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我们全都要(关于意大利战后“大众工人”斗争的小说)

第五章 斗争



  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我还没有在工厂门前遇到同志们。一天晚上,我刚走出工厂大门,有个学生走过来说:酒吧里有个集会,想不想去?我觉得还行,就说:好,我去。反正我他妈也没事干,不如去看看这帮傻逼想搞啥、想说啥好了。我每天都能在厂门前看见这些学生,我觉得他们都是傻逼。我听不懂他们讲的话,也从来不看他们的传单。

  当时工会搞了几次罢工。有些工人,像起重机操作员和叉车驾驶员想把劳动定级[1]升到第二档,就罢了工。米拉菲奥里厂区里也有罢工;有些生产线,像124型的几条线就停过工。零件不来,工人们就玩牌赌钱,翻翻杂志,坐着闲扯。有两三条线停了工。我走出工厂时,看见这些学生在发传单,谈着这次罢工。但我没理他们。

  不过我还是去了米拉菲奥里附近那家酒吧,参加了集会。我在那里碰到了马里奥,还有另外几个学生,我把自己在哪个车间,做什么工,都跟马里奥讲了。我还碰到了另外几个工人,有个叫拉法埃莱的,是124型生产线上的,我天天晚上都见他来这里开会。他说,他认识八十几个同志,只要他一句话,他们马上就停工。我心想:操,我那条线上的每个人我都认识,可我要是喊他们停工,他们压根不会听我的。我就跟拉法埃莱说:如果你有这么多人,那只要咱俩想干,马上就能停工。咱俩明天就停工,再也不干活了,明天就开始斗争。

  马里奥和其他学生都听见了我和拉法埃莱的谈话。然后大家就决定写传单,明天就号召工人开始罢工,起来斗争。我不清楚传单上该写什么。应该写点跟第二档有关的吧,反正我不懂。我记得好像写了需要伙食补贴什么的。菲亚特工厂里没有食堂[2],公司承诺过提供伙食补贴,我们要的就是这个。应该就是这样的一些要求。

  在菲亚特,我们都是自带午餐,在中午休息时吃饭,许多工厂也是这样。我就说,公司应该把吃午饭的这半个钟头也算在工作时间里,因为在这段时间里我们还是在干活。干活的时候,午休铃声一响,叮铃铃铃铃铃铃铃铃,你马上就得跑出车间,跑下楼梯,冲进通道,闯进更衣室,跑到自己的锁柜前,拿出刀叉、面包,然后又跑到你放午餐盒的地方,那里已经有两千人了,然后你抓起午餐盒,跑到餐桌前,说几句话,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嚼东西,咽下去,呃呃啊啊啊,跳起来,跑,通道,更衣室,锁柜,把你的东西放回去,再跑回车间,半个钟头就这么过了。来回两趟都得跑,不然你就赶不上。这是工作,不是休息。这是生产性工作。

  拉法埃莱说他能带出八十个同志。我就跟他说,咱俩明天见个面,你带上你的人,我带上我的人。但我没有自己的人,我就想:我得试一试,看看能不能让他们跟我走。我就对拉法埃莱说:我会带上我们的人去见你。咱们在生产线尽头碰面,然后搞个游行。咱们要把那些拉皮条的,还有那些工贼、组长,都给好好教训一顿,吓得他们屁滚尿流。咱们要吓吓他们,然后就搞游行,还要唱歌,喊口号。瞧瞧咱们能弄出什么动静,然后就离开车间。也就是说,明天咱们不做工了,要斗争。好,没问题。那就做传单吧,明天一点钟,我们会在门外发传单。进厂后,咱们就在更衣室里,还有去更衣室的路上,跟同志们说起这件事。

  第二天,我们在大门外跟学生一起发传单。马里奥做了一块标语牌,我不记得上面写的是什么了,好像是“权力归工人”“工人阶级力量大”之类的吧。我就在大门搞起了鼓动。同志们,咱们今天必须停工。咱们在这里都被操得够狠了。你们都知道这活有多操蛋。你们都知道这活有多累。你们都知道这活对你们有多大害处。公司让你们相信,菲亚特就是应许之地加利福尼亚,咱们在菲亚特就能得救。

  我什么活都干过,砌砖,刷碗,搬砖,全都干过,可这么多活里边,最恶心的就属菲亚特。我来菲亚特的时候,我还相信什么在菲亚特干活能得救的瞎扯淡。其实,在菲亚特干活,就跟在其它地方一样操蛋,没准还更操蛋。每天他们都要加快生产线的速度。干得多,挣得少。在菲亚特,你会一点一点地被软刀子杀死,你甚至都注意不到自己要死了。就是说,在菲亚特做工真他妈操蛋,在哪里干活都是一样操蛋。劳动一点都不好,劳动本身就够操蛋的了。此时此刻,我们要想过上好日子,就不能继续做工。只有通过斗争,而不是做工,咱们才能争得一点改善。今天咱们不做工了,今天就是假日。这里的工人都是那不勒斯人,都是南方人,所以这里的普通话其实是那不勒斯话,为了大家都能听懂,我就讲那不勒斯话。

  然后我们就走进大门,进厂时我突然有了个主意。我跟马里奥要来那块标语牌,我不记得上面写的到底是啥了。我突然灵光一闪,我要拿着标语牌进入菲亚特。我一边手拿着标语牌,另一边手拿着工作证。因为进厂时必须出示工作证,表明你是这里的雇员。不然谁知道进去的会不会是个小偷,兴许还是个放炸弹的呢。第一个保安看见我这样子,惊得嘴都合不上了。这是他这辈子头一次看见有人拿着菲亚特工作证,带着标语牌,合法地走进菲亚特大门。保安队长走到我面前,跟我说:请停步。你在叫我吗?就是你,你拿标语牌干嘛?

  我就说:你说这个?我把标语牌举起来给他看。你知道你不能带标语牌进厂,还有上面写的是什么?别拦我,厂规里又没说不能带这个进去。不行,你不能进去。这都是你编的,你不想让我进去,可我非要进去,我就是要带着这块标语牌进去。不行,跟工作无关的东西统统不许带进厂内。别人不是可以带《体育邮报》[3]进厂吗?《体育邮报》跟工作和工人有什么关系?这块标语牌起码还跟工人有点关系呢,报纸可跟工人半点关系没有。少废话,你跟我来。我就说:我要是不带标语牌,是不是就能进厂?对,不带标语牌就能进去。那好,我把标语牌放在门外,得了吧?

  我进了门。保安队长又叫住我:你,请跟我过来。去哪里?我还要做工呢。过来再说。我就揪住他的领带,对他说:不,你要跟我来。我把他拖过来,朝他卵蛋上踹了一脚,又踢了他肚子一下,把他推倒在地。我说:操你娘的,斗争马上就要开始了,你们都要完蛋了。正在进厂的工人都像阿拉伯部落一样惊叫起来,他们全都向我喝彩。然后他们说:快进去,不然他们就要来抓你了。我赶紧跑进更衣室:同志们,该起来斗争了,大家都出去,闹他个天翻地覆。

  大家脸都吓白了。这也太胆大妄为了吧。他们从来没有参加过斗争。工会的人从来不到这里来。他们在想:这小子什么来头?叫我们去斗争?总之,我在楼梯下面等他们。今天一定要把斗争搞起来。可是该怎么做呢?下楼后,我们不到线上做工,而应该聚在生产线尽头,越多越好。可是他们没有去。他们怕了,他们不理解,所以还是照着老样子,都到线上去了。他们都有焦虑症。

  啥叫焦虑症?这么说吧,每个菲亚特工人都有一大堆号码:进大门的门号,通道号,更衣室号,锁柜号,车间号,生产线号,正在做的任务号,正在生产的车辆零件号。也就是说,号码无处不在,你在菲亚特做一天工,你这一天就要按照你能看见的和看不见的一大堆号码,分割成一小块一小块的。你要按照一大堆号码,来做规定的事情。从进工厂大门开始,你就要戴上标有号码的工作证,然后向右转,走上标有号码的台阶,然后走进标有号码的通道,等等等等。

  比方说吧,在食堂里,工人都会自动找个位置坐下,以后也总是坐在同一个位置。表面上看,食堂里并没有规定说每个人每次都得坐在同样的位置上。可实际上,你每次都会坐在同一个位置。这就像,就像有什么科学根据似的,这太不对劲了。我每次都在同一张桌子前,坐在同一个位子上,跟同一批人一块吃饭,可并没有谁规定我们必须这样做。也就是说,大家都得了焦虑症。我拿不准这种现象是不是该叫“焦虑症”。但是在厂里,你就得这么做,不然你就待不下去。

  我喊他们去斗争,但他们没有来,他们不知道要干嘛。他们听不懂我在说啥。他们多少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可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做。应该大家一起把事情闹大,可他们还不懂这个道理。我恼火了。这不是因为我要被炒了,反正公司迟早都要炒掉我的,他们只是要找个合适的借口。我在菲亚特干了三个月,我再也忍不下去了。我就是一个雇员,一个工人,我就是再跟公司斗,也斗不到什么份上了。当时已经五月了,天气转暖了,我打算回到南方,到海边去玩。

  我生气不是因为我要被炒掉了。反正都是要被炒的,我才不在乎呢。他们很容易就能找到我,我留了小胡子,穿着白鞋子、蓝衬衫、蓝裤子,很容易认出来。进车间时,我穿的还是跟在厂外时一样,没有像你们平时那样,从锁柜里拿出旧鞋子、旧裤子、旧外衣换上。我进车间时,穿得跟在逛街一样,穿着擦亮的白鞋子,一身都是好衣服。我就这样进了车间,不打算做工。但我很生气,因为我没能说服大家。

  我好像是从自动售货机里拿了一听可乐,喝完后,慢吞吞地走向生产线。你必须在生产线开工前就来到工位上,不能迟到。我看见我的工头和另一个工头已经在生产线旁边,所有人都在盯着我。组长已经上了我的工位。我到了工位上,头头就朝我喊:你小子又给大家添乱了,都跟你说了你得准时到位;我要扣你半个钟头的工时。我就对他说:随你便,你,还有菲亚特,都让我恶心,快滚,不然我就要砸烂你的狗头,你就跟这些操蛋的机器待一块吧,我可不想陪你。

  工人全都站着,盯着我看,我就对他们说:你们这帮大傻逼,你们不知道自己都是奴隶吗?你们活该被那些法西斯保安看管着。这帮蛆虫算个毛,我们要朝他们脸上吐口水,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在这里简直就像当兵一样。出了工厂,我们上酒吧要交钱,坐电车要交钱,租房也要交钱,什么都要钱。

  在厂里,他们要我们做什么,我们都得照做,就为了几个不顶用的臭钱,为了这个害死我们的工作!我们都要疯了。这样的日子太操蛋了,牢里的犯人过得都比我们自在,不用整天守在这些恶心的机器旁边拧螺栓。这里除了没有鞭子,跟坐牢还有什么区别?

  总之,我不情不愿地还是开始做工了,因为我要战斗。我要搞出点事,啥都不干可不是我的风格。然后我听见远处有谁在叫喊。车身厂很大,你一眼都看不到头,里面噪声从来没停过,连别人说话都听不见。工人要想交谈,都得大声喊叫。我听见了叫喊声,我心想:准是同志们开始游行了。其实我并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我啥都看不见。我离开了工位,穿过所有生产线,跟同志们会合,然后我也跟着大喊起来。我们喊着最古怪的词儿,这些词儿完全没有意思,却能造成一种爆炸性的效果:毛泽东、胡志明、工人力量[4]。我们喊的这些词儿,跟任何东西都不搭调,但我们就是喜欢这种声音。

  我们喊的都是“吉吉·里瓦[5]万岁”“卡利亚里万岁”“万岁个屌”之类的。我们要喊的,都是跟菲亚特无关,跟我们不得不做的事情无关的词儿。于是,就连那些根本不知道毛泽东或胡志明是谁的人,也跟着喊起了“毛泽东”、“胡志明”。反正这些词儿跟菲亚特无关,喊出来也无所谓。然后我们就开始组织游行,我们大概有八十个人。我们的游行队伍穿过一条条生产线,不断有人从后面加入队伍。我们找来几个纸板箱,把它们撕开,用粉笔在上面写上:同志们,离开生产线,你们应当跟我们一起来。我们又在另一块纸板上写上:工人力量。还有一块纸板上写的是:让马屁精干活去吧,工人要斗争。接着我们就举着这几块板子继续游行。

  游行队伍越来越长,这时工会干部出现了。这是我这辈子头一次在菲亚特厂区里见到工会干部。干部们就说:同志们,现在没必要斗争。我们准备在秋天,跟整个工人阶级,跟金属工人一同发动斗争。现在就搞,反而会削弱斗争的力量,如果我们现在就起来斗争,到了十月,哪儿还有力气再搞呢?我们就对他们说:我们现在就要搞,因为现在是春天,夏天马上就到了。到了十月我们就要买大衣和鞋子,还要交暖气费,还要交小孩的学费。所以不能到秋天才搞,必须在夏天搞。在夏天,人还可以睡地板,冬天可不行。你们也知道,春天的订货比较多,只要我们现在停工,就能让公司大受打击,可要是到了十月再搞,他们连理都不会理我们。

  工会干部把我们分成几批人,想搞垮游行。我们二十几个人就在别的地方重新开始游行,把一些同志又拉回来了。我们闹了两个钟头,想把所有的生产线都停下来。就在这时候,车身厂的大领导,也就是那位“上校”过来了。我们当时在54号车间,但所有的生产线都停了,因为我们之前跑进了其它车间,让工人都停了工。“上校”一来,大家让开了道,突然都回去做工了。就剩我们十五个人拿着标语牌。所以我决定,一定要上去跟他吵,不然就没法把大家发动起来。

  他朝我们走过来,我用标语牌对着他的脸,朝他走过去。我把标语牌立在离他的鼻子只有半米的地方,给他看标语。我不记得上面写的啥了,我才不在乎呢。我只想狠狠整一下他,让他明白我们不是好欺负的,他们不能对我们为所欲为。他见我哪里也不去,直直站在他面前,他就说:这些标语牌是怎么回事?是卖菜的价格吗?这里是菜市场吗?我说:不,这是我们做的,是反对老板的标语。他就叫来一群人,是车身厂的工程师和另外一些工人。工程师身边围着五百个工人,不停地点头,说着:是啊,对啊。工程师一开口,他们就说:对啊,是啊,好啊。工会干部把其它线上的工人分成了好几组,就我们这十五个被孤立的同志组成了一个小组。

  我就说:同志们,咱们得做点什么,不然他们就会孤立咱们,把咱们弄死。那个正在讲话的工程师是最大的目标,咱们就朝他下手。只要能当着工人的面搞掉工程师,一切就有救了。只要咱们能粉碎现在这种把人分组的资本主义管理方法,咱们今天就能赢。我们就朝他们走过去,工程师正在说话,我就打断了他:能让我也参加讨论吗?他就说:你们想说什么?请说。我只想说一件事:你们得了多少生产奖?工程师就说:这不关你的事。

  不,这就关我的事。因为我们得了最高产量奖,可我根本不知道奖金到底有多少。发工资时我从来不看工资条,什么底薪、计件工资率、保险什么的我都不在乎。我看都不看,直接拿钱走人,因为我对这些都没兴趣,我只对钱有兴趣。但我敢说,我们最高应该拿到百分之五或百分之六的奖金,兴许是百分之七呢。但是你拿了多少?不关你的事。我继续说:我们每年生产那么多汽车,让你捞了几百万里拉奖金,我们才分到一点点。所以你才拼命逼我们提高产量。可我们得到了啥?工作越来越累,工钱一点没变。难道不是吗?

  我再说一遍,这不关你的事。这怎么不关我的事?你用我的劳动成果捞了几百万,现在你说这不关我的事?你的劳动定级上去了,生产奖就会上去,你也能挣到钱,不管你是组长、工头还是大老板阿涅利[6]。啊,奖金里最多的那部分,当然是归阿涅利了。我转过身来,对工人们说:你们知不知道,这小子从生产奖里分走了多少?难道你们还看不出来,他为什么不想让你们知道吗?

  然后“上校”过来了,他说:你不知道我已经研究过这个问题了吗?你不知道我也是工程师吗?我回答说:不,我不知道。可是你知不知道,我们才不管这些呢,我们只要自己做主,不想再让谁来管我们。他就说:你爹妈就是这么教你做人的?不,我爹妈没这样教我,可你爹妈呢?对,我爹妈教过我。然后他又说,你服完兵役没有?没有,我没服过兵役,怎么,我爹妈,还有我服没服过兵役,倒跟这事有关了?你爹妈应该好好教你做人,教你尊重有文化的人。如果你服完了兵役,你就会明白,必须时刻服从上级。谁不尊重上级,谁就是无政府主义者,是罪犯,是疯子。

  你可以说我疯了,可我不想做工,还有另一个原因。他就喊起来:你看你看,你们都听见了,你们所有人,所有搞罢工的,都是不想做工的懒鬼。我就说:你以为大家放下手上的活到这里来,是因为他们喜欢站着听你讲话吗?长了眼睛的都能看出来,这些人里边,没一个想做工的。只要有一点点借口,哪怕是必须站着听人讲话,他们都不想做工。工人不想做工,工人是被逼着做工的。我来菲亚特不是因为我喜欢这里,我根本不喜欢我们造的车,我不喜欢这帮工头,我不喜欢你。我来这里,只是因为我需要钱。

  “上校”就说:我也看出来了,你在这里待不了太久。我听说今早有人在门外打了保安。只要我查出是谁干的,我肯定不会让他好过。我就说:你不用找了,我不喜欢猜谜。我知道你要整我,但我才不在乎呢。人是我打的,今晚我还要再打谁一顿。“上校”觉得自己要被打了,就赶忙从我们工人中间溜出去了。我们十五个人排成一行,站在他面前,他身后是其他工人。他一遍溜走,一边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说出了自己的姓名、工头的姓名,还说自己在54号车间的500型生产线上工作,随时欢迎他来挑战。我说这些,是要表现自己根本不怕他。走着瞧,我会让你付出代价的。快滚吧,你这傻屌,我以后再跟你算账。

  他溜了,所有的工人都叫喊起来,大家都向我祝贺:你可真有种,把他整得够呛,那小子真是活该,竟想耍我们。我就说:好了好了,这儿完事了,咱们该去游行了。咱们要闹个天翻地覆。我们踢着装备件的纸板箱,弄出又闷又响的声音,嗵嗵嗵嗵嗵嗵,闹了好几个钟头。我们先在生产线北端开会,然后又在南端开会。我们穿过生产线,一起大喊:多发钱,少干活。我们全都要。我们在生产线上爬上爬下,开了好多会。

  我们一直闹到晚上。天黑后,我去打下班卡,却没找到我的卡,不知谁拿走了。我就去找主管。主管,我的卡呢?他说:不就放在那里吗?我就说:别装了,你把我的卡放哪里了?他说:我不知道,不在那里的话,你就只能等一下了,我们会找的。好,那我就等着。总之,工人全都下班回家了,还留在厂里的好像就我一个。我等着等着,又来了一个、两个、三个工头。我心想:嘿,这几个像是保安。主管,我的卡呢?他就说:到办公室来。

  我他妈才不去呢。明天早上,不管有没有卡,我都要进厂。可我才不进办公室。“上校”要是有什么话想跟我说,他可以走出来,就在车间这里跟我说。我没有什么想跟他说的,是他想跟我说话。于是我马上走了,这样我就不是最后一个留在厂里的了。有几个工人洗完澡,换了衣服,正在走出更衣室。我追上我的工友,对他们说:同志们,他们想整我。他们会在厂门扣住我,往我口袋里塞点东西,再跟警察说我偷了东西。他们就会这招。

  他们早都准备好了。他们要扣下我,往我口袋里塞个螺栓或扳手什么的。然后他们就会跟警察说:我们在他偷东西时抓住了他,今早他还打了保安。他们会判我三年。这就是他们的阴谋。他们千方百计想搞掉我。我跟同志们一起走,出大门时大家一定得小心,因为保安会把你叫出去,让你走进一个房间,然后乱翻你的背包和口袋。我对同志们说,要是他们叫我出去搜身,我不会答应,我要是让他们搜身,他们就会整我。我们一起走到大门,我看见了我的工头,他身边围着一圈保安,共有五个人。工头就说:就是他,那边那个。

  一个保安走上来,看样子是领头的,他说:你,对,就是你,请过来,在菲亚特,他们说话总是很客套,你,请跟我过来一下。你说谁,我吗?叫我干嘛?请跟我过来一下。我不去。请跟我过来一下。我不去,你找我干嘛?怎么?以前没被搜过身吗?搜过,可今天下午我不想被搜身,我也没带背包,你看,我穿的是套头衫。我把套头衫翻过来,露出自己的胸膛。我穿的是裤子,身上就这些东西,什么也没有带,你看不见吗?你好,请过来,他大喊。

  这个该死的流氓掐住我的脖子,把我拖出去。我想了一下,在这种时候到底该怎么办。我假装顺从他,然后从正面踢了他一脚,又用肩膀朝他背上撞了一下。他就像一堆牛粪一样,扑通一声倒在地上。然后我又朝他卵蛋踢了一下。又有两个保安朝我冲过来。第一个保安抓住我的腿,另外两个抓住我上半身。我又踢又打,想挣脱他们。他们压住了我,我身上那畜生把我压得死死的,我连头都抬不起来。就在这时另一个同志拉开了死死锁住我脖子的那条胳膊,我趁机挣脱出来,跳了出去,朝这畜生脸上吐口水。然后赶紧跑路。他们抓住了另一个同志,后来他被炒了,因为他帮了我。

  我赶紧跑出大门。门外有许多工人和学生。所有的同志都在谈这次斗争。有的同志说我打保安是打对了。那天的斗争真是太爽了,太扬眉吐气了。我们马上就开了个会。一大群工人来到酒吧,挤得都没地方站了。我在那里遇见了埃米利奥、阿德里亚诺还有好多同志。那天晚上,我们决定在大学搞游行。菲亚特大斗争就是这样开始的。那天是5月29日,星期四。




[1] 当时,菲亚特公司把工人的劳动定级(categorie)分为五档:第一档和第二档是技术工人,第三档和第四档是生产线装配工,第五档是杂工。——中译者注

[2] 此处与下文的说法不符,不知何故。——中译者注

[3] 《体育邮报》(Corriere dello Sport)创刊于1924年,它是意大利三大体育日报之一。——中译者注

[4] 当时,在菲亚特厂区内,有好几个小组在以“工人力量”(Potere Operaio)的名义活动。——原注

[5] 路易吉·里瓦(Luigi Riva,1944年11月7日——),昵称“吉吉”(Gigi),意大利著名前锋。在1963—1976年效力卡利亚里队,共为卡利亚里队出场315场,攻入164球,并在1969/70赛季率领卡利亚里队获得该队史上唯一一次意甲冠军。他还保持着意大利国家队历史上的进球最多纪录,在1965—1974年,共代表意大利国家队出战42场,攻入35球,并于1968年随意大利队获得欧洲杯冠军。——中译者注

[6] 阿涅利(Agnelli)家族是菲亚特集团的大老板。——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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