帮各派，因此，类似暴力武打片中打打杀杀的画面，他早就习以为常。
　　看惯了这些血腥暴力，刘庸对人性相当失望，总以为人生是黑白的。直到他加入了合唱团，认识音乐，他才有了一些光明的希望。常笑自己是「上班一条虫，下班一条龙」的刘庸，下班后可真是生龙活虎：「我当时最高纪录可以一次参加八个合唱团，除了民国六十七年时加入的大同公司的合唱团外，反正只要有合唱团的地方我都会去。」刘庸那时候在工厂里想的只有唱歌，在工会现场也是哼哼唱唱，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工会。由于从小看惯了刀光剑影，结果也养成刘庸「好管闲事」的个性，常为同事强出头。

　　「由于这种爱打抱不平的性格，让我在我们单位变成很出名，全单位的人都认识我，只要有事就会跑来找我」。

　　由于全厂都知道刘庸这一号人物，许守活在筹组工会找人时，特地透过同事找到了刘庸。每天收工之后，所有的工会发起人就到郭淑宝、以及庄仁诚二人家里开讲，先从读书会开始，学着阅劳工法令，讨论组工会的目的，并且找劳支会的工作者来上课，逐渐凝聚成员的共识。

　　「那时候我们还很怕，开会的时候都偷偷摸摸的去，怕人家跟踪，才刚解严而已，大家都不知道组工会会有什么后果，会不会被抓去关……」许守活说。

　　这些劳工终日与机器为伍，根本没机会接触公共事务，所有读书会刚开始并不是很顺利，但是俗语说「互相漏气求进步」，就吵吵闹闹的过程中，成员学会了开会的经验、说话的技巧、尊重别人的态度，以及民主的程序、工会的雏形，就工厂外的小天地中悄悄萌芽。

　　「我们就一步一步慢慢来，从最基本的训练开始。起初，我们连拿麦克风说话都不会，不过就慢慢训练，每个人轮流上台当主席、司仪，学开会的技巧。」

　　许守活秘书长赖劲麟负责从旁协助，「就算大家在谈一些不重要的代志、或是为了一些小事情吵半天，他都会很有耐性地听人家讲完，然后才继续下去，也不会说谁讲的东西不重要，让我印象很深。」许守活说。后来，脾气不好的干部们都收敛起急性子，开始有耐心地倾听别人发言，不再随便打断别人的话，讲话畏畏缩缩、结结巴巴的人，在发表意见的时候，口才也渐渐流利起来。
　　每个星期的法令训练，就成了干部们的定期聚会。至于筹组工会需要的开会记录、文宣制作，则交给江清通负责。

　　「那时的电脑还不是很发，而且又不是人人都会用，所以我都回去『剥削』我女儿。说到我这个女儿，我实在是很感谢、很心疼，有关工会的所有文件都是我女儿弄的，连文宣也是。有时一弄就弄到三更半夜，别人都不知道。」

　　一九八八年三月十日，农历年后不久，工会发起人送件到台北县政府申请成立，三月廿二日，台北县政府核准筹组工会，一切似乎都还相当顺利。

三峡厂产业工会筹备会的两张传单

　　【传单一】您知道每日、每周，假日加班费用的计算方法吗？您了解劳动基准法、公司服务规章所规定之加班费计算法吗？您知道工作服是我们薪资的一部份吗？也许各位不了解，但是大同产业工会知道，也了解，长久以来我们缴了会费，为什么？它不能为我们争取应得的，为什么任凭公司欺瞒我们，而不指正？如此的工会我们还能信任它吗？需要它吗？希望各位记取去年我们争取年终奖金，而工会理事长到劳支会去出卖我们，所说的那一席话。醒来吧！同仁唯有团结一致，才有力量。…

　　【传单二】工会是代表什么？您了解吗？您知道工会对劳工的重要性吗？您知道什么样的工会才能为您争取应得的权益？相信各位都知道工会的重要性，但那又如何？大同产业工会存在公司的历史已久，但是他曾为我们争取些什么？没有。反而是帮助公司压榨我们，订定不合法的制度，胁迫我们假日全体上班，扣留我们的股票。它还能依靠吗？您还需要它吗？我们应该早日摒弃它、离开它，重新建立一个属于我们自主的工会。…

历史转捩点：唐聪明事件

　　或许是台北县社会局劳工课「太过热心」，发起工会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资方的耳朵里，工会发起人名单遭资方掌握，打压劳工的小动作不断。三月中开始，主管三不五时就把发起人名册中的员工，叫去「关心一下」，或好意规劝、或语带威胁，软硬兼施，但劳方对他们的质询不是随便敷衍、就是立场坚决，主管们的打压终于变本加厉。
　　最糟的是，在资方的封锁下，一般员工对三峡厂工会为什么要独立出来、能够给会员带来什么好处等问题，仍然懵懵懂懂。直到公司强制认股引发员工不满，以及唐聪明事件的触发，工会才顺利成立。
　　大同公司要求员工认股，又规定其股份不得任意使用的@习，由来已久。林挺生以职工福利金贷款给员工，分期购买公司股票，期满之后员工却不能领回股票、也不能亲自出席股东会。这一次，公司为办理七十七年度员工认股作业，在一九八八年三月底以公告方式，要求员工必须在资方指定的元大证券办理开户手续，同时指示「代理人」栏及「通讯住址」留白，由公司统一代为填写。此外，资方还要求员工必须将认购的股票，交由该公司职工福利委员会保管，除非离职，否则不得领回。员工对此积怨已久，唐聪明事件成了一连串抗争的导火线。
　　四月一日，三峡厂产业工会发起人会议及第一次筹备会的前一天，资方见劳工组织工会的心意坚决，突然将发起人之一，钢铣中心的作业员唐聪明，调往高雄重电站，调职令上并未书写任何调职理由，并注明三月二十五日生效，换句话说，唐聪明已不是三峡厂员工、甚至已经旷工好几天了。同时，厂长林镇弘开始约谈许守活等人，表示不希望他们成立工会，引起劳工极大的反弹。工会筹备会在三月二十三日收到县政府的核准公文，大同公司三月二十五日就即时发出调职令，更导致发起人的恐慌。
　　四月二日早上的工会筹备会，资方不但拒绝出借场地、还不准劳工请假开，劳工只好使出怪招，利用午餐时间在大门口召开第一次筹备会，没想到刚要坐下来开放时，厂方竟然打电话到警察局，说「劳工要暴动」，三峡警察局局分局长亲自到场，以妨碍交通为由，干扰会议进行。
　　四月九日，三峡厂员工和自主工联筹备会的干部，到位于中山北路的大同总公司前高举布条，抗议大同公司调动唐聪明，意图阻挠三峡厂成立工会，员工高呼「工会自己组，工人有前途」、「誓死保卫唐聪明」等口号，工党的汪立峡、劳支会的郭吉仁、及大洋塑胶产业工会胡福正等人，也加入声援的行列。然而资方却对媒体表示，由于台币持续升值，大同公司外销利润减少，所以要扩大内销市场，增推销人员，因为唐聪明各条件非常适合这个工作，所以才将样调职。但唐聪明是钢铁中心的技术员，新业务显得和其专长不合。
　　四月十三日，唐聪明被总公司人事处处长王守德约，并递交旷职联络单，内容如下：「台端至三峡厂上班至本日（四月十三日）为止。希台端于四月十四日起自行前往高重电服务站报到，否则依旷工规定处理。公司规定旷工三日以上，依服务规程第三三条之规定，应予免职处分。」唐聪明则以该决定违反县府调解程序，当场拒收。
　　工会干部们认为如果唐聪明被「杀头」，而其他人默默接受的话，最后一定会被资方个个击破，不抗争也是死路一条，所以就算冒着全部被开除的风险来抗争，也要挺唐聪明到底！没想到他们竟然一举获得员工的广泛支持。
　　四月十四日午休时间，工会筹备会为保卫唐聪明，在厂内发动群众运动，各部门三百多名员工自动加入抗议。对许多积怨已久的工人们来说，这是他们的第一次经验，不但没有感激恐惧，反而觉得十分好玩。大伙兴高采烈地拉开布条、举着抗议手牌，绕着厂区游行，吶喊抗议口号，为了唐聪明，钢铁中心更发动集体罢工，其他生产线也都呈现停顿的态度。南亚纤维厂工会的蔡清泽、华隆中和厂工会的何俊亮、劳支会郭吉仁等人，也到场声援。这种自发性的集体行动，让平时习惯林挺生权威的管理阶层惊吓过度、束手无策。
　　

台北县大同股份有限公司
三峡厂产业工会筹备会抗议声明

　　一、唐聪明为本会主要发起人，而林挺生未经其本人同意下，竟发出人事调派令，限其四月六日前往高雄重电站报到当业务员，严重违背工会法劳基法之规定，本筹备会决全力声援唐聪明之权益，要求资方撤回该人事调派令，并回复原单位工作，以维护法令之尊严。二、本会九位筹备委员为筹备，已有六位受到资方约谈、资遣等打击，本会特予警告，尔后若再有类似情事发生，则本会所采取行动之后果，概由资方负。三、台北市大同股份有限公司产业工会，……，向台北县政府函告，欲取消本会筹备工会之权益，试问有何法令依据？况且该工会本应于七十六年五月任期届满，却未依法令改选，则该会当属非法组织，而台北市政府身为主管机关竟纵容至今，不知其理安在？、本会发起人会议，已于四月二日依法召开，而台北县政府并未派员参加，实属失职，只以电话联络要求暂缓本会发起人会议召开，事后于四月五日以七七北府社四字第九三三八三号简便行文，不禁使人怀疑政府贯彻劳工法令，照顾劳工之决心，本会再次呼吁台北县政府，应本正义、人道之精神冲破层层之箝制，给予本会最大支持。（一九八八年四月初）

工会顺利成立，资方秋后算账

　　唐聪明事件还未停息，大同公司就发动人事大搬风。四月廿五日，在未微得劳工的同意下，总公司发布张照碧、江清通、刘成瑞、傅云贵、刘秋得五名员工的调遣令，调遣的员工，当初都曾参与大同公司权利促进会活动，要求公司退还员工所认购的股票。
　　另一方面，当时仍属阉鸡工会的总公司工会，向省政府提出诉愿，企图阻止三峡厂工会宣布「独立」，理由是：大同公司产业工会在民国四十八年成立，范围包括大同公司各厂，三峡厂现在是大同工会的分支单位，会员每个月缴八元会费给总会，并选出劳方代表参加劳资会议，三峡厂亦有劳工担任大同工会常务理事及监事，所以不宜单独成立工会。由于总公司工会向省府申请诉愿，又向官方施加压力，县政府以手续问题为理由，迟迟不肯核准工会召开成立。
　　然而在法律明文规定下，劳支会最后还是做出正确的裁决：三峡厂员工不须总公司同意，就可以成立产业工会。官员认可之后，大同三峡厂终于在五月五日选举工会代表。工会预订中午十二点开始进行投票，然而到了十一点多，仍没看到选票的踪影。
　　原来，依据动员戡乱时期「加强督导各级人民团体施行办法」的规定，人民团体的选举或罢免选票，必须有主管机关的印鉴才生效。劳工课的课员黄双喜，碍于对自主工会的恐惧与各方的压力，坚持不肯盖印章，在场员工林庆雄等人都十分火大。拗不过员工的坚持，黄双喜心不甘情愿地盖下印章，林庆雄顺势就抓起桌上已盖好的选票、拉着许守活往外冲，两人骑上林庆雄的机车，在二十分钟内从板桥的台北县政府飚车回三峡厂。经过林庆雄等人的搏命演出，终于让三峡厂工会顺利完成投票。
　　当天大同公司仍然不愿出借场地，工会会员七百二十五人，只好在细雨霏霏的大门口前，冒雨投票选出刘庸、唐聪明、江清通、蔡直等七十二名会员代表。
　　一九八八年五月廿五日，大同公司三峡厂产业工会成立。斗大的海报上写着：

　　「三峡工会是我们拚出来的。工会是法人，是代表劳方与公司对等的组织，不是资方的传声筒，更不是劳资间的桥梁。」

　　这是许守活最高兴的一天，简短的几个字，实在不足以传达工会干部喜悦的心情。三峡厂产业工会第一届的理事为刘庸、许守活、庄仁诚、陈彦耀、黄宗溢、涂星满、林庆雄、唐聪明，监事为王苏华、郭淑宝、陈傅文，王苏华当选常务监事，刘庸、许守活三人当选常务理事，许守活、刘庸并当选为县总工会代表。之后板桥厂也产生连锁效应，在七月成立自主工会。
　　然而，资方并未放弃打击工会的行动，一方面，公司拒绝提供三峡厂工会会所，干部们只好到厂外找房子。另一方面，唐聪明、江清通等人仍难逃被资方调职的命运。
　　自五月份起，公司就拒发唐聪明薪资，他的生活立即陷入了困境，只好向工会借钱应急。为了能恢复工作，唐聪明于五月份时即依「动员勘乱时期劳资纠纷处理办法」，向台北县政府提出评断的要求，然而县政府却不断延期审理，直到七月二十日下午，才决定开评断会。就在唐聪明对评断会满怀期待时，情势急转直下。
　　原来当年立法院通过了「劳资争议处理法」，行政院并在七月十八日，以台七十七劳字第二○四五一号令废止了动员戡乱时期劳资争议处理办法，且在文到第三日起生效。换句话说，在七月二十日，评断会仍如时召开，由北县社会局局长颜肇华主，但因依据的评断法令已终止，结论不具法律效果，整个评断会最后以协调的形式收场。
　　董事长林挺生则在一九八八年八月一日的干部集会中，公开扬言「要让大同三峡、板桥厂工会消失」，表达了秋后算账的决心。
　　「我累了，不想再争下去……」
　　八月二日，在生活困顿、亲人生病、及长期的精神煎熬下，唐聪明接受调职前往台中。紧接在唐聪明之后，江清通也成为资方开刀的对象。
　　八月十三日，江清通遭资方调职，由马达设计处发电机设计课组长，降调为验收中心副组长。林挺生为了调职彻底成功，不借把原设计单位改为业务技术课，所有人员暂时撤离原来的办公室，如此一来，即使县政府要求把非法调职的劳工送回原单位，原单位也早已不存在。
　　为了回应资方打压，大同三峡、板桥两产业工会也不甘示弱，合力抗议大同总公司擅自收取两产业工会每人八元会费。但大同公司对此相应不理，工会只好向台北地方法院提出大同公司「不当得利」告诉，寻求法律途径解决。但是台北地方法院开庭审理时，法官认为诉讼对象有误，因为收取会费的是大同总公司产业工会，而非大同公司，大同公司无所谓不当得利。两个工会的干部几经评估，认为胜算不大，只有撤销告诉。
　　经过长达八个月的争议，江清通调职一案，在劳方同意之后划下句点。与江清通同时遭到调职处分者，还有台北总厂的曾水鉴等人，但曾水鉴等向台北市劳工局多次陈情，公司已经补发他们五个人的积欠薪资，江清通的部份却一直未做处理，直到样同意调职后，公司才同意补发积欠工资，同时也取消了工会理监事会不得请公假的规定。
　　工会干部的悲惨牺牲，换来了丰硕的成果，资方终于节节败退。
　　为了反对三峡厂筹组工会，大同公司产业工会再度向县政府陈情，认为大同公司产业工会成立已有三十年之久，若再准三峡厂成立工会，会导致分歧的困难，但县府的答复是「三峡厂得依法成立工会」。
　　大同总公司不服，改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法院判决：大同产业工会于民国四十八年成立，当时三峡厂尚未设立，因此不能把它列为组织区域，而且现行有关法令也未规定产业员工筹组工会前，必须先脱离原属工会会员身份始可，因此，行政法院驳回大同公司产业工会的行政诉讼。这项结果无疑是给劳工带来了莫大的鼓励，同时也使三峡厂工会更正当性。
　　可是林挺生企图「消灭」三峡、板桥厂工会的决心仍没有改变，合法解决的程序行不通，资方就暗地运作放黑函，甚至在厂内散发「大同公司只有一个工会」、「不退出大同产业工会」的传单，试图扰乱员工的视听，否认三峡、板桥工会这两个「独立政治实体」的存在，并且举行总公司工会改选，企图选出三峡厂，板桥厂会员代表，以打压三峡、板桥两产业工会，最后功败垂成。
　　江清通、许守活、刘庸这三位工会干部，此后开始活跃于地方工运界，因为每一次自我介绍来自「大同三峡」，一语双关，「大同三侠」就成了他们三个人的昵称。从协助大同板桥厂成立工会开始，大同三侠成为其他工会的咨询对象，包括德隆化纤工会、新店客运工会、龙生工会、福和客运工会、耀文电子工会、统联客运工会、厚生工会……等，三人都积极参与或声援。
　　一九八九年四月七日，行政法院驳回总公司的起诉，并且不准资方再上诉，大同三峡厂终获得正名。在将近两年的奋斗之后，大同三峡厂产业工会终于宣布独立，成为大同公司各工会自主化的火车头。

板桥厂工会的创建

　　就在三峡厂劳工奋战的同时，大同板桥厂的员工们也开始鸭子划水，与三峡厂同步筹组工会。板桥厂工会成立的关键人物——蔡龙田，役毕之后在林务局工作，二十二、三岁时，听说大同公司在招考工人，就与朋友一同去报告，从前的大同是众人眼中的金饭碗，许多人像蔡龙田一样，甘心放弃公务员行政的工作，来大同接受挑战，就连基层工人都有许多大学生来报考。蔡龙田在激烈竞争中顺利考上。当时台湾家电对市场畅旺，虽然一天薪水才三十元，但是大概每三个月就调薪一次，员工福利也优于同业。
　　正所谓好景不常，这个黄金时代很快就过去了。几年之后，随着家电市场萎缩，员工的薪资也多年不曾调整。
　　三峡厂的许守活、江清通在开始准备筹组三峡厂工会之前，就常常跑到板桥厂来串门子。许守活家住板桥，使他更容易就进行组织工会。板桥厂的蔡龙田等，在每次和三峡厂这些同仁私下聚会里，对公司的政策越来越不满。

　　「公司政策改来改去，都用骗的！…像有的一开始说，在一定时间内做三百件给一千块奖金，结果你达到了，下次又说要四百件才能拿奖金。」蔡龙田忿忿地回忆道：「以前还有一个制度，公司为了增进生产力，定了一个出货目标，鼓励大家若提前将目标达成，该星期剩余天数便可放假。大家拼命做，结果很多次在第五天就做完了，应该可以周休二日才对，没想到后来又取消这个制度，但生产册却一直订高，根本就用骗的。」

　　板桥厂的计件工资制度，经常出现工业社会学上所说的「天花板现象」，每当工人们努力达成奖金的标准时，资方为了节省成本，就一再把奖金标准提高，结果劳工再怎么努力，总工资还是一再被拉下来，好像工资老是有一个上限。这只是一个例子，其它像是年终奖金、退休金的计算问题、工安卫生等问题，都导致劳资冲突层出不穷，而资方唯一的处理方式，就是骗。

　　「其实长久以来公司很多要改的地方都没做。劳基法实施那么久，公司也没照步来。当时看了一下劳基法，才知道我们差劳基法怎么那么多！星期天叫我们到公司加班，不来的还要扣钱。」

　　在管理阶层的谎言不攻自破的情况下，员工们越来越不满。在筹组板桥厂工会之前，大家也想到：不是有一个工会在总公司那里吗？

　　「本来一直想，已经有工会了嘛，就不用组了。后来发现他们根本不行。与三峡那边有联系之后，大家相互激励，就比较积极，开始想自己组工会。」

　　蔡龙田、桂宗钧等板桥厂劳工，逐渐将抱怨公司政策的怒气，转化为积极筹组工会的动力。幸运的是，与三峡厂及「光复」总公司工会的大战比起来，板桥厂工会在筹组的过程中，少了一段「血腥镇压史」。但这并不代表组工会的过程平顺无波。当成立工会的风声传出时：

　　「公司扬言三个月要消灭工会。……在那段期间，发起人都三不五时会被厂长及管理干部召见、劝退。管理干部甚至还说『请你们喝酒吃饭啦！就不要去开会（发起人大会）了嘛！』」蔡龙田回忆说。

　　公司透过各种管道，对工会发起人软硬兼施。林挺生与国民党关系良好，这方面的压力自然不少，国民党籍的工会干部，就遭到党部的约谈。

　　「当时公司里面好像还有国民党的产业党部的一个指挥所在里面…。国民党控制得非常厉害，透过产业党部及各种管道…像发起人的召集人郝国荣是属于退辅会系统的，他们就透过退辅会系统来向郝国荣施压。我们反正在公司做得『起毛祝歹』！也不怕它啦。没有人被劝退。」

　　板桥厂的劳工就这样「把头犁下去了」，任管理阶层使尽浑身解数、讲得嘴角全啵，他们却也不再回头，势必要把工会给组起来。

　　「我当时已经做了廿一年了，我就想，大不了头路没了嘛！总是要做做看，看公司会不会改。……当时我是厂里干部，大家看『蔡仔』都站出来了，就跟过来了。像冰箱厂的郝国荣也是干部，大家看到干部已经在前面了，就比较不怕，就比较放心。」

　　蔡龙田在当时已经是年资廿一年的资深员工了，郝国荣年资更深。由于这些资深劳工对板桥厂的兴衰利弊瞭若指掌，加上本身是受尊重的低阶干部，无论就说服力、就同事间的情谊来说，都极具影响力。由他们起带头作用，人心与士气的凝聚都达到空前。就这样，在三峡厂工会成立的两个月后，也就是当年的七月十一日，大同板桥厂工会诞生了！
　　然而就像三峡厂工会的遭遇一样，董事长林挺生并不承认板桥厂工会，总公司仍然从这两个厂区员工的薪水中，扣除八元工会会费，而且不打算移交给板桥厂与三峡厂工会。在这两个工会刚成立的一年多里面，工会会费都是由干部们一个一个收取，许多工人连几块钱的会费都不肯出，宁可搭便车。在管理阶层施压之后，很多同情工会的劳工，则是不敢交会费，深怕被资方贴标签。
　　在经济匮乏的情况下，板桥厂工会运作的经费，经费都是蔡龙田等人自掏腰包，许多股东会员都靠自己的劳力来解决。随着一件件劳资争议与个案的协助，工会干部的奋斗逐渐得到会员的认同，板桥厂工会终于成为组织最完整，会员向心力最强的地方工会之一。
　　板桥、三峡两厂的工会独立运动，凸显了总公司阉鸡工会的本质，一场推翻阉鸡工会的劳资大战，就要开锣上演了。

劳教小辞典2

雇主可以取消工会干部请会务假的权利吗？

　　由于我国企业多属中小企业，工会型态又属企业或厂场工会，除了国公营事业所属工会外，一般民营企业工会的财力向来十分有限，甚少有经济能力能够聘任专职的会务人员。因此，工会会务主要还是要依靠具公司员工身份工会干部（特别是理事会成员）投入大量的时间与心力。
　　根据工会法第三五条第二项规定：「工会理事监事因办理会，得请公假，其请假时间，常务理事得以半日或全日办理会务，其他理监事每人每月不得超过五十小时。」第三项规定：「其有特殊情形者，得由劳资双方协商或于缔结协约中订定之。」因此，工会干部的会务假，是受到法律明文保障的。雇主不可以为了打压工会或对付某个工会干部，而不准劳工请公假，大同公司不给江清通等人请假是违法行为，可惜工会法罚则轻，无法起吓阻作。
　　从上述规定来看，表面上我国对于兼职工会干部的保护似乎不错、「细心地」考虑到工会干部有办理会务的必要期间。但事实上此一规定的由来，肇因于昔日国民党政府将工会体系纳入国家组织动员的一环，所谓必要期间之「会务办理」，在少有自主性工会的环境下，变质为选举动，党务办理等。工会干部享有依法得请公假的「利益」，正好提供雇主收买工会干部、介入工会内部选举的施展空间，因此，不少雇主以「理、监事」之职务为饵，扶植特定他所亲信的员工成为工会干部，藉以分化工会团结意识、弱化工会团结力量。
　　类似我国这种「工会干部具有原所属公司员工身份」的情形，其实在日本也相当普遍，法律上称之为「在籍专从制度」。所谓「在籍专从」是指工会干部在专门从事工会相关业务期间（专从期间），仍保有原所属公司员工的身份（在籍）之。该制度在日本匞被普遍认为是工会活动重要的「惯行」，并不被视为是雇主对工会之经费援助行为，但必须注意者，通常工会干部兼会务人员的待遇，是由劳资双方缔结团体协约来决定的。
　　未来台湾的工会法如果修法，对专职、兼任工会会务人员公假与薪资，亦可进一步做合理的规模与保障。但是公假与工会干部的薪资，可能被当成资方收买劳方的工具，必须靠自主性工会的集体规模与民主监督，才能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