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哪个东方才是红的？——毛主义在苏联及东欧的存在（1956-1980）

第六章 变成“中国人”：毛主义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革命斗争中的某些时候，困难条件超过顺利条件，在这种时候，困难是矛盾的主要方面，顺利是其次要方面。然而由 于革命党人的努力，能够逐步地克服困难，开展顺利的新局面，困难的局面让位于顺利的局面。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8月）[1]



　　西德的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合会并不是唯一一个以毛泽东的名义公然反抗莫斯科的德国青年组织。在柏林墙的另一边，一小批年轻一代的东德共产主义者（也有一小批纳粹集中营中幸存的年长而经验丰富的共产主义者加入）向他们已经组成一个名为德国共产党/马列主义(KPD/ML)的有凝聚力的毛主义政党的西德同胞们伸出了援手。德共/马列一直试图建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分部，希望在北京针对莫斯科的全球宣传战争升温之际，利用东德青年对执政的德国统一社会党的不满及东德经济萧条、威权主义的苏联统治模式。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诞生似乎是一个命中注定痛苦的政治和经济悲剧。当其他的东欧国家被苏联从纳粹占领中解放出来的时候，民主德国（俗称东德）从德意志帝国自身的毁灭中诞生了，德意志帝国被同盟国一分为二，它东部的大部分领土被作为对战争暴行的地理赔偿划给了波兰。苏联红军于1947年建立了德国经济委员会（Deutsche Wirtschafts kommission，简称DWK），以指导社会主义经济的建设。[2]德国经济委员会立即就将向其他苏东国家支付的赔款加在国家身上，在其存在的时间里试图完全复制莫斯科的模式，“直至最后一台机器，直至最后一个工业生产单位”[3]。在1949年，德国经济委员会被解散，经济规划被移交给新成立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苏联建立的执政党——德意志统一社会党。
　　即使从苏联的直接统治过渡到东德的国内统治，以及社会的去纳粹化后，新的政治和经济模式也没有能很好地服务德国人民，包括本应统治它的工人阶级。东德的月均收入只有256德国马克，而即使是单一的食物也要占到收入的三分之一。[4]暴乱和起义在整个1953年接连发生。在年底，统一社会党总书记瓦尔特·乌布利希试图通过实施名为“新方针“的一系列重大经济改革来进一步减少不满。“新方针”在意图满足民众的同时，偏离了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很像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在苏联的政策——停止农业集体化并把资产返还给农民和企业主（特别是如果他们在财产被没收后逃往西方的话）。
　　二十多年后，在1967年，一项被称为“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新政策对工资和价格的设定以及企业管理的自治进行了改革。[5]像赫鲁晓夫一样，乌布利希被认为是没有能力推进经济改革的，并于1971年被更加勃列日涅夫化（同时也与勃列日涅夫结盟）的艾里希·昂纳克取代。就像柯西金改革对苏联反改革者的影响一样，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将会被东德德共/马列的毛主义者们用来证明东德的经济是资本主义的，而德国统一社会党是苏共社会帝国主义政策的代理人。
　　1968年是风狂雨骤的一年，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全球没有一片不被影响的“净土”。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试图从顶层改变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权，导致苏联入侵他们的国家以及运动的失败。与此同时，在中国，文革进入了疯狂的高潮。随着红卫兵和其他的激进群众组织已经脱离了毛的掌控，国家被拖入了毛所称的“全面内战”[6]。这一年也诞生了更多的毛主义政党(很多都比几年前的毛主义政党更激进，更以年轻人为导向)，包括西德（联邦德国）的德共/马列。与此同时，在东方，1968年的年轻人开始形成以毛主义为核心的激进学习圈子，并在这种情况下学习了独立于高中和高校马列主义课程之外的马、恩、列的一些经典著作和官方不认可的斯大林、毛泽东和霍查的作品。
　　在1969年，进步青年（Progressive Jugend，简称PJ）组织在马德堡成立了。进步青年只有大约100个全职干部，但一小群模仿全球激进社会运动的支持者被团结起来。例如，进步青年因穿着美国黑豹党风格的制服[7]拿着刚从中国驻东柏林大使馆（一个将会在这一点上给东德官方带来极大痛苦的大使馆）获得的“红宝书“而闻名。[8]在1970年代早期，进步青年不仅有了柏林和马德堡的支持者，还在主要的港口城市罗斯托克拥有支持者，这使他们形成了更加广泛的基础。[9]
　　进步青年最终联系到了在联邦德国的德共/马列并且成立了该党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分部”。在1976年2月7日，一部标题上写着“德国共产党/马列主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分部成立宣言”的小册子出版了。这本小册子的扉页上印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的头像。[10]小册子包含了新共产党的纲领以及一系列谴责东德经济模式是“彻底的资本主义模式”[11]及德国统一社会党是“国家的叛徒“、”莫斯科的附庸“[12]的文章。这是一份具有煽动性的文本，宣称将对国家进行全面的阶级斗争并打算将阶级斗争带向全面胜利。像他们的西德同志一样，德共/马列的东德分部成功地变成了“中国人”，把中国的审美以及红卫兵不择手段摧毁修正主义的目标转移到了他们自己身上。[13]
　　东德分部开始印刷自己版本的中央党报《红色黎明》（Rote Morgen）并在大学校园散发它，并定期把党报的复印件塞进工人阶级邻居的邮箱。[14]尽管只有几十个成员，东德分部像进步青年那样团结了一小部分同情反修正主义的东德市民作为他们微小的基础，这很快就激怒了强大的国家安全机构（通常被称为“史塔西”）。躲避史塔西和躲避克格勃一样是不可能的，如果算上前者遍及1600万人口的两百万平民线人则更是难上加难。干部被捕经常发生，《红色黎明》经常报道德共/马列被囚禁在东德监狱里的囚犯，直到该报在1982年解散。
　　尽管民主德国经历了十年规模虽小但充满活力的毛主义活动，但其作为毛主义的有凝聚力先锋的时间只持续了两年。在1978年，德共/马列，包括它的东德分部，在中阿决裂中倒向了阿尔巴尼亚，而在1986年，德共/马列的新霍查主义化身解散了它的东德分部而其并入了国际马克思主义小组并与之组成了统一社会主义党，并在80年代晚期逐渐消失。东德毛主义者未能建立群众基础或严重威胁德国到统一社会党的体制（史塔西当然是这么看待他们的），直到1989年柏林墙倒塌，苏联式的共产主义继续成为东德人民参与的唯一马克思主义学派。
　　与苏联和保加利亚人的经历不同，毛主义在民主德国的故事的独特之处在于与它有着更显著的跨国性，同时也有更多中国政府对毛主义传播的直接参与。想要真正地领会毛主义者在东德的存在，我们必须转向铁幕背后文革最活跃的“根据地”：东柏林的东德大使馆。大使馆很有“捣乱”的本事（引用自毛），并且对德国人敞开大门，充当了毛主义热情而公开的传播渠道。
　　在使馆周围的街道上，中国大使馆明目张胆地散发德语版的红宝书、传单、小册子给工人、学生和工作人员，并张贴德语海报谴责统一社会党，没有任何在其他保留。[15]上千份的《北京周报》在东柏林被印刷、分发，还有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的其他小册子。[16]在1967年末，平均每天有63名德国学生来拜访大使馆以获得红宝书和直接从中国运来的毛主席像章。东德的权力机关非常担心这个事情的发展，于是在1968年1月切断了对大使馆的一切民间访问并且禁止除外交官和工作人员以外的任何人进入大使馆。[17]
　　企图煽动东德民众并不是政府主动将中国人控制在使馆内的唯一原因，因为自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以来，中国人已经成为东柏林一大令人头疼的麻烦。奎因·斯隆博迪的综合论文(少数英语版本之一)，《毛主义的敌人：1960年代中国在东德的挑战》，由当代历史刊物出版，讲述了中国人与当局的冲突是怎么爆发的——中国人先前发起了一场运动反对东德政府。在东德领土上的第一次重大挑衅开始于1967年的红场事件结束后不久，红卫兵被带到了大使馆，以在保护下班途中的中国大使。又不久后，中国人开始在大使馆的土地外布置新玻璃展示窗以展示中国的宣传海报和艺术，以谴责苏联和东德的修正主义。[18]
　　随着四名中国外交官死于柏林的一场车祸中，红场事件于1967年6月开始了。大使馆的工作人员立即得出结论，认为东德当局应该对此负责，这起事故实际上是一起暗杀。由于对此深信不疑，工作人员开始在晚上通过高音喇叭向路过普通群众高呼：“血债血偿”、“打倒修正主义”。[19]作为回应，东德公民在大使馆周围的玻璃展示窗上划刻“猪”的字样，并用口红在展示柜上乱涂乱画。双方的挑衅行为最终平息下来，但史塔西和军队针对大使馆的监视始终处于最高水平。[20]
　　除了阿尔巴尼亚和匈牙利的学生运动外，毛主义在民主德国的存在远比之前苏东集团的任何地方都要激烈。与苏联的反修正主义者不同的是，在东德的反修正主义者合并成了一个单一国家组织。先是作为一个青年组织，然后又成为了自称的先锋党，而他们的存在也在全国范围内为人所知。他们在文革结束后继续存在直到1980年代中期，尽管是作为霍查主义者，以及之后作为与另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合并而成的党的一部分。目前英语资源仍然不足，希望这将会得到改变——随着有关在跨国规模上把握第二世界60年代精神经历文献资料的翻译和数字化。


注：

[1] 文见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8月)，《毛泽东选集》(北京：外文出版社，1965)，1：335。

[2] Mike Dennis，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1945-1990 (Essex：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2000)，17。

[3] 同上，42。

[4] 同上，55。

[5] 同上，117。

[6] William Hinton，Turning Point in China：An Essay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72)，17。

[7] 同上。

[8] Quinn Slobodian，“Badge books and brand books：the Mao Bible in East and West Germany”in Cook，221。

[9] “New Revelations”。

[10] Gründungserklärung der Sektion DDR der KPD/ML[Declaration of the Founding of the GDR Section of the KPD/ML]，(Berlin：Roter Morgen，1976)，1，http：//www.maoprojekt.de/BRD/ORG/GRM/KPDML_1976_in_der_DDR_gegruendet.shtml 125。

[11] 同上，13。

[12] 同上，25。

[13] Slobodian，Foreign Front，177。

[14] Dietmar Kestin，“'Roter Morgen'：Zentralorgan der KPD/Marxisten-Leninisten，Ausgabe DDR，”Materialien zur Analyse von Opposition(M.A.O.)，http：//www.mao-projekt.de/INT/EU/DDR/DDR_KPDML_Roter_Morgen.shtml。

[15] Quinn Slobodian，“The Maoist Enemy：China’s Challenge in 1960s East Germany，”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51，no.3 (2016)：19-20。

[16] 同上，20-21。

[17] Slobodian，in Cook， 221。

[18] 同上，17。

[19] 同上，19。

[20]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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