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圭亚那〕沃尔特·罗德尼《欧洲如何使非洲欠发达》（1972）
第二章 非洲在15世纪欧洲人到来之前是如何发展的？
甚至在英国人与我们人民建立联系以前，我们已经是发达的民族，有我们自己的制度、有我们自己关于治理的思想。
——J.E.凯斯利-海福德（J.E.Casely-Hayford），1922年非洲民族主义者 |
一般概览
前文已经表明，通过各种标准的比较，非洲与西欧和世界其他地区相比是欠发达的；目前这种情况并非由非洲和欧洲的各自发展达成，而是通过剥削。众所周知，非洲与欧洲有着长期广泛的联系。我们应该知道，不同社会的接触会改变这些社会各自发展的速度。为了澄清是非，需要进行四个方面的工作。
（1）重新建构欧洲人到来之前非洲发展的实质；
（2）重新建构欧洲在向外扩张之前发展的实质；
（3）分析非洲对现在欧洲“发达”状况所做的贡献；
（4）分析欧洲对现在非洲“欠发达”状况所做的贡献。
第二项任务在关于欧洲的文献中已有大量论述。我们只需稍有涉及。其他议题都值得进一步关注。
非洲大陆充分表明了社会发展不平衡规律的运行。在埃塞俄比亚帝国与刚果森林中俾格米人狩猎群体之间，或是西苏丹帝国与卡拉哈里沙漠里的科伊桑人狩猎-采集者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确实，在任何指定的地理区域中存在着显著的不同。埃塞俄比亚帝国中既有识字的阿姆哈拉封建贵族，也有贫穷的卡法农耕者和盖拉游牧者。西苏丹帝国有成分复杂和受过教育的曼丁加城市人，也有包佐人渔民小社区和过着游牧生活的富拉尼牧人。即使是在看上去相似的氏族和血族之间，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然而，有可能在属于独有的“非洲的”特点和处在某一特定发展阶段的人类社会所共有特点之间进行区分。认识从较低社会组织向较高社会组织的辩证的演进过程也十分必要；诚然，当观察最先进的社会结构时，我们会意识到整个大陆的潜力和变化的方向。
当欧洲人来之前非洲历史这一话题提出来时，很多人都会出于各种目的希望知道非洲“文明”是否存在。这主要出自想与欧洲“文明”进行比较的心愿。这里不是对所谓的欧洲文明进行评判的场合。只要看一下欧洲资本家从奴隶制时代到殖民主义法西斯主义以及在非洲和亚洲进行的种族屠杀战争等一系列所作所为，就足够了。这种野蛮行径使我们对于是否应用“文明”这一词语来形容西欧和北美产生了怀疑。就早期发展阶段而言，用“文化”而不是文明来谈论非洲更好。
文化是一种生活的整体。它包括人们吃的东西和写的东西；他们走路和谈话的方式；他们对待死亡和新生儿的方式。很明显，独特的方式实际上产生并存在于每个地区，涉及社会的所有细节。此外，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大陆组成了个大的共同体，诸多相似之处明晰可见。例如，音乐和舞蹈在那些“未被污染的”非洲社会具有关键作用。它们一直存在于出生、成年礼、结婚、死亡等场合，同样会出现在娱乐活动之时。非洲是鼓乐和打击乐的大陆。在这一方面，非洲人民的成就达到极点。
由于殖民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的影响（将在后文论及），在殖民时期，欧洲人和非洲人自己对非洲文化的独特之处缺乏适当的认识。这些特点具有其自身价值，无论是在1500年以前的可比较的时期里还是在随后的世纪里，是不可能被欧洲文化所遮蔽的。它们之所以不可能被遮蔽，是因为它们并非真正可以比较的现象。这个世界谁有能力判断奥地利的华尔兹比马孔德的恩戈马更好？进一步而言，即使在更容易比较的一些文化领域如“美术”，我们知道，非洲在前欧洲人时代对创造美丽的人类遗产做出了贡献。埃及、苏丹和埃塞俄比亚的艺术在早期便为其余地区的人们所知。非洲其他地区的艺术仍然正在或重新被欧洲人和现代非洲人所“发现”。历史学家对伊费（Ife）和贝宁铜雕的评论为世人所熟悉。由于它们的时间确定于14～15世纪，因此这些艺术品与有关非洲在与欧洲接触前时代的发展的讨论息息相关。它们也不应被看作是异常的，除了那些用来制作雕塑的材料之外。很明显，同样的技艺和情调也被运用于一些不能持久的物质如木头的雕刻和艺术品之中。非洲的舞蹈和艺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几乎永恒不变地与宗教世界观相连。众所周知，传统的非洲宗教实践多种多样，我们也应该记住，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几乎从一开始就在非洲大陆找到了它们的家。传统非洲宗教的特点使得非洲文化有别于其他大陆的文化，但在目前这种场合，更重要的是关注非洲宗教与其他地区宗教的共同之处以及如何将此作为在15世纪受欧洲影响之前非洲发展水平的指标。
宗教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一个方面，从根本上反映了人们对物质世界的理解和控制程度。然而，当人们用宗教方式思维时，他是从理想而非物质世界（已超出他理解的范围）出发。这就创造了一种非科学的、超自然的观察世界的方式，这种方式经常与科学与物质的世界观及社会发展相矛盾。非洲的原初宗教与其他的宗教相比无好坏之分。然而，到封建主义结束之时，欧洲将人类生活领域变得更为狭窄，宗教和教堂起了一部分作用。宗教不再对政治、地理和医药等方面具有统治权。为了将这些事物从宗教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则必须论证宗教有它自身的领域，世界上的其他事物有它们自身的世俗领域。这种生活的世俗化加快了资本主义以及后来的社会主义的发展。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白人到来前的时代，宗教遍布非洲生活的方方面面，正如宗教统领着其他前封建主义社会如澳大利亚的毛利人、阿富汗的阿富汗人以及斯堪的纳维亚的维京人的生活一样。
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方面，宗教可起正面作用，也可起负面作用。在早期非洲的大部分情况下，宗教信仰主要是动员和约束社会上数量众多的人以组成国家。在有的情况下。宗教也可以提供斗争中的概念从而起到社会正义的作用。当宗教倾向于维持相当长的时期而不变化时，它的负面效应则显现出来，当维持生存的技术变化很慢时尤其如此。非洲社会正是如此，与其他前资本主义社会一样。与此同时，宗教信仰自身也与生产关系互动，从那个方面使进步变得缓慢。举例来说，相信祈祷以及祖先和其他神祇的干预可能成为通过创新设计来控制气候和环境影响的替代。
同样类型的双边关系也存在于维持生计的方式以及在工作过程中产生的社会类型。在非洲，15世纪以前，支配社会关系的主要原则是与社群主义相联系的家庭和亲属原则。非洲社会的每一位成员都根据其母亲和父亲所属亲缘关系来决定自己的位置。有的社会更看重母系，有的社会更看重父系。这些因素对非洲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而言至关重要，因为土地（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是归家庭或氏族这样的群体所有，而群体首领代表所有亲属——包括祖先和尚未出生的后人——对土地负责。从理论上说，这种类型的解释如下：任何群体的所有居民都是在这块土地定居的第一人的直系后代。当一个新的群体到来时，他们总是装着其祖先也是定居在此的样子，或是保证他们中的早期亲属群体能继续举行与这一地区的土地和水相联系的仪式。
同样，在土地上耕作的劳动力也是以家庭为基础招募的。单独一个家庭或一家人一般总在自己的那块土地上工作，也可以与大家族和氏族的其他成员分担某些联合的农业劳动。每年的狩猎活动和河里打鱼都是由整个大家族或村庄社区来组织的。在奔巴人（Be-mba）社会（赞比亚）那样的母系社会，新郎要为他的新娘的父亲工作数年；很多年轻人与同一个家庭的女儿们结婚后往往组成一个劳动团队以互相帮助。在达荷美，年轻人并不住到他妻子的家里，但多普韦（dokpue）或劳动团队允许儿子去参与较大型的任务以帮助他妻子的父亲。这两个例子表明了岳父获取劳动力的权利和女婿根据亲缘关系提供劳动力的义务。这与资本主义制度下金钱购买劳动力以及封建主义制度下农奴提供劳动力从而可以耕种属于地主的一块地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
在属于家庭财产的土地上通过家庭成员劳动生产所得的农作物和其他商品是在亲属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分配。一旦某人的庄稼被突如其来的灾难摧毁，他所在的村庄里的亲戚会帮助他。如果整个社区遭遇不测，人们会搬到另一个地方，与食物不稀缺的亲属们一起生活。阿肯人国家（加纳）具有高度组织化的氏族制度。一个从布朗（Brong）来的人可以访问位于数百英里之外的芳蒂（Fante），从一个完全陌生却正好属于自己氏族的人那里获得食物和款待。
我们掌握的无数例子表明家庭原则在非洲发展的社群阶段占统治地位。它影响了生产的两个主要因素——土地和劳动力——以及分配物品的制度。欧洲人类学家们主要是从一种非常偏见和种族主义的立场来从事非洲社会的研究。然而，他们的研究仍能提供有关家宅和大院、大家庭（包括那些并非因出生而是联姻关系而加入的亲属成员）以及因亲属原则而跨地区相连的世系和部族的丰富事实。
然而，尽管具体细节可能有所不同，但在11世纪的法国高卢人、那一时段的印度支那越南人以及某一时期的几乎世界各地都可以发现相似的社会制度，在同一时间或其他，因为这是一个所有人类社会发展都要经过的阶段。
在所有早期的非洲社会，个人在生命的每一阶段对社会的其他人都有责任和义务，也有一系列权利，这意味着有些事他或她可以期望或要求其他个人来做。年龄是决定何种权利和义务的最重要因素。社会里最年长的成员往往深受尊敬并享有权威；根据年龄决定资历在许多非洲社会可通过年龄等级和年龄组反映出来。割礼意味着进入社会和变为成年人的开始。从那一刻起，一个男人开始与自己年龄组的其他人一起，女人也一样。通常存在着至少三个年龄等级，大约分为青年、中年和老年。
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当社群主义崩溃后，它让位于广泛的奴隶制，这是一种劳动力动员的新形式。这一奴隶制度在中世纪的欧洲一直延续，在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十字军东征为奴役他人提供了一个新的借口。随后，奴隶制让位给了农奴制，即劳动者被束缚在土地上，不能再进行奴隶买卖和运输。因为欧洲花了很多年才从奴隶制过渡到封建主义，在封建社会仍然保留了大量奴隶是常见的现象。在中国的部分地区、缅甸和印度，当社会逐渐摆脱原始社群主义时，也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奴隶，但无论在任何时间段，奴隶制从未成为亚洲的主要生产方式。在非洲，存在着一些奴隶，但肯定没有奴隶制时代。大多数奴隶是在北非和其他伊斯兰国家。在整个社会处于封建结构情况下，一个男人及其家庭可能会数代拥有相同的奴隶的身份。在非洲的其他地方，一旦有人在战争中被俘，占有外来人的概念即被引入社群主义社会。刚开始时，这些俘虏与奴隶相比处在一个非常不利的地位，但很快，这些俘虏或他们的后代成为社会的一般成员，因为在一个既非封建主义也非资本主义的社会，这里不存在那种人永久剥削人的机会。
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具有不同的动机）都指出欧洲生产方式的序列并未在非洲再现。在非洲，社群主义阶段后没有从内部演进中产生奴隶制时代，也没有产生有如欧洲封建社会模式那样的生产方式。马克思自己也承认，在亚洲，发展阶段产生了一种社会形态，并不能轻易地套用欧洲的模式。他将这种模式称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沿着这些思路，一批马克思主义者最近讨论非洲是否与亚洲同一类型或是否非洲有自己的“非洲生产方式”。
这些论点的含义是非常先进的，因为他们关心的是非洲的具体条件而不是从欧洲带来的偏见。但是，这些学者似乎决心找到一个术语来涵盖非洲大约从公元5世纪直到殖民主义这一过程中的各种社会形态。构成这一研究的假设是1500年以前的非洲社会正处于一个在家庭社区进行农业实践（加上捕鱼和放牧）以及在可与封建社会相比较的国家和社会里进行类似活动两者之间的一个过渡阶段。
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的历史都是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转变，但在这一变化轨迹上，有的历史形势具有比另外的形势更清晰可辨的特点。因此，在社群主义的社会里，生产和技术水平低下不存在阶级，土地的使用和分配平等。在封建社会，土地和社会产品分配上存在着巨大的不平等。地主阶级及其官僚控制着国家并利用它作为压迫农民、农奴、奴隶甚至工匠和商人的工具。在每一个大陆，从社群主义到封建主义的演进要花好几个世纪，在某些情况下，被打断的内部发展使成熟社会的过程受阻。毫无疑问。在非洲最终达到封建主义的社会极少。只要封建国家仍在形成，社区主义的因素与封建主义的因素共存，并带有某些由于非洲环境而具备的特质。过渡的另一个特点是各种社会构成的存在。牧民和农民、渔民社会和贸易社会、掠夺者和游牧者。通过生产力的发展和分配网络的扩展，他们都被逐步拉入与土地、相互之间以及与国家的关系之中。
封建社会存在着地主与农民阶级之间的冲突，以及后来的地主和商人阶级之间的冲突。在资本主义统治下，欧洲主要的阶级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些敌对的阶级关系提供了各自社会的原动力。非洲社群主义社会有着年龄等级的差异和普通成员与宗教领袖如唤雨者之间的不同。然而，这些矛盾均非剥削关系或敌对关系。阶级作为社会发展中的原动力这一概念尚未产生；在社群主义阶段，我们必须观察生产的基本力量从而理解变化过程。
通过运用一些方法和概念，我们可以重建使孤立的家庭联合且生产增加的模式。例如，年龄等级的出现可以被视为应对更团结的需要，因为年龄等级包括并跨越许多家庭。同样，社区各部分的共同劳动可以使社区的工作效率更高。前面提到达荷美的多普韦劳动团队往往为全社会提供各方面的服务，如清理土地和建筑房屋等繁重任务。在大部分非洲社区，包括北非的浅肤色的柏柏尔人（Ber-bers），只要提供一些食物和啤酒或棕榈酒，在很短的时间内即可动员一个工作团队或“工蜂”团队。
当然，当劳动力组织可能有助于生产更多产品时，生产力的主要变化是指新技术的构成——使用这个词的最广泛的意义，即包括在应付环境以及新的植物和动物种类过程中使用的工具和技术。掌控环境的第一个先决条件是了解环境。到15世纪时，非洲人对土壤、气候、动物、植物和它们之间的多重关系的总的生态学方面已经相当了解。这种知识的实际应用体现在用陷阱捕捉动物、建造房屋、制造器皿、寻找药物等，最重要的是设计农业系统。
在与欧洲人接触前的数百年里，非洲最重要的占主导地位的活动是农业。在所有定居的农业社区，人们观察到具有自身特点的环境并试图以合理的方式找到应对它的技术。一些地区采用了先进的方法，如梯田、作物轮作、绿色肥料、混合农业和保护湿地。非洲农业发展的最重要技术变革的基础是铁器的引进，特别是斧头和锄头，以取代木制和石制工具。正是在铁制工具的基础上，新技能在农业以及其他领域的经济活动中变得日益复杂。
铁的到来、谷物种植的产生和陶器制作的崛起是密切相关的现象。在非洲的大部分地区，这些东西产生于基督诞生后的那个阶段，在几个世纪的变化速度令人印象深刻。小米和水稻已由野草被耕种，正如薯蓣类植物是从选定的野生根茎进化而来。非洲大多数社会将具有自身特点的常用作物的耕种培养成一种艺术。即使是广泛采用的撂荒和轻锄、轮耕，也不像第一批欧洲殖民主义者所推测的那样幼稚。那种农业的简单方式实际上建立在对土壤潜力的正确评估之上，初看上去不像浓密的植被那么壮观；可是当殖民主义者将表层土壤翻上之后，结果却是灾难性的。
上述论述表明，当一个局外人进入了一个新的生态系统，即使他很熟练，也不一定能比那些多少个世纪以来熟悉了当地环境的人更有效地生存；如果新来者过于傲慢而未认识到他必须向“土著”学习一些东西，那么他可能看起来更荒谬。这里并非认为早期非洲的农业优于其他大陆的农业。相反，非洲在农事和圈养牲畜上并不如那些独立演进的亚洲和欧洲大部分地区的水平高。非洲的弱点在于对获得更多科学知识、设计工具来减轻劳动负荷以及将恶劣环境转换成适合于人类活动领域等方面缺乏专业兴趣。就欧洲的农业而言，这种专业化由对土地感兴趣的阶级来进行，先是封建领主。后来则是资本主义农场主。
前面已经指出，发展主要是由社会生产关系决定的，即那些与人们在生产财富过程中的作用相连的关系。少数人拥有土地和多数人是租户，这种在某一历史阶段的不公正使那少部分人得以集中精力改进他们的土地。相反，在社群主义的社会，每个非洲人只要属于一个家庭或一个群体就必定会有足够土地来满足自己的需要。正是这一原因，同时因为土地相对丰富，这里缺乏社会压力，也没有为了提高生产率而进行技术改造的动机。
在亚洲，土地大部分是公有的，那里某些类型的农业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灌溉农业。这是因为在印度、中国、锡兰（今斯里兰卡——译者注）等其他地方，国家进行了干预，并大规模地从事灌溉和其他水利工程。这种情况也发生在北非。它在很多方面遵循着一种与亚洲相似的演进模式。非洲的土地使用模式更接近于亚洲而不是欧洲，但即使是政治上最发达的非洲国家也没有在引领和监督农业发展方面起作用。一个原因可能是缺乏人口压力以及定居点的分散性。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国家集中于对非农产品的贸易从而排除了其他的事情。当然，在非洲社会与大陆以外的其他社会体系从事贸易活动的情况下，不会太重视农业。
当谈到欧洲人来以前的非洲制造业这个问题时，认识到非洲的成就被低估这一点很重要。欧洲作者往往轻视或忽略非洲的制成品，因为这个词的现代的概念会很快使人想到工厂和机器。然而“制造”字面上的意义首先是“用手做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非洲的制造业可以看得出来是有成就的。大多数非洲社会只是满足自己的需要，大范围地生产了家里使用的物品以及农具和武器。衡量500年以前非洲经济发展水平的一种方法是检查产品的质量。这里给出的例子是引起了外部世界注意的几件物品。通过北非，欧洲人得以熟悉一个来自非洲的优秀品牌即被称为“摩洛哥皮革”的红色皮革。事实上，它是由尼日利亚北部和马里的豪萨（Hausa）和曼丁加的专家鞣制和染色的。当欧洲人和非洲人之间的直接接触在东部和西部沿海地区建立时，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产品被发现。当葡萄牙人抵达古老的刚果王国时，他们在送回的信中谈到由树皮和棕榈纤维制成的布匹，这些布精美得可与天鹅绒相比。巴干达人（Baganda）也是熟练的树皮布制造者。然而，非洲能够提供更好的棉布，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就广泛生产。20世纪以来，几内亚海岸地区的本地棉布要比曼彻斯特棉布更结实。一旦欧洲产品到达非洲后，非洲人也可以将自己的产品与外来商品进行比较。在加丹加省（Katanga）和赞比亚，本地铜与进口铜相比仍然是首选产品，同样的事也发生在出产在塞拉利昂等地的铁。
正是在规模这一点上非洲的制造品未能有所突破。也就是说，棉花织布机小，铁冶炼厂小，陶器由手工而不是由轮子做从而生产速度慢，等等。但有些变化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在社群主义制度下，每一户人家制作自己的衣服、盆子、垫子等以满足自已的需要。在任何一个大陆都是如此。然而，经济增长从那里开始是与行业的专业化和本地化相联系的，人们的需求通过交换得到满足。
这一趋势在非洲主要制造品中体现出来，特别是在服装行业。棉花纤维先得经过轧（与棉籽分离），然后梳，纺成纱，才能进行编织。纱线和织物必须先被染色，而制作染料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曾经有一段时间，例如在约鲁巴地区（Yorubaland），所有这些工序都由单一家庭或单一家庭里的妇女来完成。但是，经济发展正是反映在印染与制布的分离以及纺纱与织布的分离。每一种分离标志着更大的专业化以及产品产出在数量和质量上的变化。
欧洲工业已被深入研究，人们通常认识到，除了新的机械之外，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是从家庭作坊生产转变为工厂系统，以行会标志着一个中间阶段。行会是一个由专家组成的协会，通过培训学徒传播他们的技能，并在专为此目的设立的建筑物中工作。非洲也同样有这种行会制度的元素。在廷巴克图（Timbuktu），有裁缝行会，而在贝宁则存在着一个非常严格的行会等级以控制著名的黄铜和青铜工业。在努佩（Nupe）（现在的北尼日利亚），玻璃和圆珠工业在行会基础上运作。努佩的每个行业都有一个共同的车间和一位师傅。师傅获得合同，为行会出资并处置产品。他自己的亲属以及陌生人自由进入行会，学习玻璃行业的各种专门任务。这意味着什么已十分清楚，即在非洲存在着日益增多的专业化和劳动分工。
传统的非洲经济通常被称为“生存”经济。一般而言，小村庄通过养殖、打猎、钓鱼等活动来照顾自身的独立，与大陆的其他地方很少联系。然而，与此同时，非洲绝大多数社区通过贸易来满足自己对至少一些商品的需要。非洲是一个具有无数贸易路线的大陆。一些贸易路线路程遥远，例如穿越撒哈拉沙漠或连接加丹加铜带的商道。但主要而言，贸易还是在邻国之间或不远的社区之间进行。这种贸易始终是一种生产的功能。各种社区生产了过剩的某种产品，可用于交换它们缺乏的产品。正是通过这种需求，一个地方的盐业会受到刺激，而另一个地方炼铁行业同样会受到鼓励。在沿海、湖泊或河套地区，干鱼可以变得有利可图，而另一个地方则会大量种植山药和小米以用于交换。在10～15世纪，非洲大陆的每一个地区的贸易很容易区分，这是表示经济扩张和其他方面发展及相应的对环境增加控制程度的极佳指标。
由于贸易的扩展，值得注意的是，易货贸易逐渐让位于一些形式的货币交换。易货贸易一般是在贸易量很小且只涉及少数产品时才会进行。然而，随着贸易变得更加复杂，一些物品开始用来作为标准以测量其他货物。这些物品可以保持着一种财富形式。一日需要时，即很容易转化为其他商品。例如，食盐、布匹、铁锄和贝壳都是非洲颇受欢迎的货币。黄金和铜不在其列，主要是因为非常稀少，因此仅用来衡量颇具价值的物品。在一些地方，如北非、埃塞俄比亚和刚果，货币系统是非常复杂的，显示出这些地方的经济已远离简单的以物易物和生存经济。
还有许多其他的社会政治性质的变化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事实上，如农业活动、工业、商业、货币和政治结构这些东西都是密不可分的，它们之间互相影响。所有这些元素都融合在一起的地方正是非洲最发达的地区，两个社会政治特征是发展的最佳指标。即社会分层的增加与国家机器的巩固。
在欧洲人乘船到来之前的几个世纪里，家庭原则和遵从年龄的原则被慢慢打破。技术变革和劳动分工使得这些变化不可避免。例如铁的引进给那些可以制造和获得铁器的人们以经济和军事实力。更好的工具意味着更多的食物和更多的人口，但后者往往超出物资供应的限度，少数人抓住了由于占有铁带来的获得财富的可能性从而为自身利益服务。铁器、布匹、陶器、皮革或制盐等行业的熟练技术工人往往将他们的技能在一个封闭的类似专业集团里传授。这样就保证了劳动分工在有利于他们的基础上运作，因为他们的地位具有特权和战略性。铁匠在—些非洲社会里特别受欢迎，他们要么成为执政团体，或是非常接近于社会等级的顶端。劳动分工也表现在非物质领域，产生了专业的音乐家和历史学家。他们也有一定的特殊权利和优待，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可自由批评而无须惧怕报复。在有些情况下，技能专业集团被降到很低的地位。但这种情况较为罕见，在任何情况下，它不会与社群主义制度下社会分层日益增多的趋势这一断言相矛盾。
社会分层是阶级兴起和社会对立的基础。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在此前的公共社会存在的非对抗性差异的一种合乎逻辑的延续。例如，老年人可以利用他们对土地分配、聘金和其他传统交易的控制将自己确立为一个享有特权的经济阶层。在现今的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几内亚，秘密社团出现在这些地区，并允许知识、权力和财富掌握在长老手中，实际上最终是某些特定血族的长老之手。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的矛盾不是那种会引起暴力革命的类型。
然而，年轻人显然有理由不满于对长者的依赖，尤其是涉及娶妻这种至关重要的个人问题时。当他们不满时，他们可以离开他们的社区并另行建立自己的社区，或他们可以挑战原有社会的原则。在任何情况下，发展趋势是一些个人和家庭比其他人更成功，那些家庭确立了自己作为永久的统治者。然后，年龄不再有多大作用，因为一旦确立了有关皇族或皇家血统的概念，即使儿子也能接替父亲。
在转型时期，虽然非洲社会保留了许多无可争议的社群主义的功能，它也接受了某些家庭、宗族或血族注定要统治而其他人则不行的原则。这种情况不仅适用于耕种者，牧民也是如此。事实上，牲畜比土地更容易分配不均；那些占有最大畜群的家庭在社会和政治上占据了统治地位。
社会分层过程中一个更重要的方面由不同的社会形态之间的接触而生。渔民得与农耕者联系，而农耕者须接触牧民。甚至还有尚未进入社群合作阶段的其他的社会形态，如猎人和采集者群体。这种接触通常是和平的。在非洲大陆的许多地方，在谋生方式不同的各个群体之间出现了所谓的“共生”（Symbiosis）关系——这实际上意味着他们同意交换货物和互利共存。然而，他们之间也存在着重大冲突的余地；当一个集团力图通过武力征服另一个集团时，结果不可避免是社会阶级的出现.即处于上层的征服者和处于底部的被征服者。
不同社会形态之间最常见的冲突出现在放牧者和耕种者之间。在某些情况下，耕种者占据上风，例如在西非，曼丁加族（Mandinga）和豪萨族（Hausa）耕种者直到18～19世纪一直是富拉尼牧牛人（Fulani cattlemen）的统治者。相反的情况发生在非洲之角和大部分东部非洲。另一种类型冲突是掠夺者从农耕者手中夺取了权力，类似情况发生在安哥拉，以及在撒哈拉沙漠及其周边地区，那里的摩尔人（Moors）和图阿雷格人（Tuareg people）向平和的定居民族索取贡品甚至奴役他们。在每一种情况下，其结果是一个相对较小的集团获得了对土地和（相关的）牛、矿山及长途贸易的控制。这也意味着少数人集团可以从他们的臣民那里要求劳动力，这种要求并非建立在亲属的基础上，而是由于支配和从属关系的存在。
在真正的公有社会，领导者是基于宗教和家庭关系。长者和社会成员与其他人分担工作，并获取所有产品差不多的份额。当然，不会出现有人饿死而有人吃饱后将多余食物扔掉的情况。然而，一旦非洲社会通过内部演化、征服和贸易而开始扩展，统治集团的生活方式会变得明显不同。他们消费最多和最好的那些由社会提供的物品。然而，他们却最少直接参与农业生产、放牧、捕鱼等产生财富的生产劳动。统治阶级特别是国王有权要求普通民众来从事某些项目，或是每年提供一定天数的劳动。这就是所谓的“徭役”（corvee），来自于封建法国实行的类似程序。这种制度意味着更大的剥削，同时也是生产资源的更大发展。
上述社会分层与国家的崛起齐头并进。除了在具有确切地理疆域的政治国家，有关皇家血统和平民宗族的观念毫无意义。重要的是，世界上的伟大朝代统治着封建国家。对欧洲人或对欧洲有相当了解的人而言，都铎王朝、波旁王朝、霍章索伦和罗曼诺夫等名字可谓耳熟能详。日本有镰仓幕府和德川幕府；中国有唐朝和明朝；印度有笈多王朝以及马拉塔王朝；等等。所有这些封建王朝都出现在基督诞生后的几个世纪里。除此之外，有一些王朝在封建土地制度和阶级关系已完全成型之前就已经统治着各自的国家。这意味着，欧洲向封建主义的过渡（在欧洲，社群主义让位于奴隶制，因此王朝和强大国家出现在奴隶制时代前夕）以及亚洲见证的统治集团和国家的崛起是同一个过程中相互依存的部分。在这方面，非洲没有什么不同。
从政治角度看，从社群主义向封建主义的过渡时期正是非洲国家的形成时期。在开始（和许多世纪），国家仍然脆弱而不成熟。它获得了明确的领土边界，但这些边界内的臣民们生活在自己的社区，除了每年支付税收和贡赋的时间外，与统治阶级几乎没有任何接触。只有当一个国家里的某个集团拒绝交纳贡品，早期非洲国家才动用其镇压机器——军队向臣民们要求它认为属于自已的权利。
慢慢地，不同国家从它们的公民社区那里获得了更大的权力。它们要求“徭役”，它们进行征兵，它们任命普通税吏和本地官员。在非洲，那些劳动关系打破了社区限制的地区正好与复杂的政治国家兴起的地区对应。国家的崛起本身就是一种发展形式。这种发展扩大了非洲政治的规模，使小族群得以合并到更大的国家实体的雏形。
从某些方面看，我们过于强调政治国家的生长。在欧洲，由于民族国家到了比较先进的阶段，欧洲人倾向于将是否存在组织良好的政体作为衡量“文明”的标准。这并不是完全有理由的，因为在非洲，一些小的政治单位具有较先进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例如，无论尼日利亚的伊博人（Ibo）还是肯尼亚的基库尤人（Kikuyu），均未在他们传统的环境中产生中央集权的政府。然而，两者都具有以氏族和（以伊博人为例）宗教神谕以及“秘密会社”为基础的政治统治的复杂制度。两者都是卓有成效的农耕者和铁匠。
伊博人早从9世纪起，如果不是更早的话，就开始制造黄铜和青铜器物然而，在呈现了上述条件之后，可以承认，整体而言，非洲大陆的较大的国家具备最有效的政治结构和较大的生产食品、服装、矿产和其他物品的能力。这些存在着统治阶级的社会关注获取奢侈品和有声望的物品。控制国家的特权集团热衷于刺激制成品生产，并通过贸易获取这些产品。正是他们动员劳动力生产远高于生存需要的剩余产品，在这一过程中，他们鼓励专业化和劳动分工。
学者们经常对非洲存在国家的类型和“无国家”（Stateless）类型做出区分。有时，“无国家”这一词语使用得很随意，甚至是滥用；但它确实描述那些人，他们中间不存在政府强迫机器，也没有关于比家庭或村庄更大的政治单位这一概念。总而言之，如果社会里没有阶级分层，那就不存在国家，因为国家的兴起是作为一个特定阶级的一种工具，为了自身的利益控制社会上的其他人。一般来说，我们可以考虑将无国家社会作为非洲社会政治组织的较早形式，而大的国家代表着从社群主义向前发展的一种进化，有时达到了封建主义的边缘。
必须再次强调，对欧洲人到来之前非洲的实地调查会显示相当大的发展不平衡性。有代表狩猎游团的社会形态，有社群主义、封建主义和许多处于两者之间位置的社会形态。本章的其余部分将致48力于回顾与欧洲建立稳定联系前的最后—千年左右，非洲几个最发达社会和国家的主要特点。要考虑的地区是埃及、埃塞俄比亚、努比亚、摩洛哥、西苏丹、东非大湖区和津巴布韦。每一个地区作为一个例子，以表明在早期非洲发展意味着什么和社会运动的方向是什么。从较大或较小的程度上看，上述每一国家（地区）通过吸收或更多的间接影响邻近地区带动着它们沿着相同路径发展，从这一意义上说，它们是非洲大陆的主导力量。
具体例证
埃及
从埃及开始符合逻辑，因为它是非洲最古老也是最杰出的文化。法老统治下埃及的辉煌众所周知，也不需要叙述。曾经有人认为或假定古埃及不是“非洲的”——这是一个奇怪的观点，但目前已不再有多少市场。然而，为了目前的论证，我们提及从7世纪以后的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统治下的埃及则更具关联性。因为从那个时期开始，统治阶级是外国人，这意味着埃及的内部发展与其他国家绑在一起，特别是阿拉伯和土耳其。殖民统治下的埃及将大量的财富以食物和收入的形式送往国外，这是一种非常不利的因素。总的趋势是居于统治地位的外国人要与他们自己帝国的主人断绝关系，在埃及国内以统治精英的身份行事，使得埃及成为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
埃及封建制度的首要特征之一是在军事方面。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和切尔克斯（Circassian）侵略者都是具有军事倾向的，从13世纪开始掌权的马穆鲁克也是如此。从7世纪起，埃及的政治权力掌握在军事寡头的手上，由这些寡头来委派实际的政府官僚，从而创造了一个类似在中国和印度支那那些地方出现的情况。更根本的是，事实上土地权属关系处于这样一种变化以至于出现了一个真正的封建阶级。所有的征服者将土地赐予他们的追随者和军事首领。最初，埃及的土地是租给耕作者的国家财产。后来，国家有权再次收回土地并进行重新分配，颇似充当相关家庭土地监护人的村庄社区首领。然而，军事统治者又成为一个新的土地所有者阶级。到15世纪，埃及的大多数土地成为素丹（sultan）及其军事首领的财产。
如果存在着小部分人垄断了大部分的土地，必然会有大部分人没有土地。农民耕作者很快被转变为农业劳动者，被束缚在土地上，成为封建领主的佃农或奴仆。这些占地少或无地的农民被称为“费拉辛”（fellahin，农夫）。在欧洲，流传着关于俄国农奴或穆齐克（muzhik）在封建统治下受剥削和苦难的传说。在埃及，农夫所受的剥削甚至更加彻底。封建领主们对费拉辛的唯一兴趣是看见他们产生的收益。农民们生产的大部分东西都被以税收的形式拿走，收税人被要求表现出色，甚至希望从农民手上获得并不存在的东西！当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时，农民便会遭受摧残。
多次的农民起义显示了封建武士地主和农民之间矛盾的对抗性，在8世纪早期尤为突出。没有任何大陆的封建主义是劳动阶级的浪漫时代，但发展的元素可以从技术和生产能力的增长中看出来。在法蒂玛王朝（Fatimid dynasty）（969～1170）的赞助下，埃及的科学蓬勃发展，工业达到了—个新的水平。在10世纪时，风车和水车从波斯引进，一些新的工业如造纸业、制糖业、瓷器生产和汽油分馏等也被引进。旧的产业如纺织业、皮革业和金属业等进行了改造。随后的阿尤布王朝（Ayyubid dynasty）和马穆鲁克政权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特别是在运河、水坝、桥梁和渡槽的建设以及刺激与欧洲的贸易方面。当时的埃及仍能教给欧洲许多东西，同时在接受新技术方面也很灵活。
虽然封建主义是基于土地，但它通常以牺牲农村的方式发展城镇。埃及封建文化的突出之处与城镇有关。法蒂玛建立的开罗市成为世界最著名和最有教养的城市，也是传说中的阿拉伯骑士的所在地。与此同时，他们建立了爱资哈尔大学（Azhar University），这是至今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之一。那些封建领主和富有商人是得益最多的人，而开罗、亚历山大城的工匠和其他城市居民也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参与悠闲的城镇生活。
埃塞俄比亚
与埃及一样，埃塞俄比亚伊始是一个大国，后来被外国人统治。阿克苏姆（Axum）是最重要的王国之一，封建的埃塞俄比亚以它为核心最终脱颖而出。阿克苏姆位于红海海岸，是由起源于红海对岸的塞巴人王朝建立的。但阿克苏姆国王从来都不是外国的代理人，他们已经完全地非洲化了。阿克苏姆的建立可追溯到公元1世纪，它的统治阶级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成为基督教徒。随后。他们迁到内陆并参与了基督教的封建埃塞俄比亚国家的发展。
埃塞俄比亚人、提格雷人（Tigrean）和阿姆哈拉人的统治阶级十分骄傲，他们将自己的血统追溯到所罗门。从同一意义上说，它作为一个包含了几个小国和王国的国家，是与封建奥地利和普鲁士颇为相似的帝国。埃塞俄比亚皇帝被称为“征服犹大部落的狮子，神的选民，埃塞俄比亚皇帝，国王中的国王”。然而，在实践中，“所罗门的”血流并未能保持延续。大多数的埃塞俄比亚内陆高原的巩固工作得力于12世纪查格威王朝（Zagwe dynasty）入侵时期，查格威王室声称自己是摩西的后裔。查格威诸王用整块坚石修建了几座教堂，从而名声显赫。建筑成就证明了埃塞俄比亚人达到的技能水平以及国家在动员庞大劳动力方面的能力。这样的任务不可能通过志愿的家庭劳动而只能由被剥削阶级的劳动来完成。
埃塞俄比亚帝国的上层建筑尤其是其基督教及其识字文化已为世人所知。历史是为荣耀国王和贵族而写，在于公元1270年取代查格威王朝的复辟“所罗门”王朝统治时期尤其如此。精致彩色的书籍和手稿是阿姆哈拉文化的突出元素。同样精致的服装和珠宝专为统治阶级和教会生产。最高神职人员是一部分贵族，而埃塞俄比亚修道院机构的比例日益增大。在公有社会，有组织的宗教与国家的联盟相对明显，而政治、经济、宗教。医学之间几乎没有划定界限。在任何地区的封建社会，教会和国家结成密切联盟。佛教徒在处于封建社会的越南、缅甸、日本和中国的一些地方颇有名气。
在印度，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的声望盖过了影响力有限的佛教。当然，在封建时代的欧洲，天主教会所起的作用相当于埃塞俄比亚的东正教会。埃塞俄比亚的财富建立在农业基础上。肥沃的高地支撑着其大量的谷物种植，辅之以相当规模的牲畜养殖。包括马的饲养。工艺技术在一些领域得以发展，并鼓励外国工匠。例如，在15世纪初，在该国定居的土耳其工匠为埃塞俄比亚军队制造锁子甲和武器。
埃及的科普特人（Coptics）也被引进以帮助进行财政管理。没有人否认可以用“封建”来形容过去这些世纪的埃塞俄比亚，因为在地主与农民之间存在着清晰的阶级矛盾。这些关系脱胎于具有埃塞俄比亚特点的社群主义，与非洲其他地区一样。封建社会的埃塞俄比亚包括由村社集体和族群所有的土地和那些直接属于王权的土地；除此之外，得胜的阿姆哈拉王朝将大片领土授予了王室成员、士兵和牧师。那些获得大片土地的人成为王公（Ras）或省的首领，由皇帝任命的法官联系他们。他们管辖区域的农民沦为佃农，只能通过向地主提供产品和向国家交税（也是产品）来维持生计。地主本身免于税收，这是封建社会的典型情况，也在资产阶级变得强大的情况下点燃了欧洲革命的火种。其时资产阶级已强大得足以挑战这一事实——封建领主们通过运用政治权力向除他们自己以外的所有人征税。埃塞俄比亚当然从未达到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阶段。向封建主义的过渡已经达到。这点很清楚。
努比亚
努比亚是非洲另一个基督教的区域，但不如埃塞俄比亚著名。公元6世纪，基督教被引入位于尼罗河中游的著名的库施（Kush）或麦罗埃（Meroe）统治的地区。在基督诞生前，库施曾是辉煌的埃及的竞争对手，它曾经统治过埃及数年。在公元4世纪时，它开始衰落，并在当时不断扩张的阿克苏姆的攻击下崩溃。稍后兴起的三个小的努比亚国家在某种程度上是库施的继承者，尽管它们皈依了基督教，而正是这一宗教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努比亚文化。
努比亚诸国（在约8世纪时合并为两个）的成就大部分是在9～11世纪这一时期取得的，尽管当时受到来自阿拉伯和伊斯兰敌人的巨大压力，直到14世纪它们才最后屈服。对努比亚的学术兴趣主要集中在那些有着壁饰和优质壁画的大型红砖教堂和修道院的废墟。可以从这些物质证据中得出以下几个结论。首先，建造这些通常四周用石头防御工事围起来的教堂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正如埃及的金字塔和欧洲的封建城堡，这些平民建筑者被极度利用甚至可能是被强迫的。其次，熟练劳动力参与了砖头制作和建筑装饰。这些绘画表明其能力远远超过了单纯的手工技巧，同样的艺术价值在那些从努比亚发现的彩陶碎片上明晰可见。
前文已表明教堂和修道院在埃塞俄比亚发挥了主要作用，这一点在努比亚也是值得详细说明的。修道院是主要的生产单位。无数农民的茅屋围着每个修道院，其功能很像一个封建领主的庄园。在教堂里积累的财富与农民无缘，而非物质文化的最精致的方面如书籍也只有一小部分人享用。农民不仅不识字，而且他们大多数不是基督教徒或只是名义上的基督教徒，这一点可以从处于相同年代的更为知名的埃塞俄比亚的例子来判断。当努比亚基督教统治阶级被穆斯林淘汰后，旧的国家所取得的成就在人们的日常生活构建中所剩无几。历史进程的这种逆转在人类经历中并非罕见。最终，发展的辩证法表现着自己，一些起伏兴衰不可避免。努比亚诸国在15世纪时已不复存在，但它们构成了非洲发展潜力的合法例证。
我们可以进一步认识到，即使在库施衰落并让位于基督教的努比亚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它仍然不断地在为非洲的发展做出贡献。很明显，库施是一个中心，许多积极的文化元素从这里扩散到非洲其他地方。麦罗埃的黄铜制造工艺在西非复制，两者之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人们一般认为西非的黄铜浇铸工艺起源于埃及。通过库施传入。最重要的是，库施是非洲最早、最具活力的铁矿开采和治炼中心，它肯定也是这一技术的关键方面流向大陆其余部分的源头。这就是为什么尼罗河中游是非洲整体在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方面的一个领先力量。
马格里布
马格里布（Maghreb）是先知穆罕默德于基督纪元的7世纪逝世后的岁月里横跨非洲、亚洲和欧洲的伊斯兰教帝国的最西端地区，伊斯兰教是在马格里布封建发展时期起到主要作用的伟大的“发现的”宗教。在伊斯兰教旗帜下的阿拉伯帝国的构建是宗教作用方面的一个经典例子。伊本·赫勒敦（IbnKhaldun）是14世纪北非的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他认为伊斯兰教是使阿拉伯人超越彼此不断内斗的家庭小社区的狭隘界限的最重要的力量。他写道：
阿拉伯人的荣耀感、敏感和对权力的强烈嫉妒心使他们不可能意见一致。只有当他们的本性已被其宗教冲动所浸染，他们才会被转化，使混乱的趋势被一种共同防御的精神取代。设想一下那个时刻，当宗教主导他们的政策并引导他们遵守为促进文明的道德和物质利益而设计的一种宗教法律。在先知（穆罕默德）的一系列继任者的统治下，他们建立的帝国多么辽阔，他们的帝国何等强大。
伊本·赫勒敦的上述评论只涉及了阿拉伯帝国扩张的一个方面，但它确实是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并证明了在发展过程中思想的重要作用。这必须与物质环境一起考虑。此外，物质条件可以形成生产的拓展和社会力量增长的基础，在判断任何特定时期的物质条件时，也有必要考虑历史遗产。像伊斯兰教的埃及、基督教的努比亚、伊斯兰王朝的马格里布地区都继承了丰富的历史和文化传统。
这是从公元前1200年到公元前200年之间蓬勃发展的迦太基社会的所在地，这一社会是一个地中海东部的外来影响与马格里布地区的柏柏尔人的混合体。这个地区随后成为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成为伊斯兰社会以前，马格里布实际上已经成为非遵奉者的基督教中心，此流派往往以多纳徒派（Donatism）之名为人所知。
伊斯兰的马格里布的惊人成就涉及海军、军事、商业和文化等领域。它的海军控制着西地中海，它的军队接管了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大部分地区。当穆斯林向欧洲的进军在公元732年遭到阻挡时，北非军队已经深入法国。11世纪，阿尔穆拉维德王朝（Almoravid dynasty）的军队从远至塞内加尔和毛里塔尼亚的地方聚集兵力，跨过直布罗陀海峡以加强当时正被基督教国王威胁的西班牙的伊斯兰教。在随后的一个多世纪，阿尔穆拉维德王朝在北非和伊比利亚半岛的统治是以商业财富、灿烂文学和建筑记录为特点的。当他们在13世纪30年代被逐出西班牙后，马格里布穆斯林或摩尔人继续在非洲土地上维持着一个有活力的社会。作为社会生活水平的一个指数，有人指出公共浴室在马格里布城市里非常普遍，而在当时的牛津却仍有人提出清洗身体是危险行为的教条。
马格里布历史最有益的一个方面是社会形态的互动产生国家。需要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如何将孤立的柏柏尔人融入更大的政治共同体。人口中的定居群体和游牧畜牧人群之间也存在矛盾。
柏柏尔人主要是以族长统治下的氏族为组织的游牧民，多个氏族由一个所有成年男性组成的氏族民主理事会连接在一起。放牧地是在公共所有制之下，维护灌溉也是农耕者的集体责任。然而，亲属群体内互相合作，与之相对的是那些没有直接血缘关系的群体之间的敌对。只是在面对阿拉伯人侵者的时候，柏柏尔人才在非遵奉派的哈瓦利及（Kharijite）伊斯兰教的思想指导下团结起来。公元739年的哈瓦利及暴动在某种意义上看是民族主义的反抗，在另一种意义上，它是被剥削阶级对那些声称是正统逊尼派伊斯兰的阿拉伯军人、官僚和神权精英的反抗。柏柏尔民众的起义为摩洛哥民族主义奠定了基础。三个世纪之后，阿尔穆哈德王朝（Almohad dynasty）（1147～1270）为整个马格里布地区带来了政治统一，这是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在国家建构方面的成就的整合。
不幸的是，马格里布统一国家没能持续，这一区域变为以三个民族—国家为核心，即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在三者管辖区内，分裂的倾向在14～15世纪时非常强。例如，在突尼斯，执政的哈夫斯王朝（Hafsid dynasty）不断致力于粉碎地方叛乱和维护国家的完整。人们已注意到，在非洲和其他地方，政治国家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国家反过来又促进了经济发展的速度，因为这二者是一种互动的辩证关系。因此，马格里布民族国家建构的失败以及即使是在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三个分离国内巩固国家权力方面的困难成为阻碍这一地区进一步发展的消极因素。此外，政治上的分裂削弱了马格里布对付国外敌人的力量，欧洲很快就利用了这些内部的弱点，并从1415年开始发动攻击。
马格里布地区的经验可以用来说明从一种生产关系转换到另一种生产关系的长期性以及两种不同社会组织方式可以数个世纪并存这一事实。在讨论所涵盖的整个时代，涉及的非洲地区的大量土地仍保留着公共所有权和家庭劳动。与此同时，发生了相当大的社会经济分层，对立阶级也出现了。在阶梯的底部是奴隶或“哈雷亭”（harratine），他们通常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黑人。随后是“阿克哈姆”（akhamme）或失地农民，在土地所有者的土地上耕作并将其产品的五分之四给予地主。特别值得提的是妇女的地位，她们并不是一个阶级，却遭受到她们自已的男人和男权统治阶级的剥夺。因此，属于阿克哈姆阶层的妇女处于特别悲惨的境地。位于社会顶层的是大地主，他们与其他伊斯兰宗教供奉者一起行使着政治权力。
迄今为止所讨论的非洲社会中，没有任何一个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推至资本积累成为主要动力的关节点。然而，它们都有繁荣的商业部门、高利贷者和强大的手工.业，这些都是最终通过演进和单命催生的现代资本主义的特色。马格里布商人很富有。他们从农耕者、牛仔和牧羊人那里获利；他们直接或间接地在铜、铅、锑和铁矿组织劳动力；他们占用那些工匠们通过技艺制造的纺织品、地毯、皮革、陶器、黄铜与铁器品所含的剩余价值。商人是一个积累者阶级，他们的活力不仅可以在马格里布，也可以在撒哈拉沙漠和穿越撒哈拉到西部非洲感觉得到。这样，马格里布地区的发展充当了被称为“西苏丹”的发展的一个要素。
西苏丹
对于阿拉伯人而言，撒哈拉以南的整个非洲地区是“比拉德一苏丹”（Biladas Sudan），即黑人的土地。这个名称只存在于今天位于尼罗河上的苏丹共和国，但在早期提到的西苏丹涉及现在塞内加尔、马里、上沃尔特（今布基纳法索——译者注）和尼日尔所涵盖的地区，还要加上部分毛里塔尼亚、几内亚和尼日利亚。在举例说明非洲历史成就的努力中，西苏丹帝国加纳、马里和桑海（Songhai）已经成为典型。这是一个非洲民族主义者和进步的白人经常提到的领域，以证明在白人到来以前非洲也有能力取得政治、管理和军事的伟大成就。然而，在任何一个特定时间里，人的各种要求会使需要历史学家提供答案的各类问题产生变化。今天，非洲的群众寻求发展和总体解放。这方面需要解决的问题是鉴于西苏丹的历史，找到非洲中心一些国家令人印象深刻的发展的原则。
加纳帝国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5世纪，但它在9～11世纪达到了高峰。马里在13～14世纪时处于鼎盛期，在随后的两个世纪里是桑海。三个帝国的位置并不完全相同；三个统治阶级的民族起源也不同；但它们应视为“继任者”，在沿着本质上相同的线路演变与发展。它们如此经常地被称为贸易国家以至于几乎忘记了这三个国家人口的主要活动是农业。在这一地带，几个品种的小米被种植，还有一种大米以及其他几种食用植物，至少还有一种棉花。这个地区早在基督诞生前1000年就引进了铁。以及使用铁制工具，而使农业受益。开阔的西苏丹草原也有利于畜牧业。一些群体如富拉尼人（Fulani）全部是牧民，但是在这一广大地区发现了不同程度的牲畜。牛是最为显著的驯养动物，其次是山羊。在没有采蜂的广大地区，饲养马、骡和驴也成为可能。广阔的尼日尔河允许专业渔民崛起，从而增加了另一种经济类型。人口，这一生产不可缺少的要素，只有增加粮食供应才能达到一定密度；而手工业和贸易的兴起最初主要有赖于农业产品。棉花种植导致了多种专业化的棉织品制造，尤其是内部贸易的棉布，如富塔贾隆（Futa Djalon）的未漂白织物和杰内（Jenne）的蓝布。畜牧业提供各种用于制造业的产品，特别是牛皮、山羊皮可以用于制作凉鞋、用于军事用途的皮夹克、装护身符的皮革袋，等等。马作为统治阶级的交通工具，为战争和国家的大小做出了重大贡献。为了繁殖的目的，一些马是从北非进口的，因为阿拉伯纯种马具有最优秀的品质。对于包袱运输，驴子当然更为合适，上沃尔特的莫西人（Mossi）专门长期饲养那些用于在这一辽阔区域进行长途贸易的包袱运输的牲畜。在撒哈拉沙漠边缘，骆驼接管了运输——另一项从北方引进的“技术”资产。
矿业是另一项重要的生产领域。西苏丹的一些皇室宗族如孔德（Kante）家族是专业铁匠。在一个战争扩张时期，控制铁的供应和铁器制造技能显然是决定性的。此外，长途贸易最重要的两种物品是盐和黄金，均是通过矿井挖掘获得。无论是盐还是黄金的供应最初都不在加纳管辖范围内，但它采取措施通过贸易或领土扩张来整合它们。加纳向北进击撒哈拉沙漠，并最终于10世纪末从柏柏尔人那里占领了奥达加斯特镇（Awdaghast），该镇有利于控制输入的从沙漠腹地开采的食盐。同样，马里和桑海也寻求对最大的采盐中心塔阿扎的安全控制。桑海从沙漠里的柏柏尔人那里夺得了作为战利品的塔阿扎，并不顾摩洛哥的反对控制了这一地方多年。另一个重要但很少强调的生产模式的要素是马里和桑海对撒哈拉沙漠中铜矿的所有权。
在加纳的南边，有塞内加尔河上游及其支流法莱梅河这一黄金的重要来源地。据说加纳通过“沉默”或“哑巴”的易货贸易（Dumb barter）来获取黄金。描述如下：
商人击大鼓召唤生活在地下洞穴里的裸体的本地人。这些洞无疑是他们从中挖到了金子的坑。他们拒绝从里面出来并出现在外国商人的面前。商人们因此将贸易之物堆放在河岸边，然后退到视线之外。本地人来后。将一堆金子放在每一桩货物旁边，然后退出。如果商人满意，他们拿上金子撤走，并击鼓表示贸易结束。
上述段落的作家（E.W.博维尔，E.W.Bovill）是有关西苏丹的所谓欧洲权威，他继续说，沉默贸易或哑巴贸易是西苏丹黄金交易的特征，多个世纪以来一直如此，直到近代。实际上，他描述的唯一内容就是哑巴贸易。有关西非黄金的哑巴贸易的故事有多种版本，最早的是古希腊的手稿。这种描述显然与任何一个人尝试与陌生人进行交流粗略近似，但并非一个永久性的程序。在加纳统治期间，两个主要金矿班布克（Bambuk）和布雷（Boure）的人与西苏丹保持着有规律的贸易交往。加纳（可能）和马里（肯定）对这两个地区行使着政治统治，那里的黄金开采和分配过程变得非常复杂。在马里的伟大的世纪里，广泛的黄金开采始于现代加纳的森林地区，以供应穿越撒哈拉的黄金贸易。现有社会系统的扩展和强大国家的出现，以应对黄金出售。来自西苏丹大城市的商人使用一种小型的被称为“本达”（benda）的准确衡器来称重购买黄金。
当葡萄牙人到达冈比亚河时，观察到黄金是如何在河的上游进行交易的，他们对曼丁加商人所展示的灵巧十分惊讶。后者用的是非常精细平衡的衡器，用银镶嵌，并有制衡用的丝线扭成的绳索。金沙和金块的重量用黄铜权重。曼丁加人之所以在测量黄金和其他形式的贸易中表现出专业知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样的事实，即在这一民族集团中有一个专业商人核心，通常称为迪乌拉人（Dioulas）。他们并不是很有钱，但却因愿意从西苏丹的一端旅行数千英里到另一端而享有盛名。他们也往往抵达冈比亚、塞拉利昂、利比里亚、科特迪瓦和加纳的海岸或非常接近海岸的地区。迪乌拉人经营着一长串非洲产品的贸易，大西洋海岸和撒哈拉沙漠出产的食盐，利比里亚和“象牙海岸”森林里的柯拉果，现代加纳阿肯人国土出产的黄金，豪萨兰（Hausaland）的皮革，海岸上的干鱼，许多地区特别是从西苏丹中心区产的棉织品，现代几内亚的富塔贾隆产的铁，上区比亚出产的乳木果油，以及许多其他地方的土产品。此外，西苏丹的贸易也涉及原产于北非的商品，特别是埃及和马格里布产的面料和位于地中海海岸的休达（Centa）出产的珊瑚珠。因此，西苏丹和跨撒哈拉贸易整合了从地中海延伸至大西洋的一个广阔地域的各种资源。
穿越撒哈拉沙漠的长途贸易有其特点。一些学者认为，骆驼是撒哈拉沙漠之舟，驼队进入沙漠两端的城镇被称为“商站”。在实践中，跨撒哈拉贸易是可以与穿越海洋相比的伟大成就。其影响远不止于当地贸易，还对该地区的著名城市起到促进作用，如瓦拉塔（Walata）、廷巴克图、加奥（Gao）和杰内，它也带来了有文字的伊斯兰文化。长途贸易加强了国家权力，这实际是指加强了那些将自己转变为永久贵族的宗族的权力。然而，如果说跨撒哈拉贸易建立了西苏丹帝国，这显而易见是对原因和影响的一种过于简单化的解释。加纳、马里和桑海得益于它们的环境，得益于各国人民自身的努力。只有当它们具有一定的地位以后，其统治阶级才能对长途贸易表现出兴趣，并为这贸易的蓬勃发展提供安全保障。
意味深长的是，西苏丹从来没有为跨撒哈拉贸易提供任何有意义的资本。资本来自非斯、特莱姆森和马格里布的其他城市的商人，他们将自己的代理人派驻西苏丹。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殖民地的关系，因为交换是一种有利于北非的不平等。然而，黄金交易至少能够刺激西非洲内部的生产力发展，而伴随着的奴隶贸易却没有这样的好处。加纳、马里、桑海均出口少量的奴隶，加奈姆-博尔努帝国（Kanem-Bornu empire）给奴隶出口以更高地位，因为它没有控制黄金供应。加奈姆-博尔努为了捕获战俘，全力南进，甚至远达现代喀麦隆的阿达马瓦（Adamawa）。在随后的世纪里，当不断地从西非一些地区穿越撒哈拉沙漠的小量奴隶与迁移至欧洲人指定目的地的大量非洲人会合时，这种政策的负面影响便充分体现出来。
尽管明显不符合封建阶段的标准，但在公元500～1500年期间，西苏丹的国家形成远比非洲其他部分更为先进，除加纳、马里、桑海和加奈姆-博尔努王国外，豪萨兰、莫西、塞内加尔、几内亚的富塔贾隆山区和尼日尔河的贝努埃（Benue）支流流域的诸王国也相当突出。西苏丹的政治组织和管理技能扩散到许多邻近地区。影响了遍布于塞内加尔河到喀麦隆山脉的沿海地区无数的小国家的兴起。一些突出的苏丹特点在许多王国清晰可辨，特别是“母后”（Queen Mother）在政治结构里的位置。
西苏丹国家的长处和弱点证明了这一点，即在社会关系和生产水平方面，它们已远离公有社会。国家将几种互相冲突的社会形态和不同民族整合在一起。以加奈姆-博尔努为例，游牧民和耕植者甚至能够将沙漠中的骆驼放牧者整合在一起。在其他地方，图阿雷格人（Tuareg）游牧民族被保持在海湾，所以耕植者和其他定居民族能够和平地生活。人、家畜和商品可以安全自由地移动数千英里。然而，国家尚未打破不同的社会形态之间的壁垒。国家作为从各社区收取贡赋的机构而存在，同时防止它们之间相互冲突。当国力较弱时，国家的上层建筑几乎消失，从而为分离的政治和社会倾向留下了空间。每个连续的伟大国家就是一个进一步处理统一问题的实验，有时是在有意识的水平上，但更多则是为生存而奋斗过程中的无意识的副产品。
在封建制度下，国家统治阶级第一次与社会机构分离，因为这些机构极力防止仍是胚胎状态的早期国家对每一个臣民直接实施行动。也就是说，封建主义带来了土地统治者和失地者之间的一系列直接的义务关系。在西苏丹，那种鲜明的阶级分野尚未出现。在马里处于其繁荣时期的13～14世纪，奴隶制在少数地方已经存在，在15世纪末，出现了动产的奴隶和与封建农奴地位相似的“家庭奴隶”。例如，在塞内加尔，葡萄牙商人发现有些人大多数时间为他们的主人劳动，每个月只有几天为自已劳动，这是一种封建趋势的萌芽。然而，大多数人口仍然可以通过他们的亲属获得土地。从政治方面看，这意味着大多数统治阶级主要是对家族和氏族首领行使权力，而不是针对每个臣民。
尽管公社平均主义逐渐淡出，但社区关系仍然存在，在15世纪时甚至成为西苏丹发展的阻碍。社会生产超出生存需要的那些盈余来自集体社区的贡赋，而不是直接由生产者提供给剥削阶级。这种情况为维护旧的社会结构提供了一种动机，尽管旧的社会结构在劳力动员和专业化程度上已无能为力。这时不太可能出现剧烈的社会革命，因为还没有形成可以发动革命的阶级。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主要的技术进步来引发进一步变化。经济一体化的程度需要通过不同地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得到加强，即允许更多的贸易、劳动分工更加专业化以及剩余价值积累的可能性。然而，轮式车辆和犁仅止于北部非洲，大型灌溉也一样。事实上，由于缺少大型灌区，撒哈拉沙漠在推进，西苏丹的生产基地实际上下降了。加纳曾经拥有肥沃的农田，但马里和桑海的中心在更远的南部、因为以前加纳北部的土地由于气候干燥而逐渐被撒哈拉吞没。控制这种充满敌意的环境和提高农业和制造能力所必需的技术，要么是在本土进化而来，要么从外部引进。在非洲历史的下一个阶段即白人到来以后，这两种选择在西非几乎都被排除了。
大湖区
西苏丹的社会发展高水平引发了长期辩论，辩论的缘由在于该地区是否已达到了欧洲各类水平的封建制度，或它是否应该与亚洲大帝国划归同类，或是它创建了一种新的独特类型。在这一大陆的东部，同一时期的发展肯定较慢。首先，东非人民获得铁制工具的时间比他们在北部和西部的兄弟们要晚一些；其次，他们的技术及各种技能的范围更窄。然而，到14世纪，国家的形成正在顺利进行，这一过程所揭示的发展原则是值得考虑的。一个引起特别兴趣的地区是非洲大湖区，尤其是那个围绕一些湖泊的周边地带，英国人为了对英国统治家族成员表示敬意而重新将这些湖命名为维多利亚湖、艾伯特湖、爱德华湖、乔治湖。在大湖区，最终出现了几个著名的国家，最早也是最大的国家是布尼奥罗-基塔拉（Bunyoro-Kitura)。布尼奥罗-基塔拉由如下的全部或部分地区组成，即今天的布尼奥罗、安科莱（Ankoli）、托罗、卡拉圭（Karagwe）和布干达（Buganda）——所有这些都在乌干达，除了在坦桑尼亚的卡拉圭。历史传说由各个民族通过口头保存，这些民族曾一度属于布尼奥罗-基塔拉边界以内；这些传说集中在众所周知的巴齐维兹（Bachwezi）统治王朝。巴齐维兹据说是一个迁移的牧民群体。他们引进的长角驼峰牛，后来成为在大湖区的主要牛种。在14～15世纪时，拥有这些牛毫无疑问帮助他们成为执政的贵族。他们成为居于原先居住在此并有着狭窄领土基础的氏族之上的社会阶层。巴齐维兹时代的卓越与下列因素有关，铁器的制作、树皮布的制造、通过岩石叠成沉井的技术和（最引人注目的）广泛的土方工程系统，后者显然是用于防卫和圈养大批牛群。最大的土方工程位于比戈，沟渠延伸超过六英里半。
游牧者和农耕者的劳动分工以及他们接触的性质加剧了大湖区的等级形成和阶级分层。游牧民巴赫马人（Bahima pastoralists）将自己的统治强加于农耕者或巴伊鲁人（Bairu）身上。社会阶级正是从劳动关系状况变化的环境中产生的。比戈和其他地区的土建工程并非由自愿的家庭劳动力修建，肯定使用了某种形式的强迫以使农耕者为他们的新领主生产剩余产品。例如，巴齐维兹人据说已经建立了一种系统，征召青年人为国王服务，并由占着分配给军队的土地为军需耕作的巴伊鲁人进行维护。他们还引进了奴隶工匠和管理员。当被任命的行政官员在地方一级代表贵族时，这是建立有如埃塞俄比亚封建采邑的第一步；当土地转让的问题还没有进入场景时，我们应该牢记，对牛群的不平等分配就意味着在生产资料占有上的事实上的不平等。
围绕着巴齐维兹人（Bachuezi）确切的身份问题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他们可能并非移民。然而，一般认为他们是肤色较浅的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如果是这样，我们有必要强调，无论14～15世纪在大湖地区取得什么样的成就，这是作为一个整体的非洲社会发展的结果，而非从外部的移植。为了将这些东非发生的事件放在世界人类成就的环境中考察，可以将印度作为比较。在基督诞生前几个世纪，北印度也是浅肤色的被称为雅利安人（Aryans）的游牧民的接收地。然而，曾经有一一段时间，印度的一切文化都被认为是雅利安人的；但后来仔细审查发现印度社会和文化基础已由被称为达罗毗荼人（Dravidians）的早期居民奠定。因此，现在人们一般认为将印度北部的成就作为雅利安人和达罗毗荼人两者的结合或组合的成果是一种比较明智的观点。同样地，东非有必要寻求新与旧元素的合成，而这事实上正是14～15世纪大湖区的发展道路。
正如刚才所指出的，巴齐维兹人与铁器制造和树皮布制作的技术密切相连。并不能清楚地确定是他们最先引进了这样的技术，比较可能的是他们在精细加工这些技术方面发挥了主要的作用。当然，东非使用铁器的社会早在巴齐维兹人以前数个世纪便为人所知。就在现今的肯尼亚—坦桑尼亚边境南部的恩加鲁卡（Engaruka），发现了一个规模虽小却令人印象深刻的曾处于铁器时代的社会的废墟，这个社会约在第一个千年结束前（即公元1000年以前）蓬勃繁荣。恩加鲁卡是一个集中的农业定居点，从事梯田、灌溉以及应用被称为干燥石头堆建技术的围墙建筑，即不需要灰浆将石头粘在—起。在大湖地区，出现了以香蕉为基础的农业，从而能够支持大群定居人口。这是从孤立的公有社会进化到国家的某个前提条件。具有某种意义的是，口头保留的传说暗示在巴齐维兹人之前存在着布尼奥罗和卡拉圭两个王国。当巴齐维兹人到来时，国家形成已经处在胚胎阶段，很可能他们并没有长期保持外人的身份。不像在印度的雅利安人，巴齐维兹人甚至没有强加自已的语言，而是采用了当地居民的班图语（Bantu），这反映了在文化合成方面，本土而非外来元素占据着主导地位。无论如何，文化产品是非洲的，它也通过本土化的演变与社会形态相互作用的结合构成了发展模式的一部分。
由巴齐维兹人为大湖区诸王国做出的贡献之一据说是引进了以月相为基础的宗教。在目前为止调查过的所有情况中，宗教对推动家庭社区的简单组织到建立国家这一过程发挥了重要作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往往与非洲内部和外部的大规模建构联系在一起。这并不是从实际的宗教信仰来解释，而是因为一个强大的普世教会的成员给予一个年轻国家的统治阶级多方面的优势。一个基督徒或穆斯林的国王可以接触一个具有识字文化和更广阔的世界。他可以与宣称信奉宗教的商人和工匠打交道；他任用那些识字的管理人员和神职人员；他可以前往世界的其他地方如麦加。
首先，普世宗教在埃塞俄比亚、苏丹、埃及、马格里布和西苏丹取代了传统的非洲的祖先宗教，由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不是根植于任何一个家庭社区，因此可以用来动员许多社区并融入国家。然而，已经被一个单姓部落或族群接受的宗教信仰可以提升到同一形式或稍改变的形式以成为整个国家的宗教。这是在大湖区的情况，而且在以上描述过的地区以外的绝大多数非洲地区也一样。
津巴布韦
在津巴布韦，由砖头建起来的伟大建筑物之一（约在14世纪）通常被称为“寺庙”，并被认为是为宗教目的服务。即使从微薄的证据也可看出，社会发展的宗教方面在新生的非洲社会中对个人之间起到最重要的黏合作用，这一点是明确的。例如，15世纪津巴布韦的莫塔帕（Mutapa）帝国的统治阶级是游牧民，他们的宗教仪式包括象征着牛的物品，在大湖区的布尼奥罗和卡拉圭王国也发现了类似情况。可以猜测，这种仪式也象征着牛的主人的统治，这与他们为了达到稳定结合的目的而尊重农耕者此前存在的观念一样。这一场景的细节在现阶段已无人知晓，但重要的是任何有关非洲宗教的讨论必须尽力将其置于一种动态的渐进的方式中，并将其与变化的社会经济形式与机构相联系。这项任务超出了目前的研究范围，建议研究津巴布韦以作为在非洲被卷入与欧洲的联系之前数个世纪里可以确定的生产力基础与政治上层建筑均有明显发展的地区。非洲大陆最南端的部分在15世纪时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这一地区在赞比西河和林波波河（Limpopo River）之间覆盖后来被称为莫桑比克和罗得西亚（Rhodesia）的地方。既使用铁器也在建构国家的民族早在第一个千年的早期就在此积极活动，这里最终在15世纪出现了被欧洲人称为莫诺莫塔帕（Monomotapa）的帝国。
“津巴布韦”一词在这里用于表示欧洲人到来之前几个世纪的赞比西河-林波波河文化，因为在11～14世纪这里的社会繁荣，最具特色的是统称为津巴布韦的大石头的宫殿建筑。
关于使津巴布韦文化闻名于世的建筑物已有不少著述。这是对花岗岩环境的直接反应，这些建筑用片状花岗岩建在花岗岩山上。最著名的幸存的石头废墟是位于萨比河（Sabi River）北岸的大津巴布韦遗址。大津巴布韦的主要建筑之一约300英尺长，220英尺宽，并有着高30英尺、厚20英尺的围墙。将砖不用灰浆黏合一块接一块地垒起来，这一技术与前面描述过的坦桑尼亚北部的恩加鲁卡的风格一致。这事实上是非洲物质文化的一个特殊方面，在埃塞俄比亚和苏丹到处可见。大津巴布韦和其他遗址的环绕砖墙也是典型的非洲风格，同样体现在班图语民族的精美的土围建筑上。
据报道，一位欧洲考古学家认为，在津巴布韦耗费的劳动力与埃及金字塔消耗的劳动力相当。这肯定是言过其实。因为金字塔使用了数量难以置信的奴隶，而津巴布韦的统治者不可能有这么多奴隶可供差遣。然而，绝对有必要对直到15世纪津巴布韦地区建造各种建筑物所需要的劳动力数量进行思考。这些工人们很可能是一个被其他民族征服了的特定民族，但在被征服过程中，他们获取了那种劳动力被剥削的社会阶级的角色。他们也不是纯粹的体力劳动者。技能、创新性和艺术性的建设融入了墙面，尤其是装饰、内间以及门的处理上。
当塞西尔·罗得斯（Cecil Rhodes）派他的代理人在津巴布韦进行抢劫和偷盗时，他们以及其他的欧洲人对幸存的津巴布韦文化的废墟感到震惊，并自动地假定它是白人所建。即使在今天，仍然有一种倾向即带着一种神奇的感觉来看待这些成就，而不是冷静地承认这是人类社会在非洲的一种完全合乎逻辑的发展，是作为人类劳动打开新视野普遍过程的一部分。只有明确这种建筑物是建立在经过数百年演变才得以形成的先进农业和采矿业的基础之上，真实感才能恢复。
津巴布韦是一个混合农业区，牛是很重要的，因为该地区没有采采蝇。灌溉和梯田达到相当大的比例。没有单一的大坝或渡槽可与亚洲或古罗马的相比，但无数小溪被分流并沿着山间流淌，这种方式显示人们已认识控制水的流动的科学原理。实际上，通过认识物质环境，在津巴布韦人中已产生了“水文学家”。在采矿业方面，同样令人惊奇的是，我们所讨论的这一地区的非洲人中已经产生了勘探者和“地质学家”，他们清楚地知道在地下的何处寻找黄金和铜。当欧洲殖民者于19世纪来到这里时，他们发现几乎所有的含金和含铜层在此之前已被非洲人开采，当然不是在相同的规模，因为欧洲人使用钻井设备。在津巴布韦人中间也出现了工艺人，他们通过高度的技巧和精致的感觉将黄金制成饰品。
特别是黄金的存在刺激了对外贸易，反过来这种外部需求又加快了采矿业。在公元1000年时，在赞比西河北面的因贡贝-艾里德（IngombeIlede）出现了一个使用黄金的贵族。据推测，他们从更南边的金矿得到了黄金供应。然而，只有在那种产生了非常大量的经济剩余从而可以将剩余部分变成黄金，以表达威信（如在印度）或是造币和金钱来推广资本主义（如在西欧）的社会里，黄金才会有大量的需求。前封建社会的非洲没有这样的盈余，也不存在使黄金有必要在内部大量流通的社会关系。因此，是远至南部莫桑比克通道的索法拉（Sofala）的阿拉伯商人促使津巴布韦开采更多的黄金以供出口。正是在11世纪的同一时期，这些石头建筑开始修建。这里有一系列的因素相互吻合，即阶层分化的加剧、国家的巩固、生产和建筑技术与贸易。数个不同民族为津巴布韦社会做出了贡献。这一地区最早的人是“布须曼人”（Bushmen）和科伊桑类型的猎人，今天他们在南部非洲已为数甚少。他们被纳入从更北的地区迁移而来的说班图语的新种族家系，事实上他们为这一地区的班图语言做出了贡献。在说班图语的人中，也有几个不同的群体在不同时间里逐渐繁荣起来。考古学家发现的物质证据表明了各种陶器风格，与不同的埋藏位置和骨骼中的不同骨架结构形成对照。其他文物材料表明，几个世纪以来，许多社会占据过津巴布韦这一区域。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渗透多是以和平的方式，尽管在同—时间。加固的山顶和石头防御工事显示出最大的国家往往通过军事斗争来争得生存和卓越。此外，一些族群肯定被永久降到劣势地位，从而为农业、建筑和采矿提供劳动力。其他的氏族则专门从事畜牧业、战争、宗教职业如占卜和祈雨。
据信从11世纪到14世纪，津巴布韦的居民说索托语（Sotho）；但当葡萄牙人到达的时候，一个说绍纳语（Shona）的王朝已经控制了大部分地区。那是在赞比西河和林波波河之间建立莫塔帕国家的罗兹韦氏族（Rozwiclan）。统治者被称为姆韦尼·莫塔帕（MweneMutapa），这对他的追随者而言显然意味着“莫塔帕之主”，但对于被他征服并整合为一个帝国的人民而言，这意味着“伟大的掠夺者”。第一个拥有姆韦尼·莫塔帕这一称号的人的统治期约为1415～1450年、但当时的王朝在此之前已经日益著名。首都最早位于大津巴布韦，后来搬到北部。重要的是，姆韦尼·莫塔帕任命总督，管理首都以外的各个地方，这种方式与西苏丹帝国或大湖区的巴齐韦兹国家相似。
莫塔帕的罗兹韦人首领们尽最大努力鼓励生产以利出口贸易，特别是黄金、象牙和铜等产品。阿拉伯商人来到这个王国居住。津巴布韦地区因此卷入印度洋的贸易网络，与印度、印度尼西亚和中国相连。莫塔帕的罗兹韦人首领的一个主要成就是组织了一个单一的生产与贸易系统。他们向王国的各种社区索取贡赋，这既是一种主权表示，也是一种贸易形式，因为这刺激了商品的流动。毫无疑问，对外贸易加强了莫塔帕国家，但主要是加强了统治阶层对经济活动的垄断。与当时的其他非洲精英相比，津巴布韦的罗兹韦人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与埃塞俄比亚的阿姆哈拉贵族或马格里布的阿拉伯-柏柏尔人封建领主相比，他们还不是同一类型。他们接受了一些外来影响，但他们没有像去麦加朝圣的马里和桑海的统治者一样出外旅行。他们的衣服仍然主要是兽皮，以及他们新近从阿拉伯商人那里进口的布，而不是通过自身技术演进的本地产物。在这方面，津巴布韦也落后于其他早期非洲国家，如约鲁巴的奥约（Oyo），同一地区的贝宁，以及14世纪的刚果帝国（在欧洲人到来时被他们称为最伟大的西非国家）。
为了说明的目的，一直认为有必要考虑一些（但不是全部）在欧洲人到来之前非洲发展比较突出的地区。但不应该忘记，还有无数的乡村社区，正处于形成国家的过程中，它们虽然规模小，但有时内部产生了急剧的分层，也展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物质进步。
上面所叙述的应足以说明，15世纪的非洲不是一个不同“部落”的混乱组合。这里既存在模式，也存在着历史运动。一些社会如封建的埃塞俄比亚和埃及处在进化发展过程的前面。津巴布韦和巴齐韦兹诸国也显然处在脱离公有社会的上升过程，但与封建国家和那些在西苏丹的尚未达到封建阶段的国家相比，仍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
结论
在介绍发展观时，值得注意的是，社会生产能力缓慢的、不易察觉的扩展最终会达到—种质的差别、伴随着有时由社会暴力所宣布的新时期的到来。可以说，大多数非洲国家没有达到一个与社群主义明显不同的新阶段。因此，在这项研究中采用了“过渡”这一谨慎的术语。我们还注意到，这里没有任何内部的社会革命。这种革命已在欧洲历史和世界历史上发生过，也只有在非自愿的社会经济过程中阶级意识导致对人民意志的大规模干预的情况下发生。这种观察有助于将非洲直到15世纪的发展定位在一个低于成熟的阶级统治的封建制度的水平。
我们也应该重申，奴隶制作为一种生产方式在非洲的任何社会都不存在，虽然在公有社会的平等被腐蚀得最厉害的地方可以发现一些奴隶。这是一个突出特点，说明非洲之路在更广泛的世界发展框架中的自立地位。研究非洲早期历史的一个悖论是，只有在深化对世界整体的认识之后才能使我们充分理解非洲，但对复杂的人类与社会发展的真实图景只有在对长期被忽视的非洲大陆进行广泛的研究之后才能描绘。只有通过比较才有助于清晰。事实上，平行类比被狭隘地限制在欧洲，尽管也可以提供亚洲历史的例子。这就是文化帝国主义，因为这使得受过欧洲教育的非洲人更容易回忆（法国）卡佩王朝和（普鲁士）霍享索伦王室之类的名字，而不是越南的lydynasty或陈朝，因为后者对他而言是陌生的，即使知道也被认为是不重要的，甚至有可能被认为太难发音！
一些历史学家指出，在对15世纪的非洲发达地区和同一时期的欧洲发达地区进行研究后，两者之间的不同丝毫不会败坏非洲的名誉。事实上，正是那些第一批从海上抵达非洲西部和东部的人指出在大多数方面非洲的发展可以与他们所知道的地方媲美。例如，当荷兰人参观了贝宁后这样描述：
进入贝宁城的时候，似乎觉得它非常大。你走进了一条宽阔的大街，没有铺路面，似乎比阿姆斯特丹的瓦尔莫埃大街要宽七八倍……
国王的宫殿是一组建筑群，占用有如哈莱姆镇一样大的空间，四周是围墙。有许多国王的部长们的公寓，还有大多数可与阿姆斯特丹交易所的房间大小相仿的精美画廊，房间由包裹着铜的木桩支撑着，那里描绘着他们的胜利，并小心地保持着清洁。
该镇由三十个主要的街道组成，街道很直，120英尺宽，还有无数小交叉的街道。房子彼此相连，安排得井井有条。这些人在爱清洁方面绝不比荷兰人差；他们的房子洗刷得这样干净，以至看上去像是抛过光，如镜子一般光亮。
然而，设想贝宁和荷兰在所有事情上都是相等的，那只能是自欺欺人。欧洲社会已经更具侵略性和扩张性，并在产生新的形式方面更有活力。欧洲的活力蕴藏在商人和制造业阶级。在阿姆斯特丹交易所的走廊里坐着荷兰市民——现代金融和工业资产阶级的祖先。这个阶级在15世纪的欧洲能够将封建地主推向前进或推到一边。他们开始摒弃保守主义，并创造了变化是可取的这样一种知识环境。技术上产生了发明精神，生产方式的变革速度加快。因此，当欧洲通过贸易与非洲建立了亲密关系时，已经存在着有利于欧洲的边缘优势，这种优势表现在一个新兴的资本主义社会与一个仍在摆脱社群主义的社会之间的差异。
阅读指南
对早期非洲史缺乏研究有很多原因。最明显的是，殖民主义者长期以来认为非洲历史没有什么价值，不值得重建。另一个决定性因素是，对非洲的研究主要是通过欧洲资产阶级人类学家进行的，其有关“原始社会” 的哲学观使他们将非洲社会与它的历史背景分离开来。存在着对微观单位的集中关注，而对整体模式没有涉及。正在进行中的新的非洲学术研究时间太短，尚未提供任何重大的突破。以下引用的几本书是这一新方法的一部分。
BASIL DAVIDSON,Africa in Hisory,New York;Macmillan,1969.
HENRI LABOURET,Africa before the White Man,New York:Walker and Co.,1962.
MARGARET SHINNIE,Ancient African Kingdoms,New York;St. Martin's Press,1965.
K. M.PANIKKAR,The Serpent and the Crescent,New York;Asia Publishing House,1963.
上述这些书不是由非洲人写的，它们因同情的角度且具有足够的价值使其在非洲内部获得尊重并广泛使用。K. M. 潘尼卡（K. M.Paninkkar）是一位对非洲大陆表现出专业兴趣的亚洲学者的不寻常例子。
J.AJAYI and I.ESPIE(editors),A Thousand Years of West African History,New York:Humanities Press,1969.
B.A.OGOT and J.A.KIERAN(editors),Zamani,a Survey of East African History,New York:Humanities Press,1968.
非洲的历史学家开始汇总收集的相关资料以提供大陆历史的综合论述——但通常只是大陆的一部分，如上面两个例子所示。不幸的是，质量参差不齐，非洲作者对他们论及的地区也未能提供任何有连贯性的地区综合。
G.J. AFOLABI OJO,Yoruba Culture,a Geographical Analysis,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Press,1967.
B.M.FAGAN,Southern Africa during the Iron Age,New York:Praeger,1965.
这两本不同书籍的共同点在于对物质环境的认知。阿弗拉比·奥卓（Afolabi ojo）是尼日利亚地理学家，B.M.费根（B.M.Fagan）是英国考古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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