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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打工



  我家住在萨勒诺附近一个叫弗尔尼的村子。周围还有乔维、卡塞洛塞、马里孔达、帕斯泰纳、梅尔卡泰洛等村庄。我念完小学后,爸妈想让我升学,就去找老师,问问老师有什么意见。老师们就拍我爸妈马屁,对他们说:所有的家长都应该来找老师,然后就给我爸妈出了一些主意。他们说我最好还是不要念中学了。别的不说,入学考试就是第一道难关。书念得越多,家里的负担就越重。课本越来越多,越来越贵。最后还不一定能念完呢,因为读书实在太花钱了。

  你们的儿子可以去读技校,在工厂里找个活干。当个工头、段长什么的。工头?段长?听起来简直就像童话里的东西,谁懂那到底是啥?当时我家那一带连个工厂都没有。我爸是农民出身,换过好多好多工作,战后他干过走私,我上小学时他在建筑工地上搬砖,啥都干过。最后爸妈决定继续供我念书。中学听起来很吓人,我都不敢去了。幸好村子里有人跟我一起上学。

  为了上学,我们买了从弗尔尼到城里的公车季票。刚上学时,班上还分阶级,分成城里人和城外人。班上的同学有从彭特卡尼亚诺来的,有从巴蒂帕利亚来的,有从巴洛尼西来的,有从吉福尼来的,有从诺切拉来的。城里人的孩子管外地来的孩子叫乡巴佬。有的孩子已经习惯了低三下四。他们极力用冰淇淋和甜点来讨好萨勒诺本地的孩子,或是给一支笔、一本笔记本来收买人家。

  我和一个来自彭特卡尼亚诺的朋友却宁愿硬碰硬来解决。我们就这么跟萨勒诺的孩子干上了。我们用拳头赢得了他们的尊敬。校外经常打架,打得可厉害了。在中学一年级里,打架是家常便饭。二年级和三年级就不一样了。大家不分城里人和外地人了,分成聪明孩子和蠢孩子。我们欺负那些蠢孩子,打翻他们的午饭,还抢他们的钱。

  此外我还逛遍了城市,城里的生活跟乡下就是不一样。橱窗里总是摆满了商品。裤子、皮包、鞋子、家具、收音机。杂货店里全是吃的。报刊亭里卖的杂志,封面上居然是女人:我在乡下见到的女人,裙子都长到脚跟。城里的海报上可不是这样。我在墙上见了这样的海报,就想去看电影。城里到处都是新鲜玩意,刺激着我的想象力。我觉得我开始懂得一些东西了。然后我就发现了一件最基本的事:要想穿得好,吃得好,活得好,没钱可不行。

  我在城里见到的新鲜玩意全都要钱:报纸、肉类、鞋子;没有哪一种是不标价钱的。这跟乡下可不一样,在乡下,树上的果子随便摘,我们以前一到晚上就去摘果子,河里的鱼也是随便捞。在城里可没有妈妈做的衣物,她那些衣物要么是亲手缝制的,要么是不知谁给的——那些裤子或鞋子,我们穿了之后,连它们是什么颜色都不知道,反正谁也不在乎。我在乡下出生,在乡下长大,来到城市一看,城里的环境,跟乡下的环境,简直是天差地别。

  我发现了金钱的重要性后,先是在星期天回家时问父母要更多的钱。可他们就是不给。他们一周只给我一百到一百五十里拉。我家里真的没钱,能给这些都算多了。于是我就注意到了另外的门路。自打我出生后,年年都要下地种番茄,可我发现,那些不用住校的朋友根本不下地。上中学后,我就不再下地了。但我发现那些不下地的朋友都去建筑工地搬砖了,两个月挣的钱,就比他们父母在地里干一年还多。

  他们挣的钱比他们父母还多,他们穿上了牛仔裤。当时牛仔裤是最时髦的。那时候流行的是《贫穷但帅气》[1]之类的电影。可是买牛仔裤要一两千里拉,交了学杂费和食宿费之后就没钱买了。买了牛仔裤的人也都买了套头衫,但他们穿的可不是亚平宁山区和伊尔皮尼亚山区的牧羊人穿的那种手工编织的套头衫,而是在商店里买的,花样时髦,各色都有。然后还要买唱片机和唱片,摇滚,节奏蓝调之类的。然后你就要像美国人一样跳舞。

  可这些统统都要钱。大家都想买兰布雷塔[2]。这玩意可不一般,买了它,就等于告别了乡村生活的一切传统。以前只有地主能骑马或坐马车,他们在星期天外出,到镇上去,也只有他们才有自行车,把手很高那种,而且总是黑色的。现在呢,番茄农的儿子都买得起兰布雷塔之类的东西了。

  于是我就对我妈说:妈,我不想上学了,我要买牛仔裤,我要看电影,我要吃披萨。我想出去潇洒,可到处都要钱,没钱我还能做啥?在学校里什么都要钱。我什么都缺,这根本算不上生活。我要马上、立刻就过上真正的生活。我年纪到了,开始谈女朋友了,每到星期天都要去跳舞。我妈就说:儿啊,你听妈说,你上学念书,你就比别人强得多了。可我听不进去,我从来没觉得自己比别人强。

  我没有牛仔裤、套头衫、唱片机,所以我觉得自己不如别人。学校里教的那些东西有什么用?去舞厅、出去玩、吃披萨都用不上。所以,我妈跟我说我比别人强的时候,我根本不信,我根本不觉得她说的对。

  有一次我又跟我妈说起这事,当时我爸也在。我爸犹豫了一下。他觉得送我上学念书,就能让我过得比他更好。如今他发现我长大了,是个青年了,开始有自己想要的东西了,他能理解我。他跟我说,可是你想想,打工可不是什么好事,每天早上都要起得很早,老板说什么你都得照做。没活干的时候,你就没饭吃,有活干的时候,你又得拼死拼活地做。打工从来不是什么好事。你现在觉得打工好,是因为你想挣钱吃披萨、去跳舞、看电影。可等你成家后,你就不想去吃披萨、不想跳舞了。你得供养老婆孩子,到时你就知道工作有多艰辛了。

  所以你还是好好想一想。我不是要逼你马上在上学和打工之间选一个,只是想让你知道:打工是很艰苦的,能不干就尽量不干。我送你上学,是因为我觉得这样可以让你不用打工。我能理解我爸的话,打工是件很可怕的事,这要比我妈说的话更有道理。我开始怀疑起那些搬砖的朋友的想法:有了工作就能挣钱,挣到了钱就能过上快活的日子。我开始怀疑起自己以前的发现:搬砖就能过上快活日子。

  在谈到打工的前途,谈到自己的人生时,我爸跟我讲:瞧瞧咱家,瞧瞧我,再瞧瞧你自己,你觉得咱家过得快乐吗?你妈,还有我,还有你的姐妹,过得快乐吗?没钱,没文化,要啥没啥,咱家就是这样了。我开始懂了,打工就是个骗局,因为我家没有牛仔裤,没有套头衫,没有唱片机。我爸说:咱一家人都在这里,这里也有活儿可干,你以为我没在干活吗?结果呢?你自己瞧瞧吧。

  我开始动摇了,我下不了决心。是继续念书还是去打工呢?去打工的话,我能买到唱片机和套头衫,可我到头来还是会变得跟我爸一样。继续念书的话,我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不用过得像我爸妈和我姐妹那么苦。就是因为这个想法,我才继续上学。我上了技校,因为那里的学费比较少,课本也少,负担更轻,简直可以说没有负担。

  我选了汽车电气系统课程,学了三年,这简直蠢透了,因为这是一门本该在车间里学会的技术。小孩靠拆灯泡、拆配电器就能学会。要学好这门课,你得了解所有型号的汽车。可你也知道,我们整天学的全是课本,没有实操。各种电池或配电器有什么不同,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学的全是抽象的东西,只能用来应付考试。可是,要是轿车上的灯泡坏了,电气技师的十二岁儿子都能修好,可你就是不会修。

  这些技校唯一的用处,就是给管家、校长和找不到工作的教员一口饭吃。它们根本没教会我们什么东西,只会收钱:课本、笔记本、午餐,都要钱,而且贵死人了。它们只教电池、配电器、发电机、启动马达的原理。只要你能把书上讲的原理背下来,考试肯定能过。那时大家都觉得这些操蛋学校真是屁用不顶,可你要是跟教员这么说,他肯定不承认。

  他会说:不不,你这话太无知了。小孩会修灯泡,可他们并不知道里面的原理,碰上点复杂的问题,他们就没辙了。可你们不一样,你们懂得电流是什么,怎么产生的,怎么流动的。所以你们比他们强。你们将来能在工厂里当工头。又是这种话,你们能当工头。我们五六十个人都能当上工头的话,全意大利的技校一年就能培养好几万工头。意大利工业用得着这么多工头吗?

  最后我还是从那家没卵用的技校毕业了。教员们也都知道,反正没人会挂科。毕业后,大家都得找工作。我们去找菲亚特的经销商,他们有自己的厂房。他们问:你们是干嘛的?我说:我是汽车电气技工。有工作经验吗?没,可我在技校学过技术。他们就不要我们了。我们还找了机械工坊[3]、比安奇汽车[4]、阿尔法[5]、蓝旗亚[6]。它们全都不要我们;它们用不着我们。它们只要自家的子弟,他们早都学会了一切,什么活儿都能干。于是我们这批同学就各奔东西了,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我想,我们所有人恐怕都不会当上汽车电气技工,也不会当上工头。

  那年夏天,我在番茄罐头厂打工,一天要干十二个钟头,星期天也得上班。我干了两个月,挣了差不多二十五万里拉。我用这笔钱买了一件大衣,还买了另一件过冬的衣服,可这还不够穿。但是,我已经不像三年前那样,老想着去搬砖了。我发现,前几年那些搬砖的小伙伴都十八九岁了。等你有了轻便摩托车,你就不会想要那么多东西了。然后呢,摩托车撞坏了,你还得出钱修理。还要交罚款,交油费。接下来就是订婚、结婚之类的事情。这些事没一样是少花钱的。

  一大堆事情压过来了,小伙伴们就不怎么想跳舞和穿牛仔裤了,这些问题都不重要了。他们有时也会被炒鱿鱼。工作变得越来越难了。然后计件工资制开始实行了。每个人都在挣钱。四五年前,计件工资制还是一种特权,现在所有人都想要。

  我就纠结了:这咋搞的?上了这么多年学,到头来还是要打工?我真的想不通。你上过学,有些工作你是不能做的,这算是某种荣誉感吧。我爸妈供我念书,就是为了让我不用搬砖。我在番茄罐头厂打工时,爸妈都尽量避免谈起这事,我也不谈。

  工业化就是在那时候开始的。南方大发展的时代开始了,这部分是为了让打工仔和庄稼汉有点赚头,省得他们过不下去起来造反。于是南方就开始有了一些工业。在南方,用比较低的工资也能招到人,反正当时没有工会。人们开始在工厂里打工了,但不是太多,因为南方人大多还是想去北方打工。但是呢,大家总算是有了点钱。

  轿车有了,冰箱有了,电视机也有了。我就是在那时候第一次进厂做工的。我去了美标公司。我发现我爸说得真对:打工就是受罪。整天受苦受累。所以我就被美标开除了。于是,我就想随大流,跟所有的南方人一样,到米兰去打工。在亚平宁山区和内地,整村整村的人坐火车去了北方,我也想去那里。

  这不是我第一次去北方。技校毕业后,在去布雷西亚的美标公司培训前,我就去过一次。那次我去了都灵,在那里只待了一个月。我有一个姐姐,她已经出嫁了,就住在都灵,逢年过节的时候,她都坐小轿车回来看我们。大平原,那儿的工作,还有心态,可把我吓着了。我迫不及待地回到海边,跟朋友们瞎逛瞎玩。我去过都灵的姐姐家,发现她家住在公寓里,那间公寓比我家在萨勒诺的老房子还差,就在一楼走廊旁边。吃睡都在一间房里,可他们每次都坐轿车回家,真会装相。

  我搭上了去北方的火车。车上挤得要命,才开出三十公里,我就想下车了。直到下车,我都找不到地方坐。过道上有醉汉在大嚼面包。婴儿在哇哇大哭,拉屎撒尿。旅行箱、袋子、盒子放得到处都是。真是难以置信,而这些人居然能忍十个钟头。我是在萨勒诺上的车,他们是在西西里。他们一大早就上了火车,早都不耐烦了。当时是四月。南方的习惯是在春天去打工,因为大家都知道北方的冬天很冷,所以都在春天出外打工。

  我在都灵找了份擦洗金属零件的活干。说到底,菲亚特轿车也就是一大堆零配件组成的,而零配件呢,总是人造出来的。其实,没有哪家公司能够从头到尾地把零配件全部生产出来。比方说吧,500型或600型的车门把手,全都是铝做的,有好几家工厂都生产这种门把手,做完之后,它们就把收尾的工作外包出去。我那家工厂干的就是擦洗门把手的活。你得先把零件表面清洗得漂漂亮亮的,再用另一个刷子来打磨。一个刷子用来清洗,另一块有钢丝的就用来打磨。打磨完以后,门把手就变得光滑闪亮。这活儿就是这样干的。他们给了我金属打磨工的证书。

  在那里,一天要弄完两千个零件,我忙得连擦鼻子的工夫都没有。身上老是脏兮兮的。我擦洗金属零件,可我并不喜欢这份工,一个月后我就辞了。春天花掉的钱,我已经挣回来了。可是这一次,我第二次来北方,我要干点别的。南方的物价不像以前那么便宜了,现在人人都要有的东西,好比电视吧,在萨勒诺的价钱,跟在都灵一样贵。汽油、摩托车还有火车票,在哪里都是一样的价钱。

  在南方,日用品的价钱都上涨了。对,五六年以前,大蒜、洋葱、小鸡、水果之类的东西还很容易搞到。你随便走进一块地里,就能弄到水果、兰香和洋葱。可现在呢,田地都被篱笆围起来了,还有保安守着。农作物都由专人出售,你要是下田里偷东西,就会被关进牢里。现在大家都要面子了,个个都要攀比,以前不要钱就能弄到的水果蔬菜,现在都得花钱买了。物价也就比米兰或都灵便宜一点点吧。可是在南方实在是没赚头,挣不到什么钱。所以我决定还是要去北方打工,那里才能赚大钱。

  我认识几家人,他们全家都去北方打工了,我家旁边那家就是。这一家人的老父亲在塞莱平原上的维尔塞卡种番茄。他有几个儿子,分别叫安杰洛、罗科、安德列亚、阿尔曼多、卡尔米内、乔万尼。他们全家都割芦苇,做绳子,用枝条把番茄茎绑在芦苇杆上,这样番茄才能长起来。

  采番茄的习惯做法,是把番茄从中间切成两半,让它们在阳光下晒干。然后再用铜筛把它的浓缩汁液榨出来,装进陶罐里。番茄酱就是这么做出来的,罐装番茄也是这么做出来的。大家都要做瓶子。午餐的时候吃番茄沙拉。晚餐也是番茄沙拉;早餐还是番茄沙拉。再吃点自己做的白酒和面包。

  我爸呢,他倒不种地,到处打零工。他在平原上做过卖芦苇的买卖,就是把沼泽里的芦苇砍下来,扎成一捆一捆的拿去卖。一星期你就要砍两三百捆芦苇呢。他把芦苇卖给做面条的工厂,一次能挣三万里拉;面条厂要把面条铺在芦苇上才能晾干;这是一门古老的活计,现在没人干了。这种生意他做了一段时间,后来又在工地上做过一阵子。他什么活都干过。他还有一匹马和一辆马车,经常帮人拉货。他干过各种各样的营生,就是从来不下地干活,他连采番茄都不去,那种活儿太累人了。

  有时我会帮旁边那家邻居种番茄。我妈就说:别去,难道你想跟种番茄的混在一起?那家人现在都搬走了,不过不是一下子走完的。第一个去打工的是他们家老二安德列亚,他是个败家子。他平时老是偷懒;下地干活时总是找个地方躲起来乘凉,老是不想干活。他连书都不想念,连一个字都不识。自打他当兵后,就再没回来过。

  他久不久会给家里写封信。突然有一天,他穿着一身好衣服,带着大把的钱,回村里来了。他说他现在在卖花,北方有人买。听了这话,我们都以为他脑子有病:居然会有人出钱买花?他说,光是在诸灵节[7]一天,他就卖了七八万里拉的花。我们都不信。他说他打算开一家花店,他正在考驾照,想买辆货车,从圣雷莫买花,再拉到米兰去卖掉;他的兄弟还有朋友们都当他在瞎吹牛。

  他也把这些事情跟我们讲了;到了晚上,我们经常坐在屋外的葡萄藤下聊天。这些葡萄藤现在都被铲平了,草地也没有了。我们经常在葡萄藤下面,一聊就是一晚上。安德列亚就把他在北方的经历跟我们讲了。安德列亚走后,又回来过几次,过了三四年,他弟弟罗科也走了。村里人人都会谈起罗科。他会向地主竖中指,地主也不喜欢他,因为他会买新衣服,当时谁要是买新衣服,地主和老板们就会看不顺眼。就因为你有新衣服,他们就要整你。

  罗科不想再跟他爸一起种地,就去了米兰。当时米兰正在修地铁,他就找了个开挖掘机的活。他时不时给家里写信。在外地打工的人寄信回来的时候,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念给全家听。然后还要拿信给认识这个人的邻居看。这可是村里的一件大事:他写了啥?他是怎么说的?有啥新消息?你也知道邮递员来送信时,大家会问什么:谁写来的?是你儿子吗?他说了啥?有啥新闻?

  那时电视或电影还没有现在这么发达,也没有现在这种信息量巨大的报纸。在以前,写信是了解周围发生了什么新闻的最重要的手段。一封信足足可以让全村人谈上一星期。罗科在米兰开挖掘机的事就是这样传到我耳朵里的。我那时根本想象不出挖掘机是个啥玩意。反正开挖掘机一定很酷。在乡下,你除了锄头和牛,别的啥都不懂。

  罗科在信中说他一天要干十二个钟头,大家都觉得这不算什么,毕竟种地的话,有时要干上十四个钟头。他还说他赚了一大笔钱,具体多少我不知道。不用说,他爸可是乐开了花。罗科已经跟邻村一个妹子订了婚,一年半以后,他回村里完婚。回来的时候,他一身黑西装、白衬衫、黑领带、黑皮鞋。看起来帅气极了,人人都羡慕他。他还带了一个手提箱,不是那种北上打工时常用的绑上许多绳子的箱子。我们这里的地主就喊他过来。地主说:您好啊,最近过得咋样啊?罗科就没给他好脸色看。

  那天晚上,本地的地主去理发店刮脸时,都在谈论罗科。在乡下,地主去刮脸时,打工的和种地的都得先让地主刮。理发师在给打工的和种地的刮脸时,都是用同一条毛巾,等到第二天才换掉脏毛巾,可是在给地主刮脸时,理发师总是用一条全新的、干净的毛巾。更妙的是,地主根本不用付一分钱,其他人却得交钱。

  地主们就在理发店里谈起了罗科:你们见到罗科没有?他回来了,他都发达了,你们怎么不去北方打工呢?打工仔们就说了:得了,老爷,北方的生活可不容易,那里雾气大,空气也不好,傻子才去北方,我们可不去,罗科那小子穿了套好衣服,就以为自己很牛了。也就是说,地主摆脱了乡下人那种成见,留在乡下的庄稼汉们反倒落后了。地主们只是在怂恿庄稼汉。他们想看看事情会变成什么样:一个乡下小伙子出外打工,回来时发达了,穿上了连地主都没有的衣服。这让地主们心烦意乱;这小子坏了乡下的规矩。地主们嘴上说的是:但他是个好榜样,他干得不错。庄稼汉们就附和说:老爷说得没错。

  罗科回来完婚时,给他爸带了一套新西装,还给他妈和兄弟们带了新衣服。他们全家都穿上了新衣服,全村人也都看在眼里。那些衣服都是乡下买不到的,只有城里才有。婚礼上还有侍者发喜糖、上香槟。还有乐队奏乐。但是呢,对于南方农民来说,婚礼总是一件大事,一定要办得风风光光。为了结婚,人们得借不少钱,为了还完这笔债,下半辈子都得劳碌。

  这一家人留下来种地的越来越少,他们一个个搬走了。几兄弟都去打工了,罗科帮兄弟们找到了工作。他们在北方混得不错,全都结了婚,日子过得还行。他们全家包括父母在内,最后全都搬走了。还有许多家庭都像他们家一样搬走了;我对罗科一家记得最清楚,因为我认识他们。他们就住在我家旁边。我也决定去北方打工,因为那里能赚到钱。




[1] 《贫穷但帅气》(Poveri ma belli)是一部由迪诺·里西(Dino Rissi,1916—2008)执导的爱情喜剧电影,1957年上映。——中译者注

[2] 兰布雷塔(Lambretta)是意大利一家专门生产轻便摩托车的公司,这里代指该公司生产的轻便摩托车。——中译者注

[3] 机械工坊(Officine Mecchaniche)是一家生产轿车和卡车的公司,1918年于米兰成立,1968年被菲亚特集团收购。——中译者注

[4] 比安奇汽车(Autobianchi)是一家汽车制造商,由比安奇、倍耐力和菲亚特三家公司在1955年共同创立。——中译者注

[5] 阿尔法(Alfa)是一家汽车制造商,1910年在米兰成立,本名“伦巴迪汽车制造厂”(Anonima Lombarda Fabbrica Automobili),1916年改称阿尔法·罗密欧公司。——中译者注

[6] 蓝旗亚(Lancia)是意大利的一家汽车制造商,1906年在米兰成立,1969年起该品牌归菲亚特集团所有。——中译者注

[7] 诸灵节是天主教的一个节日,一般为每年的11月2日。——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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