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美〕威廉·韩丁《深翻——中国一个村庄的继续革命纪实》（1983）
二十六 目标——李快腿
我自始至终听了崔胜和报告，总觉得有些含含糊糊。以我的看法，他的报告有些华而不实，一般性概念较多，缺乏对长治市和所管辖的区域所存在问题的具体的分析，简直不能与1948年潞城县干部会议上所做的报告相比。那次，所有与会者听完报告后脑子里对全县的形势、成绩、问题、矛盾及解决的结果都有一幅非常清晰的图画。崔自己对报告也觉得不太满意，因为报告的最后是这样总结的：“这只是一个大概、粗略的总结。我们还应该有较具体的事实和数据。我只是想抛砖引玉，以此来引导大家一起总结。生动的事实和具体的数据将来自广大干部中间。我们不能以罗列整风运动的原则为满足，原则必须体现在具体的事实上。”
崔的报告一完，大家就把桌子重新摆了，把椅子放在了桌子四周，这样又把会堂改成了餐厅。食堂准备好了热气腾腾的馒头，还有茄子、白菜、猪肉大烩菜，最后还有小米粥，粥盛在几口大锅里，自己可以随便到锅里去舀，干部们和宣传队员们围着桌子吃得很香甜。吃饱以后，大家就开始闲聊，不一会，整个餐厅就充满了说话声和笑声。
饭后，大家都回到了楼上宿舍，往干净整洁的床上一躺，胳膊腿一伸，开始睡午觉，一直睡到下午3点。这种午睡是中国农民、学生和政府干部普遍的习惯，只有工厂不同，上白班的工人午饭后要接着上班，所以不能睡午觉。当然，在最忙的收割季节农民们也经常是一干一整天，没有时间睡午觉，干部们如遇上急事当然也就不睡午觉了。但在一般情况下，象墨西哥和西班牙人的传统一样，午觉已成了中国人生活中的一个固定部分。
三点钟，张庄宣传队在一个宿舍集中起来学习、讨论。床上的被子卷了起来，每个人都在床上找一个位置坐下或靠着，为一整下午的学习和讨论做好准备。
开始，总是先由一个人结合自己的实际谈一谈听了报告以后的感想。张庄人是否在运动中提高了认识？他们是否能积极参加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大队的主要问题是什么？他所负责的上队的主要问题是什么？你对党支部和村委会的领导班子怎么看？你对今后农村工作的任务怎么看？
有些人毫无目的地瞎扯，听的人有些闭着眼，好象在打瞌睡了，有些则在没完没了地作笔记，当然，整整一下午，卡玛一直在不知疲倦地为我翻译，在她的帮助下，我也在没完没了地作笔记。
大家都认为张庄是一个“老、大、难”大队，这里的政治工作很复杂。由于村里的居民来自整个华北地区——13个省23个县，所以，每个人的阶级成份并非都是一清二楚的，在这个大队，不寻常的婚姻关系也搞混了阶级阵线。在大多数普通的村子里，只有一到两种姓氏，每个人与每个人之间都有某种血缘关系，所以必须和外村人结婚，本村的姑娘要嫁到外村去，嫁到本村的大部分都是外村姑娘。然而在张庄，因为人们来自各个不同的地方，所以在本村就可以找到没有任何近亲关系的合适对象，邻居、对门都可以，这样一个连接地主和农民、过去的国民党反动派和过去的革命战士、流氓分子和受人尊敬的长辈的亲戚关系网就越织越大，正象申安怀所说，谁也不能说自己的出身是干净的。如果你想在当地干部的政治表现上找弱点，往往总会挖出来有问题的三姑、二姨、四叔、五舅、大嫂子、小姑子、小叔子、大舅爷，这样你该靠谁？党的整风运动生产运动和社会主义改造又该依靠哪些基本群众呢？
申安怀说：“我们第一次到张庄就是了一条曲折的路，我们不敢依靠任何人，每次我们选一些人与我们一起工作，另一些人就会翻出一大堆这些人的不光彩的历史，什么这个人从前是天主教徒了，那个人的父亲是国民党官员了，这个人好乱搞男女关系了等等。我们吃惊了、后退了，不知道该到哪去找积极分子。我们动员群众给领导班子提意见，几百条意见都来了，可我们不知道哪些人能相信，怎样才能鉴别，我们没有一条清楚的界限去区别他们。”
“靳富全看上去老实忠厚，可人们说他是个‘运动分子’，每次新的运动来临，他开始都很积极，然后就沉默寡言，什么也不干了，一直到下一次新的运动来了，他又积极起来，我们怎么能依靠他？但又依靠谁呢？”
“可事实是这样的，靳富全去年冬天退出是因为他老婆生病，所有的家务活都落在了他身上，宣传队3月份离干，他老婆病好了，所以他马上又站出来坚持原则，反对坏人坏事。因此，你对人们的话也不能全信。”
“在张庄总有整风和逆流，谁积极就攻击谁已成了习惯，这也影响到宣传队，他们对积极分子的诚实表示担心。”
王京和表示同意申的看法，他说：“在张庄每个人与每个人都有关系，他是他的侄子，她是他的儿媳。再说谁也免不了有不光彩的方面，我们想依靠兴安，可人们说他曾当过土匪，我们便犹豫了。实际上在农村这个地方，没有一点毛病的人根本没有，即使最好的积极分子也不是一贯好的，他也许这方面积极，而那方面就不积极，所以究竟怎么样很难判断。”
“还有”王继续说“宣传队中有些人不注意人民内部矛盾，老是在寻找阶级敌人，他们不是尽力解决内部矛盾，而是在寻找国民党的代理人去打倒。”
这就是那天早晨大家学习毛泽东关于纯洁（一个人必须接受现实存在的世界和现实存在的人，不能把空想的革命的纯洁作为团结和行动的条件） 阶级队伍指示的原因，它揭露了一些重要的问题。
宣传队讨论了很长时间的另一个问题是张庄存在着一帮象郑国番、申胡子、李玉根及儿子李寿平和陈亮天这样的流氓、废物和游荡分子。申胡子一个人的恶作剧就是能写一本书；郑八字和陈亮天则有意诬陷和他们一个生产队的社员崔进则，他俩偷了队里的玉米藏在草垛里，却硬说是崔干的，就这样把崔赶出了生产队。
人们说李玉根的老婆是他生气时打死的，他的女儿淹死在一个无人知道的水池里，人们也认为是李玉根把她推下去的，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五毒俱全的家伙。吃喝嫖赌，加上小偷小摸无所不为。
人们对这种人并不感到吃惊，在农村没有理由对这种人感到吃惊，然而令人吃惊的是，这样一帮令人讨厌的家伙却是李快腿和秦贵宝的好朋友。在“两宝”掌权时，他们的关系就很好，现在仍常在一起喝酒、聊天，他们对自第三个市委工作队（即现在的宣传队）3月份来到张庄，“两宝”就丧失了权力和威信表示深深的同情。
据说李快腿利用这些人去偷听宣传队的会议，并怂勇他们在整风积极分子天黑回家时向他们扔砖头，在所有这一切仍无法阻止宣传队调查时，李快腿又贴出了大字报，以批判坏人坏事为借口，煽动人们反对工作队和与工作队合作的积极分子，这招也失败了，于是他们又翻出了两件过去一直不起争议的旧事，一个是“裴小回事件”，另一个是“翻土改的案件”企图以此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真正的问题上引开。人们说，这是李的领导艺术，是他和他的朋友们在他们掌权的5年中所推行的政治路线。
第三种办法很有效。由于“二宝”组织的对10年前自杀的裴小四和24年前由于王少南的死那些人被说成反对土改的事件反映如此强烈。所以宣传队不得不花了两周的时间从各个方面调查了解这两件事，结果，他们得出了两件事都不值得重视的结论。拌出的这些陈谷子烂芝麻使宣传队的工作走了很长的一段弯路以后，调查又回到了主要问题上：“两宝”利用手中的权力干了些什么？
在这个时候，李快腿和秦贵宝放弃了讨厌的、翻腾老账的领地，迅速撤退了。半夜里，他们叫上郑八字和王文则这两个整风运动的二号耙子，一起步行到长治去了。
接到宣传队的报告，公社马上派人出动找这四个逃兵。他们首先检查了汽车站，因为他们以为这些人可能会乘车去太原。但车站没人见过从张庄来的人。第二天，他们又到市委去找，那儿也没人见过张庄的人，正当他们计划空车回去时，这四位上楼来了。
范文和崔胜和接待了他们，并指出了他们的问题——只抓副业，不抓粮食，不学大寨，粮食产量下降，却仗坏人的支持，丧失了阶级立场，生活作风腐化堕落，抗拒整风运动。
据说这四个人不能回答所提出的指挥，站着不吭声，最后崔同志说服他们回张庄了。几天以后，市委领导决定撤“两宝”的职，重新选举党支部和革委会领导。旧的领导班子就这样结束了。
在宾馆楼上的宿舍里长时间的学习讨论过程中，干部们又把注意力移到了张庄新的领导班子上。党的整风运动的中心目标是发展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这个核心必须是一个能带头搞好社会主义建设，不满足于现状，不违章搞资本主义的核心。崔胜和很清楚地指出，这是判断一个宣传队工作作得好坏最基本的条件，讨论结果表明，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人对选出的领导班子十分满意。
“我不太满意新的领导班子”，高队长说：“这个班子不太理想。实际上张贵才，申继才和李广庆才是我们最合适的人选，除了他们再找不到什么好干部和积极分子了，他们勤劳，朴实，而且在群众中有威信，还有谁能比得过他们？”
“贵才总是坚决维护贫农的利益，”申安怀说，“他一点也不自私，从来不谋求个人私利，可是他文化水平低，学习上总是落后，接受新事物也慢。”
“也许贵才主要的问题是目光短浅，”王京和说，“他的‘新民主主义意识时时表现出来，他认为只要我们不偷盗，不贪污，不投机，这有什么可怕的？谁能找出我们的毛病？但这恰恰反映了他们觉悟低，因为现在路线问题才是主要问题。即使不偷盗，不贪污，不投机，如果你抓不住路线问题，就可能犯更严重的错误，把全村引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
“还有，贵才总爱自作主张。他不考虑形势和政策，不跟别人商量，老是独自作决定。一个大队的领导干部应该接受群众的正确意见和建议，做出正确的决定，并坚决贯彻这些决定贵才能坚决贯彻，但他对事情总欠考虑，甚至自己正确时，也总是说不出为什么，不能以此赢得人心。他和别的干部商量不够，当问题反映到别的干部那儿时，他们总是说：‘问贵才去’，这样，我们成了‘一言堂’。”
“贵才常用一些土改时简单粗暴的现成方法解决问题”，高队长补充道：“遇到难题的人，他总是说：‘只要美美揍一顿他就老实了’。当我们讨论到有一个人不作自我批评，不回答问题，不帮助澄清事实时，他说：‘把他给我，我一个晚上就能解放问题’，意思是说，要打他，教训他，使他老实。这是农民的现实主义，非常实际！但这并不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
人家都认为是极“左”倾向影响了干部和群众。结果证明，贵才的大部分决定都太极端。
张庄新的领导班子已经制订了一套规章制度，包括劳动纪律，粮食分配和社员的权力。这些规章中有些还有问题，其中有一条要求，凡是不能出满工又要分口粮的社员每缺工一天交2元钱的罚金，这条规定不可能执行，也没有执行，因为它带有十足的物质刺激的味道，且结果适得其反。偷懒的问题必须通过思想工作来解决，只靠奖励或惩罚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另一条要求，嫁到村外的妇女要把户口迁到丈夫家所在地。意思是他们的口粮要在别处分，这样就减轻了张庄这个长期缺粮村的负担。
“但是”，王京和说：“这违反了‘婚姻法’，侵犯了妇女的权益。你不能说这是‘新民主主义’思想，这是封建主义思想，妇女不一定非得把户口迁到丈夫家去，是不是迁她自己有权决定。”
这条规定用不分给仍呆在张庄的已婚妇女第二个孩子口粮，挣得工分不够不给分口粮的办法迫使妇女们迁走。
“但即使这样也可以说服，不必强迫，”王说：“一个女人一结婚，村上的人就想让她马上离开，因为在张庄每人只有两亩地，可你也不能因为她们有了一个以上的孩子就不分给口粮呀，这样做会逼她们饿死。”
高队长说：“这样的规定不只涉及到一个人，一家一户，而是涉及到全村甚至路线问题。不是通过发展生产来解决生存问题，而是靠往外赶人！一个领导干部应该学会全面地看问题，全面观察，搞清楚基本政策。但贵才和他的一班人只是孤立地看问题，他们制定的规章是违背社会主义改造精神了。”
1971年大家都说，大寨是贯彻社会主义改造精神的榜样。张庄的干部们虽然也曾两次到大寨参观取经，但并没有学到这个先进大队真正的经验。
学大寨，就是要政治挂帅——也就是学习毛泽东思想，并把它运用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也就是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改造自己，改造社会，也就是要关心集体，关心国家，把国家、集体利益放在首位，关心集体就是要关心集体财产，集体积累，集体投资；关心国家就是要照章如数纳税，支援国家建设，要积极上交公粮，为城市人民提供粮食。
但在张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好象是“欺骗集体，欺骗国家”，“做败家子”，也就是把祖辈们的财产积累吃光花尽。李晋东副队长说。
这表现在哪些方面呢？第一，不关心集体农具。春天，播种完毕，人们就把队里的粪罐扔在地里了，秋天，粮食收割完毕，公社的拖拉机犁地时就从这些被扔在地里的粪罐上开过去，与地一起被翻过去了，人们毁坏、扔掉、丢失农具，那么多的农具不见了，于是干部们开会讨论他们的情况为何与大寨不同。他们认识到自己没有真正理解大寨精神，所以才好几次参观了大寨，但这几次参观并没有把大寨精神带回来。
“学大寨”仍是唱空调，没有人真正掌握大寨的精华所在。张庄的干部们第一次带回的是大寨的工分制，大寨人对每个社员的劳动能力的判断每年一到两次才定出了给每人的工分制，为每一个劳动日制定了固定的工分。工分制规定不论你一天实际干多少活都得到你的固定的工分。在它的影响下，张庄的干部们废除了他们旧的笨拙的计算工分制，采用了大寨的办法，但却发现新的工分制实行后，人们每天干的活比从前还要少。
他们第二次到大寨，看到了坚固的石窑，于是决定要盖房子，不久房子就象雨后春笋般地盖了起来，但粮食产量却下降了。
他们没有学到手的是大寨的政治路线，是怎样以粮食为主，兼顾其它农作物和副业的发展，是怎样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基础上，靠集体的力量获得多、快、好、省的经济效益。
学习大寨，一个集体就必须有一个能率领领导班子搞好工作的稳固的领导核心。但在张庄，实际情况是，在干部的提升和使用中，极“左”思想显示出了最大的危害，而这也正是使张庄长期处于困扰之中的原因。大队仍旧不让中农出身的党员当生产队政治主任和队长，只有过去的雇农、贫农和下中农可以担任，那么，团结中农折政策又体现在哪里呢？
张庄还频繁地撤换有错误的干部，哪怕错误不太严重。共产党的政策是教育和改造人民，帮助他们改正错误，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可张庄的实际情况却好象是一概撤掉有错误的干部，换上别的人，可被换上来的缺乏经验的干部不久又犯了同样的或者更严重的错误。陆晋中比张兴发干得好吗？李快腿比陆晋中干得好吗？问题就是最好的答案。张庄没有发展一个成熟的领导核心，没有培养一个有觉悟的干部，相反，在23年时间里就换了12次领导，这对张庄有明显的影响。
“只要一犯错误就被撤下来”，申安怀说，“可是无论什么人都会犯错误的，特别是年轻人走上领导岗位更容易犯错误，如果你马上把他撤下来就会影响其他人，他们不再敢担任这份工作，年复一年就这样发展下去，每年都换领导核心，春天他们领导播种，秋天领导收割，冬天他们便引火烧身了。在张庄的历史上一年一度的工作队和一年一度的大队干部太多了，因此，群众中流传着这样的话：“春天是红人，秋天是忙人，冬天是罪人。”
“党的整风运动的结果是大多数小队干部和大队干部都不想干了，形左实右不仅仅是过去的事儿，现在依然存在。”
实际上，许多宣传队员也不想干了，当讨论到宣传队自身的革命化时，每个队员都是满腹牢骚，一腔抱怨。
治保主任申安怀在张庄时间最长，并在三个工作队中都起着积极的作用。他说，1971年3月又被派回张庄时，他并不很高兴，“我们工作这么辛苦，这么长时间，可最终得到的评价仍是“老大难”。
另一方面，当新队员们得知长治市委的一个高级干部领导的最早的工作队也没能解决张庄的问题时，说：“如果高级领导干部都不能有什么突破，我们解决问题怎么能有希望呢？张庄就象一锅夹生饭现在让我们来吃他们剩下的残羹剩饭。”
对这个问题最明确的回答是：“张庄当然是一个很难搞的地方，如果不是这样，派工作队到这儿来干什么？总之，什么是工作？毛主席说‘工作就是斗争’。所以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自己团结紧，走出去，摸摸底。”
另一个人却说，他们讨厌斗争，尤其是农村的斗争，因为农村的条件太艰苦了。“如果城里的条件不如农村好，那谁还愿意到城里去？”王京和问。
对公社干部和被派到农村蹲点的干部来说，在张庄工作是常事，但对从城里来的工人、机关职员和机关干部来说要适应就很难了。
“城里的生活轻松多了。我们每天上8个小时的班，星期天还休息，正常工作时我们不必象在这儿一样伤脑筋。在这儿呆的时间久了，大家都觉得很疲倦，因此，我们都想回到正常的工作中去。”一个工人说。
“你们还得担心技术上会落后，到时候恐怕晋不了级。”申说。
“我们不必想这个。”
“也许你不想，但这确实是个问题。”
“不过主要问题是在农村工作太辛苦”，一个钢铁工人说，“没有固定的时间，我们在地里干一天活，回来还得开一晚上会。每个人都得忘我工作，每天晚上都得干到半夜，第二天早晨鸡叫头遍，大概刚四点就又得起床，我们每天只能睡3—4小时，可还是不能解决问题，我们都丧失信心了！”
“是啊，”申说，“我们亲身体验了‘三水’。老百姓说每天有‘三水’——早晨的露水、白天的汗水、晚上的雨水。”
为了避免大家扫兴，这时申安祥突然跳了起来：
“谁打乒乓球？”
卡玛马上响应，不一会儿，他们就在娱乐室展开了激烈的单打比赛，宣传队至少有一半人站在边上围观，有几个人一直准备上台当冠军。
地区有一个新闻记者叫戴晋忠，乒乓球打得特别好，他最后迎战卡玛，卡玛被打下台后，一个钢铁工人与他对阵，就这样轮流上台，一直打到深夜。
打乒乓球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把人们的思路从张庄这个“老、大、难”地方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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