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　按劳分配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美〕威廉·韩丁《深翻——中国一个村庄的继续革命纪实》（1983）

二十二　按劳分配

　　天气一直很晴朗的十月，有一天，天空好像遮上了一层面纱，把整个地区盖了进去，远处环绕上党盆地的山脉也显的摸糊不清了，天空和山脉好像连在了一起，就是有妇女正在劳动的田野也给人一种错觉，整个地显得灰蒙蒙的，很大很长，似乎干一整天也很难从这头干到那头儿。成熟的玉米已被割倒，头朝南根朝北很整齐地放在地上，每一行有两个妇女负责从秆上掰下玉米穗，并把它们堆成小堆儿，大多数干活的妇女相距不远，一对暂时领先，另一对很快就赶上去了。但有两个妇女却拉下了很长一段距离，她俩发现自己被大队伍远远地甩在了后面。这俩人一个是李天虎的老婆，一个是杨贵林的老婆，她俩有唠不完的话，一个劲地说长道短，所以让人家给甩下了。太阳快要落山了，大山去和太阳相会，大地留下了大山的影子，终于在天黑之前，礼堂顶上的喇叭放起了“东方红”乐曲，这是告诉人们该收工了。这时排成长队的妇女们已干到了地的另一头，她们慢慢直起腰来，伸伸胳膊，整理一下衣服，用手提提裤子开始收工往家走。天虎和贵林的老婆虽然落后了四、五十米，没有干到头，也和大伙一起收工回家了。
　　第二天早晨，队长天虎臭骂这两个没干完活的妇女。
　　“怎么别人都干完，你们就没有？要没本事干完就跟我说一声呀，怎么能这样就走了。”
　　“我们那一行玉米比别人的密，”天虎老婆说：“实际上我俩干的和她们一样多”
　　“别吵了，”一个伙伴说，“咱们快去干活吧。”
　　可是天虎的脾气已经上来了，他不会就此罢休。
　　“你妈的，臭娘们儿，给我滚一边去！”
　　他本不应该这样对妇女们讲话，当然也不能这样对待自己的老婆，可他要对生产负责，对生产定额和工分负责，强烈的负责心使他发起了脾气，他哪里管你什么这一行比那一行稠呢？谁有时间去调查那个！也许是她们只顾聊天忘了干活，为什么她们不多干一会儿，待像别人一样完成了任务再收工？这样干就没什么可吵吵的了？应该用同样的标准要求每一个人。
　　合作社接管了所有的工作以后，总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工分上，怎样定、怎样评、怎样记，对人们挣的工分怎样给等等。几年来，他们试行了许多办法，但没有一种令人满意的。就像在美国，没有一种工资制、一种定额制、一种日工资制能确实令人满意一样。
　　在西方工资制的深层矛盾是剥削，投资方能得到多少剩余价值、工人们能带回家多少真实工资。在一个中国的合作社里，这种直接的剥削已不存在，然而，有些人却总认为工分制对他们不公平，而那些负责实施工分制的人觉得施行起来困难重重。^[1]

　　张庄合作社试行的工分制最初起源于苏联，是由农工部的申双富介绍给他们的，申称之为“死分活评”，这种办法是建立在按件计酬制之上的，运用这种办法，合作社领导在每个社员正常劳动能力的基础上定了“死分”，干完一天的工作量能挣10分，完成了10分的工作就挣10分，干得工作多可以挣11或12分，干得不太好的挣9、8或7分；“活评”就是根据每天人们所干的活是否符合标准来评议。队长，有时加上委员会的几个成员检查工作并进行评议，加分还是减分都根据他们所看到的劳动的实际状况来定。
　　为了执行好这个制度，社员们还制定了一个时间表，他们把一天划分为5段，从天亮到吃早饭时为一段，从早饭到午饭为两段，从午休（一般是从最热时到下午3点）到天黑又是两段，要想挣满分就得干够这5段的活。
　　干部们根据一个全劳力（成年男子），在这些时间段里应该完成的劳动量来评分，他们用较简单的方法作计算。拿锄地为例，以亩计算，一天的标准是1.5亩玉米或1.2亩谷子，他们还计算了一下1.5亩玉米或1.2亩谷子地里共有多少垄，这样一天的劳动标准不仅可以按亩计算，而且可以以垄计算。评定其它活计，比如犁地就要复杂一些了，因为土质不同，对较硬的土质就必须予以考虑。因此，社员们把土地的土质从软到硬分成了三等，同时他们还考虑到了牲口的质量，于是把牲口也分成了三等。用一等的牲口犁一等的地，他们订的标准是每天5亩，用二等牲口每天4.5亩，用三等牲口每天4亩。再说耙地，用一等牲口拉双耙，每天的标准是15亩。
　　合作社的干部们发现，最难的标准是往地里送粪。地有远、中、近的不同，牲口的质量和车的大小也不一样。他们定了这样的标准：用标准平车和健康的毛驴往近距离的地里送粪，一天应送25车，每车10筐，中距离18车，每车也是10筐，远距离15车，每车10筐。如果用扁担挑，一个人一次只能挑2筐，这只相当于一辆毛驴车的载重的1/5，所以，没有人用扁担来挣这种劳动的工分。
　　开始时，社员们为各种不同的农活定了70多种标准，但这还是不够，到50年代末，他们定的标准达到了160多种，他们按照常规又为一些劳动定出了最后的标准，因为当时已经有了许多已被大伙接受的标准。合作社的干部们常常去体验各种劳动，去完成各种任务，去亲身尝试新定的标准是否合理，他们虽然要打几次中歇，但干活的时候还都是很卖力的。这样，他们掌握了每户社员完成工作的数字，为合作社评分会议提供了真实有效的第一手资料，在社员充分讨论了所有的意见和建议，得出了一致意见以后，他们才又定出了新的标准。
　　标准一确定，人们便开始工作，队长检查工作完成情况，记分员用记号把情况记录下来，不仅记下劳动的时间，而且记下工作完成的数量的质量。为了减轻队长的负担，每个队还选出了一个“检查、评审组”，对社员的劳动情况阶段性地进行检查和评审，除了这些，每个队还召开社员大会，比较已完成的工作，评选劳动模范，批评懒汉，批评邋遢工作。那些当选了劳模的人不仅可以得到荣誉，而且可以得到物质鼓励，如一把新斧头，一把新锄头，或一把新镰刀，名字还可以登在市报的光荣榜上；而那些在会上受到批评的人则感到矮人一截。另外，队长还有让那些干活不达标准的人，重新返工的机会，不过返工不给计工分。
　　一般情况下，勤快的社员对这些标准感到很满意，而懒汉则总是抱怨标准定得太高了，要挣到一天的满分太难了等等。他们找队长吵，找记分员闹，不过得到的总是一顿批评，“你们跟人家一样高，一样壮，吃得只比人家多不比人家少，为什么人家都能干而你们就不能？”
　　不必说，懒汉们很不高兴。
　　总的来说，工分制执行得还算顺利，在50年代人们不知道别的办法，只是不断地完善“死分活评”办法，希望能以此解决工分问题引起的各种矛盾。然而，关于工作标准和质量的争吵从来没有停息过，“如果咱们的工分制没有问题，人们为什么要吵？”兴发问，“问题就在于，工作标准定得再合理，标准本身并不能反映实际中的复杂情况。”
　　例如，为了评定检查的工分，人们把地分成了远、中、近三类，可一片地，一块地的这头和那头如何分远近？粪堆有的在村口，有的离村口却很远，这个远近怎么算？一片地块来回的距离大不相同，但在这一片干活挣的工分却是一样的，委员会也曾对这些地决定过不同的工分，但很快就发现这样做太武断了。
　　再说，如果委员会把往返25次定为一天的标准，有的人就加劲干要达到30次，这些多干了活的人就要多挣工分，而那些只完成了定数的人就只能挣一天的工分。领导会表扬那个达到30次的人，可实际上，或许他累坏了牲口，或许他每趟装车都少一些，即使他没有这样做，别人也会怀疑他这样做了。他们又开始争吵了，于是问题又来了。
　　为了多挣工分，有些人过分加重牲口的负担，致使母马不能发情，再不怀孕，因此再也不能繁殖生育了，或者既使发情怀了胎也要流产。那些关心集体，精心照料牲口的人挣得工分少，而那些根本不顾牲口死活只想露脸多挣钱的人却挣得工分多。
　　不管合作社如何周密精心地制定标准，人们一有可以在两件活计中选择一样的机会，就挑轻的去干，不愿干重的，挑近的不愿干远的。总会有一些活计挣起工分来比另一些容易点儿，队长总是劝人们拣重活干，但这种劝告往往引起不和。
　　张庄的干部们对“死分活评”的办法有了多年的经验之后，总结出了以下8点不足：
　　1、这个办法把工分而不是政治觉悟放在首位，人们只看到眼前的利益而忽视了长远的目标。
　　2、这个办法只奖励体力劳动的完成，日工作量的完成，不奖励创造精神、集体主义精神和合作化思想，而这些正是今后提高产量的潜力所在。
　　3、因为最初的标准只考虑数量，不考虑质量，人们只为挣工分，所以只注意表面工作，不注意实际效果，最终没把活干好。
　　4、为了工分人们加重牲口的负担，从长远来看，这样对生产很不利。
　　5、因为牲口和农具都是集体所有，人们不注意管理、爱护、瞎糟踏。
　　6、制定标准，检查工作，调解纠分占用合作社干部们的时间太多，有些实际上靠政治觉悟就可能解决的问题，白天黑夜地拴着干部，到头来大家都不高兴。
　　7、不管标准制定得有多周到，总有一些不合适的地方。
　　8、记工分的工作太复杂，普通人干不了这份工作，因为记分员必须懂算术和会打算盘。
　　兴发也评论了工分制：
　　我们看到了工分制存在的问题，我们想废掉它，换上其它的试试，可不知该换什么。工分挂帅最主要的问题是：人是消极的、被动的，每天队长要到家里甚至炕头去叫去喊，人们才出工，到了地里，为了挣得一天的工分他们经常为怎么干，干多少而争吵，快到晌午时他们花很长时间去听从采石场传来的爆破声，因为这声音，告诉人们快12点了。
　　水泥厂的采石工人一上午都在打炮眼，到晌午时他们才清理现场进行爆破，下午他们才要把炸下的石头运走。下面这几句顺口溜，50年代在张庄一带很流行。
　　7点8点队长叫，9点10点在吵闹，11、12点等放炮。
　　为什么每次整风运动群众对干部都有那么多意见？是因为工分制把干部和群众变成了对立面，当然双方都有难处，干部们有干部们的难处，群众经常骂他们工作作风坏，是工分制迫使当“恶人”，遇到懒汉他们只能用标准来威胁，不按标准做就不给记工分，这就是“管、卡、压”，可没有别的办法。
　　那些年我们都觉的当干部太难了。春天你是“大红人”，上面的领导下面的群众都在看着你如何组织、领导这一年的工作。
　　到了夏天庄稼熟了，该收夏了，人们就开始批评你，一直到秋收前，他们又指责你是“笨蛋”，“饭桶”，只会鼓动、检查、记录、报告；骂你是“废物”，一年没有干成一件事。
　　到冬天，你就成了整风运动的靶子，你成了一个有说不完道不清的错误的、无用的人，如果把这些错误写在纸上，足有一胳膊长。
　　以上情况似乎表明是你没有抓住中心问题，即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民，是你没有发现他们的革命觉悟，没有发现他们改造世界的热情，而是用萝卜加大棒的办法，一方面给他们施加压力，另一方面又用物质刺激引诱他们。由于你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本，由于你忽视了政治教育，尽管你想把工作搞好，但却没有搞好，你自己拼命干，但大伙对你还是不满意，这就叫“出力不讨好”。
　　你就像老公公背儿媳妇过河——出力不讨好。为什么？因为你企图抱儿媳妇，存心不良，儿媳妇认为这个老家伙太放肆了，儿子认为他的老爹想夺走自己的新娘。
　　这就是合作社干部们的遭遇。他努力工作、组织生产，检查工作、调解纠纷、解决问题，他起早贪黑，一个会接一个会，到头来人们还骂他自私自利，逃避生产劳动，官僚主义、骄傲自大，没完没了的罪名都加在了干部们身上。我们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

　　辛辛苦苦一年过，秋收到来没法活。
　　上面领导找毛病，下面群众找罪过。
　　灰心丧气回到家，老婆话也不跟说。

　　领导干部的频繁变动也反映了许多农民积极分子领导张庄走过五十年代的艰辛，从1948年到1958年的10年中，张庄更换了7位9次党支书，在任何一个革命村庄这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职位。7位支书都觉得干这个职务很难。有几位是自动下台的，因为他们既不能使上面满意，也不能使下面满意，还有几位被调到别处去干更重要的工作，或换到村上别的领导岗位去了，他们总希望重新调整能有利于顺利地开展工作。
　　我1948年离开张庄时，张兴发是党支书，他是接替了张天明的位置。因为1947年张天明被调到区里工作了。1949年村里又选张天明当了支书。1952年复员军人孙九祥替换了他，后来因为孙在抗日战争中曾出卖过一名革命战士，有人控告了他，县委调查了他的经历，发现他确实有罪，便免了他的职，并开除了他的党籍。
　　1953年张兴发又当了支书，干了差不多一年，合作社就成立了。合作社成立后兴发当了合作社社长，师才元当了支书，他也是复员军人，是张庄第一个参加抗战的农民。
　　1956年，才元被调去当马厂供销合作社的主任，王文则接任支书，但由于文则工作作风有问题，爱发脾气，办事鲁莽，党员们1957年底请他下了台，换上了农会主席郭真宽当支书，由于郭真宽太老实、太直率，不久又和上级有了隔阂，所以1958年公社领导又让张兴发代替了郭真宽。
　　兴发第三次上任只干了10天，因为他发现经常要给公社领导报告他们要求的产量数据、贮藏数据、销售数据等各种数据，对自己来说太难了，简直是不可能的，所以他辞了职，推荐了一个有文化的年轻人陆晋书当了支书，这位新支书一直干到1967年一群造反派在张庄夺权把他赶下来为止。
　　通过上面的频繁改选可以看出，张庄掌握领导权的关键人物是张兴发。他从党支书的位置上下来又当了合作社的领导，合作社发展到全村规模时，他仍是合作社社长，因此也就是村主席。直到1964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期，从长治市来的一个工作队发现了他在财务上的违规作法，从领导岗位上把他撤了下来，到那时，他已经在村上当了近20年的领导干部。1973年，张庄村又一次选兴发当了干部，直到今天，他还是张庄大队委员会的委员。

^[1] 原书注：尽管没有个人能从运转良好的合作社里抽走财富，但是由于整体来说财富是在从乡村向城市流动，并不能说这里没有剥削。城乡间的这个转移并不是像解放前那样通过税费的方式来进行的，而是通过工农业剪刀差来进行。农产品低于市场价、工业品高于市场价。由此农民承担了更多的发展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