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意﹞翁贝托·梅洛蒂《马克思与第三世界》(1977年)

第二十章 马克思主义者对俄国问题的前景的辩论



  马克思虽然曾承认过:资本主义向生产方式力量较弱的地区扩展,最终说来是有进步作用的,但是他并没有匆匆作出结论说哪一种发展路线是必然的或可取的。要进一步证明这一点,我们只需考虑一下他对俄国问题和前景的探讨就行。

  马克思只是在1861年,即所谓“农奴解放”年,才开始认真考虑俄国的局势。他强调理论与时间相互起作用,那是他作为思想家和革命家所具有的特点。在所有的欧洲国家中,俄国是受农民起义和变革骚动震撼得最厉害。由于无时间限制和长期不变的“东方专制主义”所形成的魔力看来最后已被破除,明确的革命运动的发展表明:一旦第一个缺口形成,那么僵化了的社会的所有矛盾很快都会以无法遏制的暴力爆发出来。此外,截至当时只是以“反革命安然无恙的堡垒和后备军”[1]著称的这个国家,因为接近欧洲而提出了新的问题。将亚细亚革命同工业西方(那里的工人阶级正在奴隶建立它的第一个国际组织)期待中的无产阶级革命联接起来的可能性,使人们产生了完全有根据的希望。

  但是,俄国能不能从它特别落后的前资本主义状况一举跃至社会主义,还是它必须通过资本主义“可怕的盛衰变迁”而长途跋涉地步西方后尘呢?这是在俄国革命运动中所辩论的中心主题。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这个主题有两方面。民粹派深信,俄国在历史和结构方面的特殊性甚至可能有助于向社会主义过渡。但是马克思主义者被马克思的《资本论》一书中有关历史发展的论断所吓住而感到困惑,对这一问题往往采取悲观的看法,虽然他们并未放弃革命的实践,也未放弃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论在回答他们的俄国朋友的询问时,还是同他们的对手交锋时,都以一种令人钦佩的批判精神来参加辩论。他们避开一切片面的或先验的解释,而是力图通过分析他们面临的事实来阐明问题。他们对意识形态的启蒙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今天“第三世界”许多国家正面临几乎相同的问题,这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关系了。

  马克思首先的任务是消除受他思想影响的早期革命者所面临的最大错误,谴责对他自己的历史发展“规律”进行一揽子的(因而也是宿命论式的)应用。他特别说清楚:《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的纲要,根据的只是西方历史,不应该武断地看成是普遍的。

  以下是马克思如何回答理论民粹派的主要发言人米哈伊洛夫斯基的,后者完全歪曲了马克思的思想:

  我在关于原始积累的那一章只不过想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我们的批评家)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前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2]

  俄国当时“已是欧洲革命运动的先进队伍了”,[3]但它也是一个土地私有制兴起比较晚和作用比较有限、而且同大规模农民公有土地制同时并存的国家。因此,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开始怀疑农村公社可能成不了该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如民粹派所认为的那样)或者它注定要产生私有制,这就是过于仓促阅读《资本论》而使他们得出的结论。

  维拉·查苏利奇原先是民粹派,不久参加了第一个受到马克思影响的俄国革命基层组织。该组织两年之后产生了“劳工解放社”,是后来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党的核心。她向马克思提出了上述问题。她天真地要求马克思向她和她的同志们谈谈他对“俄国农村公社可能面临的命运以及对关于根据必然的法则世界上一切国家必须经过资本主义生产阶段的所有阶段”的理论意见。她解释说,有些人认为这就是马克思的理论,这一理论使俄国革命者进退两难:

  有两种可能的解决办法:一种是,这种村社,如果它能免于苛捐杂税,免缴给专横的地主和管理者的款项,就能够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发展,那就是逐步地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组织它的生产及其产品的分配;在这种情况下,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必须牺牲他的一切权力,致力于社会的解放和发展。相反,如果社会注定要灭亡的话,社会主义者别无他法,而只得专心作出多少有点根据不足的估算,以便查明俄国农民的国土需要几十年从他们手中转到资产阶级手中,俄国资本主义需要多少世纪才可能达到类似西欧所达到的水平。因此,他们不得不将其宣传局限于城市工人,后者将不断地被农民群众所淹没,由于村社的解体,农民群众将被赶到接上去寻求工资。[4]

  这个问题当然陈述得很不恰当,这种虚假的为难局面表明这批人的思想远远没有成熟。

  马克思的答复先说明他的“所谓理论”(就算是一种理论吧)并没有对有关农村公社的命运的任何结论提供根据,但是他说,在他对这一具体问题进行研究之后,他可以断言,公社可能成为该国“社会新生的基石”,虽然只是在一定的条件上。

  她举例说,在俄国有这种可能性,但在印度则没有,这特别是因为俄国农村公社是“古代社会形态的最新类型”,因为“俄国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产的;同时,它也不像东印度那样,是外国征服者的猎获物”。而且,“因为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5]但是那一可能性只有在俄国和西方发生社会革命时才能变为现实:“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共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6]

  马克思主义者曾经经常猛烈抨击那些民粹派“不是西欧无产阶级将用自己的斗争给旧的经济世界带来新生,不,它的这一新生将来自俄国农民的最深处”。[7]根据前述条件,马克思主义者甚至同意俄国农村公社可能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8]

  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很清楚,这种可能性并非特别为神圣俄国的特选子民所命里注定的。如果西方的一场无产阶级革命将提供必要条件的话,至少有相当大一部分仍然是前资本主义性质的国家有可能避免资本主义发展的苦难历程:

  然而,不仅可能而且毋庸置疑的是,当西欧人民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和生产资料转归公有之后,那些刚刚踏上资本主义生产道路而仍然保全了氏族制度或氏族制度残余的国家,可以利用这些公社所有制的残余与之相适应的人民风尚作为强大的手段,来大大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并可以避免我们在西欧开辟道路时所不得不经历的大部分苦难和斗争。但这方面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是:由目前还是资本主义的西方做出榜样和积极支持。只有当资本主义经济在自己的故乡和它达到繁荣昌盛的国家里被战胜的时候,只有当落后国家从这个实例中看到“这是怎么回事”,看到怎样把现代工业的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来为整个社会服务的时候——只有到那个时候,这些落后的国家才能走上那种缩短的发展过程的道路。然而那时它们的成功则是有保证的。这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发展阶段的一切国家。但比较起来,这在俄国将最容易做到,因为这个国家的一部分本地居民已经吸取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文化成果,因而在革命时期这个国家可以几乎与西方同时完成社会的改造。[9]

  这些话可能带有种族优越感,但肯定不是帝国主义性质的。这些话应当作为恩格斯所断言的西方无产阶级革命之后必将发生的情况(它是众所周知的,而且时常被人误解)的背景:

  那些只是被征服的、由土著人居住的土地——印度、阿尔及利亚以及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的领地,无产阶级不得不暂时接过来,并且尽快地引导它们走向独立。[10]

  毕竟这顿话之前,恩格斯对英国无产阶级的帝国主义态度进行了猛烈攻击:

  您问我:英国工人对殖民政策的想法如何?这和他们对一般政策的想法一样:和资产者对它的想法一样。这里没有工人政党,有的只是保守党和自由激进党,而工人十分安然地同它们共享英国的殖民地垄断权和英国在世界上的垄断权。[11]

  但是当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话题转向俄国时,他们却持有不同的看法。他们曾一度断言,俄国从现有条件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但他们倾向于强调那种直接过渡的机会正在日益减少,因为时间的流逝会削弱公社和加强资本主义,时间是不利于俄国的。当然,1881年马克思写给维拉·查苏利奇的信已经强调指出,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而且必须很快地有一场革命。[12]

  但是俄国革命来得太迟,而且在1885年恩格斯仍然期待革命一定会在某一时刻爆发。[13]与此同时,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威胁着俄国公社生命的不是历史的必然性,不是理论,而是国家的压迫,以及渗入公社内部的、也是由国家靠牺牲农民培养起来的资本家的剥削”,[14]俄国公社慢慢地衰落下去:

  俄国农民原有的那些旧的共产主义的习惯和制度,一部分在1861年后被经济发展的进程破坏了,一部分被政府亲自系统地铲除了。旧的共产主义公社解体了,或者至少正在解体。[15]

  这些情况促使恩格斯按最新情况修订他对公社的具体分析和对俄国社会的总的分析:

  看来,那样的时刻日益接近,——至少在某些地区是这样——那时,俄国农民生活的全部陈旧社会结构,像西欧以前出现过的情况那样,对个体农民来说不但会丧失其价值,而且会成为束缚他们的枷锁。[16]

  而在这同时你们那里的公社却在消失,我们只希望我们这里向更好的制度的转变能够尽快地发生,以挽救——至少是在你们国家一些较边远的地区——那些在这种新情况下负有使命实现一个伟大前途的制度。但事实终究是事实,我们不应当忘记,这种机会正在逐年减少。[17]

  他充分认识到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会使俄国付出昂贵的社会代价,但是那时他提出结论说,俄国大概也必须沿着和西方同样的道路发展:

  俄国是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最后波及的国家,同时又是农民人口最多的国家,这种情况必然会使这种经济变革引起的动荡比任何其他地方强烈得多。由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土地占有者阶级代替大约五十万地主和大约八千万农民的过程,只能通过可怕的痛苦和动荡来实现。但历史可以说是所有女神中最残酷的一个,她不仅在战争中,而且在“和平的”经济发展时期中,都是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上驱使她的凯旋车。而不幸的是,我们人类却如此愚蠢,如果不是在几乎无法忍受的痛苦逼迫之下,怎么也不能鼓起勇气去实现真正的进步。[18]

  但是,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正在展示出新的前景和新的希望。请看它在西方已经做的和正在做的事情吧。像你们的民族那样伟大的民族,是经得起任何危机的。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只有活动方式在改变。让命运实现吧![19]

  但是恩格斯的这一预见并未兑现。在俄国,当需要进行社会革命来保证农村公社的继续存在时,社会革命却没有爆发。而且激发俄国由前资本主义社会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西方无产阶级革命也未曾发生。恩格斯在其晚年似乎认为真正的资本主义发展是实现社会主义“伟大计划”的关键,同样,俄国也从来不懂得任何这种真正的资本主义发展。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包含了可以了解他们思路的足够线索,以便对他们时代以来的俄国社会发展作出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必须回过头看看马克思对国家真正本质的分析,如上文所述,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确认了沙皇专制主义的“半亚细亚”基础,剥削阶级的官僚主义性质,以及在专制制度重压下平民社会的削弱。在这种情况下,唯一可能发展的“资本主义”就采取依靠国家保护的贪得无厌的和寄生的中间商的形式:

  国家靠牺牲农民培植起来的是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的这样一些部门,它们丝毫不发挥农业生产的潜力,却特别有助于不从事生产的中间人更容易、更迅速地掠夺农产品。这样,国家就帮助了那些吸吮着“农村公社”本来已经枯竭的血液的新资本主义寄生虫去发财致富。……总之,国家对于最能促进和加速对农民(俄国的最雄厚的生产力)进行剥削、并最能使“社会新栋梁”发财致富的一切技术和经济办法,是促使它们加速实施的。[20]

  一切真正的发展都受到阻挠,这是因为亚细亚制度和国家的任意剥削被典型地体制化了,对于“社会的新支柱”的贪得无厌的掠夺而使这一景况更加恶化。因此,国家已濒临破产的边缘:

  (俄国)财政已经混乱到了极点。捐税的重压已在失去作用,旧国债的利息用新公债来偿付,而每一次新公债都遇到愈来愈大的困难;只有接口建造铁路还能得到一些钱!行政机构早已腐败透顶,官吏们主要是靠贪污、受贿和敲诈来维持生活,而不是靠薪俸。全部农业生产——这是俄国最主要的生产——都被1861年的赎买办法弄得混乱不堪;大地产没有足够的劳动力,农民没有足够的土地,他们遭到捐税压榨,受到高利贷者的洗劫;农产品一年比一年减少。所有这一切只是靠亚洲专制制度在表面上勉强支持着,这种专制制度的专横,我们在西方甚至是无法想象的。这种专制制度不但日益同各个开明阶级的见解,特别是同寻思发展的首都资产阶级的见解发生愈来愈剧烈的矛盾,而且连它现在的体现者也不知所措了:今天向自由主义让步,明天又吓得要命地把这些让步收回,因而自己愈益严重地破坏对自己的一切信任。[21]

  那肯定不是“伟大计划”可予以信赖的“资本主义”。恩格斯的晚期著述和在一定程度上列宁的早期著作中所出现的自相矛盾的观点,是由于他们对那一事实没有给予应有的考虑。

  在当时的条件下,关于革命即将来临的预测激增。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停留在仅仅设想一场社会动荡的来临上,他们以非凡的预测才干,拟定了俄国革命在本世纪将要实际采取的形式,这一革命部分地由于那个时期复杂的战争而推迟了。那些因俄国革命发生在一个落后国家而继续断言俄国革命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们,或者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或者只不过是玩弄诡辩术。只要援引几句话就足以推翻那种众所周知的谬论了:

  俄国无疑是处在革命的前夜……同时,在集中于首都的那些较开明的国民阶层中间愈来愈意识到,这种情况不可容忍,变革已经迫近了,但同样也产生一种幻想,以为可以把这个变革纳入安静的立宪的轨道。这里,革命的一切条件都结合在一起;这次革命将由首都的上等阶级,甚至可能由政府自己开始进行,但是农民将把它继续扩展开来……这个革命无疑正在日益临近。[22]

  俄国社会的一切阶层目前在经济上、道德上和智力上都处于土崩瓦解的状态。这一次,革命将从一向是反革命安然无恙的堡垒和后备军的东方开始。[23]

  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国家就像一颗装上炸药的地雷,所差的就是点导火线了……这一种例外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很少几个人就能制造出一场革命来,换句话说,只要轻轻一撞就能使处于极不稳定的平衡状态(用普列汉诺夫的比喻来说)的整个制度倒塌,只要采取一个本身是无足轻重的行动,就能迸发出一种后来无法控制的爆炸力。如果说布朗基主义的幻想(通过小小的密谋活动震撼整个社会)曾经有某种理由的话,那这肯定是在彼得堡。[24]

  令人惊讶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上述引言——即使用词有些过于自信——多么准确地预言有2月和10月两个阶段的苏维埃革命的真正力量。他们甚至预告托洛茨基策划的突然袭击,那发生在一个由于军事失败而造成的更为严重的衰落时期,对俄国革命的计划进程给予决定性的推动。

  但是目前使我们感到担忧的是另一个问题,即那种如此不同于马克思本人预言在先进工业社会中发生的社会动荡,能不能真正被认为是一场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革命呢?

  恩格斯虽然非常强调地断言,但奇怪的是,他并没有向自己提出那个问题:

  现代社会主义力图实现变革,简言之就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以及通过消灭任何阶级差别来建立新的社会组织。为此不但需要有能实现这个变革的无产阶级,而且还需要有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能够彻底消灭阶级差别的资产阶级。[25]

  恩格斯的省略必须归因于他的主观愿望,因为他深信革命一旦爆发,它会自行找到通向社会主义的适当途径,尽管他本人对俄国社会状况的分析也表明还缺乏必要的条件:

  据我看来,最重要的是:在俄国能有一种推动力,能爆发革命。至于是这一派还是那一派发出信号,是在这面旗帜下还是那面旗帜下发生,我认为是无关紧要的。如果这是一场宫廷阴谋,那它在第二天就会被一扫而光。[26]

  历史告诉我们,恩格斯要是更加谨慎的话,就会完成得很出色。对这个问题进行更有批判性的说明,很可能有助于俄国革命运动决定在困难时期应当遵顼什么路线。无论如何,有相当多的晚期马克思主义者正视这一问题。但是,没有任何章节可以成为他们能援引来支持他们所关切的问题的社会主义的圣经,因此这继续限于少数不掌握实际影响的人。最后,在苏联革命蜕变为官僚制度和普遍倒退之后,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个马克思主义概念实际上已被作为异端而加以禁止,从而破坏了为批判地分析这一问题所必需的理论观点。克里姆林宫的新主人发现,直接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和后来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话来阐明他们所创造的假社会主义,是个太棘手的问题。

  普列汉诺夫在事先谈到1906年俄国社会民主党斯德哥尔摩大会时(人们要求大会采取一项有关土地问题的政策),他把问题提得非常明确。普列汉诺夫反对列宁提出将土地收归国有作为该党革命纲领要点的决议草案,他回顾了俄国的特殊历史情况和固有的体制,建议或者分配土地,或者将土地置于市政管理之下,而不是收归国有。[27]

  在普列汉诺夫,国家占有土地和农耕者这一旧的俄国制度,不过是“作为所有强大的东方专制制度的经济基础的莫斯科版而已”。他认识到当时的局势略有不同,这是由于十九世纪经济发生变化的结果,但是他仍然认为他有责任告诫社会主义者反对列宁的国有化基础,害怕这一建议可能形成“亚细亚方式复辟”的基础。[28]普列汉诺夫为了支持他自己的观点,提出了中国的王莽改革和十一世纪的王安石变法,这些改革由于恢复国家对土地的控制而不幸地产生了国家审判官的整个阶级。他写道,“中国的社会革命在于把土地从‘国王亲信’的手里夺回去,而且交还给国家;但是,接着整个过程又重演了,产生了新的‘国王亲信’,引起了更多的革命,恢复了旧的中国制度”,他最后说,“我们从俄国王安石的计划中之能预见到悲惨的后果。我们不需要中国的社会制度”。[29]

  但是,列宁完全埋头于他的政治纲领,而且对这类论点充耳不闻,至少暂时是如此。他发现玩弄文字游戏太容易了,而且回答说,防止“复辟”的唯一保证是西方发生社会主义革命;没有这个条件,俄国革命就不可能保持和巩固自己的胜利果实:“只要西方不发生社会主义革命,……无论实行市有制也好,国有化也好,分配也好,复辟都是不可避免的”。[30]

  另一方面,列宁强调指出俄国的情况发生了变化:

  我们就暂且假设,十七世纪彼得一世以前的莫斯科俄国已经真正实现了土地国有化。从这里得出什么结论呢?按照普列汉诺夫的逻辑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实行国有化就意味着促进莫斯科俄国的复辟。但是,这种逻辑恰恰是诡辩,而不是什么逻辑,……因为莫斯科俄国实行过(或者说:既然莫斯科俄国实行过)土地国有化,所以说土地国有化的经济基础是亚洲生产方式。其实在俄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十九世纪后五十年代起就确立起来了,到了二十世纪已经占了绝对的优势。[31]

  但是列宁也使用诡辩术,或者至少是过于乐观了。在详尽讨论这个问题之前,首先必须探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俄国是否已经占据统治地位。顺便提一下,列宁后来的著作提出完全相反的论淡。而且他肯定应该了解到是什么样的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本质上的中间性和寄生性所作的一切保留,一定是很熟悉的了。他的确在别处曾谈到,[32]随着时间的消逝,并没有作出什么努力来改变它。

  上面引述的两段语录,表明列宁对待这一问题是何等武断。在第一段语录中,他把资本主义简单化为一般的“反革命”;在第二段语录中,他借助于普列汉诺夫情感冲动的措辞,将资本主义简单归结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实际复辟——在不同的生产力水平上,亚细亚生产方式显然是无法卷土重来的,真正的政治问题关系到国家官僚专制主义以新的伪装、但又在大致相似的形势下再生,这种国家官僚主义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以十分相似的条件,已经存在了许多世纪。但对这个问题,列宁完全忽视了。

  十五年之后,当革命已经取得胜利时,列宁对那一进程第一阶段的体验促使他提出迥然不同的看法。列宁的晚期著作处处表明,他对亲眼看到的事情日益关注。

  与此同时,他过去一度认为是防止“必然复辟”所绝对必需的西方革命,并未发生。西方尽管条件“成熟”和发生战争,却并未跃进到社会主义。而在俄国,革命所产生的效果,虽然表面上激进,却远远不如最初想象的那么激进。根据他在十月革命前夕写的著述,“革命无产阶级当前的直接任务”,应该是“立刻打碎旧的官僚机器”,仿效巴黎公社的榜样,“开始建立一个新的机器,逐步消灭一切管理机构”。这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如果必要的话,“国家官吏的特殊‘长官制’可以并且应该在一天之内用‘监工和会计’的简单职能来代替,这些职能现在只要有一般市民水平的人就能胜任,只要发给‘工人的工资’就完全能够执行了。”[33]

  但是在俄国,旧的国家机器在革命之后还存在,基本上未受触动,只不过有了新的职能。正如列宁直言不讳所承认的,“这些机关仅仅在外表上稍微粉饰了一下,而从其他方面来看,仍然是一些最典型的旧式国家机关”。[34]总之,官僚统治已经成了一个问题,其具体特征已是众所周知,其根源可追溯到俄国具体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俄国官僚主义的“经济根源”,非常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官僚主义根源,是“经济、政治、社会的特征和日常生活的复杂结合体”,同马克思一样,列宁[35]也认为那是典型的亚细亚式的:“小生产者的分散性和散漫性,他们的贫困,不开化,交通的闭塞,文盲现象的存在,工农业间的缺乏流转,缺乏联系和协助。”[36]

  但是列宁在其公开演说中,至少在早期阶段,还是力图保持相当乐观,以显示他相信这些不过是暂时的困难,是因为战争和封锁而造成的。然而,他几乎不可能不知道这些都是根本困难,而不是偶然困难。另一方面,当他为实行粮食税进行辩护(他坦率承认粮食税将某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带到苏维埃生活中去)时,他在谈话中毫不犹豫地嘲笑那些害怕实话实说的人,他说“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和中世纪制、和小生产、和小生产者散漫联系着的官僚主义(即残存的半亚细亚条件——本书作者)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37]

  列宁的分析逐步地越来越现实主义了,他公开承认俄国的一些问题有其深远的根源。同时,他在日益经常地提到俄国的文化遗产至今“还没有摆脱半亚细亚式的不文明状态”[38]的情况下,对“国家机关的官僚主义偏向”[39]进行日以猛烈的斥责。列宁确实不厌其烦地反复强调“我们国家机关的情形,即使不令人厌恶,至少也非常可悲”,同时要记住这些缺点“根源于旧事物,旧事物虽被捣毁,但是还没有被消灭,还没有退到早已成为陈迹的旧文化的阶段去”。[40]同时,他也不断地要求人们注意“我们还要进行多少顽强繁重的工作,才能达到西欧一个普通文明国家的水平”,他严厉地批评政府无力“抛掉资产阶级制度以前的糟糕至极的文化,即官僚的、农奴制等等的文化”。[41]

  从战后年代里实事求是的列宁看来,问题在于从“前资本主义”关系的状态向社会主义过渡:

  看一下苏俄的地图吧,在沃洛果达以北、顿河岸罗斯托夫以及萨拉托夫东南、奥连堡和鄂木斯克以南、托木斯克已北这些漫无涯际的空旷地带,可以容下几十个文明大国。然而在这些空旷地带上笼罩着的是却是宗法制度、半野蛮性和十足的野蛮性。那么在俄国所有其余那些穷乡僻壤又是怎样的呢?到处都是几十里几十里的羊肠小道,确切些说是几十里几十里的无路地区,这样就把乡村和铁道隔离了开来,即和那联结文明、联结资本主义、联结大工业、联结大城市的物质脉络隔离了开来。这些地方,难道不也是到处都为宗法制度、奥勃洛摩夫和半野蛮性所统治吗?[42]

  注:奥勃洛摩夫精神是从俄国作家甘察洛夫所著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一一地主奥勃洛摩夫来的,即因循守旧,顽固迁腐,沉滞呆板的意思。——人民出版社中译本注

  即使从“这一俄国的主要事态”发展来看(要指出的是,列宁不再像他1906年答复普列汉诺夫时所说的那样,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完全占主导的”),列宁认为社会主义是可能实现的,但只是“到达一定程度”,而且工业化能迅速实现的话。这样就产生了“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这个著名的口号。这一段话为斯大林后来玩弄诡计开了绿灯,但即使在当时,这句话也是很使人糊涂的,因为苏维埃当时要么是不再存在了,要么没有丝毫价值。但是,列宁并没有因为乐观而冲昏头脑,他充分意识到,“实现这‘一个’条件,单是做到第一批工作,就至少要花十年功夫”,而且他对那一期间可能会发生的情况表示担忧。“至于缩短这一期限,也只有得到无产阶级革命在英、德、美这些国家中获得胜利的时候才有可能。”[43]

  此外,列宁当然是非常提防斯大林的,他指出斯大林“权力过大”并着重指出斯大林的性格特点比较合适当东方专制君主,而不配担任一个口头上高举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原则的党的书记。总的来说,可以相当有把握地推断,列宁那个时候已完全意识到他在二十年前曾嘲笑过的亚细亚方式的复辟危险:

  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的来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便是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上调开,另外指定一个人担任总书记,这个人在各方面同斯大林一样,只是有一点强过他,就是更耐心,更忠顺,更和蔼,更关心同志,少任性等等。这种情况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44]




[1]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877年9月27日,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275页。

[2] 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29-130页。

[3]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1页。

[4] 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致卡尔·马克思》,1881年2月16日,载于《马克思-恩格斯档案》第316-317页。

[5] 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初稿》,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5、431页。

[6]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1页。

[7] 恩格斯:《<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97页。

[8] 《马克思致维·伊·查苏利奇》,1881年3月8日,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160页。

[9] 恩格斯:《<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02-503页。秘鲁马克思主义者马里亚特吉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也提出了类似的、但比较肤浅的观点。他通过玫瑰色彩的眼睛观察殖民时代以前的本土结构,断言由于这么许多强有力的农村公社仍然存在至今,秘鲁可以直接过渡到他认为是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组织,而“不需要经历其他国家人民所遭受的”漫长演变。他说:“我认为没有任何地方的其他‘落后’民族能提供这样有利于实现原始农业共产主义的条件,这一原始农业共产主义仍然存在于它的机构之中,在无产阶级统治下,它的深刻的集体主义精神将被改造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最坚固的基础之一。”(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意识形态与政策》)。

[10] 《恩格斯致卡·考茨基》,1882年9月12日,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53页。此文英译版载德昂科斯和施拉姆合编的《从1853年到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和亚洲》,他们说,恩格斯在这段引文中“对非洲和亚洲的‘土人’继续采取傲慢的态度,在亚洲和非洲,人们甚至可以看到文明国家对‘不成熟民族’奉行‘保护’政策作辩解的雏形(1904年开始,范科尔、戴维和伯恩斯坦极力主张奉行这一政策)”。他们这样说,是一个大错误。

[11] 同上,第353页。

[12] 前引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初稿》,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41页。

[13] 恩格斯:《致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1885年4月23日,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301页。

[14] 前引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二稿》,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46页。

[15] 恩格斯:《德国的社会主义》,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02页。

[16] 恩格斯:《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1892年3月15日,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306页。

[17] 恩格斯:《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1893年2月24日,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39页。

[18] 同上,第39-40页。

[19] 恩格斯:《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1893年19月17日,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148-149页。

[20] 前引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初稿》,第439-443页。

[21] 恩格斯:《流亡者文献》中的第5节《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22-623页。

[22] 同上,第622-623页。

[23]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877年9月27日,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页第275页。

[24] 恩格斯:《致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1885年4月23日,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301页。

[25] 恩格斯:《流亡者文献》中的第5节《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10页。恩格斯写着一段话是用以反驳俄国布朗基主义者彼得·特卡乔夫的。特卡乔夫的《致恩格斯的公开信》(苏黎世,1874年)曾认为应当在俄国立即发动革命,因为每一个被压迫民族都自动地“随时准备要干革命”。特卡乔夫为支持自己的理论而提出的一个论据是:“如果我们没有城市无产阶级……也没有资产阶级……我们的工人只需要同政治当局作斗争:在我国,资本的力量仅处于萌芽状态。因此同前者的斗争要比同后者的斗争轻而易举得多。”在这些问题上,列宁以及布尔什维克一般的理论和实践,是在更加大得多的程度上赞同特卡乔夫而不是赞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列宁认为俄国落后的工业和它萌芽性质的资本主义,构成了有利因素。别尔佳耶夫甚至认为列宁“在俄国是以马克思的名义进行革命,而不是以马克思的精神进行革命”(尼古拉斯·别尔佳耶夫:《俄国共产主义的起源和意义》);关于这一方面,见阿尔图罗·科隆博:《国家、人民和政党在苏联政治意识形态中的地位》,载选集《在非欧洲文化中的国家、人民和民族》。同样,年轻的葛兰西热烈地欢迎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把它看作“反对资本的革命”(安东尼奥·葛兰西:《反对“资本”的革命,前进!》,载《政治文献》)。虽然列宁真的认为在俄国发动社会主义革命要比在资本主义国家容易些,但贯彻到底却更困难。在这一点上,列宁要比别尔佳耶夫所想象的尖锐得多。

[26] 恩格斯:《致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1885年4月23日,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302页。

[27] 因此,令人震惊的是,索弗里能够断言对俄国的“亚细亚”式的解释已促使普列纳诺夫得出“反动的政治结论”(姜尼·索弗里:《苏联学者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两部研究著述》,载《阶级与国家》和《亚细亚生产方式》)。很清楚,作者的列宁主义先入之见妨碍了对这一“马克思主义争论”的实际争执进行均衡的估价。

[28] 沃尔夫对这一预见评论道:“列宁告诫托洛茨基要注意非民主的革命和建立少数党政府所造成的后果,托洛茨基告诫列宁要注意在他的统治集团的、中央集权的、不民主的党的结构中所固有的危险,这是列宁的光辉预见,也是考茨基的光辉预见。但他们就像三个盲人摸象。马克思主义者争辩说,他们由于采取社会学分析的方法而使他们能够预见未来。如果可以把这三个马克思主义者的预言合到一起的话,这些预言确实会成为远见与预言的光辉范例。”(伯特伦·D·沃尔夫:《三人干革命》)。

[29] 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土地问题》。普列汉诺夫又回到他对《<俄国社会史>导言》中提到的主题。强调“东方君主暴君的土地政策曾经同西欧社会主义有过某些血缘关系这一错误想法,对俄国社会理论史起了灾难性的作用”。但是上述这段话意义不明确,而且它的确包含有双重打击,即使它不表明观点的改变。在这部具体著述中,看来他主要关注的是把他的观点同埃利泽·雷克吕的观点分清,他站在自由意志论的观点上心怀叵测地将王安石变法说成是“中国社会主义者”想方设法疏远人民和贵族的一种尝试(参见埃利泽·雷克吕:《新世界地理》,载《东亚》)。普列汉诺夫强调说,“社会主义意味着生产者控制生产资料,而在这方面使我们关切的是,生产者本人是国家所有的,是具有说话能力的生产工具(instrumentum vocale)。”(普列汉诺夫:《<俄国社会史>导言》)。

[30] 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1906年)上作的《关于土地问题的结论》的演说,载《列宁全集》第10卷第249页。

[31] 列宁:《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中的第3节《土地问题》,载《列宁全集》第10卷第299页。

[32] 列宁几乎在同一个时候在其他著述中曾提醒人们注意俄国资本主义的“亚细亚式的”发展:“大资产阶级、地主、厂主以及跟着解放派走的‘社会人士’,……他们带着私有财产、资本、土地等过分沉重的镣铐,不能去作坚决的斗争。他们非常需要用沙皇制度以及其警察官僚和军事力量来反对无产阶级和农民,所以不能尽力去消灭沙皇制度。”对列宁来说,不但国家而且工厂(据说工厂是资本主义的心脏)具有“一切亚洲式的、奴役性的特征”。“万恶的农奴制度、亚洲暴政和侮辱人的政策的余孽”尚有待于根除(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载《列宁全集》第9卷第40、41、44页)。

[33]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载《列宁全集》第25卷第412页。列宁的这一段话摘录自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一书。

[34] 列宁:《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真理报”1923年1月25日第16期),载《列宁全集》第33卷第436页;参看列宁:《日记摘录》(“真理报”1923年1月4日第2期),载《列宁全集》第33卷第419页。

[35] 列宁在论及东方专制时写道:“大家知道,只要一个国家在经济中占绝对优势的还是宗法的、资本主义以前的特点,而商品经济和阶级分化又不很发展,那么上述的那种国家制度就具有极大的牢固性。”(列宁:《论民族自决权》,载《列宁全集》第20卷第404页)。

[36] 列宁:《论粮食税》,载《列宁全集》第32卷第343页。

[37] 同上,第342页。

[38] 列宁:《日记摘录》,载《列宁全集》第33卷第418页。

[39] 列宁:《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载《列宁全集》第33卷第157页。

[40] 列宁:《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载《列宁全集》第33卷第441页。

[41] 列宁:《日记摘录》,载《列宁全集》第33卷第417页和《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同书第441页。

[42] 前引列宁:《论粮食税》,载《列宁全集》第32卷第341页。

[43] 同上,第341-342页。

[44] 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和《对1922年12月24日的信的补充》,载《列宁全集》第36卷第617、618页。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