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有原则的任人唯亲制度：权威的道德与制度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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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意识形态集团之内的社会纽带 Ø 从政治信仰到有原则的任人唯亲制度 Ø “表现”以及奖惩制度中的弹性 · 工资级别提升中的弹性 · 发放奖金中的弹性 · 其他奖励方式中的弹性 · 惩罚中的弹性 Ø 工人对付道德—政治权力的方式 · 积极——竞争的方式 · 消极——自我保护的方式 · 各种变异及其重要性 Ø “表现”高度的含混性 |
政治信仰是整体的——信仰它的人必须整个身心投入进去，仅仅作为信仰者而存在。换一种不同的说法。亦即意识形态集团的成员将思想和信仰当作是人们的品质而不是认知或理解的对象。因此，他们认为自己的唯一身份便是这些思想的载体，而不是具有各种自身品质的个人。这种取向的最终结果具有更深一层的意义：思想和信仰由此被“个人化”了，而同时有血有肉的个人却被“意识形态化”了。这种将个人看作是思想的载体，或是说将自我“意识形态化”的取向，是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区别于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党的关键之处。在马克思主义的第二国际中列宁著名的革新观念在于，他将党而不是工人阶级看作正确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载体；即使是社会主义的工会，要是它们仅仅为增进工人的物质福利而奋斗的话，那它们本质上也仍然是资产阶级的。这种观念所表达的正是这样的取向。在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看来，人们的思想观念是为他们在社会职业结构中的地位所决定的；而在列宁看来，一个人是否接受布尔什维克对改良主义政治的谴责，是否认同党在“新型政党”中采取的严格的纪律，决定这个了人在本质上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无论他在社会上的物质地位如何。
政治信仰阻碍了个人之间直接建立情感。……同时，这里面的人际关系也并非是完全不带情感色彩的。事实上，意识形态的信仰者们将个人的喜怒哀乐转化到他们所珍重的集体事业上。人们在这些转移了个人情感的集体情感上的投入如此之一致，以至于个人仅仅成了这种情感的载体。因此，这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反个人的导向。不仅情感和认同都必须集中在集体事业上，而且个人感情也必须被抛弃、被否定，因为这样的情感有可能会影响人们对集体及其共同事业进行奉献：“它们要求自己的成员完全抛开个人私生活，并且要暴露出自己灵魂深处的所有情感和欲望”。
培育纯粹的革命人生哲学和自我锻炼意识……坚决站稳阶级立场。……我们必须团结起来，将自己的全部身心贡献给人民。个人生活和个人的自由意愿绝不允许在这里出现。我们必须严厉批评自己同志的错误，同时虚心接受来自同志的批评，组织的任务是我们唯一的工作。除了革命之外，共产党没有其它职业，因为我们是职业革命者。在一个列宁式政党中，个人情感必须倾注到革命事业、到党的大目标上。同时，人们也不得将其它单个的党员作为情感的对象。党员要不带感情色彩地将自己看作是党以及党的事业的工具。Vogel（1965）在他经典性的文章中探讨的五十年代共产党在中国社会里改造人际关系的工作精彩地描绘出了政治信仰的上述特点。傅高义（Vogel）对“朋友情谊”与“同志情谊”差别的比较道破了相互照应的个人关系与对党的理想的集体认同之间的区分。当人们必须将对党以及党的事业作出奉献置于个人感情与义务之上时，当人们要在小组会议上暴露自己心灵深处的情感并批评他人具有的任何背离党的目标的倾向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便从根本上被改变了。Vogel关于非个人化的同志情谊的描述是对意识形态纽带这一层面的深入刻画。
政治信仰使得人们不将个人看作是具有各种质量和能力的个体。……意识形态集团的成员相互之间不使用个人品质或者个人在人生中有什么成就这类标准来衡量对方。从理念上来说，他们是全然非个人化的。通过排除掉所有对个人质量的考虑，他们将自己仅仅看作是信仰的载体。在这种情况下，最重要的标准便是投入与奉献。用另外的话来说，也就是评判一个人的标准，是他表现出来的对该集团的信仰和目标的投入与奉献程度。在本章中深入探讨的所谓“有原则的任人唯亲制度”便是这一特点的直接反映。
在三年（学徒）期满后，我们都要给过去三年的工作写有关政治和技术方面的总结。自己是否在政治上积极上进？自己学到了什么？对师傅们有什么看法？是不是尊重师傅？学徒中只有一个人因为政治问题没有得到提升。（采访对象第五十号）在这类提级的情况下，政治条件的作用主要在于发现那些行为异常的人，这是所有采访对象都不约而同地指出的：“如果你工作努力，政治思想又好，你就能过关。如果你政治上不犯错误，你就肯定能通过”（采访对象第八号）。那些“实习技术员”在工作一年后升为正式技术员的过程也与此类似：“除非你犯了严重政治错误，否则升级是自动的”（采访对象第十五号）。
一九五七年之后，在工资调整中他们的第一条标准、检查的第一件事便是你的政治思想，看你在每次政治运动中有多积极，看你是否支持大跃进运动，看你在一九五七年“百花齐放期间”有没有对党提意见。不过，在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以前，他们只是按照能力挑选人，不管是否积极。（采访对象第七十号）引进“表现”这一标准从两个方面改变了评价的结果。一方面，它使得那些在政治上表现突出而在其它方面却平平的人能有保障；另一方面，它也将那些说话越轨、对抗领导，或在其它方面“表现”不好的人排除在提升之外。
事实上，人们受到表扬往往是因为生产之外的原因。最得好评的是那些通过与党支委们搞好关系、在政治上积极、听党的话这些方式来争取入党的人。如果他们在其它方面过得去的话，他们升级的机会就比别人多。（采访对象第二号）一九七二年工资调整仅仅涉及那些工资最低的职工，并且严格以工龄为标准。然而甚至在这次调整中，那些因为犯过政治错误而被看作“表现”不好的人也得不到他们本应得到的提级。
通常，升级是由四方面的因素来决定的：工作与技术水平、年龄、群众关系、领导印象。这里面包括了政治“表现”。在那段时期（六十年代初期），这意味着不能指出大跃进的真相，要说大跃进是胜利。（采访对象第二十一号）
在一九六三年，……给了某些积极分子和技术骨干以提级和升工资的机会。……主要的标准，特别是在当事人是党员的情况下，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还有看你是否反对大跃进路线和三面红旗，是否在一九五九年的反右倾运动中被批作右倾分子，……这都是重要的条件。如果你在上述无论哪个方面有问题，就根本不可能提工资。你得说六一和六二年绝对有足够的食品，不得提出大跃进造成的灾难。在一九六三年，这些都包括在决定你的政治思想是否好的因素之中。（采访对象第五十三号）【坚持说自己六一和六二年有足够的食物可以说是极端可靠的表现。所有那些年中在中国的人，无论是外国人还是中国居民，都描述过极为真切的大城市中的严重饥荒。人们吃树皮树叶过活，由于营养不良而疾病流行。近年来中国的人口统计字表明，除去按照往年人口死亡率减少的人数之外，那些年中非正常死亡人数达两千至三千万。这些数字有力地支持了关于在农村地区出现大规模（并且是人为的）饥荒的报告。】
在矿上有一种班组每月对个人进行评议的制度。每个人都对其他所有人的表现发表意见。首先要讨论的是出勤率，之后是工作态度。还要看你的群众关系和你的政治思想，看你是先进还是落后，是考虑集体还是仅仅考虑个人，是心满意足还是满腹牢骚。（采访对象第四十四号）每年中国旧历新年之前都有一笔数量不小的奖金分发下去。在班组评议年终奖（这种情况很少发生）时，对个人“表现”的评议起的作用也与此类似。在奖金是基本上平分下去的情况下，“表现”的作用也同样是将那些有过错的人给剔除出来。正如一位采访对象说的：“年终奖，人人得的都一样，一般是从十八到三十二元。有些有政治问题的人就得不到”（采访对象第三号）。甚至在那些月度奖一视同仁的附加工资取代了的时期里，对“表现”的评价也依旧继续进行。一位采访对象说：“当我（七十年代早期）在一家集体厂工作时，根本不存在生产定额。（提问：那么工人的工作是怎么评估的呢？）那就是问题了。根本没法评估。他们仅仅看你的政治表现。如果你和领导关系好，你就会被看做是个好人”（采访对象第五十七号）。就像在奖金制度下一样，在发放附加工资的那些年里，至少在部分工厂中，表现不好会造成附加工资的取消。“（附加工资）大约是每人每月八元，工人干部都一样。但是如果你在一个月里有二十天没有出勤，或是犯了政治错误，附加工资就给取消了”（采访对象第三号）。
班组中每个人的奖金是在每月班组评议会上决定的。评议会由班组长来主持。这些会议讨论每个人的情况。班组里的工人对每个人的表现、政治思想、是否迟到、工作态度等方面提出意见。之后小组进行讨论，组长会下结论并为集体意见作出总结。……实际上，除了在极个别情况下，班组中每个人都能得到同等数目的数量很小的奖金……除非一个人有政治问题，或是在学习和运动中不够积极，否则几乎人人都能得奖。（采访对象第一号）
如果你的申请被批准了，领导就会告诉你，你的问题现在解决了，可见党对你是很关心爱护的。如果你后来在工作中出了差错，同一个领导就会来提醒你说，党曾经照顾过你，让你觉得自己不对。之后你得说：“对不起，我向党认错，将来一定要努力工作，以示对党感恩戴德。”（采访对象第七十二号）
工人常常因为盗窃、工作态度不好、迟到、旷工、乱搞男女关系而受处罚。处罚的程度没有一定之规。对乱搞男女关系的处罚往往是很严厉的，至少是（正式）警告。……在中国人看来，男女关系是个很严重的事情，因为他们都知道从传统上讲这是不道德的。所以，在人们心目中都有一定的标准，他们都知道什么算是严重的，什么不算。（采访对象第六十八号）【可以肯定的是，对于什么算是“生活方式”上的错误并没有明文规定，但是在工厂没有写明的习惯法规中，这样的标准是非常清楚而且牢固的。】正如这位采访对象说的那样，有些类型的行为受到的处罚要比别的行为更严厉，而且工人一般都知道什么属于那类行为。总的说来，对工作成绩不佳的处罚不会迅速加码。如一位采访对象说：“对于粗心大意或违反技术操作规程的行为，第一次要作书面检讨后在班组里宣读。班组的人对此人的行为提出批评意见。之后对车间主任作出报告，车间主任写上评语，通常是‘此人平时工作较好，不需要处罚’之类”（采访对象第六十四号）。一般来说，在属于“表现”范围内出差错受的处罚要最严厉：
有些是道德问题，包括生活作风、男女关系、欺骗行为。对于道德问题，首先要作自我批评，其次是车间领导向厂部就你的问题提出意见建议，之后再决定是否给你“警告”。“警告”是一张由厂长和保卫部门的头填写的表格。他们各自在上面签名，之后放在你的档案里。你的档案就永远带着这张表了。（采访对象第六十四号）无论错误的类型是什么，车间和工厂的干部有权决定是采取温和的还是严厉的措施。犯了错误的人必须要在班组里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从而表示出自己改过的态度。例如，留厂察看的人会受到细致的观察，看他们是否充分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表现出悔改以及补过的愿望”。【在上一章中一位采访对象提到过的工厂的劳动改造部门原先是为工厂中“表现”有问题的人而设的。他说：“工厂在郊区中有个小农场，大约在距离十公里之外。工厂中的‘坏分子’被送到那里去劳动，就是那些表现差的人。工厂保卫部门将那些小偷流氓送到那里。他们还送人来进行‘劳动锻炼’……用卡车成批地送来……主要目的是改造你的思想”（采访对象第七十二号）。】一个人在态度和行为上得到的评价决定他受处罚的严厉程度。从有关留厂察看的规定中列举的例子上看，这种评价是决定该职工恢复厂籍、延长察看时间、还是开除的关键因素。在其他无论程度轻重的违法乱纪的处理中采用的也是同样的办法：
处罚程度也取决于这个人被抓到以后的态度。班组要开会讨论这一事件，如果这人承认错误并作自我批评，一般班组都会建议对他采取温和手段，给这人以“帮助”或教育。通常这也就够了，因为这个人丢了脸。但是如果他不作自我批评，不承认错误，班组会向上汇报他的情况并建议采取惩罚措施。……对于不那么严重的错误，班组可以决定是否向上汇报。对于比较严重的问题，班组则必向上报告。不过一般来说，如果你认错并作认真的自我批评，并且不再重犯，他们对你还是很温和的。（采访对象第六十八号）但是，这里面在很大程度上还要取决于是谁犯了错误。在一九五七年之后的二十年里，在领导考虑处罚措施时，一个人的阶级出身是非常重要的因素。随着中国政治气候的变化，这一因素的重要性也时大时小。在非常激烈的时期里，正如我们在下面的例子中看到的那样，阶级出身是极为关键的：
如果班组里出了质量问题，我们就会在第二天开会找出是谁要负责任。如果出了错的职工家庭出身是“工人”或“贫表”，我们就对他进行一般性批评。这是小事一桩。但要是他的出身不好，这个会就会变成批判斗争会，还可能开全车间的批判大会，会上我们大家要齐声高呼：“打倒王某某！”这个人得承认他是受自己资产阶级父亲或其他资产阶级亲属的教唆去破坏生产，破坏社会主义。只有到了一九七四年之后这种事情才逐步停止了下来。(采访对象第五十六号）解雇是工厂领导所能采用的最严厉的处罚手段之一，但很少被采用。当一个人被解雇时，其原因几乎无一例外是因为他的“表现”。正如一位采访对象说的那样，解雇事件“难得发生”，“而且人们从来不会因为工作得差而被解雇”。解雇基本上是一种“法律”手段，“对象是那些在政治或生活作风上犯了错误的人。这是由保卫部门来处理的。”（采访对象第八十号）。另一位当过工人的人记得在他工作的期间里他们厂只出过两次解雇事件，都是因为政治上的原因（采访对象第一号）。采访对象在这个问题上的回答惊人一致，其中一位的话可以看作是简单的小结：“除非你在政治上出了问题或者是受到公安机关的审查，否则根本不会被解雇，也不会被降级降薪。除非你犯政治错误，否则不会有这类处罚”（采访对象第三十三号）。
有几位工人被开除了，通常是因为扰乱公共秩序、违法犯罪，例如打伤人、杀人、投机倒把、赌博等行为都会导致被开除。另外还有几个人是因为政治错误被开除的。这些人一般就进了监狱或劳动所。他们不会因为工作得不好便开除工人。这被称作“解雇”，而中国是不解雇工人的。（采访对象第六十八号）惩罚中的弹性以及“表现”中的道德含义体现出了一种类型的解雇方式。采访对象不约而同地提到这种解雇方式，其次数之多令人困扰——尤其是因为几乎没有人能想得起来有谁不是出于严重的政治问题或刑事犯罪的缘故被解雇。下面这一例子显然表明了工厂领导——通常是年龄较大的男性——的双重标准：“有一位女徒工因为生活作风问题被开除了。她同街上的男青年交朋友，道德质量不好，怀了孕。他们将她开除了”（采访对象第五十四号）。在另一个基本完全相同的例子里，某个学徒怀了孕，之后犯了个关键性的错误，非但没有表示羞愧、作自我批评，反而采取对抗态度。结果是，车间领导不让她登记结婚。作为未婚妇女，她无权享受产假，在快生育时，她就以旷工为理由被开除了（采访对象第五十七号）。
单位无权解雇工人或扣除工人的工资。不过要是有谁在政治上出了问题给送去劳改了，这就等于被开除了。（采访对象第三十五号）
在中国人们不会因为工作得不好给解雇。对于盗窃、反革命活动、严重腐化等问题有公安机关来处理。他们将你送去劳改，但你并不是被工厂开除的。至于工作得差，办法是进行教育。我们厂从来没有人因为工作得不好便给解雇了。（采访对象第五十五号）
工人们通常都提出意见。事实上，我们是得到鼓励要参与发表意见的，并且非得说点什么不可，否则就要挨批评，说是不提意见。班组长听取大家意见，并且常常讨论这些意见。这种制度的好处在于，每个人都会经常想着生产上的问题，每个人都清楚情况。但是这些会议的坏处在于，你不能对已经作出的决定、已经采用的方法，或者在政治上，发表什么不满看法。（如果这样做的话，）他们就会批判你，并且给党支书打报告。领导知道之后便会对你产生坏印象。（采访对象第五十九号）人们多少要表现出积极性，而且允许的言论范围很明确。一位在化工厂工作过的工程师在谈到他所属办公室学习小组的政治会议时，以类似的方式描述了其中的规矩：
你不能反对领导的建议，否则就会受批评。但是即使不同意他们的建议你也不能一言不发。如果你不发言的话，组长会点你的名字，对你提出批评，让你发表自己的看法。这样，你基本上要对领导表示同意。你也可以当积极分子，主动发言，积极支持领导意见。要不就随大流。不过你可不能一言不发，否则要受批评。（采访对象第二号）人们进行精心算计的另一个原因是，政治学习中围绕的许多主题含混不清。主要与党的高层领导各派间的争论而不是与职工的日常生活有关。尽管如此，职工还是必须去参加会议并且发表正确的言论。一位青年工人关于七十年代早期的回忆道出了这期间政治运动的气氛：
当时开展过“一打三反”运动和“批林批孔”运动。孔子要“复礼”等等。还有评《水浒》（十七世纪的中国小说）运动。农民起义领袖要投降，是个“投降派”。毛主席指示要批判这本书，所以我们都得读。之后又是“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我们学到了必须要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之后是“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它包括了）批判“三株大毒草”，其中之一是关于科技工作的文件，还有两个别的什么。我们批判这些“文件”，说它们是“唯生产力论”。在天安门事件以后，他们把这场运动变成了批判邓小平。之后又是批四人帮。这次运动和以前的运动不同。除了（报纸通常有的）社论之外，党中央还下达了真正的文件和材料。这是（他在一九七九年离开中国之前的）最后一次政治运动。（采访对象第五十号）人们需要进行精心算计，不仅因为政治学习的题目一般都是抽象的，对于普通工人来说有时甚至是莫名其妙的，而且也因为目前的运动很有可能与过去的运动是相互冲突的。正是在奖励制度最为政治化的期间内，党的路线最为反复无常。在上面引的那段话提到的各次运动中，一九七七至七八年的“批判四人帮”运动将一九七六年“批邓”运动的路线完全颠倒了过来。事实上，“批判四人帮”运动预示了邓小平的平反（第二次）以及他最终成为一九七八年之后中国的最高领导。另外一九七三至一九七四年的“批林批孔”运动是在林彪死后不久进行的，而林彪在一九七一年的未遂政变之前，是法定的毛泽东的接班人、中国第二号权势人物。在上面的两个例子中，党的路线彻底颠倒了过来。党告诉人民说，一些过去受崇拜的领导人原来竟是满嘴谎言，而且在政治上阳奉阴违。通过这种方式，林彪和四人帮马上便成了多年来一直反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然而每个职工都清楚，只不过在几个月之前，这些人还算是毛泽东最忠实的支持者。
最常见的（给予积极分子的）奖励是升为班组长或担任工段车间办公室里的某个职务。不过，入党入团还能带来其它的好处。积极分子想的并不总是物质利益。当积极分子很光荣。当然积极分子在提工资时总是优先的。还有其他种类的好处。例如，如果你是积极分子，女朋友就好找，老婆也好找。分房时也比较容易。……但是真正的动力是，当积极分子是当干部的第一步。如果你还不是共青团员的话，赶紧入团。在当了班组长后，入党就容易了。在人们看来，入党入团本身就是当干部的第一步，因为这就为日后的提升铺平了道路。有一些人——属于少数——的确非常能干，非常愿意负责任。他们想要为人民服务，他们全心全意为了工厂。自然，他们这么做原因仅仅是感到自己有责任。一般说来，人们的动机是复杂的……你很难说清他们是否为了钱才这么做的。在我看来，最重要的动机是想入团入党再加上想以后当干部。我的采访对象们经常描绘各种积极分子“类型”。有野心勃勃靠动嘴皮子向上爬的；有年轻幼稚一心想做好事的；有忠诚努力但不太过问政治的“先进生产者”。当然也不乏那种既成熟又一心奉献、将国家的意识形态变成了自己内在道德指南的人。
有的积极分子……真心相信毛泽东思想，并且根据自己的信仰和原则来做事。……他们这么做的缘故是因为他们觉得这是对的，所以他们才给别人打小报告。……他们就像是过去故事里的英雄人物那样。他们不在乎自己有没有朋友，将自己与别人隔绝开来。你可以说他们是太直肠子了。（采访对象第七十一号）政治积极分子希望能对党的政策和领导的建议表现出正确的、积极的态度和支持。他们一般都比较年轻，基本上都成了车间共青团支部的成员。中年的积极分子人数很少，原因很简单：凡是当成功了的积极分子都被提升到领导岗位或办公室里去了，而当得不成功的积极分子到了三十来岁时如果还没有什么结果便也都放弃了努力。积极分子的标志，在于他们能理解领导的意图并正确地执行。在政治学习中，这意味着不仅仅是读报章、听别人重复报纸上的话，还要想出评论这些文章的方法，将里面的精神运用到班组的实际情况中。这种方式中包括了会议上发言以及用多种方式向掌权的人去证明自己的忠诚可靠。
如果哪里的管道漏了或者什么东西坏了得马上修，党就会让共青团去组织青年突击抢修。例如，如果是挖地基或隧道，工人会干得很慢，还要抱怨条件。所以，他们就会在车间里召开会议，批评这些工人，再让积极分子的突击队去接过这项任务。突击队会干通宵，用一半的时间便完成全部工作。他们干活极其卖命。之后党支书会重新开会，再次批评那些工人，说：“你们抱怨条件不好，没有革命精神。年轻小伙们一夜就把你们的工作干完了！”（采访对象第七十二号）当上面要求作自我批评时，积极分子会首先起来检讨自己的缺点错误，并表示在将来改正。积极分子采用的语气是竞争性的，也就是Whyte（1974）说的那种：“在不自私上的竞争”（competitive selflessness）
积极分子需要这些批评会议。这是他们在党的面前表现自己的纯洁无私和忠诚可靠的机会。即便没有什么不好的思想，他们也要作自我批评以显得诚恳。积极分子们喜欢这么做，而且总要找出点东西来进行自我批评。有一个积极分子给党支书写了两年汇报，想争取入党。一天他冲进党支书的办公室里交出十五块线，说是自己在街上捡的。他们说：“哗!他真是个活雷锋！”（以无私著称的模范战士）于是，就在厂里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表扬这人、向他学习的运动。他成了全市的劳动模范，上面甚至还派了个报纸记者来采访他。结果后来发现，这个人交上去的是自己的钱。他的老婆住在农村，给他的领导写了封信，抱怨他两个月没有给家里寄钱。……当领导问起来的时候，他坦白了。（采访对象第七十二号）政治积极性不仅仅要求人们在会上说话正确，还需要人们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积极分子不只参加工厂中例常的会议，还要帮助去组织准备这些会议。他们在班后有自己单独的共青团组织会议。下班后他们得留下来出墙报，上面公布生产数字、发表政治口号。这在中国无论哪家工厂都是日常现象。
我学校同班的一个女生和我同时进了这家工厂。她马上开始积极表现自己，参加到宣传部门组织的各种运动中去，也就是七十年代的那些政治运动。……她逐渐有了经验，也和宣传部门的人混熟了。他们都知道她的名字，知道她是谁。结果，她甚至被派到其它车间去帮助开展运动，下班后出墙报之类。她帮着在厂里安排文娱活动、组织会议、出墙报，做了各种各样的组织工作。在国庆节那天，她负责去组织一场活动，让各个车间都出表演节目。（采访对象第七十一号）积极分子们为车间领导、共青团、工会组织提供了大量召之即来的无偿劳动力。下班之后投入大量的时间会影响个人的生活安排，这也是为什么积极分子多数是单身年轻人的原因之一。
还有一些积极分子对政治不感兴趣，也不依靠搞个人关系。他们不打别人的小报告。他们工作努力，听从上面指挥。他们参加政治学习，认真听讲，不过自己并不多说。他们有机会得到提升，不过不会升得很高，因为他们的政治表现并不非常出色。（采访对象第七十一号）“骨干”一词所表达的是这些人对于领导的作用。他们是可靠而有经验的职工，领导总是可以依赖他们。骨干分子一般是技术比较好的老工人，工作出色。在会议上，他们会比较不张扬地表示自己对党的政策的支持（发言的时间大约要比年轻的积极分子短一些），而且他们体现出来的支持也比较脚踏实地。他们自愿在下班后留下来完成特别的工作，他们帮助在工作上有困难的青年工人，他们设法说服普通群众相信党的政策是正确的，他们执行领导上交给的任务。总之，他们给领导工作。
当积极分子被嘲笑或是打击时，他们不得以牙还牙。他们对此是有准备的，因为这是当积极分子的代价之一。当积极分子不容易。你得不断地努力竞争，特别是同其他积极分子竞争。我不是积极分子，所以我不敢太肯定，但积极分子之间的关系看上去总是你争我夺的。……他们活得很不容易。所以许多人在达到目的加入了共青团之后便退出这种竞争了。（采访对象第七十二号）个人之间的关系是心理压力的一个重要方面。积极分子总是不得不公开地在自己与工友之间划一条界线。他们的忠诚是对党和党的原则而不是对朋友和工友的。这使得积极分子们很难在工友之中赢得真正的友谊。一个积极分子要是与朋友站在一起对抗党组织，那么他长期以来建立的忠诚形象和投入的努力便毁之于一旦。这其中有说不出的难处。
我和这位积极分子的确相处得很好，他是我的班组长。我会给他帮很多忙，给他肥皂，因为他家里穷，孩子多。不过他还是个积极分子，有一次把我给卖了。一次我在车间里偷了煤砖藏在宿舍里。领导发现煤砖被偷，问是谁干的，他打了我的报告。但是他觉得有愧，在这以后甚至都不敢正眼行我，也没法和我说话。我们以后没法同屋了，他搬了出去。我真替他难过。（采访对象第七十二号）最后，一个人所作的努力并不是一定会受到注意和奖励的。有少部分的积极分子就失败了：
有时，积极分子会受到党领导的批评，因为对他们的要求特别高。有时党领导不喜欢某位积极分子。这时这个积极分子就倒霉了，因为不会得到任何支持，不管是来自工人还是来自领导。我有过一个同屋，是个真正的积极分子。每天晚上他都给党组织写一份自我批评。但是党支书对他采取了轻蔑嘲笑的态度。他每天晚上都要哭一场。他总是告诉我，当积极分子有多难，让我千万不要步他的后尘。有时我的确挺同情积极分子的，因为他们不容易。（采访对象第七十二号）除了这些困难，当积极分子的确能得到不错的回报。表现积极是获得提升和入党的途径。通过一段时间的教育，党组织发展积极分子入党成为候补党员。从积极分子的角度看，这是一段考验时期，在这期间，他们必须全心全意对党及其政策的表示自己的忠诚不二。一位决定不当积极分子的工人（采访对象第五十六号）作了这样的观察：“中国有句话说：‘调子唱得高的人位子也升得高’。”那些在表现上得了好评，得到领导本人的同意他的入党申请的积极分子有希望能成为班组长、车间副主任、以及工会、共青团、党支部的干部。
我们这里开展了批林批孔运动，还有批邓。开会学习、读文件等等。……除了星期六、星期天、星期一之外，每天下班后都要开两小时会。我们不过是形式上走走过场。为什么我们要批邓？我们欢迎他！但是如果我们不对他进行批判，不发言，我们自己就要受批评。所以我们就在形式上批判一下，我们并不相信自己说的话。我们做的不过是重复报纸上的口号，或者在必须写文章时照抄报纸。……当四人帮倒台时，……当然就转过来批判四人帮。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就像过去一直做的那样。（采访对象第四十八号）无论政治学习中的题目与人们多么不相干，无论拖的时间多长，职工们必须保持最起码的注意力，以便显示自己的态度正确：
我们学习的是社论和党的政策。非常无聊，来来去去都是不知所云的东西。有时，如果领导要求，我们就得发言。这是最累人的事情了。我和我的朋友们会说上一到三分钟，但积极分子们会说个没完没了。……在必须写文章的时候，我们就照抄社论，一个一个字地照抄。发言的时候一字不差地重复报纸社论的话。我们可没胆量说出自己真正的想法。……我们也不敢睡觉，因为这会挨批评。我们就是坐在那里听着。（采访对象第五十号）一位当年的工段长谈到他在组织工人政治学习时遇到的困难：
我们处理政治学习的办法非常简单，就是向工人宣读《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的文章。之后再向职工解释那些词的意思、文章总的大意是什么。如果工人有问题我们就解答。一般来说，职工对这非常不感兴趣。文章又抽象又难懂。难得有人发言。连想要不睡着都很困难。（采访对象第七十六号）毫不奇怪，非积极分子会尽可能回避这种任务。“多数工人用各种口实来逃避政治学习。那时我们拿家里人生病来开玩笑：这星期是父亲病了，下星期又是母亲病了，等等”（采访对象第七十一号）。
在进工厂的头两年里，我在车间里当工人。车间里常常要开会，会上车间领导要作一番讲话，诸如：“最近，车间里许多人对生产和质量不关心。这是因为有阶级敌人的影响！”这是（一九六九至一九七零年间）很常见的情形。（采访对象第五十六号）这个工人在开始时觉得摸不着头脑。他后来回忆道，对于他来说，是否注意生产和质量同阶级斗争根本没有关系，而是由于困扰着工人的种种实际问题，亲身体验告诉他，工段里多数工人是要照顾家庭的妇女。由于下班后得开会没法管好家务，造成了她们在生产上漫不经心。他想到，能更直接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减少开会，让工人在下班后马上回家，以便使他们在工厂里能全神贯注去从事生产。一天，当班组长用上述话来批评组里的某个工人时，他决定将自己的想法讲出来：
那时，我刚刚离开学校，对国家及其政策还不甚了解。于是有一次我举手说：“你看，如果你总对人家说些关于敌我矛盾的话，你就什么也解决不了。”……班组长转向我，拿出一本林彪语录的小红书，读了一条类似“政治是阶级斗争”的语录。之后，班组中其他工人转过来批判我，包括我替她说话的那位妇女。他们读了另外几条语录。我挨了点批判，觉得自己如果继续下去（坚持自己的观点），我很快就要成“阶级斗争”的对象了。在会后，班组里一位年纪较大的女工找到我，对我说：“看，你刚刚离开学校走上社会，不懂事。对你来说，最好少说话多干活，只说那些非说不可的话，之后就算了。”你可以想见我有什么感觉……我以后再也没有在会上讲过这种话。（采访对象第五十六号）“只说那些非说不可的话，之后就算了”，这段话总结了那些采取了自我保护方式的人常用的应付办法。坚持这样做的人能在工厂里避免潜在的政治危险，并且让领导上保持好印象，起码也没有坏印象。“对付学习和批判的一种办法是：我们当然会跟着走，尽管大家都痛恨这种事。我们知道人人都在撒谎，但是我们必须跟着这么做，这样就不会留下坏印象。干嘛要在这种小事上捣麻烦呢？”（采访对象第七十二号）。这种办法能保护非积极分子，使得政治不会进一步扰乱他们的私人生活。党的路线和领导也许会全盘更新，但是这样的游戏规则却一成不变：
在四人帮倒台（一九七六）后，表面上起了很大变化。……但在现实中却没有太大的改变。……党委依旧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进行管理。至于平反那些从五十年代以后受迫害的人，……工人并不太清楚这里面的意义。他们知道的，就是自己还得首先对党说的无论什么都笑脸相迎，之后才能去做自己的事。（采访对象第五十七号）因此，许多职工把单位里的政治活动看作是用竞争性方式争取个人前途的那些人的领地。他们从政治生活领域里退缩到服服贴贴的假面具之后。非积极分子在这种社会活动中的唯一目的仅仅是避免在整个组里显得与众不同，或者像许多人说的那样，避免变得“孤立”。如果组里的其他人——往往是积极分子带头——自愿举行义务劳动，非积极分子们就会跟上以免跟其他人不一样。如果组里其他人批评某个组员，非积极分子也会加入，以免自己的沉默被看作是有意见。如果组里的其他人自愿将每星期唯一的一天假日消磨在庆祝党生日的群众大会上，非积极分子也会随大流。如果个人特立独行，引人注目，招来额外的批评，这就意味着他在组里被孤立了。在一个人被这样孤立起来之后，不仅会经受各种社会和心理的压力，而且还要受到物质上的损失和处罚。最糟糕的情况，这个人会被挑出来作为表现不好的典型，而且很快就会受到种种惩罚，生活各个方面都会受到影响。
工厂的简报从来不会停止发送。那上面都是些关于工作热情的套话，像号召人们增加劳动生产率的话是“总产量的胜利完成”之类。……这类文章，还有得胜者的照片等等，是“劳动”竞赛中常见的花哨。人们即使去看一眼，也不会表示什么兴趣。人们管这叫“玩闹”，即便是赢了的那方或者是按照规矩给本队的小报作评论的人也这么说。他们很高兴能将这样的事情留给那些想在政治上出头、给自己前途打基础的乖孩子们去做。……这种人的处境很尴尬，因为人人都知道他所扮演的角色是多么可笑，多么缺乏尊严。然而，工头却很把这种事情当真。他们不说话，但却很敏感，态度非常明确。人人都知道，在小队会议之前他同他的自己人已经决定好怎么说了，他不说话的意思谁都明白。显然，造成人们这种态度的不是道德—政治体系中非常激进的口号。这是工人的政治依附以及工头对资源分配的控制这一现实的产物。无论中国共产党将其道德—政治标准喊得多么激进响亮，它也无法摆脱这种由结构因素决定的仪式化与消极模式。结果是产生了一种这样的政治文化——Jowitt将它描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权下典型的“行为分裂（split posture）——人民一方面公开摆出服从的姿态，另一方面在私下里却力求躲避，并且持怀疑或拒绝的态度”，它体现了“一种对于所有政治范围内的事物均持算计态度的文化，一种公开表示服从以求明哲保身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