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美〕威廉·韩丁《深翻——中国一个村庄的继续革命纪实》（1983）
五十五 大队书记发言
来自中央的林东给我们介绍了二队情况，这是张庄村两条路线、相互冲突的两种势力公开对抗的地方。简而言之，这是“阶级斗争”公开爆发的地方。我们决定暂时离开五队，抽一、两天时间注视一下二队整风情况。
十二号晚上，我们终于抽出时间去参加二队会议。这是一座砖砌的三间二层楼，和五队办公室非常相似。一部分小学生每天在这里上课，因为在旧日本碉堡旁边新建的学校容纳不下所有的儿童。由于年久失修，门上没门，窗上无窗。尽管有几张旧桌椅（白天当作老师们的办公桌），但是大部分社员找不到座位，只得象往常一样自带小凳子或搬些砖头坐上。二队是否有自己的办公室，没有人提及过此事，这个教室似乎是可找到的唯一的开会场所。
这天晚上的主要发言人是原大队干部贵才。他仍然是二队的社员，因为他住在二队的工地上，当选大队领导前是二队社员，根据最近的决定，从现在起他要到一队上工，作为和领导组的日常联系人。但是由于过去他没有和一队一起干过活儿，所以在一队社员面前发言，或听从他们的批评就没有什么意义。贵才在台上谈论大队事务没有什么尖锐对抗，这样使得一天前的会议十分活跃。我们没有看到什么小集团活动的证据，没有看到使林东保持警惕的阶级斗争。
尽管如此，既然贵才是大队的主要干部，我们渴望看到他说什么，人们对他有什么反映。
一九七一年我在山西，每到一处都有一个习惯，贵才也是如此，一开始总要引用几条毛泽东语录，他选择了两句强调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长期性语录。
“在中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决定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将需要很长的历史时期。”
“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在他开始发言时，细心选择这些语录是显而易见的，第一点他强调和前天晚上郭真宽在五队会上强调的内容一样，贵才称之为自己的半截子革命思想。”
“这次整风运动之前，我不想再工作了，客观原因是什么呢？我不识字，年纪又大了。而现在搞政治工作要格外小心谨慎，不象解放后我们那种大大咧咧、粗枝大叶的作风，因此我开始想当半截子革命了。另外，我家也比过去好了，盖了新房，生活水平也提高了，所以我开始想当半截子革命了，并且发现我不如以前那样热心为人民服务了，现在看来那是非常错误的，许多文盲都干得不坏嘛，大寨、西沟都有不识字的人当干部，而且比我年纪还大，因此，我的想法是没有道理的，可这就是我的真实想法。”
“现在整风运动已进行了一年，我又想了很多，我学习了杨水才和焦裕禄等先进榜样，认识到如果不继续革命，就会变成反革命，不把革命进行到底是不对的。我要做的一切就是新旧社会对比，过去我放过羊，当过长工，现在我是党员，是干部。如果群众要我当他们的服务员，我拒绝不干怎么能对得起毛主席呢？我应该用尽我百分之百的力气。”
“如果群众要我服务，我就该当好人民的老黄牛，绝对不应该为了过好生活，多挣工分而操心费神。很简单，为人民服务搞好生产使大家都能吃好。”
“因此，现在我不再前后盘算了，我的想法是，如果群众需要我干一天，我就要好好干一天，什么时候死了什么时候算拉倒，我决心改变张庄的落后面貌，就是死也心甘情愿。”
“今年我在地里干活儿少了，没参加足够的集体劳动，而且我还有主观主义，有些问题我没有和人商量，只是自作主张，我和干部群众商量不够，脱离了群众。”
“最近我又产生了骄傲自大思想，认为今年庄稼长得好，即使亩产达不到400斤，我们的生活也比以前好多了。但是，这不是一种好想法，因为人一自满自足就不能进步。事实上我们在马厂是落后的，更不用提山西或全国了。往北一英里人家收四、五百斤，而我们还不达300斤，到于大寨和西沟，我们连人家的零头也赶不上。”
“参加集体劳动少是脱离人民群众的主要标志。我是属于二队的，但是和他们一起劳动的时间不多，或者接触不多。陈永贵有一个小时、半个小时，也要下地劳动，为什么早饭前我不该下地劳动呢？”
“二队的一些问题应该由我负责，毛主席说哪儿有困难我们就应该到哪里去。如果有问题，就必须处理，但是我为队里解决的问题不多。我听说他们烧坏一台电动机，但是没有调查过，这是官僚主义。我的成绩很少，但是缺点很多。”
“因此，今天黑夜我就检查这些，今后我一有时间就要和群众一起劳动，有问题就和大家商量，我要开展学大寨运动。”
“下一次我要在党支部和全大队面前作自我批评。请批评我，我自己脸上的脏东西自己不容易看，可是别人看得一清二楚，你们不给我提出缺点，我还会认为我是对的，我一直把毛泽东50字语录作为标准，我完全赞成，但是我觉得我缺少必要的生气。”
“说完了，欢迎大家批评，如果你们不批评，就害了我！”
考虑到贵才身负重任，二队社员对他的评价是温和的、笼统的。群众没有直接发泄不满，而是间接地谈论，比如说贵才的姐夫周成福和他的哥哥周成乐，因为其父亲的遗产——院内地界线问题大吵大闹，他说：“我们应该根据国务院政策办事，不管是公共利益，还是私人利益，都要符合国务院的政策，有多少条呢？ 六十条？ 我记不清了，但是反正应根据制定的条款办事。”
显然，他认为在他个人财产问题上，他哥哥违反了六十条。
主要对象秦快嘴最后发言说，贵才应该学会团结和自己有分歧的人，这是毛泽东整风纲领的重要一点。尽管他没有详细说明白，可是他似乎显然是指贵才应该和他这个发言者，以及他所有的追随者团结一致。
“为什么？”秦问道，“二队社员割草时畅所欲言，而你一来他们就不吭声了呢？你应该学会听取不同意见，倾听各种各样的观点，多学点儿东西。”
这儿尽管没有指名道姓，秦快嘴再次告诉贵才考虑他们一伙的意见。秦还说贵才在大喇叭上讲话很多，应该省出更多的时间听听中央的声音，省出更多的时间解释国家和地方政策。
所说的一切说明，表面现象下面酝酿着满腹牢骚，只不过是人们不愿直言不讳说罢了。但是如果考虑一下发言者，又说明这些报怨牢骚是涉及到个别闹独立性人的特殊情况的，并非有关贵才领导工作的根本问题。
大多数发言者都感到贵才作为大队干部干得不错。他们喜欢他，信任他，发现他平易近人，尤其是整风运动开始以来更是如此。他们尤其喜欢他深入群众之中，乐意倾听批评意见。他们提出的最大问题与主观主义有关，大队领导往往不预先准备，不作适当的调查协商就当场作出决定。他宣布租给工人的房租房间一元就是个例子，怎么能好坏房子一个价钱呢？另一个决定是嫁出的妇女如果不迁移到丈夫所在村，其第三胎孩子不给分口粮。在诸如此类的事情上，贵才往往作出违反国家政策，或忽略一部分人的利益的决定。关于一些其它问题很简单，他没有对群众作适当的解释，一个很多的例子是分配救济粮，这是大队为使全队渡过困难时期，维持到秋收借的粮食，没有说明粮食只是为困难户，许多人原以为是按人口平均分配，当不按人口分时，他们便大发牢骚，但是这一切都是由于对借粮基本政策的误解。
申石玉提出的另一个问题对我来说似乎是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他是多嘴多舌天主教徒申传德唯一的在世的儿子，其父在一九四八年发挥了令人怀疑的作用。
“既然你是一把手，我想说这里的主要问题不是肥料，而是对科学方法的信任问题。我们抓了肥料、灌溉，但是，土地本身仍然还是个问题，地一浇水就变硬，这个问题必须解决。另外，还有对土地选择优良品种问题，如何改良土壤，如何培育合适品种，这是最重要的问题。”
在我看来，这一点确实是一个关键问题。自从大坝竣工以来，有一次坝水供灌溉，有了主干渠，然而张庄农民还没有为灌溉而修整好土地，这是肯定有原因的，原因就是土地本身对水的反映，这种土壤本地称“盐碱地”，就是说秋天雨季结束，大量的水蒸汽把底层土壤剖面土的盐带上来，因此把土地变成混凝土样坚硬的粘土，几乎无法耕种。国家号召灌溉施肥证明对张庄的情况很不适应。这里的技术问题不是增加肥力，引水灌溉能解决了土壤结构、排水，以及内部渗透问题的，但是大队没有处理这些问题。大队、公社以及市干部都把张庄的产量低看作是个政治问题、路线问题，走资本主义道路问题、他们的方法是加强集体意识，强调大寨自力更生，大寨苦干实干，强调多上粪、多浇水。由于反反复复的运动都强调这些东西没有成功，人们很不情愿扩大灌溉渠，平整土地，而干部们则认为群众落后，顽固、堕落。当然由于这是对中共运动的一个信任问题，没有落后群众，唯一的另一种结论是只有干部才能落后、顽固、堕落的。
当然，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讲这个问题可以称为政治问题。一个献身社会主义的领导本来早就该把农业放在张庄的首位，早就应该把影响高产的技术问题进行客观的分析，不必把来自上级的一般解决方法信以为真——多上粪、多浇水。这样的领导本来应该研究张庄的特殊的土壤状况，并且进行各种实验来征服这种“盐碱地”。正确的政治态度几乎可以肯定会产生正确的技术方法，但是，面对产量低下，耕地面积日益减少，人口急速增加等问题，大队领导都采用了简单的方法，强调搞副业，而同时上级千方百计使张庄把重点放在多上粪、多浇水的轨道上的种种努力遭到了农民的消极抵抗。他们知道浇水能使土地变硬，几乎可以使来年长不出庄稼，继续按照传统方法种地，拒绝汗流浃背地修筑灌溉系统。
当张庄农民听说一英里之外的马厂庄稼长得很好时都持怀疑态度，他们很清楚，马厂的土地没有张庄的难耕种，也可能根本就不是“盐碱地”。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问题肯定是一次又一次被人们提出，但是，那天晚上没有得到任何反响。人们所全神贯注的是秦快嘴在这次开会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他似乎控制着会议进程。他说：“咱们讨论讨论。”大家讨论就开始，他决定讨论进行够了，讨论就结束。他的性格似乎操纵着各个小组，而他的追随者如八字脚郑，起着非常积极的作用。他比别人发言次数多，声音大。有一次，秦快嘴不是要求，而是命令陆何仁给他倒一杯水，似乎这位队指导员是某种仆人一样，而且何仁也答应了。
显而易见似乎秦快嘴和他的人员是在有预谋的活动。
次日晚上秦快嘴问王腊肉他是否能作自我批评。
“如果我只说我的错误，可以发言吗？”
“我们和领导商量一下，”王说，“原先的决定是只有恢复党组织生活才能在生产队会上发言。”
“可是，这儿人人都认识我，”秦说，“我怎么工作，我干了些什么，我在自己队社员面前发个言有什么坏处呢？”
“我得把这个问题向领导提出来。”王重复道。
这话使秦十分恼火，他大步跨进人群，拿起小板凳，狠狠地走了。
他企图控制小队会议，操纵会议进程，没有任何自我批评的样子。人们都感到秦快嘴态度专横，行为野蛮，致使大会失去控制。他的态度完全是抵触性的，再加上他挖苦讽刺小麦下种率低和分配救济粮等问题，结果自己把斗争主要矛头直接对准了自己。
秦快嘴一走，二队的会议便平心静气地进行开了。大家听两名党员进行了自我评估。一位是19岁就入党的老同志陈万田；另一位是一九六四年四清运动入党的青年妇女李莲萍。
陈万田对他饲养牲畜工作作了道歉，尤其是没有按计划繁殖骡马。但是自称春种高潮期间参加突击队和青年人一起肩并肩的干，一点也不落后，并且还自豪地谈到给过路的八名解放军战士借被子过夜。“他们一共只有四条被子，我把我的被子借给了他们，还为他们烧水，这仅仅是一个党员应该做的，是我的义务。”
李莲萍是二队记工员，她感到她没有扎扎实实刻苦学习，而且缺乏斗争精神，“我没有和坏人作斗争，没有真正懂得两条路线斗争”。她没有提起她这位年轻母亲带着一个新生婴儿，不能积极参加整风运动的情况。
社员们热烈地讨论了他们俩的情况，并作了尖锐的批评。
“记住，”队指导员陆何仁说，“我们有共产党员标准，不能象老百姓那样来作评价。我觉得陈万田改了不少，现在比过去关心公共财产了，他拉的车坏了，不找队里修理，而是自己在家找东西抽时间修理，生怕耽误工作，他还带头参加生产劳动，领导车把式修灌溉渠。”
“他的弱点表现在阶级斗争方面。在这方面他没有起到带头作用，当然文盲不识字，是个借口，学习有困难是个借口，但是批判阶级敌人不需要知道如何看书写字，坏人坏事总是会揭露出来的，他能在这方面有所进步。”
裴新民同意何仁对陈万田的看法，他在屋子的一个角上发言，【声音从黑暗中幽幽地传出，只见其身，不见其人】。裴说陈万田今年有进步，他过去在磨坊干活儿，现在赶车，非常负责任，分给他什么牲畜他要什么，不管好坏。如果车坏了，抽时间自己修。但是，他的缺点是在阶级斗争中不主动，不管是批评谁他从来不发言。”
“这是自私自利的态度”申树德附和着说，“他没有斗争精神，确实是自私自利。他应该认认真真批评自己，勇敢地站出来和坏人坏事作斗争。”
他们也批评了李莲萍的同样弱点，但是对于她当记工员的表现都【同声】赞扬。“非常负责”、“一连工作好几天，都不出半点差错”、“解决问题耐心”，但是，“她从来不向领导报告群众的不满和批评，而是和群众一起发牢骚”、“在阶级斗争中，她是个老好人”、“他是个好记工员，但是她是个老好人。”
散会后，群众都走了，党员留下讨论如何对待群众的批评问题。
裴新民首先说：“要做的事就是下决心苦干和工作。”
“对”陈万田说，“不管他们提出什么意见，我们都要改正。”
“但是，我们不应该盲目地跟在群众后面”，新民说，“我们应该确实起带头作用，队里的决定要执行到底，不能姑息迁就。每天的工作要定额，五行就是五行，不能只锄四行，看看太阳落山，人们准备走就收工。”
“对”，陆何仁说，“尽管我们现在每人只有二亩地，附近还有这么多工厂，还有机务段，我们可以搞到各种粪肥，如果我们不能提高土地产量是说不过去的。但是，我们的社员本应下午二点下地，可是他们仍然是三点才去。”
“最慢的还是没老婆的人”，万田说，“秋收季节，中午我们连回家吃饭都顾不上。”
“我有个建议”，新民说，“铁三局附近有个地方许多人已住进去了，还没有安排人掏粪，此外，村里的解放军也没地方处理猪粪，我们应和这两个地方联系一下，在三局附近建一个化粪池，还要和解放军联系有关猪的问题。”
“说干就干”王腊肉说。
“明天我和他们联系”，新民答应说，“我们还有大缸吗？”
由于大雨滂沱，水位很高，只挖化粪池是不可能的，得埋下大缸才好收集人粪尿。
陆何仁说他知道那个地方有大缸，然后又补充说：“群众的批评听起来不可能总是很好听，我们必须正确对待，绝不能发火，那是不符合党员标准的。我们一定要带头参加劳动，勤奋工作，不能只是对领导定下的任务发牢骚，每个人都可以独立发挥重要作用。”
裴良顺提出最后一件事，车碾庄稼问题。
“如果牲口跑了，庄稼给压倒了，我们不能太责怪赶车的”，陈万田说，“但是有些人竟然坐在车上眼睁睁地看着一整行庄稼被车轮压倒，尤其是年青人，他们满不在乎，而且从来不听人劝告。”
他们决定召开小队会议讨论这个问题，同时还进一步作出计划用新的宽垄种植法播种小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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